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我去上海看王西彦时，他有很好的住宅环境。他一边在“华东师大”执教，一边继续从事创作。曾随作家代表团去朝鲜战地访问。是个积极投入新生活，写作勤奋的作家。50年代初期便有写朝鲜前线见闻的作品《创造奇迹的人们》、《平凡的英雄》等篇在《人民文学》发表。后来我们就约他写小说。他告诉我，他正在写知识分子题材的长篇小说，要写知识分子自我改造过程中，从旧到新的变化，这中间很复杂，有曲折、痛苦和反复，这将是很长的小说，就像苏联作家A·托尔斯泰写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苦难的历程》有三部曲。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经历的复杂时代和考验，来写知识分子不同的性格、命运和心灵，这将是时代、历史的艺术画卷。西彦很健谈，他有时也写理论批评文章，用“细言”等笔名在报刊发表，有时也给他带来麻烦，如60年代中期写的关于怎样写人民内部矛盾的探讨文稿，就遭遇不讲理的批评。他说：我在写的长篇中，如有独立成篇的，可以交给你们发表。我记得1957年反右后，小说作品奇缺。王西彦上半年曾寄给我们一篇小说《艰辛的日子》，题材是写知识分子的，因为篇幅较长，加上读来似略感沉闷，迁延数期尚未发出。正巧赶上反右开始，取代李清泉主持《人民文学》常务的作家俞林上任，他做了一番衡量，将王西彦的存稿发在刊物转为反右的1957年第8期小说头一篇。小说发出后既未引起风波也没有什么反响，可能跟当时读者对小说的注意已经转移有点关系。改革开放新时期，王西彦笔耕不辍，1979年下半年，赐寄《人民文学》短篇小说《晚来香》，我们将其发在1980年第1期。题材仍是写知识分子的，篇幅不长，《晚来香》其实是讽刺一位大学历史教授、学者在政治压力下被扭曲的性格，他的“学术著作”不断地修改，只为顺应权势者的需要，从而改善自己生存处境。至于学术良心，做学问的科学精神，完全被他弃置不顾。这就是这位“晚来香”教授的心态，这当然是人品、学术的堕落，也是环境促使下某些知识分子的悲剧。小说呈现了王老对经历过的历史时代和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观察及反思，表明作者的小说创作，力求与时代同步。
程造之
程造之是上海一位老作家，我知道他的名字，是建国前见过上海海燕书店出版的他的长篇小说《地下》，那是数十万字，相当有分量的一部长篇。建国初期，程造之是上海《新闻日报》记者，《人民文学》小说组与他建立了联系。1957年程造之寄给我们短篇《杨亚男》，发在第7期革新特大号的小说栏，该期作家创作小说7篇，有4篇反右时挨批判，程造之小说不在其列。我未见过作者，但读他的小说，觉得文笔老练娴熟，结构紧凑；写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相当生动地塑造了杨亚男这个个性鲜明的女青年形象。读毕作品便可了然，这是一位有创作经验的老作家。
1958年，听说他下放宁夏。之后我们有书信往来，知道他是全家搬迁，生活相当艰苦。他没有再给我们寄作品。直到1979年下半年，我方有机会去银川同他会面。据他讲生活比前几年大有改善，然而在我眼中，他和家人住的房子，及家中陈设相当简陋。他的身体不大好，患有慢性病，但仍未放弃小说创作，说有些素材可写短篇；写长篇就要视身体情况而定了。他是上海崇明人，抗战时期，从上海“孤岛”去苏北新四军游击队，胜利后又回上海，而今在西北待了这多年，可以说饱经沧桑了，但生活依旧清贫，为人诚朴，感兴趣的是他喜爱的文学创作。我回京后，他于1981年上半年寄来新作短篇《产假中》，登在《人民文学》1981年第7期，我的记忆，这是一篇佳作，仍是写的普通市民，是以西北生活为背景。产假中一个青年妇女，一天夫君半夜才回来，原来是不慎撞倒一位老妇，遂将她送进医院治疗。他这样做，她很欣喜。想着若干年前，自己曾被一辆自行车撞倒。骑车人不仅不救助，还骂了声“你没长眼睛活该！”扬长而去。第二天清晨，这个产妇去医院看了受伤老妇，还对护士说：这是我妈！夫君也来了，打听出来，伤者是位退休中学老师，丈夫殁于1957年，儿子死于“文化大革命”中，只剩她孤单一人。青年产妇遂将婴儿暂托邻里照顾，每天为老人做些好吃的送去，并细心陪侍她，使她早日康复。出院时青年产妇对老人说：我的父母死在西北，我丈夫是个孤儿，他没有父母，我没有公婆。我就做你儿媳，他是你儿子，你还有个可爱的小孙女。我们接你回我家去，赡养你一辈子……故事很简单，作家不愧是写作能手，用他那洗练、传神的笔，塑造了人物，展现了普通人身上的善良、同情、爱心。
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程造之，他于1986年逝世。
丰 村
上海老作家侧记(4)
建国前以长篇小说《大地的城》闻名的老作家丰村，和师陀差不多，他也是河南籍，长居上海，我曾匆匆见过他一面，那是他在上海文联秘书长任上，工作很忙迫的时刻。
丰村建国后的作品再次受注意，是发表于《人民文学》1957年第7 期革新特大号上的小说《美丽》，这篇小说写一个单位的女秘书季玉洁和单位首长之间的微妙关系，令她陷入困境。首长是有夫之妇，而季玉洁是单身女子，她当然有权利爱。但共产党员的道德观念却要求她放弃这样她感觉是不道德的爱，理智最终将战胜感情，她很珍惜自己心灵的美丽、纯洁……这是我记忆中这篇作品大体的情节。当年阅稿，我的判断是，作者大胆涉笔一个敏感的社会现象，给以关注和思索，小说是可发的；小说的缺点是刻画人物心理虽说细腻，却稍嫌做作，但无碍小说面世。孰料小说刊出不久，正值反右进入高潮，在《人民文学》第9期，它也被批评者当作有问题作品，遭受批判。它的平反只能是在新时期，也是一朵重放的鲜花吧。
罗 洪
我和女作家罗洪仅见过一面，是在1959年去上海组稿时。上海作协组织联络部的同志，向我介绍女作家罗洪，说她是个老作家，三四十年代发表过不少长、短篇小说，你可以向她约稿。我对罗洪不甚了解，也没来得及读她过去的作品。罗洪那时是《文艺月报》编辑。我见她时，她是个身体偏瘦的中年人，感觉她很朴实，没有一点作家架子，倒像是编辑部的任何一位编辑同事。她说，现在，她主要精力放在了工作上，手头没有新写的稿子。直到1964年罗洪同志似乎方腾出手来给《人民文学》赐寄短篇新作一篇，这就是发在当年第2期的《波澜》，文笔老练，写妇女心理细腻，在那个年月，是篇不错的小说。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罗洪已是高龄老人，直到这时她回复了她的第二次创作青春，发表了不少创作回忆录。更令人惊喜的是，上海报载，罗洪多年辛勤笔耕，创作了以自己经历、见闻为主线的长篇小说。在高龄层老作家中，这是少见的。
施蛰存
1987年春天，我接手《传记文学》杂志工作后，曾去上海看望施挚存、赵家璧、赵清阁等几位老作家，向他们求教。
施蛰存老人在他家客厅里接待我，这客厅不大，很普通，家具陈旧。但我感觉亲切。客厅的朴实无华，就像学者、作家施蛰存本人，也让我想起我曾见过的北京一些有成就的大作家、大学者的客厅或书房。
施蛰存很早就大名鼎鼎，上世纪30年代即在上海主编《现代》杂志，这是一份包容广，很好看的文学杂志，鲁迅的佳作《为了忘却的纪念》等篇，是在这杂志上登出的。而随后因回答《大晚报》副刊关于读书的提问（文章要写得好，读什么书？施蛰存随手写了《庄子》和“文选”两书），被鲁迅先生指为“复古逆流”。因《现代》杂志首登关于“第三种人”的讨论文稿，施自己也被左翼批评家入列“第三种人”，名声不大好。对早年我这个爱读文学书刊的中学生也发生了影响。1957年，在大学教学岗位上，施先生被划为“右派”，自是在劫难逃。但随着阅读、见闻的增长，施蛰存头上被标出的政治印痕，在我心上日趋淡薄；而作为在重重压力下，能够平和应对，处变不惊，而仍然心无旁骛地做事、做学问，因时制宜，操其文墨生涯不辍，学贯中西、可敬的学者、文人形象，却日益凸显。施先生不仅有早年留下有创新意义和个人风格的小说，中年更有散文作品和大量翻译小说（尤其东欧各国的短篇）面世，而对中国传统诗词及某些古籍的研究或考订更是日积月累，使这位世纪学人（施先生生于上世纪初，我去看他时已是世纪之尾，他年过八十虽动作迟缓点，仍然是个身心健康的老人，他的养生方法是读书、写作不废，做诗填词和写回忆等作品，带弟子）成为一个在我国文化界有多学科建树，海内外声誉日隆的跨世纪、近百岁高寿的学者。我由此次见面，还结识了华东师大施先生弟子之一的刘凌先生，后来他为《传记文学》杂志写过不少文章。
施先生上世纪末出版的回忆作品《沙上的脚迹》和《唐诗百话》等，他的人生体味，对社会人生和文学的真知灼见，很值得后代记取、研究。
赵家璧
我去看望我敬佩的前辈编辑、作家赵家璧，是在1987年4月3日上午，在他大陆新村的寓所。赵老年近八十，我向他请教编辑出版方面的事，他爽朗地一笑说，都写在我两本书里边了（赵老的两本书是《编辑生涯忆鲁迅》，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编辑忆旧》，三联书店1984年版，都是很快售罄，难得一见的好书），你不是读过吗。当我向他讲起而今编辑出版界存在一些不好解决的问题，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如何统一；出版社往往将作家的稿件一拖数年，难以面世；出版社最好以丰补歉，作家有价值的好书还是宜及时出版等难题，这打开了赵老的话匣子。他说：我们那时编书出书，条件很差，但总想着为读者出好书，为作家把他的书出好出快，这两条很要紧。作家、读者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吗，没有作家、读者支持，杂志社，出版社，如何生存？他讲的当年他创意的一角丛书，如何适应社会读者的需要，快出、出好，迅速取得社会、经济双效益；1933年5月女作家丁玲被反动派抓去，在鲁迅先生倡议下，他们如何在一个月内出版丁玲未完全终笔的长篇小说《母亲》，使这本“良友文学丛书之七”出得又快又好，打击了反动派的气焰，而又使《母亲》成为当年最畅销文学书籍；还有已在文学界传为佳话的当年“良友文学丛书”及“小说年选”如何特别关注编辑出版一批新作家的处女作，使其及早面世（这些人后来都已成为我国著名小说、散文作家），给我印象尤深。赵先生堪称文学编辑出版方面的楷模。我们虽说仅是匆忙一见，但我再也忘不了这位前辈。
上海老作家侧记(5)
赵清阁
1987年初春，当我正策划去上海看望哪些老作家，一个过去的同事告诉我：上海还有位女作家赵清阁可以去看看，听说她和郭沫若、茅盾、田汉、老舍、谢冰心等一批大作家都有交往，和老舍交情尤深。她珍藏着他们写给她的信和诗文，这不正是《传记文学》需要的文坛史料吗？我这可不是瞎说，是听一位熟悉内情的老同志讲的。她这一说，引起我两点回忆。一是抗战期间，我住大后方一座山城，那里经常可以看见土纸版的现代名家作品，书的尾页还常登现代作家新书广告。赵清阁这个名字对我很熟，因为常看见她作品的广告，多幕剧、独幕剧很多，还常和老舍、洪深、田汉这些名字在一起。我想她是个作品很多的女作家。新中国成立后，赵清阁这个名字却少见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那时我已在《人民文学》杂志工作，反胡风及肃反运动开始后，揭发可疑的人和事。我听一个人发言揭发某小说编辑曾建议向上海女作家赵清阁组稿。主编突然说：赵清阁是国民党作家，你们知道不知道？他这一说，把大家镇住了，我自然也很吃惊，啊，原来是这样！我相信了主编。据我所知，从此以后，在漫长岁月里，《人民文学》从未向上海老作家赵清阁组稿。这其实是百分之百的冤枉和误导，出自主编不了解情况而错下的判断。所以在80年代末期，我更愿意去看望清阁老人，增长见闻，尽力挽回过去对这位老作家的误解。
1987年4月2日下午，我去吴兴路她的新居拜见清阁老人，她那年73岁，老人肤色白皙，清雅脱俗，人如其名。她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追求进步，多才多艺，擅长诗歌、小说、散文等多种文体写作，尤擅长话剧、电影剧本创作，这方面出的成果抗战时期最多；写作了全套的《红楼梦》话剧剧本，她是中国第一人。此外她还是经验丰富的书刊编辑，绘画专门人才，又通音乐。这样独立自强的才女，是以孤苦的单身人，度过了坎坷的漫长岁月。而今伴着她的是位老阿姨，她待她情同手足，两人相依为命。
我说明来意，受命编《传记文学》杂志，希望趁一些老作家、老同志健在，多了解、收集一点珍贵的第一手文字资料，使其不致湮没，留给后人，传之永久。老人说，她有同感，时光不待人，好些老朋友老作家老艺术家很快就过世了，有的来不及将他们知道的人和事写下来，成为无法挽回的遗憾。因之《传记文学》作为历史的文学，最重要的是保存事实———史实，也就是你说的第一手材料，包括作家、艺术家们的书信、日记、手稿等等，这应该由我们这些同时代的人来做，至于历史评价，有的可以留给后人。这些资料，“文化大革命”中损失了不少，很可惜。有人主张，要赶快从老同志、老艺术家们那里，用口述、记录等办法抢救一些有价值的资料，我赞成。
当我提起老人和老舍先生的翰墨情谊，引来老人一番感慨。她说：有人弄不清楚，说是我向老舍先生学的写戏。是的，老舍先生就像我的一位兄长，他的确给过我许多帮助，包括文学写作方面的。但是我要说，关于写戏，事实情况正好相反，当初是老舍先生向我学写剧本，我教给他的。后来我们还合写过剧本。前几年有一家出版社出《老舍戏剧全集》，其中有两个剧本是老舍与我合作写的，我是作者之一，出版社却没有事先知会我，征求我的意见，我想拒绝已来不及。这是不尊重另一作者的著作权。清阁老人谈的，使我想起另一件事。80年代中期，一家出版社开始出版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主编的中国话剧艺术家传，直至1987年2月，共出了四册，五四以来，中国重要的剧作家、戏剧艺术教育家和表演艺术家差不多都收入了，惟独赵清阁这位写剧甚多、也有成就的剧作家和著名的戏剧理论家、教育家余上沅榜上无名。这不仅仅是不尊重，我怀疑是否还有狭隘的门户之见或某种偏见在作祟？但我没对赵清阁老人说出。
清阁老人还深情地回忆了建国后她和老舍先生继续着文墨交往的某些片断。1961年她47岁生日，老舍曾写信题句祝贺：“清流笛韵微添醉，翠阁花香勤著书”。1962年春季，阳翰笙、老舍出席广州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后来上海，老舍前去看望她，将生日题词写成条幅赠她，并书写“清阁珍重”。老人站起来，走到书桌边，指着墙上挂的老舍先生那条幅，她说，这也是劫后作余存。“文化大革命”中，她珍藏的好些老朋友写给他的信和字画被洗劫了，一去不复还。
我乘机对老人说：您和老舍先生多年书信往来，老舍先生给你的信可否选辑一部分交《传记文学》发表？清阁老人望着我没吭声，过一会儿，郑重地对我讲：我刚才不是说了，好些信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仅存的老舍先生的信，这是私人信件，不准备拿给任何报刊发表，除非我死了，死了它也没了。我手边还有一些老朋友给我的信或手写诗词像郭沫若、田汉，还有老舍的书法，这不能长久归我个人，我将来要献给博物馆，以便永久保存。你如要作家的书信，抗战时期冰心写给我的信，我倒是可以整理出来给你们发表，不过你要征得她同意。发表后，请你将稿费交给冰心，原信也交给她，由她自己处理。老人对故友的一片挚情；保存的珍贵书信等墨宝，要献给国家的博大胸怀；又还照顾了刊物发表老作家书信的需要，设想是那样细心周到，使我深受感动。
上海老作家侧记(6)
这回去看望清阁老人，真是收获不小，使我具体了解了这位不管在任何处境一生保持着独立自尊、清纯人格，笔耕不辍的女作家；还了解她的身世，生平交往，如她与邓颖超大姐的乡情乡谊，和中国20世纪文界、艺界众多风云人物的友情，那些美好的故事，是足资载入史册的。
1987年下半年，我将清阁老人赐寄我们谈论传记文学的文稿《传记文学———文苑一枝花》发在《传记文学》杂志该年第4期。1988年我又将清阁老人费时数月整理并加注解的谢冰心给她的43封信，题名为《友谊的纪录》，约近两万字，发表于《传记文学》杂志该年第2期。
我写上海老作家们的文稿，浮光掠影，挂一漏万，但我还是写出来，留供世人参考。现在本文该结束了。我想起施蛰存老人1990年所写答海外作家问那篇文章中的一句名言“政治干预文学，必然断绝文学生路”，我深有同感。好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非常活跃，产品出得又多又好的作家，为何在50年代末期、60年代中期渐渐搁笔不写甚至完全沉默呢，其原因正是日益深入的政治干预使真正的文学创造绝了生路。但我还要补充一句，文学又是不死的！真个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上世纪80年代，政治气候有了好转，不用说新人辈出，新作无穷；许多老作家，也焕发了笔头的第二次青春，或写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回忆录，或写怀人、记事的精彩散文，甚至长篇小说，前述上海老作家中不乏这样的人；这更是为读者、为后代造福，令人敬仰不已。
2003年9月27日完稿
（载《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1期）
赤子作家骆宾基(1)
我初读骆宾基的作品，不是他的处女作长篇《边陲线上》和短篇小说集《北望园的春天》，而是他写的《萧红小传》，那是四十多年前我的中学时代。由这本写得很朴素、篇幅不大的书，我了解了我国早逝的有才华女作家萧红凄楚的身世、坎坷的人生历程和她那颗柔弱、善良而又不屈的心；感受了复杂社会中人性的善和恶、美和丑；同时也初识了骆宾基这个作家，他在日本鬼子初占香港、萧红病重的危难时期，应端木蕻良先生之约，无私地救助她，陪伴她，直至她去世。他是一个有侠骨柔肠的、了不起的人。从此，骆宾基这个同唐初骆宾王只差一个字的名字，我记住了。
想不到我20岁来京后，又同作家骆宾基有近四十年的交往，直到他晚年。
那时我在《人民文学》杂志工作。恰恰在我来《人民文学》的最初两三年———1953年、1955年之际，骆宾基以锐不可当之势，陆续写出和发表了表现农村生活变革，赞美新生活、新人物之美，质量上乘的短篇小说《王妈妈》、《夜走黄泥岗》、《年假》等作，全被安排在《人民文学》版面较显著的位置，受到读者欢迎和文艺界好评。那几年，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作家，如此迅速地适应解放后的新环境，并快捷地写出一批短篇佳作为杂志添彩的，恐怕只有在鞍钢体验生活、写出了短篇《新的家》和《夜归》的老作家艾芜和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写出了《初雪》和《洼地上的‘战役’》等作品的路翎可以与之相匹敌。
1955年初春某天，我去看望骆宾基。在西四北大街找见他的寓所。这是第一次同久慕的作家见面。出乎我意料，这位名作家的住处很简陋：从一间临街的铺面式房屋走进去，里间就是他的居所，陈设不多，惟一给我留下印象的是那占有半面墙、藏有线装二十四史的匣式书橱。骆宾基其人，大盘脸，小眼睛，浅短的头发杂乱地竖立着，披一件黑色中式旧棉袄，不修边幅，乍一看是一个略带粗犷气质的北方壮汉。骆宾基告诉我，他手头还有一些短篇小说要写作。解放后这几年，他不停地往下边跑。头一两年回到祖籍之地山东，看了几处地方，又参加鲁中南导沭（河）整沂（水）水利工程实际工作，走访附近农村互助组和初级社。这两年在故乡吉林东部的蛟河县农村选了点，常去那儿走动，很少住北京。他说，他在两地了解的一些线索，假如深入下去，可能足够写一两部托尔斯泰式的新的大部头长篇小说。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得长期下去，艰苦努力。只能先写点短的。可是描写新现实的短篇小说，要开掘深，达到像批判现实主义短篇大家契诃夫那样的艺术效果，还是不易的。他说：他在解放前生活很不安定。“九一八”事变后跑到关内，先是抗日，后是反蒋，蹲了两回监牢。1949年到北京才算安了个家，可以专心致志地读书、写作了。我说：《人民文学》仍缺好作品，等着你继续供应，他满口答应。临出门，我说起主编邵荃麟的严细作风和对作家创作的关心，又引出他一番话。他说：“邵荃麟和冯雪峰，我1937年就相熟了，我对他们很钦佩，我一直把他们看作我的领路人。”这次见面，我的感受，这位作家无论是外形的粗犷和心灵的敏感细腻，笔下的精致（有其旧作自传体小说《混沌》及上文列出的新发表的几个短篇为证。他的短篇很讲究构思、剪裁、人物刻画、对白、环境渲染的艺术）或简朴的物质生活与丰盈的精神追求之间，其反差都是很大的。
这之后不久，骆宾基又给了《人民文学》两个短篇力作《交易》和《父女俩》。这两篇在生活的开掘和展示人物心灵深度上，又远胜几篇前作。其中《父女俩》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建国以来短篇佳作选中。
其后一年，我们再也听不见作家骆宾基的消息，这个人，从一切公开场合消失了。
但在1957年初春，编辑部忽然收到一篇小说投稿，其用硬笔书写的大个儿倾斜字体，一个个蹦出了格子，铺满一页页稿纸。一位编辑觉得其字体有的难以辨认，将稿件交给了我。我一看，这不是独特的“骆体”———骆宾基的字吗？但署名却是张怀金（注）几个斜体大字。小说的题目叫《老魏俊与芳芳》。小说写了一个可爱的农村小女孩和一位热爱劳动、忠于职守的老饲养员富有人情味儿的关系，是一篇速写式小说，其敏锐的观察和丰富的表现力，使我更加深信其作品是骆宾基无疑。于是征得执行主编同意，我去西城访作者。仍是在很简陋的住处，骆宾基接待了我。我见他脸色苍白似有点浮肿，一副病恹恹的样儿。这次见我他话语不多。只说：我因胡风问题受牵连，审查一年，三个月不准回家，现在结束了。我去北京南郊农业社体验生活。稿子署名就用张怀金吧，这是我的本名。
其后，1957年至1958年，骆宾基陆续在《人民文学》、《收获》、《北京文艺》等刊物发表一些速写式短篇。但我以为，这是他的短篇创作恢复期，似乎没有1953至1955年他解放后创作起步阶段那样一股强劲势头。也没有留下像《夜走黄泥岗》、《年假》、《交易》、《父女俩》那样一些印象深刻的作品。
1958年，听说他已下放黑龙江，一边赴农村人民公社体验生活，一边继续写些报告文学、散文等作，包括采访“抗联”李延禄将军，反映“抗联”战斗生活的纪实类作品。《人民文学》杂志一直同他保持联系，期待他重振雄风，有好的短篇面世。我的印象，那几年，黑龙江省的欧阳钦书记、宣传部长延泽民（他本人也是个作家）礼遇从各地调到黑龙江省的一批作家，包括扶植当地的青年作家，给他们一个较宽松、自在的创作环境。因之，作家们心情比较舒畅。我推测骆宾基可能是在这几年，逐渐复苏了从事创作的心劲儿。
赤子作家骆宾基(2)
记得那是1961年，根据上边精神，文艺界整个儿是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重申贯彻“双百”方针，鼓励创作。在小说编辑岗位上，我接触的一些青年作家纷纷提笔，有些老作家跃跃欲试，短篇创作趋向活跃的象征已很明显。但真正的佳作仍不多见。在作协领导人邵荃麟和创作研究室成员、文学评论家侯金镜关怀下，《人民文学》小说组于初夏季节开了个全国短篇创作情况汇报会。编辑们在发言中推荐了他们新近从地方刊物上发现的一批较好的作品。与会的人受到鼓舞，于是一个创意产生了：《人民文学》出个七、八期合刊，除了选载兄弟刊物上青年作者的佳作，再发表一点中老年作家有分量的新作，请老侯（金镜）写篇评介文章，这期刊物岂不可以成为短篇成果的一次新的检阅？合刊筹备了一个时期，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一篇头题小说了。正在这时候，骆宾基帮了大忙，他赐给我们一篇《山区收购站》。这篇小说显然是经过长期酝酿准备之作，背后有他多年在东北农村观察思考、感受生活的积累。小说中的几个人物是精心塑造的，山区收购站的老收购员王子修与出卖山产的老山户陈老三，这两人的经历、性格本是不易区分的，塑造他们颇有难度。却被骆宾基精细地区分开来极凸现地展现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丰满个性，这就是艺术功力所在。当然作者着力创造的是基层供销社主任、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曹英，她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执行上级政策，不是僵化地教条地执行，更不是跟着当时相当风行的极“左”调儿瞎折腾，而是鼓励群众开展多种经营，作为国营收购部门，细心地照顾群众利益，尽力收购山区的土特产，发展土特产（如山葡萄）加工业务，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巧妙地结合起来。她处处关心群众，做群众的贴心人，受到大家的热烈拥戴。她是“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身体力行者，也是作家骆宾基用心塑造的农村新人的一个典型。这个人物可能一定程度源自生活，但也带有作家自己理想主义色彩。我是说创造曹英这个高尚、纯洁的形象，作家是将自己心灵的体验也融化进去了。这篇小说无论就其与众不同的超前思想（说到其超前的生命力，这篇30多年前的作品现在读来仍有其新鲜的现实意义）和艺术上达到的开合自如的纯净、圆润来说，都是作家思想艺术成熟的标志，也是当时短篇小说一篇拔尖之作，所以也被收入建国以来短篇佳作选中。
1962年，骆宾基从下放之地调回北京。但随着新的政治运动频仍，批判作家和作品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地开展，《人民文学》杂志再也难得有像《山区收购站》那样从成熟中“分娩”的好短篇。而作家骆宾基忙着去农村参加“四清”，再也无法集中精神创作新的短篇佳作了。
紧接着而来的是大革文化和大革文化人之命的“文化大革命”。 骆宾基所在的北京市文联，是最初刮起来的龙卷风的一个中心。大作家老舍丧命于1966年8月23日“太庙”烈日下一场批斗会后的那个夜晚。在批斗北京市所有著名作家、艺术家的场合，骆宾基也被拖去下跪示众，因替萧军讲了一句“萧军是被鲁迅先生肯定的抗日作家”这句公道的话而被打得头破血流。我要说的正是在整个邪风恶浪翻腾的十年中，骆宾基表现的凛然正气、硬汉性格和令人钦慕的人格光辉。
1966年7月，某杂志发表重头文章，点名批判周扬和“文艺黑线”。身体有病的骆宾基被召去听宣讲。他实在听不下去。当听到会上有人说，邵荃麟也是“黑线人物”，冯雪峰是“叛徒”时，他按捺不住地大声说：“邵荃麟同志带病工作是焦裕禄式好干部！雪峰同志不是叛徒，他的出狱是党设法营救的！两个口号之争怎么说也是左翼文艺队伍内部的争论，何况报上说周扬也承认当时是有错误的。能够这么说，就是好同志嘛！……”不用说，骆宾基这番揭示事实真相、讲真话、独树一帜的说法，在当时那样一种疯狂气氛下，引发了会议主持人和造反派对他的何等邪恶的憎恨！他无异“引火烧身”。接着而来的惩罚，是8月23日的示众、批斗，也就加诸于他了。
随后若干年，对他的惩罚不断升级，在长期下放劳动改造中，他的身体遭受严重摧残，他忍受着心灵的大痛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使人肃然起敬的是他的调子却依然不改。
事隔六年，骆宾基本来早已被审查清楚又被怀疑的历史，经过劳民伤财的再次审查，又已查清。于是1972年秋后，在京郊葡萄园劳动，被监管的骆宾基，与军宣队负责人、文联造反派头头之间再一次对话：
“骆宾基，你对冯雪峰、邵荃麟的观点改了没有？”
骆：“让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怎么这样说呢？当然是要讲真话！”
骆宾基斩钉截铁地说：“若讲真话，我的观点变不了了，他们都是好同志。”
谈话结束了，不出骆宾基所料，他仍然被放在群众专政行列中，没有得到解放。
一年之后，文联已成立革委会，上边的政策，是要将被集中在“学习班”，问题已基本查清的人，宣布解放（解除群众专政）。但条件是，要有一个“好”的检查。
一天，革委会副主任问骆宾基：
“嗯……草明、雷加都回文联，你怎么样？愿意回来吗？”
赤子作家骆宾基(3)
“当然愿意了。”
“我们欢迎你回来，不过你得改变观点才行啊！”
“什么观点？”
“对冯雪峰、邵荃麟的看法嘛！”
“那我就不回去了！我的观点改变不了！”骆宾基硬邦邦、毫无商量讨论余地地说。
事后，得知此情的一位友人跑到他家里去劝说他：“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又不光是你一个人，何不放灵活点儿，人家给你台阶下，你就顺着下嘛！”
骆宾基苦笑着：“那‘台阶’太高了！”
果然，隔了一年之后，骆宾基这位全国知名的老作家没有能够回文联，而是被分配去市文史馆。
那些审查过骆宾基历史的人，不能不承认，无论是1945年1月，他在四川丰都适存女中因宣传进步思想而被国民党特务突然逮捕，或在1947年，赴东北解放区哈尔滨途中，以“勾结共匪武装叛乱”的更加严重“罪名”被国民党军队“特刑队”抓去，作为“要犯”于沈阳解放前夕被押解到南京国民党的“特刑厅”，生命危在旦夕；在反动派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面前骆宾基是不屈的！
而在十年动乱中呢？为了坚持真理、正义，骆宾基不仅宁愿牺牲自己执着追求了大半生的文学创作事业，也宁愿付出自己身体健康甚至生命损折的代价，而绝对不向以“革命”面目出现的封建法西斯邪恶势力屈服。
骆宾基从青年时代起就很崇敬的鲁迅先生，曾经高度赞扬过这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随风而转、“随行就市”，而坚持自己主义、信仰的人。他说：“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骆宾基就是这种纯净的人，一个坚持真理、正义、信仰的赤子。
我再次去看骆宾基是在十年后的1984年，我在一家出版社工作。那时出版社头头拟出版一套五四以来作家代表作小丛书。命我拟个选题、组稿计划。我将骆宾基的名字列入其中。借此我去看望他。骆宾基住在前门西大街一栋楼房里。他于1978年突患脑血栓，平复后仍有轻度半身不遂，手脚不大灵便，大半时间只好足不出户。他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后期，当他稍获自由能够回家时，他无法再考虑文学创作，只好转而弄弄我国古代的金文（商周时代的钟鼎文字），来作一种精神寄托。实际上这种放弃小说创作转而研究金文的念头从1956年就开始了，而28年后，这成了他的“正业”。他写的“金文新考”后来编成一本大书。当我说要为他编一本解放前的佳作选，由他自己挑选篇目，他欣然从命。不久，他编了一本收入中篇童话《蓝色图门江》、短篇《红玻璃的故事》、《乡亲———康天刚》等数篇作品的集子交给我，书名定为《蓝色图门江》，这都是他40年代写作发表的，代表他不同的创作风格。我尤其喜欢《蓝色图门江》这篇，与他的现实主义小说不同，这代表一种浪漫风格，文中浸透了他的乡情乡思。这区区小册子，却因为出版社头头声言“经济效益不高”而未能面世，读者也就失去了阅读骆宾基早已绝版的另一种风格作品的机会。
为了弥补这种遗憾，1985年我创办《文化广场》丛刊时再次去向他组稿。他以多病之躯仍然立即应命，很快给了我一篇《说龙》，这是他研究金文最新成果的一部分。在我眼中骆宾基决不是个学究型学者，而仍然是将其一腔激情、活跃思想贯注于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文学家。我读过他送给我的《诗经新解与古史新论》中的一些篇章，如1973年写成的《〈诗经·关睢〉首章新解》一篇，这不是枯燥死板的考证文字，而是用优美文笔写成，感情色彩浓郁、充满生机、情趣盎然的散文，尤其写他在吉林蛟河县的见闻，写“情挚”的雁的悲剧故事那一节。这篇《说龙》，从考证古钟鼎文的“龙”字及其演变入手立论，认为“龙”即是上古时期黄帝夫人嫘祖养蚕缫丝的那个蚕。骆宾基配了金文中最早的几个龙字，作为插图。我印象中有个最早的龙字，确实很像一条蜷缩着正在吃桑叶的蚕。所以骆宾基的考证似也言之成理。当然我也清楚，他的这一看法不一定会为学术界所接受，肯定要引来一番批评、争议。但本着百家争鸣、“抛砖引玉”的精神，还是可以面世的，何况也可为我计划中的约学者们写系列说龙文字做一开篇。于是我将此稿安排在《文化广场》第二期刊出，在创刊的第一期上作了预告。但没有预料到的是，接到不准用书号出版刊物的一份通知，已出清样的第二期，只好中途夭折。国内读者因此无法读到这篇文章。但香港、日本读书界却对此文发生了兴趣，写信向骆宾基索要稿件，我遂将此文清样复印数份交他。骆宾基对此“感谢不尽”，我倒不安了，因为他的文稿又一次在我的手边无法面世。好在香港一家报纸很快发表《说龙》，他兴奋地告诉了我。
1987年我接编《传记文学》杂志。1989年我推出北京的文学研究家闻敏女士写的数万字的《骆宾基剪影》，同年第5、6期合刊，发表骆宾基写的《往事堪回首》一文。此文是纪念刚刚去世的翻译家韩侍桁先生的，记述了骆宾基1949年旧历年除夕从国民党南京老虎桥监狱死里逃生到了上海受到韩侍桁不动声色地照料和保护，并在自己的书店里安排了地下老党员冯雪峰同他见面。由此，骆宾基为我们画出了30年代被称为“第三种人”的韩侍桁先生一幅真实而全新的画像：他是进步人士危难时可以栖息的“树林深处一枝头”，“处尘污之境而自洁”的清纯之士。这是骆宾基晚年撰写的回忆他所结识的文坛前辈及同辈（如冯雪峰、吕荧）等一批出色文稿之一，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可是我从旁观察，骆宾基从60年代中期直到“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由于反马克思主义的“左”的思想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并肆虐、猖獗，他内心有说不出的苦楚而无法放开手脚来写他想写的作品，更不要说那些酝酿已久准备写的鸿篇巨制了。最后，他终于放弃他最擅长的小说创作而去侍弄对他曾很陌生的“考古”，这实在可惜，也是中国文学界的损失和悲哀。在晚年，他说过这样的话：“就我所掌握、思索的材料来说，我写出的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是真实情况，也是一个作家最大的遗憾。我愿人们记住骆宾基晚年的这几句话。
赤子作家骆宾基(4)
注：张怀金也是骆宾基的一个笔名。张是他的本姓，金是他母亲的姓。这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性，曾拿自己的积蓄，支持儿子出抗日的长篇《边陲线上》。抗美援朝时，又将自己的金手饰、手镯全部捐献给国家。“怀金”笔名带有怀念母亲的意思。
1996年1月5日（载《飞天》文学杂志）
周立波引起争议的一篇小说
近年有一家出版社用这样那样的“人生”来编辑现代名家的散文集，如某某的“幽默人生”、某某某的“闲适人生”等等，但这样的编辑方法遭一位批评家批评，特别是“闲适人生”，这宣扬的是什么？其实“闲适文学”（表现人生清闲安逸一面的文学）在中国文学中是有传统的。如著名关心现实、关心民生疾苦的诗人白居易，在其晚年就写过不少“闲适诗”。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封建士大夫宣扬安闲享受的玩艺儿。我无意宣扬“闲适人生”或闲适文学。但紧张忙迫的现代人的生活难道没有消闲、安逸的一面吗？其实“劳”和“逸”（安闲、休息）是对立的统一，二者缺一不可。每每在人们完成最紧张的劳动任务时，领导者不是常说，要提倡“劳逸结合”吗？所以出一点描写人民生活“闲适”一面的文学，也不算什么过错。
周立波是一位创作大家，出版过像《暴风骤雨》、《山乡巨变》这样一些反映时代变化的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但两部长篇中我更喜欢《山乡巨变》，我觉得它是一卷卷动态的（动中求静的）优美的南国山乡风俗画。有些篇章充溢着春天树木草籽的芳香气息，就连活动在其间的人（如女干部邓秀梅、女青年盛淑君等等）也显示一种“清水出芙蓉”的清清爽爽的美感。难怪俄译者要将小说改题为《春到山乡》。立波中年以后，其小说表现艺术、语言艺术已经成熟，可以说是从“紧锣密鼓”、绚丽，走向平易、恬淡、清新、隽永，幽默、风趣。人也是这样。50年代中期我接触作家周立波，就感觉他是个经历了斗争的风暴，经历了人生的波澜，而变得平和、宁静、心宽的人，他对幼小者，对比他年轻些的人，对山乡父老乡亲，充满关爱。他的创作也是这种关爱的产物，他的观察、描写往往显得成竹在胸，从容不迫、沉静细腻，并且带着幽默、风趣。你感觉作者那温和的爱心，凝神的微笑，力透纸背。这确实也形成了他后期作品的风格。也有点像中国传统的水墨画，诗词绝句，它创造了意境，富有韵致。像50年代发于《人民文学》的短篇《山那面人家》、《北京来客》、《卜春秀》等就属于这样的作品，“文化大革命”前夕发表的散文《韶山的节日》也是。他的风格，对湖南省的中青年作家，有深远影响。
短篇中最早见出立波这种风格变化的是1956年发在《人民日报》的《禾场上》和1958年11月发在《人民文学》的《山那面人家》。
《山那面人家》虽说发表在1958年，但它写的显然是50年代中期（农业有所发展时期）祥和、升平的景象。“我们”“踏着山边月映出来的树影”，“去参加山那边一家人家的婚礼”。它写了姑娘们“不断纤”的笑，吃奶孩子的笑，新娘子紧张害羞的笑，乡长、社长、“酒糟脸”兽医之间打趣的说笑，就连摆设里头最出色的一对细瓷半裸的罗汉，他们挺着胖大的肚子，也在哈哈大笑。“他们为什么笑呢？既是和尚，应该早已看破红尘，相信色即是空了，为什么要来参加人家的婚礼，并且这样欢喜呢？”当然作家也“扫描”了婚礼上兽医那大讲国内外形势的长篇八股演说……而作品结尾仍回复到宁静、欢乐的气氛：“飘满茶子花香的一阵阵初冬月夜的微风，送来姑娘们一阵阵欢快的、放纵的笑闹声。她们一定开始在听壁脚了，或者已经有了收获吧？”这小说如同画中的小品，诗词中绝句、小令，也正是我前边说的属于“闲适”题材———写我们生活中消闲、轻松、愉快一面的作品。在“大跃进”高潮中，这篇作品的题材、风格，似乎有点“超凡脱俗”地不入“时调”了。但是执行副主编陈白尘仍然慷慨大度地用黑体字的标题将它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