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严文井说，周扬身处全国文艺界党的领导人的权威地位，他有时也陷于苦恼或惶惑状态，主要是摸不清楚毛泽东的想法、意图。这种“没有把握”，使周扬感觉为难。例如有段时间传出上边对长影拍的一部《荣誉属于谁》的电影有看法，周扬琢磨半天，除了觉得该片较枯燥乏味，实在不知它的问题在哪里。很快党内高层批判高岗，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提出《荣誉属于谁》的问题，其意在批高岗在东北搞个人崇拜。这，谁人能够看出呢？周扬曾说过“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对于一个处在多变年代、风侵雨袭的岗位而又颇为看重自己权力的人，周扬想号准毛泽东的脉，以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的想法是很自然的。
一个在权力场上做事的人，周扬的确在意保持自己在文艺界的权力。1963年至1964年，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两次批示，尤其1964年6月27日的第二次批示，毛泽东直指周扬领导下的各个文艺协会“这些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样相当彻底地否定建国以来中宣部和周扬这位副部长领导下的文艺工作，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周扬从未经历过的，其对中宣部领导和周扬的冲击，可以想见了。中宣部和周扬采取的对策是立即在全国文联各协会系统和文化部开展党内整风。中国作家协会当然是重点，将在大连休养的刘白羽召回北京取代党组书记邵荃麟任作协整风检查组组长；周扬的副手、也是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率领检查组进驻文化部，刘白羽则作为检查组成员，兼参与领导文化部的整风运动。再就是树立“靶子”，即确定各个协会和文化部内的批判对象，一时各协会和文化部的党内整风，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周扬30年代在上海的亲密伙伴夏衍、田汉、阳翰笙三条汉子，“作协”的老资格革命文化人邵荃麟（他1926年参加共产党，有着丰富的地下文化工作经历）以及文化部管电影、戏曲的副部长陈荒煤（30年代后期，他与周扬同为“国防文学”派，在延安“鲁艺”，也是其同事），齐燕铭等，都成为此次整风的重点“靶子”。他们煞费苦心地造出了批判的题目，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论”（由张光年执笔，在《文艺报》发表大块文章《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夏衍的“离经叛道”论等。周扬在整风大会上慷慨激昂地批判田汉“为民请命”的新编京剧《谢瑶环》，阳翰笙的电影《北国江南》，孟超的“鬼戏”《李慧娘》。《文艺报》还自打板子，发表“读者来信”批评1962年发表的，对推动创作，效果很好的《题材问题》专论（这篇专论是张光年撰写的）。周扬可能以为这样大规模地对文联、作协和文化部负责人的激烈批判，可以保住中央宣传部和他们这几位管文艺工作的人。可是他想错了。1964年—1965年他们领导的文化界党内整风的后果，除了邵荃麟、夏衍、田汉、阳翰笙、陈荒煤等等，这些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人物，成为“文化大革命”前夕最早的牺牲品，遭遇了长期苦难；再就是给隔年后江青在林彪支持下搞出的，毛泽东批发的、使文艺界全军覆没的《部队文艺工作纪要》中的“黑八论”，提供了现成的结论，如“写中间人物论”、“反题材决定论”、“离经叛道论”，其“功”不可没也。再就是有两位检查组成员，新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但是，周扬他们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发动，中宣部陆定一、周扬、林默涵等正、副部长，文化部的头儿，这些主管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作的领导干部，都成为最先被抛出的人。
胡乔木和周扬(3)
70年代末，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胡乔木作为邓小平时代参与制定改革开放政策和重要文件（如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人作出了他新的贡献。关于文艺问题，胡乔木作为党中央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负责人也作出了他的贡献，这就是他关于废除 “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提法的讲话，这一重要的文艺政策宣示，也只有胡乔木（而不是周扬）方能充当此一角色。当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人们感觉胡乔木的讲话，也需适应局势的需要。所以人们觉得，他的讲话或会见文艺工作者的谈话，也是“思潮起伏”，有点自我矛盾似的。有时似乎格外严厉，有时却宽容些。作为党中央意识形态的一个宣讲人，他有时似乎也有点身不由己。
周扬复出后，也成为新时期意识形态方面，一个活跃的人物，如他关于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讲话和文章，就发生很大的影响。周扬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苦难和反思，他时常反省自己，向曾经被他整过的人们道歉。他的言行，使文艺界不少人对他产生了新的好的观感。1983年，他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纪念马克思百年诞辰的长文，提出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这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前进和发展，其实是很必要而及时的探索，表现了他的理论勇气，是周扬做的一件好事。虽然文章是他委托几位同道的学者起草的，但也能代表周扬在新时期的最新观点。然而写长文批评他的却是他的老同事胡乔木。周扬为此而有了难言的不好的心情（参看韦君宜《忆周扬》一文）。在周扬，我觉得他应想得开，因为历史自会对他这篇文稿作出评价。而胡乔木，也许又是身不由己地做了一件并不一定孚众望，也避免不了将由历史鉴定其是非的事。
两位当代中国有影响的文化工作领导人已经逝去，他们都有值得人们怀念的地方。
2000年2月10日
（原载《黄河》杂志2000年第3期）
沈从文写《跑龙套》
沈从文解放后沉默了许多年，在历史博物馆默默无闻地做着登记、保管文物等琐细、具体的不为人知的工作。只有他的部分亲友如汪曾祺、黄永玉以及夫人张兆和的同事，跟他常有往来。每当张兆和的同事去看他，沈从文往往显得很热情，说起他发现、保管的心爱文物，则如数家珍。但这些小文人（编辑呀，小说爱好者呀）爱说点当今文坛上的事儿，也常常问及沈从文，“可还在写作？”“您的小说选为什么选得那样少？”……每当这种时刻，夫人张兆和总是以眼色、微小的动作，暗示沈从文“三缄其口”。这种微妙的局势，自然被编辑们感知了。他们知道，那阵子要请沈从文重新拿起笔来是很难的事。张兆和呢？私下里被沈从文戏称为“政委”，意思是说：你是为我“把关”的人，首先是把住我的口舌关，不要乱说乱动啰！
却说1956—1957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双百方针，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发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长文，文艺界自然要努力贯彻。主管文艺界的周扬一再“耳提面命”中国作家协会各刊物的负责人，要“请动”多年搁笔的老作家写稿。周扬对《人民文学》的主编严文井说：“你们要去看看沈从文。沈从文如出来，会惊动海内外。这是你们组稿的一个胜利！”作家严文井早在30年代，就在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副刊发表过最初的作品，跟沈从文私交不错，这时欣然从命，很快跟《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李清泉一起去看望了沈从文。
结果沈从文拿出一篇短小的散文，这就是《跑龙套》，发表于《人民文学》1957年7月革新特大号，被特意安排在本期散文的头条。《跑龙套》是一篇随笔式小文，看似写京剧的“龙套”角色，并对京剧的这些“永远是配角的配角”提出一些改进的意见，娓娓道来，见出沈从文对京剧的热爱、内行。但细心的人不难看出，作家并没有隐讳而是如实地写了他自己在全国解放后的某种心态及当时处境。他在文章的开头写道：“近年来，社会上各处都把‘专家’名称特别提出表示尊重。知识多，责任多，值得尊重。我为避免滥竽充数的误会，常自称是个‘跑龙套’角色。我欢喜这个名分，除略带自嘲，还感到它庄严的一面。因为循名求实，新的国家有许多部门许多事情属于特殊技术性的，固然要靠专家才能解决。可是此外还有更多近于杂务的事情，还待跑龙套的人去热心参与才可望把工作推进或改善。一个跑龙套角色，他的待遇远不如专家，他的工作却可能比专家还麻烦些、沉重些。”在历史博物馆的若干年，沈从文正是以一种从头学起，不怕麻烦、不畏沉重的姿态，勇敢地担起了那些“近于杂务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腔热情地去参与，充分意识到这是为新的国家添砖加瓦，一份值得的不可或缺的行当。尽管有时也带点自嘲的味道，但庄严感是主要的。作家、学者沈从文这种甘心充当“龙套”，“跑”起“龙套”来一丝不苟的精神，实在令人尊敬。当然，随后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为沈从文专心致志地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改变了他那难以发挥专长“跑龙套”的待遇，这又是十分值得庆幸的事。自此以后三十多年，沈从文沉埋于他新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很少再发表文学作品。
老舍“赶任务”
1958年下半年某天，《人民文学》杂志负责人陈白尘打电话给老舍先生，请他就当天《人民日报》重要社论写篇“表态”短文。老舍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并且分管《人民文学》的工作，这样说来，《人民文学》的负责人无疑是他的下级；但老舍又是非党人士，《人民文学》的党员负责人，请他就党报社论写稿，无疑他会把这看成是响应党的号召，他一般不好拒绝，而十之八九要去努力完成的。果然第二天，老舍送来他的短稿。
评论组的编辑立刻将稿件呈送陈白尘。白尘看完稿后，有点哭笑不得地对这位编辑说：“老舍先生搞错了，我是想请他就《争取文学艺术的更大跃进》这篇社论写，谁知他写的是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既然这样，文章发还是发吧。”原来那天《人民日报》有两篇社论，一篇发在第一版，是陈白尘说的那篇社论，一篇“藏”在第二版，是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问题的，这一点，恐怕连陈白尘也没留意。而老舍先生不知出自什么考虑，他选择了就第二篇社论发表感想。
像老舍、曹禺这样的大作家，也包括像陈白尘这样有影响的剧作家，无法拒绝接受带政治性的任务而去“赶”，据我所知，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这类事情时常发生。例如曹禺为配合抗美援朝反细菌战写了多幕话剧《明朗的天》，60年代为了提倡“卧薪尝胆”精神，写了多幕历史剧《胆剑篇》。60年代，喜剧作家陈白尘接受任务写正剧《鲁迅传》（电影剧本），费时数年之久。
近年有些文章论及曹禺、老舍等作家解放后写的作品许多不及解放前的。对这一复杂现象，我觉得不能简单化地对待，而需做仔细的分析，方能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看法。我个人认为谈论这些问题，不能离开作家当时所处的环境，不宜从主观上苛责作家。
仍以老舍先生为例。像赶写短文章之类的“公差”，一年四季在他不会太少的。文学艺术的“大跃进”或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不因老舍先生是否写表示拥护的短文而有所损益，但是他的真正的佳作，如《骆驼祥子》、《茶馆》，却不是任何人能够写出、代替的。尽管是写短文章而又限时完成而又政治色调很浓、非他所长，仍要费去他一些时间、精力；假如他正在集中创作他已经酝酿很久、亟待完成的作品（正是1958年他写出了不朽名作话剧《茶馆》），这就构成了对他的打扰，分散了精力，够烦人了。这还是写小文章，赶一些小任务，如果是接受一个“重大的”任务，需得去采访、了解、熟悉，那就旷日持久，往往只好将自己酝酿成熟、正在进行欲罢不能的创作放下来。而新的“任务”呢？又未必一定能够完成得好。多年以来（至少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文化大革命”之前），老舍先生常常处在想写自己最想写的东西而又无法拒绝、不断接受新“任务”那样一种窘境中。记得有一回也是60年代初期一位编辑上门约稿竟被向来彬彬有礼的老舍先生不客气地“推了出来”（编辑原话），我想这正表现了老舍某种时候的烦躁情绪。
仍是1958年初，作协动员作家订创作规划的时候，老舍先生就告诉过别人，他想写一部自传体小说，他是北京穷苦的旗人，他想写旗人的生活，写自己的童年……但是这样的创作设想并未受到重视，倒是仍然不断地受到其他“任务”的冲击。
60年代初期，不知是哪位尊者生出了奇想，老舍先生在旧时代写出了以人力车工人生活为素材的颇有影响的小说《骆驼祥子》，那么今天何不再写一篇以解放后北京三轮车工人生活为描写对象的《骆驼祥子》的“续篇”呢？老舍先生终于接受了这个建议。为了“促进”老舍的创作，《人民文学》杂志专门抽出一位熟练编辑，陪伴老舍采访，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个时期。遗憾的是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老舍并没有写出反映新社会三轮车工人生活的作品。我曾听那位编辑说，虽说进行了不少次采访（主要是去北京火车站及前门一带，只有那些地方才有三轮车工人）。老舍先生仍然感觉茫然，不知写什么好……
在60年代老舍先生写成的有印象的作品倒是童话剧《宝船》。我还清楚记得那是1961年早春的一天，老舍先生亲切地打电话到《人民文学》编辑部来，说他写了一篇《宝船》，要编辑部去人听他“念一念”。《人民文学》很快发表了这篇充满儿童情趣、语言精妙的作品。而这篇佳作既不是谁派的任务，事先编辑部也一无所知。
“文化大革命”初期老舍先生被迫害致死，这是中国的悲剧，一代文豪带走了多少未及出世也不愿再出世的名篇佳构，造成了永久的遗憾。
1978年，老舍夫人胡挈青托人给《人民文学》杂志送来老舍先生的遗作《正红旗下》。我一看立即明白这是老舍先生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当读完这部仅仅有八章的未完成的小说稿，没有人不会说这是一部杰作，一部永远无法看见完成稿的杰作；一部难得的、独一无二的描写清末、民国初年旗人生活、社会风习的鸿篇巨制；一部艺术上字字矶珠、炉火纯青的作品。
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新时期，我时常设想：假使更早些能够更清醒地处理好文艺和政治的关系；能够按艺术规律办事，不让这些艺术上早已是“大师”级的人们去赶那些大大小小的并非他们擅长而勉强为之的“任务”，充分尊重他们自己的意愿去写他们已经孕育成熟的作品；假使没有那样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将他们身不由己地卷进去……那么，像《茶馆》这样震惊世界的名篇，像《四世同堂》这样的宏篇佳构，在老舍先生，那是完全有希望继续出世的。《正红旗下》这篇未完成的杰作就是一个明证。
赵树理后期的困惑(1)
最近有的评论文章针对前几年某些人对赵树理创作的贬低，而充分肯定了赵树理创作的方向、赵树理小说的现实主义成就和影响等等，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如果认为赵树理的创作道路一直是宽广、顺遂的，不存在前期和后期的差别，也就是说只承认前期的宽广、自如、顺遂，而不承认或者抹煞后期作家的困窘、困惑、不自如，我以为这同样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无助于正视、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老赵如果泉下有知，恐怕也会大声呼喊：“先生，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你听我说……”
老赵现在当然只能缄口不言了。但是作为一个目击者、见证人，我愿说说赵树理后期创作里的苦恼、困惑。
任谁也难以否认，赵树理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以至建国初期，也就是从40年代到50年代初期，小说创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突出成就。从1943年写《小二黑结婚》起始到1955年发表《三里湾》，短短十来年间，他写出了许多篇脍炙人口的作品：《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福贵》、《催粮差》、《邪不压正》、《传家宝》、《登记》等等，真是一篇又一篇，接二连三，如喷泉般涌出来，且多是内容形式浑然统一，艺术圆熟的上乘之作，直至1955年写出描写合作化初期农村生活的小说《三里湾》，观察仍相当敏锐，艺术上有不少篇章仍清新、可喜。这十几年是赵树理小说创作最活跃的时期，他写得那样好、那样多，这正反映了作家在创作中顺遂、自如的状态，他的面前有一条宽广的路。作家对生活的感受、表现，他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跟当时正在进行的伟大变革现实的运动（如打鬼子、打老蒋，农村的减租、“土改”，初期的互助合作运动）是比较协调、一致的，跟党在文艺上的主张、要求（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的文艺上的变革）是比较一致的。作家因之心情舒畅，生活积累和艺术准备“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他在创作上的现实主义，有了充分施展的机会。我姑且管这十来年叫做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前期。
其后的十来年，作家赵树理的生活态度没有变（他对生活始终是热情追求的），对现实的关注———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热忱没有变，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也没有变。这期间他写出了一些作品，如1958年发表的小说《锻炼锻炼》、《灵泉洞》（上部）、60年代初期的《实干家潘永福》、《套不住的手》，其后的《卖烟叶》等，但数量比前期少了，创作的势头明显比前期锐减了。老赵在创作道路上是不是如前期一样感觉顺利、舒畅，通行无阻、宽广敞亮呢？请看实例：
1958年开展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上上下下许多人头脑发热，而赵树理这位深深了解农民，对农村生活和农民有过多年持续研究，政治责任心和艺术良心很强的作家，他发现了农村政策上的大问题———这就是“左”的政策、“左”的估计，所有制的急速“升级”、过渡，与农村实际情况的矛盾。他没有去写盲目歌颂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的小说，而是写了万言书———上书言事，信直接寄交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的主编陈伯达。他信中直陈的真知灼见（在所有制方面他认为当时农民可能接受的至多是小队所有制，遑论公社化！）其结果如何呢？1959年反右倾，他的信被发回作协，他在党内挨了批判。
这几年，他的创作状态是怎样的呢？60年代初期，他曾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户》，并且已做了些酝酿准备。他曾和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谈过《户》的构思，中心是肯定农村的“户”在发展生产中的重要作用。现在看来他的这个看法不光不“右倾”，简直是一种超前的预见。但和当时急于要改变生产队所有制，急于“跃进”、“过渡”的“左”的指导思想自然大相径庭，只能目之为“右倾”。事实上老赵自1959年遭批判后，一直受到压力，说他的农村观点“右倾”。《户》这部作品———尽管作家的生活积累丰富，对生活的观察认识深刻———在当时却没有可能写出来。
作家在生活中观察感受的大量丰富、生动、深刻的东西不能写，只好去寻求他可能写，而又和当时政策不矛盾的题材。于是1958年写了批评“小腿痛”这样落后妇女及干部中的和事佬思想的《锻炼锻炼》，知青题材的《互作鉴定》。1960—1961年煞费苦心地写了与浮夸风相针对的《实干家潘永福》、《套不住的手》。这样，就他所非常熟悉、“拿手”的农村生活、农村题材而言，赵树理的创作天地，他的严格的现实主义所能施展的范围不能不日渐变得狭小。他自然是不愿意这样的。这对他这样一位衷心热爱党、极愿和党保持一致，极愿为人民的文学多做贡献的作家来说，怎么会没有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呢？怎么会有创作前期的那样一种舒畅的心情和舒展、酣畅的艺术呢？
1962年8月，赵树理在大连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上说，对于创作，“我常常一想就碰墙”（见他在8月3日会上的发言记录）。这是他当时创作心态的真实写照。
有人说现实题材不好写，他不好去写历史题材吗？是的，以老赵丰富的生活阅历，他不是写过抗日战争的题材《灵泉洞》上部吗？不是还有他的“南院门口”“够好几百”印象鲜活的人物可以写吗？（请参看赵树理的散文《新食堂里忆故人》）按照文艺上的双百方针，允许题材多样化，老赵应该可以写他的《灵泉洞》下部或者“南院门口”。但是作这样设想的人不了解或者忘记了，60年代中期存在着越来越“左”的文艺政策，不可能真正贯彻“双百方针”。1964年，大连小说创作会议受到批判，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的深化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这是跟赵树理直接有关系的。他是会议的参加者，会上曾充分肯定了他的求实精神和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自大连会议遭批判，创作的路子越来越窄，人物，只能写英雄人物；题材，只允许“写十三年”；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不便接触，动辄被指责为“歪曲了生活”，“丑化了人物”。一批影片遭受粗暴批判，不就是例子吗！赵树理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说他“偏爱”中间、落后人物、“偏爱”“旧人物”和“旧的题材”……这种情况下，他怎样去写他的《灵泉洞》下部或者“南院门口”呢？
赵树理后期的困惑(2)
笔者作为刊物的编辑，在1963年、1964年曾有好些时间“泡”在北京大佛寺街71号赵树理家里，促他写《灵泉洞》下部或者别的什么小说。他曾给我聊过《灵泉洞》下部的构思，“重头戏”是写金虎、银虎两种完全不同的干部，同样参加了民主革命，但一个在社会主义时期掉了队，蜕化变质，忘记了人民；一个继续保持着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你看这不是太尖锐接触了矛盾，批评了一部分干部；不只写了中间、落后人物还写了干部里边的反面人物吗？说到这里，老赵苦笑了，连连摆手：“不知道怎么写好。”
后来在编辑部上上下下轮番向他“催逼”之下，老赵终于答应写篇现实题材的作品，那就是《卖烟叶》。他先交上部。这篇小说辛辣地讽刺了“假红脸”（贾鸿年）、“是啥友”（石三友）这类投机取巧的人物。作协和《人民文学》的某些领导对老赵寄以厚望，期待他在下部着重发展贾鸿年的对立面，那个正面人物王兰的戏。谁知老赵交来的下部并没有着重写青年女子王兰，而是更加偏重写了当年作家眼中农村某些人物投机倒把的社会阴暗面。在文艺界的某些尊者看来，老赵真是“扶不起来的君子”，《卖烟叶》下半部差点儿登不出来。而在1966年春作协召开的专业创作会议上，又一次紧锣密鼓地批判邵荃麟的“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论，而坚持文艺创作的正确方向、坚持革命现实主义道路的赵树理、周立波这两位有影响的作家，竟又一次成了“陪绑”的对象。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肯定赵树理正确的创作方向、道路的同时，把他的创作道路描绘得似乎一帆风顺、无限“宽广”，毫无苦恼、困惑，这不等于是无视1957年后那越来越偏“左”的指导思想对贯彻“双百方针”的干扰，对作家创作的阻抑吗？
韦君宜过生日(1)
一、生日1997年10月中旬，我从武汉老家赶回来，迎接东瀛来的老友、日籍华人作家、企业家张宗植先生。张先生30年代在清华大学就读，是韦君宜的同学。以前，他每次来京，都要去看他在清华时期的学妹韦君宜。这次他来，知道君宜在协和医院的病榻上，因时间紧来不及去看她，嘱我代他去探视。并将原寄存于我处刚刚交给他的一笔稿酬托我给君宜，聊供补充营养。
1997年10月26日上午，我去医院看望一年多未见面的韦君宜。她的女儿杨团也在身边。韦君宜刚从昏睡中醒来，她还是一年前那样子，虽说眼睛半睁半闭，神智却清醒。当杨团扶起她半躺着，说我来看她时，她一只眼睛发亮地看我，点头。我赶紧拉住她的手。我将张宗植夫妇和我新合照照片拿在她眼前指点给她看，而后送给她。她面露微笑。杨团说，我妈妈今天非常高兴。往常这时候，她是要睡觉的。我说，你还是让她躺下休息。 杨团说，涂叔叔，你不知道吧，今天是我妈八十大寿整生日，恰巧叫你赶上了。我说我真幸运，今天正好代表张宗植先生和他夫人春江女士，还有我，三个人祝贺她生日。这时杨团已帮她妈平静躺下。她说，你等着，我拿样东西你看。我一看，是个朴素的本册，上边都是君宜几十年老战友，好朋友，前几天来祝贺她生日，题写的寿联或诗词。我一篇一篇读着，觉得非常精彩、感人。我将它们抄录在本子上。
近日，尊敬的《百年潮》杂志编辑同志向我约稿，我想应将这些佳作请一些出来，与读者共赏。此举希望得到有关作家朋友谅解。
老同学、老战友黄秋耘题写的是：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君宜虽说没有“老当益壮”，但她确实是“宁移白首之心”。这个北京富裕家庭（父亲是留日归来的知识分子，铁路局长）出身的女子，自从1934年进入清华大学读书，18岁参加了壮丽的“一二·九”运动，就将自己整个的青春、生命，献给了共产党领导的民族争自由、独立，人民争民主、解放的伟大事业。这种理想主义的追求，真是“其九死而未悔” 。使她意志格外坚强，生命永富青春光彩，即便到老年仍然如此。这就是秋耘说的“宁移白首之心”吧，她的心是不老的。这对生命是非常强大的驱动力。1986年4月21日，她突发脑溢血，昏迷过去，瞳孔散大。经过医生抢救，她仍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真是死里逃生。活过来做什么呢？她不是为了有一口气而活着，而是要恢复自己的脑子，她要继续写作，写自己人生阅历这一部大书，写那些追求理想的，死去的，活着的战友，写执政党在奋斗历程中应记取的经验、教训。她能下得来床，就练习走路，自我锻炼手脚。起初是别人扶着，后来自己借助器械。仅仅半年后，她就用自己勉强能够活动的手，艰难地写出了第一篇文章。从此一篇又一篇地写。其中写老同学、原教育部长、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的《他走给我看了做人的路》，写老领导胡耀邦的《我所认识的胡耀邦同志》，这些很有分量的文稿，都是大病后写出来的。1991年，她出了两本新书《旧梦难温》和《海上繁华梦》。后一集子中，多篇是重病后的新作 。其后又出版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这些才是更大的奇迹，生命、意志创造的奇迹。1992年春天，我去看她时，她刚摔一跤，腰部跌伤后，身体虚弱，躺在病榻上。然而再去看时，她已经挣扎着起来，扶着器械慢慢走动。不久，她更伏在桌上，用颤抖的手，花了好几天时间，给《传记文学》杂志写了篇纪念清华老同学、革命烈士黄诚的短文。这难道不是“宁移白首之心”吗！
她的老友，诗人、杂文名家邵燕祥写了八行诗：洗了征尘洗脑筋 大梦方醒缠重病焚坑岁月劫馀人 苍天无眼厄斯文已经痛定犹思痛 居然一事堪欣慰曾是身危不顾身 赢得衰年史笔真前两句不用我解释，是指“左”的错误的政治运动，尤其“文化大革命”对革命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疯狂迫害。第三句“已经痛定犹思痛”是讲君宜在大病后撰写，1992年完稿的长篇回忆录《思痛录》，此书稿我作为她的朋友而非约稿者，取得她同意拜读过，是一本通过自己参加革命后亲身经历，秉笔直书，写了经验教训的书，一本沉痛的，非常真切动人、感人的书，一册“爱之深，责之切”的好书。只有君宜这样满腔正义感，执着于自己理想、追求的人，才写得出来。这书稿听说有出版社准备出版，我以为这将是一件有助于社会进步、发展的大好事。这也是燕祥说君宜“赢得衰年史笔真”的明证之一。
再是君宜的同庚、知交，延安时期老战友李锐的诗：露沙之路向延安大砭沟头去又还抢救过关多少劫追求民主自由难这四句诗是大白话，很好懂，意味深长。不用我多解释。“大砭沟”是延安的一个地名，当年韦君宜工作的中央青委（青年工作委员会），就驻在这里。“抢救过关多少劫”，指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在1942年整风开始后不久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发明者康生），诬陷许多爱国革命者为“特务”，他们横遭身心摧残。韦君宜的清华同班同学、夫君杨述从四川带着全家人来参加革命，也被诬指为“特务”，遭隔离审查。这类颠倒敌我，胡乱整人的运动，后来得到纠正。
韦君宜过生日(2)
最后是我以前的几位同事谢永旺、崔道怡、周明（谢、崔、周和我，都是君宜的老部下）写的寿联，也可一观：八十春秋老树新枝一生文采月夜清歌（按：《月夜清歌》是君宜60年代发表的小说名篇。）限于篇幅，其他佳作就不一一引录了。
1998年6月13日(本节原载《百年潮》杂志)二、永 生2002年1月26日，韦君宜与世长辞。这个日子我不会忘记。君宜的诞生及离世都是26日。
君宜的形体虽说离开我们了，但这样的人她的精神是不会死去的，她将得到永生。
韦君宜应算是我的哥哥姐姐辈。我们很早就有文墨沟通。50年代初期，她当《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时，曾派一位活跃的女编辑，到《人民文学》杂志社来，本来是约萧殷同志写篇漫谈青年在阅读文学作品中存在的问题的文稿，萧让我写。那位编辑拿去，被韦发在该刊当年第17期。不久后韦君宜调到中国作家协会，来担任新创刊的《文艺学习》杂志主编。那时她派一位男编辑向我约过谈文学知识一类的文章。我不过是个普通青年习作者，直到此时并未与君宜主编正式谋面，却受到她一再的栽培，深感她对一般青年写作者那完全无私的细心、关心。
1958年，作协宣布在文学青年中颇具影响、发行量很大的《文艺学习》停刊，它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同《人民文学》合并。君宜被宣布是《人民文学》的两个副主编之一，但她并未到任，而是下放怀来县农村，劳动锻炼去了。1959年回京，韦君宜也并未到编辑部上班，而是去长辛店指导工厂业余作者编写工厂史。1958年她下放前夕，我印象深的一件事，是党支部开了一次批评韦君宜“右倾”错误的会。具体内容是说君宜同情她原在的单位一个被划右派的人，为他鸣不平。其实那个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工作、被划右的杨觉，完全是冤枉，他只不过是为他的乡亲递送了一封给上级机关的信，诉说当地干部损害农民利益，搞一平二调的错误。这何右之有？然而他的划右是机关首长拍板敲定的。在当时气氛下，韦君宜实事求是地为他鸣不平，已不止一次地遭批评。这次她下农村改造锻炼之前，支部开会，又要敲打她一回。党员们很难说是真心批她，多是人云亦云地走回过场。而韦君宜这个眼睛里容不下掺进沙粒的性情中人，难掩自己的不服。只见她嘟噜个嘴，口中似念念有词，却不出声。会议也随之草率收场。
君宜这人，别看心里有委屈，但下乡后干起活儿来，却是认真负责，作为一个老同志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一点儿也不含糊。特别是在1958年，在党的领导人鼓动下兴起的大跃进运动中，君宜在农村响应号召而行动起来，已经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我单位有位与她同下去又同处一室的女干部张希至，最了解君宜的秉性。她说：君宜为人热情直爽，不拘小节。她是队长，吃苦在前，农活忙时，差不多夜夜苦战，把我留在家里，替她值班守电话。因为夜里出发太急，她常常穿错了鞋袜，甚至衣服。有时穿了我的一只鞋一只袜，变成了一样一只。人家给她指出来，她才察觉，返回后还向我道歉。但这样与我错穿鞋袜、衣服的事，仍然发生。这可能跟她深度近视，也可能还有点儿色盲有关系。但韦君宜律己特严，对她的夫君也是一样，决不容许他搞一点点在她看来是不应该发生，是脱离群众的特殊化。那天她丈夫杨述坐着小车从北京来看她，她知道了，就是不见。后来杨述只好来到我们的住房，给韦君宜留了一张字条，要我转交她。字条写道：你以后要温柔点！我看了差点笑出声来。这就是韦君宜。
在长辛店两年，君宜全心编工厂史，自己亲自采访、收集材料，辛勤辅助业余作者，很少回城。她的劳作没有白费，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厂史———《北方的红星》一书，据我所知，是那时出版的工厂史中属质量上乘，既有史料价值，文笔又可读的一部。
君宜晚年的传世之作《思痛录》，凡读过的人，无不对它留下深刻印象，不仅对书，也对君宜其人。我还有幸读过《思痛录》未发表的一部分，也是使人难以忘怀的黄钟大吕之作。
接到韦君宜去世的噩耗，我思念着君宜的种种，我深信这位一代人杰、女英豪并未离我们而去。我信笔而写，写了几句挽联，算是我对她的了解和永久的纪念。
挽韦君宜：万难不屈的女战士大彻大悟的真学者理想纯净品格崇高一代英豪当之无愧！
2002年2月20日
建国后第一篇受批评的小说
——萧也牧作《我们夫妇之间》
50年代初期，创刊不久的《人民文学》登了一篇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作者署名萧也牧。作品表现的是进城初期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跟自己战争环境里结合的工农出身的妻子，发生了某些矛盾，通过相互沟通理解、取长补短而达到了共识，增进了感情。小说或许有缺点，如对生活提炼不够，个别语言粗俗。再说得重点，个别细节容易造成像是出工农分子的“洋相”这样的效果。这些都是可以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或善意的提醒的。但一年后在全国范围批评电影《武训传》，大家提高警惕、“擦亮眼睛”的背景下，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问题急骤升级，个别描写上的缺点变成整体的“玩弄人民”、“不诚实”、“新的低级趣味”、“倾向问题”……而作者萧也牧则被咒骂为“高等华人”、“洋场少年”式的人物、“癞皮狗”。这些都出自权威刊物、权威批评家之口，不容讨论，不容争议，好像从此铁板钉钉子似的定了性。于是就造成这样的后果，萧也牧被调离原来的工作岗位，从此搁笔，不再创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率先批评萧也牧作品“倾向问题”的丁玲、冯雪峰两位，数年后也遭厄运。而他们以往的作品随之也遭受粗暴批评，如同当年他们批评萧也牧那样。
我第一次见到萧也牧是在1956年。那时他已在一家出版社工作数年，当编辑。他向他的朋友秦兆阳诉说自己的苦恼，即不管走到哪儿，总有些人在背后叽叽喳喳，甚至直戳他的脊梁骨：“看，这就是萧也牧，高等华人……”甚至还说些更加难听的侮辱性的话。可见已经“定格”的舆论之厉害。
那么，萧也牧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的印象以及听他的同事、朋友、学生介绍的情况，简直跟当年对他的批评相去甚远，可以说是搭不着界。
他是一个朴实的人，又是一个热情而富有创造精神的人；有南方人（他原籍浙江）的机灵，又有北方人（抗战军兴，他一直在北方）的拙诚。
他和一位出身农村的工厂劳动模范结婚，一直情爱深笃。
作为一个作家（他的同辈好友康濯、孙犁、秦兆阳、马烽等都是作家），他放弃了心爱的创作，在分配给他的编辑岗位上甘当无名英雄，十数年如一日，忍辱负重，为促使文学创作繁荣而努力贡献。举其大者，他参加创办并主持编辑发行量很大的《红旗飘飘》丛刊；五六十年代最著名的长篇小说“三红一创”（《红旗谱》、《红岩》、《红日》、《创业史》）的出版，作为深谙创作的编辑，萧也牧其功不可没；此外，还有有影响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徐怀中作）、《太阳从东方升起》（曾秀苍作）、《朝阳花》（马忆湘作）、《高玉宝》等；还有一批青年作家如林斤澜、浩然、胡万春、阿凤、万国儒、滕洪涛等最初出版的作品专集。
为了编好《红旗飘飘》丛刊，1958年，他到处宣讲革命传统和革命故事，而他自己在本单位却仍被补划为“右派”，这自然跟他七八年前发表“坏作品”的“前科”分不开。被错划后，萧也牧并没有因再次给他的不公正待遇而从此消极下来，“事不关己，不闻不问”。他的同事们说，他有一颗“别不住”的心，爱才、爱事业。王蒙不会忘记，在他最倒霉，被“发配”边疆的时刻，是萧也牧全家代表他的出版社去火车站送他。秦兆阳不会忘记，他当了“右派”，被送往广西劳改，数年后在一家刊物发表作品，是萧也牧第一个关注他，出版社亲自派人下去找他。在编辑岗位上，萧也牧还诲人不倦，手把手地带出一批年轻编辑。“文化大革命”浩劫，萧也牧再也挺不住了，以病弱之躯，饱受摧残之后，1970年殁于农村，终年52岁。死前数天，还在参加劳动。没有亲见林彪、“四人帮”倒台，是他的不幸。
萧也牧在50年代因一篇小说遭受不实事求是的批评，其不幸绵延到70年代他生命的终了。然在几十年的坎坷际遇中，他的心仍然是热的、活跃的，为人民文学的编辑出版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人们应该了解他，不应忘记他。
最早的“弗洛伊德主义者”？
——方纪和他受批评的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些》
作家方纪，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具备诗人气质的人。早年在延安，他写过一篇给人印象深刻的纪实作品《阿洛夫医生》。50年代后期他访问大西南，写过热情洋溢的诗篇《不尽长江滚滚来》。60年代困难时期，他在《人民文学》发表写领袖写得很潇洒，鼓舞士气的散文《挥手之间》。
但是他的创作生涯并不顺遂，尤其写小说。1950年3月，他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些》，这是他写的“不连续的故事”中的一篇。两个月后，这篇小说遭到严厉批评，这恐怕是解放后较早挨批评的一篇小说，也是批评中上纲很高的小说。它有两顶帽子“恋爱至上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从此，它顶了“坏”小说的名声。作家方纪顶了写“坏小说”作家的名声。
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些》究竟是怎样一篇作品呢？
方纪以十分敏捷的观察感受，以一枝清新、活泼的笔，通过描写一位美丽、聪慧、爱笑、爱玩、爱唱歌的贫农姑娘在土改中和土改后的处境及一位善做工作、善解人意的村党支部书记（兼农会主席）如何理解她、帮助她（解开她心上的疙瘩），调动了她的积极性（串连青年妇女，动员全村青年参军），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值得深思、有远见的问题：土改消灭了农村的封建制度，还要不要继续消除存在于某些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残余思想，以利继续解放农村生产力？村支部书记何永是好样的，他全面关怀全村人民的心态、情绪，关心青年们的特殊要求———适当的文娱活动、恋爱、婚姻等，谆谆善诱、因势利导，解决他们的问题，结果不仅完成了预定的工作，也使人们心情舒畅、充满活力地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前进。
它怎么变成一篇“恋爱至上”、“弗洛伊德主义”的作品呢？那是因为批评的方法“釜底抽薪”，好像根本看不见作家苦心描写的村支部书记在支持青年妇女小环动员青年参军中所起的决定作用；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攻其写小环对青年的吸引力的某些带夸张色彩的描写），结果就变成了如批评者所说的：“难道我们党在农村中长期对农民所进行的教育和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作用，还不如一个漂亮姑娘所起的作用吗？”这还不是“弗洛伊德主义”或“恋爱至上主义”？其实，实事求是地看，方纪这篇小说的总体思想是和所谓“恋爱至上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不搭界的。小说中的某些夸张描写，即便是缺点，但经过批评者无限放大，就变成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了。这使我想起汉代那首有名的民间诗歌《陌上桑》，它描写一位漂亮姑娘秦罗敷的魅力：“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这样的夸张描写，如果叫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些》的批评者看来，那最早的“弗洛伊德主义者”和“恋爱至上主义者”的帽子，恐怕该提前一千多年送给我国古代的诗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