这里关于何其芳，我还想插上一两句话。他的确认为雪峰对“政治第一、艺术第二”提出不同看法，是个原则问题。但平心而论，从对他的了解、感受来说（何其芳曾是我长期工作在那儿的一份文学杂志的编委），在文学研究工作领域，他的学风、文风，还是比较严谨、求是，深入、细致的，他跟某些在学术问题上习染了“左”风的人还是保持了距离的。如他写成于1956年下半年，发表于1957年上半年的那篇八万字的《论红楼梦》，就是在认真研究、思考的基础上充分地展开了自己的见解。在论述人物的典型性时，他批评了盛行一时的典型被归结为“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典型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政治性的问题”这样的“左”的片面的论点，而勇敢地提出了“世界上有些概括性很高的典型是这样的，它们的某些特点并不仅仅是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现象”，这样正确的、符合实际的看法。另外，据我所知，从1958年起，他对文艺界的某些虚夸风，不重视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也是不赞成的，这一点倒跟雪峰一贯的观点比较接近了。
我们再回到冯雪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领导的岗位上他兢兢业业，为文学出版事业，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奉献，也仅仅过了六年多相对平静的日子，在1957年，中国知识界遭重创的这个年头，冯雪峰仍无端地被划为右派。他的所谓鲁迅著作那条注释的罪案，完全是存心整他的人，莫须有地强加于他的。他们先是请雪峰的一位老友做说客，诱使雪峰承认所谓“罪过”，许以宽大，而最后是彻底将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其实，从反右初期内部下发的这册《冯雪峰言论》已可看出，那是做了很大的准备，要给雪峰算总账了。雪峰是唯一长征干部被划右派者，没有最高领导人拍板批准，当然是难以做到的。雪峰在中国作协召开的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大会上多次挨斗受辱后，曾一再表达自己的愿望，恳请留在党内。可是无论在政界、文界，他的仍旧保有权势的老友们，没有一个人出来为他说话，因为这明摆着有不便之处。
雪峰身陷缧绁二十多年，他从较宽敞的宅第，搬进了北新桥闹市一处普通干部居住的嘈杂院落，夫妇两人住着很小的房子。雪峰对生活标准的降低，安之若素。他出身农民家庭，习惯过平民清苦的日子。白天，在“人文”社一间孤独的小屋里，他仍然艰难地、尽责地做要他做的事。但屈辱和内心痛苦日夜煎熬着他，使他胃疼难忍，身体状况大不如前。“文化大革命”中，1969 年，雪峰以年近七旬高龄，下放咸宁干校劳动改造。那几年，他和舒芜、绿原、牛汉等所谓“有问题”的人在一起，开垦山坡上一大片菜地。我天天路过那儿，几乎天天看见雪峰，他扎起裤脚，有时赤脚挖土、浇粪、种菜，像个老农。有时是干的重体力活，甚至担粪。只见老人神情木然，沉默不语，汗流浃背。这样艰难处境的老人，我有时真要怀疑，这是曾经叱咤风云、人人尊敬的长征英雄、老前辈吗？这是为共产党立过大功的全国知名诗人、评论家、翻译家，鲁迅的密友、大文化人吗？
雪峰(4)
70年代中期，雪峰的病情恶化了。他住的小屋，冬天寒冷，他咳嗽不止；院中有人在修整房子，吵闹不堪，却没有人关心哪怕稍稍改善一点这位垂危老人的环境。在他弥留之际，单位的军代表和业务负责人来了。老人说出了他最后的遗言：希望回到党内。那不了解艰难时势、复杂内情的军代表脱口而出，表态支持；而坐在他身旁一位复职不久的原文艺界人士，对这军代表连连使眼色又牵其裤腿，示意他在这事上免开尊口。这就是“四人帮”仍在肆虐时，当年的世情。雪峰辞世时，遗憾地仍未解决这位一直为自己终生信奉的理想奋斗的老人的心愿。
雪峰的一生，既坚持自己青年时代选择的共产主义信仰，英勇地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同时始终不渝地坚持反封建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并付诸实行。他认为这二者是不矛盾的，没有彻底的人民民主主义，尊重人、团结人，善意地帮助人的人道主义（他曾说过，战争是暴力，除非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人们才不得不暂停使用人道主义），中国不可能真正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从来没有官架子，无论对上级还是下级，都是平等相待。他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总是伸出援助之手，友谊之手。尽管这样做，在过去艰难、复杂的地下环境，要冒很大的风险并遭受不了解真相的人们的非议。他仍然我行我素，并不在意别人的非议。因为这是共产党人的良心、责任和义务要他这样做的，也为地下环境的高级领导人如周恩来、董必武等所理解、支持，因为这样做，是对革命事业有利的。例如，对30年代被鲁迅批评过，有的也确实犯有大错或过错，社会上名声不大好的人，像姚蓬子、冯达、杜衡（笔名苏汶）、韩侍桁、胡秋原等人，他都曾善待，给过帮助；反过来有的人（如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姚蓬子、韩侍桁）也曾掩护、帮助过处于困境中的革命分子。进步作家骆宾基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记述，1948年，他从南京国民党监狱放出来后处境仍很危险，没有去路。他秘密到达上海后，是掩护过雪峰的韩侍桁接待了他，将他安排在自己开的书店小楼上隐蔽起来，并迅速与雪峰取得了联系。韩侍桁因为信任共产党人雪峰，也善待雪峰的朋友，只有一面之识的骆宾基。
即使被划右后，自己的处境那样不好，雪峰仍然始终关心他的老友、同事，30年代著名左翼杂文作家聂绀弩划右后又遭遇了新的冤案，被捕判刑，比他更艰难的处境。70年代，雪峰自己病重的一个中秋节，他还要自己的亲属去市场选择味道稍好，适宜老人吃的月饼专程送给腿脚不便，经常孤独地卧病在床的绀弩夫人品尝，使她欢喜地吃了月饼，得到了比月饼更加珍贵的人间真情的温暖。
在40年代，雪峰曾写作发表过他思考、论述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人类友爱，乡风和市风，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等著作。然而在1957年下发的《冯雪峰言论》中，也将这些虽然有缺点，却并不离谱，不乏好的见解的文章和著作，列入被批判的有问题文稿行列。
1957年9月16日，周扬在首都剧场作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总结报告，这个报告后经毛主席审阅、修改定稿，题为《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于1958年2月在《人民日报》面世，《文艺报》转载。很快出了单行本，全国发行。当时听这报告，我印象最深的是周扬除了点名冯雪峰、丁玲是“反革命分子”胡风的后台和同盟军，还批评冯雪峰、丁玲、徐懋庸等人是参加民主革命斗争的个人主义者，因为坚持个人主义，就如同列宁论述过的，他们是革命的暂时同路人；社会主义就是要革个人主义的命，因此他们难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堕落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周扬讲得慷慨激昂，振振有词。但是今天回过头再看，不用我多饶舌，周扬的这些论点难以站住脚了。有什么事实证明相信民主主义，尊重个人的价值和赞成人的个性全面发展的人，就必定是个人主义者而不是集体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呢？难道社会主义就意味着不尊重人本来应该享有的尊严和权利，而必须一部分人实行专制，剥夺另一部分人的尊严、权利，去接受别人的奴役吗？难道民主主义、尊重个人和人必定具有的个性差别，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这些好的词，都是邪恶，都要送给资产阶级独享，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就不需要尊重人和人的价值、人的个性全面发展，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吗？其实这真正是使社会主义走向了一条没有民主、人道主义，肆意践踏人的尊严、权利和个性的邪路。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是人们记忆犹新的典型例子。因之周扬最后有所反思，回到了接受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这道基础性的命题。某些仍坚持扭曲社会主义伟大理想，使之异化的人，历史证明，他们不过是小丘；而承受了风雨吹打的雪峰，是真正耸入云霄的高山。
2000年5月23日写完
6月13日改定
（载2000年第10期《山西文学》杂志）
沈从文印象(1)
有人说，要了解沈从文，就要了解养育他的湘西的山水、山民，我觉得这话有道理。
是沈从文，以他那珠玑般的作品，使偏远一角的湘西，在全中国、全世界出了名。然而要是没有湘西山水、山民的化育、点染，当然也就没有沈从文这样出色的作家。
我有幸走过湘西几个县，几位男女山民为伴，沿着沅水、澧水，穿越武陵山腹地。湘西山水到处皆美，闻名中外的大庸县张家界的奇峰异水，只不过是其间一处代表。看到湘西的山水人物，就让人想起沈从文小说中描写的某些场景。
1953年我调到北京，恰好下半年有位生得窈窕俊秀的中年妇女来到我们单位工作。她就是沈从文的夫人。由是我有机会去她家串门，认识了久负盛名的作家沈从文。
说来也奇怪，在当时，我只知道沈从文很有名气，却一点也不了解他。解放前，我是个自命不凡的“左倾”青年，没有怎样读沈从文的作品，倒是读了进步文艺界人士不少关于沈从文的言论，先就对这位作家有个很不好的“先入为主”的印象。沈从文嘛 ，北京大学的大教授，郭沫若先生声讨过的“反动”文人嘛，属文艺界的“右翼”。可是1953年冬天，我第一次见到的沈从文，却大出我意料：那时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一家四口人住着两间小平房，沈从文着普通的蓝布制服，见了人一脸的笑———我觉得那是一脸的诚恳、质朴，而且操一口湘西乡音，连喊我“坐、坐”。家中的摆设也很简朴，唯书架上有一些旧书，桌上有一些泥塑、古董、彩色织锦之类，表明他这位文士，现在正在从事古文物研究的新工作。我问他为何不再写小说，他笑了笑，说：“要改造思想嘛！我还有精力学些新东西！现今的工作，虽说是打杂，也蛮有意思的！”他满有兴致地向我这个对古文物一窍不通的人讲说他的新工作；夸耀祖国悠久的文化创造，说这值得他花费精力去整理、考证，而过去在这方面好些还是空白，例如中国纺织品的发展，中国古代服饰的变迁历史……正讲在兴头上，他的夫人提醒说：“人家客人是来看看你的。你讲这些他们未必有兴趣。你少讲点不好吗？”沈从文呵呵地笑了，一脸的天真。“啊，我讲多了，你们不高兴听？”我和同去的同事连忙说：“高兴听！高兴听……”
沈从文在他的夫人面前真像个大孩子，而他夫人在他家中，素有“政委”之称。我的观察，这种情景，差不多符合他家中的实际。
与一般人们想像相反，沈从文身上丝毫没有大作家、大文人的架子，倒是保持着孩提般的天真纯朴，我觉得那是一颗赤子之心。正因为如此，他在小说写作上是那样敏感、细腻，富有童心、同情心，能深入到纯朴的山民心底里去、灵魂里去；而在为人处世上，他也是挺天真、单纯的，一点儿也不“油”，似乎不谙世故。所以，少不了身边夫人那样的“政委”。与一般名作家在解放后的遭遇不大一样，他虽是名作家，人也在北京，却没有资格参加1949年秋天在首都举行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
在北平和平解放后，他这位知名作家、大教授，没有继续保持他那教授的身份、地位，却是像我们这些普通知识青年、或来自旧社会的中小职员一样，进入一所革命大学，接受短期的政治训练，过着紧张的军事化的生活。其后由“革大”分配工作———分配到历史博物馆。起初完全是做事务性的打杂工作（1953年冬天我见到他时，才开始做点研究性质的工作），而且解放后连续数年，可以说完全跟文学界的活动“绝缘”。
历史是公正的。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从“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全国不少出版社竞相出版沈从文的选集、文集，美国人邀请他去访问。一时形成海内外的“沈从文热”。他的极富地方风格和个性特色、在艺坛上独树一帜的璀璨的作品，重又为广大的读者，尤其中青年读者和文学工作者所接受、欣赏、喜爱。在有些中青年作家写得成功的作品中，明显的可以看见沈从文的影响。文学创作事业是有一定继承渊源的，是需要借鉴前人的，要不然，岂不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当然继承、借鉴不能代替创造。我常想，在全国文学界，这几年“湘军”的崛起，自然是因为有了有利的“气候”、“土壤”等等诸多的因素，但难道跟湖南诸位前辈作家，例如沈从文、周立波、蒋牧良等“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的作用、影响分得开吗？
至于沈从文解放后花了几十年的心血写成，用中、外文出版的洋洋大观的《中国古代服饰史》，亦可以留传后代；且使他跻身于中外著名文化史、风俗史的专家、学者的行列，而毫不愧色。
我觉得沈从文作为一个人，正是始终保持了他那湘西山民纯朴、健朗、倔强、认真的性格。而他在创作上、事业上的辉煌成就，正跟他这种山民性格分不开，而且得力于这种山民性格。他对物质生活的要求是十分淡泊的，长期底层生活的锻炼与健康的体魄，使他能够忍受各种低水平的甚至困厄的物质生活。早期他住在北平的穷公寓里，以两个烧饼充饥，开始他的写作起步，曾经成为广泛流传的佳话。他的精神状态则是健朗、达观的，所以，也能够以“大而化之”的态度，对付生活加给他的“厄运”。（在我国政治生活不正常的那些年月，他的两个儿子都被错划为“右派”。在“十年动乱”中期，国家文化机关全部“砸烂”，沈从文夫妇虽属明显的“老弱”，也被动员下放，和我们一起到湖北咸宁的农村。）
沈从文印象(2)
如今沈从文已迈过八十高寿，居住在北京一所极普通的寓所里，三间不大的住房，家中没有电话，出门没有小车，比北京文化界那些新上来的四十岁、五十岁的“司、局级干部”，条件差多了。但是老人的生活态度仍然是沉稳、乐观的，他对自己一生创造了这么多精神成果，大体取满足态度，他对生活别无所求。
不幸他在去春突发了中风症———左边身子偏瘫。今春我去看他，他躺在靠背椅上，但头脑仍是极清醒的，记忆力极好，也能说话。（幸亏患的是左偏瘫，要是右偏瘫，便无法说话了！）他兴致颇高地与我说起往事，回忆着与我共事过的那些熟人，毫不费力地说出他们的名字。
话题转到他的故乡湘西。沈从文兴致勃勃地追忆了前年与他的夫人一起回故乡之行。说起湘西奇特的山和灵秀的水，别致的风情，生活中正在发生的新变化……我看见八十老人的眼珠奇亮，似有泪水在其间颤动。老人似乎已“返老还童”，他的灵魄重又飞回了他终身热爱的湘西故乡……而湘西美丽的山水，可爱的山民，那是永远健朗、青春不老的象征！
上文是1985年写的，现在时间过去了将近九年。沈先生于1988年5月逝世。他去得很安详，像是没有什么痛苦和遗憾。沈先生去世后，我曾去他家中吊唁。根据他的遗愿，丧事办得极简。墙壁上有两张素笺留着沈先生的遗墨，我默默地念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我理解了，这是伟大哲人、诗人对我们晚生后辈最后的留言。海外亲人，兆和妹妹充和、汉思夫妇寄来的“从文二哥永安”的挽联；“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则是对“从文二哥”最恰当的评价，对伟大灵魂最好的安慰。
我在《人民文学》的老同事、沈先生夫人张兆和那年已经78岁，身体清瘦，但显得很坚强。五十五年来，这位出身安徽合肥的名门闺秀（她的兄弟张定和是作曲家、有的姐妹生活在美国）一直同沈先生风雨同舟。沈先生过世后，她将主要精力用于编辑沈先生的作品和整理遗稿并应一些作者之邀，审读他们撰写或编辑的有关沈先生的著作或文稿。她真是一年四季、年年月月不停地忙。兆和是一位非常细致、严谨、认真的编辑，她曾长期担任《人民文学》杂志的文字编辑，总是字斟句酌地推敲修改文稿，这一点已经出了名。沈先生去世之前，她曾帮忙审读我们文化艺术出版社编辑的沈先生一本题名为《凤凰》的小说集校样，我发现她不仅改正了一些错排的字，连沈先生的原文个别句子她也略有些删修。细一衡量觉得她的改动是必要的。也只有最了解沈先生作品的风格和行文造句的她，才能做那样天衣无缝的修改。近几年，她完成一个很大的工程，就是主持出版了二十卷的《沈从文别集》，由湖南的岳麓书社出版。她在简洁的序言中写道：“从文生前曾有过这样愿望，想把自己作品好好选一下，印一套袖珍小册子，不在如何精美漂亮，不在如何豪华考究，只要字迹清楚，款式朴素大方，看起来舒服。”她终于实现了沈先生这个愿望，别集真是做到了朴素、大方，便于普通读者购买。集中还收进了过去从未发表过的一些作品。沈从文当年在中国公学追求张兆和时曾是写情书的能手，沈先生自己和他的朋友都对我讲过他的罗曼蒂克史，可惜那些精彩的情书已毁于日军侵陷苏州的战火之中。而别集中却收进了难得一见的沈先生和张兆和婚后第一次离别的书简。此外还收入了“文化大革命”中沈先生的书信、日记、“思想检查”等等。今年张兆和已是84岁高龄，又在牵头编辑共二十卷、六七百万字的沈从文全集。兆和其人属外柔内刚性格，她在沈先生处境最困难的时候，刚强地支撑着他、庇护着他。而在沈先生去世、她已处耄耋之年，益发见出其内在的刚性与作为。我祝愿老人精神永健！
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恋
——读《从文家书》
上海远东出版社不久前出版了一本好书《从文家书》（从文兆和书信选）。这是让读者最直接了解作家沈从文和他的夫人张兆和高尚人格与个性的难得的佳构。我不由想写写沈从文、张兆和的爱恋。这可不是为迎合当前捕风捉影胡乱编造名人爱恋故事的某种时尚，而是根据我自己对两位直接的观察，结合他们的家书来谈谈我的感受。人们常说从恋爱、婚姻这类最个人的事情上最能见出一个人的品格，此言不虚。张兆和女士出身安徽合肥的名门闺秀，家住苏州，早年在胡适博士办的中国公学读书，是出名的校花，在该校任教的沈从文先生相中了她，用一封又一封情书猛追，结果达到了目的。这个故事在文艺界部分人士中广为流传。记得１９８５年春天我去看沈老时，还同他交谈了“穷追”———他的这一恋爱经验，他微笑着。但是具体情形究竟怎样呢？从保留至今的沈给张的几封珍贵情书看，沈其实是个很纯很纯的人。当得知他苦苦的求爱未被对方接受，这时胡适叫他等待，学生王华莲（兆和的好友）劝他安心教书，友人徐志摩说你如果“受不了苦恼时走了也好。”沈决心走开。他在给兆和的信中吐露自己心曲：“……我害怕我的不能节制的唠叨，以及别人的蜚语，会损害你的心境和平，所以我离开这里，也仍然是我爱你，极力求这爱成为善意的设计。若果你觉得我这话是真实，我离开这里虽是痛苦，也学到要去快乐了。你不要向我道歉，也不必有所负疚，因为若果你觉得这是要你道歉的事，我爱你而你不爱我，影响到一切，那恐怕在你死去或我死去以前，你这道歉的一笔债是永远记在账上的。在人事上别的可以博爱，而爱情上自私或许可以存在。不要说现在不懂爱，你才不爱我，也不要我爱，就是懂了爱的将来，你也还应当去爱你那所需要的……才算是你尽了做人的权利。我现在是打算到你将来也不会要我爱的，不过这并不动摇我对你的倾心，所以我还是因这点点片面的倾心，去活着下来，且为着记到世界上有我永远倾心的人，我一定要努力切实做个人的。”爱不是自利的占有，爱是为对方着想，爱是牺牲、奉献，爱是使人变得更美好！正是这诚挚的倾诉，打动了少女张兆和的芳心。
事实上沈从文无论恋爱或做事，他终身保持了自己的纯朴，这是某些高踞文坛之上，声名赫赫的人物无法企及的。历史证明在中国从旧到新的大转折时期，部分左翼文人将沈作为“赵太爷”式“假洋鬼子”、反动派的帮凶来公开声斥，无非制造了一起冤案。但对承受者、对爱国爱乡土，有自尊的作家沈从文，其处境可想而知。正欲“好好的来写”一二十本作品的他，不得不终止了自己热爱的文学写作，也走下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讲坛，因绝望而精神失常。这从本书所收“呓语狂言”中可以看到。然而沈从文毕竟是沈从文，当他精神恢复了，他便振作起来，为他所爱的国家、乡土而埋头苦干，即使相当时期是“跑龙套”式的差事，也认真做好。作为一个富有经验而又敏感的作家，每当接触日新月异的生活变化，又时常引发激情，想在创作上再试身手。读者只要读读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年的“川行书简”，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的“南行通信”，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跛者通信”，便不难了解沈从文那颗爱国爱乡土的拳拳之心，纯朴之性和对文学艺术种种真知灼见。是的，本书提供了关于这位作家最直接真实的第一手材料，值得细读。
说起张兆和，沈从文对她的钟情和婚恋选择是完全对了。她年轻时是难得的外美内秀的女性。跟沈先生结合后几十年患难与共的岁月，更加证明了，她是外柔内刚，坚强、有识见、有决断的女性。在沈先生最困难的日子，是她给他以力量、信心、勇气、安全感，她不愧是沈先生的爱侣、良伴、贤内助；在那些阴霾沉重的日子，她更给他以温暖、光明、方向感，她是沈先生名符其实的“家庭政委”。读了这本沈、张家书，相信你会与我同感。
１９９７年５月２日
（载广东《读书人报》）
张天翼和《人民文学》(1)
今年4月28日，是作家张天翼去世9周年纪念日。新中国成立后，从1953年下半年起始，直至1983年7月，张天翼是《人民文学》杂志的编辑委员；其间从1957年12月至1966年5月，他任《人民文学》主编。天翼是《人民文学》任职最长的主编、编委。这样一位在海内外有威望的小说家、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担负《人民文学》的领导职务，不能不影响着《人民文学》这本创作刊物的面貌。现仅就我所知，略述几点，以作为对尊敬的老领导、老作家的怀念。
一、先说说天翼的编辑思想。
1957年5月，《人民文学》编辑部开会讨论如何贯彻“双百”方针。编委张天翼多次到会并就这个问题发言。给我印象深的是他说的这样一番话，他说：“一个作家不能没有自己的爱好、甚至偏爱；但是当编辑就不一样了。编辑也难免有自己的爱好甚而偏爱，然而他却不能仅仅凭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选取稿件。这是两码事。换句话说，编辑的出发点是为广大作者和读者服务，他的面更广，他要‘兼收并蓄’。好的编辑即令是自己不喜欢，不合乎自己艺术趣味的稿件，只要是佳作，他同样要选择推荐，这才有百花齐放，而不是‘一花独放’。”天翼的这些话针对性很强。事实上，一个作家坚持自己的艺术爱好，他可能是个有个性有风格的好作家；但如果他当编辑，只选择符合自己艺术口味的稿件，他就不可能是个好编辑。除非他经营自己小圈子自我欣赏的“交换文学”（赵树理语）。同样，一个编辑仅凭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稿件，他也不可能是个完全称职的编辑。这些，都是贯彻“双百”方针的不利因素。我虽说当了多年编辑，经过天翼这一点拨，对于编辑者的出发点和职责才似乎更加明确了。
“站得稳、放得开”这也是1957年5月，讨论贯彻“双百”方针，天翼反复说明的他的一个基本论点。当时如何贯彻“放”的方针，编辑部和社会上也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有一种意见似乎强调“放”就是一切。然细一思之，仍是不得要领。天翼讲的“站得稳、放得开”则比较透底。站得稳自然是指文学编辑要站在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立场；立足点是稳的，便要放手放百花。只要是有利于人民和社会的作品，不论何种方法、流派，便可以广泛地收纳，而不要有太多的顾虑。“站得稳、放得开”，二者是辩证统一，缺一不可。
“雅俗共赏”。编刊物要做到“雅俗共赏”，这是张天翼一贯的主张。就任主编后更是和副主编陈白尘、李季一起，提高全体编辑的认识，采取措施，努力实现这一编辑思想。“雅俗共赏”这个要求对《人民文学》这本当年对全国文学创作起着一定导向作用的刊物，是完全必要的恰当的。“雅”当然是指刊物内容、形式的健康、高雅，不低俗媚俗（包括语言文字也要适当讲究，注意语法修辞，不宜粗、滥、恶俗，为此专门请张兆和女士担任《人民文学》的文字编辑）；但“雅”又不宜“曲高和寡”，脱离群众。而“俗”正是要求刊物面向读者大众，应经常了解读者大众的意见、需求，并从他们的合理需求出发，不断提高刊物水平。注意提倡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作品，以及精选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形式（如戏曲、曲艺、相声等等）的优秀大众文艺作品发表，也是刊物做到“雅俗共赏”———雅、俗结合的一个方面。那时，每年的组稿、发稿计划，都没有忽略这些方面。刊物以显著地位发表赵树理、周立波、欧阳山、梁斌等群众化、民族化做得较好的小说，固然影响很大；但侯宝林等人的相声，如《关公战秦琼》，受到读者欢迎的程度，并不亚于小说。
二、在主编张天翼倡导下，《人民文学》广泛联系作家和培训青年作者的工作走向制度化。
当时《人民文学》编辑部在小说、散文等方面分别拟订了周详的全国作家的组稿名单，定稿后打印出来，每个编辑人手一份。小说作家名单，分为一、二、三线。“一线”是指那些创作活跃、水平稳定的一批著名作家，这是刊物经常联系、重点组稿的对象；“二线”通常是指因各种原因写稿不够经常或水平不够稳定的作家；“三线”则是指已经在全国或地方露头，但作品不多，创作状况尚欠稳定的青年作家。但编辑部也不可忽视对二、三线作家的联系，天翼经常用一句通俗的比喻“放长线，钓大鱼嘛”。每个编辑都分工联系一批一、二、三线作家，并制订每季、每月的具体联系、组稿计划，或写信或出访。应当说明的是，这一、二、三线作家名单被严格规定仅限编辑部内部使用，不对外公开。因为“线”的划分不一定准确，只为工作方便才制订的。且这份名单也时常调整、修订，并非那样死板、固定。事实上有不少青年作家因其佳作连连出世，很快“升格”入“一线”。也有从“二线”作家那里，钓起了“大鱼”的。一个刊物制定周密的联系作家的名单，并将联系工作有分工地经常化、制度化，这对办好刊物，无疑是项“基本建设”或“基本功”。
培养青年作家工作的制度化。天翼向来关怀青年作家的成长。50年代初期，他兼任着中国作协创办的培养青年作家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副主任。许多青年作家如邓友梅、刘厚明等常是他家的座上客，他们的创作一再得到他具体帮助。至于女作家李惠薪，远在中学时期便是天翼常接触、辅导的文学新苗。50年代末，文学讲习所（文学研究所的后身）停办，全国范围再没有一个培养青年作者的场所。就任《人民文学》主编的张天翼采取了一个替代的办法，让《人民文学》编辑部每年举办两三期青年作者的读书班。这样的读书班每期邀请学员七八人，十来人不等。好些人来自工厂、农村或偏远内地。他们有实际生活经验，已在地方报刊发表过作品，引起了《人民文学》编辑部注意；但渴望开阔视野，提高文化和文学的素养。《人民文学》编辑部举办这样的读书班，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恰像给他们“下了一场及时雨”。学员们来到北京报到后，读书班往往就办在东总布胡同22号中国作家协会的大院内。天翼让《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兼任读书班班主任，工作人员则由编辑部抽调编辑担任。学员们食宿都在大院内，六周至八周的学习生活，均有周到细致的安排。天翼亲自参加读书班的活动，在开班或学习结束时给学员们讲课。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天翼的讲课深入浅出，结合创作实践，针对学员们苦恼困惑的问题给以解析，因而深受学员们欢迎。而天翼住家就在作协大院侧边的小院内，学员们向他请教颇为方便。这样，在整个办班期间，早早晚晚，天翼和学员们之间的个别接触、交谈，便难以计数了。当然在办班期间，编辑部还邀请了作协的领导人和著名的作家、文艺理论家给学员们讲课。
张天翼和《人民文学》(2)
这样的读书班效果很好，当时刊物上发表的不少新人小说新作，好些便是读书班学员们的作品。学员们除了伙食费自理（有困难的还给以补助），似乎没有听见缴纳学费一说。
三、天翼对儿童文学的关怀。
天翼是我国儿童文学的前辈大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倾注了全部创作精力为儿童们写作。他影响了好几代人的儿童文学佳作如《罗文应的故事》、《去看电影》、童话剧《大灰狼》、长篇童话《宝葫芦的秘密》，差不多全是在《人民文学》发表的。当然这对年轻作家为孩子们写作、对文学刊物发表儿童文学作品，均起了倡导作用。在编委、主编张天翼带头下，50年代至60年代的《人民文学》很重视儿童文学创作，发表了一大批儿童文学新作家如杲向真、刘真、肖平、任大星、任大霖、柯岩等的儿童文学佳作。在每年6月则出版儿童文学的专辑或小辑，扶植发表了一批更年轻的儿童文学作者的作品。
四、对文学评论工作的关怀。
作为一个创作成果丰硕的作家，天翼曾发表了许多文学评论文章。我很喜欢读他的评论，不论谈论创作问题或创作经验，还是评论中外名著（如《红楼梦》、《儒林外史》、《西游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等），这是一个真正体会了创作甘苦的作家心得之作，有独到、深刻的见解；同时还结合创作实际，不是空洞抽象的一般泛论。因之凡是对创作有兴趣的人，也都愿意读这样的文章，青年作者更是如此。50年代末、60年代初，天翼除主管刊物方针大计，还具体分工联系《人民文学》评论组。他对《人民文学》发表评论文章的要求是，多发表有针对性的具体些的谈创作问题的短文或作家谈创作体会的文章，少发或不发空泛抽象的理论文字，这样更便于读者和学习写作的青年接受、理解。总之，评论要结合创作，做到少而精。在天翼具体指导下，《人民文学》的评论版面，果然实现了这些要求。那时有一种民主、平等的气氛，天翼曾主持过一两次邀请著名评论家、作家参加，谈论创作问题的“神仙会”，会上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会后写成短文，交《人民文学》发表。至于天翼参加《人民文学》评论组的工作学习会，同大家一起研讨创作问题，那次数就更多了。如版面上发出的评论柳青《创业史》的文章，反对“左”倾思潮对创作的侵害的文章《愿花更香人更美》，就是这些研讨会的成果。但是好景不长，60年代中期，便再不可能有这样的气氛了。我曾庆幸，亏得天翼、白尘他们有预见，从1961年起《人民文学》取消了评论版面，要不然如何适应开展“大批判”呢。
五、天翼的文学思想。
这说起来是个大题目。但我的印象，天翼文学思想的核心，还是坚持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在他看来一个创作家，尤其小说家，其基本功，是从平常的生活中去开掘、发现不平常的东西。这正是现实主义小说艺术大师，无论是中国的曹雪芹、吴敬梓，还是西方的福楼拜、莫泊桑、契诃夫等人给予我们的启示。这样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发掘题材的现实主义创作之路，或者说文学创作的思想，对很有一阵子、特别是“左”倾思潮猖獗时期，过分强调配合政治任务、过分强调“找”题材的重要性（所谓题材找对了，即决定作品成功了一大半），弄得许多作者同时去“抢”一个“重大题材”、去“赶浪潮”的怪现象，无疑是一副良药，或者说清醒剂、镇定剂。天翼在与编辑部评论组同志谈话或给读书班学员们讲话时曾反复强调题材要靠作者自己从生活中去感受、发掘、孕育这一根本的现实主义创作原理。那时报纸上曾报道广州某工厂普通女工向秀丽在一次火灾事故中舍身抢救国家财产的英雄事迹。天翼举例说，这样的英雄人物自然值得去写，在许多作者眼中，这也是“热门”、重大的题材，值得去“抢”着采访，抢着写。但天翼接着提出问题：像向秀丽这样的普通女工，在没有发生救火的英雄行为之前，她的品德、她的表现不也是杰出的吗？（她的救火行为难道是偶然的一时冲动吗？）为什么在出事之前（突发的火灾无疑是个事故）人们常常忽略或视而不见这些普通女工在日常生活、日常行为中闪现的英雄品德、英雄气质呢？这自然对作者们是一种启发、引导，鼓励他们深入生活，深入了解、感受各种不同人物的内心精神世界，积累丰富的创作素材，而不是匆忙、浮躁地去赶浪头、“抢”题材，追求表面的（也必然是短命的）“轰动效应”。而对于编辑，尤其小说编辑，则更应该坚持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把选稿的目光放在那些善于从平凡的生活中去描写、捕捉聚焦点或闪光点的有才华的作者们身上。天翼的这些见解，在他来说，其实并非“新”的，而是他长时期小说创作实践经验的结晶，又是结合当前创作现状的发挥运用。
要坚持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其中心问题自然是描写人物和对人性、人物如何理解。早在40年代初期天翼就写有长文《谈人物描写》在《抗战文艺》月刊连载，后来出版了单行本。天翼根据他长期的观察思考提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多重性和表现的多样性这样一些值得创作者关注和思索的对于小说创作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在60年代给《人民文学》编辑人员和读书班学员谈话及在外地的讲学中也涉及了这样的问题。这些论点，对于理解人性和人物，虽然具备某种真理的客观性，却不大合乎英雄人物是“神”，反面人物是“鬼”的时调。“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某些人走得更远。因天翼曾在《谈人物描写》的文章或讲话中，涉及人性的复杂性和表现的多样性时举过这样的例子：“例如意大利的那个墨索里尼———他常常在一些新闻片子和照片里出现，我们就看见他在阳台上演讲的姿态：挺胸昂首的，真是神气活现而又庄严。然而你要是只看上他这一点，就想像他跟太太说话的时候也是这么个做派，休息游戏的时候也是这么个做派，吃饭拉屎睡觉的时候也是这么个做派，那你可就弄错了。他这套做派———是演给那些非看他这副嘴脸不可的人看的！可是他在他太太面前，在那些跟他一起过日常生活的人面前，就简直用不着这一手。人是多方面的。他一方面固然是个首相，而一方面他同时也是他太太的丈夫，他儿女的父亲，他女婿的丈人老子；是他朋友的朋友，……他也有他的私生活，有他的嗜好，有他内心的真苦闷与真喜悦，等等。”因天翼的这番议论，在批斗这位30年代左翼老作家的会上，竟有发言者堂皇地据以“揭露”他“美化法西斯头子”，是“反共老手”，真是叫人笑不出来。
张天翼和《人民文学》(3)
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张天翼在《人民文学》主编的任上，坚持了广泛团结老作家、培养文学新生力量；坚持了正确的编辑思想和创作、评论中的现实主义和求实精神，这是很不容易的。有助于《人民文学》这本创作刊物，保持它应有的水平。虽说在1958年及60年代中后期《人民文学》的编辑工作仍然受到“左”的指导思想严重干扰，但这是谁也无法避免、逃脱的。
想起李劼人(1)
1997年，小说家汪曾祺因消化道出血而突然去世。有的文友对他甚为惋惜，写文章提到他的嗜酒。人都是有某种嗜好的，更何况热爱人生的作家。这使我想起另一个我曾见过的“五四”以来一位小说写得很好、很有名气的老作家，他身体显得健壮，声如洪钟，他有一些宏大的写作计划未及完成，却突然离世，逝时将近70岁。他已逝世多年，他就是四川籍的大作家李劼人。1962年春节刚过，他因脑出血而突然过世，可能跟春节期间的酒和饮食有点关系。那时我刚抵成都组稿，听作家沙汀讲述这一刚刚发生的不幸消息，我甚为震惊，也深感惋惜，因为李劼人先生的死，带走了他大脑里酝酿、储存多年，恰待动笔的长篇巨著。
李劼人生于1892年（一说1891年）。他曾亲身参加了辛亥革命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活动，被学校推选出来，充当保路同志会的学生代表。保路、争路（四川民众争取和保守川汉铁路的修建权，反抗清王朝的压迫和卖国），这在当年四川是一件大事。青年李劼人参与其事，感受了许多的人物、场景，看到了真相。 其后他又去川西两个县担任教育科长，考察民情；在成都任《群报》主笔，创办《川报》，成为代表新思潮的四川一代新的文化人。1919年五四运动那年，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任成都分会书记，主编《星期日》周刊；随后赴法国勤工俭学，入蒙柏烈大学和巴黎大学，学的是法国文学。1924年回国，曾在重庆民生轮船公司一个下属工厂当厂长，熟悉了办实业方面的事；还在外语专科学校、国学专科学校和大学里教过书，一边从事法国文学名著的翻译。他翻译出版了福楼拜的长篇小说《马丹波娃利》（后来其他译者译的书名叫《包法利夫人》），莫泊桑的长篇《人心》（后来有的译本译成《我们的心》），都德的《小东西》等。因之，在二三十年代，李劼人先是以法国文学的翻译家而闻名于世。
李劼人深受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们熏陶，加上自己生活阅历和识见，进入中年的他，创作的激情在胸间涌动，他决心一试自己的身手。1935年，他辞去民生公司的职务，返回成都，专心致志地写他在十年前已经酝酿的，反映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变迁的史诗式长篇小说。要描写自中日甲午战争到清王朝覆灭直至五四运动，这二十多年，中国所经历的、也是作者自己亲身经历的一波一波的转折，其间丰富的人和事，只能采取多卷体长篇小说的办法，一个一个段落地写。他计划辛亥革命前先写两段，这就是后来成书的《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然后再直接涉笔辛亥革命在四川城乡的那些人与事，就是后来写成的《大波》，构成前三个段落的三部曲。因为手中毫无积蓄，要写作，还要吃饭，他给老熟人，上海中华书局编译所所长舒新城写了封信，说要写一部长篇小说，希望他们能出版，并付给版税。舒回信欣然同意了。这就是多卷长篇的第一部《死水微澜》，因为“蓄之既久，其发必速”，这部他准备了不下十年，人物故事都已成形的，写出来有25万字的长篇，他只投入二十几天，就成功了。书顺利出版，给他寄来三百多元版税（稿费），足够他生活四个月。其后李劼人益发不可收拾，完成了《暴风雨前》和《大波》的写作，均由三四十年代的中华书局出版。
李劼人不仅是小说家，外国文学翻译家，还具备经营实业的才能，这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作家中，是较少见的。从抗日战争爆发直至1950年，他一直是嘉乐纸厂董事长，他又是个美食家、烹饪学家，曾亲自开过引来四方宾客的餐馆。抗战期间，他兼任全国文协成都分会理事长，并任会刊《笔阵》主笔。他是个仗义疏财，济困扶危的人，曾经支助过当年客居成都的一些生活有困难的进步作家，如张天翼、陈白尘等人，一时传为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