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在编辑部评论组工作，没有想到小说发表后，收到相当一批读者来信。除了少部分是欣赏、赞扬作品的，持怀疑、批评态度的人居多。有人直截了当地问：《山那面人家》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有人则说这篇小说存在着“严重的笔墨浪费现象”，写了太多“与主题无关紧要的东西”，“用五六百字”就可以写完，而且主题思想可以“更为鲜明”。更有人指责作者没有写农村的剧烈斗争，却去写一对青年人的婚礼，是“游离于阶级社会之外，脱离了政治。”（在这位批评者眼中，可能那位在婚礼上大讲国内外形势、令人生厌的饶舌的兽医才是作品中唯一“关心政治”的正面人物了。）有人说新娘说“我快活极了，高兴极了”是宣扬“结婚就是幸福主义”；至于写姑娘们“听壁脚”，则更是“低级趣味”……这样多的意见，看来在文学作品的读者中，已经有不少人多年习惯了严肃板正地写紧张斗争、“重大题材”或直接“点题”的作品。而对另一类题材、风格、写法的作品，则难以欣赏、接受，对幽默、讽刺、轻松、谐诙的笔法，也不大读得懂了。我将这些意见整理出来，送给了文学评论家唐弢，希望他就此发表高见。于是唐弢寄来了《风格一例》一文，发在《人民文学》1959年第7期。他在文中说：“在一切成熟的———不管是年轻的或者年老的作家的笔底，新的风格正在成长。暴风骤雨是一种风格，风和日丽也是一种风格；绚烂是一种风格，平易也是一种风格。不同的风格都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且服务得很好。生活是多彩的……我并不认为《山那面人家》不能再压缩，倘说可以压到‘五六百字’，使主题思想‘更鲜明’……如果世界上真有这样的能手，我极愿立刻卷起铺盖，登门执弟子礼，好好地学会这个本领……”
三作家风格素描(1)
我试图以最简括的几个字，来写三位著名的散文作家：刘白羽、杨朔、徐迟的文字风格。
刘白羽——火
刘白羽，北京人，是一个伟岸的北方男子汉。他同军队的关系密切。我初见他时是在1953年，他刚刚从朝鲜战场归来，刚脱下军装转业到地方。那正是他的盛年，他穿一身军装是很威武精神的。“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5年，他被解放后重归军队，那时又是一身戎装，我见到他时觉得他似一位饱经风霜的将军。
如此伟男子写在稿纸上的字却是密密麻麻很细小秀气的。这大概是长期戎马倥偬中记日记养成的习惯。字并不如其人。由此可以窥见作家刘白羽的文人气质，他内心情感细腻丰厚的一面。假使你到他书房里作客，面对那琳琅满目的藏书和埋首于书海中的作家，会更觉得他是一位经纶满腹的儒生。
刘白羽声音洪亮，说话富有激情，充满鼓动性，这给他原本就好听的男中音增添了魅力。
无论读他的小说、散文、诗歌或倾听他发言，他给人整个的印象像火，一团燃烧的火。
他喜欢描写与火的属性有关的一切：火、火光、灯火、太阳、平明（早晨）、光明（的事物）、战争、军人、火炮……红色的玛瑙石……
他描写1949年解放大军追击残余蒋军的著名中篇题目叫《火光在前》，也是作品的题义。还有一个短篇的题目叫做《早晨六点钟》，富有诗意，是写我军指挥员取得追击残敌胜利后的感受。1958年他发表《万炮震金门》的散文，还有小说《踏着晨光前进的人们》。1962年他连续发表散文《平明小札》，抒写面对天灾和敌人破坏捣乱而无所畏怯的革命者内心火热的情感。当时他用的笔名是“石棱中”。原来这名字有个意味深长的典故：唐代诗人卢纶喜欢写军旅生活，其中有一首尤其脍炙人口：“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我想刘白羽一定非常欣赏这首写军旅、写古代战争的诗。他的名字“白羽”是不是从这首诗来的呢？白羽是装饰在古代箭杆上的白色羽毛，白羽，也就成了箭的代称。而箭是古代最重要的常规兵器。换成现代的语言，箭相当于枪杆子。而枪杆子、军队，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也就成了争取生存权利、争取自由、解放的生命线，因之“白羽”这名字本身就富有象征意义，安在一贯讴歌正义战争、赞美人民军队的作家刘白羽身上最合适不过了。卢纶的诗讲的故事出自汉代名将飞将军李广的轶事，根据“林暗草惊风”的敌情，将军夜发弓矢，可是天明寻找箭镞，发现它隐没在石头缝里了。你看，你读《平明小札》去寻“白羽”不见了，原来他隐藏在“石棱中”啊！作家取笔名有时也属一种逗趣。即使从这逗趣中亦可见出作家的爱憎取舍，美学追求。
刘白羽从民族求生存、人民争自由解放的正义战争中走过来，血和火的洗礼，铸就了他火样的性格、气质和文学的品格。抗日战争时期，他驰骋战地，同人民军队共命运，采访对象从总司令朱德将军到普通士兵。解放战争时期，他长期担任随军记者，发表大量通讯报告，而小说写作在这时似乎成了他的副业。新中国成立后，他驰赴抗美援朝战场，及时写出《朝鲜在战火中前进》的散文、通讯集。和平时期他仍然从那锻造了一个红彤彤新世界，也锻造了他自己的圣火中汲取灵感。他的长篇巨著是写战争的，而那些璀璨华美的散文呢？我们看见在作家眼中，古老的黄土地焕然一新，如同鲜红通明的“红玛瑙”；长江舟中，晨曦“把平静的江水照得像玻璃一样发亮”，而落日，“那样圆，那样大，像鲜红的珊瑚球一样……”昆仑山中，太阳辉耀雪山，五彩缤纷，无比壮丽……
我还要告诉你，这位赞颂正义战争之圣火，热爱和平的晨光，欣赏日出朝霞之美的作家，他的住处在“晨光”街，住的公寓叫“红霞”。我常常念叨着：晨光街、红霞公寓，这样一位作家！
杨朔——清泉
如果说刘白羽的语言文字像火，我觉得杨朔的文笔倾吐出来的则像一泓清泉，或清泓的琼浆玉液，是那样淳美。
杨朔也是一位身高一米八零以上的伟男子。他略带胶东口音的北京话柔婉凝重，听着他说话像嚼一口有滋有味的糖果。
他同刘白羽一样，也是从战火中走过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乐意当一名战地记者，南海之滨、北国长城到处留下他艰辛的足迹。抗美援朝战争中，他率先去了朝鲜，跟那些战斗在钢铁运输线上的普通铁道工人一起，舍身忘死。
我第一次倾听他，是他应邀在一个创作讨论会上，谈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的写作经过。他娓娓而叙，讲说那些平凡朴实、为战争为正义献出青春、献出生命的男男女女，满座为之感动。我感觉在那铿锵厚重的音声中，饱含着杨朔对支撑了战争、支撑了壮丽江山的人民的深爱。
50年代中期他走上了外事岗位，常常不在京城，也未见他写小说。来去匆匆经常出国回国，不但没有疏淡他对祖国美丽山河、纯朴人民的深情，反而更加精纯，更加浓烈，如花之酿蜜，酒之提醇。而频繁出访亚非国家，尤其那些文明古国（像埃及、印度）和新独立国家，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又使他眼界大开，文思喷涌。于是生活使这位纯情的作家，成为五六十年代国内最有影响、最受读者喜爱的一位散文作家。
三作家风格素描(2)
像《香山红叶》、《海市》、《荔枝蜜》、《茶花赋》、《泰山极顶》、《雪浪花》、《海罗杉》以及写国外生活的《埃及灯》、《金字塔夜月》、《印度情思》、《樱花雨》、《野茫茫》等等，可以说是传诵一时的名篇佳构。有的作品真像花、蜜一样醇、甜、芳、美。
杨朔的散文，尤其是后期的散文构造精美，含蓄、凝练，有诗一般的意境。这除了因为他感情淳美、丰富，天生是写散文的人；还跟他下苦工夫继承中国诗歌、散文的传统分不开。当然，他有时行文稍嫌做作，这只能算是清泉中夹带的几颗沙粒吧。
杨朔其人，一生追求完美。他写得最好的散文除了意境美，笔下的人物也是美的，如《荔枝蜜》里的养蜂人，《茶花赋》中着墨不多却传神的女“丹青能手”。近年有些评论家批评杨朔的散文风格“单调”。我觉得不能离开那个追求完美、追求理想主义的时代来看杨朔的散文。杨朔的散文集中看，可能有单调的缺点。但那单纯的理想主义的美却也是可爱可敬的。
杨朔在世时一直是个单身汉。他待人一腔热忱，而个人生活却非常简朴，很长时期仅有一位年轻公务员照顾他的生活。他为何不结婚？在文人圈里成为一个谜。女作家丁宁的散文揭了他的一个秘密，他早年苦恋着一个女子，中年仍然怀念，此女不幸过早地仙逝。50年代初期，一些热心人为杨朔介绍恋爱对象，有演员、文学编辑等等，不乏绰约风姿的靓女，而传说杨朔在恋爱中打瞌睡，这就有点令人觉得蹊跷了。其实从杨朔散文看，他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以温婉含情的笔墨写了一些姣好的中外女性，有的是短暂相识、瞬间即别的朋友。他为什么终身不娶？我认为这跟他一生追求完美分不开。
杨朔不幸早逝，逝于动乱年月。假使终其天年，我相信他会成为散文的大手笔、大作家。可是在我心里，仍然活着杨朔这个作家，如一泓纯净的清泉，我期望读者爱他。
徐迟——风之舞
我仿佛看见了风之舞，那婆娑的舞姿潇洒、飘逸。我觉得只有这个形象能够象征徐迟———浪漫气质的诗人、作家和他的文风。
徐迟出生江南水乡，很早就自通了英文。曾翻译出版了法国浪漫派大作家斯汤达的长篇小说《巴尔玛修道院》（旧译《帕尔马宫闱秘史》），与袁水拍合译爱伦堡的长篇巨著《巴黎的陷落》。新中国成立前，他不仅是位诗人，也是知名的翻译家。
新中国成立后，早期他担任对外报道的记者，50年代中后期接手《诗刊》的编辑工作，60年代脱产专业写作。他走了祖国东西南北许多地方，遍访重要的工厂、矿山基地，钢铁、石油、水电、水利……无不涉足；名胜古迹，流连忘返。他写作最多、影响最大的是散文、游记、报告文学，超过了他的诗。他的散文华丽精巧，有独特的浪漫气息、个人风格，即使看这些散文的标题《鱼的神话》（写水库）、《美丽·神奇·丰富》（写云南）、《直薄峨眉金顶记》、《巡天舞干戚》……你就知道，它刻上了徐迟个人的印记。
60年代初期的一天，我去武汉看他。他对我称赞女作家菡子发在《人民文学》上的一篇抒情风格的小说《前方》，说对他有启发，他也要写小说。我立即向他约稿。但究竟写什么，他不具体透露，只说是写知识分子的。那时节刚刚开过广州戏剧创作座谈会，文艺界的气氛是宽松的。不久，他寄来《祁连山下》（上篇）很快发在《人民文学》1962年某期的头条。这是一篇写艺术家的作品，主角尚达（以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画家常书鸿的经历、事迹做素材）。文章出手不凡，一开始就写了巴黎的艺术沙龙，形形色色的艺术家和五花八门的艺术流派，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显示作者丰富的知识，深刻的见地，俨若一位“巴黎通”或绘画艺术的行家里手；紧接着写了尚达和一位法国女郎浪漫的恋情：学成归国，携手同行；而后是尚达偕法国女郎远赴敦煌的传奇故事；再后是女郎的逃离，尚达留在敦煌，开始了他辉煌的艺术事业……下篇穿插写了玉门油矿的发现者，创办人之一工程师孙健初的事迹。这样写知识分子，尤其写艺术家并带有异国情调、浪漫色调的作品当时是罕见的。作品发表后实际引起了轰动效应。只不过人们没有大事声张而是私下里奔走相告，谓之“耳目一新”，甚至说是“空谷足音”。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毕竟它以知识分子为主角，当时几乎没有评论家在报刊上写文章推荐、宣传。
《人民文学》以显著地位发出后，徐迟乃感觉受了鼓舞，于是开始了他下一步“浪漫的”创作旅程。他计划以“牡丹”为题，写汉剧名角女演员陈伯华的传记，以“火中凤凰”为题写文学家郑振铎的传记。“文化大革命”前夕，《牡丹》成稿寄到了刊物编辑部，由于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文艺界的气氛日甚一日地紧张、不宁，主编再无拍板勇气敢发一篇涉及戏曲女演员旧社会的生活、包括一段“藏娇金屋”生涯的作品。徐迟碰壁而归。
“文化大革命”中他靠边了，无法创作。但飘逸、潇洒的徐迟毫不灰心丧气，开始从创作的角度研究中国的《红楼梦》、俄国的托尔斯泰，写出几十万字有独到见解的文稿。“四人帮”的追随者勒令徐迟退休，领取退休金。徐迟一脸的苦笑，作家是不倦的劳动者，哪能退休？
三作家风格素描(3)
粉碎“四人帮”，徐迟欢欣鼓舞，立即应《人民文学》编辑部之约，写出《地质之光》（写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轰动一时，几乎家喻户晓的《哥德巴赫猜想》（写著名中年数学家陈景润）；奔赴云南，写植物学家蔡希陶；来到北大，写物理学家、教育家周培源……写的多是自然科学家、知识分子，真是一发而不可收……
这就是徐迟，他踌躇满志，“巡天舞干戚”，永远在探求，永不满足。
这几年，他潇洒地写出了《法国，一个春天的旅行》一书，那是他法国之行的写情写意画；他支持创办了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大胆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的口号，虽然立即遭到评论家们“迎头痛击”；他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创造了“正直的人变成了政治的人”（指陈景润支持邓小平，敢顶“四人帮”）的佳句，他自我感觉良好；他在写作《哥德巴赫猜想》时，借去《昭明文选》做参考，并迫切地去查阅木玄虚的《海赋》。徐迟行文受汉赋以及中国传统骈体文的影响；徐迟写的小楷，龙飞凤舞，字如其人……
我看见风在舞，飘逸，潇洒……
柳青和孙犁(1)
柳青和孙犁是我非常尊敬的两位作家。我尊敬他们不慕荣利，在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园地里耕耘不息。尊敬他们高洁的人品、文品。
柳青是属于那种热爱生活、热爱人民，对文学创作事业如醉如痴、怀有伟大抱负的作家。在我的印象中更是一个心地纯洁的人。假如不是“文化大革命”浩劫对他精神、身体和家庭的摧残，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我相信，他会写出新的超出他以前所作，为今天的读者所欢迎的艺术作品。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日子，他曾花了三年时间在陕北米脂县一个乡担任乡文书工作。丰富的生活积累，使他在1947年出版了长篇小说《种谷记》。这是我当时读到的解放区作品中篇幅最长的一部。在小说中见出了他追求地方特色和用群众口语表现生活的努力。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奉组织之命到东北地区工作，1946年3月分配到大连市，主持书店的编辑出版业务并完成长篇《种谷记》的写作。按照当时一般人的做法，他会在东北解放区定居和工作下去。但作为生长在西北、长期在那儿工作并同人民建立了血肉联系的作家，柳青“热土难离”。1946年7月，他毅然向组织申请重返故乡陕北，参加那儿的自卫战争。当时战争激烈进行，国民党军队进攻东北、山东解放区，交通阻隔。柳青辗转绕道，越过沙漠、草原地带，穿过封锁线，几经折腾，用了两年多时间，历尽艰险，才于1948年10月回到陕北，可见其决心之坚定。到了陕北，战线已经南移，他立即投身他所熟悉的地区，去了解人民支援战争的那些生动素材。这样才有可能在1951年初春完成以沙家店战役做背景，重点写民工支援前线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
1952年有一批作家去工厂、农村。但真正在那儿长期住下来，一边参加当地的社会工作，一边写作，持久努力，惨淡经营，为人民奉献了有影响佳作的，柳青是突出的一位。
1960年秋天，我曾去长安县皇甫村看望他。村西北角有一座叫做中宫寺的破庙，他稍加修葺，成为自己永久性的住所。夫人马葳陪伴着他。马葳曾是当地的区团委书记，大学生出身，东北籍人，一身农村干部打扮，为人贤淑，性格爽朗。那天是她亲自下厨做了可口的饭菜，招待我这个“客人”。
柳青那用朴素的白纸糊顶糊墙的房里，一眼看去全是书。柳青是个勤读书、勤思考的作家，他懂外语，熟知马列和中外哲学、文学名著，渴求新的知识，思维敏捷，眼界开阔，这使他不同于某些仅仅满足自己熟悉农村生活，固步自封，因而停滞不前的“土”作家。他精神生活、内心世界的富有，与他一贯的极其淡泊简朴的物质生活、与他那身黑色中式布衣的穿着，恰成鲜明对比。他看上去实在像个当地普通的中年农民，最多像个村民办教师或算命先生。他不只一次去某些地、市机关办事而在门房受阻。人家不知道他是个作家，把他当成“不宜”进入领导机关的平头百姓。柳青不大在意这些事，对人讲起时他自己也觉得好笑。
他同我谈的话题很广。印象最深的有：他非常强调一个党员作家、人民作家的情操、操守，而对那种以文艺为“手段”，追名逐利的现象深恶痛绝。他说一个作家需要观察、表现复杂纷纭的社会生活，但是自己一定要“终身保持心灵的纯洁”，同那种投机取巧、追名逐利之徒划清界限。这样才有可能写出真的美的作品。这使我想起他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中的青年石得富这个形象以及刚刚完成的《创业史》第一部青年农民梁生宝的形象，这都是曾使我受到感动的心地非常纯洁的人。我坚信柳青是以自己的感觉、体验去理解、塑造这些生活里的先进人物。作家不是魔术师，污浊卑琐的心灵总难以理解高尚、美好的心灵，遑论写出来！
柳青有他的特性，他确实是终身守着一个作家的本分，专心致志地研究生活、从事创作。他曾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只有愿意为文学卖命的人，才能干这一行。”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五月麦子开花，他要外出躲避（他有痼疾哮喘病，经不起小麦开花的刺激，从50年代初期起，他每年要外出躲避），除了通知他必须参加的会议，他大部分时间是住在皇甫村，经营他为之献身的事业。记得那天我离去时，夕阳辉照着皇甫村周围的塬上、村野，照着收工回来、迎面而至的农民们黝黑、健康的脸，他陪我在村路上走着，边走边谈。突然他指着一个刚刚擦身而过肩扛锄头的农民的背影悄声对我说：“你认识他吗？”我说：“这不就是个普通的关中农民吗？”他嬉笑地告诉我：“他曾是国民党时代这个区的区分部委员，你认不出来了吧？”言谈中作家自然流露出来的对他亲历的生活巨变的欣喜感、自豪感，给我印象极深。“文化大文革”浊浪乍起，强迫他离开住了十二年的皇甫村。他被关在“牛棚”里，身心遭受残酷的折磨。但在1968年10月当听说工宣队要进驻时，他抱着炽热的希望写诗一首：“落户皇甫十四载，事半人在心未灰；堆中蜷曲日如年，盼望大哥放我回！”1978年5月他已沉疴不起，身体极度虚弱，躺在朝阳医院的病榻上靠氧气瓶维持生命，但仍在朝夕口授修改《创业史》第二部下卷。这真是一个用终生实践着“为文学卖命”的誓言的人啊！
柳青和孙犁(2)
柳青还有一个特点便是爱文学之心与爱人民之心水乳交融在一起。他是以文学来为他热爱的人民服务。他非常关心人民的疾苦痛痒，关心人民事业的兴盛发展，这正是他纯洁心灵中最本质的东西，正是他的赤子之心所在。这一点，我觉得他的某些行为有些像老托尔斯泰（据我所知他是一位熟读老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对他有很深的影响的中国作家）。我去看他的那年他刚刚把《创业史》第一部的稿费一万六千多元全部捐给他所在的王曲公社，作为工业基建费用。他说：“我有工资，不需要这些钱，让它给社员办件有益的事吧。”而我们记得老托尔斯泰在1891年公开宣布放弃1881年后写的一切作品的版权，十分热心参加救济遭受饥荒灾难的俄罗斯人民，为他们设立食堂，主持募捐。1961年皇甫公社牲畜管理不善，死亡骤增，柳青与饲养员座谈，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成《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交由饲养员、干部、群众讨论后油印下发。最后还经长安县政府印成插图小册子，发给全县饲养员。我们记得老托尔斯泰曾花数年时间写成一部供平民用的《启蒙读本》。1972年柳青身在缧绁之中，听老家来人讲起陕北高原连年干旱、人民生活遭受艰难的状况，还以不忍之心写成“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一文。他说，“我自信为了人民，绝无私念，更无其他意图。因为我没有完成写作计划以外的任何目的。”我们记得老托尔斯泰在1901年写信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直言批评东正教，而被宗教院“开除教籍”。柳青和托翁虽说时代及出身的阶级不同，但都属于“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人啊！
“文化大革命”中对柳青打击最大最灭绝人性的两件事是，他有严重的哮喘病，在麦子开花时节，却不让他外出躲病，不给他应有的良好医疗，这加速、加重了他的病情。第二件事是爱妻、贤内助马葳受迫害跳井自杀身亡。柳青曾万分悲愤地说：“马葳一走，好比抽了我的筋！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收获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而我呢，是损失最大最大最大，我已经家破人亡了！”
倘若假以天年，作家柳青会有什么样的作为呢？
近年有人因《创业史》第二部这部未完成的作品有某些“左”的影响，而恣意贬低柳青这个作家和他的作品。我觉得不能离开历史条件来分析、估量一个作家。任何作家都有他的时代、历史的局限性。我曾当面聆听柳青说他的《创业史》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的具体构思，今天我仍能很具体地感知他的“局限性”。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但我仍然高度评价《创业史》第一部，它是一部历史地探索了中国农民心态变化的无法抹去的作品。可以说，没有《创业史》，便没有浩然等众多作家反映农村生活的长卷，没有今天陕西写农村的作家大军：路遥、陈忠实、邹志安……之辈。柳青作为人和作家的影响将会长期存在下去。
我同作家孙犁可以说没有什么个人联系。50年代初期在作协的一个会议上初次见到他，高高的清瘦的身子。50年代后期，曾去他家看过他，可能他已经不记得了。但读他的作品比见到他这个人要早，听他的同辈作家们说道他也不少。他早期的作品《村歌》、《荷花淀》、《嘱咐》，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以及后来成书的《白洋淀纪事》我不知读了多少遍。我喜欢他作品抒情、含蓄、简练、淳美的个人风格。1956年我在一家全国文学刊物工作，我们一再向他约稿。在常务副主编秦兆阳亲自出面下，我们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孙犁送来他的新作中篇小说《铁木前传》。这是当时我读到的最可喜的一个中篇小说。篇幅不大，写得那样轻灵，但含着深厚的社会内容，富有诗意。真是举重若轻，余味无穷。而今重读，更觉得它富有古典风味，那栩栩如生的人物，那童年的怀想，永远拨动着人们的心弦。只要你是个热爱生活，追求真、善、美的人，你就不能不服膺作家孙犁求真求美的执著之心和艺术功力。自然《铁木前传》1956年下半年在《人民文学》发表后，也听到过不同的声音，那是一些怀抱着文学教条主义的偏见并未很好理解作品也不愿理解的人们的声音，我们不大在意它们。其后在60年代，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七八十年代初，我们在编辑岗位上一直追求孙犁的《铁木后传》或其他小说新作。虽说知道孙犁身体一直不大好，在养病，可能没有那样大的精力写《铁木后传》。
孙犁和柳青是个人风格非常不同的两位作家。但两人有很多共同点，这就是我在文章一开头说的高洁的人品、文品，纯洁的心灵，对生活热爱，对文学、对读书专心致志的“痴迷”。与柳青主要写长卷不一样，孙犁是以写短篇、中篇为主。在那些写得轻灵的诗意盎然的小说、散文作品里，他为读者贡献了战争时期多少美好的心灵、性格、形象啊！尤其是众多青年妇女的个性、形象。孙犁的作品，如同柳青一样，也在影响着一代人、一代的文风。据我所知，老一点的作家中，像孙峻青，他公开说走上写作之路，是受了孙犁作品的影响。而今活跃在文坛的一代作家像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等不仅受孙犁影响，且是直接受惠于孙犁本人。他们最早的作品是在孙犁主持的《天津日报》文艺副刊发表的。甚至新一代最有影响的作家贾平凹、铁凝等人，人们在他（她）们写的早期作品以及最好的小说散文中，明显看见孙犁“神韵”———人格、文风潜移默化的影响。
柳青和孙犁(3)
我永远是孙犁的一个忠实读者。粉碎“四人帮”后，孙犁炉火纯青的“耕堂读书记”、芸斋小说，以及评论、杂文、随笔、回忆等是我爱读的。使人想起“文章功夫老来成”这句话。孙犁度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以病弱之躯而能够坚韧地生存下来，并且“老树”又不断地生出蓬勃的“新枝”，为读者写出这样多精美的文章，这是孙犁比起柳青幸运的地方，也是读者的大幸。
我再次祝愿孙犁同志健康长寿！
最后引录孙犁文集中两段掷地有声的金玉良言，作为本文的结束：
我认为，要想使我们的作品有艺术性，就是说真正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必须保持一种单纯的心，所谓“赤子之心”。有这种心就是诗人，把这种心丢了，就是妄人，说谎话的人。保持这种心地，可以听到天籁地籁的声音。《红楼梦》上说人的心像明镜一样。文章是寂寞之道，你既然搞这个，你就得甘于寂寞，你要感觉名利老是在那里诱惑你，就写不出艺术品。所以说，文坛最好不要变官场。现在我们有的编辑部，甚至于协会，都有官场的现象，这是很不好的。
（1980年3月，收入《秀露集》）
人之一生，或是作家一生，要能经受得清苦和寂寞，经受得污蔑和凌辱。要之，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在历史上，到头来退却的，或者说是消声敛迹的，常常不是坚定的战士，而是那些跳梁的小丑。
（1982年6月，收入《书林秋草》）
为严文井画像(1)
性灵是股神秘的风逐我奔向南北西东我将放弃一切只留下楚人的求索痴心这是作家严文井1992年7月29日晚间即兴写下的一首小诗。那天天气暑热，我陪江陵县文化馆的一位同志登门拜访，向他为“荆楚诗会”索要一首诗。严文井保留着我们湖北人的习性，夏天在家里爱光着个大脊梁（湖北人叫“打赤膊”）。光着大脊梁的严文井欣然命笔，躲到他那间被书籍团团包围、暑气蒸腾的书房，冥思苦想两个小时，终于写成以上那首小诗。已经十点多了，我去催他时，他说，你不要催我了！已经写完，抄错了一个字，正在重抄，马上就得。
读了文井这首诗，我和江陵的同志都很欣喜，很感动，尤其是我。我认识严文井四十年了，他是我兄长般的老上级。我觉得这四句诗，正是严文井自己心灵、性格的写照。已是七十多岁高龄的老人了，他的心灵经受了多少磨难，而今已彻底皈依了楚人自由求索的精神。我以为，这是通向真理的唯一之路。
余生也晚加上孤陋寡闻，1953年初，我不知道严文井是位作家，只晓得他是个头微谢顶、面孔严肃板正的“文艺官儿”，他离我很远很远。1953年下半年，他成了我所在一家杂志社的主管人，我在杂志社兼做一点编务，他的夫人也是我尊敬的同事、老大姐，我们常去她家开会，同严文井的接触也就渐渐多起来。这时我了解严文井爱猫、喜欢养猫，除了小灵物，他膝下还有另外几“只”可爱的“小猫”（小女孩），她们都在上学。在家里，他是个有情趣的人，喜听西洋音乐，西方小说家他特别尊崇梅里美。当然后来我很快知道，严文井还是个儿童文学作家，他写了许多童话，例如有名的《三只骄傲的小猫》。我读这篇童话时常常忍不住开心地笑，要是没有对家里的几只“小猫”深深的爱心和跟她们平等交流的童心，严文井不可能写出受孩子们欢喜的童话。工作上，对我这样的新手来说，严文井确实是位严师。他曾长期担任《东北日报》的副总编辑，养成了对文字工作谨慎、一丝不苟的严细作风。早年，他又是位向《大公报》文艺副刊投稿，深受沈从文、萧乾等美文文风影响的年轻京派文人，所以编杂志对作家们的语言、文风，无例外地要求严格。他要编辑们对作者的文稿，实行鲁迅的办法，竭力删去可有可无的段落、句子、字，并对其语言文字进行必要的修饰。作为定稿的主编，他也亲自修改作者的稿件。1957年我母亲来北京，我才知道文井的母亲在湖北家乡是我母亲的邻居。严母曾对母亲说：“你儿子是我儿子的下属。”因而我更增加一层对文井的亲近感。我业余喜欢弄点评论文章，记得曾拿了一篇去向严文井求教。严文井认真看了，在一个晚上专门找我谈意见。他将我那篇小文，当场批评得“体无完肤”。那天我有两个感想，一是服膺他的见解。再则怀疑他是不是对我要求太严格了？严格得近乎挑剔，从此不敢再拿文稿向他请教。
那些年月，政治运动一个接连一个不断头。严文井既是部门的领导，又是机关领导人之一。他虽说是个业务领导人，但这项业务也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超乎一切、压倒一切要他抓的是“阶级斗争”。严文井是个谨慎小心的人，他能够不执行上级的指示吗？特别是每个运动发动时总是强调“敌情严重”，什么暗藏的反革命，什么混入党内几十年隐蔽很深的反革命啊。他作为机关和单位的首长，动员讲话时能不讲得严厉一点吗？一场运动搞下来自然要误伤一些好人。于是在1957年动员鸣放时，就有朋友讲严文井的基调是“左”和“随”。我当时颇有同感，可不是吗？他是“左”的，也是“随”的。这当然是贬义词，古人有言，“行成于思，毁于随”嘛！细一思之，那时作为单位的领导人，谁人能够不“左”，谁人能够不“随”呢？当然严文井的个性，常被认为有点儿“胆小”。但胆大又如何呢？胆大而不“左”不随，早被打成异端分子，取消当领导的资格了。同样是“左”和“随”，有的人则是乘“左”风而上，纵横捭阖，如鱼得水，事后仍然铁青着脸，并不反悔。后来的迹象很快表明，严文井属于前者而非后者。1962年下半年再次响起阶级斗争的紧锣密鼓。严文井在一个会上检讨自己说：“春天，我看见一个穿红衣的少女骑着自行车从林阴道上过来，我感受到一种诗意和美……安排今年上半年的工作时，我估摸大概没有什么事了，可以干点正事儿了……”这句话在场的人一听就懂，“没有什么事”是指阶级斗争的事。“正事儿”指抓业务。后来在新起的运动中，它被人一再做文章，说严文井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说他是闲适派文人、资产阶级老爷。然而这句勇吐心声的话，正表明作家严文井的可贵，他还保持着一颗温柔的对美敏感的心，他之卷入运动是身不由己，不情愿的。
60年代初期，一次偶然谈起家乡的往事，我方知道，他和我姐夫是中学同学，一个学文一个学工，他也见过我姐姐，保存着美好印象。他建议我趁姐夫来京开会时约他去他家中小聚。两位老同学相隔了近三十年重又见面。我觉得两人重又返回了青少年时代，不再是文艺领导者或企业领导者而还原成天真烂漫的大孩子。两人都怀旧。姐夫怀念高中时爱恋后来成婚却早逝的我姐姐。文井怀念他的第一个恋人，他叫得出恋人的名字，记得起他们当初约会的情景，在我眼前如同生动的电影闪现。他们纯洁的恋情，被对方家长生生拆散了，他一个穷学生，莫可奈何！我再次感受了严文井一个堂堂男子，那颗温柔、敏感的心。他是个心灵富有的作家，本应以写作为主业，却被没完没了的运动和行政事务缠绕着、磨损着，实在可惜。
为严文井画像(2)
粉碎“四人帮”后，我最早是从过去被整的朋友们那儿，听他们讲说严文井。这些朋友多在外地，错整改正后，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要去看望严文井，包括那位过去说文井是“左”和“随”的朋友。他们说，文井对过去做了沉痛的忏悔、反省。他不仅忏悔、反省了自己做错的事，几乎忏悔、反省了自己的一生，令他们大受感动。当时，我稍感吃惊，我的思想解放的幅度还不大，我未曾听说那时有任何一位文艺领导人有文井那样深刻、彻底的自我解剖和对生存环境的反思。
文井并不完全沉湎于过去。他积极地面向未来。摆脱了工作的重负，近十几年他写的各类文章，远远超出了前30年。他热情扶植、鼓励、支持有为的青年作家及一切向他求教的人。他的精彩的短文，锋芒所向，有的就指向了根深蒂固的“左”疾。他不再是“随”，而提倡“思”，作为天地间大写的人独立的“思”。我觉得他好像变了个人。细一想，严文井还是严文井，一个“楚人”，一个在心性上永远保持自由求索的人！
萧殷在当年(1)
一
1953年1月5日，我从武汉来到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全国文协报到，被分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人民文学》负责人、一个瘦小个儿、戴近视眼镜的中年人找我谈话，他就是文学评论家萧殷。
萧殷同志对我说：“把你分到评论组处理读者来信。这是件很重要的工作。为了答复读者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文学问题，你自己就得好生学习。你很年轻，这对你是个锻炼。”———说这句话时，他那生动的眼神专注地看着我，我感觉镜片后边似有热光闪动。
萧殷继续说：不要看轻了处理读者来信。读者提出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很多的情况。有些是带共同性的普遍性的问题，就更值得重视了。我的好些文章，就是从青年人的来信引起的，是为着答复他们提出的文学思想问题、创作问题。这就要在工作中养成思考、分析的习惯，甚至记笔记的习惯。有了问题随时记下来，分析、思索。我工作了一阵子，小本子就积累一大堆，那上边都是记的各种问题、各种感受……
二
不久，《人民文学》编辑部搬到东总布后边的小羊宜宾胡同三号。这是个安静、幽雅、标准的北京四合院。二道门里，宽敞的院中有紫藤罗架，丁香花树，迎春花树。一到春天，先是黄色的迎春花开放，紧接着紫丁香开花，满院生香……
大北屋是编辑部的办公室。东、西厢房一边住着陈涌，一边住着萧殷。这时我才知道当时编辑部的两个负责人就是陈涌和萧殷。他们都不是编委。而主编和副主编，基本上是挂名的，四个编委，也不处理编辑部的日常工作。萧殷、陈涌共同负责编辑部的全部工作，两人轮流发稿。当一个人发稿时，另一个人就负责抓编辑部的业务学习和其他日常工作。我来编辑部的头两个月，萧殷正担任后一个角色。
那时编辑部的业务学习抓得很紧，学术空气浓。譬如说吧，工间休息时间或是饭桌上，编辑们经常讨论契诃夫或莫泊桑的一篇小说，或本刊联系的某个作者的小说，或《文艺报》刚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萧殷、陈涌也参加讨论，甚至争论。陈涌本来肤色微红，争论时面孔就更红了。萧殷发表意见时严肃、认真、专注，头微向前倾，眼神向下；有时又抬起头来，以手势助话语，带客家味儿的普通话，往往滔滔不绝，道理一套又一套，显得很雄辩……
我记得萧殷那时强调的一些基本观点是：作家要深入生活，没有生活写不出好作品。但光有生活不行，还必须学习理论，学习文学本身的业务，提高认识和表现生活的能力。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负有教育人民，改造和提高人民道德品质的崇高责任。作家的描写、研究对象是现实生活，是社会中的人，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思想感情、精神面貌。作家的责任，显然应该与自然科学家、工程师和政治运动的直接指挥者有所区别。因而他反对在作品里单纯描写生产技术过程，工作方法，或是图解政治运动，进行没完没了的政治说教；反对脱离生活，忽略文艺本身特点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反对对作品不做深入研究，不做具体艺术分析的简单、粗暴的批评……
这些基本思想，贯彻于他的编辑工作中，也表现在他当时写的文章、言论里。
三
萧殷尤其强调编辑应加强学习，这样才有可能提高工作水平，做好工作。编辑处理稿件，答复读者来信，不是一般的事务性工作，而是严肃的思想工作。编辑虽是文学组织工作者，但更应是文学评论工作者，熟悉、精通文学业务的行家。萧殷、陈涌当政的1953年上半年（下半年《人民文学》改组，他们两人离开了编辑部），《人民文学》编辑部内，安排了两项经常性的业务学习，一是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问题，一是学习中国古典文学（《诗经》和白居易的诗），两项穿插进行，坚持不懈，贯彻始终。编辑们轮流做有准备的重点发言，展开热烈讨论，萧、陈亲自参加。编辑部内自然形成浓厚的读书风气，《诗经》和白居易的诗好些人通读了，研究了。为了弄清新旧现实主义的联系和区别，大家认真研究和阅读契诃夫、高尔基有代表性的作品，观摩上演的他们的戏剧。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文章，凡翻译过来的，大家几乎都搜罗了，通读了，熟悉他们各家各派的论点。
四
萧殷、陈涌要求编辑们养成思考、研究文学问题的习惯。而练习写文章———记读稿札记和读书心得笔记，是锻炼分析、思考问题的能力，提高写作水平的最好的方式。因此，他们从来没有将编辑工作和写文章对立起来。相反地，提倡编辑们结合工作，结合处理来稿来信，或阅读某一作品有了体会，便练习写文章。对于缺乏经验的年轻编辑，他们具体指导，手把手地教，为他们提供学习和锻炼的机会。
我在处理读者来信过程中，没有想到要写文章。有一天，萧殷把我找到他办公室兼卧室的西厢房里，把我介绍给《中国青年》杂志的一位女编辑。原来，这位女编辑带来一批青年读者的来信，要萧殷针对青年读者们提出的问题，写一篇辅导青年阅读文学作品的文章。萧殷说他没有时间写。我在编辑部是处理读者来信的，这篇文章可以让我写。我诚惶诚恐。但在萧殷鼓励下我勉力为之。文章初稿写成后，我送给萧殷过目。我至今记得，他帮我修改、增添的字、句。文章送出后，很快发表于《中国青年》1953年第17期，题目叫《漫谈青年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些问题》。不久我又写了篇文章：《一本作家谈创作经验的好书》（读第二届全苏青年作家会议论文集《作家与生活》），是陈涌具体指导，经萧殷之手发表于《人民文学》1953年第6期的。当时我不过是20刚出头的年轻学徒编辑，没有他们的具体指导、帮助、鼓励，不可能在全国性的刊物发表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