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殷在当年(2)
五
萧殷在工作中给人的感觉是个严肃的长者，然而在日常接触中，他又是个活泼、愉快的人，单纯得像个孩子，没有任何的矫饰，他把心交给你。
工间休息时，我们在丁香树旁晒太阳。有时有严肃的讨论，谈论某篇作品或文章。但更多的时候是随便聊天或开玩笑。这时萧殷、陈涌也参加进来。萧殷常讲他在战争时期去村里做群众工作，遇见一条恶狗，差点儿拿枪对付狗的经历。说得绘声绘色，津津有味，当时那窘迫味儿，苦涩味儿，全出来了。那客家话的“狗———狗！”字，给人印象特别深。大伙忍俊不禁地笑起来，萧殷自己也笑了，笑得坦诚、天真。
有时萧殷在编辑部内，当着大伙儿的面诉苦，原来是他心爱的女儿“萌萌”病了，“萌萌在家没有人照管……”
他常提到“萌萌”。星期六下班后，有时看见他在家门口，跟这4岁的小女孩聊天、嬉闹。这时，他完全沉浸于父爱中。
六
我住在四合院内侧的单身宿舍里。星期天，常听见东、西厢房里竞相播放音乐唱片，主要是西洋古典音乐。贝多芬啊，莫扎特啊，门德尔松啊……有些我听不大懂。有天上午，我路过萧殷房门前，不禁停住脚步，那音乐实在太美妙、太动人了。这时萧殷正好开门，他要我进去听。他那留声机是陈旧的，显然是从东安市场的旧货店里搜罗来的。萧殷动情地对我说：这曲子真好！你也喜欢听吧？这是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弦乐四重奏）。这曲子是柴可夫斯基根据一首民歌曲调创作的。传说他有一天听见一个石匠在花园的窗下哼一首歌，曲调优美、动人，把他惊呆了，于是他根据这个曲调很快创作了一首乐曲。后来给托尔斯泰演奏，托尔斯泰感动得流了眼泪。的确，这曲子表现了俄罗斯人民在苦难、逆境中坚忍不拔的性格，可以说表现了一个民族的灵魂，了不起呀！这曲子经得起反复听，越听越感觉它浑厚、深沉，内涵丰富，余味无穷……萧殷那深情的赞美，使我感觉他重又沉入乐曲创造的境界中去了。
那天上午，在萧殷的讲解下，记得还欣赏了贝多芬的第六（田园）交响曲。萧殷对他的每一张西洋古典音乐唱片的来历，几乎都能讲出段甜美、曲折的体验。那些唱片多是他从东安市场、琉璃厂细心搜罗来的。自珍、自得之情不加掩饰。
萧殷不但热爱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也喜欢欣赏中外名画、名人字帖。印象中郑板桥、齐白石、黄宾虹等人的字画，俄罗斯现实主义大画家的名作，他也用心搜集。在他书房里，悬挂着希什金的名画《田野》，还有齐白石的花鸟小品。
远在30年代就从事进步文艺活动，解放后又竭诚献身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萧殷，他不是一个眼光短浅、兴趣狭窄或者思想僵化的人，而是一个心胸开阔、兴趣广泛、生动活泼，如同列宁所要求于共产主义者的那样，不断用人类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人。
七
1956年，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那时召开的座谈会甚多。我不知在哪个座谈会上发言，谈的是过去理论批评工作方面的缺点、问题，涉及了萧殷（那时他早已离开《人民文学》，离开作协他负责的部门———普及工作部）文章中的某个论点，我表示了不同意见。不意这篇发言被摘登在《作家通讯》上。我很不安，心想萧殷是我的老上级，这样摘登出来，岂不是对老师、上级的“冒犯”？后来见了萧殷，我主动提起这事，意在做点解释。萧殷亲切和蔼地微笑着，连说：“这有什么关系嘛！”又说：“你可以有你自己的看法。”我的精神负担顿然解除，对萧殷，我又多了一层敬重。
八
1962年初春，我去广州出差，我惦着萧殷同志，很快去看望他。他这时正在革新《作品》杂志，兴致勃勃地谈他编辑《作品》的种种设想。刊物要有基本的作者队伍，但这队伍又不是狭隘的、宗派主义的。搞了几十个特约撰稿人，包括港澳作家，把他们的名字登在版权页上。刊物要坚定地贯彻双百方针，搞了些新栏目，如“谈薮”、“诗文杂记”、“文艺书简”、“创作谈”等等，还登翻译作品。总之，想把《作品》编得具备自己的风格，新颖别致，内容充实，形式讲究，引人入胜。事实上，这段时间，萧殷将他的心血、精力全都倾注于《作品》的编辑工作上。在60年代初期，《作品》杂志以它那内容的多姿多彩，开本样式的精美、讲究，在全国文艺杂志中，的确是独树一帜的。
萧殷大约是1955年即离开全国作协的工作岗位，去南方体验生活。那时听说他要写长篇小说，后来在刊物上也见过他发表的作品片断。但是“命中注定”，他总是被安排做文学杂志的编辑和文学教育工作者。他也乐于这样做。他去南方不久，编辑杂志的担子落在他身上。后来又担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几十年如一日，他为编辑杂志，丰富和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培养、教育、造就文学新军而耗尽精力。
萧殷是全国知名的文学评论家、作家。但我以为，他实质上更是位“无名英雄”，长期做文学编辑和教育工作，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不慕荣誉，不计较名利、地位，“为他人作嫁衣裳”。将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精力，献给了无名、未名的青年人。今天全国闻名的中青年作家中，不少人受过他的亲切教诲，切实帮助。一批文学编辑，是在他的扶助下成长的。他无异于“文学车间”的“工作母机”。这种精神感人、可贵。
萧殷在当年(3)
九
十一年后的1973年，那时我在《体育报》社工作，去广州出差，我仍惦着看望萧殷同志。阔别了这么多年，他到底怎样了？见了面，见他头发已花白，显得又瘦又老，简直大变了样，我心里涌起一股酸楚之情。他正在阳台上晾晒王羲之的草字帖。他一脸苦相，向我诉说，这是仅存的王羲之的草字帖，是他最后的一件文宝。“文化大革命”期间，家中像公共过道，任何人可以进来随便拿走他的书籍、字画，经过反复抄捡、洗劫，他几十年辛苦积存的心爱的藏书、字画、音乐唱片已经荡然无存，有些未完成的手稿也丢失了。现在最苦恼的是，要写点什么，没有参考材料，没法找参考材料。一个写文章的人，没有参考书、参考材料，那还怎么干下去？
十
粉碎“四人帮”后———
1980年，是萧殷第一个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呼吁要关怀、重视编辑，正确、客观地评价编辑在发展文学事业中的重要作用。
萧殷编辑的《作品》月刊，发行份数猛增、陡增，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新作家，发表了深刻揭露、控诉“四人帮”的作品，受到全国读者欢迎。
他还不时发表短文，对当前文艺思想问题、创作问题，表达他那成熟、精湛的见解。
但他的身体日渐衰弱。这既是几十年工作劳瘁所致，也是“文革”期间对他的无情折磨所致。他过早地离开人世，远没有做完他想做的事情，这实在遗憾。
萧殷在195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赞扬别人时，曾引述过一段话。用这番话来评价他自己的一生，我觉得是准确、恰当的：
不知休息，不逃避任何困难的工作，把自己的一切力量，把自己的全副精力贡献于党所托付他的事业———鞠躬尽瘁。
吴伯箫投稿
1976年10月金秋粉碎“四人帮”后，那时许多理论问题还没来得及拨乱反正，“文艺黑线”论还没有批倒，文艺界还没有改变“万马齐喑”的局面，但是坚冰毕竟已经打破，春的气息在浸润大地，人们的心已开始转暖，多年被迫搁笔的作家们又提起笔来跃跃欲试。尽管文联、作协还没有恢复组织，报刊的编辑还来不及去拜访他们。这就叫做“形势比人强”。万物复苏的趋势，任谁也阻拦不了。
我那阵子在一家全国性的文学刊物工作。记得初冬的一天，天已经有点儿凉了，外边下着雨。上午9点多钟，忽然一位身穿大衣、手拿雨伞、足登雨鞋的老者兴冲冲地走进编辑部来，微笑着说：“你们辛苦，我来投稿的！”我一看这不是老作家吴伯箫吗？伯箫同志早在抗日时期就以写作散文、报告文学而闻名于世。60年代他是刊物经常联系的散文作家，他发表在《人民文学》的散文《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以其朴实无华而意蕴丰厚的个人风格赢得了广大的读者。在“四人帮”肆虐时期，刊物虽说终于恢复了，但知名的老作家不经允许谁敢随便去联系？而一般有头脑有经验的老作家，宁肯暂时保持沉默，也不愿轻易去向刊物投稿，发表作品，而自找麻烦。这是当时的普遍现象。伯箫同志真是久违了！伯箫为人就像他的文章、衣着那样朴素，而今他冒雨亲自登门送稿，在场的编辑部同仁无不深受感动。当即请老作家坐下，他于是从怀里取出他的新作散文稿，标题是“努力奋斗”。他笑着给大家解释，才知道这是1939年在延安，毛泽东主席亲笔赠给他的题词。我们愉快地收下这篇稿件，想像着这样深情地忆往的散文，会和他以前发表的散文佳作《记一辆纺车》等衔接起来，一定会再受读者欢迎。散文很快发表在《人民文学》1976年最后一期。
据我所知，“四人帮”被粉碎后主动给刊物送稿子的，老作家吴伯箫属最早的一位。这无疑是个信号，预示着春已萌动，百花盛开的春天将很快到来！也促进了编辑部同仁想一想：还不快快制定计划“主动出击”，还要等待老作家、中青年作家自己“送上门”吗？
郭小川与李季(1)
郭小川和李季都是活跃在文坛上的诗人，不幸过早地仙逝。
我认识小川时，他已是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宣传处的处长，但实际上他是个天真单纯、待人赤诚的人，没有一点“官”架子。不久，大区撤消，我们先后上调北京，后来又处于同一机关系统。记得1954年秋末，共青团组织机关青年去十三陵野营，我惊喜地发现作为长者、又是领导干部的小川夫妇也来与我们同乐。那天晚上的篝火晚会，小川夫妇潇洒的舞姿，不知疲倦的狂舞，成为大家注目的中心，于是我看见一个更加年轻热情奔放的小川。
小川在诗歌创作道路上也是个不倦的、永不满足的探索者。
他在诗歌的形式上先是采用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式，但气度的开阔、奔腾直泻式又有点像美国诗人惠特曼。其后小川在长叙事诗、短歌中又广泛吸收融会了中国传统格律诗、民歌、民谣以及元人小令等等的长处，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时在诗艺上已趋成熟。
更加可贵的是，小川在诗的内容、题材、主题的容量等等方面，勇敢不倦地探索。
1956—1957年，小川写出了长诗《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一个和八个》，就是在探索方面很突出的例子。
《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发表在《诗刊》上。《深深的山谷》通过一位女子的回忆，写了她在参加革命之初，对两个和自己关系密切的男性留下的刻骨铭心的印象。其中一位尽管有吸引人的风仪，却耐不住环境的艰苦，而最后在黄河之畔下山而去和我们的女主人公分道扬镳。作品自然是深刻地批判了革命营垒的逃兵，但写斗争历程的艰难曲折，女主人公内心的波澜，罗曼蒂克的诗化背景……给人留下的回味则是无穷的。我认为这是小川最成功的、内容形式完美统一的一部长诗。《白雪的赞歌》对被人们目为恐惧的婚外恋情做了些探索、反思。
《一个和八个》，小川的初衷是要探索革命队伍内部暂时出现的曲折、失误（如“左”倾路线下的肃反扩大化），以及在特殊复杂条件下革命者的心态、灵魂。显然在1957年的情况下，小川这样的探索是大大“超前”了。好些小川的同时代人都没有像他那样天真未泯，而比他明智、现实。“君子爱人以德”，《人民文学》、《收获》两大刊物的编者先后给小川退稿，劝他收回《一个和八个》，不要发表。也确实“好险呀”！假如《一个和八个》于1957年夏季发表，小川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
记得小川的《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发表后，我去看望诗人李季（我认识他与认识小川，差不多在同时，他是小川的莫逆之交），问他对小川的新作有何看法，李季淡淡地说：我劝过他，劝也没用，他不接受延安时期的教训，写这些有什么意思！这样的题材有的是，我才不写呢！
李季有他的倔劲！他也是个聪明绝顶的人、诗歌艺术的大胆探索者，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民族的形式、淳美的色彩、革命的内容使人耳目一新，开一代诗歌新风！但其后，李季更多的是在诗歌的表现、形式等等方面的探索，而在诗歌的题材、内容上除了像《菊花石》、《海誓》较为特殊外，他不倦地讴歌的，是他所热爱的“当红军的哥哥”、忠实于爱情的农家女子端阳、桂叶，以及石油工人们。在李季的创作构想世界里，似乎有明显的区分，哪些是可以表现的，哪些是不可触撞的；他决不“越位”，决不像小川那样“不守本”、“不安分”，总是想在新的领域去探索，总想做个开拓者、跋涉者。或许他认为像小川那样，有可能“走火入魔”，不够慎重？这也许正是李季作为一个诗人在政治上的老到之处。
1969年，我与小川、李季同处一个“黑窝”里，那时工、军宣队刚刚进驻，我们还都没有被宣布“解放”，李季、小川的表现迥然不同。
那正是中、苏边境发生冲突的时刻。苏联诗人叶甫杜申科当时发表一首诗《乌苏里江上的红雪》，那自然是站在苏联一边、反对中国的立场。诗人郭小川跃跃欲试，他小声地对我们大家（李季也在场）说：等我解放了，我立即回《人民日报》（他本来编制在《人民日报》，是《人民日报》活跃的记者，“文化大革命”中被揪回我们机关接受批斗），立即申请到边境前沿去，我也可以写出与叶针锋相对的好诗！众人沉默不语。而李季对当时形势的看法，比小川严峻得多了。在所有发言表态的场合，李季总是说，我愿在今后的劳动中好好改造自己，“俯首帖耳”，重新做人。却从来不说自己是个诗人，哪怕仅仅接触“诗”这个字眼。私下我们曾聊过，你往后便不写诗？李季瞪我一眼：现在是什么时候！……事实证明，李季对形势的观察、感受是对的。极“左”路线和“四人帮”其后还肆虐了好些年，而诗人郭小川却一再为自己的天真、单纯、热情付出惨重代价：郭小川很快被宣布解放后，“四人帮”严密控制的报纸不光不接纳他，还将他的档案退回。他自然去不成乌苏里江前沿，相反地，被发配到干校长期劳动、“改造”。而在“四人帮”倒台，希望的曙光初现之时，不明不白地离开人世，留下了无限的遗憾！为什么说小川死得不明不白呢？那至今确实是个谜。那个夜晚，小川住在河南安阳一家旅馆的一个单人房间里，他已经知道“四人帮”倒台，兴奋、喝了酒，晚上也一定难以成眠。抽烟。自然是吃了安眠药入睡。奇怪的是点着的烟只烧着了被子上一小块地方，而小川不知什么时候窒息了，停止了呼吸。当地有关部门很快鉴定了说是既不是他杀也不是自杀。但是听见这个不幸消息的他的朋友们心头的疑窦并不能解除。了解小川的朋友们说：倘若小川还在世，以他的胆识才干，该对中国作家协会那些日子的“拨乱反正”起着多么大的推动作用，那是无人能够代替的。正因为如此是不是有人提前下了毒手？这难解之谜而今只有望着茫茫苍天了！当然，在“四人帮”猖獗的末后几年，倔强、老练的诗人李季，也没有躲过“四人帮”的迫害，健康严重受损，亦导致诗人早逝，不能不令人十分痛惜！
郭小川与李季(2)
小川和李季，同是人民热爱的诗人，同样热爱生活、热爱人民和诗艺，但他们走路的步态，又是那么的不同！
两作家之忆(1)
新中国建立半个世纪以来，确曾出过相当好的作家和作品。在我的记忆深处，有两位作家，是难以忘怀的，这就是东北老作家马加，还有山东作家王安友。
马 加
马加生于1910年，是现今仍健在的有很长生活阅历和写作经历的老作家。我记得，我最先是从读他的作品认识他的，那是他50年代初期发表、又出单行本的中篇小说《开不败的花朵》，那是当年我读到的最受感动、印象最深的，我认为来自老解放区的作家所写最出色小说之一。就像我以前读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那样一种感觉：是动人的诗意、诗化的小说，从小说的人物、形象、情节到文字、语言都是那样诗意、诗化地感染人。《开不败的花朵》就是这样一篇小说。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也没有机会再读这篇作品，然而，那美丽的鲜花盛开的内蒙古草原；在共产党一支干部队伍开赴东北行进途中，遭遇了土匪，它的指挥员———工作队长或指导员为剿灭土匪，保卫队伍的安全而英勇倒下，鲜血染红了他心爱的土地，北方的草原……这动人的形象、意境，一直储存我记忆中，不曾抹去。这样的源自真实生活，又经作家精心构思、再创造，诗意、诗化的小说，是很难得的。一个好的题材，譬如酿酒，必须经过作者精心构思、“酿造”，精美的语言表达，方能成为香气四溢，醇美的酒；成为一件艺术品，传之久远。这几种因素，缺一不可，所以佳作难得。当年《文艺报》上，曾有人写文章给此作以好评。后来小说曾被译成日、英、德、蒙等国文字，面对外国的读者。
1954年夏天，我第一次去东北，到了沈阳，我是跟着一位小说编辑女同事，晚上去马加家里，匆匆看了马加，这位我钦慕的作家。马加，中等身材，眼睛很大，气度温和，有长者之风，话语不多，带着东北口音，人显得很朴实。这是第一次见面的印象。马加有段时间是东北作家协会主席，后来一直是沈阳作协、辽宁省作协的第一把手，“文化大革命”前，还是中共辽宁省委的候补委员。每次去沈阳，我必去看看他。但我从未同他深谈过。而我对他的印象一直很好。好就好在，我觉得，在那政治运动频繁的年月，马加始终是一位坚持埋头写自己作品，心无旁骛的作家，这点格外引人尊敬。他虽有官位（改革开放年月，听说他还做过中共全国党代会的代表）丝毫不图做官，而始终保持一个写作人就是以写作为业的这一本色，这一点非常可贵。所以他直到高龄还在写作，就像世界上终生写作的文学大师们那样，这一点更令人尊敬，这也是他跟他同时代某些热衷搞“政治斗争”的作家不大一样的地方。
辽宁现已出了马加老作家的文集，我祝他健康长寿。
王安友
王安友生于1923年，出生在山东海边的日照县，他出身农民，是由农村基层干部成长起来的小说家，曾当过民兵队长、区委书记，后来才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他最早发表的是表现婚姻自由的小说《李二嫂改嫁》，这部小说以其反封建的内容，有吸引力的故事情节以及浓郁的农村生活情调，而率先被改编成山东地方戏吕剧，而久演不衰；随后又被全国好些地方剧种移植上演。因之，在50年代初期，知道王安友这个新作家的人越来越多。1955年，王安友首次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作品《十棵苹果树》，其后在毛主席推动合作化高潮时，又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整社基点村的一天》，这篇小说被发在刊物的头题，当时是一篇较有影响的反映合作化运动中农村干部心态的作品。作者无疑是站在批评保守思想的立场，编者自然认为其主题是积极的，而今回过头看，或许有可供商榷之处。但是王安友的小说，毕竟有其自身的特色及优长之处，就是他是个土生土长的，非常熟悉农民、农村干部和农村生活的作家，他善于刻画农民及农村干部，作品人物个性鲜活，语言生动，又有一定的故事情节，其表现方式，较合乎“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故为广大农村读者“喜闻乐见”，也较易于接受欣赏。我一向认为，王安友是位懂得老百姓心理、生活风习的作家，这一估计可能不算过头。
我感觉王安友留下的较有分量，又好看的作品，可能是60年代前后（因手头无资料，时间，我可能记不大准确）他在《收获》杂志发表的长篇小说《海上渔家》（后来由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记得，我先是拿起登有这篇小说的杂志看，几十万字的小说，一拿起来，就放不下了。主要是描写的海上渔家，生活气息浓郁，各式各样的人物（包括渔村的男女青年），生动传神，语言也好。我总相信，创造了有生命人物的作品，是有久远的生命的。尽管作家处在当年那种环境，作品体现出来的，对生活、事物的认识，可能有一定局限性，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因杂志社组稿需要，自然多次见过王安友，但个人私交不深。留下的印象，他肤色偏黑，是在农村自然的太阳，新鲜空气下长成的，很像个农村干部，甚或老农，没有作家的架子。
近年，文艺界的评论，似乎很少涉笔“文化大革命”前曾有影响、虽不是最有影响，却仍是较好的中、长篇小说。马加、王安友的小说，似也少有人提及。我希望这篇小文所涉，能引起评论家们某种兴趣。
两作家之忆(2)
写于1999年7月31日
冯牧书生(1)
提起冯牧，文艺界谁人不知，何人不晓？但人们不一定知道，冯牧是湖北人，原籍夏口（今汉口）。冯牧同我聊起他的家世时说：“我的祖籍应该是安徽徽州。但祖父已在夏口做官、定居了。父亲留学回国后，最早也在汉口做事。因为他会几门外语，在外交司当参事。后来才迁居北京。所以我的籍贯是湖北。”
冯牧的父亲是谁呢？他名叫冯承钧。冯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研究兴趣广泛、著译等身，属那种多学科的开拓型学人，尤其对中西交通史、边疆史、元史、蒙古史等等历史、地理学科，做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又是《马可波罗行纪》最早的翻译者。在这些学科领域，他可以算是一代宗师。近年他的《史地丛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等著译，已有出版社重印。他早年留学比利时、法国，最先是研修法律的。回国后由做官而走上教书育人和专心致志地研究学问的路，而且使他走上成功之路的那些学科，并非他早年留学时读的专业。可见兴趣爱好，对一个人最终确定从事什么专业和事业有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为了研究学问的需要，除学懂法语、英语、比利时语，还通晓梵文和蒙古文，这也是极不容易的。今天会数国语言的学者似不多见。
我讲讲冯牧的父亲，无非是想让读者了解当代著名文艺评论家、散文家冯牧生长的环境。他的确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和学者的家庭。这位学者不仅仅是在书斋里研究中国的“故纸堆”的，他是融会了中学西学，因而影响着后来的冯牧思想开放、不保守，视野开阔。他兴趣爱好广泛，子女们也是这样。冯牧有众多的兄弟姐妹，不管在海内海外的，也都学有专长、事业有成。如不久前去世的冯先铭，便是中国有数的一位古陶瓷专家。冯牧自己也兴趣、爱好广泛，他喜欢旅游，而独钟情于工作了十数载的云南。他三番五次回第二故乡云南去，几乎走遍了云南的高山、大川，风景名胜之地和行程艰险、人迹难至之域。他曾骑马穿行于滇西的深山密林，长途跋涉西双版纳的原始热带雨林，而至今仍游兴不减、一往情深。近年他不顾年迈体弱（他已接近75岁高龄，肺部做过部分切除手术，长期患有慢性哮喘病）已两次去云南。每次他都声称：这可是我最后一次去云南了，可结果，他还再去。冯牧写云南的那些优美的散文，使我想起乃父的《中国西部考古记》那本书。父亲和子女之间，有时是有师承关系的。
除了爱好旅游，喜写散文、游记，冯牧还是位京剧的专家、票友。他写过不少评论京剧和戏剧作品的文章。京剧界的一些演员如关肃霜、李维康、李世济等人很敬重他，常来看望他，他们是很好的朋友。这当然跟冯牧长期客居北京的家庭环境有关系。他父亲也是京剧的爱好者。
还有当官和做学问两者之间的关系，也让我想起冯牧父子。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为政清廉，同时又兼文人、学者的官，如唐代的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杜牧，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我国文学界也有些学者、书生型的“官”，我印象深的有在“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逝世的原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作协副主席、文艺理论家、翻译家邵荃麟，再就是冯牧。冯牧虽说在全国解放后，一直是个职务不低的文艺官，如昆明军区文化部长、《新观察》杂志主编，《文艺报》副主编、主编，中国文联研究室主任，文化部领导成员，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杂志主编等等，但他当“官”不像官，没有丝毫官的做派、官的手腕和官架子。他是一介书生，保持着读书人、文人那清纯自守、单纯、正直的品格，超然于官场和文场上那种势利和你争我夺。从当官来看，有时就显得有几分“窝囊”。记得那年开四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举行选举之时，有人诌了四句顺口溜，评论文艺界的四位知名人士，其中最后一句便是“冯牧书生”，被一家香港刊物拿去刊登了，书生之名更是远播海内外。说“冯牧书生”这句话的人，自然是带着某种贬义，从某个标准看来，冯牧哪里像个当官的材料，既不善抓权、又不会玩弄智术，以巩固自己的位置，还不会无原则地逢迎上司。而就评价他的为人特色来说，“冯牧书生”这个评语可谓一语中的。冯牧正是这样的人，严守着自己的书生本色、人格尊严、道德信条，即使在其位也不去争权、争名、争利。这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情况不是更严重的话），有时就难免有点儿遭人欺负的“窝囊”之感了。1983年夏天，为了酝酿起草作协的文件，我和作协研究室的几位同事，曾有机会同他朝夕相处近一个月。我们差不多每天黄昏时分，在香山的乡间小道上散步。冯牧在这些比他年小十多岁的普通干部面前，仍然是自由无拘地袒露自己的心曲，不但发表对当前若干文艺问题的坦率见解，有时也诉说着他某些不解的小小苦衷。如：“别看我是机关负责人，我很少推荐人到‘作协’来工作。最近我推荐了一个人，人家还不要。”“介绍作协会员也难。×××是位为数不多的有才华的女作家之一，我推荐了她几年，就是被‘卡’住，不发展入会。”“夏天我应邀赴一个海滨城市讲学，什么都是自理。向单位借了二百元差旅费，回来还不给报账”……我们非常明白这位“机关首长”的窘境，因为他并没有什么实权（他对此也不感兴趣），就有些人不肯买他的账。然而这种书生本色，或许正是冯牧不失人味儿的可爱之处。
冯牧书生(2)
恰恰是冯牧的特殊素养———他的家庭背景，他的书生本色和宽厚、仁爱的精神以及他无可挑剔的革命资历（他是延安“鲁艺”的高材生、周扬最得意的几个门生之一；在战地记者岗位上，他经历了严酷的三年解放战争），在新中国建立后，使他成为最称职尽职、最孚众望的文苑浇花人之一。
解放初期，在昆明军区文化部长的任上，他发现、扶植、培育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中的文艺人才：白桦、公刘、公浦、季康、彭荆风、周良沛、林予、蓝芒……他们很快成为全国知名的小说家、诗人、电影剧作家。很短时期，出现这么多文学创作人才，这在全国各地区或军区，都是极为罕见的。设想一下，假使没有冯牧这个关怀、爱护，慧眼识才的伯乐，能有这样的局面吗？可是为时不久，1957年反右扩大化中，这些有为的诗人、小说家，好几位却被错划为“右派”，而冯牧被说成是他们的“保护伞”，他们被说成是在他的“卵翼之下”。尽管冯牧那时已上调北京，却仍然受到追究。云南宣传文化部门的某位负责人将冯牧的材料上送到中国“作协”。冯牧谈起自己这番遭遇时说：“他们一直纠缠不休。是邵荃麟、刘白羽保护了我。不久我去编《新观察》。”
《新观察》停办后，冯牧调任《文艺报》副主编。60年代，他写了许多评论文章，支持和肯定了一批新出现的小说、戏剧佳作和现代京剧，包括论证反面人物形象的创造，其意义和作用这样的文章。但在冯牧的评论中，我们却难以发现那风行一时的“革命大批判”式的“左”调。冯牧始终是怀着爱心、善心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中国文坛的新、老作家和那来之不易的中国文学创作取得的新成绩。正因为如此，在60年代中期“左”的指导思想对中国文艺事业的干扰日趋严重之时，在他便无论如何难以接受了。不论是面对最高领导人的指示，或以正式文件下发的林彪、江青之流搞的否定中国革命文艺从30年代到60年代的成就的《纪要》，他仍然以负责、求是的态度，在一定的组织范围内提出自己的看法、意见。他这种不改书生直言本色、出自善意的意见，却使自己付出了沉重代价。他先是被认为“老右倾”，随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被打成“恶攻”和“现行反革命”。他这个正直的老军人、老党员，我国著名的文艺评论家，拖着文弱多病的躯体，却要在五七干校长期接受着“军管”，忍辱负重地劳改，直至林彪垮台、“四人帮”被粉碎后，才得以彻底解脱。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十年来在文艺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冯牧所做的不倦的、特殊的贡献。
首先在“破”的方面，冯牧组建和主持的中国文联研究室和《文艺报》，在破除“文艺黑线专政论”和“四人帮”在文艺界散步的种种毒雾、谬说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产生了全国范围的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冯牧还得面对着文艺界内部“凡是派”思潮和“左”的僵化思想的阻力（有些人过去曾是冯牧的同学，或亲密的朋友、同事，而此时他不得不面对着他们施加的压力），而坚持着自己实事求是的正确主张。这些在理论和舆论方面艰难的拨乱反正和导向的工作，实际为全国文学创作的复苏和兴起，文苑新人才的涌现，起着催生和开路的作用。
当然冯牧最着重的也做得最多的仍然是在“立”的方面，即支持和扶植文学新人。
这十几年，全国范围内涌出的新的作家群中，可以说，很少人没有得到过文学评论家冯牧的支持、援助。受过冯牧指点、帮助的作家，自然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而且开不胜开。我所亲见的，冯牧在北京的寓所，经常是门庭若市。找他最频繁的除了京剧界的朋友，便是全国各地的作家，知名的或不太知名的，有的远道而来，甚至暂住他家中（作为作者，此风不可长。但也见出冯牧为人的慷慨大度。）
冯牧对待作家尤其新作家的作品，我总觉得贯穿着一个“宽”字。“宽”体现了对他们艺术创新敏感的发现与支持，为他们创造宽松进取的气氛。在历年的中篇和短篇小说评奖中，“长老”（“长老”是一位作家对那些德高望重的文学界领导人、老作家、老评论家的戏称）们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有时对中青年作家、新作家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苛责。往往在相争不下时，是冯牧投了决定性的一票。我记得的有刘心武的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从维熙的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当然决不只是这些。男男女女的中青年作家，对冯牧感觉亲切，愿意去接近他，同他倾谈，很快视他为益友良师，完全是自然的。你可以说，冯牧的评论文章，对某个中年作家、青年作家或文学新人的作品，有时评价过高，这或许是他文学评论文章的一个缺点。但是你要知道，任何新生的东西，在其最初面世时，往往是不够成熟，甚至是稚嫩、带有若干缺点的，也就是说比较脆弱，也就容易被忽略甚至被扼杀。它们的成熟需要一个过程。而在这时候，对其挑剔、苛责或求全责备是比较容易的。但因这不恰当的苛责，往往便易扼杀这稚弱的新的生命，不利于创作和新生力量的生长发展。难做的恰恰在于在其还处于萌生、显现某种稚嫩状态时，能够敏感地、准确地看出其优长之处和发展成熟的可能性，而给予及时、恰当的支持与有力的鼓励。作为文艺评论家，冯牧可贵之点正在这里。我还记得，1978年，当《人民文学》编辑部将新作者王亚平比较稚嫩、并不完善、编辑部也存在争议，并无把握的手稿《神圣的使命》拿给冯牧时，是冯牧第一个对他作品的内涵、倾向给予了大胆的肯定，同时又对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的某些不足发表了中肯的看法，并对如何修改、完善作品提出了具体可行的建议，这才导致了作品后来的修改及在1978年第9期面世，成为轰动一时的小说。
冯牧书生(3)
我想，冯牧为新时期中国文学创作的兴旺、发展所做的努力，在这篇短文里，是难以叙述完全的。而最难得的是，冯牧在走向高龄之年，仍然一如既往地，在中国文学园地里付出其心血、精力，像一个老农那样，耕耘着、播种着、催生着……这是中国文苑之幸。我祝愿这位辛勤的园丁，精神永健。
写于1994年（载《芳草》文学杂志）
岭南三作家(1)
广东有数位海内外有影响的老作家如欧阳山、杜埃、陈残云、秦牧、黄秋耘等，他们笔耕数十载，硕果累累。广东省已经或准备为他们开庆祝从事文学创作若干年（有的已达50年、60年）的纪念大会，这真是好事、盛事。这种尊重传统的精神非常令人感动！广东有幸，有这样几位德高艺高的作家言传身教，所以一代又一代人才辈出，凝聚力强，文运昌盛，正在形成独具一格的岭南文苑。我因工作关系，几十年和这几位老作家都有接触，但不深。这篇小文记下对欧阳山、杜埃、秦牧三位的一些片断印象。
欧阳山
欧阳山其实并非“欧阳”双姓，本姓杨，名凤岐。他原籍也不是广东而是湖北江陵。但早年的文学活动始于广州，解放后又回到广州，几十年在广州“落地生根”，他应算是地道的广东人了。
一般人的观感，欧阳山擅长写长篇小说。1947年在解放区出版的长篇小说《高干大》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作品。在这前后出版的一批解放区小说中，我觉得供销社主任高干大的形象塑造得最为鲜明成功。“干大”，陕北话是“干爸爸”的意思。高“干大”（原名高生亮），这位文化不高、性情憨厚，被陕北的婆姨、后生、小孩昵称“干大”的人，是作者精心创造出来的一个活生生的不畏惧困难、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的很感人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作家当初响应毛泽东主席号召，扎扎实实地到延安南区生产合作社工作和生活。一个来自大城市的南方人，能够圆熟自如地重现对自己曾经很陌生的北方乡间群众的生活，并且用当地群众熟悉的富有地方特色、新鲜活泼的语言塑造出很亲切、充满乡土气息、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可见作家下的功夫之深！
欧阳山全国解放后影响最大的长篇小说是《三家巷》（多卷长篇《一代风流》的第一部）。《三家巷》手稿初次交给作家出版社出书时曾遇见阻力，一位副总编辑拟将其退稿。究其原因恐怕是不大能接受作品中所写一个成长中的人物周炳的形象，再则可能是对小说的艺术表现、艺术风格有一些看法。作家没法，只好给中央宣传部分工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写信。周扬召见作家出版社社长严文井，请其给予关照，严文井遂调来手稿阅看并交有关的编辑传阅，经过一番认真讨论，各抒己见，严文井于是拍板出版此书。他的看法，一个老作家的作品不管其艺术上有何缺点，编辑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根据双百方针精神无论如何还是应该使其面世的。其实写出《三家巷》的欧阳山，其时已形成自己独具的艺术风格，作家在小说艺术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成效。尽管还有缺点，可以探讨、争议，然首先应尊重作家的艺术劳绩，严文井的拍板是对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直至后期，这又成了严文井“走资派”的一条“罪状”，被人抓住不放，企图阻止其复出。历史就是这样走着曲折的路。
60年代的欧阳山除了继续完成多卷本长篇小说外，还应刊物之约写了一些短篇小说。照我看来，这些短篇的思想内涵、艺术技巧一点不逊于他的长篇小说。而最出色的是发在《人民文学》1961年的《在软席卧车里》和1962年的《金牛和笑女》。两篇小说均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建国以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选中。
这两篇小说饱含着丰富深刻的人生体验、人生况味，而作家运用的是轻松、诙谐、幽默的表达方法，艺术的概括也简练、生动，这正是作家小说艺术成熟的标志。
欧阳山将小说手稿交到编辑部后，《人民文学》1961、1962年上半年值班副主编陈白尘很看重这两篇小说，将其发在较显著的位置。《在软席卧车里》写得很有趣。四位复姓的人司徒、欧阳、诸葛、端木同处一间软卧车厢，闲聊中涉及人的意志的话题。年轻的端木、比较年轻的诸葛认为尽管新、旧时代有很多不同，但人的意志所起的作用这点却是相同的，总是有志者事竟成吧？不意这看法引动司徒老先生讲出自己一番特殊的经历。这位早年学化学的人原在市政府任洋务秘书，官运看好，却突然爱上了“叫多少志士仁人粉身碎骨的文学”。这是造成悲剧的第一个来源。仅只是爱好倒也罢了，他又还相信自己有“天才”，到处写诗发表诗，一时名声噪起，这是造成悲剧的第二个来源。仅只做个业余作家倒也罢了，却又辞去政府的公职，一心想当个职业作家，专心致志地写诗，这就注定了“一步一步地走向毁灭”！结果诗写出来了，却没有任何一家杂志社、出版社愿意为其发表、出版。这时，他才若有所悟：“难道从前那许多人争着拉我的稿子，仅仅因为我是市政府的秘书，而不因为其他什么缘故么？”他太太十分冷峻地告诉他：“我想正是如此！”太太后来发出了最后通牒，限他三天内再去市政府谋个差事。他觉得难堪没法去，太太因而同他离了婚。他就这样蹉跎岁月，直至抗战爆发才去一家牙膏厂当了一名配药师。解放后他的职业顺理成章地转到了化学技师方面。司徒老人的讲述，使三个复姓的同室人吃了一惊，但也由不得被他说服了，世上还真有“有志者事竟不成”、“无志者事竟成”这样的人生际遇……
这篇作品发表后，听到的反应可不一样。一位文艺领导同志说，这篇小说有影射之嫌，似有弦外之音。他仿佛在提醒编辑部的同志：你们发表作品可不能粗心大意呀，你晓得人家影射什么？编辑部的人琢磨了半天，仍然不知道影射的是什么。数年后，《文艺报》开始批评近年有不好倾向的作品，《在软席卧车里》被列为“散布对社会主义的消极情绪”，宣扬“没落阶级虚无主义的人生哲学”的小说。这真是一个很妙的论断。它很笼统，叫你不好琢磨，但也够你琢磨一阵子。其实这篇作品现在看来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它的形象表现（那位司徒老先生讲述的自己的经历），只不过向你提供了多义的解释：也可以说是告诉业余作者，不要盲目地相信自己的天才，更不要急于做专业作家，说不定这是个陷阱，将弄得你一事无成（“粉身碎骨”）。也可以说是嘲讽那种不正的世风，一个人之所以发表出版作品，有时不是靠自己的真才能、真本事，只不过是凭借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或某种权势，如那位市政府秘书那样。作品提醒这样的人，最好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别陷入盲目自得之中。再则，这篇作品写作发表于60年代，也可以说是对50年代末期盛行的“左”的唯意志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讽喻和善意的劝诫。各个不同社会经历的读者，读这篇作品，可能会有各自不同的感受体会。但不管如何多义，说到底，这篇小说仍然是靠它提供的内涵丰富的人生阅历，向你启示某种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无论如何，它的效果总还是积极的，实在说不上它散布了什么“消极情绪”“虚无主义”的人生哲学。就说作品主人公司徒老先生或其他三个复姓人也好，他们通过对司徒老先生生活命运的反思，难道不是在异口同声地赞美：在新社会连“无志者”（原来没打算从事这项专业者）也可以事竟成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