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小说的引录是长了点，但觉得因战争中敌人搞的以假乱真的广播，而引发部队上上下下，围绕对连队两个干部（打了胜仗的连长和已经牺牲，被敌诬陷为“投降”的副连长）的评价、处置，而生出的种种心态、事态上的风波，及各种人物不同的表现、语言，作家的描写实在太精彩了。
当然，后面还有些波折。徐勇从团部回到连队，带着小牛他们出发去方副连长下落不明的森林之前，他看见指导员带着小通信员在收拾副连长方天荣的行李。指导员说：“政委来电话，叫把他的东西送到团部去。”徐勇：“捆行李干什么？要审查的是他的日记、信件和笔记本，把那些送去就行了。”指导员：“我也是这么想，行李应该交给他的家属，可是政委说不行，都叫送到团部去。”徐勇：“难道他们要审查被子、褥子、洗脸盆？”指导员嘟着嘴：“政委说，这事不用你们操心，先把全部东西送来，团部会处理好的。”当他们出发了，指导员在后边叫着：“徐勇呀徐勇，我看你准是疯了，叫谁去不比你自己去好？你还嫌牵连得不够吗？”徐勇没回答，跑出门去，又探头进来说：“指导员，我的东西都在这屋里，如果有人要审查，就告诉他，除了这些，我还欠公家两百元的账，这笔钱，我就是死了也是要还清的。还有，我刚才交了封信给事务长，可能还没寄走，你们可以要来看看。”徐勇跟在小牛后面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心想：“这阵，也许政委正要派人来检查我的东西吧？好在我抢先跑了，不然还真出不来了呢。这一次的机会太宝贵了。我一定要把事情查清楚，他们怎么遭遇敌人？怎么打的？方天荣是怎样被俘的———我还真有点不大相信———”徐勇他们到达那现场与留守在那儿的敌人遭遇，并俘虏了那个已负重伤、身着方副连长蓝色风衣的敌人，方才知晓，方副连长他们去的那条路线，正是敌人早有准备的；方副连长在战斗中被敌人炮弹击中，已牺牲；“投降书”是他们发现、了解了他的遗物中有一封给妻子的未及发出的长信，摘取信中片断内容而故意歪曲编造的。徐勇他们经过千辛万苦将那俘虏抬回驻地，可惜他在半路上死去。徐勇虽然能够证实方副连长出发前是带着那封长信（他曾希望徐勇代他寄出这封家信），但方副连长牺牲的真实情况，却因俘虏死去，而仍然陷于拿不出证据的境地。徐勇返回团部后，即被通知：不要回连了，拿着政治处的介绍信去后方报到。行李卷已派人去代你取来。好像十万火急似的，徐勇由团部一个保卫干事陪着，上了返回后方的卡车。他的战友、曾在那次夺取山头的战斗中冲在前边，这回又同去了解方副连长出事的现场情况并掩护他的黄排长，追上来了，蹲在地上哭起来，喊着要他别走，留下去师里、军里讨个公道。可是军令如山，谁能阻挡卡车开行？黄排长最后仍追着车子喊着：“慢点，慢点！连长，我还借着你钱呢！”徐勇回答：“你记错了，是我欠了公家的钱，”他笑着，“已经用手表、收音机和乐器顶了（读者猜测可能就是那封给事务长的信交代的事情），我———无债一身轻———”
读毕小说，使人感觉，像徐勇连长、方天荣副连长这样的部队基层干部，是多么纯厚、朴实、可爱。徐勇不但作战勇敢，他爱惜部队、连队的荣誉，也对战友的毁誉、名声负责。他相信战友方副连长不可能投降敌人。但是在面对敌人造谣，来自上级强大压力，连队和战友声誉受损情况下，他想的不是个人如何摆脱牵连，而是顶着强大压力，要将事情真相弄清楚。至于个人的死生（在敌人炮火威胁下，他去现场调查，也可能有牺牲生命的危险）、去留（虽然他是打了胜仗的连长，但因受方天荣副连长事情牵连，已经传出在对他审查结束后，将让他复员转业），他是并不在意的。方天荣也很好。妻子在家乡摔伤残废，他服从需要，仍在前线英勇作战，尽自己军人守土卫国之责。他比徐勇参军早，但在上级考虑提谁为连长合适的时候，他无私地主动向上级推荐了战友徐勇。作者笔下，这个连队的干部、战士，像黄排长、小牛等等，也是生龙活虎，塑造得相当真实可爱的。另外，凡是出场的上级干部，像团长那样为人正直、关心下属的领导干部；政委那样对下级“要求严”，一切以上级意愿为转移的政治工作干部，以及连队指导员那样谨小慎微、善于保护自己的人，作家都写得真实、鲜活。整篇小说，结构匀称，针脚细密，读之不嫌其长。小说的艺术，没得说的。
此篇小说的最大价值，仍是留给人们的思考、回味。小说主人公徐勇和他的副手方天荣的遭遇，向人们提出了好些问题。部队团机关的“政工”首脑像团政委那样的人，以及团以上领导机关的人，为什么这样不了解下情，又这样脆弱？一听见敌方广播，便着急不分青红皂白地处置下属了。而首当其冲的是刚打了胜仗，并没有什么过错的连长徐勇。只因他是那个出了事的方天荣的同事。再说对方天荣，他出事，作为更高一级的领导者，难道就没有责任吗？因为当初让他带领一部分部队走那条路线，正是他们的决策。下属（团长等人）提了不同意见，他们没接受。现在证明决策失误，为什么没有人检讨呢？再则，是相信敌人广播，还是相信自己部队的人，相信下属？在这样的领导者，好像倒了个个儿，宣称要“实事求是”，却宁愿相信敌人，赶紧处置下属，连现场事实真相都没去查，就慌忙火急地去收缴、调阅“出事人”身后的“材料”，包括行李卷。还要冤枉好人，审查处置他们眼中的可疑者徐勇。这样做的目的，并非爱惜部队的荣誉，实在是为推卸自己的责任、干系。
硬汉子作家苏策(5)
再进一步往深层想，做这些事的高级和中层领导机关的人，并没有一个是坏人。但可怕的是，他们那一有风吹草动就先“忘记”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却决不忘记整人、整下属，处置人的惯性；这最起码也是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不了解下情，不关心、爱护部属。像这样的领导者无论在部队、地方，恐怕不是很少数。
再往深一层想，还有个观念问题。说是“人是世界最可宝贵的”，“对人的问题持慎重态度”，可就是不宝贵、不慎重。为了凑足百分比，可以将有为青年、忠诚于党的事业的老干部划为“右派”，让人家受苦受难几十年。为人民打江山的老革命，一夜之间可以变成“反革命”。久经考验，功勋卓著的潘汉年，可以打成“敌特”。热血爱国抗日青年包璞丽，被俘，从敌营中跑回来，除了没完没了的审查，便不再有信任。前线部队能攻善战的基层指挥员，好青年、好干部，一旦被怀疑，可以立即处置。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中国传统观念，似乎是重团体，轻个人；重领导，轻群众。从来没有人的个体生命尊严，值得尊重；人人平等、平权，尊重每个个人，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等这样的观念。所以处置起人来，尤其是草野百姓，基层干部等，有时就更轻率了。再就是长期“左”的思想流毒未消。对“坏人”警惕性高，宁愿冤枉一个、甚至牵连更多的人，而不愿放过一个“坏人”。对人警惕多，关心、宽容、信任少。习惯保自己多，替别人着想少。如果都像小说《寻找包璞丽》中老将军那样想着别人的长处、好处，像小说《千言万语》中的徐勇连长那样，对战友的命运充满责任感，那就好了。如果真是承认“人是世界最可宝贵的”，可能对抗战时期的包璞丽，自卫反击战中的连长徐勇和连副方天荣，就不会是那种态度了。
感谢苏策在两篇小说佳作中，都提出了人的命运，“左”的思想细菌以及某些观念、体制的缺欠，对我们生活的侵蚀，对普通人命运的损害，这些理应引起人思考、关注的问题。
总的讲来，我觉得苏策的小说关心国家兴衰和人民大众的命运，以人民的憎爱为憎爱，直面现实、历史，代表了华夏正音，这是非常可贵的。
四
苏策的散文集《关肃霜之死》，是近20年他发表在报刊上散文、随笔的结集，其中有游记、杂文，有多篇精彩的怀人之作。更有一部分是苏策的自叙之作，可以当作他的简传去读。
苏策还有一部传记文学代表作，那就是他写中外知名的名将陈赓将军的传记《名将之鹰》。这书1991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很受欢迎，7000册很快售完，1992年再版。在这之前，已经有几位作者写的陈赓将军传记出版。我认为苏策这本书是以其特有的分量、质量而后来居上。我决无贬低其他陈传的意思。但我认为凡是看过苏著陈赓传的读者都会承认，此传最大的特色是材料不光翔实且准确、精当，的确是传了陈赓大将的神韵、风采，既不夸张、溢美，也不走样儿，而是朴实无华地，就是这样真金闪烁。也可以说是作者多年和陈将军直接接触，有感于心，心血结晶之作。这本书还有个特点，就是耐看耐嚼，有回味。我虽说看过一两遍，但什么时候拿起来，还愿意再读再咀嚼。我想好书之不同于假冒伪劣产品，就在于这样。我读过不少传记作品，经过某些比较，我斗胆地说，这本书在我国新出传记类作品中，乃上乘之作。
五
苏策出身北京书香人家，1937年1月初，抗日战争还没爆发，他受进步老师导引，16岁即去太原投军。其后即在八路军部队直接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他正是在陈赓将军率领的第四兵团，任宣传科长），他是部队老宣传、文艺工作者，能歌、能演，会作曲，会画画，更会写作，乃真正多面手。有时也直接参战，历经许多艰险，九死一生。但这样的人，新中国成立后，进军西藏，当军区文化部长，一边工作，一边写作，没过几天舒心日子，1958年就被追加为“右派”。“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又坐了7年牢。从长期参加战争，到当“右派”，当专政对象，挨整，劳动改造，苏策这几十年，是真正尝遍了人间的咸、酸、苦、辣。而今苦难已变为财富。这对一个作家是多么难得的精神财富、素材宝库啊！
苏策今年77岁。但对于一个真正以写作为生命的作家来说，并不算老，而是写作的黄金期，成熟期。我祝愿，也坚信，他还会给这个世界以独创的佳作。
1998年12月31日下午写完
（载《西南军事文学》1999年）
王蒙和他的成名作
王蒙，一个瘦个子的年轻人，那时在北京市东四区（现为东城区）团工委工作。他向《人民文学》投了他的第一篇小说稿，被编辑选中。这就是第一次变成铅字的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豆儿》，发表于《人民文学》1955年第9期。那年，王蒙20刚出头。编辑部上上下下凡是读过小说原稿的人，都很欣赏作者的才华，他信笔挥洒，却将少年人的心理写得生动传神。当时编辑部具体主政的是严文井、葛洛，他们很重视扶植文学新人，但也强调对他们严格要求，包括从严删改将要刊出的他们的稿子。王蒙这篇《小豆儿》似乎被删削得“苦”了一点，小说的题目也是编者改的。发表后曾引起作者一些不快，写信到编辑部，葛洛接见了他，与之恳谈。
第二年（1956年），王蒙作为青年作家（这时他已有长篇手稿《青春万岁》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席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人民文学》负责联系北京作家的小说编辑谭之仁再次向他约稿。
谭之仁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又去文学研究所（作协文学讲习所的前身）深造，于1953年来《人民文学》工作。他的确是个干练而热情的编辑。1955年底，中国作协安排秦兆阳来《人民文学》具体主政（任常务副主编）。那正是刚刚发表了毛主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和按语的时刻，全国上下似乎正在掀起一股建设的高潮，因而秦兆阳的“施政方针”很强调文学应积极地反映现实，并在组稿和编辑工作中进行一些探索。作为小说组的编辑，我和谭很赞成秦的这个方针并努力付诸行动。
我还记得谭拿着王蒙的新作手稿《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来找我的情景。那已经是深夜，我们都住芳草地的单身宿舍，谭敲开了我的门，向我推荐王蒙的这篇新作，认为它很有新意，尖锐地提出了现实生活中反官僚主义的问题，发表后一定会引起热烈反响和关注。见他如此热情，我也不敢怠慢，连夜读了稿件。第二天上午我与谭交换了对小说的具体意见（我们在肯定小说的总的倾向时也提了些技术性的意见，建议具体商请作者修改），写出稿签，即将稿面呈秦兆阳。
我当时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印象，觉得这是年轻人、也只有年轻人才写得出来的小说。是用年轻人单纯、纯净的眼光来看复杂纷陈的现实，因而又必然是怀着焦灼、渴望、期待的心态来感受现实的一篇作品。小说以表现为主，而非理念（“概念化”）的产物，初看似乎有点儿杂乱无章，而人物形象却栩栩如生，如刘世吾、韩常新、赵慧文以及麻袋厂的王厂长、魏鹤鸣等等人。小说的缺点也许是还少点老练，再就是艺术结构尚不能说是很匀称、完美。但是我和谭做梦也想不到，小说发表后会引起激烈的争议，在《文艺学习》杂志讨论时赞成的、反对的意见尖锐对立，以致引动毛泽东主席在1957年2月27日的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中，还为王蒙的小说说了话，肯定小说反官僚主义是对的，更不能认为首都北京的党的机关内就没有官僚主义。当然毛主席也讲了小说有缺点，但劝批评家，尤其代表新生力量的年轻批评家不要去“围剿”他。
但这一来王蒙的名气也大了；在全国知识界恐怕是家喻户晓。“人怕出名猪怕壮”。尽管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亲自为他说了好话，但几个月后，王蒙还是被错划为右派，《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也被粗暴地定性为“反党”毒草。
我们将稿件交给秦兆阳后，我不记得秦兆阳是否找王蒙谈过（那时我出差去外地了）。秦兆阳的作风是亲自动手为作者修改稿件，尤其他视为重头作品的新作家的稿件。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经秦兆阳修改并改了题目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
而秦兆阳的改稿，在1957年那个多事之春也掀起轩然大波。秦为他在《人民文学》的工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关于秦改稿的功过是非，在这篇小文里不想作出评价。但我赞成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建国以来优秀短篇小说选的编者，他完全尊重作者王蒙的意见，在将这篇小说收入小说选第二集时，采用的是作者原来的稿本，并且恢复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这个原题。有兴趣研究王蒙创作的人，还是读这篇“原装”作品好。
再补充一点，王蒙没有忘记最初向他组稿并最先推荐《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这篇小说的编辑。1984年，《人民文学》杂志举行创刊35周年的庆祝活动，邀请原在《人民文学》工作的一些老编辑参加盛会。时任《人民文学》新主编的王蒙在会上致词时连声说：“谭之仁同志来了没有？我感谢他，他是我的第一个责任编辑。”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白桦和公刘(1)
新中国建立不多久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云南野战军部队曾出现了两位才华出众、在全国有影响的青年新作家、诗人，他们就是白桦和公刘。
白桦，河南信阳人，我有位好友，已逝小说家苏群（蔡明川），曾是白桦和他的孪生兄弟叶楠当年在信阳师范的同学。白桦原名陈佑华，叶楠则称佐华。师范是免费学校，估计两兄弟应是比较贫寒人家的子弟，这可能是促使两兄弟在学校里思想倾向革命的一个因素。白桦于1947年参加中原的人民解放军部队。
公刘也是个笔名，使人想起《诗经》“大雅”公刘篇，它赞颂的是远古部族领袖公刘领导群众创业安居的史绩。取这个笔名的人，至少表明他对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的兴趣。公刘果然姓刘，上学时名“仁勇”，名字也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智仁勇”三字来。我的同时代人、未来诗人公刘，和我一样，童年的成长环境，有抗日战争背景，有抗日歌曲的熏陶。由于日本鬼子进攻，父亲、母亲和十来岁男孩的他，从祖居省会南昌，逃难到了赣南的赣州。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他失学在家。这时他的人生际遇有了新的契机。他是个聪敏、灵动的孩子，喜欢唱抗战歌曲，尤喜当众表演。过剩的精力无处宣泄，恰好有一支抗敌宣传队张贴了告示要开办抗战歌咏班，它写道：欢迎各界男女同胞踊跃参加，年龄不限，职业不拘。小刘仁勇当下大感兴趣。1993年6月公刘重返阔别多年的赣州，回忆自己这段童年情景时写道：“没有征得大人同意，便飞也似的跑去报了名。我自幼热爱音乐，嗓子又好，视唱（即不用先哼会曲谱，张嘴便能直接按谱唱词）能力强更是我的过人之处。小学时代，年年断不了登台表演，从《葡萄仙子》到《渔光曲》到《大刀进行曲》。抗战爆发后学会的新歌更是不计其数，而且无时无刻不挂在嘴边。如今有了个大唱特唱的正经去处，何况还可以学到更新的歌曲，何乐而不为呢？”（见公刘发在《百花洲》文学杂志1994年第2期《毕竟东流去》（———追忆我在赣州邂逅蒋经国先生始末）一文）。那个国共合作、全民抗日时代，试问一个年纪不满11岁，准备进初中念书的孩子，能够判断“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抗敌宣传队”开办的歌咏班，是魔鬼、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而且是老蒋儿子蒋经国当头儿的，小孩子万万掺和不得的，“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深渊、陷阱吗？不用说，小刘仁勇想不到、做不到。我也如此。我比公刘兄小几岁，那时是个初小生，流亡在鄂中。我住的地方，附近就有国军的“远安”部队，他们每天晨练必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大刀进行曲》。我没事，常去看他们操练。那些官长、士兵喜欢我，常摸我的头叫我小弟弟，我也欢喜跟他们玩，从他们的练唱中学会了不少抗日歌曲。记得他们开赴前线前夕，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还摸着我的脸，亲切地对我说：小弟弟，好好读书，将来长大了跟我们一样，也去打日本鬼子。明晰的记忆留在心底，至今视为美好回忆。我的话扯远了一点。我要说的是公刘做梦也想不到：学业之外的、抗敌宣传队歌咏班非正式小歌唱队员刘仁勇，只因此，在歌咏班的表演中，遇见了观看表演的蒋经国秘书徐君虎，由徐君虎的引见而邂逅了时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副处长、后又任赣州专员的蒋经国氏。蒋因刘仁勇热烈的抗日情绪，歌唱和演说的才能而对这个小男孩生出好感，遂嘱咐徐秘书支助这个失学小孩和另一同样情形的小孩进入中学读书。这是发生在1938年秋、冬和1939年夏天的事。半年后，12岁的刘仁勇考进在吉安山区创办的对来自沦陷区学子免收学、杂费及食宿费的国立十三中学，从此和蒋经国先生渐行渐远。当他得知1939年下半年徐君虎因与蒋专员意见不合而离去（徐1949年留在了大陆），中介人的离开，中学生刘仁勇随着见闻、知识增长，人大心也渐大，有了自尊自爱观念，使他决心断绝了和小蒋那些人的联系。1993年我曾去赣州实地采访，当地一位文化人告诉了我公刘童年时与小蒋邂逅的那段故事。之后读到公刘关于这个事情的自述，觉得公刘讲得更加澄澈透明，对事实一点不作掩盖，见出他人品的正直。后来公刘进入高中，面对日益腐败的国民党政权，他的思想渐趋“左”倾，成为学生自治会头儿之一，带头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活跃分子。进入大学，他因参加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游行示威，撰写“罢课宣言”而上了国民党“黑名单”的榜首。从此他彻底摈弃国民党反动政权，选择并走上了一条新路。为躲避搜捕，1948年4月，他流亡香港，以公刘笔名给左翼报刊写稿，初展锋芒，其中有数篇是直接抨击蒋经国的时论。1949年公刘参军，随解放大军进入云南。他和白桦很快成为昆明军区文化部领头人冯牧的部下。在冯牧带领下，他们不畏艰险，几度深入云南边陲，收获了诗歌、小说。
我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期，在《人民文学》这份全国作协的创作刊物上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中，白桦和公刘因其作品的影响，因其文学才华，而分外引人注意。无名作者白桦，在《人民文学》创刊初期，即向其投稿，曾引起小说编辑秦兆阳注意。1953年初，他的一篇短篇小说新作，被当年实际负责《人民文学》编辑工作的文学评论家陈涌、萧殷选中、推出，发在1953年第3期的头条显著位置，这就是《山间铃响马帮来》，一篇描绘云南边陲地区特有生活风情及大军到后军民新气象，文笔清新可喜的作品，白桦一举成名天下知。后来作者很快将其改编成电影拍摄放映，作者和作品的影响更加扩大。而白桦不愧是写作快手和多面手。他既写小说、影剧剧本，还写诗歌、散文。50年代中期他在《人民日报》发过一篇散文《洛阳灯火》，我至今留有印象，那实在是一篇即景生情、情景交融，赞颂洛阳“旧貌变新颜———换了人间”，短小精粹，不可多得的抒情散文佳作。由此可见白桦的抒情气质和文字功力。公刘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呈现了他的创作高潮。对于《人民文学》的编者（1955—1956年主持编政的是秦兆阳），那是可喜的收获季节，诗歌、小说作者新人不断涌现，佳作迭出。而公刘，恰像一位写作弄潮儿，站在一波又一波涌出的新人新作的浪尖上，1954年即被中国作协发展为会员。《人民文学》以显著地位发表黄铁等同志参与，由公刘执笔整理的根据云南路南彝族民间美丽爱情神话改编的叙事长诗《阿诗玛》，民间文学专家们公认这是一篇改编成功的佳作。后来公刘又将《阿诗玛》这一动人爱情神话改编成电影，由上影资深导演汤晓丹执导拍成彩色故事片后，《阿诗玛》这一经典爱情故事在全国更是家喻户晓，影响扩散到国外。从1954年（当年编辑部负责人是从西南军区调来的葛洛）至1956 年，《人民文学》还好几次推出公刘新作组诗，如《西盟的早晨》、《中原》等等，有一回一次就推出他的短诗九首，这对新作家真是礼遇有加，但公刘的诗担当得起。我想其中几首当年脍炙人口的佳作，老读者不会没有印象。如《五月一日的夜晚》、《八达岭上放歌》、《中原》、《夜半车过黄河》诸篇，例如：《五月一日夜晚》那首———
白桦和公刘(2)
天安门前，焰火像一千只孔雀开屏空中是朵朵云烟，地上是人海灯山数不尽的衣衫发辫被歌声吹得团团旋转……
整个世界站在阳台上观看中国在笑，中国在舞，中国在狂欢羡慕吧，生活多么好，多么令人爱恋为了享受这一夜，我们战斗了一生!
1955年5月6日追记，北京当年这首诗发出后，文艺界内外叫好的人很多，都说公刘的确有才华，平易、生动的诗的语言，表达了众多革命者的心声；这样富有内涵，声情并茂的短诗，不是平庸作家写得出来的。我是小说、散文编辑，但是爱看诗，拿公刘的诗与某些革命资历稍老的诗人同时发在该刊的作品相比较，我不能不认为公刘这代年轻诗人，可能将是胜出的一代。公刘曾穿着整洁军装到《人民文学》编辑部作客，我当年观感，公刘属内向———内秀的人，乍见编辑部的人，他脸红红的，似有几分朴讷。
谁也想像不到，白桦和公刘这两个早熟的，受共产党革命思想培育，人民共和国造就的众人瞩目的一代青年作家，后来几十年的命运竟是非常坎坷，这不能不影响到他们的创作。
公刘童年跟蒋经国在抗日战争大环境短暂邂逅的那段历史，既难说是“失足”，也难算“错误”、“罪行”，并且他在参加人民解放军后写的入党自传里已向组织做过坦诚的，“触及灵魂”的交代。而在社会上他已是最有名望的部队诗人之一，他用赞歌来表达他对中南海、对我们军队和人民的热爱，如前文所说。与他同在部队创作室，后来也遭错整的徐光耀说公刘在创作室“诗名较著，文化素质较高”，他的这一评语是客观的。可是在1955年继反胡风运动后开展的全国肃反运动中，公刘不仅难逃劫数，且是重点对象了。因他历史上和逃到台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那点关系；文化素质高，诗的影响又大（胡风集团那些“伪装革命”的人，难道文化素质不高，影响不大吗？），这更成为对公刘“升温加码”，“格外带劲”，“所费时日也大”，“支部几次布置要‘加温’”（徐光耀语）的凭据。所谓“升温加码”、“所费时日大”，那自然是昼夜逼供，期待从被整对象那儿“突破”，被怀疑的敌人成为真正的敌人，那肃反成绩不就“大”了!在这一过程中，如公刘所叙述：“我不是徐君虎（留在大陆的蒋经国前秘书）先生的干儿子（当然更不是蒋经国的），即使在‘肃反’最绝望，我两次自杀未遂的时刻，我被昼夜逼供，只得胡说自己是‘国特’，是‘托派’，我也没承认是徐的干儿子。但是这又有什么用!结论中还是非定为‘干儿子’不可!”（请参看前引公刘著文）肃反中主持公刘一案的那位，50年代初期军（文艺）、民（人民文学）联欢时，我不只一次见过他，挺温和的山东汉子，当然资历比白桦、公刘要老。从徐光耀那篇《忆一段头朝下脚朝上的历史》所披露，当年审查公刘那态势，真可谓一往无前，一不做二不休。那种心理状态社会学者可以研究。我总觉得将这类比自己参加革命晚，创作成绩、影响倒比自己大的青年作家整为“异类”，这中间似有一种愤愤不平或者觉得我比你参加革命早，那些革命诗篇我写不出，你们怎有资格写，那不是僭越、冒充吗!益发气不打一处来。肃反整倒人，难以成功。到了1956年还不得不开“向肃反中被误伤的同志开赔情大会”，这自然是颇不情愿的；这就又改换“诱敌深入”的办法，一再动员别人发言，又是点名又还使用“激将法”，要公刘一定发言。等到公刘谈了两条意见，讲了中国历史上的“瓜蔓抄”，讲了要人道主义（据我所知，公刘被隔离审查时，他刚同新婚妻子成婚）。于是被那位审查者———支部书记记住。反右时公刘虽远在敦煌采访，立即被电召回京，公刘向党“猖狂进攻”的罪案因他讲的那两条意见，当然“顺理成章”成立。这回公刘的“特务”（有人绘声绘影写作发表了一篇小说）、“蒋经国干儿子”的莫须有罪案，公刘再也难以逃脱，且被剥夺发言权，有口难辩。更加可怕的从反右直至“文化大革命”，在极“左”指导思想、路线猖獗的这多年；甚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人帮”倒台，已为公刘拨乱反正、恢复名誉之后，所谓“蒋经国干儿子”、“蒋匪干孙”的阴影还被极少数人摇之舞之（有的还掌握着某种权力），招摇过市，时不时地仍然像梦魇一般挥之不去，沉重压在诗人公刘头上。使一个本该享有自由解放活力的这位老诗人，有时就得忍受这样的精神刺激、折磨，这是多么残酷的世纪阴影啊!在已经过去的将近半个世纪，公刘像好些 1955年、1957年遭错整的正直知识分子那样，屡经磨难，九死一生。他们的时间、精力，许多年都耗在沉重的体力劳动和迁徙流转之中。再坚强的人，也无法抵御一种大环境的侵凌，身心所受的摧损，是难以修复如前了。70年代后期落实政策，曾经风华正茂、雄姿英发的青年诗人，已经变成一个躯体多病的老人，尽管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 、爱诗歌之心依旧，创作方面做出了新的努力，但健康状况却令关心他的人们担忧。而今公刘已逝。这是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
现在我们再回到白桦。政界对这位作家敏感；而作家的参与意识又强的白桦，在文坛简直是一个象征，阴晴晦明的象征。
白桦和公刘(3)
1957年那场运动，白桦像当年相当一些有才华的青年作家那样，难逃厄运，被戴上一顶“右派”帽子。是在鸣放初期，他去昆明鼓励鸣放，结果云南方面坚持要将他划右的。从此他沉寂了二十多年。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人民精神大解放，对未来重又燃起炽热的希望。知识分子则期望，那种视知识分子为“异类”，将阶级斗争扩大化，知识分子动辄得咎，给以惩处的错误政策，不会再来了。有件事情我印象甚深，大约是“四人帮”垮台后的第一个农历新年，中央电视台举办春节联欢晚会，将近结束时，欢庆胜利的人群，纷纷走上舞台跳交谊舞，在翩翩起舞的旋流中，我发现作家白桦也在其列，多年不见了，虽然头发白了，但风姿依旧，精神未改。这格外引人注意。我对家人说：“四人帮”一伙人为虐的年代，肯定一去不复返了；新的时期已经到来。
不久之后，大约1977年4、5月间，有人告诉我，白桦已复出，他从南边过来，现住王府井附近某某招待所。 这多年，他积累了不少素材，手头有作品，你们赶紧去看看他。那时我负责《人民文学》杂志小说、散文方面的工作，于是很快我和一位小说编辑去看了白桦，他的新作话剧《今夜星光灿烂》好像即将由北京一家剧院演出。白桦对我们讲，他有一篇写贺龙的短篇过几天就完稿，问我们要不要。我们当然求之不得，因为6月9日是贺龙元帅逝世八周年，我们正在筹办怀念贺龙的一组稿件。几天后，白桦如约交稿，这是他多年以后交给《人民文学》的第一篇小说，题目是《地上的神仙》，是关于贺龙将军在洪湖苏区的一个传奇故事，发表于当年第6期。白桦仍保留了他诗人写小说的浪漫情调。
这时候的白桦，又到了他写作的快速期。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在北京市新创刊不久、推出了一些新人佳作，风头正健的《十月》文学杂志，发表了他新作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这个作品写的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历程，无非是建国初期能够发挥自己专长的欣悦期，和其后政治运动连绵，知识分子遭整的苦难期，尤其“文化大革命”更达到登峰造极……这是许多知识分子的亲身遭遇，白桦、公刘他们，不也是这样吗! 当然从作品也可看出，白桦有时过于急切地想配合某种政治时尚，心是好的，但效果未必好。那时有个刊物率先写了分析个人迷信危害作用的文章，遭凡是派人士禁止发行，这自然不对。但白桦在《苦恋》电影剧本里将个人迷信问题，也象征性地插上一笔，与情节游离，似嫌生硬。这个剧本的发表当时似未引起公众注意。1981年剧本已由长影富有活力的年轻导演彭宁精心拍成影片。在内部审看时，有的人有些意见。这些意见到了党中央主席胡耀邦那里，耀邦主张将意见梳理成若干条进行修改，并说请文化部电影方面有经验的老领导夏衍和陈荒煤帮助作者和年轻导演修改。消息传到邓小平同志那里，他支持对电影持否定态度的那种意见。五月间这种看法公开见诸报端，给《苦恋》和被拍成电影改名叫《太阳和人》的影片，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帽子。随后邓小平发表讲话，不仅谈了《苦恋》及电影《太阳和人》的问题，还点名批评了文艺界两三个作者的讲话和作品，认为他们有的人也是“放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大大超过了右派的水平。”《苦恋》和《太阳和人》则被禁止发行放映。还批评“党对思想战线和文艺的领导，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于是党中央主席胡耀邦赶紧执行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并向文艺界传达这一指示。《太阳和人》从此不再放映，当然也从没公演过。没有看过电影的多数国人看了报纸的批评不晓得这部电影到底如何。但是文艺界有些人看过电影，我是其中一个。我认为电影拍摄得很美，也还有真实动人的成分，那就是知识分子的心态———爱国的执着和遭受错整时的内心苦楚。这部电影不能面世，真是有点可惜。文艺界看过影片，持我这样看法的人不少。至于电影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不是如批评者所讲的“新社会不如旧社会，共产党不如国民党”，看过电影的人心中有数。事实的真相，不是凭一两篇批评文章就能推倒的。对《苦恋》和《太阳和人》的断然否定是难以服众的。此一公案还待历史鉴定。
我说说这事情的余波。《苦恋》和《太阳和人》的作者白桦，为此而不得解脱。虽说他很快在《十月》杂志1982年第2期发表了检讨文章，题为《关于〈苦恋〉的通信———致《解放军报》、《〈文艺报〉编辑部》。1983年某月我去武汉办事，顺道想去看看白桦，遂由一位知道他的住处、原在部队的作家领我去。那是一处花园式招待所，我们先在白桦住的房内，后来白桦说：走，到后边的花园走走。到了花园，他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只是我觉得关在屋里说话有点沉闷。我懂得他的意思，感觉他心情相当压抑。他对我说：我还要继续写作，但部队我恐怕得离开，找个合适的地方单位，只要能让我专心写作就行。
白桦后来去了上海作协，近十多年，他出版的新著不少。他这不平静的大半生，在自由心态下，我希望他能写出好看耐看的作品，让后代了解那过去的年代。
白桦和公刘(4)
2003年6月29日写完
（载《炎黄春秋》杂志2003年第10期）
肖平这个作家(1)
我说的肖平，是指山东的那个，他姓宋；而非指安徽那位孙肖平。肖平取得全国影响的作品有《海滨的孩子》、《三月雪》、《圣水宫》以及1978年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墓场与鲜花》等等。
《人民文学》这本杂志自1949年创刊以来推出了一大批新作家，而这些作家因其有影响的或第一篇作品（有的第一篇作品即是有影响的作品使其一举成名）是在该刊发表的，遂对该刊有特殊感情。其后又有作品不断在刊物发表，遂对刊物形成特殊关系，即刊物的经常撰稿人、联系对象。在50年代、60年代，与《人民文学》有特殊感情、特殊关系的大批新作家中，肖平是其中一个。
1954年，肖平在山东老家，那时好像还没有名气，是《人民文学》的一位编辑从大量来稿中披沙拣金，发现的肖平这位无名作者的小说《海滨的孩子》。这发现者便是沈从文夫人张兆和，那年她刚刚调到《人民文学》小说组工作。常务副主编、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欣赏这篇文笔淳朴、优美，有浓郁生活气息，擅长写儿童心理的小说，遂立即拍板发表。《海滨的孩子》，是作家肖平的起点。小说篇幅不大，但显露了作者的文学功底、艺术才华，显然不同于一般初学写作者，而预告着一位新作家出世。小说在《人民文学》刊出后，决不是无声无息的，它随后被列入建国后初次出现的一批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序列中，受到奖励，编入选本。
肖平的投稿再次受到《人民文学》编者的青睐那已是隔了两年后的1956年。那时《人民文学》的常务副主编是秦兆阳，他一心扑在振兴《人民文学》上。他的想法是将该刊办成像俄罗斯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主持的《祖国纪事》和《现代人》那样的杂志，有自己独特的编辑思想并不断推出有影响的佳作和文学新人。为此，他日夜付出自己的精力、时间。他住在编辑部大院的东厢房里。他有个嗜好，编辑同仁们下班后，他常摸到他们办公室去，翻阅他们案头来稿，挑拣一些带回自己宿舍阅看。第二天早晨常常出其不意地向编辑们宣示，他在某某编辑桌上，发现了一篇佳作，而佳作的作者们常常是名气不大，或与编辑部素不相识、从不知名的作者。肖平（那时，他的名字对编辑部并不陌生，但应当说，他是位名气还不大的作者）的新作就是这样被秦兆阳从一位小说编辑的案头上发现的。作为刊物负责人，他倒成了《三月雪》小说原稿的第一位读者，第二个是小说组负责人，第三个才是后来的责任编辑，“三级审稿”的顺序一下子倒了个个儿。肖平有幸，小说稿被从众多来稿中选拔出来并立即安排在刊物上以显著地位发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月雪》是1956年发表的最佳短篇之一，也是《人民文学》的编者秦兆阳努力贯彻当年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推出的佳作之一，可以跟《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王蒙）、《爱情》（李威）、《小矿工》（杨大群）等当时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品并列而无愧。虽则这些作品的风格各不相同。
如果说，《海滨的孩子》初次显示了肖平的才华；那么，《三月雪》则是表现了作家的素质、气质、个人风格特点的作品。肖平青少年时代在他的故乡经历了民族争生存、人民求解放的抗日、解放战争，或许是在血和火的战斗和社会的急骤变迁中，看到的、感受的那些参加斗争的，既普通平凡而又具有英雄气质的人们的个人命运，给他的印象太深刻太强烈吧，他总是怀着追忆的深情，表现战争年代、变革年代那些男男女女，他们高尚的情操，美好的感情。当然这些人物的起点并不完全相同，有些当时还是孩子，但经过革命风雨洗礼、血与火的考验，他们成长得很快，“早熟”了。对这一切，作家显然是饱含崇高的敬意、深沉的爱心来抒写的。这给他的作品带来朴实、沉郁而又优美、抒情的风格，令读者倾心。战争既改变着民族、人民的命运，使侵略者、压迫者被打倒，人民舒心地站起来；但无可否认，战争也要付出代价，难免有牺牲。一些优秀的人，包括可爱的年轻生命倒下了，这岂不令人唏嘘！这是人之常情。作家肖平写战争中人的命运的作品，有时也带点淡淡愁绪，我觉得这并非作品的缺点。反而使作品更自然、真实，饱含人情味。《三月雪》是一篇，典型地显现作家肖平个人风格的作品，无论象征女烈士形象的洁白、纯洁的三月雪花朵，从战争中走过来的大学党委书记李维民以及烈士遗孤、女大学生小娟的形象，均是用诗样的抒情色调写成，富有艺术感染力，教人掩卷不忘。小说发表后在读者中，尤其大、中学生中不胫而走，随即被编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并被译成外文。苏联一位文学评论家彼德罗夫给予肖平小说的个人风格以应有的理解和评价，认为小说格调高，富有人情味，作家靠回忆以往美好的事物来写他的小说。但国内反而没有看见这样有分量的评论文章。
我在这年秋天第一次见到肖平。那是《三月雪》刚刚发表不久，我们获悉他在北京师范大学进修，秦兆阳代表编辑部作东，请他来东城康乐餐馆小聚。肖平瘦高个儿，皮肤微黑，戴棕色深度的近视眼镜，一口胶东口音，语调舒缓，微带鼻音，颇有青年学者风度。他是作为教师选入北师大深造的，研究生结业后仍将分配在教学岗位。席间他向我们诉说了自己的苦恼，这就是教师职业与深入生活（他的生活基地是在海滨故乡的农村）和文学创作，毕竟有些矛盾。他还担心被分配到山东故乡以外的省份，这就像鱼儿离开了他习惯的水，创作的源泉可能会干涸。尽管秦兆阳作为一家权威文学杂志的负责人，很同情、支持肖平这位刚刚崭露才华的新作家，期待他创作才能能够充分发挥，写出更多的好作品，而不愿他由于某些客观条件的制约，而在创作道路上遭遇阻滞；但是他无法帮助他改变环境。一个文学团体、一家刊物所能做的最多是帮这样的业余作家请几个月创作假，如果他们需要的话。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某些地方，有的人长期当专业作家，条件不可谓不优越，却写不出任何有社会效益的作品来，好像是靠着过去的资历，“白吃人民的饭”，却没有人“过问”他们的事。
肖平这个作家(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