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马宁是最早用文字赞扬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有一个“新的太阳”的作家。1929年10月，他自闽西寄给上海一家刊物的信中说：
现在一个新太阳照着我，我在此写信给你。我向来主张……劳动者应该有自己的文学。我少年时代的生活是十分痛苦的。我完全牢记着农民的被剥削和初期的反抗事实……然而我相信坐在书案前写作品的作家是不会知道的。大家走上彻底革命道路吧，不然呢，那就自己宣告死亡吧。
1957年，我约住在北京的马宁给《人民文学》写点散文。结果他很快交来《红色故乡随笔》，共由四篇散文组成。第一篇《没有弦的胡琴》，写红军建立政权后，当地乡民活跃、欢乐的文化生活；第二篇《小红旗的风波》，写红四军政委毛泽东爱民的传说故事；第三篇《兄弟便是朱德》，以当地劳动者的眼光写初入闽西的朱德军长简朴、爱民的作风；第四篇《通缉苏维埃》，淋漓尽致地嘲讽当地土军阀将“苏维埃”当作一个人来“通缉”的愚蠢可笑的趣闻故事。马宁告诉我，这是根据30年代他在闽西故乡的见闻、经历写成。早在那个年代，他就给上海的进步报纸，寄过“苏维埃随笔”。散文在《人民文学》1957年第5、6期发表后各方面的反应很好。有人以为刊物上出现了一个新作家。
从红土地走出来的作家(2)
但马宁在解放后的遭遇颇为坎坷。他在遭长期冷遇后，1956年复出了。而作为一个小说家，他的写作道路却是艰难的。他曾不畏艰苦，去武夷山区正在修建的鹰厦铁路工地体验生活，写出三万多字的小说《武夷山上的白蝴蝶》。我读小说初稿时，为其对青年女性形象刻画之生动和青年恋爱心理描写之细腻，文笔之活泼而甚是钦佩。然而正因为他写恋爱心理比较大胆、放得开，不似当年某些作品那样扭扭捏捏或平板乏味的讲道理，反而不为人们习惯了。再则作品有个情节涉及了生活中较为尖锐的矛盾：一位工地基层干部企图利用职权、乘人之危，对一个失恋的女青年（作品中女主角、工地卫生员———先进青年李华，外号叫“武夷山上的白蝴蝶”的女子）施行非礼。结果作品终审时未能通过。作家费力修改两遍，仍未获通过。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方才约请他写散文，以期较能获准通过。1957年以后，马宁沉寂了数年。直至60年代初期，文艺界重申贯彻双百方针，马宁再来北京，我们重又向他约小说稿。马宁才写有一个短篇《落户的喜剧》，这回较顺利地发表于《人民文学》1963年1月号。小说很快被上海的电影厂改编成电影《青山恋》，由赵丹演主角，很受青年们欢迎。但在这之后，马宁又沉寂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其复杂曲折的人生经历，更是备受折磨。
马宁十几岁就离开家乡，以一个“穷小子”而外出“闯天下”。无论30年代上海的地下环境或是三下南洋，他经历过苦难、斗争和各式各样的危险，包括在殖民地坐牢，同三教九流的人和殖民当局打交道。风险经得多，世面见得多，由此养成他那皮实的性格作风，也可以说是他崇敬的鲁迅先生提倡的韧性精神，遇事能从容、沉着对待，并以幽默、乐观的人生态度处之。就是这样的性格、作风，使他度过了“文化大革命”大灾，在“四人帮”倒台后，以年近七旬的高龄，仍保持着健康的体魄和一如既往的乐观、进取精神。1988年11月他来北京，打听到我的住处，与我再次见面。这时他已接近八十高龄（他生于1909年），仍然精神矍铄，思维清晰，幽默风趣不减当年。在这之前，他将酝酿多年、已经写完的长篇巨著《红白世家》的第一部《香港小姐奇婚记》从福州寄给了我。该书文化艺术出版社于1990年春季出版。
像马宁这样出生于红土地，一生追随着革命前驱者的踪影，勤奋创作，在海内外的文化事业岗位上做过许多好事的作家，可算难得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正当盛年，正是写作上大有可为之时。假如对他那眼花缭乱的丰富阅历持求实、理解、欢迎的态度，鼓励他继续为人民制作鸿篇巨构；而不是持怀疑、排斥、压制的态度，我想作家马宁创作的潜能，会更好地发挥出来。往者已矣！
今年6月初我入福建，自然想去福州看望马宁。我到了闽西龙岩，参观龙岩市的博物馆。很高兴地看到闽西的一批革命先行者郭滴人、罗明、邓子恢、张鼎丞等早年的照片以及有关他们从事革命活动的实物、图片。而出我意外的，我在一个展览橱柜里，也看见了出生于龙岩的作家马宁的照片及关于他的介绍文字、实物图片。这是我第一次在一家地方博物馆看见我们的文军也进了展览室。我的心情颇为激动。顺便问一位讲解员小姐，你见过作家马宁吗？她脱口而出：唉呀，他前几天还在这里呢！我说，你能找到他吗？她热心地说，我马上给你打电话问问。原来马宁的外甥女也在这个博物馆工作，是这个小姐的同事。她给马宁的外甥女挂了电话。
生活中有许多巧事。当晚我便在龙岩一处简朴的小旅馆见到了马宁夫妇。马宁已经84岁，仍然精神健旺，兴致勃勃。他说他隔几年便要回家乡一次，多年如此。他的夫人王斯女士年过古稀，看去也显年轻。马宁告诉我，这家四层楼的小旅馆是他的一个亲戚开办的，他住到这里是图清静、节省。虽则他享受老红军待遇，回到龙岩，住宾馆、用车，一切免费。但他不习惯住高级宾馆（第二天我也从收费较高的闽西宾馆搬至这里）。马宁说，他已找了车，明天将回老家龙门乡，还要去看看他母亲当年为保佑他平安而去烧香的一处寺观，那是绝好的一个风景点。“你来了，正好结伴同去。”我欣然从命。
陪马宁夫妇重返他的故乡，是一次难忘的旅程。在他的家乡，马宁让我看了他童年的住屋，他和郭滴人一起念过书的开明小学旧址，还有被他写进长篇小说———20年代他同自香港返回的他的义姊一起游泳引来“惊世骇俗”效应的那曾经清波涟涟的池塘（而今杂草丛生，已非旧观）。旅行车在镇上稍停，我们出发去70华里外的山乡。原来马宁偕夫人是来了结一个久蓄的心愿，他已经70年没来这里了。汽车离开城镇，翻山越岭，走上了一条红土小公路，公路如带，盘旋绕曲，宛转伸展。我没有想到闽西的乡间这样美，满目青山，遍野松、杉、竹林，清幽幽的山溪，环绕着一处处宁静的村舍。多年没见面的燕子在小风中翱翔翻飞。空气里弥散着草木的清香。公路绝尘。我正寻思，是不是到了世外桃源？马宁告诉我，这些地方留下了伟人毛泽东、朱德的足迹。当年他们率领的红四军三次攻打龙岩城、三进龙岩，曾经从这些山间小路走过。后来这一带山乡又成了游击队长期坚持的游击区。不知不觉间，汽车开上了白云缠绕的云端、天际，视野更加开阔，高山之巅的灵远宫快要到了。怀旧情浓的马宁说：我小时候是个调皮、不安分的孩子，上了学回到故乡宣传革命又遭反动派嫉恨，在家乡站不住脚，只好远走他乡。我母亲虽说出身地主家庭却嫁了贫苦佃农的我父亲，她同情穷人的革命。她是个小脚妇女，笃信佛教，为求菩萨保佑我这个远方儿子的安全，她常常走70里山路去到寺庙朝拜菩萨。我虽不信菩萨，但母亲对我的爱心和她的不畏艰难、不辞辛劳的精神永远感动着我。也许是母亲的虔诚感动了菩萨，我这几十年遇见的各种风险都化险为夷。我得感谢母亲，去看看她朝拜过的菩萨。
从红土地走出来的作家(3)
到了灵远宫，马宁一边朝拜菩萨，一边同妻子开玩笑：“这菩萨听说求子很灵，你求他再送你一个儿子吧。我呢，求他保佑我再找个年轻的对象。”马宁同王斯是几十年患难夫妻，他们一共生有四双儿女，情爱深笃。王斯已习惯于他同她开玩笑。她不予理会，只望着我这个客人摇摇头，微笑着，表示对这个丈夫莫可奈何。
马宁好像永远年轻不老。我在思索着，是不是红土地的不老山川，长了他的精神呢？
涵养(1)
——小说家俞林纪实
森林海涵着水分。可是假如你不走进林子里，不接触那饱含水分的土壤，你往往就看不出来。这使我想起一个人，一位作家———俞林。他是我尊敬的老师、上级，后来忽又戏剧性地变成我的下级、且还是“专政对象”……这说起就话长了。在几十年的寒暑更替之中，俞林确实是一片有涵养的林子，保持着他那郁郁葱葱的本色。
老 师
1950年初，我进入一所文艺学院创作室学习，我们的室主任便是副院长、小说家俞林兼任。那时，我在的城市刚解放不久，我们这批青年文学爱好者，对来自解放区的作家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我没有见过俞林，但读过新华书店出版的他的单行本小说《老赵下乡》。从这本小说看出他对北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群众语言运用得滚瓜烂熟，想像中，他大约是位像赵树理那样的乡土气味十足的“土”作家了。一天辅导员带来一位方头大脸、戴深度近视眼镜、温文儒雅的３０岁上下的人给我们介绍，原来他就是俞林。我大吃一惊，其他的同学也吃惊不小，这与我们猜想的太不一样了。
以后俞林给我们讲文学课，也讲政治课，闲时又爱到我们学生宿舍来串门。往往一进门，男女同学便将他团团围住了。
俞林有一种学者风度，谈话从容不迫、逻辑条理严密，滔滔不绝。知识、见闻广，天然富有魅力。
那时我们正准备参加土改。他讲起农民、土地问题，讲起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曲折、复杂过程，讲起怎样掌握土改政策，理论结合实际，提纲挈领，举例生动、丰富，对我们来说，简直像听一部迷人的书，常常听得忘记了时间。爱好理论思维的同学，说他是一位马列主义理论家。而在我看来，他是位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土改专家，群众运动专家。
在讲授文学课和聊天中，他给予我们一个宽广的眼光。不止阅读、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解放区的作品（那是我们的重点课），也研究、讨论五四时代的作品、国民党统治区的作品；不止阅读学习苏联文学作品，对１９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现代英、美文学，他也蛮有兴趣地同我们讨论分析。听他谈文学，望着那文质彬彬的样子，你说他是位来自旧式大学的教授也可以。不久，我们去河南土改，他是我们的带队者，同我们一道背着背囊下乡，赤脚草鞋，同农民打成一片；关键时刻，给我们这些工作队员以及时的指点，我发觉，他毕竟不同于旧式大学的那些教授，而是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的干部。
果然，俞林有那丰富的、令人羡慕的斗争生活阅历。
俞林原是燕京大学英文系的学生，一二·九运动后，投身革命，随后参加了八年抗日游击战争。他出身于冀西一个大地主家庭，然而1947年土地改革运动中，他担任区委书记，亲自将有劣迹的地主亲属扫地出门。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1946年的国共和平谈判中，他是北平军事调处部的我方译员之一。1948年华北联大时期，他是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员。俞林的这些经历，说明他既有基层实际工作经验又有上层外事工作经历，还是一位理论工作者。这不但使他写出了反映农村群众运动的小说《老赵下乡》、《韩营半月》，反映战争的小说《人民在战斗》，50年代初期，还发表了反映国共谈判中复杂斗争的中篇小说《和平保卫者》。像俞林这样有着独特的曲折、丰富经历的人，在我们的作家群中，是较为特殊的。然而，解放后在我的接触中，像俞林后来那样有着曲折的戏剧性经历的人，似乎也仍然少见。
“大难不死”
1956年8月到11月，俞林带了一个中国艺术团去南美阿根廷、巴西、智利、乌拉圭四国访问，他任艺术团副团长。这是新中国最早派往南美的艺术团。俞林的这一项任命，自然跟他1946年同美国人打交道的那段工作履历有关系。虽说，他只想当一名专业作家，但早就听说外交部想调他去工作。的确，论风度和素养，俞林是一位合格的外交家。
艺术团载誉而归，1956年11月下旬停留在瑞士小憩，即将回国。艺术团的成员分两批回国，俞林安排在第一批回国。
1956年11月24日清晨，瑞士苏黎世机场，飞机即将起飞。前往送行的，本来安排在第二批走的另一位副团长，忽然对俞林说：
“老俞，让我先走行不行，咱俩换张票？”———他当然是思归心切，出访三个多月了嘛，哪个人不想北京，想家！俞林，一个富有艺术气质的人，他极爱他的妻子、孩子，他的家在北京，他的爱妻幼女正在家里等他呢，他自然也想早点回去。但是善于体贴人的俞林马上回答说：
“好吧，我把票给你，你先走。”
万万没有料到，飞机起飞半小时就失事坠毁，全部机上人员罹难。那位副团长不幸成了俞林的“替死鬼”。第二天，死亡同志的名单电传到北京，通知家属，其中也有俞林的名字。俞林的爱人听到这消息差点昏死过去。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场虚惊。当然，俞林幸免于难，纯粹是一种偶然性的机遇，简直像鬼使神差一般。然而造成这番机遇，如前所说，也跟俞林待人接物的涵养风度有关系。有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信耶？不信耶？
涵养(2)
突 变
从南美回来，俞林正式调外交部工作。那时，他住在外交部招待所里学习半年，准备被派出国。
可是1957年上半年，是政治风云急骤变化的年头。文艺界更体现了风云变幻的先兆。1956年，《人民文学》因发表刘宾雁的报告文学，王蒙的作品，何直的论文而被人称颂一时。到了1957年夏季，《人民文学》却成了受指责、批判的对象，实际负责人秦兆阳靠边了，领导位置空缺。一天，作协一位领导人，欣喜地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宣布，俞林同志从外交部调来，担任《人民文学》的副主编（实际上取代了秦兆阳的位置），外交部已经同意。作为《人民文学》的编辑，老师调来，我自然挺高兴，也出意外，也觉得俞林是恰当的人选。
不久，俞林走马上任，负责全面工作，接手编“扭转方向”“反击右派的”1957年第八期、第九期刊物。编辑部的同志都很欢迎他。工作中接触，感觉俞林有水平，作风平易近人，不摆领导架子。《人民文学》的工作，从此又有一位得力的领导了。
谁知俞林“执政”不足三月，1957年9月，外交部给作家协会来了个通知，俞林已在外交部被划为右派。因关系已转到《人民文学》，由作协、《人民文学》进行组织处理。这消息对于《人民文学》的人———俞林的下级和同事，登时无异于晴天霹雳，又像是一场有震感的地震。对于我来说更如此，我尊敬的老师，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怎么会是“右派”呢？而且刚刚被安排“反击右派”的人，怎么是“右派”呢？
我想用不着多费笔墨来描写俞林怎样会被划为“右派”的。以俞林的涵养，他实在没有说什么错话或者过头的话。作为外交人员学习会的一个召集人，当时上边号召大家“鸣放”，他只是在这个党内的学习会上（这些外交人员都是共产党员）就1955年的肃反工作（1955年他在一个文艺团体负责肃反工作，运动中曾伤害过好人，后来纠正了），从提高认识，总结教训的角度，谈了些看法、意见，当然是冷静的，有分析有分寸的。并不是否定肃反本身，而是对工作的方式方法提了意见。可是这在高度“左”视眼的镜片底下，自然就成了“恶毒攻击肃反”的“大逆不道”……
我还记得“组织处理”俞林的《人民文学》的那次党支部会。
宣布开除俞林的党籍时，俞林的脸色实在是苍白的。检讨时说话的声音也是颤抖的。但是我仍然佩服他的沉着、自制力。他说，他犯了错误，对不起党。他要深挖自己个人主义的思想根子，好好改造，争取重新回到党的队伍里来……他轻轻地扶了扶自己的眼镜，也许是为了掩饰内心那极度的痛苦。
在座的党员们，无论是主持会议的党支部书记，还是普通党员，比他更加难受。我看见有几位坐在角落的女同志，悄悄地以手巾揩擦着眼睛。
“组织处理”俞林，这是那个年代一次奇怪的会议之一。谁也不会在心里承认俞林是“右派”，谁也不会在口里说，俞林不是右派。谁都在心里不赞成开除俞林的党籍，谁都举手开除俞林的党籍。
俞林付出的代价：从行政14级降为18级，下放农村，监督劳动。
我和他，被戏剧性地倒换了各自的位置
俞林下放劳动两年，被认为表现好，当时对他做了在“右派”中少见的“宽大处理”，仍然回《人民文学》，分配在评论组做资料员的工作，这是1960年的事。1960年我是评论组的负责人。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不知道，当时作协和《人民文学》的领导，了解不了解我和俞林是师生关系？为何对俞林作如此安置？好在在我来说，俞林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学生，这一历史关系，我认为是谁也改变不了的。那么眼下的现实关系呢？虽说我是他的“领导”，他不仅是被领导，而且还是专政对象，我觉得仍然应当把他当作老师尊重，这是天经地义的。尽管那年月，我有严重的“左”的思想情绪，但对待俞林，我认为只能是这样的态度。在俞林，我佩服他了不起的涵养。工作中，他对我这个毛头小子，他的学生，完全采取尊重、合作的积极态度。这只有具备高度党性修养的老共产党员，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因为俞林的积极，不因戴着帽子而对工作及工作中遇见的是非问题，持消极、回避态度，在“左”风为虐的环境，这就反而常常招来个别人的挑衅，被目之为所谓“右派”的“不良居心”。我为此感到愤慨、痛苦，尽我所能，起点“降温”作用。但有时也不得不持一种违心的敷衍应付事态的态度。当然总的讲来，编辑部绝大部分同志，对俞林还是好的，通情达理的。我们这对师生，在微妙的处境下，就这样合作共事一年多，后期，俞林曾化名写了些评论文章，如发表在《人民文学》的，署名“任文”的一篇颇有分量的评柳青《创业史》的文章，就是他写的。1961年下半年，他摘了右派帽子，调离《人民文学》，赴江西工作。
七年监牢生活
阿·托尔斯泰说，出身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苏联革命中经受了三次清水的泡洗，三次血水的浸浴，三次碱水的煮熬。而我国的知识分子，像俞林这样从青年时代就参加革命的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他们在早年经受了战争和农村群众运动（减租、土改）的严峻考验。可痛心的，他们因为自己在参加建造新中国过程中的光荣经历，在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十年动乱年月，反而被罗织成“莫须有”的罪名，身陷缧绁之中。这就非三次清水、血水、碱水……可以比拟的了。
涵养(3)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曾拟将俞林的长篇小说《人民在战斗》改编成“革命样板戏”。可是曾几何时，俞林被捕，被关在秦城监狱，所谓“审查”华北城工部刘仁一案，俞林被“网”上了。俞林不是在北平军事调处部担任过译员吗？这是刘仁同志领导的党的华北城市工作部派遣的，于是这些同志成了“叛徒”、“特务”，受尽摧残迫害。俞林关在北京郊外的监牢里一关就是七年，幸免于死。
出狱后，俞林告诉我，他在狱中通读了几遍《资本论》。这是怎样的气度和风格呀！
粉碎“四人帮”后，俞林将他的写监狱生活的小说《国际悲歌》寄给了《人民文学》，这是1979年春天，是较早出现的揭露“四人帮”残酷迫害老干部，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小说。从这篇小说中，也可以约略窥见，俞林这样的共产党员，在监狱中表现的崇高精神境界。
不久，俞林的问题全部平反，恢复党籍，恢复领导工作职务。俞林仍然勤奋写作，寄给《人民文学》《在太行山上》等短篇佳作及写当年北平地下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片断。从这些小说中可以见出，作为作家的俞林“宝刀不老”。他对战斗岁月，英雄人民怀有深厚感情，小说味道纯厚，新鲜，读起来像饮一杯刚刚开启的清甜、醇美的酒。
去年夏天，我们文艺学院创作室的师生有机会在武汉重聚。俞林作为老师、兄长，那会儿动了感情。他看到在那逝去的年月，命运遭受坎坷的，不只他这个老师，还有他的占三分之一以上的学生！他说，“悲剧决不会再重演，也不允许重演！因为我们都是身遭其害的见证人！”
他的根在人民中
在武汉停留的时间匆匆。一位学生问俞林，在这城市你还要做些什么？俞林说，两件事，一是去看看一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老战友的未亡人。这位未亡人意志无比坚强，但艰辛备尝。再去看看邢妈———他的两个孩子（如今早已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当年的保姆。
俞林的心始终牵挂着那些含辛茹苦地为社会默默奉献的普通人的命运。
他的根扎在人民的土壤中；他的涵养来自他热爱并养育了他的人民。
此稿写于1984年载《长江文艺》杂志。那时俞林已回到江西任职，任省文化局长、文联主席等。同时完成了新作长篇《在青山那边》。但我知道他有高血压病。没有料到的是，1986年，他在看一次女排比赛时，因兴奋突发脑溢血去世。终年68岁。
雪里红梅(1)
——怀王莹
“寒冬中盛开的花朵，常能经久不谢。”这是女作家兼艺术家王莹在她的长篇小说中讲的一句哲语。
这使我想起王莹本人，她就像一株傲雪的寒梅、冻梅，虽然在风雨的逼迫上，她已“零落成泥碾作尘”，但芳香如故。
王莹，从三四十年代生活过来的人们应当记得她。她那时是位著名的电影、话剧演员，曾主演过《女性的呐喊》、《铁板红泪录》、《同仇》、《自由神》等进步影片。1935年，她主演夏衍编剧、讽刺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的话剧《赛金花》，轰动上海、南京。群众日夜排队，争相购票，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国民党反动当局被震怒了，却也奈何不得。抗战初期，她参加洪深任队长的演剧二队，奔赴前线，深入兵营、农村，宣传抗日。后又和著名演员金山等同志组织“新中国剧团”，远涉香港、南洋一带，为祖国抗战作募捐演出。当然最有名的保留节目，是她和金山合演的《放下你的鞭子》，广大爱国侨胞纷纷捐款，热烈欢迎、赞誉他们的演出，并给王莹以“马来亚情人”的美称。1939年6月，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郭沫若家中亲切接见回国汇报的王莹。恩来同志说：“只有我们党，才有你和金山这种人才！”
1942年，王莹和她的丈夫谢和赓（一位1933年入党的老地下工作者）同去美国学习。出发前，恩来同志在重庆再次亲切接见了他们，勉励他们努力学习，在国外搞好与美国人民的关系，以争取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王莹不负恩来同志的厚望，她在美国一面刻苦攻读文学、舞蹈等课程，一面广交美国朋友，到各地发表演讲，宣传中国的抗战。抗战后期，她曾应美国政府邀请，去白宫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和中国抗战歌曲，受到罗斯福总统夫妇、内阁高级官员、驻华盛顿各国使节热烈欢迎。演出结束后，罗斯福夫人与她合影留念，并率她的子女及美国政府礼宾官员送她到白宫大门。可见当时礼遇之高。
新中国成立后，王莹夫妇渴望回到久别的祖国，来为人民事业奉献力量，这却触怒了美国移民当局。当时美国正值战后麦卡锡主义反共、反人民，迫害进步人士猖獗时期，王莹夫妇竟被投入监牢，关在美国纽约自由神像背后的“哀离思”岛上，身心遭到残酷摧残。但他们坚贞不屈，坚持要回祖国。在美国人民多方援助营救下，几经周折，美国政府于1954年冬，下令将他们“驱逐出境”。
王莹夫妇于1955年初春回到渴别的祖国北京。周总理曾当面赞扬她在美国的工作。她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剧。
我于隔年的初春，有幸拜访了王莹，当时情景仍历历在目。
那时我在《人民文学》负责编辑小说、散文稿。我早知道她不仅是有名的电影、话剧演员，同时也听说她还很能写，手中有不少稿子。恰巧当时王莹的住处离《人民文学》杂志社不远，我去拜访她很方便。
我在她的寓所见到她时，她大约有四十来岁，着一身蓝色的棉布制服，青布鞋，她的皮肤白皙，面色苍白；一对大大的有神的眼睛，眉毛秀美；圆圆的脸，丰厚的嘴唇，衬托出人品的淳朴、善良。她一见我，就向我诉说祖国的棉衣、布鞋之合体、暖人、舒服。这正像一位久别的游子回返故乡，即便是故乡普通茶饭，也比外边的珍肴美呢！当我问起她是哪里人氏，她便说是江南芜湖人。她向我生动地描述那座小城的风光。说起家乡的出产：河蟹呀，团鱼呀，水嫩豆腐呀，大米、青菜呀，如数家珍一般……流露出对故乡深切怀念之情。我也是江南人，当然听起来就更觉亲切。她对我这个年龄像她弟弟又是初次相识的人，敞开自己的胸怀，谈她在美国的见闻，谈她回国后的感受。假使读者读了她的长篇小说“两种美国人”，了解她在美国后期所遭受的那种种精神折磨和残害，就可以理解她为什么归至祖国后，对任何来访的客人，都会视若骨肉家人，谈话是那样无拘无束而又热情亲切了。她难以忍受的是一种冷淡，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距离。因为她在美国监牢里边，尝透了美国反动当局的“比冰还要冷”，受够了“斥责、凌辱”。记得她当时给我说回祖国后的观感，有两句话，给我印象深极了。她说：“回到祖国后，感觉大家都很热情。但有时却也感觉一种莫名其妙的冷淡，不知是为什么？”她说这话时谢和赓同志（他是一位体态健伟的中年人）也在场，他回国后被分配在我国外交部门工作。那会儿，他正待出门，对王莹的话从表情中流露了同感。当时我不大理解，王莹所说的“冷”。后来，从我国人民1957年以来在“左”的指导思想下所经受的种种曲折遭遇中慢慢地就能够理解了。原来王莹，这时所说的“冷”，实质是指在“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的指导思想下，我国政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人与人的关系，趋向冷淡、疏远。试想王莹他们是“从美国回来的”，“有海外关系”的，当时保持着“阶级斗争警觉性”的人，谁愿意接近他们呢！即使是过去的老朋友，恐也有冷淡他们的，何况是新交呢！后来的事实很快证明，王莹这位敏感的艺术家不幸而言中：人与人的关系岂仅是冷淡，而且发展到可怕的人整人，把同志当作敌人，他们夫妇也在劫难逃。
雪里红梅(2)
我问王莹写稿的情况，她就谈起，她正在撰写以他们夫妇在美国的遭遇为素材的《两种美国人》，已写出了一些片断。她告诉我，美国有不少对中国人民和新中国怀着同情和友好感情的人士，其中就有著名作家赛珍珠女士。在他们夫妇遭受美国移民局监禁迫害之时，赛女士主持正义，从道义上、财力上支援她们，营救她们。我问她还有什么要写的题材，她说，收集了很多我国华工、华侨在美国的生活遭遇的材料，很感人，有历史材料，也有现实材料。在美国，她接触了好些老华工、老华侨，他们有的于上世纪末或本世纪初被作为苦力卖到美国，为建设美国的铁路、工厂、商业，耗尽了精力，晚年却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甚至好些人终身未娶，打一辈子“光棍”，他们怀念祖国，都盼望祖国快快强大，自己有一天能够“叶落归根”。王莹说，她想写些关于他们的文章，让祖国的读者了解他们。（王莹的这一写作计划因后来的政治风云变幻，她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不幸未能实现。）当时各刊物正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我觉得王莹谈的题材都很好，便要她将正在撰写的《两种美国人》先整理一个独立的片断给《人民文学》发表。我回社后报告了领导，领导也表示同意。几个月后，王莹如约整理了《两种美国人》的独立片断，大约有数万字。我和责任编辑读后，感觉王莹文笔清新、流畅，叙事中带有一种亲切的情韵，挺满意的，便作为一篇有特色的作品推荐给领导。
谁知几个月后风云骤变。反“右”开始了，王莹的稿子，领导觉得无需申述任何理由便令我退回给作者。次年初，王莹长期患难相共的丈夫、30年代的老党员谢和赓同志不幸被错划为“右派”，送去北大荒劳改。王莹便迁至香山乡下，租了几间农舍，孤寂地住着，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王莹。
粉碎“四人帮”后，我才知道王莹夫妇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小人江青的疯狂的、直接的迫害，与夏衍同志同“案”被陷狱中。那是小人江青的“作为”。谁不知道30年代江青因争当《赛金花》主角不遂，而怀着极端的嫉恨心理呢！只此一端，就够王莹受了。王莹于1974年终，被江青的爪牙百般折磨，屈死于狱中。
王莹一生命运坎坷，这与她那善良、正直，热爱真理、正义，倔强地追求真理、正义的人品性格是分不开的。王莹短促的60年生命中，至少遭遇过三次大的灾难。第一次是童年时期，10岁丧母受后母虐待，后又被父亲送去当人家的童养媳，小小的年纪受尽了精神和身体的折磨，终于忍无可忍，逃出樊笼，投向了革命洪流。这些经历的素材，被王莹花了几十年心血，写成长篇小说《宝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我认为这是一本传世之作。今天的青年读者假如想了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下的家庭结构，普通妇女的悲惨命运，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佳作。第二次是壮年时期，在美国遭受迫害，这也是令人难以想像的非人的精神折磨和身体摧残。王莹将这些素材写成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两种美国人》（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7月出版），我以为这也是对今天的青年读者特别有益处的一本书。美国资产阶级的民主呀，法律和秩序呀，掩藏着对一部分人的冷酷无情，镇压迫害。这也就是这些动听的东西有其虚伪性、褊狭性的一面。读者如果还存疑问，可以读读王莹的《两种美国人》这本书，看一看美国的民主制度，法律和秩序，曾经怎样残酷地迫害无辜的外来移民、有色人种以及少数民族。第三次是老年时期，遭受“四人帮”一伙法西斯式的残害。这一回刚在美国备受精神和身体摧残，还没有完全缓过劲儿来的王莹，本来就是多病之躯，（60年代，夏天她要盖三床棉被，身子还发抖。70年代被“四人帮”投入监牢时，身体已瘫痪）。便再也经受不起了。不要说王莹这样一位弱女子，便是身体强健的男子汉，能经受得住这三次大灾难，恐怕也不容易吧！
王莹一生艰苦奋斗。从家庭狭窄的小天地，走向革命的大洪流；从中国，走向世界；从普通演员，走向艺术家、著作家……即使在逆境中也决不气馁，不妥协，不失去奋斗的勇气、信心。我以为这些精神，也特别值得今天的青年学习。王莹的两本传世之作的长篇小说，可以说，便是在逆境中坚持写成的。1958年初，她心爱的丈夫被错划为“右派”，她一个人孤寂地住在乡下，身体又有病，可是她从未放弃两部长篇小说的整理、修改、写作，经过八九年的呕心沥血、终于在1966年“浩劫”的前夕，将两部书稿整理誊抄完成了。而王莹自己却没有机会看见自己这两部心血书稿发表、出版。
王莹和她丈夫在患难中始终相守，相互信赖、忠贞不渝的关系，是人间一首美好高尚的爱情诗篇。谢和赓被错划为“右派”后在北大荒劳改，王莹曾寄诗给他：
教导莫忘周董叶①
热忱关怀有克农②
平生最爱是“九秘”③
万苦滴甘也相从！
这“万苦滴甘也相从”真是了不起，我读了谢和赓同志那篇回忆王莹写书的文章（见长篇小说《宝姑》后边的附文），感动得掉下眼泪。
王莹的这两部长篇小说，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我读这两部书，每每想起王莹这位出色的女性，她的音容笑貌、精神风貌，重又活生生地出现我眼前。
雪里红梅(3)
王莹在长篇小说《两种美国人》中，写有这样一个细节，非常感人：美国移民局的三个特务来女主角叶兰家逮捕叶兰，“叶兰提着小皮箱，站在她的书房里，她的眼睛忽然落到窗台上那几盆开得美好的小红花和一排油绿肥大的常青叶和‘母背子’（一种常青的植物）上。这些花草，是她一年多来小心灌溉的成果。她知道这一去，它们———她的美丽而无声的伴侣们的寿命将不会长久了。念头在脑子里一闪，她放下皮箱，往厨房跑———‘你又做什么？’那女特务急追出来，惊慌地问。
‘没有什么，我倒点水浇浇花。’“三个特务连连摇头‘这真是！真是！’……
‘我想让它们多活几天，我没有了自由，我的花不能让它枯萎，希望我的朋友们能得到它们。’”———这就是王莹，多么善良，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美！
写于1987年（载《女作家》杂志）注：①指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②指李克农同志。③指谢和赓同志。在地下工作时，他曾当过八任秘书。开玩笑说，要给王莹当第九任秘书。
美术家蔡若虹的小说
文学、艺术的门类常常是相通的。有不少小说家、诗人擅长作画，我们已经听闻了。但是有的艺术家写小说并且写得好，似乎鲜为人知。美术家蔡若虹就是其中的一位。
那也是60年代初期，重申了贯彻“双百”方针，调动各方面人士的积极性。作为一家面向全国作者的文学刊物编辑部，我们曾设想了调动学术界、艺术界的专家写小说、散文作品的可能性，并付诸实施。如学者、诗人冯至曾写出了历史小说佳作《白发生黑丝》，发表于《人民文学》1962年某期（该作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优秀短篇选第五集）。再就是美术家蔡若虹的短篇小说《路遇》，他用“雷萌”的笔名发表，所以不大为人所知。该作刊于《人民文学》1962年某期的头题，并被收入建国以来优秀短篇第五集开卷第一篇。
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的蔡若虹是我的熟人。在我同他不多的接触中，觉得他思想敏锐，对人和事的观察深刻，说话富于幽默感，有时甚至有点儿尖刻，也许这跟他早年画漫画有些关系。再说他的夫人夏蕾原是延安的一位诗人，全国解放后从事文学编辑和文学研究课题，可见他同文学不是没有姻缘。
且说我们向蔡若虹提出了写稿要求，不论是小说或散文。在1962年下半年，他果然写出一篇稿件，不是散文而是短篇小说，这使编辑同仁大喜过望。
这篇题为《路遇》的小说，一开头就有点儿与众不同。作者开门见山地说：“读者一看这题目，也许心里就在捉摸：‘这是古代传奇中常用的标题呀，写的不外是少男少女在邂逅中发生的爱情纠葛；什么穷小子在槐树底下遇见了神仙，什么单身汉在旅途中结识了美人儿……现在你也借用这个题目，难道也曾遇见过什么神仙美人儿不成？’是的是的，不瞒读者说，我的确有过一次奇遇。如果说神仙是具有高尚的品德、而又不容易认识他的本来面目的人物，那么，我遇见的的确就是神仙；如果说美人儿是一见之后就叫你心花怒放；而且对他永远不能忘怀的人物，那么，我遇见的恰恰是个美人儿。我兴致勃勃地写下这段亲身的经历，就因为我要纪念这样一个人物，他又是神仙又是美人啊！
“那是1946年夏末秋初的时候……”
随着作者第一人称的亲切叙述立刻把我们带进战争中撤退、行军的一个特殊环境。本来是八九个人的队伍，随着敌机的数次袭击，人们分散开了，不久就剩下“我”一人，在原野里孤身赶路。“我”一边走一边看风景。但随着风景的不能吸引“我”注意，“我开始发觉有一种东西在折磨着我的脚，刺痛我的脚掌。”原来不过是布鞋里有几粒小小的沙子，于是脱鞋抖沙子，不久脚掌又刺痛，于是脱鞋抖沙子。这样循环往复数次，“我”已经失去了耐心，索性蹲在地上，赌气地大声拍打鞋子。
作者这样细微地描写了主人公在行军路上的独特心态，不用问，我们大致可以猜出“我”的身份，是八路军队伍里，一个从事艺术行当的知识分子吧？作者并不避讳这种身份，接着如实地告诉读者“我”的身份：“我是一个不事劳动的读书人，我是一个拿着笔杆儿参加八路军的人……我头戴一顶八角帽，身穿八路军的军衣，因为讲卫生的缘故，深灰色的衣帽都已经洗得发白。我腰里挂着一个挂包，里面装着两种干粮———圆的馒头和扁的诗集……”
这样大声地拍打鞋子，自然跟严酷的战争环境有点儿不协调。于是引来青纱帐里一个农民的盘查、诘问。农民怀疑“我”是从城里跑出来的敌人。一旦弄明白了“我”是自己人，脸上才露出了笑容。但是仍然在说“我”：“你还不赶快把鞋子穿上。”“有任务你就该悄悄儿走呀，为啥弄得噼噼啪啪一片响？”当“我”向他诉说沙子钻进鞋里的烦恼，只好拿鞋子出气时，老人横了我一眼，说：“老没有个完结，赌气就能完结吗？事情总得干到底呀……”
作者正是通过一个艺术工作者与一个普通老百姓不期而至的邂逅，诚挚地解剖了处在战争环境里某些知识分子内心的弱点———“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与平凡劳动者那朴实、坚韧的精神形成强烈鲜明的对照，从而引起心灵的震撼。作品结尾，作者意味深长地写道：
我沿着这条河在走，走得飞快，仿佛长了翅膀。
如果读者要问：“你现在不感到脚痛吗？难道现在就没有沙子跳进你鞋里去吗？”
我要诚诚恳恳地告诉读者：鞋里的沙子是不会没有的，可是，我心里的沙子已经没有了，没有了。
读完蔡若虹的小说手稿，我不能不说，他真诚的心灵解剖感动了我这个读者。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老作者蔡若虹再次给《人民文学》写小说，这篇作品题名《十八度》，仍用“雷萌”笔名，发表于《人民文学》1978年第8期。这是一篇题材独特、写法别致，具备着作家个人风格的作品。这篇作品讲说的是“四人帮”肆虐时期那些“样板团”到外地演出，标榜“为工农兵服务”而实则要工农兵“诚惶诚恐”地为他们服务的并非虚构的故事，辛辣地、淋漓尽致地嘲讽了“四人帮”那些“指导者”的虚伪、伪善，矫揉造作的丑态，发挥了作家善于戏谑、嘲讽的漫画家特长，如同一篇绝妙的讽刺喜剧。可惜那几年下来，新老作家的佳作层出不穷，蔡若虹这篇用笔名发表的小说新作，没有引起评论家足够的注意。但是这篇艺术地映现历史小插曲的佳作，是能够留存下来的。
杨沫和“赤脚大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