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张宗植作为民生公司在美国纽约设立的分公司成员，回到纽约。这时广大华行也已在纽约设立了分公司。8月，忽接他在广大华行老相识舒自清电话，说卢绪章已与卢作孚先生谈妥，要由“广大”派他去日本。张宗植遂于9月去东京，从此，他就长驻日本了。
“在中国来说，抛一粒散子在棋盘角上，棋局不发展到那一角，牺牲不大。发展到那一角上，说不定就会起一些作用。”（张宗植）
张宗植作为在美国纽约的广大华行派驻日本的贸易代表留驻日本，他来得是时候。那时占领日本的盟军总部，才刚刚允许外国商人来日经商，但名额有限制。中国的限额是108人。但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下，像民生公司，广大华行是不在参加之列的。而从未来着眼，尽管内战在紧张进行，中国解放区和将来新中国，对日贸易是重要的。这又是当年中国共产党人的卓识远见。既然在国内没有机会派人去日本，是否广大华行的纽约分行，能在美国的限额内，派人前去，捷足先登？卢绪章异想天开。那么派什么人去呢？他马上想到民生公司派驻纽约，会英语、日语的张宗植，人才难得。他立即征得民生公司卢作孚同意，借用张宗植代表广大华行去日本。在张宗植来说，觉得这也是他同日本的“宿缘”。战前他在日本留学将近一年半，而今正可以去看看战后日本，继续他对日本的现场研究。
张宗植温文尔雅，沉静不多言。外表看去像一介书生。然而他在民生公司的经验，加上他在欧美近一两年的阅历，又通中、英、日三国语言，熟悉日本民情风习，这的确使他的赴任，具备天然优势。但是，这并不能决定他的使命必然成功。成功全在于他发挥自己优势，广结善缘，主动进取的努力。
张宗植作为来自美国的贸易商、“买主”，被“盟总”安排住进条件优越的“买主饭店”。他很快跟主管进出口权的“盟总”经济科学局的美国官员和日本外贸厅的人搞得很熟。他还受美国施贵宝等药厂委托，开展美、日药品、杂货贸易。战后日本物资匮乏，能出口的商品，包括药材原料甚少。张宗植依靠他在美、日两方良好的人脉关系，“深挖细找”；靠自己纯熟的语言为两方搭桥，终于做成了日本向美国出口薄荷脑，进口非“盟总”管制范围的美国药品的第一笔生意。开展中、日贸易，中国没有美元来付款，“盟总”定的规则是物物交换。他已经向朋友请教了物物交换的结算方法。这时108人名单中的中国“买主”陆续出现了。然而在美军占领下的日本，他们凭以往与日本做生意的老经验，要开通同日本的换货交易，还是挺不容易的。他们要同掌握实权的“盟总”经济科学局的美国人打交道。可是有的人虽是“日本通”，却不谙英语。而日本贸易商，除非外贸厅的上层官员，是见不到美国官员的，所以虽有生意，无法及时洽谈。张宗植凭借他来自美国，又对美、日两方贸易官员都熟识的条件，帮助一位来自中国的商人，很快打通关节，得到“盟总”批准，做成一笔从中国进口一千吨菜籽饼生意（回程的货是日本人造丝），这也是战后中、日之间物物交换的第一笔生意。在张宗植来说，这事只是出自偶然（那个廖姓商人恰被安排与张宗植合住一室，因而有此幸运），张宗植这个“代办商”，却名声远扬，震动了全东京中国人，纷传“老张神通广大，有办法”。1948年4月末，他搬进新办公室，便宾客盈门，都是来求他做代办生意的，应接不暇。他将大部分人推辞了，只选定几位，替他们代办。这事几乎持续一年以上。这期间，经张宗植之手直接促成而非代办的，自中国运进日本的，除菜籽饼，还有桐油、猪鬃和生漆等，主要是土特产；而从日本出口中国的，则大宗是人造丝，其次是轮胎、螺丝钉之类，成交额将近二十几万美元。然而开展中、日贸易，在张宗植，这只是一个开端，小试锋芒。直至于1949年夏天广大华行专程自香港派人来请张宗植真正开拓中、日较大宗贸易（那时人民解放军已风卷残云般驱赶着国民党军队向中国南边逃窜），他才大显身手。
不平凡的人生(4)
卢绪章那儿来人说，东北、华北工业正在恢复和建设，急需便于装置的机材和钢材。向日本采购是就近捷径。且东北、华北的设备原来多为日本制品，便于补足配修。而日本也需中国的农产、矿产，来复兴他们的民生及基础工业。他交给张宗植一份立即可从华北出口物品清单。张宗植觉得大豆、脱壳花生应是大宗，其他的不怎么需要。他希望来人回去调查了解开滦煤、铁矿石，盐有无可能出口。对于能够做成的生意，张宗植全力以赴去做。很快做成了来自华北、东北的大豆万吨以上，脱壳花生上千吨。回程的货有电机，大型水银整流器，大小不同的马达等。生意越做越大。张宗植手里握有进口大豆、花生的证书，总金额合588000美元，除新定十几万美元的钢筋，其余478000美元定货金额全部被日本富士电机所接受，为中国制造需要的电机。数年后老板和田对张宗植说：“你是富士电机的大恩人，那时手头没有新业务，银行里借不出钱，工资发不出全额，正处罢工前夕。拿到你那张“盟总”批准的出口合同，我们得救了。”香港（广大华行总部这时设在香港，它是后来成立的中资华润公司的前身）不断来的货单，大量要的有棒钢、竹节钢等，更有数千吨造船用五公厘厚的钢板。日本方面则需要中国的铁矿石。这些交易作成了，其后是中国出口数万吨盐，向日本交换东北、华北急需的大批钢材。这些钢材在1950年6至9月份，已陆续运往天津、大连。然而6月份突然爆发朝鲜战争，使10月份待运的无缝钢管、锰钢杆等受阻。美国人控制的“盟总”，公告一切可转作军用的物资，禁止出口中国大陆。10月末张宗植奉召前往香港。老朋友舒自清赞赏这不到一年半的中、日贸易成绩。他告诉张宗植，“北京方面非常满意。从东北、华北出口四百多万美元油粮矿产，换回四百多万美元电机、钢材和工业生产必需品，是空前好成绩。国民党政府从抗战胜利后，就派了几十位大员，动员了资源委员会，中央信托局，但直到这时为止，包括台湾在内，也没有你老张一个人经手的那样多。”后来还有件事，笔者在这里说一下。张宗植自香港返回东京后，本想过几天清静日子，台湾方面的驻日“中国代表团”却盛传张宗植是共产党，是北京派到日本的，还通知日本警厅调查他的行动。他们调查了一番，对“美国来的张宗植”，未敢妄下毒手。几年后，张宗植才知道，他这样被人注意的原因。据日本统计资料，1949年全年，日本出口金额不过五亿二千余万美元。而1949年夏天至1950年初秋，张宗植一个人成交的出口业务，出口去中国的广大华行部分加代理部分及帮助日本出口去美国的货品，合计近五百万美元，接近日本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一。
张宗植是战后中、日贸易的先行者、开拓者，早于1954年廖承志—高崎民间贸易协议好几年，而此事至今鲜为人知。
却说1950年10月在香港居留数日，朋友们是很希望张宗植撤回港岛的。然而张宗植是不愿做事留下尾巴的人，中、日贸易的余额如何追回？被扣货物如何取出另找主顾？这些未了之事不宜撒手不管；再说在日本他也还有些私事牵连，不能一走了之。考虑再三，张宗植诚恳回答他的友人们：“任何环境下，不需过分担心。在中国来说，抛一粒散子在棋盘角上，棋局不发展到那一角，牺牲不大。发展到那一角上，说不定就会起一些作用。”啊，可敬的中国反帝爱国熔炉里走出来的勇士，你毕生的坐标是不会改变的。你语重心长的话，正是你的心声。你虽自此成了孤岛上的独行者，然而主意是你自己拿定的。虽说世事无常，有独立人格的你，你自己选定的路还得自己走下去。期待于你的朋友们且看，这条路你是怎样走过来的？
“我看得出在你们几位中，你不在乎金钱，我也有自信告诉你，我不考虑钱。我们年轻时做反帝活动，现在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已经了解帝国主义的形成是工业的过度集中，如果能做一点分散工业到后进地域的工作，只需我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我也愿意协助你们。”（张宗植）
张宗植将中、日物换物贸易期间，货款的余额追回；被禁止出口的钢管转卖给澳大利亚一商家，收回货款后，还略有赢余，一并汇给广大华行，为他替广大华行做的中、日贸易，划了个清清白白的句号。他留在了东京。先是一个美籍华人，邀他合伙经营一家小小的“咨询公司”，后来他又买进一个小吃茶店；依靠自己不厚的收入，过起平静、清淡，有几分寂寥的日子。这时因朝鲜战争阻隔，他与大陆亲友中断了音书联络。他原先认识的广大华行纽约分行的一些熟人，其中有几位是在1948—1949年之际，国内形势迅猛发展，公司收缩海外业务，而决定不回国的，留在美国组织了一个小贸易公司。他们都是高学历，又在广大华行积累了丰富经营经验的人。他们是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毕业的萧人存和王澄清，还有老清华毕业的夏承铎。他们的公司名叫SUMMIT，直译是顶点，绝顶，却暗寓着“集合麻省理工大学”的含义。中文发音接近“森美”，故叫“森美公司”。他们与张宗植原先就有业务往来，1954年，他们数度来日本，会晤张宗植。起先是王澄清两次来，拜托张宗植帮他追回一位韩国商人欠他们的货款，又请他成立一家承担“森美”在日本业务的小公司，他们出一部分资金。这就是后来日本“森美公司”的由来。按照张宗植的脾性，他并非道地的生意人，所以一向是“你不求我，我也不求你”，在做生意方面，从不主动提出与人合作。这小公司成立以后，虽也帮他们推销美国药品，他对长期合作，仍有几分踌躇。直到萧人存10月份再次来日本，两人相聚深谈，很投契，才下了决心。他们谈话的中心意思是，都是从反帝爱国的抗战中走过来的人，想法、看法是相近的。虽说在国外环境，要合作，便需赤诚相待，而不为金钱、利欲所分裂。这样就能够有所建树。张宗植说，“我看得出你不在乎金钱，我也有自信告诉你，我不考虑钱。我们年轻时做反帝运动，现在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已经了解帝国主义的形成是工业的过度集中，如果能做点分散工业到后进地域的工作，只需我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我也愿意协助你们。”就这样，从50年代中、后期起，直到70年代初期，开始了他们之间长期亲密的合作。森美公司的主要建树是，利用一家跨国石油公司贷款，日本的设备、技术，以台湾和东南亚华人、华侨工程技术人员为主，泰国的华裔建设公司承包，在泰国建起了该国最大、设备最新的炼油厂———“挽节炼油厂”。60年代后期，森美公司的业务，围绕石油而有很大开展，在好些东南亚国家设立了分公司。70年代初期，他们又应新加坡政府邀请，在新加坡建起了以华人资本为主的新的炼油厂，成立了新加坡石油公司。第一届董事长是新加坡的陈文德，总经理是萧人存。萧人存因筹办这两个炼油厂，长年奔波于美国、日本、东南亚国家之间，积劳成疾，于1974年在新加坡遽逝，随后他的家人也离开了森美公司，连股权也没保留。他真正做到了不是为钱袋而工作。但两家石油公司其后有长足的发展。挽节炼油厂屡有扩建，1982年被泰国收归国有经营。新加坡石油公司拥有十亿美元以上资产，成了东南亚唯一能和国际石油大资本抗衡的企业。张宗植作为新加坡石油公司开创人之一，深孚众望（1994年我去新加坡时，承张先生介绍，曾登该公司耸入云霄的大楼，短暂参观），至今仍在那儿兼任重要职务。二战以后，抓住机遇帮助东南亚国家发展本国民族工业，张宗植和他在森美公司的朋友们，功不可没。1993年，张宗植先生将他完稿的回忆录《长空五百万公里》寄给我，这是纪念他已逝好友萧人存的，文中生动写了萧先生为建设两个炼油厂作出的贡献，同时写了建设两个炼油厂艰辛曲折的历程。该文载《传记文学》杂志1993年第6期。
不平凡的人生(5)
“此情岂待成追忆，只今犹在燃烧中。”（张宗植）
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跨入80年代门槛，与故国隔离数十年，思乡之心愈炽的张宗植，便飞抵他最想念的北京城。1980年1月末，气候的寒冷阻挡不了他，他参加几位华侨的经济访问团到达北京。他挤出有限的空余时间，托联络人员为他安排，在第三天上午，会见他最想见的清华学友蒋南翔（时任中国教育部长）和清华同学、表兄何凤元（他是30年代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曾在1950年香港的两家中国航空公司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曾任中国民航第四局局长，于1977年在国内去世）未亡人张滢华女士。这天上午9时，张宗植住的房间便有人敲门，原来是蒋南翔提前一个半小时来到。他知道张滢华将在9时到来，他提前来，是想聚谈的时间长一点。宗植一见南翔就说：“我是让联络员约好10 时半去看你的，哪有一个政府部长跑到旅馆来访问商人的道理？”南翔笑着说，“小朋友怎么见外？”宗植的心一下子热乎起来，好像回到了当年。他们共同回想起1939年在重庆的最后一面。那时他在民生公司任职，南翔打听出来，在繁忙、紧张的地下工作环境，仍专门去他的宿舍看望他。两个朋友，睽别已四十一年矣。相见是欢悦的，只恨时间太短。同年8月，蒋南翔有事赴东京，两人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再次欢谈。这头一回来北京，张宗植也有机会重见了老友，曾长期领导中国外贸工作的卢绪章。可惜另一个卢（作孚）早逝，他见不着了。
自此以后张宗植与他清华时代的老同学、老战友陆续联系上了，其中还有几位当年文友，而今已是著名作家的徐迟、端木蕻良、叶君健、韦君宜。
1990年5月他来京，会见了宋劭文（当年是北平“社联”负责人，曾鼓励宗植向左翼报刊投稿。解放后从事经济工作）、高承志、王作民（女同学）、马家驹、张滢华，端木蕻良夫妇、叶君健夫妇等，又专程去韦君宜家看望病中的她。我就是在君宜家，君宜介绍我与张先生相识的，从此开始了我们之间长期的交往。
1992年5月张宗植再次来京。这次除会见老同学、老朋友，还去天津看望了老同学高承志、唐宝心、吕元平，广大华行的老相识高平叔。同年11 月，他有事来京，经王作民介绍，还去会见了中国工业界的元老、机械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九十高龄的沈鸿老人，两人很谈得来。
在张宗植看来，他清华的老同学、老战友，这是一代人，他们的人生轨道是在30年代民族危机深重，救亡图存的时刻定下来的，不管在什么处境，在国内、国外，那种反帝爱国的情怀，始终是他们强大的驱动力，使他们的心紧紧相连，永远互相牵挂。战后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不变的，是他们青年时代形成的友谊。1988年5月3日，蒋南翔不幸病逝。在当年8月写的深切悼念蒋南翔，题为《永远的青年，恒久的友情》文章中，张宗植写道：“我对南翔的感激是我当年想说而没有说清的话，他很响亮地叫了出来。我当年想做而因为受了一点打击就不能继续做的事，他挺身做到了，而且毕生在做。我说当年这种青年的热情，是出发点，也是永远继续的动力。“此情岂待成追忆，只今犹在燃烧中”。不到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了的富裕繁荣、筑成世界和平的基础的国家时，这个热情的火种是永远在强烈燃烧着的。”而蒋南翔呢，在他心中，张宗植是他早年的引路人，这是不可更改的。他曾对别人说：我们的友情是永恒的，因为凤元是我的革命的引路人，宗植是凤元的引路人，也等于是我的引路人。而韦君宜对张宗植，也有类似南翔的看法。因为她当年刚进大学一年级，年纪小，是张宗植他们这些长她几岁的大哥哥们的言行，将她卷进这革命的时代潮中。虽说当年在学校，他们并不算很亲密的。但我观察，他们现在仍情同手足。每次来北京，张宗植都关心病中的韦学友（当年他们唤她“小魏”），前去看望她。每当他在《传记文学》发表新作，他就写信嘱咐我，稿酬不必劳神寄发，交给韦君宜，给她补补身体。
关心中国教育事业，捐资母校清华大学，
设立“一二·九”奖学金
1987年，正好是蒋南翔在中国教育部长任上，张宗植将自己海外的积蓄，捐资50万美元，30万给母校“清华”，设立“一二·九”奖学金；20万给安徽中国科技大学，设立“张宗植科技奖”和“张宗植青年教师奖”（此名称是张宗植推脱再三才接受的。他给在科技大学工作的儿子的信中，解释他为何听了朋友们劝说，接受这名称的。他说：“张宗植”这个名字，我也不应过分作为私有之物。朋友中提到这名字便联想到何凤元、蒋南翔、姚依林、高承志、牛佩琮、宋劭文和许多当年的朋友，这是30年代“七七”前夕北平反帝抗日大批学生青年的一个分子，要作为这一群青年的一个分子看，不能由我以私有的心情，要表示高洁便把这名字也抹煞掉。）以奖励成绩优异的青年学子和教师。1988年清华大学举行首届获奖者颁奖，宗植先生于百忙中赶来参加了。1990年去中国“科大”参加授奖仪式时，他亲笔为学校题字“发扬科学精神，培育建国人才”。
关于这两份奖学金的设立，他在1987年9月30日给儿子的信说：“关于奖学金事———想来校方已经和蒋伯伯、滢华伯母联系上了，你知道有这事就够了，尽可能不要参加———你很聪明，我想你也懂得这事的本质，这是我年轻时的愿望，中国需要更多的知识和科技人才，一个抗日反帝的青年，后半生在海外生活，我缴付给日本政府的税，比日本人一生所缴的平均金额已经高出了二十几倍，这笔回收的资本，我今后用不完，将来成为遗产的话，日本政府要先缴60%以上的相续税，子女能分到的不到40%，要生前分给子女，税更重，我何必如此孝敬那些日本官僚呢？给中国作为公益捐款，不要缴税，中国可以全额受惠，同时也给了你一个无形的精神上的遗产。”
不平凡的人生(6)
晚年笔耕，再造辉煌
我相当讨厌“辉煌”这个词儿，因为已经被一般人们用得太滥了，哪有那么多辉煌，作出了一定成绩，也就不错了，都用得上“辉煌”吗？但宗植先生晚年笔耕的成绩，确是如此。
这同他1980年跟国内的老同学、老朋友们联系上了，也大有关系。朋友们记得早年他在清华大学的文名。而今几十年在海外，阅历、见闻更加丰富了，难道不应该再写吗？在那些文友，特别是徐迟、韦君宜、端木蕻良几位鼓动下，宗植先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果然动笔了，益发而不可收拾。他用优美、动情的文笔，写了《徐舍的星空》、《遥远了的故乡》等怀念童年、故园的散文，写了怀人和自己早年生活、心路历程，在文思上别具一格的《竹骡记》，还有《多摩川雨雾》、《银座飞絮》、《东京湾的焰火》等描写日本生活变迁的作品。这些作品列入中文最好的散文中毫不逊色。
记得当我收到他1992年初，首次寄给我那份精心包裹，蓝色封皮的手稿《岛国余话》（出单行本时改题为《樱花岛国余话》），我读之，即不能放下。这份十多万字手稿，我是一口气读完的。（该作首次独家刊于《传记文学》杂志1992年第一、第二期）论文笔，早年在清华大学时，就有人赞扬他文字风格清新、隽永（一说是俊秀、朴实），果然名不虚传。而读他的新作，我更要说，他是宝刀未老。
他离开故国四十多年，还有这样好的中国语言文字表达，真是令人惊奇。这我不想多说。我想要说的是他近十年陆续在自己祖国发表出版的这些写日本文稿的特殊价值。就拿他这部最重要的著作《樱花岛国余话》来说，最主要的是他利用自己战前，特别是战后几十年生活在日本的亲身经历、见闻，为我们提供了我们非常关心的近邻日本难得的第一手观察资料，我认为胜过好些学者、文人写的关于日本的书。比如日本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好就好在张先生是全面、客观的观察分析。他说他在1936—1937年短暂的留学时期，就对日本普通人民抱有好感。他们爱好清洁，守礼，勤快，心地善良，生机勃勃，连卖报的小报童也是这样。他好像看见一个消失了的古代中国，存在于日本普通人民身上。日本国向来重视教育，最好的房屋、设施是他们的小学、中学。而且，他们教育普及。但是日本是内部封闭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保留着许多封建东西的资本主义制度，例如财阀制度，战前的军国主义，它是军阀、财阀相勾结，而以军部的专制为主体的反动制度，它快速地将日本推向侵略战争。它蹂躏侵略别国，也反对本国人民。他在1947年秋天去到战败后的日本，只见满目疮痍，人民生活十分悲惨。但是战后日本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盟总”占领日本，美国的政策，最初是想瓦解、铲除日本那些大财阀集团及其制度。可是没过多久，为了反对世界共产主义，就改为扶植日本，对付共产主义力量正在这些国家兴起的中国、朝鲜、越南等。例如，战争的赔偿也被“盟国”免除。中国这个受害最大最深的国家，由蒋介石做主，追随美国，对日本放弃一切赔偿要求。作者愤慨地写道：“清末的中日甲午战争，战败的中国没有踏进日本一步，《马关条约》却规定了对日赔款，金额超过清政府全国财政收入的年额将近两倍，抵得当时日本政府财政支出的年额两倍左右。而这次长期战争的结果却不要赔偿！”50年代初期，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以日本为最大后方基地，那些老财阀的新继承人掌握的钢铁、电机、石油等工业得以快速复兴。大的工厂制造枪炮、坦克，小的工厂接到制造手铐的定货。60年代的越南战争，又给日本财阀、老板们一次发战争财的机会。所以战后日本的政治制度，除了表面引进西方的代议制民主，以大财团为后台的保守政治体制，并没有真正革新。因之对侵略战争的认识，日本一些人根本没解决问题，这跟统治集团大有关系。日本的经济实力走在世界前列，这又给日本人以骄傲的资本。这样一个国家的上层，究竟要把国家带到何方，那是一个未知数。文章末尾，作者慨叹道：“这大都市正在夸耀着资本主义的无上的繁荣。但是你正向着一个什么方向在突进呢？你自己不能回答，我也没有办法替你回答。”作者用大量事实材料来展开的对这个邻邦的精辟分析真是振聋发聩，值得人们深思。当然这样的作品也将为中、日之间架起一座深入沟通、理解之桥。沈鸿老人将这书读了三遍，还做了笔记。他盛赞此文“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张宗植其人
我与张宗植先生神交已久。假使以三言两句来说这个人，他确实是一介书生，他的谈吐非常文雅，时时充满书卷之气；但他又是个精通世界局势和商业贸易的大专家。他赚钱，但决不为赚钱而生活。他是道地的文人，能用炽热、精细的感情，写出美的文学作品。但他绝不是中国传统儒生，说他是“儒生”或“儒商”之类，这是亵渎了他，他是彻底的现代反帝反封建的斗士。他在青年时期就追求人格独立，精神自由，走出封建家庭樊笼。他选择了自己独特的反帝反封建之路，坐标不变，但生存方式，他似认同西方的个人独立自主式。张先生已85岁高龄，但他精神年轻，且还没有退休。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还没有到老年。我祈愿他将有更多更精彩的洞察、烛照这个世界的作品贡献于人们，这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不平凡的人生(7)
1998年12月15日，初稿
1999年6月7日，略作修改
（载《百年潮》杂志）
很特别的女人(1)
——香港女作家夏婕
近年旅游文学作品盛行。香港则出了一位活跃的、写了许多旅游文学著作的女作家夏婕。
80年代初期，她用写作收入作旅费，每年都用几个月时间回内地旅行。从内蒙东面的锡林郭勒盟草原到西边的巴丹吉林沙漠；从新疆北部边城伊宁穿越天山，再沿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去最南部、最偏远的叶城、和田、于田、且末、若羌等地；从新藏公路入藏，到达西藏最西部的阿里地区，横穿整个西藏高原，再从川藏公路出藏……她是以普通旅游者的身份去到这些地方的，往往孤身单旅，独自背着沉重的背囊（自带生活用品及摄影器材），乘坐的是普通的长途公共汽车，甚至骑马、骑骆驼。住的是普通的旅舍。
正因为如此，她有机会深入体察少数民族的实际生活，跟当地的普通干部、群众打成一片，每到一处，都结交了一批真诚相助的各族朋友，所见也广，所闻也多，得着了无尽的乐趣。在荒漠客舍、煤油灯下，她坚持笔耕不辍，惨淡经营，于是结出了累累硕果。
她的写作起步是1979年，数年工夫，在香港出版了八九本书，计有中、长篇小说《天山梦》、《伶仃的驼铃》，游记《漫漫新疆路》、《丝路万里行》、《带你游内蒙》、《长城内外》（《塞外云影》之一），《沙漠奇遇》（《塞外云影》之二），《再游新疆》（《塞外云影》之三）等等。
我是先从作品，了解、认识她这个人的。总是一口气读完她的作品。她的文笔优美、娴熟、活泼、轻松、自然晓畅，富有文学意味，却无半点忸怩作态。她往往触景生情，随手而拈，直抒胸臆。而内蒙、新疆的山川、原野、沙漠、戈壁……在她的笔底，显得那样生机勃勃，引人入胜。这是我随手抄下的句子：
一片广袤无垠的原野，地上长着寸来高的茸草，金亮的小黄花只有我的小指甲盖那么大，然而，它瓣瓣清晰明朗，别有一种美丽。
四周静悄悄的，了无人影，屏心静息的聆听着疾风有规律的笑声……
无语地让双脚胡乱的踯着碎步，心情与长空一样清爽无尘，人生难得有着这么一个忘却了任何烦恼的时刻———不知什么是愁闷，也记不起困惑……甚至连喜悦也忘了！思绪只是一片干干净净的空白。（写白云鄂博荒野。）
是烟波浩渺么？不，不是！我站在黑色的沙岸上，深深的呼吸着这博斯腾湖之水，只能用‘奇妙’去形容它———近沙岸的一长条湖水，大约是含有泥沙呈灰黑色；十来公尺开外那片绿水，像最纯净的那片翡翠；柔润迷人与天幕相接，遥遥的那条如蓝带般的湖水，比蔚蓝色的晴空更加明丽……
一切又是那样的清晰，不会被灰、白色层云填满的蓝天和三色秀水之间，白色的水鸟在上下窜飞，而且完全没有隐隐约约的烟雾水气———这就是博斯腾湖，它安然地在阵阵劲风中摇荡……（写新疆博斯腾湖。）
至于中国古代诗、词、歌、赋的那些佳句，在她笔端则是招之即来，运用自如，给她的游记添色，造就种种旖旎、难忘的意境：
“何处明驼先系？一片悲笳，数声断角，吹落斜阳紫。”美吗？此时的斜阳，却是满眼闪亮的金黄。……（写百灵庙风光。）
更加值得称道的是，她写边疆少数民族，是怀着一颗爱心，满腔尊重，善于发现、发掘民族性格中各自独特的，善良、纯朴的美。蒙古民族的豪放、率真、好客，新疆维吾尔族中那些上进、好学、谦虚、有教养的一代年轻人———在她笔下一一入画、入神，令读者如亲闻历见。小说《伶仃的驼铃》，写的是个明显不过的虚构的爱情故事，但对维族人民、维族青年美好、丰富的心灵境界和他们那独特的生活世界，却有相当生动的开掘、表现，灌注了作者的真情、深情。通过维、汉族两位青年人的恋爱故事，这样深入地表现维、汉两大民族心灵交流、感情交流的作品，是难能可贵的。
有时一颗海外赤子之心，跃然纸上，正像作者在一处地方写的：“……城洞外门上的四个大字———‘大好河山’，却看得人心头发热。只要是中国人，一眼见到这看来平凡但寓意深切的几个醒目大字，无不为之感慨万千……我万里迢迢地由南向北，走东往西的，不也正是为着这四个大字而来的吗？”（见《长城内外》）
作者满怀热爱地写大好河山之美，写她在边疆遇见的各民族可爱的人物，但并不讳言阳光中的阴影，前进道路上亟待改正的缺点。这同样是出自一颗关怀、热爱祖国之心。而且使她这些旅游作品，显得愈加朴素而拙真，更加具有魅力和说服力。
今年6月，夏婕来北京，我们有机会见面，她比我想像的更加年轻、活泼。我陪她去看望几位前辈作家，她的真诚的谦恭，不俗的谈吐，却又表现了她深厚的文化涵养。作为一个现代的作家，她敏锐地、广泛地关注着中国的事情和世界的事情。她乐于同我去挤乘北京市的公共汽车，与广大市民为伍，这使我理解，她为什么屡次去边疆，而又能过那些风餐露宿，“艰苦”为伴的日子。
其实，她从小就经受了生活的坎坷。她是湖北武汉人，1949年解放后出生，在汉口上的小学、中学。因是个书香世家子弟，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虽年纪小而仍难免受牵连。不满16岁，便离开父母，只身去新疆农垦兵团劳动。几年后病退回家。1971年含泪随家去了香港。但她不甘心做一个碌碌无为的家庭主妇，1979年开始给报刊投稿，数年以后便成为一位有影响的旅游文学新作家。她回祖国大陆，第一个去的地方，便是她曾在那儿下放劳动，她视同第二故乡的新疆。她的生活节奏极为紧张，每年回祖国大陆的几个月，一面是艰苦的旅途，积累、感受生活，一面还从不中断写作。回香港后，白天往往参加紧张、繁忙的社交活动，深夜才读书、写作。有时一晚上需写一万多字。两个多月写一本二十多万字的书，在她是平常的事。
很特别的女人(2)
香港的舆论、出版界，称夏婕是个“很特别的女人”：她是如何可以抛下她的家庭、她的子女，间关万里，攀山涉水地去闯？一次又一次地上路，去丝绸之路，去大漠黄沙？她真的了无牵挂吗？是什么摄取了她，使她魂牵梦萦？
夏婕自己回答的好：
“像一叶扁舟，在时代的狂风巨浪中，我飘摇四处；有机会去了解中国之大和中国之美，也有了希望更深一层地去认识它们的意念。
“无论我血液中是否真有（夏）禹王的遗传因子，我也有那种不达目的誓不休的顽韧；所以，我能带着自己的思想上路。”（见《塞外云影》第二辑自序）
夏婕，她将为祖国大陆更多的读者所认识。
写于1993年
同代人的伤痛(1)
——悼念唐达成
不少，这是人所共知的。达成那个时期的文稿，也难幸免，当然并非全都是这样。１９５６年党中央、毛主席首次提出在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还提倡青年人要像牛一样，头上长个犄角，为了斗争。还要善于独立思考。我记得达成是这年下半年参加共产党的，同时他已被提为《文艺报》的编辑部副主任，还被推选为中直机关团委委员。从某种角度看，他是一帆风顺的。但达成从来不是个骄傲、浮躁的人，他的专业是文学评论，他也是个爱思考问题的人。１９５７年５月初，当时文艺界领导同志的调子是鼓励大家鸣放，说：不要小鸣小放，不要“迎风户半开”，而要大鸣大放，对文艺领导和文艺工作，有什么意见都讲出来，我们欢迎批评。达成经过一番研究、酝酿，在这个时候写成一篇发表自己文艺见解的文章，题目叫《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副题是“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发于６月９日出版的《文艺报》１９５７年第１０期显著地位，这却引来轩然大波。提拔他的单位领导人不可能高兴，唐达成你是不是太狂妄，你居然冒犯周扬同志了，他是代表党领导文艺界的，你还是个入党不久的新党员，这不是“对党的领导抱着严重的对抗情绪”（见当年《文艺报》批唐的文章）吗？那年月就是这样，学术问题一般文艺干部很难跟文艺领导人展开平等讨论，且很容易弄成政治问题。其实，达成这类对文艺创作中某些理论问题看法，在我们这样年龄层的人，所在多有，只是不一定都愿意讲出来。我们大多受过解放前争取民主、自由、人格平等等思潮的影响，给上级领导人提点当提的意见、建议，在我们看来应当不成为一个问题。上级领导人也是人，在学术思想、工作作风等方面，他们身上并没有那样多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既然周扬等领导人鼓励大家对文艺问题和文艺领导人谈意见，为何不可写成文章呢？但是唐达成错了，这被看成“犯上作乱”了。在很快开展起来的反右派斗争中，沉重的一击落到他身上，他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长期到柏各庄农场劳动改造。这些去劳改的人，不久就从机关中消失，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60年代初期，邵荃麟主持“作协”的工作，重新成立创作研究室，他请《文艺报》副主编侯金镜兼任室主任，吸收丁宁参加，但人手仍缺。这时候，他们想起了老实敬业，会写文章的唐达成。达成遂于１９６１年摘掉右派帽子，调回作协刚成立的这个研究室工作。达成之调回，跟上述几位爱惜人才者的善意分不开，这在当年作协是个特例。１９６２年８月，经过创作研究室一番酝酿准备，邵荃麟带领作协有关工作人员赴大连主持全国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达成和我都在这个会议上做会议记录，但达成的处境并不好。虽然摘掉了帽子，除了埋头记录，只能沉默寡言；平日里待在我们工作人员圈里，没事就一人独处。其他参加会议的人们，很少理会他，就像没有这个人似的。我深感歧视的气氛像座山，沉重地压在这个好人的头上。
１９６２年９月，八届十中全会开过后，阶级斗争的弦重又绷紧。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及１９６４年６月，毛主席对文艺工作连续发了两次批示。于是１９６４夏天，作协开始党内整风，刘白羽取代邵荃麟主持作协工作，随即开展对邵荃麟“中间人物论”的揭发批判。《文艺报》发表重头文章《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而这次批判活动的余波，竟也莫名其妙地落在只不过是个普通工作人员，并正在“夹着尾巴做人”的唐达成头上。批判邵荃麟之后，作协创作研究室实际已被取消。刘白羽同志说了一句话：“像唐达成这样和大连会议‘有牵连’的人不能留在北京。”唐达成遂被遣送山西，没有单位要这个摘帽“右派”，他只好暂在妻子所在单位待着。正在此时，《文艺报》于１９６４年最后一期，以“本刊资料室”名义发表一篇“资料”：《十五年来资产阶级是怎样反对创造工农兵英雄人物的？》除了将胡风、冯雪峰、丁玲、陈企霞、秦兆阳等人再次揪出来鞭打，还新添了个邵荃麟；也没有忘记将已摘掉帽子的“右派”、原《文艺报》编辑唐达成牵出来示众，其罪过仍然是他七年前发表的那篇批评周扬的文章。这等于重新公布他１９５７年的“罪行”，对唐达成真是雪上加霜啊。“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唐达成沦为下层平民，在山西矿区艰难地生活了九年，直到１９７９年党中央为错划“右派”彻底改正后，他才重返北京。
唐兄半世坎坷，落实政策后，他在《文艺报》和中国作协的负责岗位上尽职尽责，勤勤恳恳地工作。然而他对过去文艺界颇为盛行的“左”的思想和错误做法，已有所反思。在我离开作协后，仍同他有些联系来往。这时他虽是作协的领导，我对他仍保持着往昔的亲切感，不像对某些个文艺领导人，总有一点距离感。因为我们毕竟是同时代人；再则达成这人，无论当多大的官，对人总是平等相待，丝毫没有装腔作势的那种派头，这一点，他一生都“学”不会。有一次我去看他，说起建国初期某些“左”的粗暴的文艺批评，达成感慨系之地说：是啊，解放初期，一批刚来到解放了的土地的作家，对新生活、新社会，怀着极大的热情，愿意歌颂它、表现它；即使由于不够熟悉生活和描写对象而在作品中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人家歌颂你的热情总该肯定呀！好像连歌颂也不行。人家歌颂你：“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你却给他当头一棒：无敌的力量从何而来？这就弄得人无所措手足了。我知道他指的是对作家碧野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简单、粗暴的批评。但正是在文艺批评工作的负责岗位上，而今达成承担的事，有时也是非常艰难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他曾和唐因受命写一篇批判大文，无法推脱，但也实在不好完成那一番说理。事后，他曾对我讲起过，那是他和唐因平生遇见的最难做也不情愿做，又不得不做的文章。可见其苦衷是多么的深。
同代人的伤痛(2)
８０年代末，达成主动辞去了作协党组书记和书记处常务书记的职务。随后作协领导班子大改组。卸下了作协的工作职务，对达成来说，也是一种解脱。
达成的父亲唐醉石先生原籍湖南长沙，长期住在武汉，他精篆刻，工汉隶，博古多识，是湖北著名的篆刻家、金石书法家。达成有此家学渊源，从小在父亲身旁习过字。有这潜能，在他从岗位退下来后，他的书法艺术方有较充裕时间，得以自由发挥。这在退休生活中几乎成了他的日课，是很快意的一件事。达成的书法，刚柔相济，苍劲中透出妩媚，自成一格，字如其人。我不懂书法。但我觉得他同那些自命为“书法家”、出了书法集，实为地摊书法家的人，不属于一个档次。
达成退下来后，仍兼着全国人民代表的职务，有时开会，有时外出视察。但他毕竟比在岗时清闲点。而他的心情并不轻松，他总是忧国忧民，这正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在他休闲的９０年代初期和中期，我曾数次去看望他。他议论风生，侃侃而谈，有时则激愤之情溢于言表，主要是对他看到、感受到的腐败、弄虚作假等现象，和尚待健全的民主和法制的担忧。他曾在社会底层生活多年，他关心民生疾苦，他的同情心明显的是在中国老百姓一边。我感到老唐兄的思想已进入大彻大悟，炉火纯青的境界，这是许多人不及的。
我每次去看他时，他总是不知疲倦地谈他的见闻见解，因此看上去精力充沛，身体尚好。谁知病魔竟悄悄地靠拢了他。听说他得了重病，去年冬天我曾去看望他。那天他精神仍好，还像过去一样，热情地和我交谈。我怕他疲乏，才不得不即早告退。我祈望他病情稳定并及早好转。谁知今年十月我不在北京时却从报上看见他病逝，这使我感到意外，难以接受。心中的抑郁无法排遣，只好写此小文，以寄托我的哀思。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２４日
（载《读书人报》）
诗人罗飞，撑起宁夏出版一片天
我不记得我是怎样认识诗人罗飞兄的。他很早就在上海编过《未央诗刊》，自己也写诗。那时署的名，可能是本名杭行，罗飞则是他的笔名。1955年“肃清胡风暗藏反革命分子”时，诗人杭行“榜上有名”，于是这个做过许多有益工作的地下共产党员遭灾顶之灾，坐过牢，后来又下放边远省区宁夏，在农村中小学教书。直至80年代初期落实政策，他才回到编辑工作岗位，任宁夏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主任。我大约是1987年受命编辑《传记文学》杂志，开始与他有了交往。首先我应该感谢他，他向我介绍了许多我以前不相识的朋友写自己或家人在反胡风运动中遭遇的，存历史之真的文稿在《传记文学》发表。此后这些文稿大多收入晓风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一书中。此书的责编即为罗飞兄。此书早已脱销，听说即将再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