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的作者、女作家杨沫，生前素以心地善良，乐于助人而名闻于世。“文化大革命”恶浪翻滚之初，她曾和暂时在北京市文学界掌管“文化大革命”事务的青年作家浩然、李学鳌两人，尽心竭力地保护北京市老舍先生等一批全国知名文化人和作家。至于后来老舍先生等仍遭造反派凌辱，并最终走向悲剧结局，则是他们力所难及的。这些往事，北京市文艺界的老人，几乎无人不知晓。
下面说一桩杨沫关怀一位普通女青年的真实逸闻。话说60年代中期，北京市文联从别单位调来一个女青年，她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人偏瘦小的个儿，着装朴素，不爱打扮，生活简朴，爱说爱笑；但也有文静、落拓的一面，显示一种文人气质。来单位时间久了，大家发现这女青年有个不同于别人的特殊生活习惯，就是一年四季从不穿袜子，当她的“赤脚大仙”。炎热的夏天光脚丫还可以理解，数九寒天，也是一双赤脚，就被人们视作“怪癖”了。这女子原籍江苏丹阳人。其实这是长期形成的生活习俗，在我国南方，甚至中部地区长江流域，一年四季不穿袜子的男男女女，大有人在。只是在北方，尤其在大部分北方人眼里，就觉得有点儿“怪”了。
却说，文联机关一女青年不穿袜子的事，传到杨沫大姐耳里，就动了她的恻隐之心。一天，杨沫来文联开会，散会后，她想方设法找到那位女青年，“喂，我给你两双袜子。冬天不穿袜子，受了凉怎么办？”这个女青年面对这位因写《青春之歌》而闻名中外、受人尊敬的女作家、女前辈对自己的关爱，心中一热，一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这位女青年、“赤脚大仙”，就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发表短篇小说《湮没》、《眸子》等而成名的女作家韩蔼丽。
（载1999年广东《读书人报》）
豪侠爽气是梁斌(1)
中国古人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这话讲得很确切，作家梁斌就是这么个人。梁斌是冀中保定地区（以前称保定府）蠡县人，正是古代燕国腹心之地。古代燕国剑客侠士荆轲，正是从保定北边的易水出发，去谋刺秦王的。豪侠古风代代相传，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反外敌侵略、反内部压迫者的民族斗士。梁斌就出生成长在这片土地上。早在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时代，他，一个13岁的少年，就参加了共青团，后来进保定第二师范读书，又热情投入进步学生运动。他也酷爱文学，读了不少中国左翼作家和苏联的作品。他还积极支援30年代初期冀中平原农民在共产党人领导下，英勇地反抗地主剥削压迫，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震动四方的高（阳）、蠡（县，也就是梁斌自己家乡）暴动。暴动失败后，他在家乡不能待了，便流亡北京，开始从事文学活动，并在《大公报》、《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等报刊，以梁斌笔名，发表他短小的作品。
这位燕赵豪侠之士，从他早期生涯，即可看出，他并非仅仅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纯粹文人。一到民族危机深重，救亡图存之日，他便投笔从戎。1937年春，日本鬼子步步进逼，华北危急。他便回到自己家乡，组织救国会，宣传动员农民和各界群众，准备武装抗日。抗战爆发后，他相当一个时期任八路军冀中区火线剧社社长，既是行政领导，又发挥他的文艺专长。这个剧社在敌后抗日的严酷火线上，涌出了一批文艺人才，崔嵬自然是30年代就从事影剧活动的老一点的艺术家；像剧作家胡可、胡丹沸，作家秦兆阳（早期是一位美术工作者）、徐光耀等则是新长成的文艺人才。而梁斌自己，在紧张战斗生涯中，也没有完全放弃使他着迷的文学创作。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就是他常带在身边行囊中，反复推敲、修改，最早描写高、蠡暴动的一篇作品。后来长篇名著《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形象，已在这篇作品中初作勾勒。可见一部佳作中作家成功创造的人物形象，并非一日之功；真如多年佳酿，是在作家心灵深处，酿制存放多年，方才“出窖”的。
抗日战争后期，他任家乡蠡县的县委宣传部长、县委副书记。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时，他随军南下，到湖北襄樊地区，任地委宣传部长，参加领导该地区农村的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也算个“土改”专家。1950年，大约春夏之交，他到武汉来看望他的老同事、老朋友，时任中南文艺学院院长的崔嵬。我是崔嵬的学生，那年在学院文学创作专业就读。我们正准备下乡参加“土改”，崔院长请他给我们作报告。他介绍梁斌的经历，说他既有战争经验又有农村实际工作经验，是从实际斗争中磨炼出来的领导干部，又是文化人、作家，说他正用业余时间写作大部头长篇小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梁斌。他个头不高，一身紧紧扎扎的农村干部模样装束，披一件黑色短大衣，显得精神。他的报告，主要是讲农村工作怎样深入群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没有涉及文学写作话题。
1956年，我在《人民文学》杂志小说散文组工作。记得是在初冬，执行主编秦兆阳派我去河北省看望河北作家，并组稿。气候并不冷，那是北方很好的十月小阳春天气。那时河北省会在古城保定，而梁斌已不再担任党政工作，回到北方故乡兼任省文联主席，可以说是专业从事文学创作。我先去看望梁斌。老师崔嵬和新上级秦兆阳，成了我见他的介绍信和通行证。他告诉我，他的长篇小说第一部《红旗谱》已经有了稿子，正在修改，将由青年出版社出版。梁斌写作的房间不大。但是窗明几净，一张写字台很大，上边文房四宝齐全。我方才知道，梁斌爱用毛笔写字，在写作之余，还常常练大字，也喜爱中国画。他说，写字画画，可以养气，练手腕，对身体、精神都有好处。那时我接触的中国作家，喜欢中国书法、绘画的，梁斌好像是第一个。梁斌的穿着、气质，我觉得有他独自的特性。这回见面，他上身是黑色中山服，下身却是黑色中式薄棉裤，他将裤脚绑扎起来了，这既是北方农民冬天的习惯，自然是为防寒。但这身装束，却使个儿比较矮小的梁斌，显得很精悍，为他平添了几分精神，更显出他这位生长在燕、赵故土，一条北方汉子，一身豪侠的爽气。我礼节性地向他汇报我此行看望作家的计划。他说初次来，保定古城一些地方，也可以看看。又当面和我约定一个时间，说要请我品尝保定火锅的味道。面对他的盛情，我爽快地答应了。
那天在梁斌自己掏钱的火锅宴席上，梁斌给我介绍了保定火锅特色。我感觉，那是一种道地的乡土风味。我虽说出生在城市，却是在乡间长大，所以也非常喜欢乡村风味。梁斌重点给我讲说的是保定豆腐。他说，保定水好，豆腐制作也好。果然斯言不差。那天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汤中豆腐的滋味，真是味美得没法形容。豆腐本是平常的东西，好的原料，经过厨师神奇之手精心配制，能做出这等美味，真是巧夺天工了。
河北省会迁到天津时，梁斌也去了天津，并将家安在那儿。1958年读到他新出的《红旗谱》，我很兴奋，这的确是写中国农民的革命性，最成功的一部小说。字里行间透露了梁斌的豪爽之气，英雄豪杰之气。我从他这部大气磅礴的作品中，再一次体会、认识了作家本人的气质。也只有像梁斌这样阅历、气质的作家，方有可能如此生动、深刻地刻画农民的革命性格、精神。这既是燕赵地域古风对他的熏陶；也是他从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斗争中发现、发掘出来，感受最深刻的东西。这不是一般的作者容易做到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人企图以作家涉笔了错误路线，从而否定作品创造了真实的英雄农民形象的永恒生命力，这是不可能办到的。
豪侠爽气是梁斌(2)
60年代初期，在《人民文学》负责评论工作时，我曾安排一位编辑去天津与他恳谈，承他赐给我们一篇很精彩的谈他自己创作经验的文稿。此后，我再没见过梁斌。他今年该有84岁了。祝他气色如旧，寿比南山。
1998年11月7日（载广东《读书人报》）
女作家刘真(1)
20世纪50年代，丁玲等老作家主持的文学研究所（后改名为文学讲习所），的确发现、推出了不少年轻，有实力的新作家。长篇小说《平原烈火》的作者徐光耀是其中一位。我今天要说的是跟《人民文学》杂志关系密切，五六十年代，一直供应读者喜爱的短篇小说佳作的该刊“台柱作家”之一的女作家刘真。
1954年初夏，讲习所的刘真来编辑部送稿子。那时她正处青春年华，个儿中等偏高，肤色偏黑，梳一条很长的辫子，人很大方，一脸含笑，说话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她说她送来的《春大姐》这篇小说，经过她的辅导老师赵树理看过（注：那时讲习所每个学员，大都请了指导自己写作的老师，他（她）们的作品，辅导老师是第一个评论者。此风习后来一直延续下来），她也改过多回，“现在拿给你们，请严文井、葛洛诸位老师看看，给我提提意见”。刘真说罢，匆匆离去。
刘真这篇将近两万字的小说《春大姐》，写的是当年正在热心办初级农业社的北方农村一个女青年破除封建陋习，坚持恋爱自由，实现婚姻自主，带头推动社会移风易俗的故事。被严文井、葛洛拍板发表于《人民文学》1954年第8期小说头条。我作为发稿人，也是最先读到小说手稿的人之一。女作者刘真的字，写得不算工整，甚至有的笔画还有点歪歪扭扭。但我惊异的是她文笔流畅，语言生动。她对各种农村人物的描写，从有旧意识的老年人、老媒婆，到土改后成长的一代男女青年，相当从容有致，风趣、传神，某些故事情节使人想起她的老师赵树理。无可否认小说有模仿老师的痕迹；但也显示了她非常熟悉北方农村和农民生活，这决非一日之功，而是长期观察、积累所得，所以下笔才如此轻松、活泼、自如。当然从小说看，她也是个天生的讲故事能手。后来葛洛告诉我们，你们别小看了刘真，她虽说还是个年轻人，也算是我们二野部队最年轻的小老干部呢，她从小参加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经历了，在冀南平原，在太行山里。她文化程度不高，但生活阅历丰富，并且聪敏好学，有表达才能，所以能写小说。《春大姐》写得不错，经过了老赵指点，可以说它是目下青年作家反映现实生活难得的一篇佳作。相信她以后还会出作品，也会写得更好。
如葛洛预见的，1955年上半年，刘真又给《人民文学》一篇小说新作，这就是发在1955年第6期的《我和小荣》，这回是以第一人称写战争中一对小姐妹成长的故事。艺术水平比上一篇《春大姐》又有了提高，文笔更紧凑，小说的结构更匀称。读过的人都觉得，以自己的生活为参照系，这可能更是刘真写小说的拿手好戏。《我和小荣》发表后，读者的反响相当热烈。有人希望刊物多登这样的好小说。也有的地方，认为它是一篇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很好的儿童文学作品。
刘真随后是作协武汉分会专业作者。但在60年代，她回到了河北保定，这贴近她惯熟的北方农村，自然对她的写作更为有利。1961、1962年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文艺界重申贯彻双百方针，创作气氛比较宽松，这为有才能的作家，提供了创造佳作的机会。刘真有时到北京来，与我们编辑部的人混得更熟了。她经见的多，感受多，对我们几乎无话不谈，说起来妙趣横生，小说组的人都喜欢听她讲。当然她对创作问题有自己的抱负，也有忧虑。她觉得禁区还是不少，主要是接触生活中的真实矛盾比较困难，不敢放手写，“因为总有人挑毛病，动不动给作家扣大帽子，谁受得了？”我们对她说，现实问题不大好写，可以先放下，你还是写你最拿手的你自己战争中亲历的故事吧。
1962年初秋，刘真给我们送来一篇小说，这就是她以自己战争年代生活为素材，写出的短篇杰作《长长的流水》。我们以显著地位将其发出。
《长长的流水》叙述战争环境里，一个美丽的故事，非常自然，就像一道弯弯曲曲、长流不息的山泉，汩汩地流着，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像歌唱，又似一个诗人低声地朗读一首动情的诗。使你听后，不仅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且为那美好的人物、美丽的故事所感动。作者用的是第一人称，完全是战争环境里，一个懂事又不懂事，小大人似的半大女孩，在讲自己亲见亲历的事，她如何邂逅了一位大姐。这位大姐出身有钱人家，但早在抗战前夕就是个学运领袖，多次进出牢房，并且已与旧家决裂，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了。像这样抗战初期从大城市进入华北敌后帮助建立人民抗日政权的优秀知识分子人才，真是所在多有。他（她）们不怕牺牲，具有远见卓识。她的未婚爱人在一次战斗中以身殉职，她忍受悲痛，更加忘我地工作，与当地干部、群众打成一片，情同手足；她关怀、爱护革命队伍里像“我”这样不太懂事的小辈，从生活到学习，无微不至地给以帮助，严格要求，促使其健康成长。作者不作任何抽象叙述，而是感性地，将看似平常而又动人的生活细节，一一呈现读者面前。这位县妇联主任大姐引导着这个小女孩一步步成长，完全是对革命后代无私而又非常细心周到的爱心养育，是润物无声的。起初送她课本，教小女孩补课学文化，认真考核，一丝不苟。一旦有了一定文化基础，又送她日记本，要她写日记，每天写，锻炼思想，锻炼手笔。并察看她的日记，给她改正错字；了解她的思想，有针对地给以开导、说服。亲切地嘱咐她：“将来你会明白，革命需要有文化的好干部。”可是这个天资聪颖、有点调皮的小女孩，有时却接受不了大姐的批评而负气，有时却又为思念家乡而辗转反侧。这一切都没有逃过大姐的眼睛。于是在一个宁静夜晚，紧挨着她躺下的大姐，开始给她讲故事了：“在苏联，有一个高尔基，小时候，他是个很苦的孩子。有一次，姥姥把他送到伏尔加河边，他上了大木船……”作者接着写道：“就从这，每夜睡不着了，她就给我讲故事，讲‘保尔’，讲《铁流》，讲‘祥林嫂’，她知道可多哩。听着她的故事，就像有一种甜蜜美妙的东西，在我心里慢慢融化着。天上的小星星，也好像会说话了，太行山在点头笑，树叶也会唱歌了。我回想着小时候和过去的很多事，一切都变得更有意思，更美好了。”这对小女孩真是绝妙的感性的文学启蒙。没有一字说教，而是“随风潜入室……”潜移默化地感动着，造就着小女孩的精神品格和往后的文学之路。所以此作写的那个使人过目难忘的大姐，可以当作作者人格和文学的启蒙人。作品也接近自传体小说。同时，从文学欣赏角度，也可以了解，刘真是个擅长形象思维，很善于用生动形象、细节，用“润物无声”讲故事的办法，成功塑造人物，表现真实生活的作家。
女作家刘真(2)
1963、1964年，重又进入“抓阶级斗争”年月，文艺界仍是首当其冲。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文学评论家邵荃麟1962年在大连召开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遭受批评，指责他鼓吹“写中间人物”。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下来，文艺界进入党内整风，社会上重又展开了大批判，纷纷拿作家作品开刀。恰好刘真在头年宽松时期写了篇小说《英雄的乐章》，是以刘邓大军1947年7月过黄河，挺进鲁西南为背景，写解放军与国民党精锐部队在羊山集的一场恶战，解放大军终于攻下了战略要地羊山，打开了战略反攻、南下长江的前门。可是在这场战事中也有不少英雄牺牲，其中就有小说中女主角“两小无猜”的小情人。小说在赞颂英雄奋勇战斗献身时，不免怀有挥之不去的感伤情绪。尤其从女主角———一个女兵的感受角度，因为牺牲者是自己爱得很深的人，他太年轻，可是敌方罪恶的子弹一瞬间夺去了他蓬勃的生命……在深深怀念之时，也就难免有伤感，这应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写这篇小说对于作者，也可以说是一次探索、尝试。作者并未急于面世，而是审慎地先拿给同行又是领导的某作家一阅。然而这位地方作协负责人为了紧跟北京文艺界大批判形势，竟做了一件未必得体的事，在未经作者同意的情况下，将她的《英雄的乐章》在当地文学刊物上登出来，以作为批判、示众的一个对象。所谓“修正主义思潮影响下诅咒革命战争”的一份“反面材料”。这样一来，刘真的处境不好过了。不用说在创作上进行探索，就连不沾风波的较平常写作，似乎也难以为继了。记得我去山西时，见到作家马烽同志，他就对我讲，河北作协他的那位同行，这样处置刘真是极不得人心的。今天批判这个，明天批判那个，一些弄写作的人已经是惶惶然了。人家没打算发表面世，你偏要硬拖出来，将它示众，这不也太缺德损人吗!随着1966年4月江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出笼，刘真的小说《英雄的乐章》，又被某些写大批判文章的作者们，“顺理成章”地纳入江青讨伐的“黑八论”之一的所谓“反‘火药味’论”的一个标本了。
1974年我在体委工作，曾去河北石家庄看球赛，遇见了过去河北作协的熟人，讲了些刘真“文化大革命”中的处境和情况。1978年我已回《人民文学》杂志工作，在一次西北行中又听河北两位老作家讲起刘真情况。给我印象深的，不是像过去我们同刘真接触，她爱讲她对生活的感受和创作上的一番抱负。他们讲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她嫁给了一位比她年少的技术工人，两个人过着平凡市民日子。她老大不小的还生育一个孩子。刘真仍不失风趣地给孩子取名“错错”。她说：“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生了个不该生的孩子，因此取名‘错错’”。说这话的老作家和听这话的我，并非听个笑话故事，里边似乎含着这个有才华的女作家刘真一番无奈和一片辛酸，真有不胜今昔之感。
改革开放新时期，刘真重来北京，我看见她时觉得她比过去苍老了许多。曾与一位同辈男作家结合，很快又分离。创作上短篇小说《黑旗》较有影响，是她对过去长期关注、思索的建国后农村和农民处境存在严重问题的一点反思（据我所知，刘真是最早关注、思考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作家之一，早在1956年，她来《人民文学》编辑部时就向秦兆阳讲述她看到和感受的农村政策和干部作风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损害了农民切身利益，也损毁了战争时期党和农民群众曾有过的鱼水关系）。我记得，1979年评选全国优秀短篇小说时，评委们曾对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和刘真的《黑旗》（两位女作家写的都是对过去农村问题的反思）做了比较、权衡，最后选定了茹的《剪辑错了的故事》这一篇。此后1982年，刘真还在《人民文学》第10期发过一篇《大舞台和小舞台》的小说，是写战争年代自己经历的生活。
80年代后期，我听说刘真和文化部一位离休老干部组织了家庭，随后他们随子女去了澳洲，似已在那儿定居。
世事变化很快很大。但作为编辑、读者和文学研究者，仍然不会忘记，上世纪后半叶，刘真曾是新中国有特色、有实力的女作家之一。
2003年12月9日完稿
（载《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4期）
谷峪(1)
—一个被湮没的作家
建国初期，华北大地出现了一位新作家，他的名字叫谷峪。他的小说曾登在《人民日报》并受好评。报纸主要从提倡描写新社会的新人新事的角度对作品给以鼓励。但是谷峪作为一个新作家，他那清新的语言文字，还有笔下扑面而来那经历了翻身解放的人民享受的新生活的甜美、醇香，还是非常可喜而富有吸引力的。我读谷峪两篇有代表性的小说《新事新办》和《强扭的瓜不甜》时，就有这样的感受。
数年后，我在当时的河北省省会保定见到谷峪，他那时已从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归来，成为河北省专业作家，且是河北省最有名气、最受重视的青年作家。他正在创作一部描写农村妇女命运的小说《石爱妮的命运》。他对我说，在他的生活中，他见过许多了不起的农村妇女，她们担负着战争、农业生活、生儿育女等繁重的任务。他正是要塑造这样的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普通农村妇女形象。他说他很喜欢一部苏联电影《政府委员》，那里边的农村妇女形象就很成功。谷峪是个大高个子，脸色偏黄，皮肤显得粗糙，喜欢穿黑色的上衣。他对我说，他出身农民家庭，小时读过私塾，念过一点古书。我觉得他是个道地的北方农民的儿子，一条大汉。身为作家，他对生活的感受还是细腻的。
1956年2月末3月初，中国作家协会开理事会扩大会，周扬同志在会上作《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长篇报告。在谈到当前创作问题时，周扬引人注意地提出了自然主义的创作倾向。他说：“为了克服公式主义，有的作家就很容易地走到了自然主义的道路上去……照相式地记录生活，罗列现象，对于作品中所描写的事实缺乏应有的选择和艺术的剪裁，对自己所描写的人物的命运采取超然的冷眼旁观的态度，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描写成低级的庸俗的。所有这些，难道不都是自然主义的种种表现吗？……自然主义不但没有把公式主义克服，而且甚至把创作引导到更危险的路上去，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把生活更加歪曲了。”而自然主义创作倾向的代表人物之一便是谷峪。周扬说：“从他去年发表的几个短篇（《爱情篇》、《草料账》、《傻子》）却可以看出这个作家是走在危险的路上了。这些短篇的特点和坏处，还不只是在于它们尽写一些生活中的‘小事’，而更在于把劳动人民的形象作了歪曲的描写，把他们的思想情感和性格写成庸俗化的和畸形的。作品中的人物几乎都是缺乏行动的，他们只是在‘回忆’、‘默想’，分析自己或研究旁人，在他们心中萦绕的并不是什么高尚的思想感情，而恰恰是一些琐碎的、卑俗的思想感情，而作者的目的又并不在批判这些东西，相反，他似乎连自己也陶醉在这些东西里面了。作者不是从共产主义思想高度来观察他的人物。很奇怪的是，作者为什么要像在《傻子》中所描写的那样，从一个落后分子的眼光来观察先进人物而把先进人物看成为‘傻子’呢？为什么要像在《草料账》中所表现的那样，把劳动人民的形象和脚驴子的形象联系起来呢？为什么要像在《爱情篇》中所表现的那样，把一个农村中的先进妇女描写成那么充满了个人意识呢？……谷峪的创作上的失败可以说正是作家脱离了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结果，同时也是受了自然主义和其他错误的创作方法影响的结果。”
据我所知，谷峪这三篇篇幅不大的小说，是他被调至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时（那时全国各地比较“冒尖”的新作家一般有幸调到文研所深造两三年），阅读了大量古典作家的作品后，在短篇创作上所做的一种尝试，也可以说是偏重在形式、技巧、表现方法等方面做的一 点探索。例如《傻子》篇，当然是反题正做，换一个自命为“不傻”的“聪明人”来看生活中公而忘私的先进人物又将如何呢？这是变换描写角度的尝试。又如《爱情篇》，它是正题反做，含着对某些浮光掠影地“采访”生活的作家的反讽。作品的开头是这样的，一个作家去采访妻子是农村妇女的一位领导干部，向他提问：“你和她谈得来吗？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爱情？她漂亮吗？进步吗？你到家净和她谈些什么？……”于是作者来个正题反做，你提的这些问题，他是回答不上来的，没有爱情，也没有谈情说爱。因为他和妻子之间的深厚情爱，尽在不言之中，在“看不见”的日常行为中（例如，丈夫在村民中的威望，妻子对丈夫的信任、尊敬；妻子听人说他们两人“不般配”的流言而生闷气，产生既委曲又倔强的心态等），这是浮皮潦草地采访的作家所不了解的。而读者看完作品，还是大体了然的。至于周扬说，作者将作品的女主人公，一个先进的农村妇女写成了“充满个人意识”，那又是读者不大明白的了。（难道一个人生点闷气、闹点情绪，就是“充满了个人意识”吗？）《草料账》，是作家在写作中想要观照一下个性特殊、或者说“个别”一点的人物，古典短篇小说中，这样的描写屡见不鲜。一位饲养员因为喜爱牲口，而愿意同它们住在一起；因为不愿放弃为生产队饲养牲口这一自己热爱的职业。尽管文化低，也努力学会算草料账。这有什么不好理解，又有何大错呢？怎么就是把劳动人民的形象作了歪曲的描写呢？
我无意为谷峪的三个短篇辩护，也不能说他的创作试验或探索都是成功的，没有缺点甚或严重的缺点。但是允不允许创作的试验、探索失败，或失败了再来呢？一定要一次成功吗？在探索、试验中，难道都是错误、“歪曲”，没有一点值得肯定的东西吗？但是“报告”中明确地说，作家是“走在危险的路上了”，“如果不及早指出来那就非常危险”。看来此路不通。
谷峪(2)
那阵子的批评有一股“跟着上”的风气，继周扬的报告后，康濯的补充报告、《人民文学》和河北省的报刊都对谷峪的小说展开了批评，有的文章则从周扬报告中的观点出发，而更加走向了极端。你说他“脱离人民生活”，他则说谷峪“绝大多数时候不是去参加群众的火热斗争，而是回到他乡下的家庭去了”。看来，一个农民出身的作家，回到自己熟悉的家乡去了解生活，也算脱离“群众的火热斗争”了。你说谷峪“走在危险的路上”，他则补充“证明”说，谷峪有“日益严重的骄傲情绪”，证据是去年《河北文艺》讨论他的作品《草料账》时，他没有发言。（以上妙文请参看《河北文艺》1956年6月号）
尽管这样，谷峪本人对待批评还是持积极的态度。二次全国作家理事会后，他很快去北大荒采访。他和另一位作家李準同行，跑了北大荒新垦区许多地方，直达中苏边境。李準回来后写了电影《老兵新传》。谷峪归来后，则写了《萝北半月》、《一个森林警察队员的笔记》两篇很有分量、热情赞歌垦荒队员和森林警察的散文体报告文学作品，均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实际上，这也是最早写北大荒垦区的佳作。1956年下半年谷峪去尼泊尔访问，又给《人民文学》写了一篇《梦晚会》的散文。
1956年下半年，谷峪还被选为党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如果说第一次的批评，其不够准确过火的一面，或许对谷峪的创作，也起了些消极影响，例如这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他发表短篇小说，但他尚能挺住。组织领导方面，也还是信任他的。而第二次，由于反右的扩大化，把他扩进“右派”中去，那便是对他沉重的一击，他这个很爱惜自己名誉的农家子弟便再也承受不起了。划右后，他被送回农村监督劳动改造，加入他一向的敌人地、富、反、坏之列，这在他精神上是难以接受也无法忍受的，这且不说。而到了紧接着而来的60年代最困难的时期，农村缺粮，他这个食量一向很大的大个子，在肉体上也难以渡过难关了。精神上受冤、又填不饱肚皮，他这条大汉便率直表现为“火气大”，而这又被认为“态度不好”、“抗拒改造”，又斗又批，恶性循环。一个曾有作为的作家，便这样心力交瘁、一蹶不振了。粉碎“四人帮”后，我听见河北的作家朋友说，这个被开除公职的人，携带着众多的家庭人口（他的孩子较多），就这样在农村劳动了二十来年，靠挣工分勉强为家人糊口，至于写作之事，再也没法提起了。
他的冤案平反后，我曾代表《人民文学》杂志写信向他祝贺并约稿，他也给我写了亲切的回信。可是，他再也没有新作送给今天的文坛。又过了两三年他悄然长逝，身后萧条。
一个曾与李準并列，有才华、前途看好的作家，便这样寂然无声地湮没了。
建国后被湮没无闻的作家，还有一位韩希樑。他原是部队作家，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朝鲜战争。他写战争的作品，我现在还有印象的是上海的出版社为他出单行本的《六十八天》，是淮海战役的一部纪实作品，我觉得是写得很好的。书的发行量当时也是相当不错的。但自1957年以后，再也听不到这个作家的名字，更不用说见到他的作品。据认识他的文艺界人士告知我，是因为韩的作风有点问题，而被开除了军籍，当然，在那些年月，也就再不可能发表出版作品。数年前湖北襄樊市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寄我一卷材料，说是韩希樑隐姓埋名就住在襄樊，生活相当潦倒悽惶，但他告诉别人，他还在写作。我无法调查这事的真伪，也算一个“逸闻”吧。他湮没之彻底，超过了谷峪。谷还在作家协会历年编的作家辞书中榜上有名。而韩希樑是哪儿也见不到这个《六十八天》一书作者的名字了。
写于1984年
石果的《风波》(1)
—一篇被忽略的佳作
50年代初期，文学新人崭露头角的不多。拿《人民文学》版面说，1952年前后较引人注意的新人新作有蒙古族作者玛拉沁夫和他的《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云南部队作者白桦和他的《山间铃响马帮来》，这两篇作品后来都被改编成电影，影响也就更大。两位新人最初被发现及在刊物上推出他们的作品，都跟小说编辑秦兆阳的努力分不开。两位新人后来也都成为人们熟悉的专业作家。
而在1953年、1954年《人民文学》版面上，也有一位当时颇引人注目的文学新人，那便是来自贵州的石果。1953年第3期，发表他的小说《喜期》，这篇作品转载自《西南文艺》1952年10月号。一方面是那时短篇小说新作奇缺，再则，也表明了《人民文学》的编者扶植文学新人、鼓励创作之意。1953年上半年，《人民文学》的两位负责编辑是萧殷和陈涌。到了1953年下半年，《人民文学》新的主编、副主编、编委（主编邵荃麟、副主编严文井，编委有沙汀、张天翼等人）上任不久，则在1953年第9期头条位置推出石果的新作小说《风波》。1954年下半年第9期，仍在头条位置推出石果的另一短篇《官福店》。两个第9期两个头条，可见新作家石果那阵子在《人民文学》、也可以说在全国文学界，享受了何等的殊荣。
石果的三篇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一篇是《风波》。石果的小说写的都是解放初期西南农村（贵州、四川边境地区）生活变革的故事。具有生活气息、地方色彩浓郁，语言生动等共同特点。而刻画人物突出，描写深刻，艺术上见功力者，首推《风波》。《风波》让我们想起鲁迅的那篇同名小说，它通过张勋复辟在农村生活中引起的一点点风波，刻画了九斤老太、赵七爷这样一些人物，写了旧思想阴魂不散，而给人过目难忘的印象。石果的《风波》写的可以说是我国解放初期新、旧思想意识在农村进行着反反复复冲突、较量的风波。它通过母女两代农村妇女争取婚姻自主和一位农民出身的“族长”企图对之施以惩罚的中心情节，展现了广阔的农村社会生活画面，描写了众多各不相同、有个性特色的农村人物，包括先进的和落后的青年男女，开明的和守旧的形形色色中老年妇女、老汉、农村干部，教私馆、摆八字摊的先生，二流子，地主阶层的人物等等。不仅主要人物（如“族长”杨永成老头子，丫头出身，泼辣、果敢的农村姑娘杨春梅）写得细致、生动，连一些次要人物如“闹三湾”杨左氏，“酱油嘴”荣三嫂，“生铁锤”杨根生等，也有极简省的勾勒，而各具特色。作品中有名有姓的人物，我粗粗统计了一下（包括未出场的），达20个。作品就是通过这些人物的活动，深入真实地绘制了建国初期农村新、旧思想错综复杂、矛盾冲突以及新思想取得初战胜利的生活画卷。作品描写准确，叙事从容有致，结构匀称，虽三万字而不显长，实际上是将丰富的生活浓缩了的一个小中篇，这在当时实属难得。作品耐咀嚼，让人想起四川老作家沙汀的某些写乡场的小说。小说发表之时，受到邵荃麟、严文井、沙汀等老作家和读者的赞许。石果那时由《人民文学》小说编辑唐祈负责联系。记得1953年9月开第二次全国文代会，石果作为贵州代表来京，我曾在会上见过他一面，是个方头大脸的人，已经三十六七岁，不算年轻，阅历也不浅，曾参加过解放前的地下斗争。
但是自从1954年在《人民文学》发表最后一篇小说《官福店》之后，石果很快销声匿迹了。陆续有人用信函或口头打招呼，以后不要再发表石果的小说。这不言自明。编辑部听到的传言是说发现了他政治历史上的“严重问题”。
就作品论作品，石果的《风波》是建国初期一篇上乘的小说佳作。但在其后中国作家协会编的小说选中没有收入它，文艺领导人的报告、讲话中，也不提它。好像从来没有这个作家和他的作品似的。直至粉碎“四人帮”后，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民文学》编辑部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八卷本（包括半卷增补本）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选，仍然没有选入它，大概还是因为其人“情况不明”吧。
这里，我还讲个小插曲，60年代初期，提倡写人民公社史，贵州的文艺刊物发表了一部猴场人民公社史———《小王朝的末日》，这实在是一篇艺术质量上等、独一无二的“公社史”作品，说明白一点，它是一篇可读性强、写得很精彩的小说，尤其反派人物刻画得很生动，地域特色强，情节也引人入胜。《人民文学》那时正缺少好的小说，于是编辑们动了转载它的念头，但作者无署名，是一份“集体创作”。尽管这样，《人民文学》还是转载了它。后来听熟知内情的一位贵州作者说，此篇的主笔人是石果。但他不能署名发表作品。我听后不免有点小小感慨，果然是“石兄”之作，出手不凡，可惜不能署他自己的名字。
1988年，我从重庆出版社一位年轻编辑同行那儿，接到他寄送给我的石果的一部近40万字的长篇小说《拂晓时节》（沧桑三部曲之一）。这真是个喜讯，看来历经坎坷的石果仍在继续笔耕不辍。他已是71岁的老人，仍可以期待他写出沧桑三部曲的第二部和第三部。经过了三十多年隐姓埋名，他现在可以恢复原来的笔名发表自己的作品了。
石果的《风波》(2)
过去长期被埋没的他50年代初期的小说佳作《风波》，我想也该重见天日了。
50年代因“石果历史有问题”，而使其长期不能发表作品。但改革开放之年查清了的石果历史是怎样呢？原来他1935年红军到黔北就参加了，后来做过游击队分队长、政委、中共县工委书记等职。历史表明他一直是革命的。此段真历史，1999年版中国作协书记参加主编，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的最新中国作家辞典中均有记载。
写于1989年
汪曾祺和短篇佳作《羊舍一夕》
汪曾祺是北京市有威望的老作家，最近十年来（即从他的花甲之年开始），他的创作力尤其旺盛，写出了全国获奖短篇《受戒》等一大批有自己独特风格、有广泛影响的小说、散文作品。
我很早就知道汪曾祺文学功底深厚，艺术修养也好（他对京戏有特殊爱好），他是西南联大时沈从文先生的得意门生。50年代初期，沈先生的处境不好，但他仍同沈家保持密切来往，亲昵地称呼沈夫人为“三姐”。
1956年，在一次文学编辑工作座谈会上，我对汪曾祺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时他正主持北京文艺的编政。他有一个发言，我觉得他见解不凡，编辑水平很不一般。此时我才知道南京有才华的青年作家方之的成名短篇《在泉边》（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建国以来全国优秀短篇选第二集）是经由汪曾祺从来稿中发现并给以发表的。这奠定了方之和《北京文艺》的特殊交情，所以，在粉碎“四人帮”后，方之将他创作成熟期的一篇最好的小说《内奸》交由《北京文艺》发表，这篇作品后来获全国优秀短篇奖，可惜它竟成了早逝作家最后一篇得奖作品。这些是后话。
我没料到的是汪曾祺这位热爱文学艺术颇有素养的专家却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离开了他的编辑岗位，随后下放至北京西北张家口地区的农场劳动。
他从农场归来后即调至北京京剧团任编剧、不久摘掉了“右派”帽子。
对于汪曾祺这个文学艺术的有心人来说，下放劳动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与美丽的大自然和淳朴的劳动大众的亲近，必然激发着他的灵感，孕育着他文艺的再创造。
最早我似乎是从同事沈从文夫人张兆和那儿得悉汪曾祺手头有小说稿，遂安排编辑去同他联系。那是60年代初期，物质生活较困难，国民经济在调整，上级部门重申了文艺的“双百”方针，广泛团结知识分子、专家，所以作为一家全国文学刊物的编辑，我们敢于去向摘了“右派”帽儿的作家约稿，为此并制定了一些计划。
1962年某天，汪曾祺交来他的小说稿《羊舍一夕》（又名《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人民文学》编辑部读过这篇小说手稿的人，是怀着怎样喜悦的心情啊！汪曾祺的精心构思、精妙的文学语言，将四个可爱的农场少年不同的性格、生活命运和一个诗情画意的羊舍之夜联系在一起，他创造了人物个性，创造了诗意，创造了美。他的创作如一帧舒展自如的连续的画轴。这诗这美，是饱吸了生活之蜜，酿造而成，所以它又富有来自生活的醇美、甜美。这些农场少年的形象———像拙诚的牧羊少年“老九”，机灵的果园小工“小吕”，文静的“留孩”和好动的“奶哥”———“丁贵甲”———呼之欲出。我当时揣想作家描写的人物，很可能有他十分熟悉的“原型”依据。小说也使人想到俄国大作家屠格涅夫的那篇《白净草原》，诗境和构思有某些相近之处。但我以为《羊舍一夕》所写少年是完全不同于旧时代的，它更显示了新生活的美。这篇小说遂以显著地位发表在《人民文学》1962年第6期，发表后颇受好评，在那时无异给小说创作吹进一股不同流俗的清新之风。印象中《中国文学》曾将它翻译成英文向国外介绍。其后，汪曾祺还在《人民文学》发表过短篇如《王全》等。但《羊舍一夕》应是汪曾祺在文学界奠定其应有地位的一篇作品。
这几年人们常说汪曾祺是以散文笔法写小说，他的散文、小说文笔优美。这自然是褒意。但我觉得，更确切的说法，汪曾祺是以文学语言、文学笔法写小说，他精心追求文字、语言的美（这美也包含准确、生动的表达），并用洗练的美的文字语言创造美的意境，这在小说《羊舍一夕》中也是随处可见的。例如小说第一段写农场少年眼中的夜行火车（“216，往北京的上行车”）：
……先是一个雪亮的大灯，亮得叫人眼睛发胀。大灯好像在拼命地往外冒光，而且冒着气，嗤嗤地响。乌黑的铁，锃黄的铜。然后是绿色的车身，排山倒海地冲过来。车窗蜜黄色的灯光连续地映在果园东边的树墙子上，一方块，一方块，川流不息地追赶着……每回看到灯光那样猛烈地从树墙子上刮过去，你总觉得会刮下满地枝叶来似的。可是火车一过，还是那样：树墙子显得格外的安详，格外的绿。真怪。
我读这节文字，感觉格外亲切，因为我也曾站在下放劳动的树墙边，逼真地感受过火车排山倒海通过的情景。声、光、色、动感、节奏……均被作家于瞬间捕捉到了，这样准确、精到、鲜活的描写，才算“够份儿”的文学语言。小说本是语言的艺术，汪曾祺在小说创作中精心继承了我国古代和现代作家如冰心、沈从文等讲究语言艺术的传统。而有的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作者，却不够讲究语言艺术，所以尽管他们有好的创作素材而作品却因文字语言平平，而不能进入第一流的行列。顺便说一句，现代京剧《沙家浜》（原名《芦荡火种》）中那些精妙的对白、唱词，也是汪曾祺艺术劳动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