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要说的是，罗飞兄在宁夏人民出版社就职后，真正为宁夏的出版事业撑起了一片天。罗飞兄作为有经验的老编辑，他广见博闻，掌握的信息量大，又十分敬业。任何出版社，只要有了像罗飞兄这样做事的编辑，肯定会为出版社增添声誉，并不断取得社会的、经济的双效益。例如重印过去的好书，如李健吾先生的文学评论集和散文集，马宗融先生译的屠格涅夫的小说《春潮》。其实我所知有限。但这样的做法却表现了一个编辑出版者眼界的开阔，并且真真实实为读者的阅读需要服务，当然也为作者服务。这些书的作者或译者都已仙逝，但他们留下的精神成果，却不宜湮没。我想罗飞兄很可能出自这样的设想。罗飞兄的这类举措，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无疑具有开创性。一个书刊编辑，只要像罗飞兄这样勤于创意，并有博大胸怀，一心为读者、作者出好书的精神境界，那就何愁出版社不发展、兴旺。
我记得约在80年代中期，罗飞兄还亲自创办了《女作家》杂志季刊，他自任主编。这是一本纯文学杂志，发表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多种体裁的作品，它打破了地域局限，向全国作者组稿。杂志出刊后，颇受一般女作者青睐。我最先是从北京一位女作家那儿，看到了发表她小说的这份杂志。后来我也向它投稿，是怀念女艺术家王莹的一篇稿件。这时我还不认识主编罗飞，看这名字，还当他是一位女士呢。后来我们第一次在北京见面，还为此哈哈大笑起来。我虽然不认识《女作家》的任何编辑，稿件却很快登出来。稿件的取舍是看作品本身的质量，而不是看是否名家之作。我欣赏这样的刊风。事实上《女作家》出刊几年，发现、推出了不少女性新作者的作品。认识他以后我也曾向罗飞兄推荐了北京市一位女作者新作，承他不弃，予以刊登，并登了我一篇评介文。罗飞兄编的这本《女作家》杂志，我相信同它有过联系的人们，是有记忆的。它也是编辑家罗飞兄在西北的一个履痕。
罗飞兄于1999年出了一本新作诗集《 红石竹花》，读过它的人，我想会留下同我相似的印象，诗人罗飞创作的诗，就像他编辑、组稿的书刊那样，是有品格的，艺术质量是经得起检验的。在这篇拙文中我不想多说。
退休以后，罗飞兄并没有休闲。他如一颗星，它的光辐射到很大一个范围。它总在编者和作者之间起着不可缺少的媒介作用。银川市出了一本《黄河文学》杂志，它的作者不限于地域，而是遍及全国。能够做到这样，罗飞兄功不可没。他常常向外地他的弄写作的朋友们索要稿件，问有没有新作，他可以介绍给《黄河文学》。拙作散文在该刊发过多次，就是罗飞兄起着中介作用。当然它的主编也是大度的。我相信其他外地作家新作在这块园地面世，不少也是罗飞兄牵的线。
罗飞兄已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但他对文学编辑出版事业不竭的热爱，堪称楷模。
2003年12月13日完稿
断忆(1)
——忆文学编辑许以
你的灵魂随着一阵轻烟飞去了，不知飞向了哪里？我早就预感有这一天，我却不能为你做任何事，甚至也不再去看你。人生的痛苦不在形式，而在心里。我的心在滴血，有谁知道呢。当然结束这只有痛苦的生命对你是个解脱。
我了解你曾有很庄严的生命。你这个姓氏属浙江的名门望族，你的父亲、姑姑、叔叔都是饱读诗书的才俊之士。父亲许宝驹先生北京大学毕业后曾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后来又是国民党立法委员。然而他是国民党著名左派，与共产党人亲密合作，参加了民盟、民革这两个民主党派的创建。姑姑许宝驯工于书法、绘画，善昆曲，是著名学者俞平伯的夫人，叔父许宝暌乃民革中委，原《团结报》社长。你是父亲最喜爱的幺女儿，你这个幺女儿比父亲更激进。在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上学时，你居然悄悄出走，去浙东参加了四明山游击队，拿起枪杆子直接同反动派斗争。你曾告诉我有回国民党军队来“清乡”，是个不相识的农妇冒着生命危险巧妙地掩护了你。讲起这些往事你仍然激动，说将来退下来要重返四明山去，看看那里的乡亲，写点有意思的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正是在你父亲的密友周恩来亲切关照下将你和你的夫君调来北京工作。我初见你是１９５６年春天，你穿着洗得发白的军服，脚上一双青布鞋，人显得清爽、脱俗，只是脸色略微苍白。那时我受命主持《人民文学》小说散文组的工作，你则很快被选为党小组长。我对你很尊重，但我们关系并不亲密，我感觉你对我有一丝冷淡。其实你是在冷静观察我。我想我那遇事不沉稳，少年气盛的样儿肯定不讨你喜欢。我也想看看你有什么长处。你的长处恰恰是我欠缺的。你待人温和，与人为善，联系群众，对人处事本着求实的态度。但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这恰恰容易被人目为“右倾”。１９５７年的反右就是个例子，在整风鸣放中非党群众对党员提意见对你的意见最少，看法也比较好，而在反右中这倒成了个问题，当时的逻辑就是这样怪怪的。你其实是个是非憎爱分明而不愿意盲目追随潮流的人。记得当社会上已有人批评《人民文学》是“修正主义”，秦兆阳是“修正主义者”时，我们两人曾坦诚地交换过看法，你说秦兆阳是好同志、好主编，根本不是什么“修正主义”，《人民文学》也没搞修正主义。你讲得毫不犹豫，干脆、利落。正是从这种心的交流和了解，我对你油然生出敬意。反右后我们作了更多这样的交流，彼此的隔阂没有了，友谊从此产生。
１９６１年初，上级任命我为《人民文学》小说组长，你为副组长，从此开始了我们之间长期的合作。实践证明在小说组的工作我俩真是难得的好搭档。你谦虚谨慎，考虑问题冷静细致周到，循规蹈矩，善于关心人、团结人；而我在工作上有一定创意，喜欢猛打猛冲，但处事不够周密。你在许多事情上恰恰起了为我把关的作用。我们互相补充，体贴、谅解、支持，配合默契，这就成了理想的搭档。我俩人团结得好，小说组八个人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何愁工作做不好？当时正处三年困难期间，稿源缺，但只要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编辑的积极性和作家的积极性），实际上局面很快打开，稿件源源而来，佳作涌出。我现在仍清楚记得，《人民文学》当年获得好评的小说，像方之的《岁交春》，谢璞的《二月兰》，张天民的《路考》，刘真的《长长的流水》，老作家骆宾基的《山区收购站》，冯至的历史短篇《白发生黑丝》，汪曾祺的《羊舍一夕》和谷斯范的《新战士小蓝》……哪一篇没有你参加策划、复审的劳绩！小说版面因之很快走出了低谷，这是当年文学界有目共睹的。我还要说你在编辑工作岗位上长期为读者、作者默默无私奉献而又高标准、严要求，律己甚严的敬业精神和对每个同事大姐姐般的细心关爱，使我们这个小集体产生潜移默化的强大融合力、凝聚力，这更是难得的。有了相互关爱、融洽相处的友情；有了心与心的交流、体谅，于是共同意愿、志向凝成的力量，那就可以“攻无不克、无坚不摧”了。当年小说组成员大部分还健在，他们或许能够为我们作证。
我回首往事，觉得60年代，这是一段美好的值得珍惜的时光。我们的友谊还在继续加深，因为它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狂风恶浪的考验。“文化大革命”初期，为了“反修防修”，毛主席发动群众对他曾经很亲近的战友们展开攻击，这是我们最难接受的一条。那天机关里组织大家去八大学院看大字报，我们对地院东方红揪何长工极为反感。你说你见过何长工，是位可敬的革命老人，谁人不知他是井冈山毛泽东和朱德会师的牵线人，他怎么可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呢？我说几十年革命出生入死一起走过来的人，总该有个基本了解、基本评价吧，怎么一夜间就成了敌人呢？这样下去其后果不堪设想，革命传统会丢掉，人与人的关系乱了套。我们找了一处僻静小饭铺用餐，其后又谈了许久，达成了深深的默契。不管单位、社会怎样闹腾，反正把同志当敌人，咱们不干。随后的事情我不想多说。１９６６年８月我开始受冲击，公布了我的“三反罪行”。年底我被揪进“牛棚”。１９６７年１月最寒冷的日子，“牛鬼”们被从顶银胡同迁回文联大楼，改变了对机关运动闭塞、隔离状态。那天早晨，我正在大楼四楼走廊灌开水，抬头忽见墙上有几条醒目标语：“许以是钢杆保皇派”“保皇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我能感知你承受了多大的压力。我有好久没见你了，真想看见你。幸运的是又一个早晨，还是在四楼走廊上，远远地我看见你走过来了，这时走廊上就我们两个人，到了我跟前，你忽然冲我璨然一笑，低下头快速地走过去了。心的交流，常常不需要任何语言，你瞬间的笑颜，在危难时刻袒露了你金子般的心，它像“开不败的花朵”开在我心上。
断忆(2)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关在牛棚的三年，最难受的是与知心好友长期隔绝，等于是“生离”。当１９６９年６月３日，工、军宣队宣布解放了我，我终于回到十几年耳鬓厮磨在一起，我最好的朋友们中间，不用说彼此洋溢的欢乐情绪，真是难以用笔墨形容，其感觉跟“乐莫乐兮新相知”差不多。我记得在长途步行拉练中我一直和你一起，晚上又在月光辉耀的松林山坡并肩坐下谈至深夜。多少年过去了，我仍然回味我们之间像天真孩童般亲密的情谊。
最难忘是干校三年。我们泥里水里滚在一起，谁都看见，你这个瘦弱小个子带领的班是最具拼命精神、协作精神的班。我们开会、休息、娱乐在一起，心中有什么为难的事，我两人常互相倾诉。你我的差异是你坚持原则，发现我的毛病，私下里或会上你都直率批评，我心悦诚服，所以你又是我的畏友。并不为许多人所知的是，干校后期，你被任命为连队秘书，为落实政策，特别是为被错整的“五·一六分子”平反、改正，你协助指导员严文井，默默地做了大量工作。以你温和、求实、细心的作风，正是这方面合适的人选。
１９７３年春初，你提前上调，到北京的文化组去工作。你的离去是我完全没有精神准备的，也只有徒唤奈何。不久我被调“体委”体育报，也回了北京。虽说不在一个单位，我们仍有间断的来往，但回想以前合作共事的愉快日子，心里总有点怅然。１９７３年冬天我去广东出差，住在广州二沙头小岛。一天夜晚梦见在北京郊外西新城农村我们在一起的情景，醒时月光泻地，我随口吟了几句诗：“西新城头月，澈照二沙头。醒时音容在，何日重聚首？”我真的盼望我们能重操文学编辑旧业，而且是在一起。１９７６年《人民文学》复刊，没多久我们果真又在一起了。这时你是小说组长，我是你的副手，我们仍然非常愉快地合作。但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心情是抑郁的，工作起来总觉不那么踏实。等“四人帮”一倒台，我们立刻振奋起来了。这时小说散文组头头仍是我两人，虽不是以前的原班人马，增加了新人，但小说散文组仍团结得像一个人那样，大家在一起集思广益，出谋献策，力求小说散文创作在新时期能真实地反映人民心声，且在艺术上有新突破。记得1978年6 月，久未给杂志写稿的女作家冯锺璞给我们写了篇以四五天安门事件为题材的小说，很有艺术感染力。这可能是最早写这类题材的小说，那时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也许正是考虑这一点，7月份新调来的主编将稿子否了。然而你和我取得了默契，我们将这篇小说悄悄留了下来。待一听见天安门事件即将平反，你立即兴奋起来，我们商量了马上向主编建议，邀请几位年轻作家开一个围绕天安门事件题材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主编欣然同意。由于动作快，我们收获了李陀的《愿你听到这支歌 》，连同经过冯作家稍加修订的存稿《弦上的梦》，我们在当年第12期及时推出了这两篇力作，后来都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也是同一年，北京市有位当时还是无名的作者寄给我们一篇小说，你从堆积如山还来不及分到初审编辑手里的稿件中抽取出来立刻就看，看了就对我说：这是篇可用稿，你再看看；我愿当它的责任编辑。这篇小说的题目叫《玉雕记》，作者是肖复兴，至今很活跃而多产作家 。我估计肖复兴至今不会知晓他第一篇发在《人民文学》的小说，责任编辑是谁。这里仅举一两个例子，我希望今天的读者了解，曾经有如此敬业的文学编辑如你者。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的短篇小说，正是你的带领，小说组全体人员通力合作，调动了社会上新老作家积极性结出的硕果。我还想说一点，你并非没有创作能力。你在青年时期就非常喜欢文学写作。但因服从工作需要，在长期编辑生涯中你几乎放弃了创作。尽管如此，在五六十年代，你曾在《人民文学》发过两篇分别受到两位执行主编秦兆阳、陈白尘赞赏的作品，一篇是1956年发表的战争题材小说《人民的女儿》（笔名许汀），一篇是写毛主席儿女亲家张文秋女士夫君刘谦初烈士的传记《党的儿子》（笔名严午）。
1982年春天，我离开《人民文学》，到作协新成立的创作研究室工作 。没曾想相隔不到一年，你也要求离开，一周后即获批准。不过和我不同的是你是通知离休，而我还在工作 。其实你那阵子身体、精神尚好，刚到离休年纪就被告知休息，这在我们机关实属少见。
本来还可以工作，却突然终止。这未曾料到的结果，怕是种下了你后来患帕金森病（一种使人的脑神经受严重伤害很难治愈有时致命的病）的病因。不幸的是这时又逢你的居住环境突然改变，你的家迁到劲松小区，左邻右舍没有任何熟人，一栋孤独的大楼里。那几年我常去看你，你心绪不宁，你说出门害怕，看见生人恐惧，已经染上初期的帕金森症。那时就吃不少西药，牙要治，肠胃也不大好。常去医院看病，成了药罐子。而这些药品的副作用，实际上造成对内脏器官的长期伤害。那阵子你还有点事做，帮《小说选刊》选点稿子，但你已无创作情绪。谈起浙江故乡和你怀念的四明山，你说身体不好，恐怕去不成了，只托我帮忙评论你的一位朋友写四明山游击队的小说，我因事忙，也没顾上评。你的身体一天天坏下去，作为知心好友，我眼睁睁看着，却毫无办法。１９９３年，你迁入方庄新居后，我同《人民文学》的朝垠、向前曾邀约一起去看你，我们欢谈并合影留念，那是你精神最愉悦的一天，想不到一年后朝垠突然过世。去年初春赴美探亲前，我又约了《人民文学》的老领导李清泉、好友刘小珊一同去看你，你的病情有新发展，老朋友虽说还相识，但话讲几句就讲不下去了。听你小女儿小缨说，你一时清楚一时糊涂，有时还打开自己的抽屉作看稿状，还瞩咐说“抽屉里有我的东西，你们别乱动”。听到此我非常心酸，这正是你解不开的心结之一呀。这次相别，我心里不是滋味，笼罩着不祥的预感，担心再见不到你。在美国几个月，我最牵挂的就是你。但是痛苦在于你的身体状况使我没法同你用电话或书信交流。你现在走完了艰苦的一生，你永远活在这个时代的阳光和阴影之中，活在爱你的人们心中。
断忆(3)
〓１９９７年６月２７日完稿
〓１９９８年3月１４日修改
（原载《人民文学》杂志）
你的灵魂随着一阵轻烟飞去了，不知飞向了哪里？我早就预感有这一天，我却不能为你做任何事，甚至也不再去看你。人生的痛苦不在形式，而在心里。我的心在滴血，有谁知道呢。当然结束这只有痛苦的生命对你是个解脱。
我了解你曾有很庄严的生命。你这个姓氏属浙江的名门望族，你的父亲、姑姑、叔叔都是饱读诗书的才俊之士。父亲许宝驹先生北京大学毕业后曾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后来又是国民党立法委员。然而他是国民党著名左派，与共产党人亲密合作，参加了民盟、民革这两个民主党派的创建。姑姑许宝驯工于书法、绘画，善昆曲，是著名学者俞平伯的夫人，叔父许宝暌乃民革中委，原《团结报》社长。你是父亲最喜爱的幺女儿，你这个幺女儿比父亲更激进。在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上学时，你居然悄悄出走，去浙东参加了四明山游击队，拿起枪杆子直接同反动派斗争。你曾告诉我有回国民党军队来“清乡”，是个不相识的农妇冒着生命危险巧妙地掩护了你。讲起这些往事你仍然激动，说将来退下来要重返四明山去，看看那里的乡亲，写点有意思的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正是在你父亲的密友周恩来亲切关照下将你和你的夫君调来北京工作。我初见你是１９５６年春天，你穿着洗得发白的军服，脚上一双青布鞋，人显得清爽、脱俗，只是脸色略微苍白。那时我受命主持《人民文学》小说散文组的工作，你则很快被选为党小组长。我对你很尊重，但我们关系并不亲密，我感觉你对我有一丝冷淡。其实你是在冷静观察我。我想我那遇事不沉稳，少年气盛的样儿肯定不讨你喜欢。我也想看看你有什么长处。你的长处恰恰是我欠缺的。你待人温和，与人为善，联系群众，对人处事本着求实的态度。但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这恰恰容易被人目为“右倾”。１９５７年的反右就是个例子，在整风鸣放中非党群众对党员提意见对你的意见最少，看法也比较好，而在反右中这倒成了个问题，当时的逻辑就是这样怪怪的。你其实是个是非憎爱分明而不愿意盲目追随潮流的人。记得当社会上已有人批评《人民文学》是“修正主义”，秦兆阳是“修正主义者”时，我们两人曾坦诚地交换过看法，你说秦兆阳是好同志、好主编，根本不是什么“修正主义”，《人民文学》也没搞修正主义。你讲得毫不犹豫，干脆、利落。正是从这种心的交流和了解，我对你油然生出敬意。反右后我们作了更多这样的交流，彼此的隔阂没有了，友谊从此产生。
１９６１年初，上级任命我为《人民文学》小说组长，你为副组长，从此开始了我们之间长期的合作。实践证明在小说组的工作我俩真是难得的好搭档。你谦虚谨慎，考虑问题冷静细致周到，循规蹈矩，善于关心人、团结人；而我在工作上有一定创意，喜欢猛打猛冲，但处事不够周密。你在许多事情上恰恰起了为我把关的作用。我们互相补充，体贴、谅解、支持，配合默契，这就成了理想的搭档。我俩人团结得好，小说组八个人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何愁工作做不好？当时正处三年困难期间，稿源缺，但只要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编辑的积极性和作家的积极性），实际上局面很快打开，稿件源源而来，佳作涌出。我现在仍清楚记得，《人民文学》当年获得好评的小说，像方之的《岁交春》，谢璞的《二月兰》，张天民的《路考》，刘真的《长长的流水》，老作家骆宾基的《山区收购站》，冯至的历史短篇《白发生黑丝》，汪曾祺的《羊舍一夕》和谷斯范的《新战士小蓝》……哪一篇没有你参加策划、复审的劳绩！小说版面因之很快走出了低谷，这是当年文学界有目共睹的。我还要说你在编辑工作岗位上长期为读者、作者默默无私奉献而又高标准、严要求，律己甚严的敬业精神和对每个同事大姐姐般的细心关爱，使我们这个小集体产生潜移默化的强大融合力、凝聚力，这更是难得的。有了相互关爱、融洽相处的友情；有了心与心的交流、体谅，于是共同意愿、志向凝成的力量，那就可以“攻无不克、无坚不摧”了。当年小说组成员大部分还健在，他们或许能够为我们作证。
我回首往事，觉得60年代，这是一段美好的值得珍惜的时光。我们的友谊还在继续加深，因为它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狂风恶浪的考验。“文化大革命”初期，为了“反修防修”，毛主席发动群众对他曾经很亲近的战友们展开攻击，这是我们最难接受的一条。那天机关里组织大家去八大学院看大字报，我们对地院东方红揪何长工极为反感。你说你见过何长工，是位可敬的革命老人，谁人不知他是井冈山毛泽东和朱德会师的牵线人，他怎么可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呢？我说几十年革命出生入死一起走过来的人，总该有个基本了解、基本评价吧，怎么一夜间就成了敌人呢？这样下去其后果不堪设想，革命传统会丢掉，人与人的关系乱了套。我们找了一处僻静小饭铺用餐，其后又谈了许久，达成了深深的默契。不管单位、社会怎样闹腾，反正把同志当敌人，咱们不干。随后的事情我不想多说。１９６６年８月我开始受冲击，公布了我的“三反罪行”。年底我被揪进“牛棚”。１９６７年１月最寒冷的日子，“牛鬼”们被从顶银胡同迁回文联大楼，改变了对机关运动闭塞、隔离状态。那天早晨，我正在大楼四楼走廊灌开水，抬头忽见墙上有几条醒目标语：“许以是钢杆保皇派”“保皇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我能感知你承受了多大的压力。我有好久没见你了，真想看见你。幸运的是又一个早晨，还是在四楼走廊上，远远地我看见你走过来了，这时走廊上就我们两个人，到了我跟前，你忽然冲我璨然一笑，低下头快速地走过去了。心的交流，常常不需要任何语言，你瞬间的笑颜，在危难时刻袒露了你金子般的心，它像“开不败的花朵”开在我心上。
断忆(4)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关在牛棚的三年，最难受的是与知心好友长期隔绝，等于是“生离”。当１９６９年６月３日，工、军宣队宣布解放了我，我终于回到十几年耳鬓厮磨在一起，我最好的朋友们中间，不用说彼此洋溢的欢乐情绪，真是难以用笔墨形容，其感觉跟“乐莫乐兮新相知”差不多。我记得在长途步行拉练中我一直和你一起，晚上又在月光辉耀的松林山坡并肩坐下谈至深夜。多少年过去了，我仍然回味我们之间像天真孩童般亲密的情谊。
最难忘是干校三年。我们泥里水里滚在一起，谁都看见，你这个瘦弱小个子带领的班是最具拼命精神、协作精神的班。我们开会、休息、娱乐在一起，心中有什么为难的事，我两人常互相倾诉。你我的差异是你坚持原则，发现我的毛病，私下里或会上你都直率批评，我心悦诚服，所以你又是我的畏友。并不为许多人所知的是，干校后期，你被任命为连队秘书，为落实政策，特别是为被错整的“五·一六分子”平反、改正，你协助指导员严文井，默默地做了大量工作。以你温和、求实、细心的作风，正是这方面合适的人选。
１９７３年春初，你提前上调，到北京的文化组去工作。你的离去是我完全没有精神准备的，也只有徒唤奈何。不久我被调“体委”体育报，也回了北京。虽说不在一个单位，我们仍有间断的来往，但回想以前合作共事的愉快日子，心里总有点怅然。１９７３年冬天我去广东出差，住在广州二沙头小岛。一天夜晚梦见在北京郊外西新城农村我们在一起的情景，醒时月光泻地，我随口吟了几句诗：“西新城头月，澈照二沙头。醒时音容在，何日重聚首？”我真的盼望我们能重操文学编辑旧业，而且是在一起。１９７６年《人民文学》复刊，没多久我们果真又在一起了。这时你是小说组长，我是你的副手，我们仍然非常愉快地合作。但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心情是抑郁的，工作起来总觉不那么踏实。等“四人帮”一倒台，我们立刻振奋起来了。这时小说散文组头头仍是我两人，虽不是以前的原班人马，增加了新人，但小说散文组仍团结得像一个人那样，大家在一起集思广益，出谋献策，力求小说散文创作在新时期能真实地反映人民心声，且在艺术上有新突破。记得1978年6 月，久未给杂志写稿的女作家冯锺璞给我们写了篇以四五天安门事件为题材的小说，很有艺术感染力。这可能是最早写这类题材的小说，那时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也许正是考虑这一点，7月份新调来的主编将稿子否了。然而你和我取得了默契，我们将这篇小说悄悄留了下来。待一听见天安门事件即将平反，你立即兴奋起来，我们商量了马上向主编建议，邀请几位年轻作家开一个围绕天安门事件题材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主编欣然同意。由于动作快，我们收获了李陀的《愿你听到这支歌 》，连同经过冯作家稍加修订的存稿《弦上的梦》，我们在当年第12期及时推出了这两篇力作，后来都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也是同一年，北京市有位当时还是无名的作者寄给我们一篇小说，你从堆积如山还来不及分到初审编辑手里的稿件中抽取出来立刻就看，看了就对我说：这是篇可用稿，你再看看；我愿当它的责任编辑。这篇小说的题目叫《玉雕记》，作者是肖复兴，至今很活跃而多产作家 。我估计肖复兴至今不会知晓他第一篇发在《人民文学》的小说，责任编辑是谁。这里仅举一两个例子，我希望今天的读者了解，曾经有如此敬业的文学编辑如你者。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的短篇小说，正是你的带领，小说组全体人员通力合作，调动了社会上新老作家积极性结出的硕果。我还想说一点，你并非没有创作能力。你在青年时期就非常喜欢文学写作。但因服从工作需要，在长期编辑生涯中你几乎放弃了创作。尽管如此，在五六十年代，你曾在《人民文学》发过两篇分别受到两位执行主编秦兆阳、陈白尘赞赏的作品，一篇是1956年发表的战争题材小说《人民的女儿》（笔名许汀），一篇是写毛主席儿女亲家张文秋女士夫君刘谦初烈士的传记《党的儿子》（笔名严午）。
1982年春天，我离开《人民文学》，到作协新成立的创作研究室工作 。没曾想相隔不到一年，你也要求离开，一周后即获批准。不过和我不同的是你是通知离休，而我还在工作 。其实你那阵子身体、精神尚好，刚到离休年纪就被告知休息，这在我们机关实属少见。
本来还可以工作，却突然终止。这未曾料到的结果，怕是种下了你后来患帕金森病（一种使人的脑神经受严重伤害很难治愈有时致命的病）的病因。不幸的是这时又逢你的居住环境突然改变，你的家迁到劲松小区，左邻右舍没有任何熟人，一栋孤独的大楼里。那几年我常去看你，你心绪不宁，你说出门害怕，看见生人恐惧，已经染上初期的帕金森症。那时就吃不少西药，牙要治，肠胃也不大好。常去医院看病，成了药罐子。而这些药品的副作用，实际上造成对内脏器官的长期伤害。那阵子你还有点事做，帮《小说选刊》选点稿子，但你已无创作情绪。谈起浙江故乡和你怀念的四明山，你说身体不好，恐怕去不成了，只托我帮忙评论你的一位朋友写四明山游击队的小说，我因事忙，也没顾上评。你的身体一天天坏下去，作为知心好友，我眼睁睁看着，却毫无办法。１９９３年，你迁入方庄新居后，我同《人民文学》的朝垠、向前曾邀约一起去看你，我们欢谈并合影留念，那是你精神最愉悦的一天，想不到一年后朝垠突然过世。去年初春赴美探亲前，我又约了《人民文学》的老领导李清泉、好友刘小珊一同去看你，你的病情有新发展，老朋友虽说还相识，但话讲几句就讲不下去了。听你小女儿小缨说，你一时清楚一时糊涂，有时还打开自己的抽屉作看稿状，还瞩咐说“抽屉里有我的东西，你们别乱动”。听到此我非常心酸，这正是你解不开的心结之一呀。这次相别，我心里不是滋味，笼罩着不祥的预感，担心再见不到你。在美国几个月，我最牵挂的就是你。但是痛苦在于你的身体状况使我没法同你用电话或书信交流。你现在走完了艰苦的一生，你永远活在这个时代的阳光和阴影之中，活在爱你的人们心中。
断忆(5)
１９９７年６月２７日完稿
１９９８年3月１４日修改
（原载《人民文学》杂志）
优秀文学编辑王朝垠(1)
《人民文学》原副主编、优秀编辑家王朝垠未到天年，不幸突然去世了。作为他几十年的同事朋友，无力回天，却来写关于他的文章是很痛苦的事。但是朝垠在我心里，始终是个生机勃勃的人。我愿这篇拙文，能够还原一个鲜活的王朝垠，留给世上爱他、敬他的人们。
他出生在湘南一座偏远的小县城永兴县。父母早逝，留下朝金、朝垠两兄弟。母亲去世更早，朝垠几无印象。对父亲还有点印象，那是艰难地支撑着生活的一家小饭铺的个体劳动者，后来朝垠上大学时他也因病逝去。父亲原是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这位善良、纯朴，一生穷困的人，唯对儿子们抱有希望，所以孩子们的名字带上了金字银字。这样带金带银的取名，在中国老百姓中是习见的。反映了他们想改变贫穷处境的心态。“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别人向他开玩笑说：“朝银你这名字有拜金主义的味道。”朝垠爽朗地说：“那我考虑改一个。”最省事的办法是改成笔画更省而同音的“垠”字。后来人们看见朝垠写大字报的署名是“朝垠”，其后就成正式的名字。
1949年冬天湖南的解放，给这两个生活陷于绝境的少年带来全新的希望。不到15岁的哥哥考进湖南人民革命大学，其后被选送北京空军学校深造。13岁的朝垠在父亲的支撑、亲友接济下，得以继续初中的学业。但到1952年初中毕业，家庭经济状况已不允许他升学。这个加入了共青团的单纯少年人将他对明天的向往直接寄托在他无比热爱的人民大救星毛主席身上，他给北京中南海中共中央毛主席写信，诉说他的困难和求学的渴望。果然不久县文教局即收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批复函件。班主任找到朝垠对他说，往后你就放心上学好了，经济困难国家帮你解决。从此，这个优等生上高中、念大学都享受国家优厚的助学金待遇。在大学里因品行优良，他还一度被选为“肃反”的专职干部，帮助甄别案情的真假，受到特殊信任。1959年王朝垠大学毕业，一个灿烂的秋日，他和他的几位同学们，其中有他最要好的同窗好友邓兴器（现任中国文联副秘书长）、何启治（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兼《当代》副主编），从武汉珞珈山来到久已神往的首都北京。他们放下行李，马不停蹄地直奔天安门广场。我好像看见年轻的23岁的瘦高个儿的王朝垠精神抖擞地冲在最前边，他欢呼、跳跃，他觉得自己离敬爱的毛主席这样近了，毛主席仿佛就在红墙那边向他这个来自穷乡僻壤的小同乡，微笑地招手。他多么自豪啊，因为从今往后便在北京———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这群青年男女立即集合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照片上鲜明地写着“走向生活，1959年9月2日天安门”几个字。照片一直被朝垠珍存着，放在书房写字台玻璃板下最引人注目的位置。
朝垠被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编辑部当见习编辑。但是走向生活并不总是那样风和日丽，轻松愉快。就在这年冬天，朝垠遇见了一场意外的风雨的突然袭击。原来他向来引以自豪的在山西某市军工部门一家新建工厂担任领导成员的哥哥朝金忽然在一夜间被判“反革命”罪，被送去劳教三年，撇下妻子和刚出世不久的孩子。哥哥不服，将某厂的《起诉书》和市中级法院的《判决书》寄给了弟弟，希望弟弟为其上诉最高法院。朝垠接到哥哥的信惊呆了。哥哥怎么会是反革命？他是做过肃反工作的，细看《起诉书》、《判决书》则漏洞百出，难以自圆其说。这是不是件错案？朝垠怀疑了。但身为共青团员能够不相信组织吗？朝垠内心十分矛盾。不管怎么说，哥哥被判反革命罪已是个客观存在，不管判得错对与否，都需向组织报告。记得朝垠最先是找我汇报的（那时我兼任党支部委员和团支部书记），我也看了那《起诉书》和《判决书》，觉得它是脆弱的。因为构成“反革命”罪的历史根据是他哥哥自己曾经交代，1949年解放军刚进县城，而乡下情况还很混乱时，他曾动过念头，抢几条解放军的枪，占山自立。这怎么说也是一个少年（那年他刚过15岁）天真幼稚的想法，虽说是“反动”的———想抢解放军的枪还不“反动”？再则它也没有成为事实。何况，在这之后他很快进了人民革命大学并被保送北京深造。这还不足以证明这少年最终选择的是进步和正确，而组织在审查清楚他的出身、历史后，对他不也是信任、培养的吗？尽管如此，我们那时候的观念第一是相信组织，《起诉书》、《判决书》代表一定的组织，而自己的感觉判断则不一定正确。因此我劝朝垠最重要的是站稳革命立场，最好不要自己替哥哥上诉，要相信组织并经由组织解决问题。我也很快将此事报告给单位行政领导，又由行政领导给机关人事部门通告。结果朝垠被认为立场不稳，为反革命哥哥辩护。领导责成团支部召开团员会批评他，朝垠在会上只好承认自己犯了政治性、立场性错误。这是朝垠走向生活遭受的第一个挫折。实际上这事儿影响了他其后十几年。那年月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强调的就是政治立场。1959年又刚刚进行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作协批判、处置了不少人。如果认为一个人政治立场不稳，那将影响对他的使用、提拔，更不用说入党。朝垠在这年冬天即下放怀来劳动锻炼，60年代初期最困难的时候又调他回机关专门从事小球藻的生产制作，根本没有调回《人民文学》上岗一说。一年后转正，所有分配来的大学生，工资都略上涨几元，只有王朝垠一直保持着56元20年一贯制，尽管他早已成为熟练的编辑。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70年代末期工资才开始调整。当然，这时他哥哥的冤案也已平反。
优秀文学编辑王朝垠(2)
朝垠回到《人民文学》是1961年初，也是领导正式任命我为《人民文学》小说组长之时。朝垠告诉我领导曾找他谈话要将他调离《人民文学》，征求他的意见，他表示希望留在《人民文学》做编辑工作。此事我没听领导说过，但调离之事是完全可能的。其所以将朝垠留下来，我觉得不仅仅取决于朝垠个人的愿望，而是编辑部那时需要年轻的编辑。再加朝垠在大学的政治表现及学习成绩一贯还是好的。
虽说遭受了不小的挫折，朝垠上岗后，仍然一心投入工作且表现了“初生牛犊不畏虎”的精神和湖南人的钻劲、蛮劲。当时一个老编辑修改过的一篇稿件，我们请朝垠看看，本意是让他借鉴学习一番。而他阅后竟附小条十几处，指出老编辑改稿不妥之点。在一般人看来，会觉得是毛头小子对比他年长的人的不敬或冒犯，为圆滑世故者不为。但朝垠不是这样的人，他想的是对稿件负责。而他指出的不妥处也确为不妥。所以我们只好说，朝垠所提意见是正确的，请某某同志参酌再改。在朝垠与我合作共事时，很快越过见习阶段（大约不足半年）。我们从工作需要和朝垠表现出来的业务水平出发，立即将他同其他老编辑一视同仁地分配了独当一面的工作（每人负责联系一两个大区和几个省的作者），而他干得一点儿不差。我发现朝垠在文学编辑工作中最大的特点是“不欺无名”，这是一个编辑难能可贵的品德。我见过不少编辑，他们对成名作家的工作做得细致周到，这自然是必须的。但“不欺无名”，他们就很难做到。有人竟说阅读处理无名作者的来稿是“体力劳动”，意思是说让他干这样的活儿是委屈了他。有人想“不欺无名”却做不到，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那样的耐心“沙里淘金”。在某种意义上说，不欺无名，沙里淘金，是比联系成名作家更加难做更加默默无闻的工作，也更能够检验一个编辑者的品德、水平。朝垠就是这样一个好编辑，除了经常联系成名作家，他还热情阅读无名作者来稿。这是一个有利于扩大文学作者队伍，而对编辑个人来说却是以付出为主，获“利”绝少的活儿。而朝垠却热爱这个工作，甘心“为他人做嫁衣裳”。1962年，朝垠发现了江苏一个无名作者宋词的投稿《落霞一青年》，这是篇文笔绮丽、有江南水乡清新风格而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有新意的年轻人形象的小说。尽管发在小说的末条，还是受到读者欢迎并引起注意。自然，因为有日本评论界的评论，在1964年的文艺整风中又被领导定为“有问题”之作。1964年，那时需要表现新生活新英雄的作品，却甚是难得。作为《人民文学》这本刊物却不能过分降格以求，尤其对于小说，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总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恰在这时，朝垠提出了一篇无名作者的小说，作者是湖南某发电厂一个普通锅炉工人。小说的题目叫《迎冰曲》，本身就很提神儿，写的是工人和技术人员冒着大风雪抢修电路的故事，还真有生活中英雄人物那种真情实感。然而字却写得歪歪扭扭，甚难辨认，一看便知是一个文化水准不高的人的作品。作者自言稿已被三家有名气的刊物退过。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编辑很可能会将此稿弃置不顾，起码可以说句“谁叫你的字写得这样潦草，无法辨认”来安慰自己。朝垠不是这样。他“不欺无名”，知难而进的精神，使作者和作品“超生”了。他硬是本着对这位无名的素不相识的作者及作品负责的精神，耐心地一字一句地读完作品，做出准确的鉴定。稿件经过复审送到执行主编李季那儿，李季大喜过望，立即将该作发于刊物的头条。作协领导人由此也称赞了作品，表扬了李季同志。湖南籍的名作家周立波也在《文艺报》上写文赞扬此作。我至今觉得，当初的锅炉工人萧育轩这篇作品，要是没有王朝垠编辑这个“偶然”因素，它不一定出得来；也就没有后来的作家，现今的湖南作协副主席、小说著作甚多的萧育轩其人。重情义的老萧至今感念朝垠大编辑。当然60年代那几年的编辑业绩，对于王朝垠还仅仅是“小试锋芒。”而在中断了十年后的70年代80年代那才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
这里我不能不稍稍涉及“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作协和朝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故事。我在1966年底，便被群众揪出，投入牛棚。但是作协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事我还是关注的。作协的造反派与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一派颇有联系，信息灵通，在1967年初即响应“中央文革”的号召夺了作协的权。但是不久作协的造反派又一分为二，析出一个“革联派”。照今天的语言分析，掌权的“造反团”是主流派，人也占多数，而“革联”是没有掌权而处于少数地位的非主流派。但是“革联”的人有一条，对干部的评估比较实事求是。他们主张多解放些干部，尤其中下层干部。王朝垠、周明等人即是“革联”《人民文学》分部的勤务员。我在牛棚里无法与他们沟通，而他们也批斗我，喊“打倒”我。但我明显感觉他们对干部的观点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不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1969年初，工、军宣队进驻后，我于6月间被解放。9月下干校又与《人民文学》的老同事们编在一个排，整天劳动在一起，“耳鬓厮磨”在一起，重叙友情了。朝垠在干校干得很出色。他在劳动中是个巧人，举凡那些盖房子，修猪棚、鸡舍，栽秧、割谷、修田埂，开机器等技术活，他全是一学就会，作业上乘。他修的田埂结实、光亮、平整，美观得像件艺术品，连老农看了也赞不绝口。最可贵的是他那丝毫不吝惜自己的牺牲精神。他体质不强，身体较瘦，又患有胃病，干起活来却总是抢在前边，拣那些最累最重最苦的活儿自己承担。我仍然记得大冷天下到刺骨的沼泽地的深水里修田。军宣队选择几个勇士们饮一口劣质白酒带头下水，朝垠是其中之一。他高扎起裤腿，瘦巴筋筋的长腿立即跳下水去，从脸部、胸口到腿被冻得通红发紫，依然挥舞笨重的铁锹，谈笑自若，毫无畏怯之态。夏天最热的时候，他有条不紊地开着机器，收打稻谷。在尘土飞扬和呛人的烟雾中一干就是半天，腰酸背疼也不吭一声。干校后期，党组织又开始考虑发展新党员，我分工联系朝垠。我们本是相投的朋友，谈起对许多事情的看法，均有共同语言。但我毕竟在牛棚里关了三年，对作协和《人民文学》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某些事，仍然若明若暗。或许是为了供我了解他本人的情况及“文化大革命”中的事，一天朝垠忽然给我一个小小笔记本。我一看原来是他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记事，俨然一本“编年史”，条缕分明，记载有头有尾，对事件有解剖、分析，我感觉受益匪浅。最深刻的印象有两点，一是朝垠这人的正直，他丝毫不带个人恩怨地看待一些人和事。错整过他的领导和干部，他依然实事求是地对待，主张解放他们。“同一战壕的战友”，面对他们的极“左”观点，极“左”行径，他毅然反对，决不苟同。尽管这很容易招来一顶“老保”的帽子，他绝不缄口不言。再是他对人和事的解剖，锐利准确透彻，不为一时好听的言词，好看的假象所蒙蔽，这只有出之公心而又具备相当理论水平方能做到。读完他的笔记本我曾赠诗一首，其中两句是“锐利解剖刀，唯物辩证法”。我觉得他这样的人，正是党组织该考虑的发展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