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春天我去安徽出差，在合肥市，遇见了当地文学界一年轻熟人，他正好知道刘克的近况。他说，刘克老师和原来妻子离异后，最近和本地报社一个他也相识的才女记者结婚。你要不要去给刘克贺喜。我可以给你带路。于是我给刘克打了电话。这个不爱交际的人，热情约我到他新婚的家宅去做客。
刘克的住宅，是个独门独院的平房院，这种选择正合他的性格。他们的新婚宅院虽说简朴，但收拾得干净、爽洁，说明它有个灵性、勤快的女主人。这天下午，她专门请假在家为丈夫远道来的客人准备丰美的晚餐。系着围裙的她，满面笑容地从厨房走出来见我，一看就是个性格爽利、温和，善于同人们打交道的职业中年妇女。她的大方、热情，使我感动。这天在刘克家里，我和刘克夫妇对饮、欢谈，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说起他的新作，记得他谈到了正在写作的达赖六世这个题材。六世达赖喇嘛，在西藏很有名，他恋爱平民藏女，在爱恋中写的情歌，非常美丽、率真、动人，举世闻名，流传不朽。正因为如此，他也成了个褒贬不一的历史人物。听说后来刘克写成了电影剧本，但我没有机会拜读。
《飞天》作者刘克(2)
时间过得飞快。刘克第一次走进《人民文学》编辑部是28岁年纪。1978年我们见面，他是个中年人。自从1981年和他再见一次后，又有将近20年不见了。而今他已年过七旬，不知近况如何？我相信他还在写作，思考。
1999年3月17日（载广东《读书人报》）
从《明镜台》到《反腐败纪实》
——小记作家耿龙祥
去年在《传记文学》杂志第5、6期合刊上读到耿龙祥的《反腐败纪实》，感觉是一篇极合时宜的纪实文学佳作。文章出手不凡，一开头从有人去安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墓地凭吊写起，提出了人民群众极为关心的尖锐问题即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战胜自己队伍中的腐败分子？紧接着笔锋一转，正面描写安庆万人大厂石化厂在厂长徐士华、党委书记喻道成这些共产党人领导下展开的旷日持久的反腐败斗争及其实绩，是一篇寓理于事、实事求是、饱含激情、有分析有说服力，反映当前人民群众关切的主题的力作，更不用说行文的委婉曲折、跌宕多姿，使文章富有艺术魅力，虽逾万字而不嫌其长。遗憾的是这篇有分量的佳作似乎没有受到读书界、评论家应有的重视。最近听说上海《文学报》评选该作为报告文学二等奖，这是做了一件符合读者心愿的好事，对于热心写作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的作家，也是必要的鼓励。
从作品我想到作家耿龙祥其人，想到他步入文学界的那一段坎坷历程。
1956年初冬，《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秦兆阳从安徽省一家刊物读到一个中篇小说新作《秋清湖边》，作者的名字是陌生的，叫耿龙祥。但小说描写农村人物很鲜活，文笔清丽可喜，看出作者熟悉农村生活的形形色色，可算一个行家里手。找到他的地址、联系单位，秦兆阳决定把他请来编辑部改稿。不久，一位中等个儿、穿着朴素的瘦削青年来到编辑部，他就是耿龙祥。说起来这才知道他是江苏人，很小就参加游击战争，如今是安徽农村的一位区委书记，写作只是他的业余爱好，《秋清湖边》是忙里偷闲写下的。耿龙祥就住在编辑部院中一间小平房里。稿件修改了一个多月，作者、编者都不甚满意。耿龙祥因不愿离开岗位太久，打算收拾行装返回去。这时秦兆阳对他说，你生活阅历那样丰富，是不是留下个短篇再走？老耿关在屋内冥思苦想，忽地一天夜晚走进秦兆阳房里放下一篇稿子说：“刚才‘灵感’来了，随便草写了一篇小东西，我也拿不准，请你看看吧。”即转身离去。第二天早晨，老秦兴冲冲地到编辑部说：“耿龙祥写了篇好小说，明年1月号的短篇小说特辑有指望了！小说写得很精短，你们再看看。”这就是1957年1月号《人民文学》以显著地位发表，随后引起热烈反响，可说是“一鸣惊人”的耿龙祥的《明镜台》。小说不过二千来字，作者从参加过战争的一位干部极为平常的家庭琐事（对待一位小保姆的态度）出发，却提出了一个极为严肃、深刻的问题：人民在战争中以血汗、生命支持了我们，我们今天对他们的态度（家里所雇小保姆亦是人民一分子）怎样？不能不引起善良的人们的揪心似的共鸣（至少我阅稿后感受是这样的！）和深思。《文艺报》等报刊当时都发表了评论，对小说给予较高的评价。
谁也想不到，几个月后，耿龙祥却因这篇短短两千多字的小说，而被划为右派！人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耿龙祥这篇小说，顶多也不过是讲了点“逆耳”的忠言。但1957年，文艺界确有不少忠心耿介之士因在小说、报告文学中进了逆耳忠言而遭重罚，发表唯一一篇小说《改选》的李国文是这样。而小鬼出身、写了唯一一个短篇的区委书记耿龙祥也是这样。小说才二千多字，有人曾跟耿龙祥开玩笑，你挨了二十多年苦役，平均一百个字罚你一年苦役，你进忠言付出的代价太高了！我曾冷静客观地为耿龙祥设想一番：假如当初《人民文学》不请他进京改稿、写稿，他不沾文艺界的边呢？耿龙祥这位精明、能干的区委书记，说不定不仅不会被划为右派，且仕途“看好”呢！不过话又说回来，像耿龙祥这类“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人，不管处在什么岗位，他这种“忧”和“热”总要表现出来的，他展露的忠言总是有点“逆耳”的，这就难讨所有人喜欢，说不定躲过了反右扩大化，也难躲其他一个接着一个的运动呢！
像昙花一现似的，1957年后，耿龙祥自然是从文学界消失了。不过1963年我曾奇迹般地见过他一次。那时安徽作家陈登科到北京来修改长篇小说《风雷》，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我去看他，遇见在他身边的耿龙祥。这时，耿正应陈之约帮他当“写作参谋”。陈登科是个仗义的人，他同耿是要好的朋友，他待老耿一如既往。而老耿虽说帮陈改稿，也只是做点默默无闻的工作。
一晃又是十年。1973年，我在体委工作去安庆市出差，这时打听到老耿在一家肉类联合加工厂当头儿，遂去访他。十年不见，老耿额上添了皱纹，但精神不减当年，谈吐亦如往昔。交谈中他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他们的“文艺政策”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我问他，你还写不写东西？他连连摇头，说，我的围棋下得不错，假如你爱下围棋，我可以陪伴你……
从此我跟这位作家重又恢复了联系。粉碎“四人帮”后，老耿长期担任安庆市委宣传部长，在拨乱反正、落实党的宣传文化政策等等方面不乏善政。听说近年他已将较多的精力集中于文艺创作，继续深入生活访察民情。《反腐败纪实》一文正是他深入工厂采访数月后结出的硕果。
一条明丽的川流
——记小说家苏群
我做梦梦见了一条明丽的川流，不管负载有多沉重，前路多么迂回曲折，它总是不急不缓，宛转不息地向前流。四十多年了，我总期望它在我跟前，它的潺潺絮语、殷殷情意，使我享受着难得的友情温暖。它怎么能离我而去呢？而今它却突然消失了，世界上再也没有这条河流，我心里空落落的。难道这是真的吗？这就是我的老友，优秀的文学编辑、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作家蔡明川（笔名苏群），他于1994年9月9日辞世了。
我同明川在青年时代相识，共事两年。那时我们这个小集体里的年轻同事们不仅是同事，许多人还是朋友；不仅仅是朋友，更是情同手足的兄弟姐妹。我和明川，明川同别的一些友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几十年，可谓终生不变。年轻时的明川，仪表堂堂，谈吐不俗，聪明练达，不仅吸引不少年轻女性对其青睐；而且被领导看重，受到周围人们喜爱。他长我几岁，我尤其钦佩他待人接物爽朗得体，处理工作极有条理，麻利而高效率、高质量，这正是他终生保持的一种独特的作风；还有他那丰润、妩媚，书写流利的字，和明白、晓畅、亲切的表达，即使是回复一封普通的读者来信，也会令收信者有如坐春风之感。真是字如其人、文如其人。我正是欣赏、喜爱明川兄那种天生内秀的禀赋和形诸于外的清新、俊逸。我视他如同亲密的兄长。记得大约是1951年底，机关里宣布了在青年中发展党员的首批对象，明川是其中之一，他确实深符众望。在1952年，明川的写作才能也被领导发现了，曾派他去河南黄泛区体验生活一个月，回来写出一篇小说《在肥沃的土地上》，主编将其发在《长江文艺》的显著位置。这可能是明川的小说处女作，一出手就受到善待。
1952年底，我工作调动，离开了武汉。数年后，明川有事北上，兄弟俩促膝谈心，我方才知道，在我们别后几年，明川的境遇并不顺利，频繁的一个接一个的运动，难免烧到他头上，他的候补党员资格被取消（二十多年后，他的心愿再次实现）；业务上仍然用他，但只作为普通编辑使用。
然而明川兄的敬业精神一如既往。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前夕；从70年代初筹办、恢复刊物，至80年代后期，他在《长江文艺》小说编辑和编辑部负责人的岗位上，以其文学慧眼和编辑者的胆识、热忱，不知发现、提携了多少原是无名却有才的作者，推荐发表了多少文学新人的佳作；此外又以身教言传的方式，帮助了多少年轻编辑成长。这些无需我饶舌。曾受益于明川，近些年三楚大地涌现的一大批新作家和有才干的文学编辑自有心碑、口碑，也可以提供证明。至于其中的甘苦，尤其曲折、艰辛，只有数十年操持着编辑职业的明川自己知道了。他出版的中央电台连播过，在读者中有广泛影响的长篇小说《风雨编辑窗》，也是他自身编辑生涯的写照；但我想，恐怕只写出了他的人生风雨、编辑苦情之什一。
1982年秋天，我有幸与明川同赴我的第二故乡鄂西，朝夕相处半个月，我们之间的长谈、深谈，常常让我回味。其实我多半是个倾听者。明川这多年经常在底下跑，有时还带职工作，不用说，他的生活阅历，社会见闻、知识，令我听得着迷，且倾羡不已，我预感他将不断有长篇大著问世；更教我感佩的是，他的是非、善恶之感一如往昔，他的标准尺度同于一个普通百姓的心，我想这正是他作为一个人，一个为人民立言的作家，最可宝贵之处，当然身为一个富于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的心境不能不带有相当沉郁的色彩。
粉碎“四人帮”后的十来年，明川在创作上的努力及其成果，是惊人的，尽管他一直是个业余作者，直至退下来之前，他并没有当过专业作家。自1979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大别山人》起始，他差不多每隔三个年头，即出版一部长篇小说，其后相继出版的有《风雨编辑窗》、《孤岛就要沉没》，而且一部比一部好，直到1987年的压卷之作《圈套与花环》。这些作品都有较高的印数，《风雨编辑窗》印数达七万多册，最低印数的第一部长篇，也印了两万七千册。这四部长篇总的字数将近一百万字。着手这些长篇小说时他已年过半百，应该说是在余年，于淡泊的物质生活中，用剩余的精力完成的。这更令人敬服。
明川年六十有八，生命即被病魔终止，这未必是他的天年。终其一生，他的工作才能与创作才能有所发挥，但似未充分发挥，这不能不使他自己有所遗憾，也是别人的遗憾，任人评说去吧。但他的一生是扎扎实实地为人民为社会奉献，是廉洁奉公、心灵充实的一生，这点上他绝无愧疚。
他这条明媚的不大不小的川流，并没有真正消失，而是汇入了敬他爱他的人们的心海，也加入了中国优秀分子的积淀之海。
1994年9月13日，明川祭日草
（原载《长江文艺》）
寻访水静(1)
1959年春节刚过，我受命去江西南昌组织革命回忆录作品。那时《人民文学》经过了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浮夸风的折腾，较缺少好作品，小说一时上不去。因此领导对江西组稿抱有希望，期望能组到一点有分量的革命回忆录作品。在这之前，我曾于1958年春去过一次南昌，知道这里老同志较多，在老同志带头和领导支持下，写回忆录之风较盛行，因此才萌生了重去江西请分工管文艺的宣传部副部长李定坤写篇文章谈回忆录的写作这一想法。至于是否能组到有分量的回忆录，那是并无把握的。到达南昌后发现南昌街头气氛还是同去年一样清爽、热闹、平和，人们气色很好，食品供应充足。这显然跟省领导杨尚奎、邵式平、刘俊秀等求实、实干、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分不开。这一点，我去年就有所体会。那时江西省委领导机关不设门岗，要找领导同志比较容易，这至少说明领导机关是重视联系群众的。比之我去过的其他省份，这也许是绝无仅有的。我的家乡湖北，1958年亩产破记录报道很多，“破除迷信”的文章发表得颇为活跃，而在1959年初春，据亲友来信来访，城、乡的供应已显得吃紧了。当我见到李定坤同志，谈起我对南昌和江西的观感，李定坤说是呀，不过现在靠近湖北、安徽的边境比较紧张，来逃荒的人很多。我说那怎么办呢？李副部长微笑着说，给他们开饭呀！不都是老百姓吗？当然江西感受的压力也很大。在李定坤热情合作下，我约他的那篇谈革命回忆录写作的文章，进展顺利，估计很快可以完稿。然而陈白尘副主编交给组织有分量的革命回忆录的事还没有着落呢。李定坤也跟我一起着急，帮助物色线索。在我去井冈山数天返回南昌后，李定坤忽然高兴地对我说：我们省委杨书记是老赣南，红军长征后他和陈毅、项英一起在赣、粤边境坚持游击战争，听说他写有回忆录稿件，可能已经完稿。我介绍你去找个人，找组织部的水静问问。我第一次听见有姓水的人，这人姓水名静。我急于去组织部找人，匆忙间也没有问清其人的性别，跟杨书记是啥关系等，便闯进组织部办公室说明缘由。一位同志说：你找水科长，我领你去。我在一间窗明几净的办公室见到了水静。啊，水静好水灵。这是我在省委高级办事机构见到的唯一着装特殊、气度不凡的年轻女干部。她年纪不超过30岁。上身穿件合体的扣子开在侧边的中式夹袄，下身却是笔挺的西裤、皮鞋；收拾得整齐的乌发，衬托了白净、美丽的容颜，一身尊贵气质。我自报家门、说明来意，并拿给她一本《人民文学》杂志。她文文静静地说，啊《人民文学》，我常看的。她热情老练、礼貌周全地留我小坐片刻，随即就说：我带你到尚奎同志家里去。这是一天的上午，没有太阳，也没有风，是潮湿温润的初春天气。她在前边领路，穿过省委大院中一些房屋，将我引进了靠后边一栋有年头的小楼院中，楼下客厅兼书房里（后来才听人说，这栋小楼解放前是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官邸）。一个中等身材、态度和蔼，披件黑色呢子中山服的半老头儿坐在竹制靠背椅上接待了我，他就是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水静在他身边轻轻地走动、轻声地交代什么，像他的女儿又像秘书似的，拿出香茗、忙着招待客人。我看出她对他十分尊敬。尚奎同志像长者对待一个晚辈那样亲切无拘束地给我聊着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他背诵着陈毅同志的赣南游击词：“……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他讲了那里环境的艰苦和严酷的斗争形势，重又背诵陈毅的词：“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讲了在最艰难时期，人民是如何拿出一切包括生命来支援掩护游击队的。有名有姓的讲了好几个普通农妇的故事。这是铭刻于他这个特委书记心上永不忘怀的记忆。上午的时间很快过去。尚奎同志将他近四万字的回忆录稿《艰难的岁月》（此稿由南京军区两位作家参加整理，他最后定稿）交给我。当我告退时才恍然悟出水静是杨尚奎的夫人，这是个处事得体又如此年轻的贤内助。她爱好文学，所以才悄没声儿地帮了我这个文学编辑的忙，这真是难得的。回到住所，我一口气读完了《艰难的岁月》，这无愧于出自省委书记的手笔，宏观的气势，准确、鲜明、概括、凝练的叙述与微观的生动细节描写相结合，这是当时少见的一篇革命回忆录作品。这作品还有个特点，便是写了游击队的领导人陈毅、阿丕（陈丕显）等人和众多的游击队员、人民群众，唯独没有写特委书记的杨尚奎自己。但是你会感到作品中党的力量和作用无处不在。作者开阔的襟怀和历史眼光使得作品具备一种荡涤心灵的高格调、高境界。我带回了这篇作品，立即被陈白尘执行主编发于《人民文学》1959年4月号的头题。受到文艺界人士和读者广泛好评。作品发表后还有个小小插曲。大约一个多月后，我接到一个长途电话，是水静打来的。她很客气地说，请你查查看，怎么我们的稿费只收到四十几元？我大吃一惊，这样一篇几万字的作品怎么只有稿费四十几元？肯定是算错了。一查，果然是寄稿费的人少记了个零，便将四百多元稿费当成了四十几元寄出。后来很快补寄了。我想这事在我和水静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寻访水静(2)
一晃眼，34年过去了。杨尚奎书记于1986年7月间病逝，我是注意了的。我仍然记得他。记得当年江西省委领导人联系群众的好作风。但是他的未亡人呢？我却一无所知了。今年春天我的家人和朋友们在传阅议论着一份文摘报上转载的几篇文章，有写毛主席、李先念和贺子珍的，均是通过作者的亲身交往来写，别开生面，非常生动传神，值得一观。文笔细腻、富有真情实感，大胜那些以耸人听闻为能事的卑俗作品。我找来一看，才知道这些作品的作者是水静。我内心实感愧惶，做着人物传记类的编辑工作，却孤陋寡闻，不知道几十年前留有印象的水静写了这样好的传记文学作品，我读了作品，为水静的文学表达能力而大感欣喜。细一思之，又觉得这些作品由水静写出来并不奇怪，她不早已是广泛阅读文学作品，跟文学结下了缘分的有心人吗？
读了作品，自然想重见其人。我决定再去江西，寻找水静的踪影，探望三十多年前这位旧相识。说实话，我并不知道水静住在哪儿，是北京、南昌，还是别的城市？我是抱着碰碰运气的心情。到了南昌，甫及住下，我便查找江西省委总机，拨总机接省委办公厅，由办公厅又转省委值班室。没想到电话很快就接通水静家里。值班室的人说：你直接跟水静讲吧？事隔三十多年了，我重提组稿旧事。水静说记得有这事但已经不记得我的名字。如何证实我就是34年前的那个我呢？于是我使出了“秘密武器”，讲了30多年前为稿费寄错，水静与我的那次通话，水静默然，紧接着告诉她家的门牌号码，欢迎我去……
三十年沧桑，水静已鬓发染霜，成一老妇人。加上数年前丧夫之痛，给她的打击是很大的。她拿出尚奎逝世前后的两张照片给我看，她那年五十多岁，第一张照片还能依稀见出往日风采，尤其那丰润的脸颊，自信的眼神。第二张照片容颜憔悴，失神落魄，病恹恹一个老妇人，真是前后判若两人。她见到我，还是先说她的老杨———尚奎。“尚奎人很朴实，温存细腻，对我非常体贴。失去了他，是失去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我的一生，没有尚奎，我不可能是我。尚奎是属于实干而不擅长交际的人。很多事他都同我商量。唯独一件事，他没先同我招呼。他上了年纪身体不好，主动辞去了一些职务，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是家安在哪里，上边很关怀，说你可以挑选北京、上海或者广州，这些地方的生活条件都比江西好。但是老杨还是选择养育了他，又长期工作在这里的江西。我说你怎么不先同我商量？他说同你商量你要反对怎么办。现在证明，他的决定是对了。江西人熟地熟，有这么多父老乡亲的关心，不是最自在、方便吗？”
“我写书写回忆录，离不开许多同志的鼓励、促进。少奇同志是第一个提议我写回忆录的人。第一次庐山会议时，他对我说：你可以写一本回忆录，不过要在20年之后。南京军区的作家吴克斌来南昌，也赞成我写回忆录。但是我要说，要是没有尚奎，同他认识———成为他的夫人，随后又成了他的秘书，我一个普通女干部，不可能出入那个社会层里，结识那样多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写书云云，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在我的书里，我将‘尚奎与我’放在开卷的第一篇。”
“尚奎去世，我的确像是失了魂灵，陷入最深的悲痛之中。物是人非，往事如昨。随着对尚奎的怀想，我跟着他参加党内上层的一些活动，一些人和事———敬爱的领袖人物、开国元勋和一批领导同志崇高而又亲切的形象，也就浮现于脑际，这里边有真诚的友谊，深切的关怀……成为最美好、珍贵的催人奋发的回忆。”
“等我稍稍从悲伤痛苦里边解脱出来，我就想动笔写点文字的东西。可是一提笔才发现这笔有千钧之重，要表达的已经不仅仅是逸闻趣事，而是饱含着三十多年人世沧桑，有我的泪痕血迹。我一没资料，二没有参考书。全凭一个人回忆。我一个个人，一桩桩事来回溯。我日思夜想，想得好苦。床头备有纸笔，有时半夜醒来，也要记、要写。就这样，从1988年起始，前后三年，我写了四十多个人的事，共24万余字（其中有部分文稿还没改出来）。我写得太苦太累了，弄得一身是病，视力减退，如今遵医生嘱咐，只好暂时搁笔。”
“当然书写完了，了却宿愿，我也感到充实、愉快。书中写的大部分我敬爱的人，还有我最要好的女友（她们是曾希圣夫人余叔、薄一波夫人胡明），而今都已作古。但我精神上仍然同他（她）们在一起，共享许多美好欢乐的瞬间，他们也帮助我度过艰难困苦的时刻。他们爱我、喜欢我，在我哀伤的时候，给我以慰藉、鼓励，我也始终不渝地爱着他们。人生能如此，还有何求！”
“现在我的日子过得不错。五个子女早已自立，有的在国外学习或工作。我已两次出国探亲，看看世面（她拿出赴美探亲的照片给我看）。我有许多朋友，包括海外的朋友也来这边看我，要我接待。但是我的心境已经归于平静。我宁愿足不出户，过清淡的日子，看看书，养养花（我特别喜爱花），听听自然的天籁（我们在她家庭院的花坛前合影留念）。”
水静断断续续讲来，我很少插话。时间飞快地过去。我觉得她很健谈，思维清晰，记忆力绝好。在精神上她并不见老。但是我怕她累了，只好告退。临走，她送我她的大著，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量很大的《特殊的交往》一书，这是珍贵的礼物。
寻访水静(3)
旅途中，我读完了《特殊的交往》（省委第一书记夫人的回忆）全书。此书文笔自然、晓畅、轻灵，有一定的文学性，（我的朋友、著名散文作家吕云松为文稿进行了整理润饰，作者在书前对他表示了深深的感谢。）非常好读，使它获得了极为广泛的读者。我从本书中除了感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开国伟人和革命前辈丰富的人性美、人情美和难得一见的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还看见了聪明、活跃、机灵，善于应对各种场面，敢和毛泽东“辩论”、同周恩来干杯、向李先念要钱，协助省委书记杨尚奎解决许多难题的水静本人。我想这本书提供的恰恰是广大读者感兴趣的伟人和大人物们精神和感情生活的另一些侧面，也就是更接近普通人生活的那些侧面，也是只有像水静这样身份、阅历的人才有可能写出来。这恰恰弥补了某些历史传记或专写那些政治生活、军事生涯的传记作品之不足，而这样的作品似更易走进千家万户的普通读者中去。它的作用无疑也是良好的，使领袖、大人物的形象同普通群众更接近了，缩短了彼此间的距离。除此之外，我还对某些社会上本已相当知名的人物更增加了一层了解。如曾长期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人们多知道他脾气大、独断专行等毛病，但他对女性温存、体贴、富有人情味的方面以及他在红军初建时期为情报工作立下的功勋，还有他在60年代倡导了“责任田”后的悲惨遭遇，就很少人知道了。水静的文章恰恰做了某一方面重要的补充。就是对写历史传记的人（例如如何全面地了解、看待一个人）也不能不是必要的参考。
我想，像水静这样的夫人在全国自然是少数，但在她所属的那个社会层里面也不算少。同样的或类似的生活经历，为什么水静能写出一本书来，别人却不能呢？这完全跟水静本人具备的素质分不开。她从小参加革命，在革命战争中经受了锻炼，好学上进，又爱好文学，这是其一。再则，身为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她除了服侍老人、生儿育女、操持家务，替书记免掉后顾之忧，还能在工作上、人际交往上助他一臂之力（正像她自己所说“尚奎为人热情，但疏于交际”，而她的出面恰恰弥补了他这方面的缺欠———“尚奎不止一次地以赞赏的口吻肯定我在扩大、加深他和同志们的革命情谊上的作用”）。这也需要具备某种天生的素质———比如应对自如、自然，具备分寸感等。这当然跟勤奋、好学的后天努力也分不开，未必是其他身份地位相同的夫人都能够做到的。也因为这样，她才能够做个有心人，处处留心，做过的事情便能留下印象，为后来的写作储存了丰富的客观素材。最后要说的是，水静除了爱好文学，还具备文学人物的素质、灵性，这就是丰富的感情和灵敏、细腻的感受能力。我想她作品气韵生动、情绪丰沛、细节丰满，其根源即在此。这就是水静作为夫人有其“特殊的交往”，而又能写出“特殊的交往”的原因。这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我预祝水静还会有新作问世！
不平凡的人生(1)
——记日籍华人作家、企业家张宗植中国现在一步步走向强大。但是20世纪近一百年之内，有多少海外华裔、华人企业家、文化人，热心关注祖国进步、发展，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给予支持、援助啊！我认识的海外日籍华人作家、企业家张宗植先生，就是其中非常独特的一位。
“辩证法的唯物论，为我开拓一个崭新的世界。”（张宗植）1914年，张宗植出身于我国江南的“儒林之乡”：江苏宜兴。从小丧母，生活在徐舍镇书香门第的外祖父家。在良好的乡间自然环境，既诵读中国经典，学着做诗填词；后来又进新学制的学校上学，接触传播西方科学新知识、新观念的新课程。
1928年前后，张宗植进入上海私立民立中学读书。这是当年一所英语程度很高的中学，初中一年级起除国语外，全部采用英语课本。但进入初一的张宗植并不感觉吃力，此前他已在宜兴中学读了一年，是个优等生，因病才休学的。在那个时代，敏感的少年张宗植经历了国运的几度转折、变化。起初是苏、浙军阀齐燮元和卢永祥的混战，他的家乡成了战场 。接着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日本在上海租界开办的内外棉纱厂的日籍职员，公然开枪屠杀了中国罢工领袖顾正红，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压迫加紧了。人们盼望着北伐战争胜利，收回租界，排除帝国主义势力出中国。不久却发生“四一二政变”，蒋介石在南京成立政府，再次向帝国主义低头求饶，屠杀共产党人和左翼分子，将中国重又陷入内战血泊之中。蒋政府向帝国主义屈服，卖身勾结，却并没有讨得一心要“征服中国、征服亚洲”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欢心。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我东北三省。紧接着1932年，“一·二八淞沪事变”，日军在上海附近的浏河登陆，居然炮轰上海。张宗植从老家赶回上海入学，恰巧碰见闸北火光冲天，差点儿脱不出身来。学校里的功课，张宗植应对裕如，苦闷彷徨的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课外书籍，希望从中找到国家和个人的出路。北伐军到达上海时，初中生的他，曾翻读了《三民主义》，却不解渴。民族危机深重，进入高中的他，这时接触了先行者们译介的一大批讲唯物论、辩证法的历史、哲学和文艺理论书，他觉得正中下怀，茅塞顿开。用他自己的话说：“辩证法的唯物论，为我启示了新的人生观，开拓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我们那一段的青年期，这些书的大量出版，是唤醒青年热情和理性的号角。”的确是这样。中学阶段，可以说，在政治思想和文学修养等方面，张宗植已经奠定了他往后行事、作人，坚实的基础。
一个“比正式生还出色”（韦君宜语）的清华大学旁听生中学毕业，张宗植报考清华大学，只因体格检查“不合格”，他未被正式录取。1932年深秋，他被允许住进表哥何凤元的学生宿舍，成了一名“清华”旁听生。（那时“北大”“清华”都容许旁听生，有的人是住在校外自租的公寓里。）他这个旁听生可不简单，一边听各科名教授讲课，攻读中国文学和西洋文学等学科；为了了解那个处心积虑侵略中国的东邻日本，而用心学习日语。一边还加入左翼团体“读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后改称“社联”），写文章，参加抗日爱国学生运动。日寇步步进逼，华北形势危急，平静的清华校园已不宁静。北平市民和学生，抗日情绪高涨，张宗植成为校园活跃分子。他结识了张凤阁、牛佩琮、李裕源（一清）、吕明曦（元明）等进步同学，很快又有蒋南翔、高承志、徐高阮、姚克广（依林）、荣千祥（高棠）、杨德基（杨述）等一批新入学的青年，还有一些女同学，如魏蓁一（韦君宜）等加入他们的活动。张宗植本人参加了地下共青团，又被推荐编《清华周刊》。他在《清华周刊》用张瓴、宗植（韦君宜则说他用晏未庄的笔名，笔者未在国内出版的已收张宗植30年代著作中查出。）等署名发表不少作品，既有讨论唯物论认识论的长文，还有小说、散文、杂文等作。此外还在北平、天津、上海等有影响的报刊如《大公报》文艺副刊，《文艺月报》、《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等，刊登新作。有的小说如《浅滩上》，当年在清华园人争阅读，被称为杰作；《骚动》则被选入鲁迅、茅盾编选的中国现代小说选本《草鞋脚》中。这使他在校园内外名声大噪，也引起北平国民党反动当局注意。1935年春天政治形势紧张，1月，一个寒冷的黎明，国民党军警来清华园搜捕进步学生，张宗植和一批同学被捕。4月底，张和徐高阮两人随即被作为要犯，押解南京。张宗植告别了他留念的古城北平，直到45年之后的1980年，才又见面。但是学生们的抗日救亡热情是压制不住的。1935年冬天，在姚依林、蒋南翔等这些共产党员进步学生领导下，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抗议国民党政府压制抗日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这时张宗植已被一位亲戚将他从南京警备司令部保释出来，在武汉闲住。因为反动派封锁消息，关于“一二·九”，武汉的报纸全无报道。直到1936年初张宗植到上海，准备去日本留学时，才知道“一二·九”的大致情况。而蒋南翔起草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他是经朋友寄到日本才见到。当读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时，他热泪盈眶。他赴日本留学，其中一个动机，就是为了就近研究这个侵略中国的近邻的社会、政治等情况 。他和蒋南翔他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不平凡的人生(2)
1937年夏天，张宗植正在日本留学，突然爆发了“七七事变”。日本各报汹涌喧嚣，制造战争空气，连天的大标题都是“膺惩暴支”，“宣扬皇威”。原是日本军部早就安排好的占领华北的计划，偏要说是“偶然事件”，罪在中国；本已驻屯在华北的日军，却假称是临时派遣去惩暴防恶的。张宗植气愤极了，中国学生在日本再也呆不住了。他毅然带领来日本短暂度假的妹妹，于1937年8月中旬，回到中国。
那个时代那些人，不管放在哪儿，都是社会中坚张宗植赶回上海，匆匆去宜兴老家探望了外祖父一家，便步行3天，去芜湖乘船，赶往那时的抗日中心武汉。他与在武汉相遇的表兄何凤元一起去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登记，以便参加战时文化工作。在这儿，他们碰见了老师、清华大学张申府教授。张教授已获准在三厅成立一个“战时文化社”，要出一本月刊，需要编辑人员，于是留下他们编刊物。然而3个多月，仅出了两期，武汉已在日军威胁之下，空袭频繁，各单位、团体，纷纷向四川撤退。张教授已先行去重庆，表兄何凤元应聘去西安教书，留下张宗植和一位管总务的高君，两人负责运送“战时文化社”的行李、辎重（其实主要是几箱书籍、纸张）。到达宜昌才了解，经营从宜昌至重庆的川江航运的民生轮船公司，其运输人员和物资的任务，非常繁忙、紧张，有一位业务处经理童少山在这儿坐镇指挥。张宗植他们等了一个半小时才见到童经理，他们自然希望自己早日登程。然而当亲睹了童少山肩负重担，昼夜辛劳，而人手短缺，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张宗植不是去那儿坐等安排运输；而是帮童少山干起活儿来，帮他在码头黑板上写装运表，加快他运转的速度，天天如此。活儿看起来平凡，也不求报酬。可是在他和原来不相识的童少山之间，感情拉近了，彼此生出了好感。这就是张宗植和中国经营有方，最大最好的民营轮船公司结缘之始。他和高君及他们的五六箱行李在第五天登程。而他没想到的是，他良好的教养、素质及敬业精神，已被童经理看中。抵达重庆不久，《战时文化》出完第3期停办后，1939年，他被邀去民生轮船公司服务，从此开启了他生活新的一页。甚至他战后在日本定居、生活，跟他在民生轮船公司参与经营管理现代企业的阅历，当然也大有关系。
从民生公司职员到战后海外贸易商人，中、日贸易先行者张宗植到民生公司，先是在公司的业务处编辑股，翻译英文资料，包括编译英国路透社每天早晨发来的新闻电讯，供总经理卢作孚先生参阅；同时帮助公司起草业务报告。那时有一家美国杂志来信约稿，请民生公司写篇文章介绍他们战时的业绩。业务处经理童少山要张宗植发挥他的笔杆特长，起草一篇精短、生动而又有说服力的文稿。没想到读了张宗植起草这篇文章的总经理卢作孚甚为欣赏。卢总经理郑重其事地要童少山将这年轻人领到每天下午开的公司高层人员例行碰头会上来。张宗植向他尊敬的以前从未正式见过面的卢总经理行礼后，卢指着各部门经理、副经理亲切对他说：“宗植，你认识他们吗？”人员介绍毕，卢总经理和蔼的目光转向张宗植：“你这篇文章写得好，我已经让他们传看了。”又连夸两声“写得好，写得好！”像老师夸赞学生，将宗植闹了个大红脸。自此张宗植这个默默地做事，有潜能的年轻人，受到卢作孚赏识，从总经理室秘书一直干到公司襄理。这期间，张宗植结识了卢先生特请的公司新任协理、代理总经理，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鼎鼎大名的原上海海事大律师魏文翰先生；也被他看重，两人成为很好的合作共事的朋友。由此张宗植参加了民生轮船公司多方面的工作，也常深入第一线。为了尝试扩大川江航线，他两次加入公司在险段甚多的乌江和金沙江的试航。那时日机频繁空袭，加上川江水险，民生公司百多艘航船处在无法保险的状态下。公司领导人卢、魏两先生，对此颇为不安。想设立一个保险公司，并同海外大保险公司签订长期分保协约，就地承办保险业务。然而民生公司难以单独设立。想寻求合作者，又不愿与孔祥熙、宋子文财阀系统的公司掺和。恰好1942年冬天，重庆广大华行总经理卢绪章也在寻找这方面的合作者。双方洽谈了数次。而进一步了解广大华行背景及内部情况这件事，卢作孚先生，信赖地交给张宗植去办。张宗植多次去广大华行实地参观他们的经营、运作，明显感觉到他们那不同于国民党官风官派的，切实做事的新作风。他对广大华行准确的判断，帮助卢、魏两经理迅速做出决策，以两方为主牵头的民安保险公司成立。在频繁接触中，张宗植已和卢绪章（新中国成立后任外贸部副部长）及广大华行员工舒自清等人处得很熟，彼此之间似有一种无言的默契。这里我要说一句，以民间姿态在重庆出现的广大华行，是在周恩来远见卓识下，极隐秘地设立的中共在国统区最早一家贸易公司。当年周对卢绪章讲了两句话：“你这个资本家一定要当得很像。广大华行一定要做到不与左派人物来往，就是在妻子面前也不能暴露身份……”遵循周的嘱咐，“广大”稳稳地在大后方站住脚跟，开创了局面，后来业务扩展到海外、北美，为新中国培养、积蓄了经贸人才，这是后话。民安保险公司由卢作孚当董事长，魏文翰任常务董事，总经理则是广大华行的杨经才，卢绪章任协理（杨去世后，卢改任总经理）。而“民生”与“民安”公司之间的事务，则由张宗植联络、掌管。可能就是这时候，张宗植的人品、作风和业务素养，包括熟练的外语，就被卢绪章、杨经才他们看中了。
不平凡的人生(3)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张宗植仍在民生公司工作。经卢作孚、魏文翰两先生安排，他有机会赴刚刚结束二战的欧美实地考察，并在那儿深造，工作。日军投降盟军后，联合国为处理战后问题召开有关国际海事会议，魏文翰作为出席此次会议的中国首席代表，他推荐张宗植为代表团秘书兼顾问，与他一同前往参加会议。他们自重庆乘飞机赴法国巴黎，然后乘美军安排的专机先去德国（他们是战后最先进入德国的两个中国人），再从德国转机去开会地点，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会议结束，文翰先生带着宗植顺游了瑞典京城斯德哥尔摩和挪威京城奥斯陆，乘轮船横渡北海抵英国海岸，转火车赴伦敦。文翰先生将宗植留下，在伦敦和利物浦等地考察英国保险业及造船业，并在几家著名保险公司实习。此外，张宗植还受广大华行委托，调查英国钢铁市场。在英国将近两年，接触工商界，体验英国人生活风习，也吟咏着英国诗歌、文学，这大大丰富了业余作家和未来企业家张宗植的见闻、阅历。这期间，魏文翰先生于1946年5月召他自英伦去美国，参加国际劳工局主持的第二次海事会议。这次会议地点是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他们自首都华盛顿乘美国政府安排的此次会议人员专列，横穿美国大陆。沿途领略了美国名胜，如盐湖，黄石公园的特异风光，准时抵达西雅图。
参加两次海事会议与魏文翰先生朝夕相处，宗植深感受益匪浅。在待人处事以及与西方人交往的礼仪，说话的方式等等，凡在中国国内无法学到的事，魏先生都给以指导。以后宗植在盟军占领下的日本，开通日、美，中、日之间贸易，与欧美人打交道而“游刃有余”。他说，文翰先生对他影响至深。同时他也更深了解了魏先生的高士情怀。魏先生为什么去美国哈佛大学专攻法律呢？是因为中国没有治外法权而使他深觉愤慨。他说：“洋人认为中国没有法治，我们至少应该把洋人的法律是怎么回事弄清楚，然后才能实行法治，把治外法权收回来。最低在收回治外法权之前，在公共租界的外国法庭里，也得保障中国人的合法权利，不能听任洋人自由裁判，让中国人吃亏。”回国后，魏先生在上海公共租界执行律师业务十多年，主要专理海商法事件，因其执法公正，维护了华商正当利益而声名鹊起，一些公司争相聘他为法律顾问。的确在民族危机深重年月，有多少才俊之士，用他们所学、所长来报效中华啊！大律师魏文翰是一个，成功地创办中国第一家民族轮船公司的卢作孚先生是一个。所以在1994年，多年定居东瀛的八旬高龄张宗植先生曾撰写长文《巴山夜雨》，寄到国内，深情地怀念他当年的知交又是指导者、老同事卢作孚、魏文翰两先生并记叙他们生平业绩。这都是今天中国人应当了解的，因之我在90年代《传记文学》杂志，荣幸地陆续刊出张先生这些忆往怀人佳作。我记得关于魏先生，宗植先生在文章结尾曾惆怅地说：“1978年以后，国内旧友陆续有消息了，但文翰先生在何处，怎样的处境，完全无法探索。”借助这篇拙文，我期望国内有知情魏先生者，能够满足张先生想了解魏先生晚年境遇的渴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