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大霖去世几年了，去得早了些，令人惋惜。
2004年6月30日于湘江之畔
浙江三作家
——谢狱、郑秉谦和高光
1957年对于浙江文艺界，可以说是个大灾之年。
浙江向来是人文荟萃之地，尤其文化人出得多。鲁迅、茅盾、徐志摩、郁达夫、夏衍、冯雪峰、邵荃麟……可以举出一长串名字。新中国建立后，浙江文艺界聚集了不少人才。如著名历史学家、杂文家宋云彬先生任浙江省文联主席，五四以来的老作家有黄源、陈学昭等，另外还有些中年作家如谢狱、曹湘渠等，再就是解放后新起的作家如郑秉谦等。1957年2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和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传达后，当时有两个主题，一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党要整风，发动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群众帮助党整风；再就是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这两个主题有内在联系。中央宣传部及中国作家协会的负责人纷纷去到一些省、市，宣传、贯彻毛主席讲话的精神，鼓励大家积极鸣放。如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去上海，另一副部长林默涵去广州，中国作协副主席邵荃麟去浙江杭州。然而在杭州，经邵荃麟鼓励而积极在座谈会上发言鸣放的浙江文艺界人士，在一个月后的6月份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从文联主席宋云彬到几位著名的新老作家陈学昭、黄源、谢狱（时任浙江日报副刊主编）、郑秉谦，还有“作协”的具体负责人郑伯永以及文化界较著名人士，如南下干部、浙江日报的第一副总编高光，省政协副秘书长曹湘渠，几乎都以“向党进攻”的罪名，被划为右派。这些被划的人，其实是很冤枉的，如宋云彬是一向支持共产党的高层民主人士，进步学者。黄源是老左翼翻译家，《译文》杂志创办人。陈学昭留学法国，得文学博士学位，后来又千辛万苦到延安，写作很积极，如早年出版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50年代去茶乡深入生活，写出新作长篇《春茶》。谢狱是老新闻工作者、老共产党员，出色的杂文家、编辑。高光是来自老解放区的新闻工作者，只是业余爱好文学。反右前夕，他曾给《人民文学》杂志寄过一篇《一个党代表的日记》，无非是对党内生活中某些不正常现象有所批评，《人民文学》曾考虑发表。但这却成了他“反党”的一个“罪证”。郑秉谦是出身解放军部队的年轻作家。这些人和“反党”，无论如何是搭不上界的。这样一来，浙江文艺界的有生力量，在反右派斗争中，差不多是“一锅端”了，自然是元气大伤。全国各地的文艺界在反右中都受了伤害，但像浙江这样受重创的，似乎也不多见。
我和谢狱、郑秉谦有些接触，大约是1954年、1956年之际。最先是1954年，郑秉谦在《浙江日报》发表一篇小说《柳金刀和他的妻子》。当时我在《人民文学》杂志兼管地方报刊作品选载这件事，我推荐了这篇小说并建议选载，副主编严文井拍板同意，将它发表于《人民文学》1955年1月号。1955年底，秦兆阳（时任《文艺报》编委）写专文推介这篇小说，认为这篇作品写的那位出身部队的民兵队长在对敌斗争中对群众的感情，写得很动人，并指出郑秉谦是位值得注意的新作家。所以后来郑秉谦被划右，我们很觉意外。谢狱于1956年寄来一篇小说《地下》，我以为是写得很好的一篇小说，其中写的地下斗争环境和党的地下工作者与国民党特务周旋并取得胜利的情景写得很真实动人；可以推测，要是作者本人对这方面生活没有深切体验，这篇小说是写不出来的。再则小说的语言、结构等艺术性方面既讲究、又自然浑成，不像那年月有些作者的作品总有那种装腔作势、不自然，好像做戏的味道；或总受既成模式影响，有那老一套的痕迹。这篇小说，恰恰是以朴实的白描取胜，这正是真正好的小说的妙处。照我看来这篇小说可以发表，遂推荐给了当时的执行主编。主编也觉得作者有生活，也会写。但对作者朴实的白描似不完全欣赏，认为“太客观主义”，主张请作者来京修改这篇小说。作者也应邀来京。但遗憾的是这篇小说未能改得主编满意。我个人觉得，当作者已实现其成熟的构思，要接受别人意见去修改，是相当困难的；有时勉强去改，更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作品虽未能发表，但我对谢狱其人和他那篇小说的印象一直不忘。因之1957年听说他被划右，我觉得非常可惜。
1990年，我主持《传记文学》杂志工作时，有一次浙江之行，愉快地重见了郑秉谦、谢狱，并由郑秉谦引见我以前没见过的高光同志，那时他们的冤案早已平反。高光复出后曾任省文联党组书记和“作协”第一副主席。谢、郑两位退下来后，都恢复了他们喜爱的专业写作。很自然地谢和郑都成为我主编的那本杂志的作者。谢兄阅历丰富，学问底子深，常用伏琛笔名写回忆或评议往事的很精彩的杂文、随笔。郑兄写作路子宽广，除写小说，还擅长写游记，杂志曾登过他写的泰国游记和川、滇纪游，颇受读者欢迎。我很感谢他们对杂志的鼎力支持。高光兄擅长写报告文学和杂文。我拜读过他复出后出版的两册新作《大梦谁先觉》和《边鼓集》，发扬了他过去秉笔直言的特长。可惜前几年他不幸早逝。
1999年9月6日写完
（载广东《读书人报》）
忆胡万春(1)
偶阅最近小报上一则报导胡万春家事纠纷的消息，才知道其人已逝。一个我很熟悉的，建国后成长的作家，一个曾经活跃一时的，很蓬勃的生命，就这样溘然消失。作为他的一个朋友，我的心难以平静。我希望在我的文字里，他又能复活起来。
我第一次见胡万春，是1957年初夏时节。那时我工作的《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还在小羊宜宾胡同三号一处偏僻而幽静的四合院内。一天快近中午，胡万春突然闯了进来，径直来到北屋大厅我们小说散文组。他自报家门：“我是胡万春。”我还记得他当年模样，头发留得很短，个头偏瘦，足登一双白色球鞋，显得十分的年轻、精神。那时他是上海劳动报记者，刚刚去内蒙古参观访问归来，路过北京，就急匆匆来编辑部看望他不曾相识的《人民文学》编辑们。他看见我，说：“你好年轻！”其实这是我正想对他说的一句话。那阵子，我们都年轻。作为《人民文学》编辑，虽然好些人没见过他，但对他，并不感觉陌生。因为他在1956年已经出席过中国“作协”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代表大会，是闻名的上海工人作家，也是这一年，他在上海《文艺月报》上发表的短篇《骨肉》，也是一篇感人的作品。（该作被推荐到世界青年联欢节比赛，后来很快得了世界短篇小说荣誉奖）由于彼此相识了，又不乏好感，自这以后，胡万春和《人民文学》的关系渐趋密切，他成了该刊经常组稿的对象。60年代，胡万春在《人民文学》发表过两篇给人留下印象的小说，一篇是《一点红在高空中》，题目就富含诗意，是描写一个在高空作业的年轻女电焊工生活的，茅盾先生在《一九六0 年短篇小说漫评》中曾对其作了很好的评价，说：“这是抒情诗，也是风景画”。还有一篇《过年》，是从一个小的侧面反映旧时代工人阶级悲惨生活及他们的斗争。胡万春当过童工，这篇同《骨肉》一样，使人觉得，他虽写了不少现实题材作品；但也能从旧社会生活，提炼题材，写出好作品。我们小说组的人跟他混得很熟，尤其小说组两个负责人许以和我，其后还有王朝银、周明等人。从60年代到80年代，我每次去上海，或他来北京，我们都互相往还。以后我虽说离开了《人民文学》，我们的往来，仍然没有中断。
50年代后期，我第一次到他家造访，才知他还大我几岁，且儿女已成群，算是个负担不轻的多子女家庭。我们便从他的家庭谈起。他说，他祖籍浙江宁波，宁波人善经商，好些上海人祖籍是宁波。但他父亲是工人。他向我讲说了他在旧社会的困苦生活。母亲替人帮佣，当奶妈，父亲干过码头工人，轮船上的伙夫、水手，锯木厂工人，却长期失业。他从小想读书却读不起，只念过两年小学，13岁就进工厂做童工。是解放后共产党改变了工人的社会地位，改善了生活和工作条件，他才有可能边工作边学习写作；读书，提高文化，甚至成为一个作家。他忘不了最先支持他练习写作的上海《劳动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的编辑、记者，他所在上钢厂的党委，还有上海作协的老作家们，像魏金枝同志等。初次接触，我感觉胡万春是个易于了解，对生活有热情，健谈，也善于讲故事的人。他的谈话似乎有股魅力，令我有点着迷。我想他之所以由一个普通工人成为作家，绝非偶然。那天，他让家人备了很丰盛的酒菜款待我。虽是头一回到他家中作客，面对他这样一个平易爽朗的人，我也就没有什么拘束了。我们开怀畅饮。我也相当专心听他讲，他讲的是，他正在构思的王刚这个“特殊性格的人”。他那几年正处于创作旺盛期，思维敏捷，脑子里活跃着的人物、题材、构思也多。我乐意听他讲，他也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那天连吃饭带说话，大约六七个小时吧。我告退时，日已西斜。
第二次我们在一起开怀饮酌，大约是1964年冬天。那年他频繁地来京参加各种活动。上半年，他参加文化部在首都剧场举行的1963年以来优秀话剧创作及演出授奖大会，那是一次盛会。胡万春可以说“独占鳌头”，竟有两部多幕话剧得奖，一部是根据他的中篇小说《家庭问题》与人合作改编的《一家人》，一部是名导演黄佐临根据胡万春另一中篇《内部问题》改编导演的《激流勇进》。中央文化部长、中国“作协”主席茅盾先生出席授奖大会并讲话，热情鼓励获奖作者。晚上，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于百忙中又来会见作者们。陪同接见的茅盾先生，当见到胡万春时，先生连说：“难得，难得，祝贺你两个作品得奖。”胡万春忙说：“你在信里边（按：指茅盾先生1962年给胡的信）讲的我作品的不足，我正在努力克服。”茅盾先生说：“你这么严格要求自己，我为你高兴。你以后大有希望啊。”的确，在60年代中期以《家庭问题》《内部问题》等中篇和改编的两个剧本为代表，胡万春的创作质量已大有提高，作品的社会影响也扩大了，他正走向创作的高潮。说实话，这是不容易的，他在创作实践中，已经过多年刻苦努力。话剧《激流勇进》在北京献演，他请我全家看了，我当时印象，无论创作或演出，都有一些特色，也还好看。那年似乎还开了共青团第九次代表大会，时间我记不大确切了，胡万春也是出席代表。冬夜在北京东安市场一家著名日本餐馆，我与他还有上海工人作家张英三人欢聚。是不是这次团代会之后呢？做东的是胡万春。那晚我们饮了白酒、啤酒、葡萄酒三种酒，并接近一醉方休。深夜，我骑着自行车摇摇晃晃地长途奔驰，总算回到了远在和平里的家。这证明胡万春兴奋的程度，我也兴会无前。席间话题，似乎还谈过九次团代会，当毛主席接见出席团代会代表，胡万春也走过去和毛主席握手，并有一张很大的照片。我记得后来这张照片，还挂在他家中。
忆胡万春(2)
1965年5月，在北京，我又一次和他相遇。我们一起自愿去越南参加援越抗美，同去的还有北京工人诗人李学鳌。胡万春去海防附近的工程兵部队，我和学鳌去部署在谅山—河内一线的铁道兵部队。这里可见出我们三人为国效劳，志趣相投（当年叫为“五个伟大”争光）。年底，我们返国，再次在北京相会。回上海后，胡万春很快写出了描写援越抗美的长篇小说《铁拳》。我记得读过这部小说的初稿，那已是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发动了，我工作的《人民文学》和其他刊物一样，很快被迫停刊。那时援越抗美尚属“机密”，就是刊物不停刊，万春这部作品在当年似也难以发出。后来不知道这作品哪儿去了，也没听万春再提它。
我再次见到胡万春，是九年后的1974年。那年，他好像住控江路。我当时在《体育报》编副刊，说是外出组稿，实际是想找没去过的地方观光一番。我去的是舟山群岛北端的嵊泗列岛。乘船返回上海后，我当然想看看好几年没见的胡万春。这天，万春别致地在家里温上绍兴黄酒，我们用牙签叼出煮熟的新鲜螺蛳肉，细嚼慢饮。他徐徐谈着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也相当艰难曲折。起先他是上海“作协”的造反派（这点我早听说过），他和姚文元关系也好（两人在《萌芽》编辑部同过事）。但他同张春桥观点不大一致。不久就认为他“反张春桥”，免去他所有被安排的职务，长期下放钢厂劳动。后来有人建议他给张春桥写信检讨自己。我那次见他时，他处境已略好一些，允许他一面在生活中改造自己，一面写作。好像当时上海一家文艺刊物还煞有介事地发过一篇短评，题目叫《走出彼得堡》，据说是张春桥授意写的。据万春说，是以他为例，说明一个作家应多看点“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以便端正世界观，重新写作。他说他已写了短篇新作，将在一家报纸发表。万春还给我谈了些别的，如当年一位编上海党刊，也擅写小说的业余作家，《人民文学》也曾联系过的，现今是王洪文的秘书。毛主席接见王时，他有时也在场。万春跟“工总司”的人有接触。他听人家告诉他，这位秘书讲，毛主席对他们说，要多读点历史书，还给他们开了篇目要他们读。我听了万春转述，觉得颇有启发。我本来就爱读历史书，大约在这之后，读得更起劲了。近来我读了一部写“大秦帝国”的大书，我发现就是当年那位秘书写的，他很可能受过毛主席谈话的直接启示吧？万春这个朋友，我从他的见闻中是能得到帮助的。
1987年，我接手编《传记文学》杂志，去上海组稿时又去看了胡万春。这时他在香花桥路还有一处住宅，我是在这里见的他。这可能是“四人帮”粉碎后，我第一次在上海见他。他的创作有了新起步，小说《蛙女》在上海报纸上连载时反响不错，还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听说收视率也蛮高的。他在创作上仍有抱负，记得他同我说过，想写一部以上海为题材的大部头长篇小说，他已开始构思。开头，他想从黄浦江悠然的钟声写起。这回在上海，他帮了我很大的忙，介绍一位年轻的陶红珍女士与我相识。那时《传记文学》杂志想拉点广告。而期刊的广告又不大好拉，陶红珍却给我拉来好几期上海厂家的广告，这完全是看在万春的面子上。后来陶女士到深圳发展自己的事业，还曾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秋叶飘零》，寄赠给我。
90年代，胡万春改为下海经商，他和越南河内做生意。这大约想试试他作为宁波人的智商吧？同时越南对他也算旧地重游，或许真能找到商机？90年代初，他有事到北京，曾来我家中欢谈，仍是那样精神，谈锋很健。只是很少再谈文学创作。我不知他那大部头长篇动手没有？反正他没再提起。我也未去了解，他经商效益如何。我总觉得他来日方长。1996年我已离休在家，这几年没同他联系。想不到新听到的消息，却是他已离世，这是我万万想不到的。我在世间又失去一个同辈朋友，只好靠回忆将他的形象铭刻于心，也相信世间那些喜爱他的人，会纪念他。
1998年9月7日
（原载《文艺报》）
人生的戏剧(1)
——浩然逸闻
一位来客说：你熟悉作家，是否写点关于作家的文章？我说：好吧，我考虑一下。因为时下纪念、忆念作家的文章甚多，有的虚张声势，掺进了不少“水分”。我不想与这样的“大作”为伍。拙作只想讲一些属于作家的实在的人生，实在的事情。何况有的作家的某些经历，天生就具备戏剧性，无须笔者任何“添枝加叶”，本身就有某种“传奇”色彩。例如眼下我要讲的浩然。
浩然，原籍河北省赵各庄矿区，长成在京东蓟县的农家。方头大脸，大耳，按照传统的说法，颇有几分“福”相或“官”相。然而浩然是生活在一个革命的时代，自幼接触的是革命的事物，儿童团站岗放哨、抗日、打鬼子，打老蒋、斗地主、分田地……他聪慧、好学，便由一个早熟的孩子、普通的农村基层干部，逐渐走上了“文墨生涯”。50年代初期，他已是《河北日报》的农村记者。
50年代中期他来到首都北京，任中苏友协《友好报》的编辑、记者。但他真正喜欢的是写小说，这就跟工作任务发生了矛盾，令他非常苦恼。他既要完成报纸的任务，又不愿意放弃文学写作，这样便一厢情愿地走上了一条艰辛的业余文学创作之路。牺牲了休息、娱乐，周末常常蹬一辆自行车，啃着两个干馒头，到京东他所熟悉的农村去会会乡亲、朋友们，保持同农村生活的联系。浩然最初的一批短篇小说，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写出来的。
的确，成为一个作家主要靠作家自身的奋斗，靠作家对文学事业的执着追求。但是也取决于一定的“机缘”。比如前辈作家、文学编辑的帮助，对于一个无名青年走上作家之路，有时可以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浩然常怀着深切的感激之情，缅怀人民文学出版社前社长兼总编辑、已过世的老作家巴人对他的支持帮助。在浩然的人生道路上，那是极富戏剧性的一幕。
这年，《友好报》要结束了，浩然被分配到山西省工作，已经办了调离手续，并为他开了欢送会。离开北京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但这几天浩然仍然心绪不宁，想着他那刚刚开始的文学生涯。要走了，跟他所熟悉的京东的生活根据地从此隔开了，去到一个陌生地方，陌生的工作岗位，往后还能不能继续业余创作呢？他一个人落寞地坐在集体宿舍里，一股莫名的愁绪涌上心头，难以排遣。这天晚饭后，他忽然想起，何不将已经发表的小说剪报编辑一起，送去人民文学出版社“碰碰运气”。好歹算是自己前段文学写作生涯的一个总结。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地址，亲自跑了一趟，将稿件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发室。
谁料不到半个月，巴人在《文汇报》发表文章，满怀欣喜的心情，推荐一位风格清新、善于描写农村生活的年轻新作家浩然，并预告他的小说集《喜鹊登枝》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巴人以文学评论家、作家及编辑出版家两重权威的身份，在一家有影响的报纸上郑重推出一位文坛新秀。虽说文章不足两千字，但在一位无名作者看来，那是字字千钧的分量呀！
浩然受宠若惊。为什么有这样快的速度呢？据浩然事后了解，经过是这样的：
小说编辑龙时晖的办公桌上有一大堆小说书稿，其中包括收发室新近送来的浩然的投稿。社长兼总编辑巴人那会儿身体不适，在家中休息。这天他来到社里，去到老龙的办公室：“喂，最近有什么书稿，找一点我看看。”“您要什么样的？”“找点轻松的、短些的吧。”龙时晖随手拿起桌上浩然的短篇集：“这是新来的一部，还来不及细翻呢。”“好吧，我拿回去看看。”巴人，这位经验丰富、求才若渴的老编辑，一口气读完浩然的十几个短篇，拍板定案，予以出版，并很快给报纸写了那篇推荐文章。
这真是机缘凑巧呀！设若浩然不在那时候送出那个短篇集呢？又设若巴人不是指名要点轻松的、短的作品看呢？再设若不是像巴人这样热情奖掖年轻新作者的社长兼总编辑呢？无名作者浩然的投稿恐怕难以有这样好的命运。浩然可能去山西了，被压抑的文学才华很可能需要经过若干年，才能重新表露出来。
不用说，浩然的第一个文学创作集出版，在“关键时刻”改变了他的命运，甚至也可以说影响着他一生的创作道路。浩然取得组织的同意不去山西，留在北京分配了工作。作为作家，他没有脱离他所熟悉的生活根据地；作为《红旗》杂志的文艺编辑及北京市的创作员，这才有其后如喷泉般涌出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艳阳天》等作品。
假如说生活是个大舞台，那么人有时是身不由己地被社会推上舞台，并在其间扮演一个角色。处在社会急骤变化中的作家，又怎么能够例外？幸欤不幸欤？角色是要由你自己扮演的，你怎样把握自己，坚持你一贯做人处世的道德，而不被名利或“实用主义”的利欲所诱。我国古人说的“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就是告诉人们，在环境改变之后，该如何自持？
浩然于“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推上北京市文艺界的“舞台”，担任革委会负责人。他出身农民，有农民的求实精神，却鲜有那种狭隘性、报复性。这是因为几十年的生涯中他已成为一名党的干部，他很了解北京市的作家，他是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看问题，这实在跟当时林彪、江青之流“砸烂黑线”的观点大相径庭。他利用当时所处市文联“文化大革命”小组领导成员的地位，尽力保护北京市的一批名作家，像老舍、杨沫等人。但老舍终于被迫害致死，是他力所不及的。但是在这个活舞台上，也还有另一种人的表演，当时“激进”的色彩、情绪、语言，浩然何能望其项背！不久，浩然被当作“老保”“挨批”，靠边站了。
人生的戏剧(2)
1973年春，我从干校回京，去看浩然，他正在北京东兴隆街关门埋头写他的长篇《金光大道》，写得很苦。为避免外界打扰，他叫人把他锁在房间内。只有吃饭休息，才出来“放放风”。
又是一种“机缘凑巧”？祸耶？福耶？1974年初，几乎是“第二号”“权威”人物的江青，出面找浩然了。这以后，浩然与另一位作家，飞往南海，“代表中央首长”这儿宣讲，那儿慰问，好不“风光”了一阵子。无可否认，浩然这期间写的作品，讲的话，有不少错误。粉碎“四人帮”后，有同志写文章严肃地批评，浩然自己也向组织和群众做了恳切的自我批评，这都已经成为历史，笔者绝无意为他“翻案”。
我只想讲讲浩然成为江青的“座上文人”后的一段真实的逸闻，是颇富“戏剧性”的。
却说1975年秋天，江青窜到大寨，带了一大帮子亲信及“座上文人”，浩然和另一位作家也被邀请去了。
江青素来爱搞突然袭击。这天晚上，宴罢之后，大家济济一堂，围在“首长”身边。“首长”突然发问：“……你们这阵子，听见关于我的什么谣言没有？”喔哟，“伴君如伴虎”，伴这位做着“红都女皇”梦的人更是如此！众人心里一齐打鼓，不知道咋样回答才能遂她的心、合她的意呢？就在这紧张的似乎要爆炸的时刻，突然，“首长”又发话了：
“浩然你说说看，你听见过关于我的什么谣言没有？”
这真是“大祸临头”，该怎样处置？浩然从容地站起来回答说：
“报告首长，我这阵子一直在山沟沟里跑，体验生活，准备写我的作品。我没有听见什么关于首长的谣言。”
“你坐下。”一场可能的大祸，被浩然巧妙地抵挡回去了。其实，1975年下半年，关于“红都女皇”的种种传言不胫而走，老百姓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又岂有敏感的作家如浩然者不知道的？但是浩然在一瞬间设计了“上策”的回答，机灵地对付了江青。在这节骨眼儿上，浩然没被江青盛筵、美酒弄晕了头，他心里还是有数的：广大的干部、人民群众对江青之流的倒行逆施，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关于江青的传言，难道不是真实地表达了老百姓的爱憎吗？倘若讲了真话、实话，像江青这样歹毒的人，绝不会善罢甘休，那将殃及池鱼。当然，也不能在这种时候谄媚她，那不仅违背共产党人的良心，也违背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良心……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托词说不知道。这一切是浩然瞬间想的。粉碎“四人帮”后，浩然向人谈起这段真实的经历说：“事后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呢！”
也是在江青这次搞突然袭击的会上，另一位作家的回答可就很不“得体”了！实际上，他是想“拍马”，却不幸拍到“马蹄儿”上去了，惹恼了江青。这位作家当晚就患了精神分裂症……
粉碎“四人帮”后，浩然因有江青“座上文人”这段历史，而理所当然地受到组织和同志、同行们的诘问、批评。浩然自己也渐渐地提高了认识。一段时间后，他被解脱了，重新投入生活、创作。这几年写出了不少长、短篇新作。这再一次证实了作为作家的浩然，在改正了历史给予他个人难以完全避免的失误之后，重又振作起精神，恢复了他那勤奋地为人民而写作的本色。
我常想：“日久见人心”。从“文化大革命”之初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浩然尽管避免不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毕竟还没有泯灭他作为人民儿子的那颗心，他和人民血肉相连。他的爱人是位出身农家的普通家庭妇女，浩然一直跟她甘苦相共；他的朋友，顶顶多的是那些普通的农民，普通的乡、县干部，再就是业余作者们。这些人给予了他无穷的鼓励、帮助。从这些小侧面，亦可见出浩然的为人、人品。
想想江青“得势”那阵子吧！真是“炙手可热”！就有那样的人给江青写信“表忠心”，当然，这样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浩然当时被江青“相中”，成为“座上文人”。但在“节骨眼”儿上，浩然有他一定的自持力。这证明浩然没有野心，他只想当一名为人民写作的作家。
写于1978年
（载《山东文学》杂志）
诗人李学鳌(1)
诗人李学鳌去世已经三年多。学鳌很早就有了工人诗人的诗名，无论在北京市或全国，解放后新出现的一群工人出身的诗人中，就其影响来说，学鳌的诗可以说独占鳌头。但我正式结识他是在1965年5月，我们随铁道兵一支部队同去越南参加援越抗美。在越北战地的几个月，我们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结下了生死不渝的友谊。学鳌去世不久，我做了个梦，梦见学鳌在黄昏时分跳进我家阳台入于室内，同我对坐无语。后来眼见他萎缩了，变成个丁点大的小人，轻快地又从我家阳台跳出去，没入黑暗。这个梦至今记忆清晰，我想着是不是学鳌的魂入梦了，来向我做最后的告别。但是关于学鳌，除了悼念他的两幅挽联，我迄今还没写下一个字。读《传记文学》1993年第2期女作家韩蔼丽《尘埃落尽》的手稿，文中写了那个恐怖的1966年8月23日，涉及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北京市文联，触发我又一次想到学鳌，想起许多往事。我对自己说是时候了，我要写写学鳌。
学鳌是河北省灵寿县车谷砣村人，生于1933年1月，实际属猴年出生，略长我两三个月。灵寿县紧靠太行山脉，挨着平山，离西柏坡不远，是著名的抗日根据地。在这样的环境里，听见的看见的都是一代又一代豪俊之士为民族的生存发展，“慷慨悲歌”、取义赴难的精神和英烈故事，耳濡目染，学鳌十来岁便参加了站岗、放哨、送信，就像电影《鸡毛信》里海娃干的那些活儿。学鳌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当过儿童团员的人，他这个经历，跟他的好友浩然差不多。学鳌的血管里承接了燕、赵仁人志士的热血，这就是学鳌的根底所在。这是见到学鳌之前，我不甚了解的。1956年我读到他的第一本诗集《印刷工人之歌》时，还当他仅是个普通的印刷工人呢！其实学鳌写得最好的诗是他60年代初期出版的《太行炉火》和《乡音》两本诗集，之所以有那样充沛的激情和高远的意境，与他早年成长的环境大有关系。
的确，凡是跟学鳌打过交道的人，都会感觉他是个热情似火的人。他到了部队，立即与部队的小战士们打成一片。这些小战士来自江西、安徽、福建，他爱他们就像爱自己的孩子，常替他们写家信，手把手地教他们写字、记日记。一有机会他就在营房里、阵地上为战士们朗读他即兴创作的鼓动性很强的诗，从不吝惜自己的精力。他对那些身经百战的将军们十分敬重。记得我们在江西樟树镇接受军训时，来了视察工作的铁道兵政治部主任邱子明将军，团部炖了狗肉招待他。学鳌在宴席上即兴赋诗，其中最后两句是“将军百战不服老，后生万千又参军”，满座的军人们起立为他鼓掌。这样的诗人，既没有半点诗人的架子，又热情服务，自然受到了部队上上下下的欢迎。
热情是个好东西，可是有的人流于浮泛，甚至虚俘。学鳌不是这样子。他的热情是他的内在本色，是和他的朴实，待人宽厚、谦和，却严于律己这些好的品德结合一起的。“先人后己”是他一贯的准则。部队的生活是流动的，时常改换住的地方。我和他住一起时，他必定抢靠门边的床铺，而将好的或采光好的位置让给我。其他物质上的待遇依此类推，他都“先人后己”。这些虽是小节，亦可见出学鳌的为人。学鳌的朴实，就像他在物质生活上没有过高的要求那样，饮食上他爱好的也就是面条与豆腐，这就像任何一个北方老农和南方乡下人那样。豆腐我和他有同好，认为是最大众化的美食，无论怎样做都好吃。我每次去他家吃饭，必定有个主菜，就是淑英嫂子做的豆腐。学鳌有失眠的毛病，时常眼睛有点睁不开，显出睡眠不足的样子，我们戏称他为“眠尔通”。这种长期失眠症，恐怕跟用脑过度、身体疲劳有关系，形成恶性循环。部队是个年轻人聚居的热闹环境，对学鳌的睡眠很不利，但学鳌隐忍着，硬撑着，坚持住在连队，情绪一直高昂，从不向部队要求照顾。
某些方面，学鳌又是个很执著的人。他上有老人，中有爱妻，下有三个心爱的孩子，而他满腔热情地投身援越抗美战争，豪迈地做了慷慨赴义的精神准备。他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我要牺牲，请写信告诉北京，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在越南的土地上得到了永生！假如我要牺牲，请告诉我们的作家和诗人，快到最火热的斗争中来吧，这里有写不完的英雄……”他还曾写诗热烈赞扬碧血红花的英烈精神，记得其中两句是：“红花万朵伸天外，春天更把红花爱……”多么美的境界！这也是他自我精神的写照。这同我们见过的在战争面前偷生畏死的个别人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但学鳌有点受不了冤枉和委屈。我们在部队接受军训时，曾住在同一个连队，同处一室。我们在一些连队交了许多朋友，其中有个排长朋友是我的老乡，一个星期天中午，携其来部队探亲的妻前来看望我。有点“特殊”之处是他的妻是大城市的小学教师，那天大暑天，她穿了一身点点花的连衣裙，还打一把花“洋伞”，这在大城市里很普通，在基层连队环境里便格外惹人注意。加上她又是两个文化工作者的客人，这就更加引人注目了。交谈结束后，我和学鳌不免热情礼貌地送这对朋友夫妇出门。却不料后来引起一场风波。我和学鳌又是身为领导任命的八九人的文化工作队的队委。不久，我们在连队接待一个“花枝招展”的妇女的风声，便传至团队政治机关了。在一次生活会上，一位主任公然为此批评我“不检点”，“犯了自由主义作风”。这从何说起？我欲辩解已无言。学鳌平时在一点一滴小事上都严格要求自己，却怎么受得了这般委屈。眼睛里揉不进半点沙子，这是学鳌的特点。他一直为此恼火，我们终于向主任的上司口头申诉了。但直到7个月后要离开部队，学鳌还记着这件事。他说：“以你在战争中的表现。你曾奋不顾身扑向美机刚扔下炸弹的现场，及时记录尚未爆炸、很可能一触即发的炸弹的有关情况，这是多么不易啊！起码应该记三等功。为什么没有呢？还不是因为你接待了方（那位女老师姓方）老师。”
诗人李学鳌(2)
像学鳌这样的人，当“文化大革命”台风袭来，他将是怎样的表现呢？自然学鳌出身儿童团员、工人，是道地的苗红、根正的“红五类”，台风不易刮到他头上。但他十分珍惜革命事业的优良传统，尊敬那些为革命事业吃尽千辛万苦、有过大功的老同志和前辈作家，完全接受不了“文化大革命”发动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那一套“左”风。那么他能做什么呢？只得因自己好的出身，跟同样是好出身的作家浩然一起，尽可能做一点保护北京文学界的作家、文人们的好事。他们组织了机关“红卫兵”，他和浩然负责文联的“文化大革命”小组。他们曾尽力保护大作家老舍和著名女作家杨沫。学鳌曾多次告诉杨沫，“不是你的事，千万不要往自己身上乱抹”，支持她坚强地挺住。杨沫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直没有被抄家、被揪斗。老舍，他们曾设法保护，巧妙地同外来的年轻红卫兵周旋。但是1966年8月23日，老舍先生受辱并被打得头破血流而导致自尽，却是他们力所难及的。还因这事儿渗进了复杂的因素，如韩蔼丽女士所写，一个尖嗓门的老革命作家在台底下大喊：“老舍是反共老手，至今还拿美元的稿费！”这无疑给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娃娃们火上浇油，一下子使矛盾更趋白热化。身体孱弱的老舍如何抵挡得住那可怕的烈火烧炙。
当然像学鳌、浩然这样的红卫兵、机关“文化大革命”小组领导成员，很快就被造反派推向了靠边，不再能起保护伞、保护作家、文人的作用。但是凡是有良知的作家、文人不会忘记浩然、学鳌对他们的一片善意和保护他们的苦心，这是无法抹去或更改的一段历史。
漫长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在其中后期，浩然成了唯一的作家，学鳌大概成了能够露面的极少数诗人之一。这并非他们的意愿，也非他们自身能够做主的。撇开浩然不讲，学鳌那几年，出访过越南、罗马尼亚。但是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工厂、矿山、革命老区深入生活，出版过稿费分文没有的一些诗集，这是颂扬张思德、刘胡兰、雷锋的长篇叙事诗，写采矿工人生活的《放歌长城岭》，赞中越友谊的《凤凰林》等。我是1973年初从干校回了北京，见到学鳌和浩然的。在这之前，他们对我表示了诚挚的关心，曾向北京市某文化单位推荐我这个干部，这单位还派人去千里之外的我们干校同我交谈过。这至少可以证明，他们对人的看法，没有受当时“左”风和他们处境改变的影响。据我所知，学鳌跟浩然一样，也是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看在眼里、反感在心里的。他跟那帮趋炎附势、“拍”“四人帮”的人根本不是一回事；更不用说跟那些靠造反起家、搞极“左”的人，完全两岔儿。自然学鳌也有自己的失误之处。“四五”事件后，曾应报纸之约，发表向首都工人民兵致敬、批“复辟”的诗文，这是不应该的。这可能是热情的诗人易犯冲动的一个弱点。也受当时历史大背景所制约。但我认为这于学鳌，如同白璧上的一点微瑕。所以“四人帮”粉碎后，学鳌仍当选为第十一次党代会的代表，出席了大会。但在这之后，学鳌面临说清楚“过关”。虽说“过了关”———好些人对他是理解的、实事求是的、怀着善意的，但舆论界、文化界一些以前对他很热的人，却突然冷淡起来。此后他的情绪变得有点抑郁。他受不了这样的个别人，“文化大革命”初期打击不应该打击的人（如像老舍先生），她的调子比谁都高，嗓门比谁都尖，而现在批起他来又是高上纲、亮嗓门。我曾劝说学鳌要他不要介意，以免影响自己的身体、精神。我说你遭嫉恨了，虽然你是身不由己，出国、当代表，这仍遭人妒恨。这可能是人之常情，当然也是人类最恶劣可鄙的感情之一种。
其后，学鳌患了肝炎，时好时坏，实在令人担忧。肝病的康复，光靠物质上的调养（这方面，学鳌的条件也不能算好）还不够，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调养，而这一条，学鳌似更难做到。终于一病不起，壮年早逝（享年58岁）。但是人们会记住学鳌的好，更不用说他那献给大众的热情的歌。
写于1993年
《飞天》作者刘克(1)
1956年大约初秋时节，有一个身高偏瘦的青年军人，带着他梳着两条长辫的，也是军人的女友来到《人民文学》编辑部。他自我介绍是来自西藏军区文化部的干事，名叫刘克，安徽合肥人，1949年随军进藏的。他送了一部描写本世纪初西藏人民勇敢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多幕话剧《一九零四年的枪声》。这部作品是他去了西藏西南部著名抗英古城江孜，访问当地人，搜集材料写成。刘克话语不多，倒是他的女友性格显得开朗、活泼点儿。刘克说，他们即将返回西藏去。没有多说几句，就告辞了。
虽是初次写作话剧，但这部话剧写得很有激情，情节吸引人，人物鲜活，语言也好。较熟悉剧本的小说组责任编辑谭之仁先读了此稿，给予肯定。执行主编秦兆阳向来关注并支持新人新作，从剧本题材和文学水平衡量，他决定发表此作，记得是在1956年年尾，以显著位置发表。
其实在这之前，刘克已在《解放军文艺》及西南地方文艺刊物，发表过短篇小说。60年代是他创作的高潮期，也在《人民文学》继续发表过数篇写藏族妇女生活命运写得深沉，给人留下印象的小说。后来结集的短篇集《央金》，我差不多每篇都读过。刘克作品数量不多，但篇篇都是从生活中孕育，贯注了很深感情，精心写作而成。他的小说尤擅长写藏族妇女，笔调深沉，开挖深，有特色，有味道，因之，我很喜欢。至今有印象的仍有那《丫丫兵站》、巴桑、央金诸篇。
1978年，中国作家协会组织全国各地一部分作家到大西北去访问，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这个团体里，就有刘克。他是个性格内向，沉静的人，其他的人比较活跃，休息时大家一起聊天说笑啊，谈参观访问某个地方的感想啊，唯刘克，喜一人独处，或沉默地抽烟，或闭目养神，或独自散步去了。我也是个不喜多言，不大合群的人，所以，我能理解刘克。迫于工作，我有时不得不跟大家打成一片；有时也得关照一下孤单的刘克，看他有啥事没有。我几年前也去过西藏，跟他一起，还有可谈的。渐渐地，我们有点熟了。偶尔，晚餐后，我也邀他出去散步。我们两人话说得不多，但似乎还能互相接纳，还算融洽。他在“文化大革命”后已经离开西藏，算是转业回老家，在合肥市文化局，而不是在安徽省级文艺单位，当一名创作员。当然在西藏工作了十几年，对那方土地，那里的藏族兄弟姐妹，他是有感情的，也经历不少险境，经受过苦难和磨炼；但说起西藏“文化大革命”中混乱、折腾的情形，他就只能摇头。
我们这十几人的小团体，从兰州穿越河西走廊，去到敦煌，又去玉门油矿参观。或许是旅途劳顿，加上有的就食点，可能饮食不够卫生，刘克不幸感染了痢疾，在附近医院就诊吃了药，也没见效。拖着病恹恹的身体，刘克好不容易随我们回了兰州。在兰州，一边治病，一边休息，痢疾止住了，但刘克身体仍较虚弱。而我们下一段的计划是去青海访问，可能更加劳累。青海“作协”已经来人接我们了。我看刘克身体不大行，便和他商量，不如免去青海，就在兰州我们住的这个各方面条件都好又清静的招待所多养息几天，再动身回合肥去。刘克欣然同意。我替他在招待所做了必要的安排和交代，就跟大家一起去了西宁。
我们在青海，去遥远的西部石油工地访问。返回后，便直接从西宁乘火车去西安，然后自西安乘飞机直飞北京。沉静的刘克，是个创作的有心人。他在兰州那所省级高级招待所，没有白白休息。那时“四人帮”覆灭不久，他们在甘肃的代理人，一个集党政军大权于一体的执政者，也下台了。这个招待所在他长达八九年执政期间，曾是他的安乐窝，在这里发生过多起他与年轻女服务员之间不体面的绯闻。以致当我们住进这招待所时，服务人员全部换成了年轻男子。我们觉得好笑。敏感的刘克不可能不思索这其间的因由，从而做点寻根究底的追索。他特别关注受害年轻女子的命运。这类事件，带有“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年代特殊的印痕。这种沉重感，对于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只要接触了，就难以轻松地消除。何况作家的职责之一，是在于揭开某些现象的真相，以帮助消除社会中的病态。于是刘克趁住在曾经是事件发生之地休养之便，对其实情，做了些了解。在此基础上经过酝酿、再创造，写成一篇小说。这篇作品的题目叫《飞 天》，小说形象、意象的孕育，自然同他在敦煌莫高窟的参观访问及在兰州的采访，不无关系。小说于80年代初，在有影响的《十月》杂志发表，很快引起关注，包括上层领导人。《飞天》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年代，较早出现的有争议小说之一，留在读者记忆中；也提供给文学史作者们继续参阅、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