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肖平果然被分配到一个边远省区大学里工作。1957年下半年到1958年春天，他连续在《人民文学》发表三个短篇，仍是他擅长的故乡题材：《玉姑山下的故事》、《秋生》、《除夕》，前一篇是战争背景，中间一篇过去与今天交错，最后一篇描写现实生活。
但是描写现实的那篇，在1958年下半年遇上了麻烦。平心而论，《除夕》不算肖平的佳作，但也不是什么有问题的作品。它透过一个农村孩子的眼睛，写某处农村的除夕，孩子希望父亲（农业社长）带他上街买爆竹，可父亲还在处理那些没完没了的事务，（从不断的社员来访中，可以看出这个农业社不富裕，资金、物资等方面均有困难，亏了社长巧妙的周旋、对付。）等到晚夕，各家各户鞭炮响了，过年的气氛浓了，而这个等待中的孩子却已沉入睡梦中……正因为作品稍微涉及了某些农村的贫穷，正在急速改变农业社所有制，高唱“向共产主义过渡”的1958年下半年，却显得不大协调了。于是这篇不过数千字的作品，招来一场沉重的挞伐。还是这家曾经大力扶助了肖平的杂志，在这种日趋“革命化”的气氛中，肖平及其作品转眼成了他们“破旧立新”的牺牲品。在这年9月号发表一篇长文《〈除夕〉的讨论和肖平的创作》，像是在小结读者的讨论，实际上是批判肖平作品的一篇专文。由一篇《除夕》而及肖平的其他创作，包括他的一些较好的作品，通统成了“用资产阶级的超阶级观点及人道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代替了集体主义的思想原则”，“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情感世界，不曾给革命风雨冲洗净尽”；“在1956年、1957年右派分子、修正主义者祭起风沙，把世界搅得一片灰暗时，作者从他那个小世界里探出头来自然更加迷离错乱”，“站在了富裕中农立场，变成了促退派”，对于战争，则“流露一脉浅浅的哀伤”……文章给肖平的作品扣了一大堆吓人的政治帽子而无任何有道理的分析和说服力，把实事求是地观察、描写现实，温情、情感、人道主义等等一概送给了“资产阶级”。文章因为是在权威刊物发表的，除了给作者们造成思想混乱，助长创作中的反现实主义、浮夸风，没有任何有益的效果。文章还有一个效果，就是使得本已在艰难处境（离开了故乡的生活基地，没有充裕的写作时间）中运作的肖平的创作，沉寂了数年之久。
肖平再次复出，是在1962年，他仍然有情于扶植了他而又挞伐过他的《人民文学》，他从内蒙向该刊投稿。不幸的是这篇稿件被责任编辑匆忙列入了退稿行列。有幸的是复审时被挽救出来，给予了充分肯定。更有幸的是执行主编（常务副主编）诗人李季，亦充分肯定了它的价值和艺术表现。这篇小说便是《圣水宫》，多好的一篇用奇特而真实的生活，用质朴的情感、精妙的语言再造的艺术品啊！如果可以比喻的话，它的艺术透明纯净得像水晶。不知出自何种审慎的考虑，执行主编将它放在该期小说的末条刊出。但是好作品总是掩藏不住的，《圣水宫》这期刊物在青少年和文艺工作者中争相传看。西安一位作家说：“以后读《人民文学》的小说，应该从后边往前边看！”那意思是说，发在头条的不一定是好小说，倒时常从“末条”发现可读的作品。这在60年代的条件下完全可以理解，编者发作品政治上的权衡有时高于一切。其后，1964年，肖平又在《人民文学》发表一个短篇《于文翠》。据我所知，这篇作品发出后，读者反响是热烈的，编辑部收到来信甚多，纷纷称赞该作。
十年动乱中，已回故乡的肖平，仍遭厄运。1971年全国高等学校复学后，他最有影响的作品《三月雪》再次被挑出来，当作“糖衣裹得最厚的毒草”反复加以批判。1973年，我在体委《体育报》编副刊，趁便去胶东看他，那时他在一所师专任教务主任，默默地而又忙迫地从事教学工作，文学创作无从谈起。
粉碎“四人帮”后，肖平在《上海文艺》发表他的第一篇小说，这就是1978年的《墓场与鲜花》，这篇小说通过“墓场”与“鲜花”的象征形象，某种程度地状写了肖平这几十年的人生际遇和坎坷不平的文学道路：尽管某段时间，天空乌云翻滚似乎走进黑暗的“墓场”，而他对光明前途、对“鲜花”的热爱、信仰，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始终不变。这篇小说有幸入选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
肖平仍然在教学岗位，并没有成为专业作家。或许退休后，他在文学创作上，还会有一番作为。
写于1989年
陈登科“牛棚”题诗
陈登科写得最好的作品，是他的长篇小说《风雷》，这部小说是他解放后长期与淮北老乡生活工作在一起的收获。他经过多年酝酿，数易其稿才写成这部小说。起初作品的名字叫《寻父记》，后来才改题《风雷》。我还记得１９６３年某个时候，《人民文学》杂志缺好的小说稿。我们正犯愁得不行，忽接陈登科电话，说他已来北京改稿。自然，作为他的朋友和刊物编辑，我们要去看看他。去后陈登科谈起他这部即将完稿的长篇。我们请他选一段最精彩能独立成章的给《人民文学》发表，这就是不久后发于《人民文学》头题的《淮北风雪》。这的确是《风雷》中最好的片断。陈登科写风雪淮北荒原上一女子羊秀英摆的狗肉摊，真像枝神来之笔。狗肉烧酒扑鼻的香味、暖味，至今让我垂涎。至于围在女子羊秀英身边，乡村社会那些形形色色人物，也是教人过目不忘。作品刊出后，向编辑部叫好的读者、作家着实不少。
然而“文化大革命”中陈登科却因这部小说而苦难深重。某些整他的人深文周纳，硬说小说是歌颂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四清路线”，为其“树碑立传”。“材料”立刻又到了江青那儿，江青点名陈登科是特务。江青还不是金口玉言？她说陈是“特务”，新四军小通信员出身的陈便立时成了特务，不但关牛棚，挨批斗，还蹲了五年大牢。１９７３年我出差去合肥，想去看看陈登科，那时却气氛森严，当地文化部门管事的人说陈仍受管制，住在青阳县，不准看望。隔了一两年，我才在北京见到他。
某次去合肥，说起他写羊秀英摆狗肉摊的往事，陈登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还在摆狗肉摊现场，作为被江青点名的大‘特务’，挨过示众、批斗呢！我写有一首诗，记录当年情景。”随即将他的诗抄在我的笔记本上：淮海战役炮声终南征途经宿城东城隍庙前吃狗肉随笔写进风雷中城隍庙里蛇神多牛头马面齐出窝阴差挥棒逞凶恶女吊摇扇唱赞歌１９９５年５月２５日写完
我和赵燕翼的交情(1)
1962年初秋，在《人民文学》当小说组长的我，有机会读到甘肃青年作家赵燕翼投来的短篇小说《桑金兰错》，是负责西北片稿件的小说编辑毛承志推荐给我的。在此之前，赵燕翼在全国文坛已颇有名气。茅盾先生评论1960年儿童文学时，就曾对赵燕翼的童话《五个女儿》的“艺术技巧”倍加赞赏。接着上海《文艺月报》连续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三头牦牛的下落》、《老官布小传》诸篇而为文学界所注目。而今他主动给《人民文学》写稿，我自然很高兴。当我仔细读完原稿后，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这是一篇具有浓郁地域和民族特色、而且艺术上相当成功的佳作。三审顺利通过。《桑金兰错》在《人民文学》10月号发表后，立即得到文坛及读者良好反映。文学评论家陈、阎纲等在1963年第6期《文艺报》上，给予肯定的评价，认为是反映甘肃河西地区藏族牧民生活风貌和精神品质，“很有特点”的优秀作品。对国外发行的《中国文学》杂志用英文、法文两种文字将其翻译登载。越南编译的《当代世界短篇小说选》，也将其收入。迨至上世纪70年代初，北京大学编印的文学教材，也将其入选。可见其影响的广泛。
《桑金兰错》，讲述的是祁连山区草原上的藏族牧民，在上世纪60年代初收获牛毛季节里发生的一个生活小故事。主人公桑金兰错，是一位刚嫁到婆家，尚不为人所熟悉的美丽少妇。她身怀绝技，藏而不露。但到关键时刻，不得不“露一手”的时候，一鸣惊人，技压群雄，刹那间在驯牛场上，树起一座令人钦敬的巾帼斗士形象。作者摆脱了那一时代着力倡导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羁绊，尽情谱写了一曲婉转悠扬的高原牧歌，放手描绘了一幅色彩绚丽的藏区风情图画。作者通过人物个性的着力塑造及故事情节引人入胜的展示，不仅给读者很高的审美情趣，同时还折射出中国固有的“柔能克刚”的哲理之光，以及彰显了谦逊美德映衬下的英雄本色。
赵燕翼这篇力作，具有属于作者创作个性的非常独特的想像力和表现力。比如长达万字一篇小说，主人公只说了六句话，每次只说了一个字，而这六个字都是重复的，实际她只说了一个字———“哑！”在藏语中，“哑”字是礼貌而谦逊地表示赞同的词语，包含着“是的”、“好”、“对啊”这样的意思。作者以其淋漓酣畅的笔墨，层层渲染，再加上这个一字千金的“哑”字，就把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刻画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桑金兰错》无疑是燕翼短篇小说的代表作。改革开放新时期，曾任《人民文学》主编，很活跃、有实力的作家刘心武，在给燕翼的一封信中称赞他的《桑金兰错》是“精美的艺术品”（见《人民文学》创刊四十周年纪念册题词），不久前，中国作协的评论家雷达在其编选的（中国）《百年百篇经典短篇小说》一书中，也收入了《桑金兰错》。他们都是很有识见的艺术评论家。
1963年秋季，在主编张天翼倡导下，《人民文学》约请本刊经常联系的七八位青年作家在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举办了一次小型创作座谈会，江苏的方之、陆文夫，甘肃的赵燕翼均应邀参加。常务副 主编李季，请来了茅盾、叶圣陶、张天翼、吴组缃、邵荃麟、叶君健等多位老作家同他们见面，讲话。茅盾在讲话中还特别提到来自西部的赵燕翼的短篇小说《老官布小传》，对他表示关注。会议结束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来看望大家。有个有趣的小插曲，当大家的话题涉及王蒙时，周扬提议，可否将他从北京师院教学岗位上调出，放到生活中去，与群众接触，继续搞他的文学创作嘛！不久，王蒙果然去了新疆。后来燕翼据此写成了随笔《关于王蒙走西口》一文面世，对王蒙一波三折的坎坷人生，增添了一条他“亲闻”的史料。
1964年初夏，编辑部派我去西北组稿，我先到兰州赵燕翼家。他一家四口住的是城里老旧的平房，室内陈设简朴，惟他的书房有一张古色古香的桌子，上面放着笔墨纸砚，还有根雕艺术品，使人感受到一种中国文化氛围。赵燕翼说他爱用毛笔写作。得闲常去山林里拣一点枯树的根，自制成具有一点审美情趣，有生命动感的工艺品。可不，眼下我看见他桌上现摆着的根雕，是一座直立的人形狐狸，细腰丰乳，曲臂长腿，作舞蹈状；形象天成，很少斧凿痕迹，题名《山狐妖女》，给我印象甚深。谈吐中我觉得他多才多艺，知识面广，是一位纯朴的西北乡土知识分子。我请他同去青海，写作或采访，他慨然答应。一路上我对燕翼了解多了些。他家曾是官吏兼书香世家，但到曾祖父去世时，家中已是“空留藏书万卷，却无隔夜之粮”。父亲只好带着全家回到农村老宅躬耕以养活全家。而耕作之余，家中仍不乏弦歌之声。祖父能诗文，擅长绘画雕刻。在家庭环境熏陶下，小燕翼自幼喜欢艺术。九岁时他拣到一根造型奇特的树根，七雕八雕，将其做成昂首奋蹄的一匹木马。祖父观后大加赞赏，特为其题写了百字铭文，中有句云：“举足凌空，不借长风鼓翼；睥睨骀驽，等闭志在万里”。祖父的题词，终身鼓舞着燕翼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燕翼的家乡，靠近藏区的天祝草原，故从小就熟悉藏、蒙、裕固等游牧民族风习。抗日战争时期，他少年投笔从戎，在山丹军马场服役五年，更加深了同少数民族的交往，为他后来写民族风情的文学作品，打下了扎实基础。建国后他成了专业作家，仍背起行囊，深入到河西走廊扎喜秀龙藏族牧区，重温青少年时代度过的游牧生活，激发灵感，开始写藏族生活的小说。收入《草原新传奇》（1964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版）一书的诸篇章，就是这样写成的。
我和赵燕翼的交情(2)
到达西宁，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宣传部长午人都对《人民文学》来青海组稿表示热情支持。因为我是初次来青海，他们建议我们先去看看青海湖和游牧湖畔的藏族牧民，然后再去参观著名的塔儿寺。前一阶段的日程，就这样定了。由宣传部提供交通工具，青海省文联派诗人王歌行，陪同我们到青海湖。我们坐在渔场的小轮船上，在湖上畅游了大半天。举目望去，辽阔的青色的“海”，连接着远处的雪山；幽蓝色波光浩渺的“湖”面，映衬出墨绿色的海心山；还有水天一色的落日夕照，至今还萦绕在我梦中。船上的两餐，主人饷我们以现捞的新鲜的青海湖无鳞鳇鱼，还有炒大雁蛋，无不鲜美无比，别具风味。非亲身品味，难言其妙！
然而最难忘的是换了一只小木船后，在黄昏时将我们送至著名的奇境胜地鸟岛。那时鸟岛四面都是水，不像若干年后成了连着陆地的半岛，昔日风光不再。鸟岛有守护人，住在岛上的小帐篷中。我和燕翼、歌行三人也挤住这小帐篷里。外面不时传来海风呼呼和岛上咕咕雁叫。这样一个独特的夜晚，谁能成眠？淡淡的月色，我们走出帐篷，在岛上自由游荡。遍地是大小不同的鸟类下的大小不一的蛋，大都是一窝窝的，但也有零星散落地上的，据说是鸟儿自动逐出的不能孵化的“废蛋”。我们走出帐篷门时，守夜人嘱咐我们小心翼翼，不要踩着了蛋。他说零星的蛋不能孵化，你们可以拣一两只留作纪念。这个鸟岛上的“居民”，最多的是灰黑色斑头雁，翅膀张开时泛翠蓝色，很好看。还有个头小些的棕头鸥，再就是鱼鹰，别名飞贼，常偷抢其他鸟类窝中的食物。我们在时正值初夏，正是鸟儿“生儿育女”繁殖季节。它们似乎总在忙个不停，往返海面和入海的小河口捕捞小鱼，或带回来喂食还未出窝的小雏儿。还有雄性这间为争夺配偶，强弱之间为叼抢食物或霸占地盘，纷纷攘攘，充满了活跃的生存竞争景象。但也有在一角安静孵卵的母雁，而雄的往往取站着半睡方式，以卫护其伴侣及后代。同一种鸟类，各占一方，同飞同息，具有它们的群体性，维护着各自的领地，免受外敌侵犯。我们是在鸟与鸟层层包围簇拥之中近距离观察它们。但我们很安全。对我们这几个陌生人类的闯入，它们似乎绝不介意，不予理会，从没有攻击之举。当然你走到它跟前，它要避开，为你让路或展翅起飞。鸟类是善良的，是人类的朋友。由此我想到我们要善待鸟类，还是这样和平共处好。人们不要带猎枪侵害它们。鸣声、起降，伴我们短暂入眠，但不久又为它们的鸹噪而惊醒，直至天明。燕翼很满意这特殊难得的鸟岛之夜，不知是否为他创作童话、儿童故事提供了灵感？我们还各捡了两只足有拳头大的斑头雁自动剔除淘汰的蛋，留作纪念。
告别鸟岛，回到青海湖渔场。司机送我和燕翼去公路南侧藏族牧人的帐篷里作客。可能他们事先打招呼了，两行骑马的藏胞夹道远迎我们，还敬天地人三杯青稞酒，要我们当场一饮而尽，盛情难却，只好客随主便。我是头回走进藏胞帐篷。主人懂一点简单的汉语。我和燕翼当即被安排贵宾待遇，席地（地上有藏胞自织的粗毯）坐于首席。我们向男主人询问一些生活生产方面的情况。主客气氛融洽。藏胞唱歌，他们轮换着唱歌，一杯又一杯朝我们敬酒（他唱在你面前，你就得饮一杯酒），这是相互讲礼。我忽然惊奇地发现，女主人摆出一摞考究的陶瓷龙碗，用手随地抓起烧火的干牛粪擦抹龙碗。这都在我眼皮底下，亲眼看着她反复揩抹擦拭，直到将瓷碗擦得明光闪亮。这才将铜壶里刚煮开的香喷喷的酥油茶，一一倒在龙碗里，恭敬地献给客人。
哦！这盛在用牛粪擦过的碗里的奶茶，你喝不喝？
许多年后，燕翼在一篇文章里，谈到顾颉刚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到甘南藏区考察，也曾遭遇这种尴尬场面。当时顾先生无论如何喝不下这碗茶，便趁主人不注意时偷偷将茶泼到帐篷地下的灰土里了。据燕翼事后对我介绍，过去的藏族牧民，认为晒干的牛粪是很干净的东西，用来擦碗最能除去碗里的油渍，根本不存在污秽不洁的观念。我虽然不习惯这样一种风习，但当着女主人那毕恭毕敬满面诚意的神态，便决定，不管怎样，也要爽爽快快地喝下去。我端起碗来，若无其事地一口口品尝着热腾腾的奶茶，确实品出了其味鲜美。我还学着燕翼的样子，拌了半碗青稞糌粑，有滋有味地吃起来（上世纪90年代，燕翼来京，他告诉我，如今的藏族牧民，已改用清水洗涤餐具，用干净的毛巾擦碗了）。我没料到的是，关于我这个来自北京的“贵宾”在藏族帐篷里大喝用牛粪擦过的碗里所盛奶茶而不皱眉头的很平常事，竟被燕翼悄没声儿地特别写信给《人民文学》编辑部，将我作为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的“好榜样”予以表扬，该信还登在编辑部自办的一份小报上。后来我回去看见了大感汗颜！
接着，我们又游览了青海著名的藏传佛教圣地塔儿寺。这里是黄教始祖宗喀巴的诞生地。其建筑及所收藏丰富的文物，充分展示了藏族宗教寺庙文化的精华。最难得的是还承寺管会破例，让我们参观了几个封闭的密宗院所，其收藏之丰富，欢喜佛造型之美妙、多样，除了布质绘画，泥塑彩像，还有回廊式的石质造型，这是藏族宗教艺术创造的高峰，可能在世界宗教艺术作品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只是深藏秘闭，能够有机会欣赏它的人，实在太少。燕翼常年跑藏区，自是司空见惯。他说甘南藏族自治州的拉卜楞寺，其宏伟的规模比之塔儿寺，有过之而无不及。听了真叫人向往不已！
我和赵燕翼的交情(3)
这里还需补充一点。告别青海湖时，鱼场作为礼物，赠送我们两条足有1米来长的大鱼。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市面上食品供应还是相当紧张的，把这两条大鱼带回送给西宁的朋友们，将是难得的一份厚礼。然而那时我们都非常洁身自爱，严以律己。我和燕翼异口同声，婉言谢绝。那两条大鱼，便又重回鱼场冷库去了。
我们返回西宁宾馆，开始第二阶段的日程。为了不打扰燕翼写作，我给他要了个单间（燕翼在青海的费用自然由《人民文学》承担。）我另住一间，以接待写“青海速写”的业余作者们。特邀的青海作家杨友德，则在自己家里写小说。为了做好“青海速写”组稿工作，杨植霖书记抽出时间专门给我谈了可爱的青海，讲了青海兄弟民族及生产建设各方面情况。我的组稿工作还算顺利，一周之内找了青海十来个业余作者，收获七八篇短稿，寄编辑部供其在6月号杂志上选发。“青海速写”专辑如期面世。其中解放军总后勤部驻青海某汽车团的汽车兵王宗仁，写昆仑山汽车兵生活的一篇在《人民文学》刊出后，作者大受鼓舞，后来成长为部队有名的作家。
燕翼那篇小说进展也不慢。他有个习惯，写作时爱在嘴里含一小块人参。他说人参提神，对脑力劳动大有裨益。但我不敢吃。我曾尝试过人参，觉得它上火，所以不宜轻易向燕翼学习。也许人参药力发挥了奇妙作用，燕翼一鼓作气，写出了一万多字的小说。他以牧区发生的雪灾为背景，写一个老牧人和他的孙女，在被大雪围困的绝境中，仍以琴声歌声互相鼓舞斗志，使整个作品自始至终，充满了浪漫而悲壮的抒情意味，题目就叫《琴声三叠》。我看了很是喜欢。便与杨友德写的《女兽医》一并寄往编辑部。
青海的任务完成，我即离开（燕翼交稿后已先我离去，回兰州），经西安转乘长途汽车赴延安组织“延安速写”。我此次西北组稿大约20来天时间，等我回到编辑部才知道在传达、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后，编辑部在常务副主编李季同志设计下实现了革命化改革，包括在选题上更加强调，要“大写社会主义新英雄”。我回来后方晓得杨友德的小说用了，遗憾的是赵燕翼那篇没采用，并且已经退给作者。这大出我意料。但冷静一想燕翼这篇悲壮抒情的新作，可能有点不合时宜吧。相隔十年之后，燕翼重新改写了这篇稿子，题目改为《三月风雪》，先在兰州报刊发表，后收入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短篇小说选集《朝晖》。同年《中国文学》一月号译为英文刊发。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赵燕翼中短篇小说选《冬布拉之歌》，《三月风雪》列为开篇，颇获读者好评。当年燕翼含着人参，辛勤播下的一粒艺术种子，经过岁月尘封之后，终于破土而出，开花结果了。
1977年10月，《人民文学》受国家出版局委托，组织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全国性的专业会议———短篇小说座谈会，不少著名作家到会。燕翼亦被邀参加。会议期间，燕翼和茹志鹃单独前往交道口沈宅，拜会了茅盾先生。他们在文学创作道路上，都得到过茅盾先生的荐拔提携。这次晋见，茅盾扶病接待，勉励有加。三年后茅公逝世，燕翼以沉痛心情写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悼念文章。
此后，燕翼先后被选为甘肃省政协常委、省人大常委及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甘肃作协、文联领导职务，经常有机会到北京开会，我们之间的个人交往，可以说过从甚密了。燕翼从80年代中后期，逐渐将创作重点转向儿童文学。特别是童话创作成绩显著，作品连获大奖，其名篇如《金瓜儿银豆儿》、《小燕子和它的三个邻居》、《鸟语学家》、《白鼻梁骆驼》、《铁马》等，先后被译为英、日、俄等国文本，还出了台湾版。
我和作家赵燕翼以文字之交，结下了深厚情谊，已将近半个世纪。燕翼生于1927年，比我年长几岁，是我兄长，算来已届七六高龄。回眸往事，不胜今昔之感。我祝他全家幸福、快乐。
2002年6月29日完稿于湘江之畔
7月14日北京修订
8月6日再修
（载《纵横杂志》）
1964 年延安之行(1)
我第一次延安之行，是在1964年夏季。我从青海组稿出来，乘火车去西安，然后去铜川，再自铜川坐长途汽车去延安。沿途所见，特别吸引我的是黄土高原上一团深绿色———郁郁苍苍的黄帝陵。就这样，我也没下车去看看。那年月，规矩得很，一心为工作，不宜“游山玩水”。我去朝拜黄帝陵，是在二十多年后的1991年。另一个印象深的地方是洛川。这不仅因为我记得1937年8月中共中央曾在洛川开过一次重要会议；而更加令我难忘的是洛川附近及洛川的地形地貌。抵达洛川之前，我目不转睛、瞅见了被千年风雨切割、剥蚀成陡坡、深谷的黄土高原特殊景观，也可以说是个破碎高原。可是汽车一攀上洛川高地，只见竟是一大片坦荡的平川，再看不到纵横切割的破碎高原了。所以论风水，洛川应是一个很吉祥的嘉宾云集的地方，难怪中共在这里开了个很成功的有时代转折意义———进入一个“新阶段”的会议。我的话有点扯远了，不过这仍反映了当年我头回去延安时，一路上的心情吧。
1964年夏天自青海又去陕北的这次奔波，我肩负的任务是，那时《人民文学》杂志的执行主编（常务副主编）李季，根据当年文艺要更加贴近现实生活的要求，要我用不超过20天时间，去两地组织两组速写，即“青海速写”和“延安速写”。青海的任务完成，我便立即起程赴延安。如果说，去青海，尚能找见向之组稿的作家，如杨友德及我邀约的甘肃作家赵燕翼。到了延安，就只能完全依靠当地的业余作者了。然而人地两疏，时间又甚短促，业余作者在哪儿呢？能否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心里不禁有点儿发怵。
我想，办法还是依靠当地的组织吧。我找到延安地委（后来改为相当于过去地委管辖范围的延安市）宣传部。接待我的是宣传部的年轻干部李彬，但宣传部的其他人也与李彬一样热情助我。我说明来意，他们很欢迎组织当地业余作者写一组具备延安特色速写的设计，并答应帮我找到这些作者。这样我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他们安排我在宝塔山下当年统战部接待宾客、而今是地委的招待所住下。吃住都非常方便。李彬很快联系了延安报社、广播电台、延安文工团、延安中学及师范学校、延安革命纪念馆等单位，那些爱好文学写作的青年人。记得是在某学校一间空闲教室，这些业余作者很快聚齐了，李彬自己也参加了。这是些穿着、气质都很朴素的青年，在教室的木凳上随意落座后，李彬要他们一一自我介绍。我的印象：一个梳短分头的长脸青年，一派书生模样，他18岁，名叫师银笙，是师范即将毕业的学生。还有个中等个儿年轻人，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制服，足登白球鞋。他特别活跃，背一个相机，走来走去似在选镜头，好像要为这次小聚拍照，他名叫兰草，是延安报的摄影记者，也爱好文学。还有个高个儿年轻女子，穿的衣服是灰黑色的，话不多，她叫李天芳，是大学毕业后，从西安来到陕北，当延安中学语文教师，她是到会的唯一女性业余作者。后来她带夫君一起来看我，我才知道，那天在座的延安文工团创作组一位面色略黑、戴眼镜，擅长写诗的雷进前（笔名晓雷）是她丈夫，他们是大学毕业后，一同到延安的一对新婚夫妇。还有一个瘦个子，广播电台的编辑、记者丁工，他爱写诗。还有延安革命纪念馆的苏若望，他比大家年长些，是个中年人。我谈了要编《延安速写》的意图、设想———无非是要请动各位，写自己在延安熟悉了解的受感动的人和事，从不同角度展现今日延安的风采、面貌。既然是速写，当然要真实，不宜虚构；文章要短小、集中，以小见大，侧面或片断描写，不宜面面俱到，没有重心，还要生动活泼，让人爱看。希望你们一试身手，各显神通，相信你们笔下的延安速写，会为《人民文学》新办的这个速写栏目添色。我还说，你们有什么题材或好的故事，也可以在这里讲讲，让我听听，也同大家分享。会上发言的人不是很多，偏重于表示态度，说听李彬讲《人民文学》来了人，大家非常高兴。有的作者说，延安是个好地方，可写的题材从历史到现实都很丰富，只是我们都是业余作者，虽爱好写作，却缺乏指点，水平太低。这回你来了，向我们约稿，给了我们一次学习的机会，很感谢。我说，不必客气，大家一起来切磋吧。谈到可写的具体题材，我记得雷进前讲了延安有丰足牌火柴，体现了延安人发扬当年延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我说好呀，延安有火柴厂，这是许多人不知道的。你们中间谁熟悉，可以写一篇嘛。我还说，首次来延安，虽说时间很紧，但延安不同于别的地方，我一定要挤时间去看看久久神往的那些纪念地。这天下午的聚会很融洽，我感觉我们彼此都没有什么拘束，像是相熟了许久的朋友那样。结束时，我给大家约定了时间，三五天之内交稿。最后，兰草果然给我们大家拍了一张合影照片。此黑白照片，我珍藏至今。
在等待交稿的日子，我没有闲着，李彬帮我安排，热心的兰草、丁工他们，自愿做我的向导。短短数天，我瞻仰和参观了毛主席的旧居杨家岭及枣园。“七大”开会的延安大礼堂。王家坪———毛主席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地方及朱德总司令工作和住过的八路军总部。清凉山解放日报社旧址，大砭沟附近的中央党校遗痕，最后我还去了延安市东郊的“鲁艺”。此外还参观新建的延安革命纪念馆，苏若望兄为我讲解，并赠我有关资料。我还登上了延安宝塔顶端，俯看延安全景，是丁工陪我去的。而兰草在那些革命纪念地还为我拍照留念。 那次“鲁艺”之行特别难忘，因为在上世纪60年代以一座天主教堂为标志的“鲁艺”旧地，虽说已做了拖拉机站，但山坡上几处当年师生们住过的窑洞，尚还保持着原貌。当地还有上了点年纪的居民能够指点给我，当年他认识的文化人，谁谁谁住哪个窑洞。奇妙的是在鲁艺旧地还遇见了来参观的陕西省歌舞团演员，其中有位女歌唱演员麦芝颜以嘹亮甜美歌喉，为当地老乡唱了几曲陕北民歌。
1964 年延安之行(2)
最快给我交稿的是李天芳。不到三天，她即同伴侣晓雷一起，送稿子来了。她以延安枣园的枣为题，写了她对延安的深情。她的文笔是如此妩媚而圆熟，以至我无法在其文上添、减或修改一个字。我因之感知这个年轻沉静的延安中学语文教员，在文学创作路上，已经默默地自我磨炼许久了，将来必定有大的发挥。晓雷写的就是他讲过的丰足牌火柴厂艰苦创业的故事，是一篇可读的速写，他还写了几首诗，后来我推荐给执行主编李季发表，从此他成为《人民文学》常联系的一位诗歌作者。
我手边没有当年刊物，登在《人民文学》1964年第7期四五篇延安速写我已记不完全了。但有印象的是地委宣传部的李彬主动写了一篇，他的文稿短小凝练，内容也好（至于具体的，我却一点都记不起来了），我将它放在头篇。第二篇出众作品，就是李天芳的《枣》了。《枣》“一炮打响”，记得中国作协其后编的散文选集，收入了她这篇。再就是师范学校学生师银笙的《南泥湾来客》，写了天下闻名的垦区南泥湾的今昔变化，内容好，文字也较干净。还有苏若望写的《延安街头》，也颇别出心裁。还有一篇似乎是写一位广东侨乡青年，数年前来宝塔山植树、绿化，改善圣地自然环境的。只是篇名叫什么，谁写的，我记忆模糊；是否是兰草，待考订。他们交稿时间，都没超过我规定的五天之内，我并没对他们的文字做大的删修。我相当满意。编辑部也还满意，于第7期将这组文稿准时推出。社会的反响是好的，尤其文艺界那些怀念延安的老同志；他们也为延安出现一些文学新人而欣喜，打听《枣》等篇作者是做什么的。
此后我跟李彬、李天芳夫妇、师银笙和兰草等都有断断续续的联系。李彬和李天芳夫妇先后调西安工作。大约上世纪70年代末，李彬任陕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来北京开会住翠明庄，我去看他，我们曾畅谈。论他的年岁，而今恐怕已从组织系统退休。李天芳是陕西省专业作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她创作的高潮期，发表、出版的小说（包括中长篇）、散文，儿童文学作品等甚多，较有影响的散文集有《山连着山》、《种一片太阳花》等，长篇则有与晓雷合著的《月亮的环形山》。她是全国著名女作家，曾任陕西省文联和西安市文联副主席。晓雷也在陕西省作协，曾主持《延河》杂志编辑工作。他以写诗为主，但也出版过小说和散文集。担任省作协副主席期间，似也主持过省作协工作。上世纪90年代我去陕西作协时，曾与两位欢叙。发表了《南泥湾来客》的师银笙，原籍虽属山西河津，却是延安地区生长起来的青年才俊之士，师范毕业后即分配至《延安报》社工作，从普通编辑、记者做起，一直做到报社总编辑，延安市委（相当于过去地委）宣传部长。银笙是个工作扎实、肯干的人，写作是个多面手，擅长写通讯报告、散文、小说。这些年，北京一家出版社出了他大部头散文选集，此外他还发表了写陕北革命英豪谢子长的长篇传记，两部写宋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和科学家沈括的长篇小说，受到读书界好评。上世纪90年代，我主持《传记文学》杂志工作期间，曾发表师银笙和兰草写的纪实作品。兰草经过实地调查写成的《两千年前中国高速公路》一文在《传记文学》刊出后，重现了从北方边地直驱关中的千里秦驰道的壮丽历史遗迹，引起中国学术界及考古人士注意。
1991年我重访陕北。先是去黄陵县会见阔别多年的兰草，他已在黄陵文化界工作多年，成为研究人文初祖黄帝和黄帝陵及陕北黄土高原地理、民情的一位专家，出版过有关黄帝和黄帝陵的著作多种，图文并茂（好些精彩图像是他自己拍摄的）。有的是便于大众阅读欣赏的普及读物。自然是这位专家带我仔细瞻仰、观赏了黄帝陵。下半年初秋，我和老伴从山西过黄河经绥德，直趋延安，接着又去榆林地区访问。承时任延安报纸总编辑的师银笙盛情接待，我看望了延安的一些老朋友。我还陪同老伴又一次参观了使人怀念，体现了理想和一种伟大精神的革命纪念地。去银笙熟悉的榆林地区也得到他的帮助。
陕北延州（汉代是上郡，唐代起叫延州，宋以后叫延安府）自古是国土防御的战略要地。土地虽较贫瘠，而资源丰富（如石油、天然气等）；更值得珍惜的则是古往今来，先辈们留下的无尽精神财富资源。因之过去的延州、现代的延安是产生文化艺术人才的富矿、沃土。有了这样的客观环境，只要有适当机遇，就会人才辈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改革开放年代，莫不如此。1964年《人民文学》只不过提供一可供发表的小小平台，延安的文学新人便应运而出。至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破土而出的文化新苗，后来已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他们以自己多年的实绩证明，都是有用之材，对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一定作用。
2005年3月12日写毕
儿童文学作家任氏兄弟(1)
《人民文学》杂志历届主编茅盾（任职1949—1952年）、严文井（执行主编1953—1955年）、秦兆阳（常务副主编1956—1957年）、张天翼（任职1958—1966年），他们都比较关心和重视儿童文学，有几位还是儿童文学作家，自己也写作儿童文学作品。在他们的推动下，该刊总是拿出版面发表儿童文学作品，有时还出专辑。于是从50年代初期、中期，就有一些儿童文学新作家和他（她）们发生了影响的儿童文学佳作面世，如萧平的《海滨的孩子》、杲向真的《小胖和小松》、任大霖的《蟋蟀》、刘真的《我和小荣》、任大星的《雨亭叔公的双筒枪》（发表时用名，后改题为《双筒猎枪》），袁鹰、柯岩的儿童诗等。在这些新作家中坚持以儿童文学写作为主，并长期从事少年儿童文学编辑工作，自己也发现和扶植了一大批少年儿童文学写作新人的，应属任氏兄弟。
《人民文学》1955年第7期发表任大霖的儿童小说《蟋蟀》（它的责任编辑是我们小说组女编辑赵宗珏）后，我认识了任大霖（他曾出席1956年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其后同他打交道较多。《蟋蟀》发表后，影响较大，作者那散文笔法，生动地写几个回乡少年的童心和他们的精神成长，使人想起热爱孩童和小生命的老儿童文学作家谢冰心。后来任大霖告诉我，他在十二、三岁时读到冰心的《寄小读者》，很喜欢，她对小生命的爱，她的爱心，对他后来的写作有影响。50年代中期，我对任大星的两篇儿童小说印象颇深。一是195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的他的儿童中篇小说《吕小钢和他的妹妹》，写孩童的语言及心理个性极生动传神，富有情趣；艺术完美，行文自然，天衣无缝。这是我当年读到的最好一篇写儿童的小说。据说中青社曾增印多次，后来还拍成故事片。再就是《人民文学》1956年第4期发表的他的《雨亭叔公的双筒枪》，这是一篇现实主义杰作，写旧时代一个穷苦、很灵秀小姑娘的悲惨遭遇，她为了给在老地主雨亭叔公家干活得病的哥哥补养身体，夜晚去老地主家的池塘弄几条小鱼，而被老地主的双筒猎枪打伤了腿，不治身死。作者以第一人称一个小男孩（小女孩童年的玩伴）对往事回忆的角度来写，字里行间表露对小女孩不幸命运的深深同情，揭露了老地主的丑陋和狠毒。此作品已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建国以来短篇小说选中。改革开放后任大星重振旗鼓，继续做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写作出版多篇儿童文学作品。我从任大霖那里知道任大星是他哥哥，虽然发过他的《双筒猎枪》（仍是赵宗珏责任编辑，我复审），至今未有机会同他谋面。
从任大霖那儿我了解，他们的父亲，中国文史功底深厚，小时候就教他们读古文、古诗和《史记》，还教他们练习写作。随后，他们又广泛接触了新文学作品，外国的小说、童话作品，喜欢读外国作家写儿童的小说 。契诃夫的《万卡》、都德的《最后一课》、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等。他们都喜爱儿童文学，也喜欢同孩子们玩在一起。任大星当过小学教师，任大霖上过师范学校，所以后来他们从事儿童文学写作、编辑不是偶然的。任大霖发表作品大约比哥哥还早。他十七八岁在师范学校求学就投稿，虽屡遭退稿而不泄气。最早的作品是从1947年开始发在叶圣陶主编的、当时在全国中学生中影响极大的《中学生》杂志、《开明少年》和上海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主编的大公报《现代儿童》版和《小朋友》周刊上的。陈伯吹写信鼓励这个年轻人为儿童写作，认为它跟教育工作属同一目标，是很光荣的职责，望努力为之。有什么困难，请来信，当尽力帮助。任大霖直到1953年从浙江调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才见到他投稿时的这些良师益友。1949年5月他在杭州师范还没读完，因工作需要便调青年干校培训，很快成为浙江团省委宣传部工作人员，下农村去结合中心工作做建团和少年儿童方面的事，接触农村孩子又产生创作灵感，及时写了《给城市孩子的通讯》寄给陈伯吹先生，全部在《大公报》“现代儿童”发表。任大霖的业余写作和本职工作还是有矛盾的。但是他遇见一位理解文学写作、思想开明的领导同志，他认为为少年儿童写作跟团的工作是一致的，不仅没责备他，反而为他发挥他的专长铺路。1953年10月，他被调上海少儿出版社，如愿以偿做适合他的工作。可能他哥哥也在这前后，从财经部门调入少年儿童出版社。
《蟋蟀》发出后，任大霖成为《人民文学》经常作者，其后他又在这个刊物发表多篇作品，《童年时代的朋友》，《在灿烂的星空下》，《天目山下》等我都还有印象。
改革开放后，他又以新作，不断支持《人民文学》。经我手复审发出的就有《心中的百花》、《革命歌词创作法》、《大仙的宅邸》等多篇。后一篇是儿童文学作品。前两篇是表达人民愿望，讽刺“四人帮”的。这些小说当年发表时，都有不错的反响。
任大霖工作繁忙，而笔耕不辍。1986年他寄给我他新出小说集《心中的百花》。书中还夹着一封信，说在过去一些年中，他发表的小说，有《人民文学》和我的劳绩，他一直忘不了，客气地对我表示感谢。我一篇篇读完他的小说。我感觉大霖小说的视野更加扩大了，描写也更加深刻，有他对复杂人性和社会现象准确深入洞悉和对爱与美的执着追求，前者可以《惆怅》、《职称》两篇小说为例。后者可读《芳草碧连天》、《莉莉和她的三个妈妈》这两篇小说。我以为这四篇小说是任大霖的力作。列入中国80年代短篇佳作，毫不逊色。
儿童文学作家任氏兄弟(2)
我去上海，只要有机会，总要会会任大霖。和他最后一次相聚是1987年4月初的一天。
我现在讲讲特殊年月和任大霖的一次见面。那是1974年夏初，我在《体育报》工作，去了一趟舟山群岛的嵊泗列岛，回来路过上海。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文艺界的熟人，不方便去找。但上海毕竟过去是出版中心，到上海来总想找点书。不记得是谁告诉我的，说任大霖此时正负责新组建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几家出文艺类书包括出外国文学的出版单位合并的）工作。我想既是这样，我似可以去看看任大霖。自然我也晓得“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变脸”。以我对任大霖过往的感受，觉得他不是这样的人。于是我决定去他办公地方一见，并找他要点书。其实我只想弄到一本罗玉君翻译的《红与黑》。在一处很大的院子里坐落着很大的平房，有人告知我任大霖在里边一间屋办公。我心里略感忐忑。见了面，任大霖还是老样子，我心安了。所谓老样子，就是还像过去一样热情亲切，问我从哪里来，在上海有什么事要办。我便开门见山地说，要找一本《红与黑》，他满口答应，说请人去库房里找。他问我明天还有什么事，他讲他们明天上午有个活动，欢迎我来参加，顺便将书拿走。第二天上午我的确参加了他们的一次活动，但内容是什么，一点儿都记不起来了。我感觉温馨地从老朋友那儿取走了我要的书。朋友还是朋友，不会随世易时移而变迁。这就是任大霖人品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