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有不少人自称是沈从文先生的徒弟。但是得其真传、得其“神韵”者，我以为汪曾祺是一个。不信你再读读他的《受戒》，他将男女之情诗化、美化，这正是沈从文先生的一个特长。当然，汪先生有自己的文字风格，这并非沈从文的模仿。但在追求文学的真、善、美表达上，两人是完全一致的。
讲究小说艺术的短篇名家林斤澜(1)
我好久没见到林斤澜了。公元2002年1月我和斤澜同在中国工人出版社各出了一本书。责任编辑问我你认识林斤澜不？我说，当然认识。那时斤澜因病住院，责任编辑说他当天要去看望斤澜，问我有什么事没有？我说那正好，你将我的书《人生的滋味》带一本去交给斤澜，让他将他的新书给我一本。这样他拿回斤澜的随笔集《事故故事》交我。这是多年不见后，我与林斤澜算是第一次通了消息。而今又是两年过去了，我们都上了点年纪。林斤澜1923年出生的人，今年该是82岁高龄了。回想我们相识的1956年下半年某日，到现在已将近半个世纪。斤澜其人和他的短篇小说我是有印象的。读他的随笔集，我感觉很有兴味，同时也触发我写点《人民文学》这本杂志同小说家林斤澜有关的往事和我对他的观感。
1956年下半年林斤澜作为北京市一位青年作者已经小有名气。他有一篇小说《草原》，是写开发北大荒的支边青年生活的，文笔活泛，草原风光写得美，使人想起契诃夫和高尔基笔下的草原。那时各个文艺刊物正在努力贯彻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人民文学》小说散文组的工作，自然要想些办法扩大题材和组稿面。基于这一考虑，林斤澜成为我们要找的青年作家之一。大约1956年初冬某天，我去北京东城米市大街大华电影院南侧一栋四层楼的旧楼（这可能是北京市某文化单位的一个宿舍）里看望林斤澜。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已记不确切他新写成的《台湾姑娘》这篇小说，是他主动投给《人民文学》的，而我们是看了他的稿件才去找他呢；还是我们去看了他，他将此新作给了我们？但有一点是无疑的，为这篇小说的发表，我去林斤澜住所不止一回。他的《台湾姑娘》经过我们三审（责任编辑是小说散文组负责北京地区工作的谭之仁，终审者是主持常务的副主编秦兆阳）后，秦建议此稿小作修改，他想同林斤澜面谈，要我去请林来编辑部（编辑部所在地小羊宜宾胡同离林住处不远）。林来后秦兆阳谈了一点意见，即小说男主人公（台湾光复后，从大陆去台湾教书的教员）和台湾姑娘（在他那儿做佣人，为的是挣点钱好继续上学。他成了她尊敬的老师）的关系，如写成友情或朦胧的感情，效果可能比直接写成爱情更佳。林斤澜欣然接受，表示将稿件拿回去修改了再送来。
这几次打交道，我感觉林斤澜是个面目和善的谦谦君子，他笑迎客人，有涵养、识见，“藏而不露”，却又容易接近，好打交道。虽说话不多，很诚恳。你会觉得他内在的热情，可能比表现出来的更丰盈。就说《台湾姑娘》那篇故事（一个从大陆去的爱国进步人士跟当地一位台湾小姑娘因共同的期盼、向往，让他们结成真挚的情谊），我们猜测这可能跟作者自身的类似“藏而不露”的地下革命工作者经历，很有关系，但我们不便细问。
林斤澜及时拿来《台湾姑娘》修改稿。那阵子我们正在筹编来年（1957年）第一期，想突出短篇小说，编出一辑题材、风格、样式多样化的小说，以体现百花齐放精神。这期我们共安排了九篇小说，其中有王蒙的《冬雨》，新作家耿龙祥的《明镜台》等都是很不错的；但小说散文组同仁一致赞成秦兆阳将林斤澜的《台湾姑娘》安排在头题发出。这篇小说以其特殊的题材，动人的描写，人物塑造和简练、独具一格的对话，赢得了读者，受到文艺界注意，应是林斤澜这位语言、写法有个人特色的作家成名作。此后在1957年上半年又陆续发表林斤澜的《家信》（第4期）、《姐妹》、《一瓢水》（李清泉主持工作的该刊5、6期合刊），林成了我们贯彻双百方针在该刊发表短篇小说最密集的一个作家。《家信》写得精短，构思巧妙，还触及了时弊（那些跟着运动风转，经常跑到农村折腾农民的某些干部）。《姐妹》写抗战时期一个文艺团体不同性格的一对姐妹，具备可读性。而《一瓢水》因有人读了觉得晦涩，编辑部委决不下，惊动了茅盾先生。此稿我送给先生读后，他认为应该发表。其实这篇以建国初期川黔公路行车之艰险为背景，写了地域氛围；而那个责任心强，敢于战胜困难的小司助（司机助理）形象，也挺生动。小说耐咀嚼，在当年，是不错的短篇。
林斤澜作为一个有实力又经常深入生活，用心了解风土民情的作家（据我所知，林斤澜在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后，北京市文联即将他下放门头沟深山区，还是“带户口”下放的第一例，可谓彻底），他本来是个南方人，来北方有年后，已经相当熟悉北方的语言、风习。林斤澜抗战胜利后曾去台湾后又返回大陆。尽管他是进步人士，在台湾还坐过国民党的牢。然而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头，可以想见，他成了长期受怀疑、不被信任的人。下放落户，实际是“另类”对待。但对于以写作为事业的林斤澜，他并不在意农村环境的艰苦，倒是为他创造了了解深山里百姓生活的好机会。斤澜“历史嫌疑”之得到解决，据他在他的随笔集一篇文章中讲“整整五十年也是半个世纪之后，挂在档案上的疑案才全案平反，一风吹”。从他1957年在《人民文学》较密集发表短篇小说起始，虽说有后来的反右、下放等等，但我们一直将他看成经常联系、组织小说稿件的重点对象。而林斤澜也确实为这本杂志奉献了好些好作品，以支撑这杂志拿出佳作来奉献读者。尤其在反右扩大化后，稿源匮乏，好作品难得的时刻，我和《人民文学》小说组的编辑们，对斤澜这点，常是心存感激的。
讲究小说艺术的短篇名家林斤澜(2)
记得1960年，我还在评论组工作（我是1957年下半年调评论组的，1961年初回到小说组），第12期刊物出来后，小说组我原来的同事许以告诉我，这期林斤澜有篇小说《新生》你可以看看，好久没看见山区生活写得这样好，这样动人的作品了。我晚上回家一读，的确如许以所说，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短篇佳作，它的艺术生命将是长久的（按：本人近阅1999年出版的《人民文学》《五十年精品文丛》，发现《新生》已收入该书短篇小说卷中）。读时就放不下：北方深山区农村的气氛，杏树林、石头房子；成立公社时，社里不计成本，翻山越岭栽下无数“杆子”，拉到村里来，挂到老杏树上有线广播线海碗大的喇叭；初产妇因难产而接近昏迷，大夫呢，隔着九岭十八弯，又还有一条大河，又值雨夜，怎么能赶过来？乡村习俗，一些老妇招呼几个小伙子，抬着木头来了，说是“做一个使不着的冲冲喜……”爬到杏树上冲着广播喇叭狠嚷的生产队长情急……一下子将我带入了这个特殊山村之夜。那么怎样来救助临产的产妇呢？怎样来解决这个难题呢？于是心中悬念丛生。然而悬念很快解开，“谁知到了后半夜，一声喊叫，一支火把，那二十来岁的姑娘大夫，戴着眼镜，背着药箱，”来了，“天知道，不够一顿饭功夫，姑娘大夫竟能使钳子，把小人儿巧巧的钳了出来，母子平安。”读者读到这里似乎松了口气，按一般小说“常规”，小说到了这里，好像没戏了。然而好戏恰巧在后头呢！这就是作者构思和结构的不落俗套，有张力，出奇制胜。小说的重头戏是放在这个初出茅庐姑娘医生半夜赶路来接生的经历。语言简练，情节紧凑，字斟句酌，可以说是惜墨如金，又能做到生动传神。人物、情景如画，几个自动帮助姑娘医生赶路的出场人物虽没有名字，但都有特性，有印象；而他们的动作或语言，处处表现了山里人纯朴、助人为乐的中国传统古风，深深地感动了、鼓励了这位初次独立出诊的“姑娘医生”，使她有了工作的勇气。当然也还有新生事物，这就是新安装的广播喇叭初步改变了农村信息不灵通的状况。读毕小说，读者也受感动。人们这才领悟，这篇小说，作者在运思、结构、语言与描写技巧上花费了相当大的功夫，成就了这篇生活内容厚重感人，而小说艺术也有创新的作品。其后，约在1962年，林斤澜还有也是以山区人情、风习为描画对象的一篇不错的短篇《山里红》交给《人民文学》发表。
然而正当这位已是中年作家的创作势头走向兴旺之时，“文化大革命”浩劫降临，林斤澜与北京绝大部分新老作家那样，被迫搁笔。
1973年我从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回京，分配在体委《体育报》工作，直至1975年，家住崇文区龙潭湖附近的四块玉。这期间大约是听李学鳌或浩然讲，林斤澜住在幸福大街一处普通居民楼里，那个门牌号码是11号。一天下午，我去看林斤澜。他说，“文化大革命”之后北京市管文化的人自然认为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宜搞创作了，先是批斗，后来就闲待着。现在给了我个工作，在崇文门电影院卖票，叫作“养起来”。啊，一个优秀的作家，居然要他去电影院卖票，这真是闻所未闻。我心想，这又是一种荒唐，足证江青下边对知识分子奉行文化专制主义极“左”路线的人，是怎样蔑视文化，作贱文化人的！但我坚信这样的倒行逆施决然长不了！那时四人帮还没倒台，这些话不便公开说出。我只是对林斤澜讲，你把身体搞好，写作是你的专长，总还有发挥的一天，不会总是这个样子的。我相信斤澜心里想的和我是一样的，希望祸国殃民的人早点垮台，那年月人同此心。
1977年后，彻底落实政策，还了作家林斤澜的本来面目。他是1937年就参加共产党地下工作的老同志了，只不过他是含而不露，这正适宜地下工作的需要。而他从事的还是以教书和文化工作为主，怎么说他也是个文人而非做官之材。复出的他主要还是重操他的创作旧业。
改革开放新时期，已是老作家的林斤澜，仍是《人民文学》这个杂志经常供稿人。从1978年至1981年数年，我参与经手的斤澜在刊物上发表的小说计有《竹》、《记录》、《火葬场的哥们》、《辘轳井》等多篇，题材、构思、写法各具特色，展现作者不同的小说写作路数。然而最出色的当推1980年11期发表的《火葬场的哥们》和1981年第9期的《辘轳井》两篇。
《火葬场的哥们》是一篇“黑色幽默”绝妙好小说。作者开篇几句话，就引起读者共鸣或兴味：“十年浩劫的后半截，我们这里流传一个故事。那年头稀奇，剧场里只演八个样板戏，小道消息却不翼而飞。会场上只说车轱辘般样板话，‘口头文学’不胫而走”。紧接着讲了个好像很平常的“助人为乐”故事，其实不尽然也。出场者是一女一男。初秋的傍晚，一个下班的女干部骑着自行车行至刚刚拆迁了房屋的一片废墟，不幸车子不灵了。她正自着急，“这时偷眼看见半截墙边，也有两个车轱辘，还有一双翻皮高腰好大好沉铁甲车似的鞋，顺着这鞋往上看，是条劳动布工裤，怕有一丈二……女干部一激灵，索性抬起头来，只见半截墙边站着个半截塔似的青年，工人打扮，黑皮肤，瘦骨暴筋，两眼乌眼鸡似的盯着自己，不露一丝笑容。女干部暗暗叫一声好，要是轧马路，是个好保镖的，要是划船、赶车、草地上打滚，是个好‘炊拨儿’，又暗暗叫声苦，此时此地，却和撞着了黑旋风一般。这女干部是见过世面的，临危不乱。一手按住车座，一手把住车把，不回身，光回头，也望定‘黑旋风’，一、二、三、四、五，数到五字，嫣然一笑。什么叫嫣然？笑得巧也。怎么个巧法？好比一个花骨朵，一瓣一瓣地开开来。”“果然开得好，黑小子点了点头，走过来一只手抓住车把转了半圈，跟玩儿一样。立即蹲下来，竖起大拇哥把指甲盖当作改锥，拧紧挡泥板上的螺丝。又两只手抓住挡泥板，可可地使劲往外扳，两只瘦骨乌黑的手，颤颤地鼓着青筋。女干部看着倒冒了汗，抽出条白地血点子的手绢擦脸。黑小子站起来，把车玩具一样塞给女干部，说：‘行了。’‘谢谢。’‘不谢。’‘得谢。’‘得谢给点儿什么作个纪念吧。’……黑小子指着她捏在手心里白地血点子手绢说：‘只要这条手绢儿。’女干部定定神，抬头望着这黑高黑高的小伙子，使出带笑不笑，爱理不理的神色，轻轻问道：‘你是哪个厂的？’黑小子回答了什么什么厂，还报了名叫某某某。女干部把厂名人名暗暗重复一遍，倏地一抬手，同时扔出一个字‘给。’立刻偏腿上车，却又慢慢蹬着，过了这一片废墟见弯就拐，一拐就使劲快蹬，上了大道，插进车队，心里狠狠叫道：‘流氓，坏蛋，阿飞！’给完三顶帽子，不觉又好笑，咬着嘴唇骂了声：‘贼———’女干部晚上躺在床上还撂不开这件事，觉出这个黑小子面熟，这个名字也不耳生。她是个人事干部，成天和人和人名打交道，哪能都记得清。可是那条手绢儿，手绢儿，叫女干部牙痒痒的梗在心头。半夜做了个梦，梦见在公园草地上，有人抱着她打滚，张嘴喊叫却喊不出声来，原来嘴里塞着手绢儿，滚得一身汗，只好软瘫着，倒认出来那个人就是黑小子……第二天女干部打电话给那个什么什么厂的人事科，问有没有某某某这个人。‘有。’‘哪个车间的？’‘死了。’‘什么什么……什么时候死的？’‘三天了。’对方还告以尸首还在火葬场搁着。“……一整天女干部都像有条虫在她身上乱爬。到了下午这条虫在她心尖上咬了一口，女干部骑上车直奔火葬场。……女干部一眼扫过去，却见中间一具，脸上盖着手绢儿，白地血点子，她的，她的手绢儿。女干部一鼓作气，直奔手绢儿，使手指头尖一掀，却是一个老头子！……女干部往后退，心里的一条虫，一下子变成了一百条。但她的两条腿还听指挥，直挺挺地踏上台阶。忽然看见台阶顶上，阳光明亮，一双铁甲车一样的皮鞋，一条丈二长的劳动布工裤，站着那个瘦骨暴筋的黑小子。不等女干部叫出声来，那黑小子抬起右手，在鼻子前面，大拇哥跟中拇哥一捏，打了个榧子，声如爆竹。女干部脑袋嗡地一声，两腿一软，跪在台阶上边。故事到这里就完了。”看他一路写来，全仗那生动传神语言、动作，将那“见过世面”，心狠手毒，却又乔模乔样不肯在人前服输（包括她恨黑小子，夜间却又做着与他有关的绮梦的矛盾复杂心态）的女人事干部以及有了一番生活阅历捶练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他从容捉弄了那个让人憎厌的女人事干部）曾是插队知青的黑小子，活托托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不论是塑造人物还是说故事，作者小说语言的创造能力，真可以说是自由、老到，生花妙笔了。其实这仅是小说开篇第一段。后边的“添枝加叶”更精彩，作者进一步“点化了”，也就是深化了他的人物。他行文自然，写作技巧圆熟，像是不经意地话锋一转，似以前的说书人那样插了两句话：“‘口头文学’有两个便宜，一个是什么主题思想、典型性格、作用效果……这一嘟噜劳什子，一概不管不顾；再一个便宜是谁都可以掺和进来，或糖里拌蜜，或节外生枝，或画蛇添足，没有足够的时间，还一概不负‘口’责。兹举例如下：其实‘糖里拌蜜’、‘节外生枝’、‘画蛇添足’正是巧妙地组成了小说后半部的三个“构件”———段落，有了它们，事件的前因后果，人物的‘点化’也就水到渠成。”小说的结构至此浑成一体，首尾呼应，一篇佳作就这样出色完成。在“糖里伴蜜”这段，对人物的深化描写：以伶牙俐齿的貂、暗含讥讽的语言———“那一口牙齿雪白，个个尖锥的，就是壳蟹，浑身带刺的鱼，一咬上都酥了”来形容、象征那么一个“先当保皇派造了反，后当造反派保了皇”，“身材灵活，面貌俊俏，眼睛亮亮，不知大小，下巴尖尖，若有若无”的人事方面一个女干部，真是神来之笔。而这样个性化的一个女人事干部，其实是非常典型的，她（他）们生长于、也适应于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月，作为人事干部，她（他）们不知尊重知识、爱护人才为何事，只知一味以鸣鞭、明枪暗箭整人为乐事，一脸冷冰，风霜，仿佛这就是她（他）们的尊容。而到了阴霾晦暗即将过去，曙光已经在望，即将迎来改革开放新时期某一时刻，这类人的故伎重演，其危害不可低估。“节外生枝”那段就是讲的那个插队知青“黑小子”送她外号叫“貂”的那个女人事干部的邪行。他目睹并承受了她的邪行。一位上了点年纪的遗传学家有七年被迫停止了他热爱的专业工作，回来后渴望回到他的实验室去，他兴冲冲地去见那个女人事干部。“……忽然一个尖利的声音穿过玻璃窗”（那是“貂”在咬人！）：“叫你回来就是落实政策。”又大约两分钟后仍是一声尖叫：“政策组织上考虑，不是你考虑的事儿。”作者继续写道：“玻璃窗上花白头发又往下落，后脑勺也只剩了半个。黑小子仿佛看见一口雪白的牙齿，个个锥子一般！‘什么一传二传，什么有衣穿没衣穿。（按：这个人事“貂”，不知遗传学为何物！所以出口“什么一传二传……”这样的瞎话。但这样的人暂时却仍掌握着别人的生杀予夺大权）现在有碗饭吃就行了。去吧，告去吧，告到中央去吧，去吧去吧。’”那老专家气得脑溢血，当晚就死了。轮到那个黑小子，“貂”说：“工作一般是八大员，集体单位。照顾你到民政局。”“貂”说，民政局根据特长分配，下属单位也多……“貂”住了嘴，黑小子一挺站了起来，“貂”“不觉把这个精神虎虎的高个子上下打量起来，嫣然一笑，甜甜地说‘往后再联系，就这样吧。’”黑小子偏偏这时候张嘴说话：“顶大不过火葬场呗。”引来“貂”歹毒一笔：“本人谈话志愿火葬场为要。”———黑小子因之被打发去火葬场干活。再看专写黑小子哥们的“画蛇添足”这一段。黑小子站在火葬场台阶顶上，一个榧子，使“貂”脑袋嗡地一声跪倒在台阶上。其实黑小子的榧子，并非朝她打的（并非她揣摩的他在报复），而是对来自全国其他地方跟他一样，而今被分配到火葬场干活的知青哥们一个信号，意思是他料事如神（当他帮一个女子修车，认出了她是‘貂’而她并没有认出他，想到她这个人事干部做事的后果，竟使那老遗传学家死亡，不免愤愤不平，遂要了她的手绢，报了老遗传学家的姓名，来作弄她一下，也算是正义对她的警告吧。他料到“貂”必定会来火葬场，他向哥们打了赌，他赢了。这些以前的红卫兵、插队知青围着他们的黑哥们一起畅饮时，自然厌恶阻碍时代前进的“貂”一类人物，而将他们热烈的向往寄托于来日，那就是广开才路，人尽其用，提拔新秀。他们也畅想他们敬佩的黑哥，有天能当个干部局长，专门去做爱惜人才、举荐人才的事。这当然有点调侃的味道。但言为心声，这是民心民意在呼唤。作家这篇“口头文学”小说，虽说篇幅不大，的确创造了“貂”和黑哥们这两个活生生的互相对照的人物。黑哥们虽然在“貂”眼中是所谓“流氓、坏蛋、贼”，工作“低贱”，但真正是心灵高尚，愿意多做好事。而“貂”一类，则是扮演过时的角色，有碍社会进步。总之，《火葬场的哥们》是一篇语言、结构都很讲究，风味特殊（黑色幽默），有创造性，很成功的短篇佳作。
讲究小说艺术的短篇名家林斤澜(3)
将近一年之后，林斤澜发在《人民文学》1981年第9 期的《辘轳井》也是一篇成功的短篇佳作，我们将它发于该期小说的头条。这篇小说我很喜欢。因为《火葬场的哥们》我说多了，此篇只能讲一两句。这是一篇写北京郊区城乡结合部，一个拥有古老辘轳井田园风光、浇水种菜人家几十年的今昔变迁。作者一面是怀旧情浓，引起读者共鸣。的确在工业化进程中，我们有许多人丧失了自己自然状态可爱的田园，而不能不迁居，这是无可避免的过程。小说《辘轳井》中那可亲可敬的男女主人公就是这样的；另一面则是欢呼社会进步的这一进程，连作品中上了年纪的男主人公尤老师傅也参加进去了，找见了自己称心的新工作位置。作品同样是结构谨严，语言精炼、讲究，写作技巧高超圆熟，一瞬间集中了那样多的生活，真真实实的生活。而今回过头来看，像林斤澜上世纪80年代的这两个短篇佳作，进入那时的全国获奖短篇行列，应是毫不逊色的。只是那时评奖可能比较偏重推出新人，有的老作家作品难免有时被忽略。但好作品就是好作品，它们寿命长，不在意一时忽略。
斤澜这些写得最好的短篇小说，正像他自己所说：“这条道上的基本功，少说也有两事：语言和结构。结构有人借用日常用语———组织，也在理。这两事可磨性子，十年八年不一定见成色。非见成色，枉称作家。”这是斤澜多年短篇小说创作实践的甘苦心得之谈，是非常宝贵的。我写斤澜这篇拙文，也是有感而发。因为在我当小说编辑的那个三十年，我感觉，我们出来一大批写小说的作家，但像林斤澜这样在小说创作的实践中思考、研究和讲究短篇小说语言文字及结构等写作艺术的作家，虽然有之，但实在并不多。因之短篇小说的艺术水平比较高超，足供人反复欣赏之作不很多。恰在世纪之交，林斤澜出了文集六卷本，主体当然是他的短篇小说。我建议小说研究者和学写小说者，不妨认真阅读林斤澜的短篇小说，一定会有不小收获。
2004年6月3日完稿
（载《北京文学》杂志）
硬汉子作家苏策(1)
一
我大约是50年代中期知道部队作家苏策。1956年我主持《人民文学》杂志小说散文组工作时，很希望能刊登他的作品。那时他是一位随军进藏作家，已在其他兄弟报刊发表短篇小说，通讯报告等。不久之后，他果然寄来一个短篇。我读后印象颇佳，至少觉得它是一件艺术品，没有说教，创造了一个能让读者进入其间的艺术境界。然而这作品被主编否定了，主要意见是说它“没有什么意思”。现在不去评判主编和我对这篇作品看法上的是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对文学作品的鉴定，那时存在着“左”的思想，所以好的作品有时可能以“缺乏思想”或“思想性不强”而被否定。苏策那个短篇，因为年深月久，具体人物、情节我记不起来了。但对这篇有艺术味儿小说被否定，我似仍耿耿于怀，在1957年头几个月鼓励鸣放时，我给《人民文学》写了《百花齐放三题》短文（载该刊1957年5、6月合刊），其中第二篇“谈鼓励探索”，我说到，对文艺作品，人们往往看重和强调直接宣传效果，而对探索着用艺术形象来表现而不直接宣示“思想”的作品，则往往容易否定。就是针对上述情况讲的。苏策这位作家，从此引起了我注意。
二
苏策的创作和生活，似乎都不大平静。1951年，他在《解放军文艺》创刊号上发表一篇小说《小鬼与团长》，这其实是他在参加一次战役中经历的真人真事基础上写成的小说，也是新中国建立后他写的第一篇小说，却遭批评。批评者问道：为什么小鬼写得比团长突出呢？1957年，他在西藏军区文化部长任上，于西藏日报发表三篇短文《试谈清规戒律》、《业余作者向何处去》、《关于风景描写》，这跟反党反社会主义何涉？却因上级单位一个负责人说西藏军区“没有抓出人”，在1958年1１月，他被补划为右派。那时节，被划右派的人均被剥夺了写作发表的权利。因之我想向他组稿，已不可能。1961年，他因在艰苦的“劳改”中表现好，被摘除右派帽子。1962年刚恢复写作，于1963年在《鸭绿江》杂志上发表一篇叫《白鹤》的小说（故事讲的是北平敌伪统治时期，一位教员给日本宪兵队长送了一张齐白石的画，营救了两个工人），却引起轩然大波，被扣上“阶级调和”、“投降主义”帽子（我还记得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国“作协”内部编印的两册有问题的作品，亦将《白鹤》编入其中），他又不得不暂时搁笔。
我正式认识苏策，已是90年代中期，在北京一个朋友家中。他是一条魁伟的北方大汉，虽已七十大几，仍显身板硬朗，军人的直爽气质不减当年；古铜色的脸有如铜铸，大半生风霜写在这上面。不久我们就有书信往来，读他的书，有时也交流一点对文学现象的看法，我们好像神交已久。1998年下半年，收到他寄来的两册新书，一册是中篇小说集《千言万语》，一册是散文集《关肃霜之死》，均由“内蒙人民”出版。细读之后，好像已很了解他了，关于他的作品和他这个人，也有些感受要说。
三
先说他的小说集《千言万语》。
苏策在这部书的后记中说：“我一生中写了约三百万字作品，水平参差不齐。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这本书中的几个中篇小说，它们全是我在新时期写下的，读者可以从这几篇作品中看到我的自由心态和艺术上的新的视角。”
我同意他上述看法。这六个中篇中，印象最深的，写得最好的，我认为是，发在《中国作家》上的《寻找包璞丽》、《当代》上的《臭棋》和《解放军文艺》上的《千言万语》这三篇。我想着重谈谈《寻找包璞丽》、《千言万语》两篇。
改革开放这十来年，尤其90年代以来，创作上的清规戒律和对创作的粗暴干涉及简单化批评，确实少多了，这对阅历极为丰富、创作上早有抱负的作家苏策，是一次思想的大解放。捆绑心灵和创作手脚的绳索消解了，作家获得一种自由创造的心态，那岂不可以在创作上刻意施展一番吗？像题材的开拓和开掘，过去鲜有的新的人物形象的创造、树立，苏策在《寻找包璞丽》和《 臭棋》这两篇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中，都做到了。《臭棋》使人想起若干年前的《白鹤》，都是以战时在特殊际遇下的中国人与有一定教养的日本鬼子（军人，前者喜爱下围棋，后者喜欢中国画）打交道并战而胜之为题材。但《臭棋》比《白鹤》艺术更讲究，更细致深入，正、反面人物形象刻画也更鲜活。本来在战争中，我们跟凶残、野蛮的日本法西斯野兽斗争，是非常艰巨、曲折、复杂的，而斗争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这在凡是经历过这样斗争的人们中，本是很容易理解的。敌人也是非常复杂、多样的个性，而并非像某些舞台、银幕作品中那样脸谱化，千人一面（有一定文化素养的日本鬼子，不见得比没有文化的，更不凶残、狡诈。只是每个鬼子个性千差万别罢了）。这在今天的读者，也是不难理解的。然而在过去文艺创作上人为清规戒律盛行的年月，谁要写个有点文化教养的日本鬼子，那就犯忌了，不批评你是“美化鬼子”，才怪哩！至于战俘题材，写自己人被敌俘虏，并写战俘在敌营中艰难的生存环境，那更是犯忌的。记得60年代苏联作家萧洛霍夫写了一篇动人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是写一个曾被德军俘虏的红军军人在战后艰辛的处境。中国译介并放映根据小说拍摄的影片后，文艺界负责人周扬曾在一个讲话中说，这个作品是“政治上的和平主义，思想上的人道主义，活命哲学，艺术上的自然主义。”这是因为，也许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对当过敌人俘虏的人的处置，都太严太“左”了。既不如我们的先人，如汉朝对待曾在敌营九年娶妻生子的张骞，汉武帝对他的评价是实事求是，认为他“持汉节不变”，而继续信任，用他。也不如西方国家，如法国，有威望的密特朗总统，就曾是战俘并为了地下抗德的需要而在维希政府里待过。这扯得似乎远了，其实我要说的是苏策两篇以过去战争岁月为背景的小说新作，都以被敌人俘虏和被敌人俘虏过又回到自己队伍的人的遭遇、命运为题材并以他们做作品主人公。《臭棋》写的是养病中不幸被敌人俘虏的一个八路军军分区富有一定经验的敌工科干事，在敌营里以不得已的方式，包括审慎地下围棋（两人都是中国围棋的爱好者，曾将棋艺用于战争的攻防、拼杀之中），同敌人作曲折、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成功地掩护了部分同难战友胜利逃出；而他自己，最后在精神上，包括棋艺上完全压倒敌人并壮烈牺牲。这是一位英雄烈士，作者成功地完成了这个真真实实英雄人物的塑造。不论是对敌方人物栗本少佐或我方主角孔志友，其典型环境、典型性格描写之逼真，细节之准确、丰满，心理刻画之细腻，艺术构造之完整，使人相信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甚至曾设想，这是否有作者亲身经历的影子？其实作者在战争中虽历尽艰险，但并没有被俘过。
硬汉子作家苏策(2)
《寻找包璞丽》这篇，是作者精心构思的一篇力作。我读着，完全被十七八岁年纪，从广东到遥远北方来参加全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年轻姑娘包璞丽，其活跃、美丽，光彩照人的青春个性；以及小说扣人心弦，出人意料又在意料中的事态、故事发展所吸引。随着作品情节进展，女主人公无可避免的悲剧命运愈来愈确定，悲剧的氛围越来越浓郁，我的心趋于沉重.。严酷的战争环境，这青年女子不幸被敌所俘，在那样情况下，她仇恨敌人，对敌斗争的坚定决心没有改变；不仅如此，她还设法将自己同难的同志营救出去。但当她从敌寇虎狼窝里逃了出来，回到自己队伍，这个年轻单纯的女孩，却没有精神准备，也没有经验去面对、去适应组织对她不再信任，以及没完没了的审查，又不允许她回到原来的老部队去。这就注定了她必然的悲剧命运。审查单位既不能用她，也不能长久收留她，只好以“考验”为名，派她到敌人重兵把守的北方一座大城市，去做搜集敌人情报一类的工作。她一个连普通话都讲不好的天真单纯的人，怎么能适应这险恶、复杂的环境，生存下去呢？一个一腔热血的爱国抗日青年，到了这步田地，她的悲剧命运已无法逃脱了。
作家精心构思了她的故事，整篇作品的结构是由一个党史办的年轻人，采访四个见证人，随着情节的发展，人物凸显出来。第一个采访的是位老将军，当年参加松岭战役的老英雄；从老英雄嘴里了解到，真正的英雄是名不见经传的他的同时代人，那时非常年轻、来自遥远广东的一个不到20岁，能歌善舞的姑娘，她名叫包璞丽。是她甘愿牺牲自己，主动以歌舞转移了日军的注意力，掩护了部队，才有可能取得松岭战役的胜利。然而，她却被捕，成了日军俘虏。老将军带感情的叙述，说明他对包璞丽同情和肯定。第二个被采访的是老将军的夫人，她也是个见证人，那时是个保卫干事，正是一年后，包璞丽从敌人那儿逃出，回到部队，当年具体执行审查、监视她的人。将军夫人（那时还未与将军成婚），对她的看法不好，认为她可疑，曾经主张枪毙她，后来上级表示不同意，才改派她去敌占区考验她。老夫人觉得老将军年轻时爱过那女子，她不同意老将军对她的肯定。第三个采访的，是老夫人提供的线索，一个曾被俘，原是我军机枪班长后来被迫在伪军中混事的人，但这人仍保持着正直中国人的良心。他也是个见证人。为了和同难的包璞丽一起逃跑，在敌人逼迫下，他们曾假结婚。包璞丽逃出后，被自己部队派去太原，他曾掩护过她，后来又目击日本人追捕她。这个在解放战争中起义过来的人蒙政府宽大处理。全国解放后，他遂去太原寻找包璞丽的下落；又曾写信给部队老首长，即前述那位将军，见证包璞丽的清白，关心包璞丽的结局。这位前机枪班长是同情、肯定包璞丽的，为她辩护。第四位被采访的是当年敌工站长，他看不惯包璞丽，认为她问题很大，和一个伪军人员（指前述原机枪班长）混在一起，本身就是问题。后来又曾看见她出入舞场，和日本人、汉奸混在一起，更觉得她可疑，起码是堕落了，以后干脆同她切断一切关系。他认为包璞丽最后被日本人处死，也完全可能，因为“鸟尽弓藏”嘛。何况敌人内部也有很复杂矛盾，还“加上争风吃醋———”所以敌工站长对包璞丽是持基本否定态度。但包璞丽究竟下落如何，他也说不上来，只说“她确实是失踪了”。站长最后连批评带劝导年轻的党史工作者：“我觉得你们党史办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抓好。建军几十年，英雄模范数不完，你们不去采访，却花了那么多差旅费，跑到我这里来打听这个女人的情况。”
四位被采访者、见证人，对包璞丽的评价不一样，可以说是一半对一半。读者的判断似乎趋向老将军和前机枪班长，认为他们讲的比较真实，求是。但肯定有读者站在将军夫人和敌工站长一边。还有一个人物———采访者，党史工作者，第一人称的“我”，他无疑是同情包璞丽的遭遇、命运的，但心里也有点儿游移不定。他多么盼望明亮的包璞丽就站在阳光下，但时常有云雾遮盖她。一直到最后，他还想寻根究底：“啊，包璞丽，你究竟到哪里去啦？叫我好找。快说说吧，他们讲的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作者的最后叙述是：“一阵狂风袭来，沙子迷了我的眼———包璞丽的形象消失了，只看见太阳从云层中露出了脸，像是挂在树梢上的一个叹息似的灰白色的圆盘子。”
作家采取的是严谨的现实主义写法。小说是写人物的，他所塑造的五个人物（将军，将军夫人，前机枪班长，敌工站长，党史办青年）以及作品主人公包璞丽，都有其真实的个性生命及典型性。所写敌后环境，包璞丽和那个机枪班长被俘后的遭遇、命运，都富有真实的典型性。作家将女主人公，一连串的遭遇，及最后不清不白的悲剧命运，都留给人们去思考。作品的深刻性在于作者几乎是将情感尽量隐忍在自己心底深处，相当客观冷静地来面对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深层的矛盾，以及人们的看法、歧见最终铸成的人的遭遇、命运的悲剧，包括过去参加抗战的热血青年包璞丽谜样的结局，今天也并非能完全避免的对好人的错误处置。这些都值得人们去研究、思考、探索。我觉得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那像细菌一样常常侵害人们心灵，束缚人们正确行动的“左”的简单化（像将军夫人和敌工站长那样思维和行事的人，可能在我们生活中并不罕见），使人们在历史、现实面前，在事关人的命运这样重要的问题面前裹步不前，不能像真正共产党人那样，坚持实事求是。
硬汉子作家苏策(3)
我是随后读了作者寄给我的散文集中一篇散文《难忘余琼》，才知道小说《寻找包璞丽》女主角真有其人，就是作者在战争初期的恋人余琼。他的怀念文章更带感情，而他写这篇小说，也是希望“为她这个清白的冤魂作诠释”。但如前所说，作者采用的是严谨现实主义写法。即小说只通过作品的艺术形象提出问题，留给读者去思索、研究，而无须做出结论。而结论有时也无法做出来；这也并非一篇小说所要完成的任务。
《千言万语》这篇以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为背景的小说，堪称近年全国发表的中篇中的杰作。作家独辟蹊径，写了一个在一次艰难的山地作战中取得胜利后的年轻连长遇见的，他本人和有关干部、连队战士，“千言万语”，“说不清楚的”尴尬遭遇。这位连长徐勇的形象，被作家塑造得格外真切感人。
夺取敌人一个山顶高地的正面战斗开展前，徐勇的亲密战友、副连长方天荣奉上级命令，带领一支小部队穿插到敌人后边侧翼去。那条路，徐勇和方副连长曾去附近考察过，因地形艰险、复杂，难以通过，徐勇建议取消此次穿插。虽得到团长支持，却被上级否决。及至夺取高地战斗取得胜利，副连长方天荣率领的小部队却没有返回，甚至没有消息。不久敌方却广播了方副连长“投降”的“自白书”，讲得有鼻有眼儿，像真有那回事儿似的。由此上级有看法，波及到连队、徐勇，甚至团部。部队议论纷纷。徐勇当然不信自己的战友，久经战阵，那样一个实在的，积极参加战斗的人，会投降敌人。但是，敌人广播引起的风波，事态还在发展。指导员告诉徐连长，说团部说，不再派人来整理此次战斗胜利的材料；指导员劝他，“你可再不能替他说话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已经有人送来材料，说他平时思想就有问题，牢骚很多———他究竟是怎么回事，谁也不知道。上边对这件事很恼火。你听说了吗，已经有人在嘀咕，说你平时和他关系好———咱们小心别叫牵连上。”而友邻部队战士也跑来取笑连队，“你们连出了叛徒！”闹得本连战士和他们争吵起来。徐勇连长觉得要对连队的荣誉负责，要将方天荣事情的真相弄清楚，只有自己立刻去那现场。他去团部找团领导请示。团长原很欣赏方副连长能干，作战勇敢，他不相信他会出那事，但现在有点儿顶不住了。敌人的广播讲得太具体，方副连长爱人有病，她给他寄了件蓝色风衣，甚至连队情况，他们怎么能了解？关于方副连长牢骚多，几次申请转业回家，徐连长代他解释，那是因妻子残疾，需有人照顾。他也承认方副连长在这方面是有些问题。团长就讲，“按理说，投敌，他是不会的。可是，思想不开展，包袱重，遇到被俘情况，政治上就很难顶得住了。当然咱们讲实事求是，还不能光听敌人的。” 徐勇则说，“我总觉得，他投敌很蹊跷，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仍请求批准他带几个人，顺着那条路去看看。但团长犹豫了半会，终于告诉徐勇：“小伙子，你知道吗？上边打了招呼，不准你出去。”徐勇觉得像一盆冷水从头上泼下来，连打仗抢山头，也没有这般累。可是他仍坚持要去。最后团长透露了自己心里的话：“你以为你们连出了个叛徒，只有你们难过是吧？已经有人在议论着调换我和政委的工作了，你听说了吗？”与连里来的几个战士正在谈话的团政委就更严厉了，政委轻声对徐勇说，“现在你不能去那儿了。”徐勇说，“我知道，政委，上边有人怀疑到我身上了，可是我不去把他的问题弄清楚，对全连同志都没法子交代。”政委说，“可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方天荣平时和你的关系最好，是吧？”政委又轻声对着他耳朵说，“查他的问题，你还是回避一下好。就是为了避免闲话，也该注意点嘛。”团长却走上前去，对着政委耳朵轻声说：“我已经仔细想过了，派别人去真的不如他去合适。情况是非要马上弄清楚不可，不然，咱们两个都被动。我看你就允许他去吧。”政委反过身来对着团长耳朵说，“怎么是我不叫他去？你还不知道吗？”团长微笑一下，“说要审查一下徐勇的，只是一位首长的意见，不是决定嘛！”政委：“刚才师部打电话来，敌人又广播了，说方天荣讲，他一直反对打仗，他们连长和他是一个观点———”这时蹲在地上的徐勇猛跳起来挥着双手：“这全是造谣，全是造谣！原来我还相信小方投敌有点像真的，可这么一说，就是骗人的了。假的，假的，全是假的！方天荣牢骚多，可从来没反对过我们的边疆保卫战。我更没有这种思想。笑话！我还不明白我自己吗？小牛，张海林，我们快走吧，不能再耽搁了。”他没有向团长、政委敬礼，飞快地跑了。
政委急了，“团长，你看，这有点不大合适吧！上边追问下来，怎么说？那里已经有消息，说要撤他的职，送到后方审查。咱们团可不能再出什么事故了！”
“这不公平嘛！”团长厉声说，“方天荣出了问题，可是徐勇是打了胜仗的呀！咱们天天讲实事求是，讲到哪里去啦？敌人的广播是咱们能听的吗？”
政委：“敌人的广播，当然是敌人的广播。可是他广播了，你说上边听了应当怎么办？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他们有什么别的办法？把他审查清楚了，大家不就放心了吗？这也是实事求是嘛。”
硬汉子作家苏策(4)
团长拿出纸烟，不知道为什么，打火机“咔嚓咔嚓”地响，一直没有打出火来，他像是生气地看着打火机说：“他妈的。你们以后怎么处理他，我不管。他这次行动，有什么问题，我完全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