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十年”，郭沫若在诗歌、散文、外国文学翻译等领域成为无可争议的浪漫派大作家，也可以说是中国的“桂冠诗人”。与“创造十年”有所重叠的日本蛰居十年，郭沫若在中国历史考古、古文字学和古史研究等方面的开创性业绩，是举世公认的。这十年成就了中国历史、古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一位继往开来的大学者。抗战初期，在国统区，郭沫若以党外人士身份和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国民党人陈诚是主任）密切配合，他身兼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做了许多团结、掩护爱国进步文化人，开展多方面抗日救亡宣传的工作；抗战中后期，他又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投入反对蒋政权的专制、独裁、腐败和压制人民民主权利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参加政界和文化界的许多活动。与此同时，令人惊异的是，郭沫若又迎来他第二个狂飙突进的创作勃发期。根据可靠资料记载，从1941年到1943年3月（那是中国抗战最困难的岁月，蒋介石破坏抗日统一战线掀起过数次反共浪潮），在不到三年时间，郭沫若竟密集地完成六部多幕历史话剧的创作，这就是《棠棣之花》（五幕剧，取材于《史记》故事，围绕着抗秦、亲秦的斗争，着重表现聂嫈、聂政姐妹为正义献身的精神。该剧初稿写于上海八一三战役之后，1941年皖南事变后增补完成）、《屈原》（五幕剧，写于1942年1月）、《虎符》（写于1942年2月，取材自《史记》魏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表现联合抗敌的主题）《高渐离》（五幕剧，写于1942年6月，取材于《史记·荆轲列传》高渐离击“筑”（古代的一种乐器）反抗暴君，为正义勇敢献身的故事。《孔雀胆》（四幕剧，写成于1942年秋天，写元代云南一个爱情悲剧故事）、《南冠草》（歌颂明末17岁爱国诗人夏元淳慷慨殉国的气节，写于1943年3月）。这些以古鉴今，塑造了我国古代历史人物崇高形象，鞭挞了丑恶，充溢着浪漫激情的历史悲剧，是郭沫若对我国现代历史剧创作独特、杰出的贡献，在当年大后方上演（有的剧被国民党反动派禁演），对鼓舞群众抗日斗志，反对蒋政权黑暗统治，起了极大的动员作用。同时，它们早已成为可供人们阅读品味的文学珍品。而在学术研究方面，郭沫若在抗战结束前后，出版了两册颇有影响的新著，这就是《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1944年3月，他还发表了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部队进北京三百周年的名著《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农民起义陷入失败的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信里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又说，“你的史论、史剧大有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记得我读《甲申三百年祭》小册子，是1949年春天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时，哥哥从解放区带过来的，书名是醒目的红底黑字。哥哥讲，解放区干部人手一册，毛主席号召大家都要读这本书，借鉴历史教训，避免因胜利而骄傲，使革命遭受损失，甚至失败。以上我仅举抗战期间郭沫若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业绩，我所知道的有限例子，即可见出郭沫若是一般作家和学者难以企及的创作巨人，他的创作激情，如火山岩浆那样喷发；他思想锐敏，笔锋如刀，直指黑暗势力；他的创作速度，可能只有巴尔扎克这类文学巨人能够相匹。
郭沫若、茅盾往事(3)
茅盾也是许多人难以企及的文学巨匠。他既是快手，又是多面手。他既是小说大家，同时又是文学评论家，散文、杂文能手，还是翻译家，中、外文学研究家，报刊主笔，编辑人。茅盾从鲜明地反帝反封建，提倡科学、民主的五四运动中涌出，身兼革命者和文学家两重身份，参与以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来改造中国社会。正是东西方文化优长的融合，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汇合，复杂、艰巨的任务，造就了茅盾这样思想的文学家和文学的思想家，革命型、学者型作家和文学多面手。他的风格一向是沉稳、细腻而又快捷。不仅是无数的读者，几代中国著名作家的成名出道，许多也是受益于他。这是稍有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知识的人，都可了然于心的。近年有人编中国二十世纪经典作家作品将茅盾排除在外，这无损茅盾的文学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受尊崇的地位，而只是表明编辑者的识见有限。
三、我所了解的郭沫若和茅盾在中国文联、作协的往事
建国后，我有30年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我虽为一普通干部，有幸也常能见到文联主席郭沫若，作协主席茅盾，聆听他们的讲话；看到他们为新中国文学事业所做的工作，观察、感受他们的处境；因工作而跟随我的领导去看望他们，或被指派有事去他们那儿跑跑腿。现记下我了解的郭老、茅公的点滴往事。
郭沫若为《人民文学》创刊题写刊名。《人民文学》杂志是1949年10月25日创刊的，当年作为全国文协（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的机关刊物，文协主席茅盾兼任该刊主编，并为刊物写了发刊词。而“人民文学”刊名，编辑部同志欲请毛主席题写。毛泽东谦虚地给主编“雁冰兄”写一短简，说他不合适，宜由“沫若兄”书写。于是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慨然允诺给刊物写了刊名。郭沫若的字一直沿用到1966年5 月，因“文化大革命”要“砸烂文艺黑线”，《人民文学》被迫停刊。将近十年后的1976年初，《人民文学》复刊，这时文化工作仍受“四人帮”控制，《人民文学》的刊名，改用毛泽东主席的字。这当然体现了“四人帮”一伙人的意图。从这件事也可看出，像郭沫若这样中国最有影响、国外也知名的文化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是一落千丈了。
茅盾先生一尘不染的为政风格和高尚品格。建国后，茅盾身为文化部长，本来活动、应酬等事务就多。50年代他不胜其扰、没完没了的一件事，便是回复那些做着作家梦的人慕名寄给他的信件和稿件，有的人连句子都写不通，有的别字连篇，但是还要写他们的小说，甚至长篇，要茅盾先生给以“指点”。历届《人民文学》负责人，像邵荃麟、张天翼、严文井等，他们期待茅盾先生写出自己的小说新作（如作家已有所准备的《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续篇）；不忍看见这位大作家宝贵的时间、精力，耗损在回复来稿来信这类普通编辑能做的劳作上，总是对他说：您将这类来信来稿交给我们编辑部处理吧。但茅盾先生律己甚严。除了明显写着“人民文学主编茅盾收”这类信、稿，有的他亲批“请人民文学编辑部处理”（50年代初期、中期，我曾处理过茅盾先生转来的这类信、稿，大多无法采用，稿件只好退回了事），仍有大量直接寄给他的无名作者的信、稿，是他亲自处理，而不由秘书代劳。老人的态度非常严肃认真，他细心地、一丝不苟地，答复那些想当作家实际离文学写作还远的人们的提问。此情况一直延续到60年代中后期。当我阅读80年代后期出的一本《茅盾书信集》，看见茅盾先生花费了那么多时间、精力，给那么多未见文学成材的人们回信，我更多的是痛惜。为什么茅盾先生无法发挥他的创作专长，反而将时间耗费在不必由他去做的这些事情上呢？但从茅盾先生给别人的回信上，却可以见出先生的为政风格和一尘不染的高尚品德。例如1957年一位从事茅盾作品研究工作的年轻学者给他写信，讲到自己新写成一篇研究论文，可否由茅盾先生帮忙介绍出版？这位年轻学者有这样的设想可以理解。然而茅盾先生是这样答复他的：“您的论文，是花了工夫写的，富有实事求是，客观分析的精神。恕我不能提供什么具体意见。作为一个被研究的作家，我向来是只愿意倾听批评，而不愿意自己说话的。同样的理由，我也不便把您的这篇论文介绍去出版；如果我这样做了，特别是因为我还是文化行政的高级负责人，便有利用职权、自我宣传的嫌疑。”
茅盾对青年作家一贯的关心、爱护、支持。茅盾先生对于文学青年、文学人才，总是不倦地关心、扶持，还包括他从浩如烟海的来稿及各种文学出版物中直接发现优秀人才及作品。他对有才华年轻作者新出炉作品，总是持宽大、支持和欢迎的态度。
1957年4月间，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鼓励鸣和放。但是到底“放”到何等尺度？有何标准？大家都没有经验。谁都跃跃欲试，谁也没有把握，谁都不敢吃第一口螃蟹。当年《人民文学》杂志小说散文组从作家和投稿者中挑选出六七篇把握不定的小说稿，先在编辑部大家传阅。结果有的稿子发生争议，有的稿有一定艺术质量，但是否可发，连编辑部的头儿也拿不准。于是作协领导人、原《人民文学》主编邵荃麟建议我们送给茅盾先生（1953年下半年《人民文学》编委会改组，茅盾不再担任主编）一阅。我们送去东四头条老文化部西边小楼茅公家。没过几天，茅公就全部看完，将稿件交给我们。我印象深的是茅公在我们争议最大的两篇稿上，明确批了字，认为“两稿都可以发表”。这两篇小说，一是常给我们写稿的北京市青年作家林斤澜的短篇《一瓢水》，这篇小说我记得是写建国初期西南一家小旅店里发生的故事，意境、气氛都造得不错，只是文字略嫌晦涩。编辑部有人不主张发表，认为如发表，岂不是提倡晦涩？另一篇是卫生出版社一位徐铁铏编辑的来稿，约3000字。小说题目叫《爱的成长》，用的是“蓝珊”笔名。故事是讲一个小男孩起先不认他后妈。后来由于这个后妈对小孩细心呵护，投入自己真诚爱心，结局是小孩深受感动，最后唤了一声“妈”。作者采用白描手法，文笔细腻、生动，入景入情，是一篇可读之作。然而这篇争议很大，有人认为小说是鼓吹人性论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作品，不应发表。编辑部的人还是尊重茅盾先生的权威，尽管有个别人不欣赏也不赞成这两篇，还是同意将两篇都安排在《人民文学》发出。这件事的余波是“反右”开始后，徐铁铏在单位被划为右派，发配青海劳改。一篇提倡爱心的小说，竟让作者蒙冤遭祸。
郭沫若、茅盾往事(4)
茅盾对青年女作家茹志鹃的发现、推荐。1958年《人民文学》副主编陈白尘有个倡议，每年让茅盾先生为刊物写一篇分析、评论全国短篇小说的文章，这有助于提高小说创作水平，同时也可以推出、奖掖文学新人。白尘说，他同茅公讲了，茅公答应写，正在读作品，做准备。我那时已调评论组工作。我们问白尘，要不要评论组提供作者和作品线索（对有些为刊物写评论的作者，我们通常是这样做的）。白尘说，不用了，文学杂志茅公那里都有，他读作品比我们多，并且读得仔细，有的他读过的作品我们未必读过，甚至也不一定知道。不久茅公交给《人民文学》一篇《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其中他颇为兴奋地推荐了上海青年女作者茹志鹃发表在《延河》上的小说《百合花》。这之前，编辑部的人除知道茹志鹃是上海一位文学编辑，并不了解她小说写得好，也没有人留意她在《延河》发的这篇小说。且这类风格细腻、含蓄、诗意的小说，是颇不合当年那大喊大叫、“意气风发”的调儿的，所以作者曾屡遭退稿。茅盾先生真是慧眼识珠。大家找来一看，觉得小说果真是好，茅盾的评语“清新俊逸”也很准确。于是白尘作出决策，1958年第6期除登茅盾先生文章，同期还转载茹志鹃小说《百合花》。这一期杂志出来后，社会人士观感甚好，觉得发现和扶持文学新人，注重作者不同的个人风格，茅盾先生为文学界开了个好头，做出了榜样。而青年女作家茹志鹃从此脱颖而出了。
茅盾支持青年作家陆文夫、胡万春表现工厂生活的新作。苏州的青年作家陆文夫，1957年因参与发表探求者文学宣言，被长期下放劳动。他在工厂扎扎实实地工作，向工人学习生产技术，同他们打成一片；几年时间，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于是在1961年、1962年之际，他陆续给《人民文学》寄了几个短篇，这些作品很熟练地写出了工人、技术员的形象，情调健康、向上，有的则轻松，谐趣。执行主编陈白尘、李季很看重他的新作，有的发在头条，如《葛师傅》、《二遇周泰》。1962年，茅盾在《文艺报》发表文章，对陆文夫写工厂生活的新作和他长期在劳动者中认真体验生活，给予肯定、赞扬。也就在这期间，上海工人出身的作家胡万春，写了一些反映工厂生活变化的小说，也引起茅盾先生注意，写信给以鼓励；同时指出了年轻作者易犯的毛病（如写作中会出现概念化），希望勤于思考、学习，继续提高自己（此信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
茅盾是现实主义小说大家，但他对现实主义小说的取材、人物选择、写作方法、技巧等，从不拘泥，狭隘，一向看得很宽广，他自己的小说实践也是如此。就拿他小说的人物画廊来说，是很多样化的。因为社会的人物是复杂多样的，小说的人物怎么能够简单、单调呢？
茅盾与大连小说创作座谈会。1962年8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开小说创作座谈会。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会，邀请作协主席茅盾出席指导，夫人孔德沚女士同行。到会的有北方、南方、东北的十几位作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也到会，同大家见面讲话。我是会议的记录之一。会议的目的，是与作家们共同总结前几年的经验教训，反对创作中的浮夸风，虚假的“浪漫主义”，以使创作回到实事求是，正视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塑造真实可信、而非虚假的人物形象，回归现实主义健康轨道上来。会议气氛宽松、活跃，作家们畅所欲言，讲到前几年说大话，鼓虚劲，对创作者造成的压力和有害影响；讲述自己对生活和创作的思考，也诉说着创作中的苦闷。茅盾先生每天到会，认真倾听作家们意见，和会议主持人邵荃麟一道，以发言或插话方式，发表自己的见解，同大家交流。在谈及现实主义应当坚持和深化时，茅盾、荃麟，根据创作规律和中外作家成功经验，提出人物的形象塑造也应多样化，英雄人物是需我们格外注意的，但广大的处在中间状态的人物也不可忽视，也宜放在我们视野中，观察、研究、塑造。这既丰富了现实主义创作，也使我们的作品便于深入一个更广大的读者群，使这些读者从中受益。茅盾、荃麟的意见，针对了作家们提出的问题，求是而切实、中肯。
60年代茅盾在新作散文《海南杂忆》里抒写他的历史感慨。茅盾先生是中外知名的中国左翼作家，也是一位信仰坚定、熟谙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理论家。他谨言慎行，总是在冷静观察着、思考着。对社会生活，他很少发表自己见解，也不人云亦云；但并非没有自己成熟的思考和见解。1963年上半年，编辑部约茅盾先生写散文，他赐给我们一篇《海南杂忆》，发表于《人民文学》当年第6期。茅盾先生是写散文、杂文的能手，建国后却很少施展。《海南杂忆》实际是一篇杂文，它言简意赅，凝重、深沉，艺术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我至今记得，他从海南岛“天涯海角”奇拔的岩石，联想到流放在海南荒岛的宋代诗人苏东坡的《儋耳山》那首五绝：“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遗！”又联想到历代封建王朝的当权者，因听不进逆耳忠言，而对忠臣良将给以贬斥、放逐。自唐、宋以来，国家需要的这些名臣良将，流放到海南岛的真是络绎不绝。他们无缘补天，却“获罪”被放逐到这里来作“道旁石”。茅盾先生写道：千载以下，真叫人读了苏东坡这首诗同声一叹！《海南杂忆》的另一段，是从公路旁的草本植物鸭脚粟，联想到明朝海南岛诗人王佐赞鸭脚粟的诗。王佐诗中写了海南岛的劳苦百姓，大熟、小熟都不能够自己享用哪怕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他们经常借以维持生命的是鸭脚粟。可是王佐还有另一首诗《天南星》：“君看天南星，处处入本草。夫何生南海，而能济饥饱。八月风飕飕，闾阎菜色忧。南星就根发，累累满筐收。”茅盾先生写道：“这就是说，《大熟八月登》以后，老百姓所得，尽被搜括以去，不但靠鸭脚粟过活，也还靠天南星。王佐在这首诗的结尾，用了下列‘含泪微笑’式的两句：海外此美产，中原知味不？”
郭沫若、茅盾往事(5)
茅盾先生60年代初期游海南，无疑对他们这对老夫妇的生活安排、照顾甚是周到。然而此时的茅盾无心游山逛水，他忧国忧民，像他的文学先辈屈原、杜甫那样，心中装的是百姓的冷暖。他在天涯海角发思古的幽情，想到历代被错整“获罪”，由“补天石”变为“路旁石”的良将、名臣，像苏轼那样的优秀士人。想到吏治的腐败，使老百姓忍受饥荒之苦，面有菜色，靠吃野草野菜维持生命。茅盾写的是历史，他期望人们以史为鉴。他心中不会不装着在日益频繁的政治运动中被错整获“罪”的那些由“补天石”变为“路旁石”的开国元勋和那些直率进言的知识分子们，那些在“穷过渡”中曾被折腾得忍饥受寒的人们。
“文化大革命”前后，茅盾先生的处境。茅盾不幸而言中。在此后的年月，他也“获罪”了。1964年的文艺整风，文学界重点是查1962年的大连小说创作座谈会，原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邵荃麟直接获罪，《文艺报》发表大块批判文章《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这个“资产阶级”除了被公开点名的邵荃麟，还有被内部点名的茅盾先生。茅盾不仅是“中间人物论”的鼓吹者，他还“代表资产阶级争夺青年”，他“吹捧”陆文夫，给工人作家写信就是典型的例子。这是当年一位文学界领导人在1964年下半年一次内部讲话中讲的。1962年以后仍是中国作协主席、中国文化部长的茅盾，几乎不再在中国文学界的活动中露面，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沈雁冰被免去文化部长职务。“文化大革命”中茅盾虽被保护，但在那漫长十年的处境，除了挂着个政协副主席的名，他孤独、寂寞、抑郁，跟被冷落的“路旁石”也差不多。1970年仍有文学爱好者写信向他求助。茅盾在回信中说：“你写了长篇小说，希望我看看，提点意见。但是抱歉得很，我不能满足你的愿望。因为我虽然年逾七十，过去也写过小说，但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旧作错误思想多、极严重 ，言之汗颜。我没有资格给你看稿，或提意见，一个人年纪老了，吸收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便衰退。最近十年来我主观上是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但实际上进步极少，我诚恳地接受任何批评，也请你给我批评，帮助我。此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沈雁冰 一月二十六日。”一个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处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种境地，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好继续待在一边做“路旁石”了。
四、郭沫若和《人民文学》杂志、政治风雨中的郭沫若
郭沫若给《人民文学》写考古文章。郭老对作协主办的《人民文学》杂志向来关心，除了为刊物题写刊名，《人民文学》向他约稿，他差不多是有求必应。而《人民文学》也愿意有郭老这样的大作家给它写稿，以光篇幅。最早是1953年下半年，编委会改组，邵荃麟就任主编，他请郭老赐稿。没想到郭老给的是篇考古文章，但不长，是讲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最初发掘出来的很精彩、神奇、浪漫的战国时代楚国帛画，漆器等，郭老还请人摹临绘了彩色插图，人、神共舞，非常好看。编辑部有人认为郭老文章不是文学作品，是否有必要发表？主编荃麟主张发表，彩色插图也要制版发表。荃麟说，郭老不论写什么，我们都要发表。荃麟是对的，对郭老的文章应当尊重；何况刊物刊登作品路子广一点，对作家、读者都有好处。我当年兼作杂志的版式、美术发稿编辑，我完全按荃麟的意图作了，对郭老文章破例地配以道林纸单页彩色插图。1956年起郭老开始写他的“百花齐放”诗，到1958年4月9日结束，共写了101种花。郭老说，这是个吉祥的数字，它象征一元复始，万象更新。郭老给《人民日报》写，也给《人民文学》发表过一些。在《人民文学》发出的，我记得当年的执行主编秦兆阳还专门让编辑部的人去请木刻家刘岘为其配插图，使文图并茂。
与严谨现实主义的小说家茅盾不一样，浪漫主义的、诗人气质的郭沫若，什么时候都不中断写作。1958年陈白尘主持《人民文学》的编政，反右扩大化后，刊物出现稿荒，尤其缺好稿。这时白尘（白尘与郭老是老交情了，他是戏剧家，郭老也写戏，从抗战时期，他们就熟了。）向郭老求救。郭老欣然赐给《人民文学》他的抗战回忆录《洪波曲》，在刊物上连载，很受读者欢迎。在当年恐怕是该刊阅读率最高的一篇作品。再就是郭老的新编历史剧《武则天》，也是1962年在《人民文学》发表。郭老不同于坚持严谨现实主义小说写作的茅公。茅公在50年代初期确有继续写小说的念头。但随着政治运动不断（而且往往是文艺界首当其冲，如武训传批判，反胡风运动，等等），1957年反右和随后的“大跃进”（当年文学界也提出了“文学也要大跃进”，甚至也要“放卫星”）以后，茅公肯定断了重写小说的念头。（1959年3月2日，茅公曾有写给《中国青年报》文艺组的信一封，其中就讲到他正在写的小说已经搁笔。）他还说，“本来去秋和你社的同志说，我这部东西即使写起来，也会使人失望的，而且题材又不适合于青年……但现在，则连这一点也拿不出来，真是惭愧而且也十分抱歉。”茅公所讲，符合他当年的实际情况，他在小说创作上只有搁笔的选择。但在郭老这位诗人气质的情感型浪漫派作家，他好像什么时候都能写，不存在搁笔的问题。他建国后的两部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尽管人们的看法有分歧，但我认为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艺术质量，且有郭老个人自己的风格，还不能说是简单配合所谓政治任务的草率之作。而且郭老的创作速度虽说快，但他也是严肃认真的，《武则天》剧本写出来后，他曾广泛征求过文艺界及学术界专家们的意见。
郭沫若、茅盾往事(6)
郭老曾应《人民文学》之约，写过两篇评论文章。一是发表在该刊1959年1月号的《就目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答〈人民文学〉编者问》。组织郭老写这篇文章的背景是1958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由此引发文艺界对这个问题的学习和讨论。各种文艺刊物上登出不少作家、评论家对此问题的看法。但有些文章是从政治上唱高调，如提出要“建设共产主义的文艺”，文艺要“反映不断革命”之类，但较少从文学本身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及其“结合”问题来进行探讨。因此编辑部萌生了要请郭老这位浪漫主义大作家谈谈“二革”相结合问题的想法。陈白尘责成我们评论组综合“二革”结合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准备一个书面提问，以便拿给郭老参考。我们起草了一个书面提问，大约准备了七八个问题吧，拿去请白尘过目。1958年年末的一个下雪天，白尘带着我和评论组的另一编辑沈承宽，驱车前往郭老在北京西城大院胡同的寓所。那时郭老似乎还当着政务院副总理，他住的院落是很宽敞的，环境也好。记得白尘一见郭老，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来跟你拜个早年”。大约也就一周左右时间，郭老写好了他的答问。白尘遂按计划将郭老的答问登在1959年第1期。文中主要讲了他对浪漫主义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及“二革”结合问题的看法，此外还回答了作者们关心的文学如何表现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郭老写文评介毛主席的《词六首》。郭老为《人民文学》写的第二篇文章，是1962年4月21日，毛主席将他的词六首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通知《人民文学》前去中南海取稿，编辑部负责人胡海珠急忙亲自跑去西门取回。《人民文学》准备5月那期发表的时候，编辑部的人自然是欢欣鼓舞的，于是倡议出来了，可能是陈白尘先想到的：立即去请郭老赶写一篇读毛主席词六首的文章。说干就干，五一前夕，陈白尘驱车前往郭老寓所，我也随同去了。郭老已搬家到前海西街18号。那天的记忆仍然清晰。见到了郭老夫人于立群，他家大客厅里有很大的桌子，她在那儿练字，画画。她的字自成一家，每个字的个儿很大，敦实、丰润。我们去到里边郭老的小客厅就座，那里挂着傅抱石很大一张画。白尘的要求，郭老欣然接受。随便聊了一些话，我们就告辞了。我们走后那两天，郭老是很忙的，曾几次去中央档案馆查阅有关的文献资料，接着在5月1日赶写出《喜读毛主席词六首》那篇文章。5月9日，郭老收到编辑部给他的小样，立即写信送给毛主席，请他“加以删正”。5月12日出版的《人民文学》和同日的《人民日报》，同时刊登郭老的文章。郭老文章对毛主席词六首中的时间、地点等也顺便作过一些考证。如“娄山关”那首，郭老的判断认为写的不是一天，而是两个季节发生的事。但是毛主席后来告诉郭老，那并非两个季节，而是一天发生的事。南方好多省份，冬天并无雪，而是有霜，长空还有雁，就像北方的深秋。所以作品描写的生活实景，有时是没有经过这种场景者难以想像的。
政治风雨中的郭沫若。郭沫若自从参加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行列后，常常就具备着文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两重身份。建国后更是这样。记得1954年11月中旬，开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周扬作为文艺界党的领导人作《我们必须战斗》的讲话，显示对《文艺报》压制“小人物”的批评已经转向，而今该是对着胡风及其同伙的错误思想的时候。我发现不仅满座皆惊，连坐在主席台上的文联主席郭沫若和作协主席茅盾，也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然而在其后，茅盾是否表态了，我已没有印象。但是郭老写出一篇大块文章，批判胡风的三十万言意见书是《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该文发表于1955年4月1日《人民日报》，在当时发表的批胡文章中，这篇分量是重的，也可以说郭老是以文联主席身份，来赞同对胡风问题的定性。其后的政治运动中，郭沫若好像是以遵命为其惯性。不过这都是声讨、批判别人，而自己平安无事。如1957年反右斗争中，郭老又写一篇大块文章，是批判民盟曾昭抡等六人对科学工作提的建议，讲它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这回他是以科学院院长身份，当然代表了官方意见。
“文化大革命”初期，郭沫若最有名的表态是4月份在人大会上的发言，说他几百万字的著作，都可以烧掉。这样的表态是足以让广大知识分子吃惊的。郭老看似自我表态，“引火烧身”，但其影响及后果如何呢？这位中国文化科学界的领头人、大文人，都作这样的表态，那知识分子———文化、教育界的人和科学、知识的地位，岂不降到深深的谷底了吗？又有谁能在“文化大革命”中挽回知识和知识人的厄运和浩劫呢？
郭老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个不该有的“败笔”，是《李白与杜甫》一书，其扬李抑杜已到了偏离求是，不堪一读的地步。这也是郭老自我否定他在成都杜甫草堂对老杜作为诗圣的高度评价，这是出乎人们预料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种过分，与作者作为浪漫派作家、诗人的夸大的主观性，是否有关系呢？与作者对“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紧跟”，是否有关系呢？
郭沫若、茅盾往事(7)
火终于烧到郭老身上，而郭老最终挺直了自己的腰杆。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江青一伙人已疯狂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到处“放火烧荒”，连周恩来总理也不放过，梁效、罗斯鼎的文章，不断地含沙射影。批郭老《十批判书》的两首诗中的诗句，“十批不是好文章”、“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已到处传抄。这时，我真觉得郭老冤枉。因为我看过郭老的《十批判书》，若干年前看此书时，就明显知道，郭老当年批判秦始皇的专制主义，矛头所向是蒋介石。明明也是遵革命前驱者之命写的革命文章，换句话说郭老当年是在帮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忙，哪里是“拥孔”，反对秦始皇呢？难道批他的人真不明白吗？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但是郭老1978年辞世后，我看见一些非常熟悉他的人写的文章，才知在“四人帮”江青、张春桥这两个头面人物对他的当面威逼之下，郭老终于还是挺直了自己的腰杆，昂起了头颅，就像当年他在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的威胁时那样，这是非常可贵的。郭老先是保持沉默，面对这一男一女两个丑类；而最后他说了一句：“我是指的蒋介石。”据周而复说，郭老重病时，他身边的护理人员常听他喃喃自语：“你们把我捆了？”“坚决不屈服，要我的命也不行！”（见周而复：《缅怀郭老》，《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读到此，我非常受感动，郭老的刚性，大渡河似的刚烈性格复活了。所以“四人帮”粉碎后他写的“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的诗既传达了人民的心声，也是完全发自他内心深处的呼喊。
五、郭老和茅公，两位世纪文化巨人的圆满结局郭老与茅盾，这两位与20世纪中国的革命和变革同步的老人是有幸的。他们在青年时期，亲身参加、迎来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翻身求解放的第一道新曙光。而在半个多世纪后的老年，他们又亲见了中国迎来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振兴科学、教育、文化，走向民主、法治的第二道新曙光。“四人帮”被粉碎后，1978年，郭老已经重病缠身，但3月份党中央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他仍然带病出席，并以“科学的春天”为题，发表热情洋溢的书面讲话。5月下旬中国文联第三次扩大会开会，他的病更重了，无法出席，但他仍写了书面发言，期盼彻底解除了“四人帮”强加的精神枷锁，解放了文艺生产力，我国文学艺术会走向真正的繁荣。他最后满含深情地说：“文艺界的朋友们，我的心飞向了你们！我的感情和你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没过多久，他就辞世了。茅盾先生在“四人帮”粉碎后，虽说年老体弱，但他的精神实现了解放，他对未来重又燃起信心，总愿意为这已经到来的新时期做点事情。我还记得1977年10月下旬，《人民文学》杂志举办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我们打算邀请一些文艺界著名人士和中青年作家到会。这将是文学界的人在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集会，这时文联、作协都还没有恢复。编辑部从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立刻想到了刊物的第一任主编、作协主席茅盾先生。于是我和周明打前站，去到交道口南三条茅盾先生的新住所，先去探望茅公。我们在后院书房里见到了茅盾先生，他身体比以前消瘦多了，且在冷季，常犯哮喘，视力也大大减退。但先生仍未放弃看书、写字。一听说《人民文学》将开小说座谈会，先生显得兴奋，答应争取到会。开会那天，天气也是阴冷冷地，但去接茅盾先生的车，居然将茅公接来了。会上许多文学界的老人走到茅公面前同他握手问好，中青年作家更是热情如火地将他们敬爱的师长围了起来。茅公在这次会上发表了讲话。一个月后，《人民文学》编辑部邀请在京的更多文学界人士开座谈会，这次除了批判“四人帮”炮制的“黑线专政论”，还酝酿恢复文联、作协。茅盾先生又一次应邀到会。关于恢复文联、作协，记得茅盾先生在讲话中幽默地说了一句，谁也没有听说取消了文联、作协，我还是全国作协的主席呢！茅盾先生的意思很明白，恢复文联、作协是很自然的事，说恢复就可以实现恢复。实际上文联、作协的工作也是渐渐地恢复了，正式宣布恢复则是1978年5月开了文联全委扩大会之时。茅盾先生以自己的行动，热情支持了文联（他原来就是全国文联的副主席）、作协在新时期恢复工作和拨乱反正。不仅如此，他以多病的高龄，写出了极具历史价值的部分回忆录。两份遗言，一是申请恢复党籍，一是稿酬25万元留赠中国作家协会，做长篇小说获奖者的奖金。茅盾为自己追求理想的一生，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2001年1月5日写完2月3日改定（本文2001年《炎黄春秋》杂志分两期刊载）
胡乔木和周扬(1)
胡乔木生于1912年，比1908年出生的周扬小四岁。早年，他们的革命阅历差不多，30年代中期，同在上海左翼文化团体担任领导工作。所不同的是，30年代初期，胡乔木是在北平参加共青团，走上革命之路。而周扬是自日本留学归来，喝过“洋水”。他们都在1937年到达延安。胡乔木是冯雪峰介绍给毛泽东的，他比周扬早到几个月，最初在中央青委工作，是韦君宜等人的上级。1941年，他调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从此成为中共中央重要的笔杆子。1964年我去延安参观，看见胡乔木办公处所，离毛泽东住地很近，可见他是毛泽东离不开的动文墨的人。而周扬在延安时期最权威的职务是1938年4月创办的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他本是该院发起人之一，后来长期担任院长。新中国建立后，“鲁艺”的教员、学生遍布全国，大多是各文艺部门的骨干及当头儿的人。
新中国建立后，胡乔木、周扬都是分工管意识形态、管宣传、文化工作的重要负责人。胡乔木作为党中央文件起草人之一，他离党中央、毛主席更近，得到的信息更多。公开的职务虽然都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6年开“八大”，胡乔木当选中央委员，并被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而周扬仅是候补中委），胡乔木在党内的地位明显比周扬高。1951年毛泽东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并列，认为是中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见“毛选”第五卷49—50页）。1951年11月24日，胡乔木代表党中央给全国文联领导成员和文艺工作者作《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的主旨讲话，阐释上边的意图，要大家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改造自己的思想，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周扬则以文艺领导人的身份发表讲话：《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
但周扬在他领导的文艺工作范围，则居绝对权威地位，给人以“前呼后拥”的印象。周扬好作报告，也喜作即兴讲话。与会的作家、文人们在自己发言前总要先说一句“我拥护”或“我完全拥护”或“我赞成周扬同志的讲话”，好像这已成为一种程式。当年作为一个听会的年轻人，我起初是不大习惯这种方式的。文艺工作者在一起谈论文艺问题应是民主、平等，自由发表意见，为什么要讲这样的套话，尊卑分明呢？
周扬和乔木，完全是两种气质风格。胡乔木像个京派文人，我听过他讲话，从容、平静，严谨、理性，逻辑性强。据说他并没有草稿，而出口成章，听者觉得条理分明，像是一篇写成的文章，没有一句废话。这可能跟他长期动脑动笔的文件起草人习性有关系。周扬则是道地的海派，话语滔滔不绝，旁征博引，议论风生，随意发挥，没有明显的逻辑、条理。讲着讲着，“灵感”涌现，甚至激情澎湃，不乏“思想的火花”和妙语、佳句，使他的讲演高潮迭起，处在一种最佳状态。例如1956年下半年，他关于反对个人迷信，思想“解冻”，批判斯大林问题的一篇讲话就是这样。他讲话的特性是，你初听一两次，会觉得新鲜，听多了就感觉腻烦，因为他不再给人以新东西，常常重复自己，甚至颠三倒四地重复自己。还有个特性是，第二次的讲话是对第一次的颠覆，是个急转弯，而他两次都可以讲得自如，头头是道，慷慨激昂。甚至两次都使人觉得，他动了真情。例如1957年上半年，他关于贯彻“双百”方针，鼓励鸣放和1957年下半年，他批判右派（《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两次完全不同的讲话。他的适应能力之强，人所莫及。周扬的确是个天生的演说家，宣传鼓动家。他以演说见长，而不在学问文章。他的文艺理论文章，“应时”之作较多；有的只有片断的闪光，难成什么体系。能留下来的恐怕只有他早年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著《生活与美学》，和新时期他发表的纪念马克思一百周年诞辰那篇文章。
作为中国文艺界的领导人，周扬恐怕早就相当官僚化了，他惯会写大块的总结性批判文章，如延安时期批判王实味之作《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建国初期批评《武训传》的文章，1957年批“右派”的那篇。据我所知，建国后以周扬署名发表的演说、文章，多是别人替他起草的。甚至文代会上他的大报告品评作家们的作品，有的他只听过下属的汇报，其实他自己并没有读过。我觉得这是相当冒险的。假使别人将他当作文艺理论家同他讨论他评论过的作品，我真担心，他将会出现尴尬。当然，那些年代，恐怕一般作家，很少人会当面同周扬讨论他的论点的对错。1953年9月，第二次文代会的报告，起初是指定冯雪峰起草。但雪峰起草的稿件《克服文艺创作的落后现象，高度地反映伟大的现实》，周扬他们不满意，改由胡乔木起草。但报告是由周扬作的。
胡乔木业余爱好文学创作，尤好作诗。60年代在《人民日报》发表多篇诗。虽然早年他也涉足过文化工作，但你不能说他是文艺圈内的人，这点跟周扬不大一样。胡乔木、周扬，对具体作家和作品的看法，两人有时也有不同意见，例如对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书稿，周扬意见比较大，尤其对作品中塑造的地主女儿黑妮的形象，周扬颇不以为然。是胡乔木积极支持帮助丁玲的“桑干河上”面世。
胡乔木和周扬(2)
50年代初期，胡乔木和周扬都关心文学界的工作。但两人的关心有差异。如胡乔木指示安排胡风派有才华的作家路翎去朝鲜体验生活，支持发表胡风和路翎的作品，表明他作为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领导人之一，对胡风和胡风派作家取开明、团结的态度。虽然在重庆时期，他也批评过胡风派理论家舒芜的思想。最近披露的材料还说明，当1955年毛泽东拟将胡风派作家们定为反党集团并决定对胡风逮捕法办征求胡乔木和陆定一两个人的意见时，只有胡乔木认为证据不足，对毛提了不同意见，当然毛没采纳（请参看《百年潮》1999年第12期王康文章）。1953年斯大林去世，30年代现代派诗人孙大雨寄给全国文协（中国“作协”的前身）的杂志《人民文学》一篇悼念诗，在那个时候非左翼作家的作品即使是政治“表态”之作，也是不大好随便发出的，该刊编者因而请示胡乔木，他态度很明确，赞成发表此诗。在那个时期，只有身处文艺界之外，没有30年代文学界诸多“历史情结”牵连的胡乔木有此胆识，对胡风派和现代派作家看法较客观，因而作出此类宽松、求是的决策。因之当年文学界有些人，对胡乔木的观感，可能比对周扬要好。相反，周扬对胡风派作家成见甚深，如路翎发表的写抗美援朝战争的小说，读者，包括中国作协工作人员（周扬在延安鲁艺的学生）叫好的人不少。但周扬对作协创作研究部他以前的学生说：“怎么你们还没学会区分无产阶级感情跟小资产阶级感情啊！”在周扬态度的影响下，中国作协主流舆论，很快对路翎小说持严峻批评态度。以后，胡乔木有一段时间，很少过问文学界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