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去看韦老太是在下午。只见她由刚下班的女儿杨团扶着，已在地上走动。虽是由人扶着慢慢地往前蹭，她是在活动腰身和练腿劲！她知道身体的康复不仅仅是靠药物和静躺，而必须靠自身自主的努力！
半个多月后再去看韦，奇迹出现了，韦坐在桌前写字！虽说手有些颤抖，字也有点歪歪扭扭。她交给我一篇回忆同时代人的短文。
这就是韦！向来不屈的韦，从来很精神的韦！我不由想起韦和黄（秋耘）在《文艺学习》，在作协，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一些旧事。
韦君宜在全国解放初期原是发行量很大的《中国青年》杂志的主编。1954年她受命筹办《文艺学习》，由青年工作转到了文学岗位。紧接着黄秋耘由新华通讯社福建分社调来北京，两人成了最理想的合作者。在他们主持下，一本文学普及刊物办得颇为活跃。我想主要是思想活跃，贯彻双百方针，因而很受青年读者欢迎，发行量最高上到三十几万份，在当时实属难得。现在仍然能记得的例如该刊转载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并发表评介文章，组织关于小说《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和《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讨论，这些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讨论，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注意，1957年2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肯定小说反官僚主义是对的。虽说小说难免有缺点，他劝说不要“围剿”年轻的作者王蒙。韦君宜和黄秋耘也经常在刊物上用“静宜”、“秋云”等笔名发表评论文章。挺有趣的是有的青年读者弄颠倒了他们的性别，写信到编辑部，称“韦君宜叔叔，黄秋耘阿姨”。黄秋耘，广东人，说话声音婉转、柔和。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除打过仗，还深入过敌营，做过军事情报员等危险的工作；还因为家传的缘故（父亲在香港开有一家西药房），懂点医药学，下放农村劳动时曾热心给人看病……这样复杂环境中的经历，有可能养成他待人接物的谨慎、柔性，也可以说他性格中有某种“阴柔”成分吧？再加上他自己说的“悲天悯人，多愁善感”的文人素质，这些必定在他的文风中也表现出来，所以有些青年读者把他误会成“女性”、“女作家”，情有可原。韦君宜原籍湖北建始县，出身北京官宦人家。“一二·九”运动使她成了旧制度的叛逆者，“民先队”中的急先锋。其后又长期参加地方工作、群众工作、青年团工作，这可能造就了她泼辣、果断、冲锋在前的性格作风，所以在她性格中，含有某种“阳刚”的成分。青年读者把她误会成男子，说不定有点儿“歪打正着”呢。两人共同主持一份刊物，韦的泼辣、果断、直率；黄的谨慎、小心、柔婉，这“阳刚”和“阴柔”恰好起着互补的作用。两人确实是很好的搭档。但在1957年的反右风暴中，其最后的结果，竟导致发行量很大的《文艺学习》停刊，韦、黄两人也分别受到党纪处分，下放劳动，其后重新分配工作。韦名义上是《人民文学》副主编之一，长驻长辛店机车车辆厂，组织工人业余作者编写工厂史。黄后来调任《文艺报》编辑部副主任，实际上是降职了。他们为什么会受到处分并挨批判呢？主要是说他们“右倾”。什么“右倾”呢？说韦，是说她“包庇右派”。我的印象，作协的几份刊物中，像《文艺报》、《人民文学》、《新观察》所划“右派”的比例，与单位全体人员相比，有的占了将近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大大超过毛主席说的百分之五左右，恐怕是全国划右比例最高的单位。而相对来说，《文艺学习》所划“右派”的比例最小，这恐怕跟韦、黄两人的掌握不无关系。他们两人无疑是政治运动中的“温和派”，今天看来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但在当时，这不是“右倾”的表现吗？而且批评韦君宜“包庇右派”还有具体例子，是说她包庇了单位里一个替农村的人传递了一份诉苦信件的人。（这封信诉说一处农村因一平二调，农民生产、生活造成的困难，与形势大好的总估计显然不大协调。）这个在解放战争期间参加工作的人，随即被划为“右派”。而韦君宜实事求是地为他鸣不平。我还记得，《人民文学》支部开的批评她的会上，韦君宜嘟噜个嘴，表明她是不服的。她当时居少数地位，而我们这些人都跟着批评她。她不怕孤立，因为真理在她那边。黄的“右倾”比韦君宜更“危险”，他差一点被划成“右派”，为了他在《文艺学习》上发表的一篇对个别文艺界领导人提意见，但有偏激情绪的文章。这篇文章反“右派”中被公开批判。韦君宜据理力争，说黄这样的人写文章出了错误，但不是“右派”。她大声地对她的上司，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说：“如果把黄秋耘划为“右派”，那也把我划为“右派”！我是《文艺学习》的主要负责人，论错误也不比他少！”这就是韦君宜，挺身而出，刚正不阿！后来有长者之风，实事求是的邵荃麟还是认真地考虑了韦的意见，严格区分了两类矛盾，保护了黄秋耘没划“右派”，但批评还是要批评，处分还是有。这些是摆在桌面上批的他们的“右倾”错误。为什么要停刊《文艺学习》呢？没有说出来的理由可能更严重，就是我上面说过的诸如组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小说的讨论之类。合乎逻辑的推想是：领导人犯了“右倾”，刊物还不“右倾”吗？小说讨论中涉及的王蒙，虽说毛主席讲了话，后来还不是被划为“右派”了吗？
韦君宜与黄秋耘(2)
韦君宜的特性是，尽管在逆境中，她毫不动摇、毫不气馁而努力做出新成绩。下放长辛店机车车辆厂一年多，她辅导工厂业余作者编出了高水平的工厂史《北方的红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她运用下放农村劳动的生活积累，在60年代写出一篇有影响的短篇小说佳作《月夜清歌》。这篇作品风格清新，意境深邃，后来收入建国以来优秀短篇小说选中。从长辛店归来，她被安排去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领导职务，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在她和严文井领导下，文学出版社这期间仍出了许多好书。我的印象当时还是业余作家的马识途第一部长篇小说《清江壮歌》的出版，就跟韦的支持分不开。“文化大革命”开始，她被打倒，丈夫（原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也冤枉遭难，身陷缧绁之中。后期她担任14连（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建制）指导员，我和她是邻居，差不多时常能见到她。她白天参加农业劳动，一身泥一身水的回来，晚上则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忙着为运动中冤枉遭整（包括“五·一六”扩大化遭整）的人落实政策、核对材料、澄清事实等，直至深夜。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周总理提议下已部分恢复业务。作为连队领导者，韦君宜热心推荐一些编辑上调回京工作。可是人们很纳闷，为什么像韦君宜、严文井等这些文学社的主要领导干部反而迟迟不被上调呢？后来当然知道了，是北京的单位里有人从中作梗。而后韦君宜调回了北京，作为成员参加了社里的领导班子，在“四人帮”肆虐时期，她所受的种种新的磨难不必细说。可贵的是，她在近年病中写的文章中，不但率直地批评了“左”的种种危害，以为鉴戒；还有极为清醒的自我反思、忏悔。我曾读过她发表的《编辑的忏悔》一文，深受感动。她在这篇文章里，没有讲她为作者、读者做过的许多好事、成绩，而是深沉地忏悔在“四人帮”的高压下不得不做的那些违心的事———出版的某些胡乱编造，实际上是诬陷知识分子、诬陷老干部的虚伪“作品”。当初为什么搞文学呢？“是觉得文学可以反映……动人的、可歌可泣的生活，叫人不要忘记。”而现在，“我在干这些，在当编辑编造这些谎话，诬陷我的同学、朋友和同志，以帮助作者胡说八道作为我的‘任务’。我清夜扪心，能不惭愧、不忏悔吗？……”我从来未见过一位处在领导岗位的文艺干部如此袒露自己，批评自己。我还想起读过的她的另一篇文章，是悼念一位刚刚得癌症死去的同志，他叫李兴华，是个好人，好编辑，却在《文艺学习》被错划为“右派”。君宜的文章带着沉重的自责。其实，李兴华当年划不划“右派”，哪能完全由君宜做主呢？她痛切地责备自己，当年没保护好他。我也从未见过一个领导干部这样真挚、沉痛地向被错整的下属检讨。这些都表现了君宜作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她有一颗高尚、纯洁、赤诚、无私的心。
在“四人帮”被粉碎的这十多年，韦君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岗位上，她对我国文学编辑出版事业的贡献甭多提了。这是许多新、老作家，广大的读者有目共见的。更令我佩服的是80年代，她已年逾花甲，工作照样繁重，却以不息的奋斗精神，写出了一批好小说，如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以独特的视角具有开创意义地写出了真实的老干部形象的中篇小说《洗礼》，还有长篇小说《母与子》，以及中篇小说集《老干部别传》、《女人集》，使她跻身于中国当代优秀小说家之列而毫无愧色。冰心因而称赞她“是一位极好的作家，她的作品非常质朴真挚”。是的，只有具备真挚、纯洁的心和不倦追求的人，才能使自己艺术常新，宝刀不老。
再说说“文化大革命”前后的韦君宜的同学、同事黄秋耘。黄秋耘自从1957年批判了他的“右倾”，那沉重的精神负担，可以说一直背到“文化大革命”发动。他成了文艺界“右”的代表人物。他被贬为《文艺报》编辑部副主任后，人们流传着一个说法，《文艺报》编辑部的三个领导，某某某代表左，某某代表中，而黄秋耘代表“右”。这位在生活中温文儒雅循规蹈矩的人，究竟“右”在哪儿呢？无非是“仗义执言”、“悲天悯人”、“不忍之心”的文士气质和好写文章、好发点议论。但是换一个说法可不可以说，这实在是可贵的共产党员的正义感、同情心，责任心和是非感呢！难道共产党人不要正义感、同情心、责任心吗？至少这一切和共产党人的责任、良心是不矛盾的。为什么黄秋耘这样难以被容纳、容忍呢？他在《文艺报》编辑部没干几年活儿，1964年批“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他因在一篇短文中为“中间人物”加了一个注解“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而被看成是这一“资产阶级文学主张”提出人的同伙，而实际上靠边站了。他和作协的几名干部（我也在其中）一同被送去华北石油工地锻炼。后又因毛主席批示下来，文艺界很快要整风而被招回。1964年下半年，北京一家文艺刊物发表批判文章公开点名黄秋耘发表在《北京文艺》1962年4月号的短篇历史小说《杜子美还家》“是披着历史题材的外衣，向党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恶毒的攻击”的大“毒草”。1965年以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幕，不久，《人民日报》和地方报纸在批判文章中也公开点黄秋耘的名，说吴晗的《海瑞罢官》是骂皇帝的，《杜子美还家》也是骂皇帝的，“黄秋耘与吴晗是‘一丘之貉’”。而黄秋耘1962年7月发表在贵州《山花》上的小说《鲁亮侪摘印》也和《海瑞罢官》是“同一类货色”。1965年作协在整风中编印了两册“毒草”作品集，其中也收录了黄秋耘的历史小说。本来黄秋耘在1966年2月已被作为交换干部交换到他的家乡广州，但几个月后，他又被作为“牛鬼蛇神”揪回北京挨批斗。我们同被关在“黑窝”里三四个年头，除了从事体力劳动就是挨斗或陪斗。直到1969年工、军宣队进驻后，黄秋耘于1969年9月才被宣布解放。接着他就回了广州。1973年我从干校调体委工作。我去广州出差时顺便看望了黄秋耘，他已被分配在广东省革委会出版局工作，任副主任（副局长）主管编辑出版业务。这时，我感觉他的精神状态似乎比在北京好多了。那些主管革委会的军人们把他当作一个有一定革命资历的领导干部使用，而不再像北京文艺界的某些领导人，只把他当作一个有“传染病”（自然是精神方面的传染病）的病号长期看管着。1975年8月间，他又被安排来北京参加主持《辞源》的修订工作，就住在原文联大楼的五楼，他曾经受过难的地方（这时文联大楼的房子已被商务、中华两家接管）。
韦君宜与黄秋耘(3)
我感觉，解放后的这些年月，黄秋耘精神真正获得解放，是“四人帮”被粉碎，纠正了“左”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老传统，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的这几年。人们对他的评价比较客观、公允了。我并不是说黄秋耘这个人思想上没有缺点、毛病，但作为老党员、老干部，为什么不能用其所长，非得看管、放逐不可呢？黄秋耘扔下了沉重的精神枷锁，焕发了精神。他以写散文为主，同韦君宜一样，这些年写出了不少名篇佳构，超出了他青年、中年时代所作，如笔法凝重、饱含着人生滋味和思考、探索的长篇回忆录《风雨年华》；以及许多篇回忆往事的短文，如深情哀婉，隽永的《雾失楼台》，被改编成电视短剧后愈加感人。除了写作，已过古稀高龄的黄秋耘还参加广东省文化方面的外事工作，任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广东分会副理事长，中国广州笔会中心会长，曾出访美国和其他国家。真是，卸了包袱轻装前行，比戴着枷锁跳舞自如多了。
黄秋耘，韦君宜，两个老朋友，一南一北，相互映照；各自继续着他们真诚的奉献，谱写着丰盈的老年曲！
写于1990年
菡子(1)
—一个视创作如生命的作家
我记忆中，女作家菡子，至今仍是鲜活地闪现我眼前。1953年，她刚从抗美援朝前线归来，我听过她给机关工作人员讲述她在前线的见闻感受。我印象最深的，她实在是个勇敢的老兵，因为她讲了接敌最近的上甘岭坑道战，那时她就住在上甘岭前沿坑道里。菡子，高大的个子，白皙的肤色，一双很大的眼睛。有时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乍一看你可以说她是个军人，也可以说相当男性化的女子。她自己则以曾是新四军老战士而自豪。但只要同她打交道，谈天说地，或读她的作品，你立刻会改变印象，感觉她是个热情、直率，情感丰富、细腻的女性。她虽是专业作家又兼作协创作委员会的副主任，但她的特性，是爱同机关普通男女工作人员交朋友。那个年代，差不多《文艺报》、《人民文学》以至秘书行政部门的年轻人，好些是她相知相好的朋友。她是如此平易亲切，容易接近。这样一来，就连我这个不爱交际的编辑，也跟她熟起来。
我是先读她的小说，后见她这个人。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一套“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选的都是原中国解放区作家的优秀作品。其中有篇是写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进驻并已建立政权多年的一个乡村，因为残存封建势力代表人物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企图利用农民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某个婚配事件，煽动家族封建宗法思想，蛊惑人心，掀起一番波澜，以求一逞；而终于被觉悟的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拆穿的故事。这就是菡子的小说《纠纷》，它实际是个小中篇。虽说我是半个世纪前读过这篇作品，但当年读后的新鲜感和一定程度的惊诧，至今仍有印象。如果我没记错，这篇1945年写出的作品，不仅提出了乡村新政权建立后，如何防止旧的封建势力变换花样，卷土重来这样一个尖锐、敏感的政治问题；而更加了不起的是它还从思想上提出了新政权从根本上维护人民应享的权利，这一使许多人感觉新颖而实际上非常重要的、区分新旧政权本质的问题。小说中描写新政权成立后，贫苦农民生活有了初步改善，一个外来雇农方能与村子里一寡妇同居并生育孩子。可是这事在村子里却是众说纷纭。残余封建势力重新插手，想驱逐外来户并夺其田产，重建其压迫人的封建宗法秩序。一部分农民和干部受其迷惑。然而，终于在区、乡新政权领导下，驱散了毒雾，提高了村民觉悟，确认了外来雇工与寡妇自愿同居生子，追求美好生活，是他们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干涉。作者用源自群众生活的生动、通俗语言和传统中国小说讲故事、引出人物的写法，从容地展现新旧两种观念、势力的明争暗斗和此消彼长，从而塑造了众多真实的农村人物，最终显示新生力量战胜腐朽势力的自然趋势。但这个过程又是错综复杂的，作者写得入情入理，起伏跌宕，相当深刻。既没有夸张、做作，也没有简单化。看得出，作者对生活的观察体验细致深入，敢于接触乡村生活中复杂矛盾，而对自己所写题材、人物，事件的来龙去脉掌握熟稔，成竹在胸。由此我想到菡子这个作家的实力。此后她来编辑部作客，葛洛正式向我们介绍，她就是我钦敬的女作家罗菡子。
上世纪50至60年代，菡子给《人民文学》杂志写过不少稿子，她不仅写小说，也擅长写散文。她的散文讲求抒情，贴近生活，总是以情感真挚、亲切，细节生动，而感动人，产量比小说为多。她发表在该刊的小说，当年有两篇最有影响。一是在1961年12月面世的《前方》。是一首颂正义战争、颂前方的抒情浪漫曲。作者的写法在那个年代堪称新颖别致（虽说明显可以看出某些苏联小说的影响，那个时代作家们较习惯从苏联作品汲取营养）：作者以第二人称的“你”来建构自己的小说，讲述战争年代作者极易熟悉的一位在战地任务频繁，执行救死扶伤的年轻女战士的革命情怀。她永远向往前方，因为那里有自己最亲的人和战友们；因为不断推进的前方，意味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取得进展。在战争进行中，突然前方亲人的信息中断了。作者动情地写了部队政委来告诉她“这不幸的消息”，亲昵地问她“小陶，你还去（前方）么？”但是“你”坚定地说“去”，紧紧握着政委的手……作者继续写道：前方，前方!那壮丽的目标，全部音符中的最高音，仍然是我们战斗行进中的基调，在通向前方的路上，“你”又看到了胜利：济南战役王耀武被擒……早晨的薄霜随着人们的脚步升起了，田野里散发着暖气和清烟，“前方”到了。部队几乎列队欢迎“你”，许多人在阳光里站着。“你”忽然想到，一个人倒下了，是为了许多人这样站着。一个巨大的人———中华民族在东方站起来了……作者就这样完成她的战争抒情，完成小说女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作品篇幅不长，而它的抒情笔触，战地亲人、战友间浓重的人情味儿，和精心营造的像一泓清水似的让人流连忘返的氛围、格调，是那时许多小说所无的。最先指出菡子这篇新作小说优长点的，是诗人、散文家徐迟。
60年代初期，我去武汉看徐迟，向他约稿。徐迟说：你们刊物最近发表的菡子的小说《前方》，我读了很受启发，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我正在酝酿以两个非凡人物的真实素材为原料，加上虚构成分，写一部作品。写什么人、怎样写，先不告诉你们；但我有信心把它写出来，将来寄给你们发表。我们真没想到菡子这篇小说对作家徐迟营造他的新作竟有那样大的影响。果然，数月之后，1962年第2期发表了徐迟赐寄我们《祁连山下》上篇，是以敦煌壁画守护人、美术大家常书鸿在敦煌的业绩为素材，精心创造的作品。我们将它作为头条作品发出。这篇正面写知识分子的佳作，有的读者说它是“空谷足音”。然而，若没有《前方》的启示、触发，或许徐迟不会这么快写出《祁连山下》。
菡子(2)
1961年上半年，那个比较宽松的年头，正当我们缺少真正“叫座”小说时，菡子赐给我们的另一篇佳作是《万妞》。这篇作品发于《人民文学》1961年第6期的头条。
1957年以后，作协有的专业作家下放外省市，菡子就是其中一个。对于热爱生活的菡子，我想她去安徽可能是她自愿选择的。菡子的老家是江苏西南部属于江南的溧阳，但她的第二故乡应该是安徽的皖南、淮南，因为战争年代，她很长时期生活、战斗在这一带，与那里的乡亲们结下很深情缘。听说菡子初到安徽时，曾在宣传部任职，各方面对她的观感、评价很好。然而我1959年去合肥，正值“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狂飙刮过之后。我去看菡子，感觉她的处境不那么好。听当地友人说，她是讲真话而受到某种错误批判。因为心绪欠佳，她不再像在北京时，见到熟人那样兴高采烈，而是相当沉闷，似有难言之隐。说到创作，她说现在要学习文件，可能还要下去，暂时不好考虑。然而菡子这位创作有心人，似很难真的放下她经过酝酿、构思，正在进行的作品。这位视创作如自己生命的作家于艰难中仍在奋力前行，准备拿出最好的作品，献给她一生钟爱的战友、乡亲。《万妞》这篇力作，恰好成稿于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是为纪念新四军战地服务团老战友而作。而在一年多之后才拿给我们。我始终觉得《万妞》是一篇非常独特，真正用爱、用情感来感动人的作品。古往今来令人百读不厌、最好的文艺作品无不具备这样特点。但在阶级斗争盛行年月，情感和爱，有时反被视为错谬。《万妞》的故事再简单不过了，战争年代，一对普通的农民夫妇，收养了新四军部队留下的一个小女孩，她名叫万妞。虽说他们自己生育了好些孩子，家庭经济绝不富裕，这对善良夫妇仍然非常疼爱在他们的小孩中排行第八的这个最小的女孩。国民党军队进进出出，兵荒马乱的时候，他们加意保护一个兵痞扬言要杀的这个“小新四军”。十年过去了，小女孩已经懂事，更惹人爱。养母一向认为小万妞是她最爱，家中不多她一个，却绝不能少。养父惦着女儿的未来，遂去军区寻找万妞的亲爹妈，却没找着。军区的人建议送这个11岁的小孩上子弟小学。养父已经答应正月初八送她上路。就是这一消息，掀动了这老俩夫妇心底的万丈波澜。老俩夫妇想事情的角度虽有不同，但在送女儿出发前夕，洒向这个非亲生女儿身上、心上的却全都是爱，无尽的爱。有时有点私心，却真正是博大的、厚重的爱，就是这爱，也无尽地沁入读者的心。菡子的特性，正是她自己对值得珍惜的往事，对战友，对战争年代去墨痕支援战争、支援军队的乡亲们的执着的爱，精心营造了这篇动人的小说。
菡子曾长期过着一人独处的生活。据我了解，50年代初期，她到北方来，那时已与她对象，一个艺术家分居。其后对一文学家，彼此产生了爱的激情。然而那位先生是有妇之夫，在当年那个高扬道德情操的氛围中，加上菡子本人的个性也是追求纯洁完美的（菡子原姓罗，她的名字是抗战初期自取的。菡萏者，荷花的别称，“出污泥而不染”，这是菡子一生追求的），这种爱情注定是短暂的。后来虽再婚，但个人生活仍然是清苦淡泊的。然而她的爱是广泛、深入的，她有许多的文友、乡亲。她爱她的朋友、乡亲，她常同他（她）们切磋、交流。她视表现她爱的乡土乡亲的文学创作为自己的生命。
菡子已逝，但她用生命、用爱创造的散文、小说，将长久留下来。
2003年12月13日写完
12月15日略作修补
12月19日再改
（载《传记文学》杂志）
昙花一现的老作家刘盛亚(1)
1956年，1980年，昙花一现的老作家刘盛亚
新中国成立前有一位早慧的，作品具有个人特色而又颇为多产的作家名叫刘盛亚。193５年春，北平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发表一篇写老北京一家有名气的镖行镖师曲折人生的小说，题目叫《白的笑》。作者写这位曾当过清廷御前侍卫的镖师最后的结局却是沦落到汉口街头卖艺，每日只赚两毛钱，被迫到一个大户人家打劫，被人家用子弹射死。死后脸上“浮着笑，也许是哭”，反正是与他相依为命的儿子从未见过的“白的笑”。这就是作品名字由来。无论是小说的取材或叙述、表达，都给人留下较为别致的印象。作者刘盛亚，那年才20岁。他本是重庆人，少年时随父（名刘运筹，北平农学院院长）旅居北平。就在这年他去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留学。1938年回国。回来后即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连载揭露德国法西斯的随笔《?畚字旗下》。其后他回四川办过文艺周刊，在郭沫若支持下出任群益出版社总编辑，在武汉大学（抗战时由武汉迁至四川嘉定即今之乐山）、四川大学执教，译过歌德的诗，改编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为话剧《钟楼怪人》。而他在抗战期间完成的最具影响的小说，则是中篇《小母亲》和四十余万字的长篇《夜雾》。《小母亲》写的是战时德国的生活，讽刺、揭露纳粹德国从精神、肉体上残害青年的罪行。《夜雾》1945年由群益出版社出书后，曾在国统区相当流行，它描写的是旧时代北京京剧伶人的生活命运，故事迷离曲折，哀婉，写了人性的复杂；语言表达，贴切生动，看出作者非常熟悉这方面的生活。此外在新中国成立前，1947年，上海怀正文化社出过他的中篇小说《水浒外传》。1949年3月，上海春秋出版社还出过他的另一部长篇《地狱门》。
建国后刘盛亚也就三十来岁。但这样阅历、岁数的人，作为文学期刊的编辑，我们称他为老作家。刘盛亚是自己家乡重庆市作协分会理事、西南师范学院教授，还兼任民盟四川省委文教委员会委员，自然是我所在那家国家级文学期刊《人民文学》的组稿对象。
刘盛亚最风光时候是1956年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那些日子。中国作协书记处第一书记刘白羽同志曾专程去成都、重庆拜访那儿的老作家，像成都的李劼人，还有就是重庆的刘盛亚，是颇引起白羽注意的。记得归来后，白羽同志给机关工作人员讲话专门讲到西南的这两位老作家。他讲刘盛亚这位老作家创作热情很高，他只比我（指白羽自己）大一岁，今年41岁，还算年轻。他经常下去了解新的生活，访问生产战线的劳动模范，同时他还有许多过去的时代生活的感受。这样的作家创作潜力是很大的，编辑部应将这些作家作为重点组稿对象联系。我在的编辑部当然响应白羽同志号召，我们向刘盛亚写信组稿不止一回，他也回了信。我印象他那时好像在写四川一位木工劳模的传记故事。他回信说一时还顾不上给我们写短篇。在1956年，我们未能组到刘老作家的稿子。
未曾料到的是，第二年反右，刘盛亚被划右派。他的名字从我们联系名单中被除掉。此后再没他的任何消息。1963年我去成都、重庆组稿，不免打听刘盛亚的下落。蒙当地作协一位做联络工作的朋友告知我，刘盛亚早已不在人世了，1960年他死于峨边的劳改地。我吃了一惊，却无话可说。他死时不过45岁，正处壮年呀。数年后我去过峨边，属凉山区，山高，路险，水险，比较荒凉，寒冷。居住那里的彝族同胞生活相当艰苦。
上世纪80年代已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文艺界许多冤案已经平反。可是早早过世的作家、艺术家们是否安魂于地下呢？即使不搞什么平反仪式，亲朋好友们也期望人们能记起他们。
1980年上半年，我很熟悉的，常给我们赐寄短篇小说的黑龙江省专业作家、四川籍老作家巴波同志，忽然寄给我一篇刘盛亚的短篇遗作。他信中话不多，我完全能领会，这是对这位作家同行、对读者仍存有印象的刘盛亚的一个纪念。我自然高兴，立刻将刘盛亚这篇不长的遗作看完。老作家的笔墨，是从一个小角度来写当年成立农业合作社的新气象的，一读便知是50年代中期鼓吹“合作化高潮”那阵子，作家对现实形势的好意认同。说不上是什么名篇佳构，但小说至少反映了作家当年的某种心态。联想到作家其后的遭遇，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多年之后有这么一篇遗作面世，供世人了解；亲属、朋辈也得到一点慰藉，我觉得这应是可行的。我和同事商量后决定将刘盛亚遗作送呈代理主编张光年同志审读，请他定夺。
1980年6月23日，我收到光年同志写给我的信。信件原文如下：
光群同志：刘盛亚同志这篇遗作，我看不适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这要从大多数读者（订户）的需要来考虑。作者的立意是很好的，但是一篇描写农业高级社成立时社员美好感情的作品，经过二十多年来我国农村巨大变革之后，倘非上乘之作，要使今天的读者感到兴趣，那是相当困难的。我们的良好意图是要纪念这位作家，如果效与愿违，那就反而对不住这位作家了。你看，是否请巴波同志采取别的方式，譬如说，写一篇怀念亡友的散文？至于这篇小说，在四川刊物上发或编入文集，效果可能好些。
昙花一现的老作家刘盛亚(2)
光年的看法可能有他的道理，我们服从了。于是将刘盛亚遗作退交老作家巴波。后来刊物也未发表纪念刘盛亚的文稿。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错过了一次使刘盛亚遗作与读者见面的机会。此事又过了这么多年，心里总是有点难以释怀。写此短文公之于众，供读者们辨析吧。
2004年12月28日完稿
雷加(1)
—一个追赶时代脚步的作家
北京某报一位副刊编辑约我写点有关当代作家的短文。我的记忆库里立刻涌现几位我较熟悉、但从未写过的作家、艺术家、编辑出版家的身影。首先我要写的是今年88岁，差不多经历了一个世纪风雨，见过许多世面，现仍健在的北京市老作家雷加同志。
雷加是辽宁边境城市安东（建国后改为丹东市）人，青年时代的生活就很不寻常。毕业于东北大学边政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东北全境，不甘心当亡国奴的雷加流亡关内。1932年12月8日，日军攻打上海闸北的炮声响起来了，17岁的热血青年雷加立即赶赴上海参战。1935年为了考察这个敌国的国情、民情，这位爱国志士东渡日本留学。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回国后的雷加先去华北敌后八路军部队访问半年；后又艰苦跋涉，于1939年抵达抗日堡垒延安，在延安文化协会就任秘书长，自此开始了他用行动，也用笔记录、见证这个伟大时代的，非常充实、熠熠生辉的生命里程，一直绵延到上世纪90年代、本世纪初的耄老之年，从未停歇。
我认识作家雷加，大约有半世纪之久。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在全国文协（中国作协前身）的《人民文学》杂志工作，那时刊物正在选载雷加长篇新作《春天来到了鸭绿江》（《潜力》三部曲第一部）。一位作协老同志告诉我，作品中的厂长杨行健就是雷加本人，他是东北最大的造纸厂安东造纸厂的厂长。八·一五（指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日）之后，他是从陕北出发最早进入东北的干部队伍中的一员，亲身参加了接管工厂、后又撤退，又光复、恢复生产，重建工厂的全过程，所以只有他方能最早写出囊括活跃在工厂的各色人物，从领导干部到技术人员、工人和他们的家属等这样大视野、多部头的小说。一天雷加来作协开会，并看望他的老朋友们，我这才见识了雷加，一个身材魁伟，相貌堂堂的中年人。雷加那时并未在作协当专业作家，而是深入实际，做工作，已调北京轻工业部，任造纸处处长，家住右安门那边。他完全是“少壮派”作风，不坐小车，来往京城各处常是自如地骑上自行车。因为雷加是管造纸的，所以当印书、印杂志纸张短缺时，作协有关部门未免求助于雷加这个“内线”。
雷加是这样的作家，他爱生活、爱人民，随时不忘一个作家必须深入生活，或做工作，或专心致志为人民写作。建国以来，他与作协频繁的政治运动保持了适度距离，有些会，作协请他参加，他不能不来，如1955年的反胡风、反丁、陈“反党集团”，但他毕竟不是作协的人，一有机会他就“马不停蹄”地深入实际生活中去了（后来我发现东北的马加，天津的孙犁，西北的柳青，还有散文家杨朔，都是重视生活和创作，而对某些莫测的、突然而至的政治运动保持某种距离的作家）。1956年我去三门峡工地组稿，在那儿遇见了雷加，他已挂职在三门峡工程指挥部，任办公室副主任，正在紧张地采访劳模等各方面人物，他同我谈起治理黄河的历史和现状，非常熟悉，如数家珍。后来又还去洛阳建设工地采访。60年代，我又听说他深入大西南边陲，去玉龙雪山、高黎贡山等人迹少至的地方，采访科学考察队和少数民族，写出了从《从冰斗到大川》等新作。
60年代末期，“文化大革命”灾难发生，雷加等一批北京老作家都被粗暴地剥夺了写作权利，遭受无端批判并下放农村劳动。但是一旦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打倒，雷加这样的老作家立刻焕发了精神，多方筹划，深入到祖国四方去了解变动中的生活和重新亲近各方面群众，以便为读者奉献新作。“文化大革命”前，雷加是北京的专业作家，市作协副主席。请看他复出后于1979年5月13日，写给北京市文联党组的一封信：“1979年深入生活计划：一、（5—6月）1、葛洲坝水利工程，约10天。2、长江三峡选坝址已开会，进行采访并实地观察约7天。3、荆江大堤，约3天。4、江苏江都排灌工程（南水北调东线起点）约10天。二、芦台国营农场（7月份去二周）。三、塘沽盐场（8月去一周）。四、房山石楼大队（按：雷加“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的地方，9月去一周，去看望他的乡亲们）。请批示。”从这信可以看出老作家雷加想下去了解生活变革的心情多么迫切，日程安排多紧，他计划中的活动空间是多么广大。实际上，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后期，雷加虽已过花甲之年，趁自己身体、精神尚好，他重又走遍祖国东西南北各地，当然也是硕果累累，新作散文、特写等短小作品甚多。我还记得，粉碎“四人帮”后，雷加是最早赐给《人民文学》作品的老作家之一。1977年下半年他送给我们散文《开端》，这是一篇详细记述1952年毛主席视察黄河的纪实之作，我们将它发在刊物第10期。1980年，他又供给我们一篇散文《火烧林》，这是写科学家考察山林火灾，保护生态环境的一篇言简意赅，超前的力作、佳作。据作者讲，有的读者直接写信给他，对文章提出的问题感同身受，赞扬此作。作为编辑，我心里明白，雷加这两篇作品的素材，完全源自他“文化大革命”前50—60年代频繁下生活的丰富积累。后来我才知道，《火烧林》这篇，作家1961年就写好了，只是迟迟才面世。我猜，像雷加这样勤奋写作的作家，很可能“文化大革命”期间仍没有放弃素材的积累、整理呢。
雷加(2)
上世纪90年代，我曾重去延安（第一次是1964年去的），又还去了榆林地区的定边、靖边等地。在延安和定边，我都听当地干部、老乡说起老作家雷加重返当年故地，看望乡亲的动人情景。一位老乡告诉我，雷加看了他往年住的窑洞，当看见揽羊人赶着一群羊过来了，他触景生情，仿佛回到了自己青年时代，他甚至兴奋地学起羊叫。还有1981年5月他去大运河，他写信给女作家菡子说：“由清晨四时直到下午六时，我一直站在驾驶楼前，比船长还认真，一直不休息，观看沿途不变的景致，相同的船队驶过，相同的草岸扫过……相同吗？山东船、安徽船、湖北船、江苏船，这些船队无从分辨，但又不尽相同。草岸相同吗？也不。火轮波浪低吻着它，它像缎带一般闪动，变幻……景致是一般的，但情怀异常，怀古念今，纵横万里千年……”这样的情怀，使他很快写出散文《大运河》发表于《人民日报》。看看老作家对生活、对人民、对祖国山川，是多么热情!一片赤诚，一颗纯真的心。
是的，这就是雷加，一生对生活、对乡土、对人民，保持着他那无尽的爱心。毕生追赶着时代前进的脚步，永不停留。而他的多卷著作，无论是长篇小说《潜力》三部曲，或短篇小说，或无数的写诸如水利（江河治理）、油田建设、科学考察及各林区、农场，直至高山气象站、地质尖兵、沙漠中的发射塔等特殊生活领域，海洋岛屿、大山大川的散文、随笔，无数写新中国各色人物，包括那些极著名劳动模范的报告文学作品等，直至2001年最新出版的他的四十余万字的日记、书信选集，都是这伟大时代的真实见证和记录，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
2003年11月29日完稿
（载《传记文学》杂志）
从红土地走出来的作家(1)
——记华侨老作家马宁
我国长江流域以南、南岭以北有广阔的红壤地区。这些红色土壤有的带些黄色，有的偏暗红，但基本主调仍然是红色。记得1959年我初去井冈山，途经吉安、泰和等地，曾为这一带地方土地如血色般的红而惊诧。后来走的地方多了，留心观察，才发现这是个广大的地带，如鄂南、皖南、湖南丘陵区，而赣南的红土地一直延伸到闽西山区。我在鄂南种过田，对这些红壤稍有了解。它多为酸性土壤，有机质含量较少，比较板结，保水保肥能力差，晴天易旱，雨天易受冲刷。相对说来，属于比较贫瘠的土地。我发觉这个广大的红土带，有许多相似性，如边缘多为高山，中间则为低山、丘陵，夹杂一些河谷盆地。气候温热多雨。山上多长松树、杉树，还有竹林，部分地方生长橘柑等水果；粮食作物除了水稻，山地则为红薯、土豆、包谷（玉米）等。因为土地比较贫瘠，尤其广大的山区，要脱贫致富（包括改良土壤、广种树木改变生态环境）便是一个长期任务。而在旧社会，本来土地不肥，而又地少人多，被迫出外谋生的人历来不少，再加上军阀、官僚、地主的层层压榨，这些地方的人民生计非常艰难。所以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这些红色土地爆发了红色革命，尤其处在红色腹地的赣南、闽西，成为红色革命的中心，就决非偶然了。
毛主席说过，革命需要两支大军，武军和文军。武军：我粗粗统计了一下，从红色土地走出来的中将以上将军竟占了1955年授衔的中将以上将军名额的绝大多数（少将未及计算），也就是说三分之二以上的这些将军是生长在赣南、闽西、湖南和湖北东南部的。文军呢？毛主席说是以鲁迅为首的革命文化大军。但从红色土地上走出来的文人不算多。解放数十年，在赣南、闽西这片以前的红色中心区域也生长了一些文人，如写过长篇小说《太阳从东方升起》、《山鸣谷应》的已逝作家曾秀苍。仍居赣南，以写红区革命历史题材为主的小说家罗旋，其短篇小说《红线记》，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较年轻的剧作家舒龙，二十多年来致力于中央苏区一些领导人生活素材的搜集积累，近年拍摄了电视剧如《赤都财魁毛泽民》。我新近同他相识，看来他的潜力还很大。闽西则有龙岩的张惟，我也是不久前才同他认识，他出版了《中国走出古田山坳》、《觅踪访史录》等书，是以散文笔法、纪实体裁来写闽西（30年代是中央苏区的一部分）革命的历史。《中国走出古田山坳》较有特色，作者还在写续篇。可惜该书发行范围不大，读者见得较少。
从红土地走出来的作家，老一代的，曾任福建省文联主席、至今仍笔耕不辍的30年代作家马宁，可算一位。我同他相识已有三十余年。马宁在30年代、40年代出过许多部有进步倾向的中长篇小说集，重要的如《铁恋》、《灰恋》、《香岛烟云》、《椰风胶雨》、《扬子江摇篮曲》、《将军向后转》等，在海外，尤其东南亚和南洋颇有影响。可是全国解放后很长时期，这些著作却没有机会重印。我认识他时是1956年，文艺界首次贯彻双百方针的时期，马宁从福建到北京来走动。那时马宁在我心中几乎是个默默无闻的人。及至同他接触、交谈了，才了解一点他的过去。原来他是福建闽西老区龙岩县人，同邓子恢、张鼎丞很熟。他在30年代参加左联的活动，同牺牲的左联五烈士打过交道。与青年女作家冯铿和地下党报《红旗报》的负责人李求实（号伟森）相熟。冯铿是他30年代出版的中篇小说《铁恋》的第一个读者和责任编辑，李求实则约他担任报纸的工农通信员。五位烈士（他们均是青年作家）牺牲较早，解放后能够找见的与他们相熟的人已经不多了，马宁光是这一段经历，已经足够引起世人注意。抗战初期，马宁在新四军编过《抗敌报》，认识叶挺将军，同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成为很好的朋友。当然，他还有三下南洋（去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远涉北婆罗洲）的传奇般的经历。曾担任过马共的宣传委员，在那里办过报，教过书，主编过文艺刊物（80年代被新加坡、马来西亚国的文化人认同为在他们国家开创华人文艺的前驱者之一）。马宁本姓黄，30年代发表作品始用“马宁”这个笔名。含着马克思的“马”和列宁的“宁”这两个字。他出生于龙岩龙门乡的贫苦农家。福建红色革命的先行人之一的郭滴人烈士是他小学的同学。他在厦门集美师范部听过福建地下党最早的负责人罗明讲课，青少年时代深受进步思潮熏陶。1929年初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第一次从江西进入闽西，他曾从上海回到闽西长汀，欲投红军，而红军已经撤走，失去了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