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三作家(2)
可见“左”的思潮泛滥之时，一篇作品的遭遇如同一个人一样，有时也会经受某种冤枉、不公正的评价。
《金牛和笑女》的取材、结构、写作手法与《在软席卧车里》迥然不同，它不是撷取生活的横断面来描写，而是通过三个十年的纵向历程、今昔变化，采取中国传统的说故事的办法，对比有序地展现两个农村男女不同性格、命运的发展、结局。这两个人物，一个是老实、拙朴的金牛，一个是活泼、爱笑的笑女。在他们第一个十年青春盛年，金牛曾对笑女怀有未敢开言的热望与期待；可是在第二个十年的开始笑女不听劝告嫁给了一个国民党兵痞；第三个十年新中国鼎盛发展，金牛在农村扎扎实实地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而落魄海外偶尔回乡的笑女却再也笑不出来了。当人们告诉她，金牛还叫金牛，“可是他早变成一个打打闹闹，爱说爱笑，人人喜欢的人了！”笑女一听，“登时像触了电一般，全身倒在椅子上……”她无法再见金牛了。作品讲述大时代里两个小人物由于选择人生道路不同（他们的性格优劣———例如一个踏实，一个轻浮，对于他们的选择，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导致不同的人生结局，不能不引起人思索。可是作者只不过用了六千余字的篇幅，好像在不经意地风趣地讲说一个平淡的故事，却生动地概括了不同的人生，取得了“振聋发聩”的艺术效果。足见作家当年对短篇小说的表现艺术（包括选材、结构、剪裁、细节刻画、语言运用等等方面）已经是十分的“驾轻就熟”了。如果不是十年动乱的干扰，以写《在软席卧车里》、《金牛和笑女》这样的势头，作家的短篇佳作不也会蔚成大观吗？
杜 埃
未见面时读过杜埃1948年在香港出版、茅盾写序的短篇作品集《在吕宋平原》，知道他是位有异国生活阅历的作家，又见过他写的《人民文艺浅说》一书，知道他是个文艺评论家。见到他，向他约稿时，他已处在广东省的宣传、文化工作领导岗位，几十年如此。他仅是个业余作家。好几回去找他，我的住宿、吃饭以及返回的车票等他都亲自出面安排。有回怕我住的环境不安静，竟带着我接连跑了三处地方，最后才定下来。而我只不过是个普通编辑，他年长我二十来岁，又是一位领导干部，我心里实在有点不安。后来遇见一些编辑同行，说起跟杜埃打交道，都有同我类似的经历，我才深信杜埃就是这样一个与人平等相处不摆半点领导架子的人。杜埃出生于广东东北部偏远山乡的贫苦人家，很小的时候父亲便去南洋谋生，所以他也算个侨属。他受进步文学作品影响，十几岁便外出漂泊，而后成为革命的实际工作者，编刊、办报、写文章。他见过许多大世面，40年代在菲律宾主编华侨报纸，参加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工作，两度在香港从事宣传、统战方面的公务。解放后，数次出访欧洲、日本及东南亚一些国家。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直保持着一个人民公仆、一个劳动者纯朴的本色。80年代初期我再度去广州，这时他已卸下领导工作的重担，退居二线。他陪我去从化温泉看望在那儿休养的我以前的一个同事，又建议我去深圳特区看看，他亲自给我当向导。在从化，他首先去看望他的老相识，那些普通的服务人员、医生、护士等，同他们亲切交谈，还送他们一些小礼物。在深圳的宾馆，他去厨房看望大师傅，去车库看望年轻的司机。在广州的日子，有一天，他说要请几个客人吃早茶，让我作陪。他为我介绍客人，原来是机关里的理发师、幼儿园的教师、阿姨，他们跟“杜部长”无拘无束欢快地交谈着。在领导者和普通群众之间，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心的隔离。杜埃数十年领导过广东的许多文艺部门，他是位领导者，但同时又是个评论家、作家。他从未放弃过笔耕，不断发表评论、小说、散文、杂文，所以他也是文艺家们的同行、朋友。他就是以这样双重身份，跟老、中、青文艺工作者建立了融洽、谐调的关系。人们尊重他，也愿意把心里的想法告诉他；他也乐意到他们中间去，同他们打成一片。就像他乐意去看望那些服务人员、普通劳动者那样，他感觉他是他们中的一员，而并非高踞其上者，这已成了他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这样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自然能够使人们的关系谐调起来、融洽起来，增加凝聚力和向心力。在深圳时我曾参加他同《特区文学》编辑部的编辑和青年作家们的座谈，就是一种亲切、融洽的气氛，好像这位年长者、领导者和年轻人之间没有什么隔膜。1991年的最后一月，我有幸参加广东省为杜埃举行的从事文学创作60周年的纪念会、作品研讨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杜埃故乡大浦县的领导人和宣传文化部门的负责人，还有杜埃住在那儿写长篇的增城县的领导人和乡亲的代表都热心来参加这样的盛会。大浦本是个穷县，却像增城一样还为大会主动提供赞助。其原因是这些乡亲和基层领导者们不一定都读过杜埃的作品，但“杜部长”的为人，他的公朴形象，他对乡亲父老的挚爱和帮助，却使他们觉得自豪，在他们心上占着很大的分量。杜埃当年在华侨支队的一位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他长篇小说中的一个模特儿、老战士）也远道从贵州赶来参加大会，对他表示祝贺并在会上做了很精彩生动的发言，介绍“华支”和菲律宾人民并肩抗日的光荣业绩。这就是文艺工作的领导人、人民作家杜埃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岭南三作家(3)
杜埃很长时间是个业余作家，直到80年代初期，他退休了，才成为一个专业作家，这时已经66岁了。数十年他出版了不少小说、散文集子，广东还为他出了一本厚厚的《杜埃自选集》。他的作品题材都来自他丰富的生活阅历。他写得最好的作品，如发在《人民文学》的短篇小说《十二月的街》，以及发在其他刊物的《老贫农们》、《自梳女》等，均是宣泄了他对以往地下斗争生活和掩护了他的普通人民的深情。如《自梳女》一篇就是写来自顺德乡下一个普通女佣———“自梳女”（指从破产的农村到大城市，靠自己的劳力谋生，终生不嫁的女子）在紧急关头挺身而出，帮助一群地下革命者脱离险境的故事。这是杜埃30年代在广州的一次亲身经历，这位自梳女的形象，他始终未能忘怀，直到将近40年后的1979年，才写出《自梳女》这篇小说。小说的结尾写男主人公往顺德乡下探望，他对“自梳女”仍然怀着深情：
他多年来一直怀念那个曾经掩护过、救助过他们的自梳女……心里很懊悔当年怎么没弄清她的原乡住处……
眺望一个个稠密的村庄，他心里叹息道：哪怕是她不在家，或者已在艰苦的战乱中离开人世，但只要知道她出生长大的村庄名字，也该有多好。
是生活养育了作家，这话一点不假。杜埃正是从革命的实际工作中，从生活的激流漩涡中推涌出来的作家。1940年初，他奉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廖承志之派和一批同志渡海赴菲律宾国华侨中宣传抗日，任华侨报纸《建国周报》主编。当时这一行动通俗的说法叫做“八仙过海”（“八”隐含着“八路”之意）。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菲岛的美军不战自退，日军占领马尼拉等大城市，杜埃他们下乡组织华侨抗日游击队（杜任游击队的宣传部长）与菲律宾人民共同抗击日寇。菲岛从中吕宋到南吕宋燃遍了抗日烽火，“华支”（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队的简称）与当地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勇挫侵略者的毒焰。在菲律宾朝野和友军（反攻回来的美军）中建立了崇高的威信。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华支”的人员才在菲国人的热烈欢送气氛中陆续撤回大陆。杜埃于1947年返回香港。这番在异国他乡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经受血和火的冶炼，见到的人和事，使杜埃毕生难忘。1947年、1948年在香港办报，遂利用工余之暇，写出一些短章，如《番娜》、《丽达的道路》、《萨克林田庄》、《法布尔的家》等作，后辑成十余万字的集子题名《在吕宋平原》，由香港人间书屋出版。茅盾为其写序，称这些作品，“是他经验的产物”，它的艺术特色是“情绪真挚而行文质朴”，“细致的描写与热烈抒情”相结合。但这些毕竟是些片断的采撷，杜埃绝不满足。写出长篇巨著，反映菲岛太平洋战争的史诗式画卷，才是杜埃的心愿。史诗未及写，而十年动乱到来。廖承志等老同志在北京遭受迫害，“华支”在各地的成员也无一幸免，“四人帮”居心叵测，把这支受人民爱戴的抗日队伍，打成“潜伏下来的特务”，杜埃也冤枉被系狱中。但他坚定的信念毫不动摇，他这时思虑的绝不仅仅是个人的委屈，而是痛惜党也在受难。也正是在狱中遭罪之时，他要写“华支”这段可歌可泣历史、还历史以真面目的愿望更加强烈。粉碎“四人帮”后，杜埃恢复了工作，他向许多人表述了自己的这个愿望，但不少人怀疑这样的题材是否可以写。是当时的广东省委的书记吴冷西第一个支持他，并劝他快写。但杜埃直到1980年初卸下了工作重担，才正式开始多卷长篇小说《风雨太平洋》的写作，这时他已步入高龄，身体并不很强健。他不在大城市去找舒适的写作环境，偏偏离开家中亲人，孤身到广东增城县朱村，住在简陋的房子里写作。经常跟四乡的干部、群众往来。也许在这样的地方，他较易于追怀往事，触发灵感，进入自己的创作境界。经过数年努力，他终于陆续完成并出版了六十多万字的《风雨太平洋》第一、二部，第三部也即将写成。长篇小说出版后，菲律宾和某些东南亚国家的报纸争相连载或予以评介，在海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杜埃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从事实际工作，无法像那些专业作家那样集中精力于写作，直到晚年才开始长篇小说的巨大工程。能够完成它，是多么不容易啊！长篇小说《风雨太平洋》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一部分，有其不会泯灭的历史价值，这就是这位中国作家了不起的奉献。至于艺术上还有某些不够精致完美的缺点，这是难以苛求的。
秦 牧
秦牧是全国知名的散文家。秦牧的散文写得多写得快写得好。
我对秦牧最初的印象是他个儿高高、体质强健，面目黧黑，像个整天在太阳底下晾晒的老农，一个胼手胝足的劳动者。60年代初期，我登门拜望他时，他刚从乡下返回。那时许多作家都下放农村基层担任职务，并参加体力劳动。秦牧告诉我，他一天挑担一百多斤，又忙着公社里的事情，没有多少时间弄写作。不过我对秦牧很佩服，那时正当他的盛年，他真是能文能“武”。我第一次经手的是50年代中期他寄给《人民文学》的散文《土地》，那是一篇杰作，从北京中山公园的社稷坛五色土说到中国历史上的帝王之爱土地，老农之爱泥土……构思精妙，浮想联翩，视野极为开阔。后来又收到他写的童话《亲爱的妈妈》，这是一篇赞颂我们亲爱的大地的知识性童话。秦牧写作的路子是很广的，最拿手的是散文、杂文、随笔，但也写小说、戏剧以至童话，几乎没有哪种文学体裁他没尝试过。我常想古今中外写得多写得快写得好的作家，他们笔耕、运思，没有一个不像老农年年月月、风雨无阻，侍弄他们心爱的土地，没有一个不是辛勤的劳动者；不光有聪敏的头脑，并且有强健的身体做他们高强度的脑力劳动的后盾。高尔基曾描写老托尔斯泰也是健康得像个老农。有了健康的身体又勤思勤读勤写，何愁出不来多而好的精神产品？作家就是要勤作嘛！不能光坐在家里不作。
岭南三作家(4)
秦牧并非出身劳动者家庭，他降生于一个华侨破落商人之家。但由于母亲是婢女出身，而且他在青少年时代曾度过相当艰难困苦的生活，曾在大都市的贫民窟里居住过，刮台风，屋子塌下来他被压在床底下死里逃生。抗战时期，在困顿的旅途中曾步行几千里，在公路近旁的茅寮中躺在草堆里，跟乞丐一起过夜，有时还要忍饥受饿。所以他决不是温室里成长的人物。正像秦牧自己所说：“这样的生活，加上优秀书籍的指引，使我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有一种向往真理，向往正义，向往公正之心，追求民族翻身，追求社会解放，总想为人民的幸福出一点力。我就从这一点点儿觉悟开始，一步步走过自己的道路。”（见秦牧在广东省庆祝他从事文学创作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答谢和自白》）一位画家曾给秦牧画过一幅自画肖像。秦牧在画像之旁写了一首自题小照的诗，诗是这样四句：认真学习，不辜负做万物之灵，辛勤奉献，报答祖国的深恩。
倒不是为了什么名垂青史，重要的是，俯仰无愧于人的一生。
我想青年读者们可以细细玩味这四句话，以了解秦牧其人。秦牧已过古稀之龄，去年冬天我在广州有幸再见到他，他仍然精神矍铄，至今笔耕不辍。我想这真是一株不凋的老梅树，他枝头的繁花，正是来自一种辛勤的奉献，来自他深深扎根的大地。
写于1992年
文坛伯乐秦兆阳(1)
建国以来，我们有一些出色的文学期刊编辑，特别在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方面，他们长期地付出了无声的辛劳；在过去“左”的思潮对文学事业的严重干扰下，有人还为此蒙冤二十余年，付出惨重的代价。在当代文学的发展史上，我觉得这些人的劳绩不仅不应该被埋没，而且他们的编辑工作经验，发现、培养文学新人的经验，对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为此我写了本文。
默默的耕耘
你见过这样的主编吗？他不是徒具虚名，不干实事。他不是等待下属人员给他送复审稿件去，他只在稿件上简单地批上“用”或“不用”一两个字。他有一种直接到堆积如山的无名作者来稿中去寻找佳作，发现人才的乐趣。秦兆阳就是这样的主编。
1956年我在他底下干编辑。记得夏天的一个早晨，他把肖平的小说《三月雪》的手稿给了我。他是手稿的第一个读者，是我们编辑下班后，他从一个编辑案头堆积的稿件中挑选出来的。这篇小说很快发在《人民文学》当年第8期，发表后受到读者好评，影响很大。肖平1954年在《人民文学》发过《海滨的孩子》，对于《人民文学》的编辑不算陌生。但在《三月雪》发表前，他的名气不算很大，他的来稿从编辑手中漏掉并非没有可能，假如这个编辑粗心大意点，或者没有鉴别出来的话。秦兆阳这种眼睛向下，丝毫不烦看普通投稿者的来稿，深入、细致的作风，无疑对每个编辑是个鞭策。还有完全是无名的作者，被秦兆阳从浩如烟海的稿件堆中，“沙里淘金”地“淘”出来了。50年代中期的读者，或许还记得中篇小说《总有一天》，曾在《人民文学》1956年第七、八期连载，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单行本。作者黄远是泉州医院的一位医生，在这以前，没有写过什么有影响的作品。寄到编辑部的这部手稿，可不像个样子，是写在几册六十四开很不整齐的笔记本上，蝇头小字，写得也不规整。以往碰见这样的来稿，编辑可以不看就退回去的，一则它是好几万字的长稿；二来这样小的字写在小本本上很难吸引人读下去。可是秦兆阳耐心地读完它（作为这部手稿的第一个读者，这部小说，也是他从编辑案头“拾”去的），并亲自为它整理加工后送到工厂发排的。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秦兆阳断断续续在《人民文学》干了五年小说编辑及执行主编，比他专业搞创作的时间长多了。不论是当编辑或主编，他总是花去绝大部分精力，在来稿的“海洋”中辛勤地耕耘、播种和收获。要统计他发现、支持的作品和人才吗？在如今的知名作家中可以开列出一长串名单来。例如建国初期，玛拉沁夫的处女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孙峻青、白桦发在《人民文学》的第一篇小说，都是经秦兆阳之手发出的。曲波的《林海雪原》出版前，秦兆阳选登小说的精彩片断《奇袭虎狼窝》，并写编者按语，对这位即将面世的新作家，给予及时、热情的肯定。有的人知道是秦兆阳发现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有的人可能至今还不知道。
我要说，这是一种道地的鲁迅所称赞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在文学编辑岗位上，我常见有两种编辑：一种人看稿很细，也有水平，但只愿为知名作家服务，不大看得起无名作者的来稿，因而在他们的编辑记录中，很少有发现人才的记录。还有就是像秦兆阳这样的编辑，他们也善联系知名作家，但绝不以此为满足。好像半年一年的编辑工作下来，不发现几个新的名字，不从大量废“沙”中“淘”出有希望的“金子”，那就还没有完全尽到编辑的职责。这样的编辑更可贵。
识——胆——思
一个编辑要有“识”，还要有“胆”。他的“识”表现在极其敏感地发现作者对于生活和艺术的新探索和思索，以及这种探索对于我们社会生活的意义，对于文学创作发展的意义，而给予及时、明确的肯定。他的“胆”，表现在发现这样的作品后，能够大胆、果断地予以支持，有魄力将它发表出来，而这往往要受到旧习惯势力的反对，要冒些风险，甚至编辑个人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所以并不是所有编辑都能做到这一点。想过“平安”、“太平”日子的编辑，当然不会这样干。但他们编辑的刊物也往往“四平八稳”得很，在文学创作发展史上留不下突出的痕迹。
我还记得1956年初春，《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刘宾雁，将他的第一篇文学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寄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刘宾雁长期担任记者，接触面广，头脑敏锐，又爱思索。1956年春节，他将长期积累的感受，用文学特写的形式表达出来，一吐方快，只一个星期，《在桥梁工地上》便完稿。文笔犀利、深沉，可以说在我们建国以来的文学创作上，第一次这样锋利、深刻地触及官僚主义、保守主义的时弊；而且不只是官僚主义、保守主义，还第一次大胆、尖锐地触及了某些领导干部的风派气质和风派行径，这比单纯地揭露官僚主义、保守主义更见深刻。后来的事实不断证明，像罗立正这样一个风派气质、“一贯正确”的人物，在我们风云多变的政治生活中，实在是个难得的典型。在这以前，刘宾雁写过大量新闻特写，翻译过苏联作品，但利用文学形式反映生活，在他还是头一次。《在桥梁工地上》是他文学的处女作。而秦兆阳作为这篇作品的第一个读者，一下子发现了刘宾雁，他立即给他去信，以简短、鲜明的语言，肯定了他的探索。接着在《人民文学》四月号，以头条、通栏、极为显著的地位，发表了《在桥梁工地上》。秦兆阳为作品写了编者按语：“我们期待这样尖锐提出问题的、批评性和讽刺性的特写已经很久了，希望从这篇《在桥梁工地上》发表以后，能够更多地出现这样的作品。”他还在编后记中写道：“在现实生活里，先进与落后、新与旧的斗争永远是复杂而尖锐的，因此我们就十分需要‘侦察兵’式的特写。我们应该像侦察兵一样，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边的问题，把它们揭示出来，给落后的事物以致命的打击，以帮助新的事物的胜利。本刊这一期所刊登的《在桥梁工地上》就是这样的特写。像罗队长这样的人，像曾工程师这样的人，像他们之间的斗争，在我们的生活里难道是很少的吗？我们怎么可以对他们视而不见呢？怎么可以看见了而不写呢？”这些话今天读来仍然觉得新鲜，没有失去它的意义。
文坛伯乐秦兆阳(2)
以《在桥梁工地上》发端，随后秦兆阳又发表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上篇）、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耿龙祥的《明镜台》等作品，在正视现实，反映现实生活的复杂矛盾方面达到了新的深度，形成了新的文学浪潮，对贯彻双百方针，促进革命现实主义的发展，作出了新贡献。《人民文学》因而受到人民特别是青年的热烈欢迎，短短时期内刊物销数增涨了将近一倍。当然这新的文学浪潮很快被打了下去。编者秦兆阳和作者们“蒙尘”二十余年。但历史毕竟是公正的，沉冤得以昭雪，作品成了“重放的鲜花”。
在发现人才和对创作中健康的新倾向的大力支持上，秦兆阳堪称有胆有识。这里至关重要的是，“胆”是建立在正确的“识”的基础上的。而正确的“识”从哪儿来？是建立在对生活真理不断的思索和探求之上的。秦兆阳是这样一个勤于向人民的生活学习，勤于观察、思索的人。在观察、思索中，他爱人民之所爱，憎人民之所憎，建立了热烈分明的是非观念和爱憎情感。因而刘宾雁等人的作品一来，他能从人民的需要出发，迅速地、准确地抓住它们的新颖、优长之处，而大胆地、毫不犹豫地给予支持肯定。可见，没有学习、观察、思索，就谈不上有正确的“识”，更谈不上“胆”。常见有的同志，在编辑工作中自以为“大胆”、“敢放”，思想“很解放”，但他们缺乏正确的“识”，更谈不上正确的观察与思索。“思想解放”而不用思想，结果放出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们的文学运动“帮了倒忙”。这不叫“大胆”、“思想解放”，而只能说是不负责任地瞎干。这种不负责任的“大胆”，不能说是有胆有识。
看不见的工作
一般新作者初次写成的作品，总难免有幼稚、不够成熟的地方。有的是思想敏锐，但艺术不足；有的是艺术还可以，而思想有偏颇之处；有的思想、艺术都有些缺陷。一开始就思想精深、艺术老练的作者，实在不多见。新作者的作品还有个特点是往往优点和缺点掺和一起，不大好分割。编辑收到这样有缺点，但有思想、艺术闪光的作品，既不能求全责备，因为它有缺点而看不见它的基本优点、基本长处，轻率地予以否定；也不宜放弃思想、艺术上应有的要求，明明可以争取改好的地方，也予以迁就。有时一篇作品，恰好就是思想上或者艺术上缺少那么一点点什么而不完善、上不去。这就需要具体的指点、具体的帮助。譬如登山，在最难登的那几步，需要有经验的人拉一把，扶一下。需要细心地肯定作品的优点、长处，具体地指出缺点、不足，这样新作者才有所遵循，不致迷失方向。可以说，没有中肯的意见，必要的修改，有的作品就发表不出去。秦兆阳在具体帮助新作者修改作品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作为小说家，他懂得小说艺术的规律，晓得创作的甘苦，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构思，因而提的意见往往切中要害，对作者帮在点子上。而作为编辑，他又能以较宽阔的视野对作者提出要求，使作者尽可能跳出个人的一些局限，从更高、更宽广的角度思考作品的问题，而这正是作者十分需要的。他有时把作者请到编辑部，当面交换意见，既具体又有条理地分析作品的长处和不足。有时写出长达几页十几页的意见，寄给作者。等到作品经过作者修改基本可以用了，秦兆阳又帮他们做文字上的修饰、润色。记得林斤澜的《台湾姑娘》，李威仑的《爱情》，杨大群的《小矿工》，都是作者接受秦兆阳提出的中肯意见，对作品修改后，在发表时达到了较理想的水平。
一篇好作品发表后，发生广泛社会影响，引起人们注意，这是作为这篇作品的编者最高兴、最感欣慰的事。但是编辑对作者所做的工作———从发现他的作品到提意见修改到最后润饰定稿———所付出的心血，则是看不见的，往往不为世人所知。
要修改作者稿件，当然应该尽量做到细致、周全，尊重作者原意，最好不要“越俎代庖”。然而就是最高明的编辑，总难免有失误的时候。错了不要紧，接受教训，改了就是。但在秦兆阳的编辑生涯中，却有因修改作家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而公开挨批评、挨整的事。这件事情背景复杂。做此决策的人，也难以完全承担责任。但是过火的举措总难以服人。当时就有一些读者、作者为编辑鸣不平。有的投书说：“编辑改稿有一百篇是对的，人家看不见。为什么一篇的‘失误’就得公诸社会而‘大动干戈’呢？”
牺牲精神和事业心
秦兆阳是个小说家，他在建国初期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幸福》、儿童文学《小燕子万里飞行记》，显露了自己的才华和独特风格。其后发表的《农村散记》清新、俊逸，充满生活的诗意，更是脍炙人口。他被誉为写农村生活的能手。但在建国以来很长一个时期，由于工作需要，他主要是干文学期刊的编辑工作，写小说只是业余的。在他担任小说编辑的建国初期，那时创作还很不活跃，老作家对新生活的适应有个过程，解放区来的作家大都担负着繁重的工作，写作的时间少，青年作家还没有起来，但又要求刊物发表“示范性的作品”，他和他的同事们不得不花费很大的精力，从无名作者来稿中去发现有希望的苗苗，精心修剪，使它们能见诸版面，以度困难局面。后来担任《人民文学》的执行主编，他更是以全部精力投入工作，日日夜夜，看稿、改稿，接待作者，筹划刊物的改进。这不能不常常是以牺牲自己的创作为代价（实际上还不仅仅如此！）。那时他不到40岁，正当盛年，他把最好的年华，旺盛的精力（虽则他那时患有胃病，也常常是带病工作）、才智，献给了文学编辑工作，献给了广大青年业余作者。
文坛伯乐秦兆阳(3)
一个知名作家、有才华的小说家，牺牲自己的创作，倾全心于文学编辑工作，为作家、读者服务，为发现、培育文学新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求名、不求利，甘当无名英雄，这种精神、风格是可佩的。没有无私的精神，高尚的品格，是决然做不到这点的。
光是牺牲吗？秦兆阳不这样看。他是以人民文学事业为重。文学编辑工作也好，创作活动也好，在他看来都是人民的文学事业，是人民需要的事业，而不是个人沽名钓誉，“功成名就”的手段。既是人民需要的事业，不论编辑也好，创作也好，他都全心全意干下去。他从不把创作和编辑对立起来，好像创作“高人一筹”，编辑“低人一等”。创作者和编辑者本来是互相需要，应当做互相提携、相得益彰的朋友。创作和编辑也可以统一在一个人身上，也是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例如他个人就有这样的体会。当编辑部有的年轻同志不安心编辑工作，不安心看稿时，秦兆阳回顾了他自己的经历。他说，他最初也不会干编辑工作，由于事业的需要，他干了。他努力钻进去，逐渐摸索看稿的规律。从阅读大量来稿中，学习着提炼、分析一些问题，经常苦苦思索。为了提高分析、思辨能力，又必定要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许多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文艺理论。这种对来稿的分析、思索，也是对创作问题的分析、思索，同时也是个学习过程，从而提高了对作品的分析、鉴别能力，提高了编辑水平。他有感于稿中一般化、公式化的现象严重，便以来稿为实例，写了一系列批评、分析文章。（这些文章以“策”或“秦策”的笔名发表，后来印成单行本出版，50年代在青年业余作者中很有影响。）因为编辑水平提高了———对作品的分析、鉴赏力提高了，审美标准提高了，对自己从事创作大有好处。当他1952年第一次离开编辑部，下乡去体验生活，很快就写出了一组风格新颖、构思别致，生活气息浓郁的《农村散记》。秦兆阳说，要是没有在编辑部几年工作中对公式化、概念化作品的批评，对艺术规律的钻研、学习，从学习、思索中得到了提高，他不可能写出《农村散记》。反过来，创作水平提高了，对创作的规律学习、了解得深入些，也有利于做好编辑工作。秦兆阳这些意思，我觉得对做好编辑工作，对从事创作，都有启发。
远 见
1956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秦兆阳署名何直，在题为《欢迎文学战线上的新的主力军》的文章（载《人民文学》1956年第3期）中写道：
“在我国文艺路线的阵地上，新的战士像雨后春笋一样地涌现出来了！而且将要更多更好地涌现出来！”
“我们的文学运动是以空前速度在蓬勃发展着。但是，我们文艺队伍的扩大的速度，比起人民的需要来，还远远地赶不上。”
“优秀的新作家，好的作品，不断地涌现，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的趋势。一个有作为、有远见的编辑便要看到这种趋势，并以自己毫不放松的努力去促其实现。”
我粗略统计一下，1956年（这一年大部分时间是秦兆阳担任执行主编），《人民文学》发表的50篇小说，有半数是新作者写的，好些作品很出色，发在头条地位。这一年的评论、诗歌方面的新作者，在版面上出现的也不少。新人的出现是如此众多，如此活跃，这当然跟当时贯彻双百方针的良好气氛分不开（这一年党中央正式提出了双百方针），但也跟编者在正确认识基础上的主观努力分不开。“文化大革命”前，在《人民文学》出刊十七年的历史上，新人的作品，像1856年那样，质量如此突出，数量如此之多，留给读者的印象如此之深，那是绝无仅有的。
秦兆阳在编辑工作中是掌握着这样的选稿原则：对名家宁可严一点，至少不降格以求，对新人稿件，则相对宽一点。因为他们写作经验不足，信心不足，特别需要鼓励。随着写作实践增多，水平提高，渐渐地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中全会以来的这几年，文艺刊物空前活跃（有的刊物专门发表青年新作家的作品，面向青年），新人辈出的事实，更加证明了：重视发现、培养文学新人，是有远见的做法。
写于1983年
（载《当代文艺思潮》杂志）
“皱眉的”和“微笑的”(1)
———杜鹏程和王汶石
杜鹏程最近离开人间而去了。他是1921年生的人，活了70整。但给人的感觉，好像活得太短。现在有些七老八十的作家、艺术家仍健在，他为什么去得那样早呢？
杜鹏程比他的同龄人、作家王汶石成名早一点。他1954年出版了轰动世人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它以表现战场上英雄人物之阳刚壮美引人注意。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写战争的一部最好最有影响的小说。
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是杜鹏程、王汶石小说创作的高潮期。王汶石以一篇小说《风雪之夜》而使人瞩目。紧接着在1957年、1958年发表了《新结识的伙伴》、《大木匠》等等传诵一时的作品，他以写短篇小说为主。60年代初期的困难时期又发表了《沙滩上》、《严重的时刻》等佳作。在他那些精心构造的短篇艺术世界里，人们可以看见渭河轻缓地流着，一望无际的棉田激荡着妇女们的欢声笑语，多才多艺的小伙子干完活后称心如意懒洋洋地躺在太阳底下……王汶石那些小说既是渭河平原风情画，也是社会兴盛时期人们心灵上的欢乐颂。他尤其擅长写青年妇女。王汶石的这些小说，使他进入了中国第一流短篇小说作家的行列。杜鹏程这期间也没有休歇地奔跑于西南、西北的铁路线上，写出了好些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们心灵状貌、性格、风采的短篇佳作如《铁路工地上的深夜》、《夜走灵官峡》、《光辉的旅程》（原题《严峻而光辉的旅程》）、《延安人》等等。杜鹏程擅长写干部（包括工程领导干部）、老区工农群众，也写青年知识分子、工人、工地孩童、妇女等。除了写短篇，还出版了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这是一篇写建设时期复杂的矛盾和人际关系、引人思索的小说。《文艺报》曾为小说中的两个主要人物阎兴和梁建、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展开热烈而广泛的讨论，因而使作品和作家杜鹏程更加闻名于时。
总之，在五六十年代，作家杜鹏程和王汶石是齐名的，两人有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评论家邵荃麟在与作家们的闲谈中，曾谈到杜、王两位作家不同的风格。他说：“杜鹏程是皱着眉头看生活，王汶石是含着微笑看生活”。在荃麟看来，这两位作家的两种风格并没有高下、优劣之分，而是在文学园地里可以并存发展。
我因为工作关系，在五六十年代曾经较频繁地登门拜访这两位作家，所以也留下一些总体印象。
杜鹏程是黄河西岸的陕西韩城人。他为自己的故乡自豪，这个地方处在中国古文明的中心地带，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出过大文学家大史学家司马迁，出过“赵氏孤儿”的故事。据我所知，杜鹏程的家乡和司马迁的家乡同处韩城县城南边的芝川河上，靠得很近。杜鹏程在谈吐中，频频称赞他的先人司马迁的人格、文风，希望我有机会去韩城走走。我觉得杜鹏程某些作品中悲壮、沉郁之美，不难使人联想到司马迁作品的某种影响，可能跟他少年时受司马迁《史记》的熏陶不无关系。但是我见到的杜鹏程成名后的人生历程和创作道路并不平坦。50年代初期，他正埋头于《保卫延安》的创作。偶然读了作家路翎发表的写战争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称赞了几句。作家多是富有激情的人，这赞扬用来对比自己的小说手稿，他说“我的一大叠手稿可以烧掉”。这于是成了他的原则错误（因为路翎是可疑的胡风集团的作家），被一位高层人物在会上点名批评，他自然得检讨自己，差点儿没挨处分。《保卫延安》顺利出版后，人们除称赞他所创造的英雄人物周大勇的形象，还对他描画的彭德怀司令员真实而富有感染力的形象给以较高的评价。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陕北战争时期杜鹏程作为新华社的一名有活力的年轻记者，他跟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们一同出入战阵，舍生忘死。彭德怀司令员以少胜多的天才指挥（那时西北野战军仅有两万多人，而胡宗南进攻延安的部队有数十万人，呈一与十三之比）、具体地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以及他那劳动者的简朴生活方式，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作风，在直接、间接的接触之中，给杜鹏程留下永生难忘的印象，所以才有《保卫延安》中成功的形象塑造。可是曾几何时，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人们尊敬的彭德怀将军成了“野心家”、“伪君子”。可惨的是杜鹏程的长篇著作《保卫延安》———一直受读者欢迎的畅销小说，被认为是为彭德怀“树碑立传”的，而通令全国收缴、销毁。我第一次去陕西咸阳铁路工程局招待所看望杜鹏程时，他正住在那儿养病（他被发现患有心脏病），那正值1960年困难时期，而杜鹏程的小说《保卫延安》已被停止发行。但我见到的杜鹏程，他是开朗、热情的，给我谈铁路工地上紧张热烈的战斗生活，各式各样感人的人物，他正在构思的新的长篇巨著《太平年月》，他的目光是向前看的。我并没有感觉到他耿耿于怀他的小说的遭遇。在这个招待所里，我也看见他和干部职工以及招待所的年轻服务员们处得很融洽、愉快。来找他的人很多。人们叫他杜部长（他兼任铁路工程局的宣传部长），但含有亲近尊重的意味。我还记得我们住的地方，临近铁路北边的五陵塬，黄昏夕阳下，他领我共同眺望那些像山似的排列在原野上的汉代陵阙。他同我谈论着汉武帝，大将军李广和霍去病，建议我往后有机会去看看他们的陵墓。我感觉作为一个作家，老杜的视野是开阔的，目光是深邃的。我知道他心灵深处有压抑沉郁的一面，但当着我这个年轻人，他丝毫没有表露这些情绪。由此，我思索了邵荃麟对他作品风格的评论。所谓皱着眉头看生活可能跟他经历的生活中的严峻、坎坷的一面以及自小就习染的司马迁式的历史思索的眼光以及性格中压抑沉郁的一面分不开。“皱着眉头看生活”，在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短篇《严峻而光辉的旅程》、《一个平常的女人》等作中是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了的。但是杜鹏程作品的风格也不完全是这样，像《夜走灵官峡》、《铁路工地上的深夜》，难道不是充满诗情画意、明朗的色调，含着微笑看生活吗？所以，一个作家的风格并不是绝对的，往往也是多样的，变化发展的。
“皱眉的”和“微笑的”(2)
在60年代中期，杜鹏程和全国那些著名的作家一样，遭受了深重的苦难，身体也被搞垮了。粉碎“四人帮”后的这十来年，我听说他病得很重，身体状况很不稳定。他勉为其难地写了些短文，再也没有好的身体作后援，使他写成早就想写的长篇巨著。这真是作家和读者的不幸，令人惋惜唏嘘。
王汶石出生在黄河东岸的山西晋南平原的万荣县，与杜鹏程的家乡隔河相望。这是汾河流域的一块富庶之地，盛产小麦、棉花、河东盐，流传着崔莺莺、苏三的故事。人们喜欢听戏，流行着南路梆子、郿鄠等地方戏。农民都是戏迷，几乎一个村庄有一个戏台。我曾在一个酷暑盛夏，看见男女老少成百上千顶着烈日看戏，可见他们对文化艺术的热爱。这个农业区，历来商业发达，人们头脑活跃。王汶石正是生长在这样的环境，所以他较容易了解与晋南接近的关中平原人民的生活、风习。王汶石的父亲是位商人，但他跟杜鹏程一样从小参加革命。他不同于杜鹏程。他是从小文工团员的生涯起步，生活在吹拉弹唱，跳舞、演戏的艺术氛围中。他本人也喜欢听戏，他的工作在全国解放前夕是以写戏为主。50年代初期他曾随一个文工团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写了一些小歌剧等。但那时还不太知名。50年代写小说才出了名。王汶石“微笑看生活”的小说风格，我觉得跟他生长的晋南平原的环境，跟他文工团员的生活经历分不开，这点同杜鹏程的战地记者生涯不大一样。但王汶石其人，你跟他接触，倒觉得他是个沉思、宁静甚至内向型的人，他较喜欢宁静的书斋生活，个人独处，与人初次接触，也较少言寡语。这点也不同于杜鹏程那活跃、开朗的性格表现。杜鹏程看上去很像一个实际工作者，能同各种人相处，王汶石则像一个有个性的、不大合群的艺术家。王汶石喜欢契诃夫、泰戈尔，他收藏有泰戈尔全集，泰戈尔清新的文字，沉思的风格是不是也给王汶石作品以影响？但王汶石“微笑”的风格也不是绝对的。60年代初期他发表的《严重的时刻》、《沙滩上》等小说，倒有点沉思、严峻的风格。
王汶石健在。我祝他晚年好运。
写于1991年
韦君宜与黄秋耘(1)
不久前去看“韦老太”（这是她所在出版社的人对韦君宜的昵称），她躺在床上。她说前几天刚摔了一跤，伤了腰，这下彻底不行了，只好卧床休息。往后恐怕一个字也不能写了。我知道一个喜爱写作的人，不能动笔，这是多大的痛苦！1986年4月21日，韦君宜在一个会上突发脑溢血，即刻昏迷，瞳孔散大。那年她已近70高龄，亏得抢救及时，经过一年多治疗、休息，1987年7月，韦君宜又开始写文章了，写的第一篇就是讲这次得病的情形，题目叫《病床上的困惑》，从此益发不可收拾。到1990年6月将近三年时间，她在病中共写作发表短文三十余篇。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散文集《海上繁华梦》，收录的大部分是这些病中之作。我发现在病榻上半坐起来的韦老太谈起往事记忆绝好，思维极清晰。这样好的头脑，要是身子不能坐起来，手不能写，太可惜了！由不得又同她谈起写稿的事。她说，摔伤前我已写了最后一篇文章，是回忆同时代人的，已寄给黄秋耘了。黄秋耘在广东。我知道韦和黄是知交。1935年两人同在清华大学读书，韦大黄一岁，一同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随后即入党，走向革命的实际工作。一在北，一在南，参加抗日和解放战争。全国胜利后，1954年两位老同学又相聚一起成为亲密的同事，共同主持中国作协的文学普及刊物《文艺学习》。以后还在一起经历着作协的风风雨雨……两人的友谊从青年时代直到白头，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这样的友谊多么可贵！我说你可以写写同时代人黄秋耘嘛！她望我笑笑说，这倒没想到！我其实是同她半开玩笑。我希望她的腰伤仍能康复，以后还能提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