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沐朝晖意蓊茏，
休凭白发便呼翁。
狂来欲碎玻璃镜，
还我青春火样红。
确实，不能光凭白发便呼翁。有的人满头白发，但是他的精神状态像青年；有的人满头黑发，但是精神状态已“老态龙钟”。这首短诗曾得到茅盾同志的一再称道。
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思索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人一到老年，创作力就衰竭了，再也写不出什么作品来了？有的人甚至不到老年，只在青年时期发表了几篇好一点的作品，其后就再也写不出新的像样的作品？而有的人，创作力一直不衰竭，到了老年，创作的思维还是那样活跃，对生活仍然保持着敏感，不断地写出新作，在艺术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这是在文艺界令人深思的问题。
从诗人臧克家的创作中分析，他为什么有创作的第二次青春，是不是可以概括出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他在青年时期就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接受了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洗礼。这个经历，对他是太深刻了。正像他自己所说：“一幕又一幕的时代风云从我心的荧光屏上卷过”，“真是雷鸣电击，石破天惊！朝霞万道，不足以喻新的信念的光辉；大海翻腾，不足以喻斗争的浪潮；血流成河，不足以喻牺牲的壮烈”……（见《臧克家诗选》序）后来大革命失败，他虽说离开了革命洪流，但革命思想的火星，青春的烈火，在心上并没熄灭，而是潜藏着，隐伏着，期待着第二次爆发。
第二，他很长时期经历了旧社会的苦难生活，亲眼看见了中国人民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经受的苦难和痛苦，那时他的思想是压抑的、沉郁的。他写的一系列诗歌名篇，像《难民》、《烙印》、《洋车夫》、《老马》、《老哥哥》、《罪恶的黑手》、《贩鱼郎》、《炭鬼》等等，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恶；记述城乡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讴歌了他们美好的品德。当一个人经历了革命的高潮期和低潮期，经历了黑暗的旧社会又走到阳光明媚的新社会时，他心上的对比一定是非常强烈的吧！作为一个诗人，这就激发了他强烈的诗情，必然酝酿、准备了他创作的第二次青春期、高潮期。
诗人臧克家剪影(3)
第三，贵在精神常青。对于一个作家、诗人来说，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会使他的身体渐渐老去，他的活动范围不能不受到限制，不可能再到群众中去；但他的精神却可以保持常青：他继续关心着国家、人民的命运；这种关心使他的创作思维仍可能进入亢奋的状态，“宝刀不老”。臧克家就是这样的诗人、作家。正像诗人自己所说，他是“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因而精神常青，诗句也常青。
勤 奋
勤奋，对于事业的成功，即使不是决定性的，也是至关重要的条件。对于一个从事笔耕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古人有句话：“勤能补拙。”就是说勤学、勤练，能弥补才能不足；至于有才能的人，假如他再勤奋，那就是给才能添上了翅膀；相反，假如他恃才而疏懒，我看不会有多大的出息。
诗人臧克家，写作了一辈子，勤奋了一辈子。他阅读前人的各种作品，阅读古人诗词，是极勤奋，极肯下功夫的。他幼年、少年时，就能背下多篇古文、古诗词。而到了老年，他学习古文、诗词的热情，丝毫没有倦怠。有一次，我去他家中，他拿出一册古人著作给我看，只见上边画满了密密麻麻的圈点，写满了读后心得。这说明他读书极认真，治学态度严谨。古人有云：“梅花香自苦寒来。”诗人的新诗，旧体诗为什么写得那样凝练娴熟，意境深远，这跟他读书多，对古典诗词有很深的造诣是分不开的。
诗人以77岁的高龄“只计前程不计年”，现在还经常是清晨三四时就起床写作或读书，这种精神是极其可贵的。
诗人1976年写给一位作家的诗，正好也是他自己的写照：
一年无暇日，
五更作黎明。
白发映墨迹，
孤灯是良朋。
思绪千万缕，
心血似潮倾。
大著何时竟？
寸阴共天争！
与人异苦乐，
佳节少闲情。
这种“孤灯是良友”、“佳节少闲情”，终年勤奋，寸阴必争的精神，正是任何一个有为作家，创作上屡结硕果的必要条件。
写于1981年
（载山东《柳泉》杂志）
萧乾一句话
今年开春，萧乾和冰心两位受人尊敬的作家，先后走完了他们漫长的人生旅程，辞别了这个令他们留恋又充满忧患和变数的世界。我认识萧乾很早，有几年在同一单位工作。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我亲睹了他被人算计，遭围攻，挨批斗的惨景。他本来是很礼遇地被请来工作的，身兼一权威大报的文艺顾问和一文艺杂志副总编，可是短短几个月“蜜月期”过去，他被扔了出去，遭痛整一阵后，发送到底层劳改。数年后，他从劳改地返回，到另一单位做外国文学翻译和编辑工作。没过上几天舒心日子，又逢“文化大革命”台风席卷神州大地。仲夏天，他被逼服安眠药自杀，幸被好人救活，拣回宝贵的生命。1969年，下放干校劳动，恰好我们又变为同学、邻居。他也是全家都去了，子女在干校办的中学上学，是我伴侣的学生。我常见到萧乾，这样一位在欧洲大陆亲自现场采访过“二战”，见过大世面的中、外名记者，著名作家、翻译家、文学编辑，而今常穿一身灰扑扑的旧棉袄，显得十足的土气。见了熟人，总是客气地面带笑容。没事则孤寂沉默地蜷缩一边。那年月，这个温厚、善良，才气十足，阅历丰富，一肚子学问文章的人，只能“苟全性命于乱世”。幸而他进入老年逢上了改革开放年代。在这最后二十年，他深知时间紧迫，虽说身体渐趋虚弱，有好些慢性病，有时也突发急病，濒临危险，但他不惧怕，从容对付。他深知不惧死，方能活得更清醒，有朝着目标前进的动力。这相对平静的二十年，他做了许多事，写、译了许多好文章和书，为他心爱的国土和乡亲，献出自己最大限度的、最后的奉献，如每天他有规律地争分夺秒地工作，与夫人合译世界现代文学名著、极难翻译的长篇《尤利西斯》。他终于做完自己计划做的事，像一只终生劳碌的工蜂，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知道他不愿有太多外界的打扰，这些年很少去看望他。只是在我主编《传记文学》杂志时，有一两次去打扰他。虽说接触时间不很长，但印象甚深。那是1995年夏日某天，我坐在他家小客厅里，不记得怎么谈起了他的冰心大姐和巴金兄长。冰心大姐长他十岁，巴金大他六岁，他是他们最爱的秉乾小弟。萧乾是北京一个贫苦蒙族子弟，青年时期，他就结识了住在北京的冰心，她成为他亲近的长姐。几十年，他们一直以姐弟相称。在冰心面前，他什么话都可以倾吐；冰心也以一个最知心的大姐善待小弟，形成他们长期心的投契，深深的姐弟情。在三四十年代，巴金是青年作家萧乾作品（如《梦之谷》、《人生采访》等）的主要支持者、编辑、出版者，某种程度，也是他写作生活的指点者、出主意者，这是友情的写作与友情的出版的关系，是多么难得而可贵啊！所以巴金和萧乾的关系，也是心的投契，情同手足。这样的友谊，不会因时移世易，气候变化而改变。特别是共同经受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民族大劫难，这友情的分量，更见凝重了。而今他们都到了老耄之年，还是常常互相牵挂。那天在他的客厅里，萧乾对我说：“冰心、巴金，他们是人民的良心！”
这话讲得多好啊。回去以后，我思索良久。在“左”的路线结束，拨乱反正年月，巴金一篇又一篇“随想录”，通过对亲人、朋友、往事的怀想，揭橥极“左”路线的罪恶，同时真诚地反省自己，启示人们分辨美丑、善恶、邪正，不要忘了“文化大革命”悲剧，呼唤人性和理性时代的到来。巴金表达的正是人民的心声，因之他在读者中享有非一般作家可比的崇高的声誉。
冰心也是一样，她是非、憎爱分明，邪正分明，弱而强，柔而刚。很久以来就是这样。这是她的特性。外界读者，对她印象深的是她的清新、优美的散文和儿童文学作品，对爱和美的倾吐。而了解她的人，知道她强烈的正义感和刚性。鲜为人知的是，她在二战以后，随夫君流寓日本，就为将要诞生的新中国做了不少工作，随后于1951年与夫君携儿带女，回归她热爱的祖国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拼命想整他们，周总理传了话，作家协会好些人才知道冰心老人真实的过去。萧乾讲“冰心是人民的良心”，这是深切了解他的这位大姐，才对她有这样准确的评价。
1999年3月5日写
1999年3月19日改定
（载《文艺报》1999年4月第31期）
回忆邵荃麟(1)
人到了一定年纪，经历的事情多了，许多事情就会淡忘。对接触过的人，也是如此。但是有些人和事，却顽强地在你脑子里萦回着，想忘也忘不了；越想忘记，反而更会牵动你的心，使你越发苦恼。我对宽厚善良的长者、以前文学界的杰出领导人之一———邵荃麟同志的记忆就是这样。我在他面前是个晚辈，只因为工作关系，在建国后的若干年里有机会接近过他，亲身受到他的熏陶。我对他是很尊敬的。后来他遭受不公正的批判与劫难，我也参与了所谓“揭发”、“批判”。多少年来，我一直为此而深感愧疚与痛苦。前天晚上，我梦见了他，仿佛是我就一些文学上的问题去请教他，得到了他非常亲切、中肯的指点。醒来我对自己说，我要写一篇关于这位长者的回忆，现在是时候了。
我是1953年初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的。下半年，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以后，文协改称作协，邵荃麟同志来担任党组书记兼《人民文学》主编。荃麟，我早闻大名，他在香港主编的《大众文艺丛刊》及撰写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等重要论文，解放前后在内地有广泛的影响。我知道他是一位老资格的文艺理论家、翻译家，但接触之后，出乎意料地觉得他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那时，我在《人民文学》兼做发稿和美术工作，每月至少有一次去东总布胡同22号楼上荃麟同志家里送、取清样。每一次去，荃麟夫妇总是热情地接待我。他的夫人葛琴同志每次都给我沏上一杯碧螺春。一开始，我发现荃麟有一种非常严谨、周到的工作作风。他对编辑部已经层层传阅过的清样，依然认真看待，对作品的语言文字甚至标点符号，都要求很严格，总是反复推敲，亲自删改。有一回送去的是位名家的小说。我发现荃麟把作品的后半部删掉了几十行，心想这样大动，会影响页码版面，又得去印刷厂费一番口舌。但话未出口，他就指着清样对我说：“这些地方都是该删的，编辑部为什么不删？这位作家我了解，不要紧，我向他解释一下就行了。”每次发觉清样上有错误，他就这样严肃地、不留情面地指出来，并且批评编辑部，好像编辑部的听众都在场似的。
但更多的时候，我从他身上体味到的是那种宽厚的长者风度。对待作品和作家，他的善意和爱才之心是一贯的。
他到职之后，在改组了的《人民文学》编委会里，胡风任编委。每次开会，荃麟总要关照编辑部的人去请胡风，并让他畅所欲言地发表意见，不要使他感觉到对他有什么不同对待（那时报纸上已有文章批评他的文艺思想了）。胡风写了歌颂志愿军的文章《肉体残废了，心没有残废》，又写了歌颂祖国的诗《睡了的村庄这样说》，荃麟均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还有胡风派的有才华的作家路翎，到抗美援朝前线深入生活，接连写出了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从歌声和鲜花想起的》、《初雪》、《记李家福同志》、《洼地上的“战役”》、《战士的心》等等。荃麟把这些作品安排在《人民文学》较显著的地位上，有时是头条。从1953年至1954年上半年几乎是连续发表的，引起了各方面强烈的反响。这当儿，编辑部经受了不小的压力。有人指责编辑部“倾向上”有问题，“重视国统区来的作家，不重视解放区的作家”云云。荃麟坚定地执行党的鼓励创作、广泛团结作家的政策，不为这些舆论、压力所左右。大家都知道他是抗战后期、解放战争时期最早写文章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评论家之一，但他在编辑部反复地对大家说：胡风和其他一些人的文艺思想，错误归错误，但他们写了好的作品还是应该受到鼓励，还是应该发表，这应该区别开来。不应该排斥他们，相反地，应当团结他们，鼓励他们像路翎一样，深入抗美援朝前线，为人民写出好的作品来。时间过去了30年，荃麟同志这些鼓励创作、爱护作家，实事求是地评价作品的话，仍然清晰地萦绕在我耳边。
全国第二次文代会的召开和作协成立，正是在荃麟主持工作期间。这之后，作协成立了创作委员会及下属的理论批评、小说、诗歌、儿童文学等各个小组，学术讨论变得活跃起来，经常起来。记得那时讨论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古典和民间文学研究中的问题，还讨论过苏联作家安东诺夫和波列伏依的作品。对杨朔同志的长篇新作《三千里江山》，开了三次讨论会，展开了不同意见的热烈争论，荃麟亲自做小结发言，充分肯定了作品的长处，并就作品在结构、语言等方面的缺点进行了详尽中肯的分析。大家感觉这样的讨论会，对创作和评论确实都有帮助。正像荃麟说的：“我们在这里不是消极地来批评作品；而是应该以热情的、积极的、严肃认真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作品，使作者在讨论会上得到亲切有益的帮助。”讨论中有人提到对《三千里江山》应该肯定或否定的问题，他说：“我想最好不要这样简单地来提。我们讨论，应该是具体地分析作品，指出哪些地方写得好，哪些地方还不够，哪些地方有缺点，而这些缺点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又说，“讨论不是简单地、笼统地来表示肯定或否定就行了，因为给作品来打分数是不可能的。”多么民主、平等的工作作风啊！多么严肃、认真而又切实、友善的批评态度和方法啊！荃麟带了个好头！可惜好景不长，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锣鼓一阵紧似一阵，以后好多年作协便再没有这样正常的学术讨论活动了。
回忆邵荃麟(2)
1957年是不平静的一年。在风云急骤变幻之中，在狂风暴雨之中，更可以看出这位正直的共产党人，善良的长者———一颗老树，是怎样让自己承受着风雨的袭击，而在那里苦心孤诣，劳心劳力地保护着文学的幼树和嫩苗的，尽管这有时是不可能的，非他力所能及。
5月初，要发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帮助党整风，大力贯彻双百方针，还是阻力重重的。我相信这时荃麟是真诚地相信，“新的革命的洗礼”到来了，共产党人要满腔热忱地学会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虚心听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见。作协及编辑部召开了各种“鸣放”会，听取专家、学者、党内外人士提出的各样的批评意见。这样的会，荃麟及作协其他领导同志是组织者、推动者。这期间，荃麟日夜操心的，似乎就是如何贯彻好党的整风、鸣放的方针。有天晚上，我有事到他家里去（他已经搬家到大雅宝胡同）。王蒙同志也在座，荃麟跟他热烈地讨论着是大鸣大放好，中鸣中放好，还是小鸣小放好？又讨论对苏联文学所谓“前二十年，后三十年”的看法。见我去了，他也拿这些问题问我，还说：“刊物当然不能再‘关门’了，是把门开小一点好呢，还是开大一点好？或则采取‘迎风户半开’的姿态？”我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聆听着荃麟的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的谈话。他从容不迫而又滔滔不绝地谈着，就好像他面对的不是一两个听众，而是一大群人。他的议论，反映了他紧张、专注的，不倦的思考……我一看表，已经快十点了。他身体那样瘦弱又那样劳累，该让他休息了。我起身告辞，王蒙也一同出来。那天晚上给我的印象是那样新又那样深，荃麟真是文学事业的真诚、热心的朋友啊！
不久，他去浙江杭州参加几次文艺界的鸣放会，无非还是真诚、热心地宣传贯彻党的整风、鸣放的方针。然而热心反而招来灾祸，真诚未必能适应政治气候的变化。6月初，风云骤变。在杭州文艺界的会上参加过鸣放的人，随后受到扩大化的处理，几乎无一不遭厄运。荃麟的“材料”也有人上送了。他被认为是去“煽风点火”的，处境岌岌可危。幸好对他还是“保护过关”。但在1964年批判他时，他的这段往事又被重提，说是杭州开的是“点火”会，“煽动牛鬼蛇神向党进攻”。这是后话。
在大风浪中，我印象深的是，他保护了好些人：
他极力保护在过去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一位老党员、文学批评家，他成功了。
他力图保护作家、文学批评家、出色的文学编辑秦兆阳。秦兆阳因为众所周知的关于现实主义的文章，而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那时他是《人民文学》副主编，已离职。他身体不好，荃麟批准他到北戴河去休养。荃麟对《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人一再地说：秦兆阳是学术思想问题，要给他时间思考、检讨，将来在一定范围内批评帮助，要和反右派斗争严格区分开来……当然，后来不可能按照荃麟设想的那样进行。1958年夏天，秦兆阳还是被错划了，不久下放到广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荃麟还是令人感动地，设想细致周到地把秦兆阳安排进工厂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要不然便可能让秦兆阳下放到经过穷折腾的生活更差、劳动条件更差的农村环境，何况又戴着右派帽子，以他那患有严重神经衰弱和胃病的身子，怕是支持不下去了。
他想保护有才华的青年作家王蒙，但是力不能及。1962年王蒙摘帽后，他又把他请去家中。他说，这些年我和一些同志谈过你的作品，对你被划为右派，我们觉得很惋惜。以后又关怀他小说的出版问题，就是在荃麟的亲自关照下，1963年《人民文学》向王蒙约了稿，并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夜雨》。
1959年初，我在《人民文学》评论组工作。荃麟和《人民文学》主编张天翼等同志，有感于文艺工作和创作中“左”的思想和浮夸不实之风比较严重，提议评论组召开几次“神仙会”、务虚会，邀请作家、评论家三五个到六七个人，大家谈谈，针对文艺界的时弊，写一点短文，在刊物上发表。座谈会在北海和天坛公园的僻静场所举行。那儿风景宜人，有利于与会者心情舒畅，各抒己见。记得参加会的有邵荃麟、张天翼、张光年、林默涵、郭小川、严文井、王朝闻、华君武、陈白尘、唐弢等同志。会后默涵、唐弢等同志都写出了短文，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荃麟自己也写了一篇，这便是《从一篇散文想起的》，发表于《人民文学》1959年7月号。这是一篇感情真挚，论点精辟，用散文笔法写的创作谈。在这篇不到四千字的短文里，他深刻地论述了赵树理的创作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提出了每个作家都应有自己的“南院门口”，自己熟悉和了解的一批人物这样一个著名的、有普遍意义的论点。针对当时某些人把“过去的生活”和“新的生活”，“旧题材”和“新题材”截然分开来的形而上学观点，荃麟辩证地、深刻地论述了“新”与“旧”的内在联系和历史发展：“任何时候，作家必须不断地去熟悉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是作者头等重要的责任，但绝无理由把过去的生活和新的生活隔断开来。生活总是历史地发展过来的，新生活与旧生活之间并没有一座万里长城，而且一个作家对过去的生活愈熟悉，他对新生活的理解也会更深刻……认为过去的生活已经过时了，在创作上已经没有价值了，或者不值得去描写，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而另外一种更幼稚的理解，以为只有直接描写当前发生的事情，写新人新事，乃至真人真事，才叫做现实主义，才叫做反映现代生活，这是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庸俗化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作家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从革命发展中去描写现实。并不排斥现代生活以外的题材，而即使反映现代生活也决不能那么简单地局限于当前事物的描写。现代生活的范围是很广阔的，而且是历史地发展过来的，为了使人们更好地去认识现代生活，作家就需要更深刻地从现实的历史发展中去揭示出新生活的意义。”这些话，是对当时盛行的如上海张春桥之流的“左”的创作思潮的有力批评，今天读来仍未失却其新鲜的意义。
回忆邵荃麟(3)
时隔不久，庐山会议召开，展开了普遍的反右倾运动。荃麟在机关全体党员大会上带头交心、“洗澡”。这时我才知道，他是1926年就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并且领导过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宜兴暴动，后来又曾长期从事地下斗争。荃麟是以“思想不成熟”，“对毛泽东思想了解很差”的检讨语气，回顾他这些经历的。然而这种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反使他在我心中的地位更崇高了。这时上边转来了赵树理同志关于人民公社的工作问题给当时的大人物陈伯达的信件。这封包含着许多正确看法和建议的信，成了赵树理“右倾”的典型材料。荃麟不得不痛苦地、简直是违心地领导着机关里部分党员干部在小范围内，对老赵展开了“批判”、“帮助”。
60年代初期，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文教、科学界和知识分子中，重申了广泛团结和贯彻双百方针，这不能不是一次短暂时间内的“拨乱反正”。在作协，荃麟抓紧时间，做了一系列的工作，例如：
成立了作协的创作研究室，调查研究创作问题；
出版了内部刊物《文学动态》，着重介绍国际文学界的动态以及中国文学在世界各地引起的反应。这个刊物的出版虽说还有明显的“反修”色彩，但对开阔文学工作者的眼界，还是起了有益的作用。荃麟本人精通英语，翻译过不少外国文学作品，历来重视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而不抱狭隘的门户之见。远在40年代初期，他在一篇关于文化建设问题的论文里就说过：“对于西洋文化的介绍，仍然应予绝对的重视。”“在介绍西洋文化中间，我们必须力避形式上的全盘欧化，需要注意到通过怎样的形式使它能够被中国人民所容易接受。”
第三件事，就是召开关于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1962年8月间在大连召开了。荃麟原计划开两次，北方一次在大连，还计划在南方再开一次，邀请南方作家参加，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小说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重申创作上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原则。荃麟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强调现实主义需要深化，人物描写不妨多样化，文学当然应注意描写英雄人物，但中间、落后人物也可以写。这样一些正确的论点，有利于纠正长期苦恼着作家们的创作理论上某些“左”的偏向和某些作品脱离现实的浮夸之风。荃麟又一次充分肯定了赵树理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作协1959年对他的错误批判，政治上给予明确的平反、道歉。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在文学界贯彻当时中央方针的又一次努力，会议的召开，是经过中央宣传部批准的。但是后来批判荃麟时，却说这个会议是“背着党召开的反党黑会”。这是一丝一毫影儿也没有的。我当时担任会议记录，又受荃麟委托，负责保管一部分文件、资料，以供与会者借阅、参看。文件中有关于河北沧州及广西部分生活困难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材料。这些文件给我的印象都是因地制宜地正确调整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的，目的在于调动广大社员的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纠正“左”的缺点、错误。荃麟在大连会议上几次讲话无疑也是贯彻这些精神的。
一个月后，中央召开了著名的八届十中全会，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从此中国土地上开始酝酿、掀起了又一次更大的风暴。以这个新的精神来看大连会议，它的“方向”完全“错”了。荃麟完全“错”了，成了带头“向党进攻”的最“新”事例。
1964年8月，《文艺报》编辑部起草了《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的论文，并附有一份经过整理的邵荃麟在大连会议上“鼓吹”写中间人物的发言材料。这份发言整理时曾参照了我提供的原始记录。发表前，作协一位领导同志让我拿去让荃麟过目，并听取他的意见。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去他家时的情景。荃麟默默地看了一遍，说：“我没有什么意见，这些话都是我讲过的。”默默地全部承受了下来。我当时的感受，这就是他对待“批判”的态度。这“批判”是以党的名义进行的，因此他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只好默默地承受。尽管心中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以大局为重”，他还是这样做了。在随后接踵而来的更大的风暴中，他仍然如此，听说后来他被关在狱中，临终前，还在检讨、反省一生中对党犯过的过失……我不太理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但我仍然觉得，这是体现在荃麟这样的老布尔什维克身上对党的无比忠诚和信赖，对同志宽厚的精神，感人至深，想起这些，我不禁为之鼻酸。
总之，荃麟在我的回想中是一位亲切的长者、学者兼朋友，一个饱经了历史风霜的磨难，而仍然保持着赤子那样纯洁、高贵的心灵的人。
“文化人对于其自己的生活，必须力求朴素淡泊，勿为功名所迷，勿为物欲所蔽，勿自高自傲，隔绝社会大众，勿急于成名，到处投机钻营。文化人应具有爱人类爱民族的伟大热情，广阔胸怀与远大眼光，勿囿于个人的庸俗的利害，努力克服文化人个人主义的弱点。”
这是荃麟1941年8月发表的文章《我们对于现阶段文化建设的意见》（注）里的话，而他自己正是这样的人。
回忆邵荃麟(4)
注：当时《文艺报》一篇社论的题目，社论是根据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写成的。
林默涵的眼镜
60年代某天，林默涵在广州出差，突然他乘坐的小车猛地一震，他遭遇了车祸。这时手上在流血的林默涵立刻作出了三点判断：第一、手上有血，肯定负伤了。第二、是局部负伤，还是整体受伤？意识很清楚，身体也没有特别不舒服的感觉；呵呦，眼睛好疼！看来是眼睛负伤了。第三、那么，影响不影响视力？还能看见手上的血（手上的血正是从眼睛上来的），证明视力没有受损。于是林默涵迅速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当救护人员扶他上医院时，右手中指和无名指扶着自己眼镜架的林默涵说：“啊，我不要紧，只是镜片划破了眼皮，受了点轻伤。”
著名文艺理论家林默涵，讲话条理、逻辑性强，做报告往往没有讲稿，却从来不讲多余的废话；就是在遭难受伤时，也坚持他那条缕分明的理性判断。
上海老作家侧记(1)
很长时期，上海是中国的文化、出版中心。那里集中了中国最早创办的许多出版机构，报纸杂志，他们的书刊发行，辐射到全国各地；同时，当然也荟萃了全国知名的文化人———学者、作家、艺术家、报人，编辑家和出版家。中学时期，我站在书店里阅读或去图书馆借阅的，几乎全是上海编辑出版的书报杂志，因而也从书本上熟识了那些中国著名作家、学者、报人及编辑家、出版家、发行人等的名字，对他们留下各种各样的印象。
新中国建立后，如愿地做了我喜爱的文学工作，1953年起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很长时间是当小说和评论编辑。出差组稿，上海是我们重点组稿地之一，这样，我就不只一次地去到上海，拜访各位我心仪已久的上海作家、学者，尤其是上海的老作家、学者们。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受命主持《传记文学》杂志工作，我第一个去的地点，也是上海。时光迅速流转，而今已是21世纪第三年。我将上世纪工作期间，去上海与老作家们打交道的情形，分别略作回忆。
魏金枝
魏老是1900年出生人，早先的职业主要是教书，教中学国文课。他很早就参加进步文化活动，20年代去北京已开始新文学创作。20年代末期在军阀压迫下回到上海，1930年加入左联，帮助编辑那时的《萌芽》刊物，业余写短篇小说。我拜见魏老，是50年代后期，魏老已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调任上海作协《文艺月报》副主编。我每次去看魏老，他总在巨鹿路675号上海作协《文艺月报》的办公地，可见其敬业之勤谨。当年的编辑部主任王道乾曾对我讲，魏老看稿、改稿，非常仔细认真，真是一丝不苟。两位年轻作家茹志鹃、胡万春则告诉我，魏老对他们的写作给过不少帮助。自然，无论在文学教学和编辑岗位上，受过魏老指点、扶持的青年作者肯定还有不少。
魏老最擅长写短篇小说，他的作品数量虽说不是很多，但质量上乘。因为每篇都是精心构思，又讲求文字技巧，决不草率从事。50年代初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选编出版五四以来作家短篇小说选集，其中就有《魏金枝短篇小说选》。我第一次见魏老时，他说编辑工作忙，要看的稿子不少，他已年近花甲，身体不算好，冬天常犯气喘病。操着浙江口音的魏老怕我失望，他强调：短篇小说我肯定还要给你们写。其实那时他已寄了一个短篇给《人民文学》。我回京后正好看到刚出版的1959年第4期，那上面有魏老的新作《两个小青年》，是一篇精短的小说。经过1957年反右，好作品奇缺，好小说也缺。读过魏老新作的编辑部同仁称赞魏老对年轻人心理刻画细致，认为这是老作家对杂志及时的支持。
1961年初，我重回小说组工作，那时国家正处困难时期，领导重申文艺界要贯彻双百方针。我们做了多方面努力，其中就包括向老作家组稿。下半年，魏老赐给我们短篇小说《礼物》。这是一篇构思巧妙、一瞬间集中了生活，写得非常圆熟的小说艺术品。明明是作家编织的故事：两个刚获得乒乓球世界冠军的年轻运动员托人送给体育场一位老清洁工一份精美礼物———两人得冠军的照片。老工人却说“我不认识他们！”带着悬念，我们跟随作家生花妙笔，看见了八年前的场景：在已关闭的体育场内，两个钻进来的小顽童，为要看一场国际乒乓球球星比赛，不愿被逐出场外，而跟看场子的这位工人玩着捉迷藏游戏。最终是两个小孩的机敏、好学精神感动了工人，容许他们看了这场精彩比赛，这正是两个小孩学习球艺的起点……这就是今天的世界冠军。作者写儿童心理妙趣横生，小说引人入胜，留下回味，我们及时将它刊出。那时我们颇想送魏老八个字：童心未泯，宝刀不老。这篇佳作后来编入建国三十年《短篇小说选》。
数年后，1966年“文化大革命”灾难开始了，这时魏老已近七旬高龄，身体又有病，他经受得了这场浩劫吗？1974年6月，我途经上海，曾闯进巨鹿路675号院，真个是一片寂寥荒芜。偶遇一个熟人，她说患有哮喘病，举步维艰的魏老已在两年前辞世。
柯 灵
柯灵是著名散文家、电影编剧，若干杂志和报纸主编人。1956年初，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举国同庆之后，我们向柯灵同志约稿，他来信说：正在写工商业资本家改造的电影文学剧本。这当然是个好消息，因为那时刚上任不久的常务副主编秦兆阳正积极执行作协党组和书记处书记刘白羽同志指示精神，及时组织反映现实的作品。三大改造的题材，无论是写作报告文学或是影剧作品，都能较快速地反映现实的变化，柯灵的作品是我们需要的。我和联系柯灵的编辑立即报告了秦兆阳。约两个多月后，柯灵的电影文学剧本《不夜城》寄来了。责任编辑和我看过之后，我们觉得写得不错，柯灵的文笔尤其好，他对所写生活非常熟悉，我们像读一部精彩小说。自然我们也从人物描写的分寸上衡量，感觉柯灵的剧本好就好在实事求是，无论对守法户或“不法”者及其变化的状写，都比较入情入理，绝无生硬感。我们将稿件作为重点稿推荐给了兆阳同志。兆阳放了好一阵子。他说，很作难。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虽说已成为事实。但是这样写，人们会不会说，作者和杂志是在为资本家叫好？这个问题太敏感了，他拿不定主意。当然以他的自主负责精神，我们猜想，他不大可能再送给他的上级审读。迁延了一些时日，秦兆阳终于下定决心，嘱咐我们，将稿件退还作者。柯灵的这篇反映工商业改造情景的佳作，就这样在《人民文学》失之交臂。然而《不夜城》彩色故事片摄制完成后，却没有能够放映。后来竟作为“美化资本家”的“大毒草”影片示众。直至改革开放新时期方作为佳片上映。在极“左”思潮肆虐年月，我们私下还是庆幸《人民文学》在1956年没有发出《不夜城》，否则编者又该罪加一等。
上海老作家侧记(2)
1959年，我去上海看望柯灵。1956年的旧事不再提及。我那时在评论组工作，柯灵是文艺界闻名的写作多面手，我遂为我们的“创作谈”栏，向他约稿。他很快寄给我们《创作学习笔记》两篇，他的大作与唐弢、叶以群的谈创作短稿，给《人民文学》1959年的这个栏目添色不少。
师 陀
师陀这位作家，我常常与柯灵并列。两位年龄相若，都写得一手好散文，都是上海“孤岛时期”崛起的最活跃、出众的小说、散文作家，文学编辑家。
师陀早先曾用芦焚笔名出版《里门拾记》、《看人集》等。我了解芦焚———师陀是在中学时代，读过他的《果园城记》（1946年上海出版公司版），很欣赏他独特、活泼的文笔表达的内陆小城民情、风习和他们的痛苦、梦幻。那时在家乡城市一条书店街，有大量上海出版的文学新书和文艺杂志涌至。我是那儿常客。师陀的长篇新作《马兰》（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版）和《结婚》（“晨光文学丛书”1947年版），跟老舍的《四世同堂》小说巨著，钱钟书的小说新作《围城》同样都是很醒目地摆在书架上，供读者随意阅读。从此我才知道抗战胜利后竟有这样一批小说、散文写得好的，我以前不认识的新作家：师陀、钱钟书、李广田（李健吾等作家主编的《文艺复兴》杂志登载李广田的长篇新作《引力》）、李白凤（《文艺复兴》杂志登载他的作品《游动在桑乾河两岸》及诗作）等。
1953年下半年，《人民文学》领导班子改组，新领导邵荃麟、严文井比较注重广泛团结三四十年代老作家。改组第1期（1953年7、8期合刊），有多位上海老作家发表作品，他们是巴金、靳以、王西彦。1954年第3期小说待发稿已有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艾芜的《夜归》，邵、严意犹未尽，问编辑部的人最近读的外地文学刊物有无老作家发表的比较好的新作，如有，本刊可以选载。于是有人提出师陀发在上海《文艺月报》去年12期写农村初级社生活的《前进曲》这个短篇，文井、葛洛（时任编辑部副主任）阅后同意，遂及时在第3期转载。作为生长在豫北的作家，师陀很熟悉过去北方农村。这篇新作，显然是他去现今新农村体验生活的一个收获。小说写了初级社一番新气象，一个坚持单干的老农，在合作社社员增产增收的事实面前和社干部热情说服下，终于同意入社，大伙欢快地一同前进。平心而论，这篇新作远没有作者过去写农村的佳作那样达到了历史深度。但老作家对新事物、新生活的态度仍然值得赞许。后来作者又寄来一个短篇《石匠》（写于1954年4月，爱国村），发于1954年第9期，这个短篇没有像当年该刊发表骆宾基、艾芜等人的短篇那样引起评论界注意。
1958年陈白尘主持编政，师陀曾在刊物发过一篇散文，题目叫 《山川·历史·人物》，这是一篇融历史感、自然风光描写及人物叙说于一体、绝佳的大手笔散文，恐怕只有历史学家翦伯赞写的《内蒙访古》可以与之媲美。此后我们仍继续向师陀同志组稿，1959年我去上海时拜见过他，希望他再赐我们短篇或散文。师陀讲，他原在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1957年初到上海作协。写了篇《西门豹》的历史小说，黄佐临要他改编电影剧本，这个事情缠住了他，没法脱身。说到写小说，他说很难，写新的生活有个适应过程。他在山东的吕鸿宾农业社住了好几年，还是很难提笔；你们转载的那篇，没啥看头。60年代初期创作气氛较宽松，我们曾向他约历史短篇。师陀仍保持沉默，未再给《人民文学》寄稿，直至改革开放的1979年，他方赐给我们一篇很见功力的历史短篇《李贺的梦》，发表于该刊第6期。但在此时，读者更加看重描写现实生活的作品。老作家这篇小说，没有引起更多公众注意。
靳 以
靳以是我很尊敬的老作家，编辑家。他一直勤奋笔耕，出版过长篇小说《前夕》和无数小说、散文集子，这在40年代随处可见。同时他又是成效卓著的大型文学期刊的主编者，与巴金同志亲密合作，从北平的《文学季刊》到上海的“文季”、“文丛”，直到新中国建国后，1957年他们两位共同创刊《收获》杂志。靳以同志以极大的热情，为这些文学刊物付出了他的心血、劳作。“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他对作家和新作者创作的关心，爱护，支持，在文学界有很好的口碑。如1957年诗人郭小川寄去长诗《一个和八个》，在那时的政治气氛下，是绝对不适宜发表的。靳以将稿件寄还诗人，人们说他体现了“君子爱人以德”。1959年在上海作协，我有幸见到百忙中的靳以同志。那年月他承担《收获》杂志的重头编辑工作，要亲自向作家约稿，阅读处理大量稿件，编刊发稿；同时还要参加社会活动，下厂深入生活；晚间挤时间写作。可以说，他过着白天、黑夜连轴转，极其紧张、忙迫的日子。当然他热情似火，但身体精神必然有很大损耗，潜伏着危机，这是人们不大看得出来的。记得他对我讲，他去年（1958年）更紧张，曾有些时候是上半天在工厂劳动，下半天当编辑 。我去那阵子，他每周四都要去工厂车间参加劳动。这情景就像他那年写的小说《小红和阿兰》、《跟着老马转》，塑造的工厂劳模那样一种“革命加拼命”，跃进的精神。我见到的靳以是那么一个高大挺拔，面泛红光，和蔼可亲，正处盛年，看上去身体健康的中年作家。孰料数月之后，他心脏病发作过世，终年刚50岁。北京文学界的人，谁谈起他，都替他惋惜，这么好的人、好作家，遽尔长逝，怎不教人悲从中来!也会想到，怎样才是更好地爱护作家？
上海老作家侧记(3)
王西彦
王西彦建国前，是拥有相当作品和影响的知名作家，我是将他与王鲁彦等中国乡土作家同等看待的。两人的小说都表达了对农村贫苦人民的同情，对封建恶势力的抗议。他的长篇《村野恋人》、《微贱的人》和《神的失落》在抗战胜利后的城市书肆是不难见到的，也能引起爱读新文学作家小说的读者兴趣，如《村野恋人》，它流畅的文笔，曲折的故事，颇能吸引人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