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文学编辑王朝垠(3)
但是朝垠的身体变坏了，面黄肌瘦，四肢无力。不仅胃病加重，而又被怀疑有肝炎。这种情况下，组织上批准他半年假期，回北京治病养病。朝垠回京后，严重的胃溃疡使他的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二。那年月文化生活贫乏，休闲的日子一个朋友偶然带他去看了一出样板戏《奇袭白虎团》。向来好发议论的朝垠，在给干校好友的一封信中，无意中流露了一句话：看了样板戏《奇袭白虎团》，我真不知奇袭白虎团“奇”在哪里？谁也没料到，此信被同宿舍的另两个人看见了，竟当作了一回事，他们悄悄给江青、姚文元写了信，说是此地有人攻击革命样板戏云云。那时检举揭发盛行，这两人也学做了这样的事。也在干校劳动的文艺评论家张光年，多少年后曾颇有感慨地说：要是这样的信，触动了江青的某根神经，她批了个什么话，不用说王朝垠遭灾，连我们整个五连（指中国作家协会）也担当不起呀！幸亏江青、姚文元那儿未见动静，但达摩克利斯之剑，从此悬在五连和当事人王朝垠头上。尽管手术后身体还未完全康复，且这个大龄青年（时年36岁）还在北京找了个对象刚完了婚。干校有关部门还是一封又一封信，催促王朝垠赶快回干校接受批判，检查“攻击”样板戏的“罪行”。这是王朝垠生活历程中经受的第二次打击，这一打击也影响了王朝垠若干年，不用说“纳新”无望，分配工作也无望。试问当时哪个单位敢要一个“攻击”了革命样板戏的人？直至三年后的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政治气氛有了改善，《人民文学》正在筹备复刊，原单位才敢要了这个人。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意味着人民痛恨的极“左”路线肆虐的一个时代的结束，大家都有精神上获得第二次解放的感觉，朝垠则更是感受深切，因为只有在这时，悬在他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才算真正灰飞烟灭了。所以朝垠发自内心的拥护清除极“左”余毒，拨乱反正；拥护邓小平提出的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优良传统。那几年，在《人民文学》小说编辑的岗位上，他焕发了极大的工作热情。我印象深的是，经过他手选，不断地推出小说佳作。有些后来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些作品可以开列一长串名单。如张有德的《辣椒》，李栋、王云高的《彩云归》，刘心武的《我爱每一片绿叶》，叶蔚林的《蓝蓝的木兰溪》、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有些获奖作品，则在当初编辑部内意见存在分歧的情况下，朝垠被邀参加复审，投了肯定的一票，并对有的作品加工修改。这一点，作为那时小说组的一个负责人，我永远感谢朝垠竭诚的合作和对稿件公正的评估。这样的获奖作品有王亚军的《神圣的使命》，张弦的《记忆》，柯云路的《三千万》等。有些作品虽说后来没获奖，但仍然是好作品，在当时读者中产生不小的影响，如萧育轩的《心声》、《希望》，叶文玲的《丹梅》，敦德、祖慰的《电话选官记》，白桦的《地上的神仙》，李陀的《带五线谱的花环》，未央的《心中充满阳光》等。这些作品主要是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怀念和对优良传统的呼唤，对“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切齿痛恨与嘲讽，在文学的拨乱反正中也起了一些推动或开拓的作用。这些都是朝垠花力气组的稿或从来稿中选出的。朝垠在工作中一个最显著特点，是始终关注从无名作者浩如烟海的来稿中发现有才华、有“亮点”之作。他的头脑便像一只灵敏的海底“声纳器”，能准确、灵敏地探出“鱼”之所在。这经常是靠日积月累，而非一朝一夕之功。自然，一篇好作品，有时在编辑者，也是妙手偶得之。这两种情形，可以举些例子。在1976年、1977年之际，叶文玲还是郑州一家小工厂的统计员。还在“四人帮”被打倒前，朝垠便注意了这个字写得娟秀整齐，文笔流畅，投稿甚勤的普通女工，他没有怠慢她，而是每稿必复，写上自己对稿件的亲切中肯的意见。自然是以编辑部名义而非个人署名写的信。就这样直到1977年准备发她的第一篇小说《丹梅》，叶文玲闯进北京的编辑部，拿着朝垠手写给她的信才认识了朝垠这个指点她许久的编辑。韩少功也是这样。在1977年，他是湖南汨罗县文化馆的一个干部。在湖南初次结识时，他对生活的见解和才华给朝垠留下了印象。
1978年初发表他的第一篇小说《七月洪峰》，下半年又发表《夜宿青江铺》，作品一篇比一篇写得好，作者也考进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1979年上半年经朝垠手发表赢得了许多读者的优秀短篇《月兰》（原题《最后四只鸡》），青年作家韩少功从此脱颖而出。其后《人民文学》又发表他的《风吹唢呐声》、《西望茅草地》等佳作。《西望茅草地》终于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奖。朝垠对于那些曾经是无名而确有才能的作者，真可说是做到了如《人民文学》一位老主编张天翼所说：“放长线，钓大鱼”，竭诚扶植。对叶文玲、韩少功初期的写作是这样，又何止是对叶、韩。这样的例子举不完。例如广西有位小说作者李栋，他于1979年与王云高合写一篇小说《彩云归》，在《人民文学》发表后获全国优秀短篇奖并被改编成电影。但是远在1965年，朝垠便记下了李栋这个名字。因为当时他曾手选一篇他投来的稿件，原题《阿迈》，经他改名为《高高的银杉树》，推荐给执行主编李季发在《人民文学》的显著地位。《彩云归》是朝垠第二次推荐李栋这个对许多人仍然是陌生的作者的作品。《彩云归》发表并获奖，朝垠比自己获得奖赏还高兴，因为他觉得自己默默的编辑劳动没有白费。佳作的出世和作者的获奖，不也是对编辑最大的褒奖吗？叶蔚林的小说《蓝蓝的木兰溪》1979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奖使其获得了荣誉。但是有谁知道在一年前还经王朝垠之手在《人民文学》发表过他的第一篇小说《地下亮光》呢？是表现煤矿工人生活的。《地下亮光》显得平平常常。但是王朝垠却从作品凡庸的外貌中，看出了作者的文学表现能力和潜在的真正的亮点。可以说，没有《地下亮光》的被发现，也就没有后来的《蓝蓝的木兰溪》等佳作在《人民文学》问世。还有小说作家张斌，最早投稿的一篇很短的小说《串门儿》，也是1978年夏天被朝垠编辑发现的。这篇小说的构思结尾都很妙：一个农民有事进城去找他在乡下结识的作风朴实的县委李书记。谁知这个县有两个李书记。这个农民串错了门儿，找见的却是另一个他十分陌生，官派十足的李书记。这样够水平的短篇，《人民文学》自然是应该发表的。但是当时作者无名，小说是来自一个偏远小县城的人送来的几页“不起眼”的手稿，在堆积如山的作者投稿中，很有可能被编辑忽略、漏掉。朝垠却将它抽出来看了，并及时推荐，可见他读稿之细心、精心。有了《串门儿》发表，才有作家张斌后来许多篇有影响的作品经过《人民文学》而面世。如1979年的短篇《青春插曲》，1981年的中篇《柳叶桃》。我可以说，朝垠这个编辑，他从不怠慢无名者，而是以发现他们的才华，并尽自己一份力量推荐他们有才华之作为乐，这或许是他人生乐趣中最大的一桩，即事业的乐趣吧。我还记得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时常找王朝垠求教，有时找到他家里去。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李功达（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编剧之一），我至今没有见过他。有一天，朝垠给我一篇小说手稿，他说这是北京一个年轻大学生写的（那时朝垠并未分工联系北京的作者），你看看写得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发表？这小说的题目叫《小路》，我看后觉得作者文笔好，小说写青年的爱情遭遇委婉可读，有意境、余韵，就像一首小小叙事诗或奏鸣曲。于是我推荐给我的同事许以和其他编辑看。大家都觉得很好。小说发在《人民文学》1980年第9期，这就是李功达的处女作。隔了半年多后，他又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蓝围巾》，仍是写年轻人的心理、生活，清新之气扑面而来，同样还带着几分沉郁和感伤的情绪。可以看出这个作者了解年轻人很深，正在形成自己独有的小说风格。作者有幸在他文学创作起步时，遇见了朝垠这样的编辑。我还想起天津作家吴若增，他后来发表出版了许多篇小说，有名的有短篇《翡翠烟嘴》、长篇小说《离异———一个当代中国男人的内心独白》等。但在1980年，他还是天津美术出版社一个无名的编辑。1980年初秋，朝垠向我推荐李功达的《小路》时，也向我推荐了吴若增的《盲点》。他说：“这两篇小说稿都在我床头放了好几天，我心想，要是《人民文学》能同时发表这两个新作者的小说，那该多好！”朝垠无疑是欣赏这两位新作者的小说的，但是他放了好几天，也在揣度着他的同事是否能够通过。尤其《盲点》，角度新、构思新、它是否会撞着了编辑审稿的“盲点”而不被通过？但是朝垠揣度错了，我和许以都欣赏《盲点》这篇作品。我尤其欣赏小说所写女主人公（一个普通的村姑）对美和美的生活的渴求，那是令人感动得心疼的。而这类题材却常常是一般作者视野中的“盲点”。朝垠如愿，《盲点》和《小路》同时发在《人民文学》1980年第9期。处女作发出后，吴若增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很快成为天津市、也是全国知名的专业作家。我信手拈来这些例子，无非是讲朝垠在发现和扶植文学创作新军这方面的远见卓识，热情和细心，以及耕耘之深，用心之苦。我并不是说朝垠这个编辑在工作中没有缺点。有时他在改稿时文字、语言上没有完全遵从作者的风格，却表现了他个人文风的特性，这是编辑之忌，也是有风格的作者不愿意的。但这样的缺点，比起他慧眼识人，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而在几十年漫长合作共事中，我和许以、朝垠，我们几个人之间，始终是非常融洽、愉快的，留下的是美好的记忆。正像朝垠所说：“在一种良好的气氛中工作是幸福的，工作得愈多愈感幸福。”
优秀文学编辑王朝垠(4)
1982年、1983年，我和许以先后离开了《人民文学》。但是朝垠在1983年起的《人民文学》编委和其后的副主编任上，经他发现复审推荐的文学新人及佳作，仍可列出一长串单子，如刘震云的《塔铺》、沈海深的《圣事》、李锐的《厚土》、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田中禾的《最后一场秋雨》等等。
1978年暑假，朝垠个人生活遭遇了严重不幸，他的爱妻赵延明离家数天，朝垠四出找寻，却在她教书的那所大学一间单人宿舍里发现了她。但她心脏已停止跳动。是吃安眠药过量所致，已来不及抢救。留下一个一岁多的女孩丹妮。这事给朝垠的打击是沉重的。但在领导和同事们关怀下（1978年冬天，主编李季派他去岭南，1979年春天又派他去云南，除了组稿，均含有帮他散散心的意思），朝垠终于挺过来了。数年后又同他现在的妻子苏巧勤喜结良缘，并生女孩丹娜。夫妻两人和谐地共同抚养丹妮和丹娜两个幼女。虽说物质生活仍较艰难，但朝垠总算有了个安定的家庭后方。
从1981年至1984年，朝垠由《人民文学》小说组长而编辑部副主任、编委、副主编，一个一个台阶很快地得到提升，说明领导和历届的主编是信任他的。在作协各部门领导干部“四化”进程中，他终于走上了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编辑专长的岗位。这期间，他也入党了，虽然经过了一番波折，据说“群众意见”不少。我觉得这是一种复杂的状况，跟朝垠其人性格的耿直，书卷气，某种程度的“迂”以及某种程度的孤傲不无关系。
1989年下半年，作协领导班子改组，《人民文学》和作协其他刊物也面临换班子或停刊（如《小说选刊》），这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包括对原领导班子中的成员的考察。在1990年新主编上任后，王朝垠是暂时留用了。在另一个较年轻主编和另一个留用副主编一齐患病住院后，朝垠受命主持具体编辑两位新主编上任后的第一期刊物，也即《人民文学》1990年七、八月合刊号。新任年迈的主编亲切地拉着他的手关照、勉励，使朝垠全力投入了工作，包括勇敢地向这位资深的主编负责地、直率地提出建议，如讥讽忧患意识的短文不宜登，歌赞主编本人上任的短文最好不登，都被主编采纳了。朝垠终于编出了各方面尚称满意的那期刊物。接着新任较年轻主编，另一位留用副主编康复出院。老主编召集会议，突然宣布：“……还应该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对这一期合刊号，我行使主编应有的否决权，撤了一篇稿子……”静场、沉默，大家莫名其妙。老主编又突然提高嗓门说：“……谁最残酷？希特勒最残酷？”又是沉默、静场。在座多数人仍然莫名其妙，就是朝垠心里清楚，是说他送给老主编终审的稿件中，有篇小说《不分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而朝垠没有看出和发现这样严重的原则性的重大问题。但这篇出自一个业余作者之手并非写战争生活而是写边陲一位连长和他七岁的儿子及连长婚姻生活的小说，并未涉及战争，只是写了连长的儿子在连长和他的新妈妈举行婚礼时，他躲到别处穷极无聊地玩着斗螳螂的游戏。他最后厌烦胜者的残忍，便连胜者也惩罚，一脚将取胜的螳螂踩死。这件事怎么讲也是顽童的心理行为，透出为人父者应给孩子更多的关爱，这层意思。跟战争的正义，非正义无涉，更不用说跟法西斯头子希特勒有什么瓜葛。不过老主编的判断是权威的。或许这是某种明白无误的信号或一个借口？朝垠预感到了事态的不寻常性。
1990年11月，上级单位正式通知：
“停聘王朝垠同志《人民文学》副主编职。”
是年王朝垠54岁。但是如此热爱着人民文学编辑事业的王朝垠怎么能够骤然停止呢？他再也找不着自己心理的平衡了。外地好些文学界的朋友仍然热心地请他这位富有经验的编辑审稿、编稿。1993年10月15日早晨在湖南某地突发心脏病去世前，他刚刚审读完一篇稿子。朝垠身后萧条，留下年轻体弱的妻和两个年幼的孤女。
礼平雪地里打滚
作为读者，礼平的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是我在80年代初期读到的我认为写得最好的一篇小说，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篇小说。它的诗意，它的意境，它的写实风格与浪漫精神相结合，它对国、共两党两代人物准确、精当的描写，它对历史悲剧的戏剧化表现，它对环境气氛的渲染，它的动人心弦，可以说是当时某些被当作佳作推荐的作品所不及的。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我萌生了想见见作家本人的愿望。在小说刚问世时，我也曾有过遐想，假使电影界有识之士将其搬上银幕，精心拍成一部很美、很值得回味，欣赏价值颇高的世纪经典式电影，岂不甚好？
但是一切非我所料又似意料之中：在这新旧交替、交错的年代，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有时恰恰是好的，有才气、富有创造精神，具备创作个性、艺术特色的作品，横遭批判、挞伐，而某些艺术粗糙、平庸，主题“积极”之作，反被捧得很高。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命运正属于前者。某些报刊及权威批评家指责这篇小说“宣扬了宗教情绪”，自然也就宣扬了“反动的”唯心论。有的则称作者“美化了双手沾满鲜血的国民党将军”。这样的批评模式不免让人想起“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字报。尽管不少读者对这类批评嗤之以鼻，它却产生了社会影响。我想那时即便有电影制片家动了改编、将小说拍成电影的念头，恐怕也会马上放弃，以免招惹是非。据我所知，也因为小说遭受批评，影响作者有好几年不能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当然社会上仍有慧眼识才及公正之士。有影响的北京《十月》杂志最早将礼平的小说发表；而中国青年出版社于１９８１年为其出版单行本，１９８６年再版，累计印数达１６万册。这也说明作品拥有不小的读者群。读者并不因它挨批评而不要看它。相反，新时期似乎有一条不成文定律，愈遭批评的作品愈走俏。批评家的指责反给作品引来更多读者。
我认识作家礼平是在１９８６年上半年。那是一次欣悦的旅行，我和礼平、部队诗人李晓桦三人结伴同游黑龙江省北部。在四月中旬，我们穿越大兴安岭的草原、林区，抵达祖国最北边的北极村。我们的目的之一是想看看祖国北疆的大江黑龙江和它在春季是如何开江的；再是沿着黑龙江沿岸旅行，到达黑河市停下来。这样我和礼平、晓桦有二十多天朝夕相处。这时我才知道礼平同晓桦一样，也是革命军人家庭出身，他的父亲是来自四方面军的老红军。两人同是军中作家（礼平那时是海军的创作员），对考察边疆感兴趣，喜欢投身大自然的怀抱，喜爱读书，而礼平对近、现代历史尤为着迷；使他同晓桦结成好朋友。他们结伴走边疆已非头一回。我想共同的爱好、兴趣，也是我同他们走到一起的原因吧。礼平其人比我想像的更加文秀而敏感。他的头脑曾沉湎于中国近三百年历史的风云际会中，中国的外国的这方面著作他读过不少。此次旅行，他身边带的是魏源的《圣武记》。谈论康熙、乾隆两朝对边疆的举措，因而成为我们旅途中一个话题。记得有回我们三人在嫩江小城小酌，礼平忽地向模样清秀的女店主打听，这里还有没有康熙朝从云南充军来这儿当站丁的吴三桂军队的后代？女店主笑而不答。谜底很快被在座一位老顾客揭开，他说这位女店主恰是来自云南站丁的后代。由此，礼平结合两次到黑龙江的感受，生发灵感，回京后写了篇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１９８７年５月号。小说的题目叫《小站的黄昏》。没有对生活敏锐的触觉，对历史现象深入思考和丰富的想像，这小说不可能创作出来。
礼平热情、纯真的诗人气质不时会显现，使人觉得他的确像个天真单纯的大孩子。我们到达中国最北的县———漠河县的北极村时，黑龙江仍然冰封雪冻。据当地人说，这年开江要比往年迟些。我们只好匆匆折向南行，以便在更偏下游的地方去看开江。中途我们住在塔河县一个边防团部。第二天清早，我们发现下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厚厚的积雪封住了门槛、道路。在有的人，或许觉得这是裹紧被褥睡大觉或围炉饮茶消闲好时刻。然而礼平却兴奋异常，来回走动，瞄着外边的雪景。终于他提议我们一起步行到雪地里去，到森林里拍照、玩耍！这主意没有异议地通过。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出发了。虽说雪深及膝，举步维艰，当我们深入茫茫林海、雪国，一个平生从未见过，最壮观美丽而寂寥，似脱尽人间烟火气的童话世界展现于我们眼前。礼平、晓桦忙着拍照不停。放下相机，我们又在雪原上奔腾、跳跃。这雪给人的感觉是如此清爽、洁净、温柔，甚至有几分暖意。据说，这正是下的一场开江大雪，在暖暖雪被的捂盖、温润下，温度会迅速升高，黑龙江也就开江有望了。最激情难平的是礼平，伸展双臂，仰天呼啸，犹不足以表达他对北国雪原的深情，我看见他在雪地上翻滚！这种热情如潮，与壮美江山融成一片的深度体验，后来我也同他分享了。
1997年2月10日
诗人周涛的感叹
1987年秋天，我同军队里一批诗人朋友结伴同游九寨沟，也就在这时候我认识了来自新疆的豪放诗人周涛。这汉子具备十足的魅力，尤其他的谈吐，很快使自己成为大伙儿注目的中心。我们正在一间屋子里，等待军区来车送我们出发。周涛在讲他的一次历险。那是“文化大革命”掀起武斗高潮之时，他搭乘一辆载了好些人的卡车往镇上去，迎面忽来一车，朦胧中看不清楚，司机以为是自家人正欲喊话，对方却看清了这是对立面的车，一梭子子弹射过来，说时迟那时快，机灵的司机连忙调头奔逃。“我正在卡车前头，第一批子弹没有击中我，这时我已匍匐在车板上，车上的人也全都趴下了。只听子弹如急风骤雨般一阵阵打在车厢上……亏得司机开得快，我这才捡回一条命。”听者也跟着他松了口气。周涛又略带忧郁地继续说：“这回乘长途车去九寨沟，我预感会遭遇危险，说不定会翻车，就看谁的命大。谁能死里逃生了。”周涛说的翻车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因为就在几天前，某报一位摄影记者乘车去九寨沟，因路面不好，结果翻车身亡。周涛故意说些不吉祥的话，虽是开玩笑，我们这些即将登程的人，心里也会涌起一阵紧张呢。不料周涛话锋一转，将他的玩笑话直冲着诗人李晓桦（我知道他同李晓桦是极好的朋友，两人曾结伴同行，翻越喀喇昆仑山冰大坂，自新疆去西藏的阿里）。周涛说：“我看这回李晓桦最危险，说不定难以闯过这一关。除非车上坐着个命大的人保护你，否则……”李晓桦挺不在意地说：“周涛，我倒要看看你的预言灵不灵。说不定死里逃生的是我不是你。”李晓桦的夫人沉默不语，两只大眼睛愣愣地看着周涛。
我们此行很愉快。小面包车向北疾驰，穿过李白的故乡江油，进入大熊猫的生长地平武山区，再由平武趋南坪，抵九寨沟。返回时又去黄龙风景点，经过松潘、包座、班佑等地，大体是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南下。在藏区草地，周涛显示他是个驭马、骑马能手，那几个军旅诗人谁也比不过他。草地、雪山，艰险的路都被我们闯过了，平安无事。最后一站宿于理县（又名杂谷脑）。记得那天天还没亮，正在沉睡的我们，忽被对门房间里一群尖亮嗓门的四川妇女的说话声、笑闹声吵醒了。有的人只好被迫起床。大约最先起床的是诗人李松涛，他好心地去劝说那伙刚刚住下来的女人安静点，别影响旁人休息。谁知有几个“川辣子”不吃他那一套，七嘴八舌，连骂带笑将他奚落一番。老实的李松涛败下阵来，只好灰溜溜地回到房间。妇人们正自得意，笑闹声升高了好几度。这回是好汉周涛不知从什么地方“杀”将出来，站在妇人们房前，威严地一吼：“闹什么，嚷什么？”即刻沉寂有几秒钟，忽地一梳辫子的川妹子不甘服输，疾徐有致地骂了一句：“你狗咬耗子多管闲事，我操你妈！”这时我们的周涛兄却没有见气，只低声凝重地找补一句：“家去操！”这女子像被火灼般地立刻将房门关上。自此对门房间再没声息了。回到我们中间，众人纷纷祝贺：“周涛兄，你赢了！”周涛却说：“唉！江山多娇，斯人憔悴啊。”
四川才子杨牧十韵(1)
诗人杨牧从四川寄给我他洋洋200万字、由重庆出版社出的两卷书。由此我想到和他的缘分，遂随意写下我对他这个人和他的书的感受。除“缘分”和“引子”，以下十个小段落均以杨牧《边魂》中的诗句作小标题，故称杨牧十韵。
缘 分
1987年初秋，我有一次四川之行。北京的部队青年诗人李晓桦邀我到成都参加由成都部队做东出车，全国各部队几位青年诗人同行的九寨沟之游。我由此结识了新疆风趣的军旅诗人周涛。有天，周涛交给我一份手稿，是他的朋友新疆边塞诗人杨牧一册散文体新作。他讲，你在北京出版界工作，还编《传记文学》杂志。你看看这稿子可不可以发表或出版。我同杨牧素不相识，那些年也很少机会看诗人们的诗，包括杨牧的诗。但我接受了稿件。心想是否发表或出版，只有读完稿件方能作出判断。旅途我读毕杨牧这卷18余万字的手稿，我甚欣赏。作为刚赴任不久的《传记文学》杂志拍板人，我决定在刊物上全文发表杨牧这份《西域盲流记》手稿，因为它是一部纪实而非虚构的文学作品，因为它可读、好读，见出作者的思辨和文学才华，同时它具备客观的，不会泯灭的社会历史和文学价值。在当年传记类文学来稿中，我认为杨牧这篇独立不羁、出言直率，有文有情之作属上乘。这自然是诗人杨牧一份真实的自叙传，能写出来，是难得的。我读他这份自叙手稿也就了解认识了杨牧这个人和他笔下那个年代，那个地域环境。当我决定《传记文学》全文刊登他这篇佳作后，遂写信告诉了周涛兄要他转告我不相识的杨牧。杨牧于1987年12月寄赠我当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的他的诗集《边魂》。我曾是个很爱读诗的人，读杨牧《边魂》，似有深入骨髓的感觉，远胜过去某些诗人写边疆的新诗。其后1989年6月30日在北京，杨牧与我有次短暂会面，由此我们成了相知的朋友。继1988年《传记文学》全文连载他的手稿，1990年3月又为他出书，书名《西域流浪记》，是我主编、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的《国土与人》丛书之一。
引 子
杨牧出生于四川渠县一个中等富裕家庭（土改中划为地主）。祖籍则是川西平原的新都县，其先祖是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号升庵，正德六年进士第一，年仅24岁。嘉靖初年因直谏，被贬到云南永昌卫（今保山），在云南终老。他记诵之博，著述之丰，居明代文士之首。所作诗词散曲等极丰富，有《升庵集》行世。关于杨慎的这些话，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老作家艾芜带我去游玩他的故乡新都桂湖和宝光寺，一路闲谈，他告诉我的。看来他对这个同乡前辈先贤颇感兴趣。而艾芜自己也是年轻时流浪云南，云南成了他的第二故乡。话题扯远了一点，还是回到杨牧的家世。谱牒有时无稽，然而杨牧这一支出自杨慎，则是有他家乡一块墓石的碑文作证。杨牧1944年3月出生，5岁半时曾接受一位家庭教师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但不久即中止。两年后父亲去世，家庭破败。尽管如此，他的姑母仍资助他进村小初小念书。9岁，祖母辞世，生母改嫁县第二中学一位英语教师。10岁他考入乡小。这次进高小，得到他的班主任资助。12岁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县第二中学（原为私立三善中学，后为三汇中学），这回他的资助人是他的后父。可是好景不长。1958年，这个学习成绩仍然优等的14岁少年，只因对校方奉命删去语文课本中“右派”诗人艾青的作品提出疑问，在关于“又红又专”的讨论中发表了他自己不同于别人的意见，而被判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不及格，被勒令退学。1960年，他去公社小学任代课教师。可是隔了两年，只因和几个同龄朋友合编一份油印诗集，又被指为“非组织行为”。一年后再次被“下放”回家务农。一个有天分的少年，爱好诗歌，学诗读诗，进而编印自己的油印小诗；此外还学着独立思考、判断，发表与众不同的意见。这在一个正常社会算得了什么呢？就是不愿鼓励，也犯不着加之以罪呀，何况还是未成年人。毛泽东处在上世纪他少年时代的旧社会，不也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吗？也未见那时反动当局治这些个少年人的罪呢！对出身不好、有才学的小孩，采取打压排斥的方针，是十足的蒙昧、愚蠢。可见1957年反右扩大化之后，“左”的指导思想，已经无孔不入，深入到农村学校教育工作中去了。
幸好有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重视孩子受教育的他的乡亲们支持，方能使小杨牧在家庭逆境中尚能读几天书。也有幸小杨牧自己，接受了一点中国传统思想的启蒙，包括幼时耳闻的他先祖做人、做事的风范，方使小小的他在逆境中，不光是为了吃饭（基督教《圣经》上讲的是“人活着不单是为了面包”），还存有继续学习、上进之心。就说1958年吧，这个14岁少年已被勒令退学，却在无意间发现县报登了他一首仿民歌的诗。自此，他益发努力自学，并练习写作。此后数年，他先后在当地及全国性的报纸如《中国青年报》发表文艺演唱、诗歌、小说等类习作多篇。可是在1963年他再次因写作而受惩“下放”。家乡天地虽大，却似乎再也容不下这喜爱舞文弄墨的小杨模（他的原名，四川音模同牧，当时他发表诗作曾用杨牧笔名，后来就改为正式名字）。
四川才子杨牧十韵(2)
“我的灵魂再难安静”
杨牧1964年4月登上西去列车的旅途，他的灵魂就不安了。这些西出阳关的人，各种各样的。坐在他旁边的中年妇女，老想跟他说话，他觉得她有点套近乎。从她的谈话中了解，她是去南疆再嫁人。对面的是个挂着校徽、沉静的女大学生，她居然开口向他借帆布袋露出一角的王力的《汉语诗律学》，随后就埋头读起来，再也不说话。女大学生对他是个谜……到了乌鲁木齐，几个刚认识的人该分手了。出乎意料，女大学生突然提出要借走他的书，将他地址写给她。还问“相信吗？”他想信任是人类的一种美德，我怎能不相信呢。遂将书借她，临时地址写给了她。而那位中年妇女呢？留下了她的地址，让他有危急向她呼救，送他一双竹筷，还往他口袋里塞钱，说她的地方快到了，钱已没多大用处。“你信得过我，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大姐姐吧。”（读到这里，我的灵魂也有点不安了，差点掉下眼泪）……这两个人两件事，虽说都是小事，但也牵动了杨牧的灵魂。借给女大学生书，杨牧明确认同人际关系中信任、诚信是美德并付诸实行。杨牧在作品开篇细写了那位同座的姓何的中年妇女，字里行间读者可以感觉，杨牧开初对她的判断，下车时他已有所修正。实际上后来证明，两个女子都是讲交情，守信用的。女大学生给他寄还借的书。中年妇女曾一再来信，问他有没有困难，她可以帮助小老弟。
杨牧初涉新疆之途，他为了找个栖身之地而走的北疆那条路，乌鲁木齐———石河子———安集海———乌苏———精河———赛里木湖这一线，恰巧是我1979年走过的。杨牧所写他为了找车在临近赛里木湖的三台子，那一夜所遇见的人和事，他灵魂的不安，给我印象尤深。
天黑下来，他独自一人走到一座无人的空屋前，情况一点不熟悉，寒冷侵袭他，还可能有野兽，真是危机四伏，这一夜将如何过？正在忐忑不宁时，还真有个人走过来。他叫了声同志，对方有了回应，原来他是在这一带挖草药的一个汉族人，自然也是流浪汉。这人会点哈萨克语，将他带至一家哈族人的毡房前。一个年轻女人带他们进毡房。女主人用馕，奶酪，奶茶热情礼貌地招待她的客人。这时他发现旁边毡毯上，还睡着个婴儿。而带他来的那个人像个久经世故的江湖客，不断与那女子攀扯，讲哈族话还不时夹些生硬汉语，有的话他能听出来在吹牛皮。更让杨牧难受的是，他在说“北京！北京！”冒讲他们来自北京。杨牧写道：“我像被什么螫了一样，浑身发麻。他赶紧碰碰我胳膊。‘吃，吃，哈萨克是最好客的，你不吃，她还不高兴呢’他显得十二万分的豪爽，俨然他自己就是主人。而那一副饕餮之状，又像只拣了浮尸的饿狼。”饼足茶饱，女主人安排他们住下。他们睡在毡毯一侧，她和孩子睡在不远的另一侧。灯灭了，他和那个人共一条被子。他不安，觉得这么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睡在一起（相隔只有两三尺），太不像话！而那位却不以为然：他说“这算什么！……”杨说，“那你怎么说我们是北京的？”他嗤地一笑：“她懂个屁，新疆以外的都叫北京！”他翻个身，声音反倒大起来，仗着那女人听不懂：“丧门星！今晚都是碰上你啦，要不她肯定要跟我睡觉！他们最喜欢汉族人，”接着讲出一番下流话。作者写道：“我越听心里越不是滋味，这家伙真他妈的混蛋！好心好意让你吃，让你住，你还把人家当成什么！怎么能这样呢？倒是那个女人的形象，她跪着待客，总是在我眼前晃。我突然觉得她可怜了，不，是我们可恨，我，还有我！我在与人同流合污，欺侮一颗最善良的心。我羞愧了……啊，一个正哺育乳婴的女人。哈萨克，哈萨克，如果我能够，我一定要像恩人那样报答你！一辈子不轻侮你！”作者的灵魂又一次难以平静，并受着自己拷问。有了这番际遇，次晨他下决心跟这个随时可能“咬人”的游民流浪汉分道扬镳。而拷问的结果，是在任何情况下要守住自己的灵魂，那就是他在“难以平静”中显现出来的一颗善良、诚实、正直的心。正像他自己剖析的，“我不是鸡营狗苟之辈”，不能做“那种飘蓬无根”的人。翻开杨牧流浪生活头几页，他是这样起步的。
“他们都早我而来，我是第一千一百零一个”
杨牧在北疆那条公路上虽几次碰壁，但是帮助他的人却甚多。他（她）们都是在老家待不下去，才背井离乡流亡到新疆的，虽是些普通的农场工人，汽车司机，保管员，架子工、泥瓦匠，马车夫等等，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他们善良、有爱心，把这个初次相遇的小“表弟”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把他的难处，当作他（她）们自己的，给以物资支援和安慰；虽没有权势，却有集体意志形成的力量。在石河子农八师第二农场修配厂，他（她）们终于有办法让组织科接受了这个小“表弟”成为最后一个名额“劳动管饭”的人。“我家的表哥数不清”那一章写得格外动人。杨牧深有体会地发现“共同的遭际常常酿就超过骨肉的一种至情。”他既然融入了，此后十多年，他就一直与他们共命运。
20年后，他写诗赞美他们：
……
他们围着这坩埚歌唱
我也当赞美这神圣的爝火
四川才子杨牧十韵(3)
蓬头垢发，脚指甲被沙砾烫熟，缫而为丝阳光这样酷厉而煦和“潜入生命顺手第一页，再潜下去”这是些什么人、什么生活呢？这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或许可以叫做边缘人，是一种边缘生存。他们干的话———开荒种地，造房子造林，还要制造一些需要的劳动工具，大多是劳动强度大的体力活，而报酬是从“劳动管饭”到不多的赖以糊口的工资。但也还有生产建设不可缺少的知识精英。这些人至少是双重负担，工作负担、体力负担之外还有精神负担。在五六十年代，他们找见了新疆这个能够生存下来，比较宽松的环境。但仍是边缘人，背着各式各样的精神包袱，比之劳改犯略强，算个自由人。也只能是这样的边缘生存。到了“文化大革命”动荡年月，有些人连个边缘人也做不成了，成为扫灭对象，有的包括肉体消灭，剥夺生存权。
的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运动，制造了数不清的“边缘人”，他们本可以活得舒舒坦坦的，但在当地再也没有这种心情舒畅的条件了，只好离家到新疆这样偏远的地方去谋生。杨牧书中写了好些本也是工农兵劳动者的人，例如，他在修配厂寻到的朋友介绍的那个姚文培，是40年代到过印度的“远征军”，汽车修理和驾驶能手，可惜为人过于耿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家乡，不讨某些人喜欢；而“远征军”也可以成个历史问题。再加他又娶地主女儿为妻，情况似乎更不妙。遂决心西出阳关。杨牧在安集海客房遇见的一个愣头大汉，他是贵州苗族，在西藏当了五年兵，复员回到老家，还让他做村武装委员。但是坏就坏在他带了块表回去，一个副乡长要“打来吃起”。他不买他的账，于是日子不好过了，副乡长政治上挑不出他的毛病就给他捏造了个“坏分子”罪名。他就跑出来到天山深处流浪，什么都干过，而今挣了些钱，他还想回家“气气那个狗杂种”。还有他在西行列车上的同路姜大哥，本是川江上的驾船好手、共产党员，不知哪回招风惹蝶“翻了船”，只好来个“脱党逃脱”。还有杨牧在“四清”后被发配至农场良种队浇水班干活的他的师傅吴理云，是一个处于农场最底层的中坚分子，是以自己一身干活的绝技自立于人的人。因家庭出身不好，小有文化，他老早就“盲流”到新疆。“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悄没声儿地突然胃出血死去，后来才被人们发现。对他非常了解和尊重又同情的杨牧叹曰：“他自卑自傲，是万事不求人的，即使在要断气的时候。他是属于整体被碰伤的一类。他身上没有具体的刀伤，但有无数的暗创。而他维护人格的办法，是抵触，是漠视，是死到临头也不开口。他用他的年轻生命写了对人世的看法。他是一个血腥季节到来的前奏。”至于知识精英，在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场是集中了许多的。例如杨牧“文化大革命”初期在的那个良种队，本是繁育良种的科学研究单位，为兵团经济作物如小麦、棉花、玉米的良种研究、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时知识精英集中的这个单位，已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还是先说说杨牧这个来到兵团莫二场（又名148团）“劳动管饭”的小知识分子从1964年下半年发动了新运动———“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他的遭遇吧。他劳动管饭干过许多工种的活，如打土坯造房子，推车拉砖、拉沙等重活，也在工程队里干过测量、绘图等技术活，“四清”（杨牧说“四清”时发给每个“劳动管饭”的一张表，要他们去填。杨讲，这至少说明我们已被视为可入册的人物，即便是副册。填表我最积极，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本人经历，乃至我如何“盲流”进疆，都从实招来，般般件件清清楚楚。我只有一个想法，反正我不想再流了，萝卜白菜，就这么一堆，你看着可食就留而食之，如若嫌腐臭，弃之可也。反正到哪儿都这一套，这点我明白。）后，杨牧被收留，作为试用工定级，月钱33元4角5分。在杨牧，已觉这是个胜利。这之后短暂时期，还被调回队部代理文教，不久又调宣传队，让他写剧。然而1966年“五·一六通知”后，杨牧一夜间成为革命对象，贴了“揭开杨牧的反动本质”的大字报。新调来的宣传队头儿在策划“进一步剥开杨牧的画皮”。他被孤立，不让参加宣传队演出，孤伶伶地一个人留在空荡荡的队部。杨牧难以理解。但心里怀着恐惧，不知最后会怎么样？想到最早由武则天发明的检举箱，而今这类告密、检举已遍及神州大地。想到老家整过他的那个当权派仍在基层主事，这样的人什么事都可以干出来，弄不好再来封信函，还可编出更多的“罪恶”，那他将被押解回乡。押解回乡是什么样子，王书记会一声大喊“扣起来！”，母亲会哭……不堪设想！22岁的杨牧自此夜夜无眠。他究竟做错了什么？究竟是为什么？心灵的痛苦向谁诉说？苯巴比妥针无济于事，只好买了劣质烟，让它烧肺烧心。20年后他在诗中写道：“没有学会尼古丁，就开始无边地服毒燃烧。烟气弥漫，长长地吞噬我的黑夜。如白昼断裂，如深更、如深更洞穿，如野火、如野火流磷……”
很快他被打发到良种队劳动，而引而未发的弓弦仍将他作为瞄准对象，那箭仍悬在他头顶。他这才知道良种队已成为有“问题”的人的收容所、管制所、受难地。良种队已被夺权，大学毕业的队长已被打倒。他目睹了良种队两代知识精英和许多像他这样本已处在边缘生存的无辜者的受难。这就是他笔下知识精英和某些对农场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们的形形色色和他们的悲惨处境，他都详细书写了。这是些感人肺腑的血泪文字，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荒唐和从领导者到底层社会，众多人的苦难。比如，关在“打包间”的那个人……“这些天来时闻惨叫，远远地，闷闷地，如物在嘴。”“打包间”里装有手工杠压机械，以前轧棉花是见过的。但此时一堵高墙拒人于千里，唯见灯光通宵达旦。一天早上，终于撂出一件血衣，搭在墙内的棉花包上。有消息传出，那人已被“打包”就遂，呜呼了。原来他竟是我堂堂兵团农业建设第八师副师长，从一片荒滩到具有七千五百平方公里膏腴之地的石河子垦区最早的“开国”元勋之一的王慕韩同志。又如，上海医科大学的学生王家禄被划“右派”后，已在良种队劳动多年了，但造反者还要将这只“死老虎”拖出来折磨。这天晚上全队召开空前大会，食堂兼礼堂里灯火通明，王家禄已被反手而捆，一条粗绳高系梁上。一声：“吊！”王家禄即腾空而起，喊爹叫娘。再一声：“放！”绳子松手，悬空之肉“飞流直下三千尺”，坠在地上，血淋淋一片。他晕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