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才子杨牧十韵(4)
杨牧像一条鱼，潜入深水之中。他对底层人们生活的感受、理解是那样深广。他自己是个受难者，因之他对那些善良人所受的痛苦，完全是感同身受的。
废墟的名称是一种偏见，沙砾的屈辱有声有色
闪着光，金子诞生
是的，杨牧的诗歌和文章，喜作两重性探寻。“这是在罪恶与建树之间，在沉沦与突现之间”“为生存而并不只得到生存，不仅为生存又得到悲辛”、“阳光这样酷厉而煦和”、“黑暗像光明一样辉煌，死亡和分娩都是生长”……都是这样的句式。
是的，两重性是事物的精髓，是深层地了解事物的必由之路，也是生活给人们、给作家上的课。
废墟、荒原、沙砾和屈辱的正面，有开拓、奋进、荣耀、尊严和有声有色，有金子。不仅仅是人们创造的物质财富这样的金子；更有人心的善良、美好和富有，这是金不换的金子。杨牧在写作中很注意，也很珍视这一方面。
杨牧散文体的《西域流浪记》中，有不少这样的金色篇章。如他做测量工时，第一次走遍全场（他存身的148团，又名莫索湾二场）他的新鲜体验；方圆二百多平方公里，大小三十多个连队，所到之处，我皆震慑！这绝非我当初想像的那样，只是一方栖身的僻壤。林带如织，渠垄有序，每片房屋都分布井然，一块条田竟可大到近千亩。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机械如林，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农场。而每一个连队，又都是一个“联邦国”，各“省”都有代表加入。问其来由大都有不光彩的经历。但是他们谈起农场，都有“创业主”那种骄傲，即使刚被集中到“新生队”的人们，也像是仅仅受了一点冷遇的主妇，对农场的草场如数家珍。“四清”把他们“清”出去了，他们也仅是叹口气而很快又像拣了个什么便宜似的：“好多啦！好多啦！要是在口里（内地）还不知是咋样呢。”当他们知道我也是自流而来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甚至显得亲近起来。声音压得很低像老妇怀念风流韶华：“那时候……讲什么阶级！嘴上讲讲，只要干出高工效了，犯人都坐光荣席！”还讲王震广庭训话，“同志们”———看下面的不能叫“同志———”“他妈的！不管你是，什么人，就看你，搞不搞社会，主义，建设！你干好了，可以，摘帽可以，提干，可以……参军！”———“骂也痛快，干也痛快。”那真是黄金岁月哟！
所爱，永远不会变老。爱，永远不会长大
杨牧是个至情的人，从《西域流浪记》所写亲情、友情、师生之情即可看出。这样的人间至情是永远不会老的，永远是童年童心般的纯洁，是撼天动地的，我这样看。限于篇幅，我仅引录他去看他的养母和与养母再别离的两段文字，供大家欣赏、感动：“……我就睡在妈妈的床上。妈妈睡那头，我和小女儿睡在脚头。同一条被子，我总触到妈妈的脚，到了半夜还是冰冷。这是一双缠过的小脚，走路总是一颠颠的。夜更深了，妈妈已发出轻微的鼾声，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想这间屋子，想我当初就坐在那扇方格窗前，一坐就半夜，总是听到妈妈咳嗽。她有时半夜起来抽烟，也决不叫我，她总认为她的儿子在看书，是一种有‘出息’的表现。每月只打半斤‘洋油’，她从不心痛，甚至还叫我把灯拨大点，别像她那样弄成瞎子。妈妈确实眼睛不好。她说我走后，她吃蕹菜常吃到里边的猪儿虫。她看重文化，在这个家庭作为一个阻碍历史进程的阶级被摧毁之后，她仍旧让子女们读书，种蛾眉豆卖，背白泥巴（一种乡下人洗衣用的带碱的泥土）卖，即使半年不吃盐巴用咸菜水代替，也一定要交上学费。我是从婴儿时候就在她手里的，自然应该属于她的‘财产’，1964年我提出要走，她非但没阻拦，还说：‘娃儿，人不出门身不贵呀，火不烧山地不肥呀，你走吧！’倒是我犹豫，我说我走了你就是个孤人了，她说没关系，反正她老了。我走后的十年，她就在这间小屋，为队上做点零星活儿，靠我的姐姐转弯抹角寄点钱，聊以度日。”再看他和养母的再离别：“临别的这天，妈妈半夜就起床煮饭，就像我当初在家时，要出早工或上山挑炭，她总是早早地煮饭一样。她一声不响，但我听得到她在抽泣。吃饭的桌上，她却显得若无其事，只是嘱我好好工作，别想她，带好孩子。天亮了，我到院里一家家告别，然后穿过院侧的竹林，从井旁上路。妈妈送到井旁一棵李子树下，泪才簌簌落下来，哽咽道：‘幺儿，你再好好看妈妈一眼，下回你就看不到了……’我也知道她说的是真话，那一副弱躯，无论如何也熬不到我下次回来。我直直地看了她一阵，那脸色，那银发，那一双翳雾很浓的眼睛，我已经分不出她是我妈还是我的乳娘张映珍。我怕我泪会掉下来，叫了最后一声‘妈妈’！就大步大步走去。走过田坎，走向正沟，走到对面的大路上，回过头，妈妈还站在井旁边的李子树下，不知是她还想要看我（其实她根本看不见了），还是站着让我看……”
……我的石窟中全是碎雕，出于一万个人之手
我很珍视骨针的缝媾
杨牧是讲自己精神世界的构成吧，那是出自上万人精神、物质方面，对他的输送，缝媾，结合，凝聚，于是他“石窟”的“石雕”焕然一新。
四川才子杨牧十韵(5)
我想说的是，杨牧作为一个破落的世家子弟（说白一点，读书人家的子弟），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正逢我国社会急骤变革，他这个“敌对阶级”的后代，无端受了惩罚，最后竟在老家待不住了，只好出走做“盲流”，到西域去寻找自己的一片生机。
中国许久以来，已经没有了贵族，但官宦人家（当然是读书人家）是有的，中国的泛读书人家，既包括官宦人家，也包含破落的官宦人家，还有一部分贫寒人家虽在艰难中仍有读书子弟。所以读书人并非全是富家子弟。
在我国社会的发展前进中，杨牧这个读了一点书的旧世家子弟流入大西北的盲流群中，并且融合进去了，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这对本应该继续上学并深造的杨牧不能不说是个损失；而当了“盲流”后在农场就业的上十年，又正遇中国发生了“左”的大转弯，发动“文化大革命”，杨牧作为生活在中国最底层人群的一分子，他们既承担繁重的，报酬极少的以体力活为主的营生，又还背负沉重的另类“边缘人”的沉重包袱，自己身经、也目击了这一大群体的苦难，这看起来很倒霉。在生命遭受威胁的严重时刻，他甚至不得不携未婚妻一度逃亡南疆躲避。这种处境还不是坏到极点吗？然而回过头来看，这番长期自己变为农工而又融入农工的经历，却又成为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诗人、作家的杨牧，平生最为难得、最值得珍惜的机遇，天大的好事，无尽的精神财富。我想杨牧最大的收获，是在一个非人年月，他作为一个善良、诚实、正直的本色好人，在苦难中，受迫害中却发现了无论是普通农工，还是知识人中却有这么多和他一样的良心和是非、正义感未泯的好人，愈在底层愈多，他们的心是金子。愈是黑暗的角落，光却在那儿闪耀，它照亮、温暖了受苦人们的心，它是对非人化有效的抗毒剂。杨牧自己经历的，就足够说明这一点，在任何危难中，有了这些人支撑、保护，杨牧和他的家人就平安，精神得到安慰、物质无虑。他们中许多是平凡的农工，还有些是戴着“帽子”长期被打发到基层的比他年长的人品好又有学识的文化人，他们善待这小老弟如自己手足，是他的良师益友。当然这些底层的人更如杨牧自己所说，是支撑整个大农场生产建设的“底座”，“一座宏伟金字塔的底座”。但杨牧又问：为什么只是底座，被压抑、凌辱、歧视的底座？
这成千上万的人，他们也铸造、凝结了一个新的杨牧，从他们农场诞生出去的诗人、作家杨牧。如果没有农场经历，就不可能有这样一个杨牧。从“四人帮”被粉碎后的1977年真正起步，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杨牧向读者和中国文学奉献了他最好的诗歌和散文作品。诗歌如《我是一个青年》、《边魂》三章，散文纪实作品就是1987年我读到的这部《西域流浪记》（前数年杨牧又对该书增补、修订改书名为《天狼星下》出书，亦收入他新出的两卷书中）。杨牧的边塞诗和散文纪实作品，我认为它们的生命将是长久的，它是历史，中国特殊年代“盲流”们的生命史和创业史，人性战胜非人性史；也是一部用众多血肉生命凝成的、关注人类生存命运的，真实、生动、感人的文学作品。
杨牧写《西域流浪记》的经历，使我想起俄罗斯伟大作家托斯妥也夫斯基。他是彼得堡的一个小贵族，却关心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人民，也关心俄国的改革。他参加贵族革命家的活动，被沙皇判处死刑后又改为去西伯利亚劳动营服苦役，他成为准犯人与那些政治犯、刑事犯为伍，经受苦难。出狱后以他的亲身经历写了一部纪实体小说《死屋手记》，一部以人性的关怀写出各式各样犯人及其处境，揭露沙皇监狱中黑幕和黑暗统治的不朽传世之作，也是独一无二之作。托氏如果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这一处境，世界也就不可能出现这一作品。
有一天我会溢出来，如一坛烈酒
诗的原段七句是这样的：“北斗星已完全横在我的北方。听那些芦管吹奏苍凉。有一个笛眼被我按着不出声；我在这个管道里逡巡。有一天我会溢出来，如一坛烈酒：直烧到没有火烧的时候，直醉到没有醉意的时候。”
杨牧讲得很形象，很准确，这就是好的创作出世的情景。它们是溢出来的一坛烈酒，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巴金的传世名作小说《家》是这样写出来的。有人还有另一个比喻，说巴金的作品是水壶倒水涌流而下，不可遏制。也是讲的同样道理。我读杨牧的纪实作品《西域流浪记》感觉它也是溢出来，涌流出来的。没有西域流浪生活这个大水库的储存积蓄，怎么会有笔下涌流、溢出？凡是这样的作品都是行文自然流畅，不着雕饰，水到渠成，尽得风流。当然也经过了作者积淀、沉思、提炼，所写都是沉淀最久，挥之不去，印象最深的东西，但仍保持着生活的原色、原汁、原味。这样的作品不论篇幅大小，都是上品，而读者读了也是过目难忘。
愿这虫螅孵出龙种
这也是杨牧讲自己的创作。请读他的原诗：“又一次抚摸自己的耳朵，抚摸我身体最远的轮廓。这也是我最偏远的疆域。无须记起，也永远不会忘记的边地。它最先受冻也最先发热。如果有人在窃窃私语。桃形的浆果在为它吟唱，为它输注殷酽的汁浆。世界很大，比世界大的当然是天空，有鸟飞过，鸣声也总是被冥蒙收容。守一块云母也就足够。如独足之虫。维吉尔！愿这虫螅孵出龙种。”
四川才子杨牧十韵(6)
否极泰来。因“祸”得福。被某些人视为虫螅的杨牧，而今自然是孵出了龙种。
基因是地质年代的居民，因为地质年代而永存遗传基因是科学，不是神话或迷信。
有成分，但不为成分论也是科学。
阶级出身不可以选择，但每个人的遗传基因也是客观存在的。
杨牧出身地主家庭，但他本人不是地主。对于出身地主阶级家庭的小孩子歧视，剥夺他们的受教育权，不是科学，更不是马列主义。
但杨牧作为一个世代读书人家的子弟，他也有“诗书继世长”人家的遗传基因，这是不可否认的。中国曾是孔夫子的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国度，孔夫子提倡“有教无类”，人人都要受教育，这样才知书识礼，做个讲文明，有道德的人。所以中国过去盛行读书求学的风气，杨牧身上也沾了一点这样的风气，他曾接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启蒙（虽然时间短暂），并以其先祖杨慎作为自己崇敬的人（他的两代先祖都是正直为官。杨慎遭皇帝放逐），这没有什么坏处，知道要讲良心，要正直、诚实做人嘛。出身不好没有关系，读了书，参加社会实践，有了觉悟，照样可以成为革命家。马列创始人都是出身非无产阶级的有产阶级家庭，当然他们都是读书人，从读书接受人类文化成果，结合社会实践创造了马列主义。中国新旧民主革命，最先觉悟的相当一部分是世家子弟。因为他们读书得风气之先，因为他们爱国而不仅是爱自己的小家，他们接受了儒家“毁家纡难”的思想。牺牲小家，报效国家。
唯成分论是不对的！杨牧所在的良种队，是出身不好，却温文尔雅，埋头做事的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文化大革命”中挨整的技术人员好，还是粗暴整人、折磨人，出身成分好，无文化教养，没道德的鲁排长、丁同志之类好？
我奉昆仑为我的故乡，毋须索隐天地玄黄昆仑、天山，都是我们的故乡。汉唐先烈经营早！整个的中国西部是多么可爱啊！没有去过昆仑、天山———新疆的人，读杨牧的两卷书，还有其他作家、诗人写新疆———昆仑、天山的书，一定也会爱上那广袤的疆土，可爱的各族人民。中国抗战时期，罗家伦（时任中央大学校长）作词，李维宁作曲写过一首歌《玉门出塞》，当年在抗日的大后方非常流行。我童年听哥哥、姐姐唱，也就学会了。现将歌词写下，应该说也是一首赞颂新疆的好诗：左公柳，拂玉门晓塞上春光好！
天山融雪灌田畴大漠飞沙旋落照沙中水草堆，好似仙人岛过瓜田碧玉丛丛望马群白浪涛涛想乘槎张骞定远班超汉唐先烈经营早当年是匈奴右臂将来更是欧亚通道经营趁早，经营趁早莫让碧眼儿射西域盘雕！
（碧眼儿指外国侵略者）谨将此歌献给杨牧和对祖国西域感兴趣的读者。
2004年6月25日写完于湘江之畔（载《传记文学》2004年第10期）
梅花香自苦寒来(1)
——记女作家叶文玲
我来参加叶文玲洋洋多卷本文集的首发会，感到很高兴。我对她表示祝贺，不仅仅代表我，还代表二十多年前，最初发现叶文玲这个人才，并对她初期在《人民文学》的投稿给以热情支持、帮助的我的老友、老同事———《人民文学》已逝编辑王朝垠，可惜他看不见这一切了。
文玲要我在这个会上说几句话。我就来讲讲22年前，即1977年1月尾，我在河南郑州，初见叶文玲的情景吧。那时“四人帮”刚刚垮台，大家欢欣鼓舞。作为《人民文学》编辑，我们期盼着文学创作出现生机、转机。我就是这种情况下去郑州组稿；并带去王朝垠编辑交给的一个任务，去找郑州机械工具厂的年轻业余作者叶文玲，请她修改一篇小说《雪飘除夕》。我住在省委招待所，这里离机械工具厂和文玲的家很近。自从找到她后，差不多天天和她见面。我才知道文玲这个业余作者，处境真艰难。她是这家集体所有制工厂的统计员，旧历年前工厂正在赶工，白天她活儿很忙；可是她还身兼家庭主妇，拉扯着三个不大的正在上学的孩子，洗衣、做饭等家务，主要是她操持。一家五口人挤在两间不大的房子里。有个休息天去她家，正逢她在洗一大盆衣裳。她的夫君是郑州市一所重点中学主持教务的副校长，无暇顾及家务；在这小小空间里，孩子们被安排了做作业的位置。唯独她这个业余作家，恐怕只有在家事之余，坐在小马扎上，找一块小垫板，读书、写作吧？料想不到的是，她这样忙，还经常早起到早市去，买一些鲜鱼鲜菜等，亲自烹调，做好了，装一饭盒送给我，说是怕我吃不惯食堂的饭，为我添点营养。当然我发现叶文玲的烹饪技术是上乘的，但我心不安。我很惊奇叶文玲这样“负重行军”，怎么还能不断涌出创作灵感，对生活保持热情；而又忙里忙外，如此勤快，似有用不完的精力？
与她聊天中，我逐渐了解，文玲迷上文学，爱好写作，至少有20年以上历史，而她走过的生活道路非常坎坷，大大出乎我想像。她出生在浙江海边一个小镇，父亲与人合伙开一小南货店，但因家有几十亩土地出租，被划为地主。不过家乡解放时，文玲才七岁。她性格活泼，好学上进，戴上红领巾，参加各种活动，从小学到初中毕业，她一直是个全面发展的优等生，对未来抱着美好遐想。作文常受老师鼓励，十三四岁时，她便向当地小报《玉环报》投稿，有两篇小小说见报。然而到她升高中时，尽管她考取重点中学，考试成绩居优，像她这样家庭成分，加上哥哥（复旦大学中文系高材生，文玲文学领路人之一）被错划为右派，她无法进入高中读书。别的中等专科学校，经过“政审”，也将她拒之门外。这是少年文玲在人生道路上遭遇的第一次打击。文玲有过委屈，情绪低落，但她没有消沉下来，而是勇敢面对生活，投入社会。在漫长二十多年，她去农村劳动，做过农业社员，记工员，偏远山乡的民办教师，当过县办展览的义务讲解员，幼儿园教养员，又曾失业在家学缝纫，最后远嫁她哥哥的同窗好友、下放河南山乡教书的一位复旦大学高材生。这后十年她拖儿带女，仍进工厂当了工人，担任过生产组长、质量检验员等。当她爱人被调进郑州时，最初两年她报不上户口，无法就业，家庭经济拮据，她只好在家操持家务，连丈夫和孩子们身上的衣，脚上的鞋，全是她一手缝制，以减轻家庭负担。总之这二十几年，她在社会底层拼打，经受了各种磨炼；熟悉了社会，了解了人民群众，与他们同甘苦、共呼吸，亲身体验了普通人生活的艰辛；困难也锤炼了她的意志，练出了她做事不屈不挠的韧性精神。最难得的是，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她都不废读书学习；不放弃她痴迷的文学创作。1958年，在繁重农业劳动中，她仍然感受了生活的诗意，在练习本上，写下了她最初一篇正儿八经的小说《我和雪梅》，投寄给浙江《东海》文学杂志。这回她“走运”了，小说不仅被选中刊出，编者和几天后的《浙江日报》上，还有推荐语。那年她16岁。这件事，对她这个山头海角，好胜心强，升学没望的小姑娘，无疑是终生难忘的安慰。1962年她生下第一个孩子，坐月子，整天面对着奶瓶，尿布，但还在构思小说。正巧在月子里，她收到久违的《东海》杂志，发表了一篇她写一个女孩初恋故事的小说《春倩的心事》。听叶文玲讲述，我才晓得，“四人帮”被粉碎后，她不断向《人民文学》投稿，这是20年后，她文学创作第二次起飞的一个开始。这是她在人生阅历和文学功底上有了更充足准备的一次起飞。如果说前20年，主要是生活的历练和练笔，那么再次的起飞和未来20年，以叶文玲丰厚的生活积累以及文学创作上铆足了的劲头，她所爆发出来的“能量”，就将是不可估量了。
果然，她再次起飞，有一股强劲势头。我在郑州短短一周，她修改完《雪飘除夕》这个短篇，又给我一个写就的短篇《丹梅》。我很喜欢这作品精炼、诗意的文学语言，几乎无须改动，这在业余作者是不可多得的；更何况她写的是久违的遭“四人帮”贬抑、抛弃的雷锋精神，这在拨乱反正的1977年，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于2月初带回编辑部，交给责任编辑王朝垠和编辑部领导阅看，一致通过，先于《雪飘除夕》，发于1977年3月号小说的头条。发表后受到本刊主编、文学评论家张光年称赞。《雪飘除夕》则发于该年第五期，仍是小说头条。11月号又发她的小说《年假》于“短篇小说特辑”，与刘心武的《班主任》同在一辑。10月份《人民文学》出面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这是打倒“四人帮”后中国文艺界的一次盛会，青年新生力量，张光年提议邀请叶文玲参加会。这对文玲是难得的机遇，她在会上结识了好些文学界前辈，并亲聆他们的教诲。两年后，她被选为郑州市代表，出席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并成为河南省专业作家。
梅花香自苦寒来(2)
参加文玲文集首发式，我真是感慨万千。从1977年到现在不过22年，而文玲在创作上持续高产稳产，为人民写作贡献四百多万字作品。其中长篇力作就有《无梦谷》、《鉴湖女侠———秋瑾》。这真是她久蓄的创作能量持续地，一次又一次冲击和爆发。我祝愿她更精彩的传世之作还在后面！
文玲很喜爱雪中绽放的梅花。关于文玲，我最后想讲一句话：“梅花香自苦寒来。”这话对她，是再合适不过了。
1998年10月11日草就10月16日改定（载《中国人才》杂志）
“花甲”已过的新作家(1)
——写给长篇小说《盛世幽明》的作者孙民孙民兄：你好！读完你的长篇小说手稿《盛世幽明》，我有许多话要说。首先我忆起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在中南文艺学院文学创作专业的同学生活。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我作为一个高中还未读完的中学生在这所革命大学，遇见你们这些阅历比我丰富，自北方南下的同学觉得很兴奋。拿你来说你也高中没毕业，但你是在学校参加进步学运受到反动当局注意而毅然冒着生命危险经过千辛万苦投奔中原解放区的。我们一同考进文艺学院选择文学创作专业，自然至少说明我们对文学有爱好，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抱定了要从事文学写作，当作家的意愿。何况当年对我们的培训，强调的重点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要先做革命人，打掉成名成家的名利思想，方能为工农兵服务。既然是这样，例如我即使有成名成家想当作家的想法也是不敢轻易当众表露的，这至少会遭来挨批评的麻烦。那时的培训者、我们尊敬的老师（他们好些是来自解放区的作家、艺术家），他们的问题是来不及细心区分正确地对文学抱有理想追求，至少做个文学创作的有心人，与为追求名利而“成名成家”的界限。未曾想到的是，你因为当时在报刊上发表了几篇作品，而自己又在某一场合公开表白了自己对文学写作的抱负，比如你仿佛说过当作家就要当像托尔斯泰那样的大作家，而不幸成为野心勃勃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的靶子而横遭批判。这一批判的发动是有组织的自上而下的动员，而攻势也是凌厉的，还要人人表态，与你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彻底决裂”。这样一来，你无法再在这所学校待下去了，只好被迫离开。你心情沉郁地打算回到当年你从事学运的第二故乡兰州，再求一个新的开始。自这以后，再也听不见你这位对文学有抱负的同学的消息。你是“隐姓埋名”了，确切地说，你在兰州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后（这回你从事的是新闻工作），恢复了孙民这个本名，取消了参加革命后改名的“沙冰”这个带有浪漫气息、文学意味，而我们熟悉的名字，于是你在同学们中间销声匿迹了。４４年后的１９９４年在北京我们才又重会，这时我方知你是事业有成、全国知名的研究中国现代农业尤其西北干旱地区农业如何发展的重要专家之一，西北名记者，省委的幕僚。不久我又收到你寄来甘肃出的你的大著《治贫之道》，拜读了大著中多篇文章如《论平均主义》、《关于（甘肃）中部干旱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设想》、《试论甘肃省农业发展战略的转变》、《停止植被破坏是实现陇中治穷致富的出发点》、《甘肃省农村产业结构及布局调整研究总体报告》、《亿万农民的意愿是农村改革的出发点》，我服膺于你的成就，你是立功又立言者也，这在我们那批同学中实属少见。同时我再次想起我国古人说的“伏久者飞必高”那句老话，你是年轻时遇见意想不到的严重挫折沉埋下去又再次奋起的人，这多么不易啊！无疑你是将挫折变成了催促自己前进的力量。你曾告诉我你在写长篇小说，而在两年后的１９９７年初春，我收到你寄来三册沉甸甸的你已完成的百万言长篇小说手稿。手头事情较多（其实主要是忙自己写作的事。５月份又去南方探亲访友将近一月），你的长篇收到后看了一少部分放下了，直至回来才昼夜兼程集中看了十来天方“大功告成”。
我以前在岗时曾收到不止一部朋友们介绍来让我阅读的长篇小说手稿，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大都有丰富生活经验，初涉长篇创作的非专业或专业作者，成功率均很低。其原因也多种多样。有的是生活实录却缺乏艺术构思或艺术思维；有的作者有理论素养，却缺少艺术感受力，写出来的稿件枯燥乏味，通篇不像小说；有的作品勉强可读，但缺少艺术光泽和艺术个性。你的大作在没读之前我曾有模模糊糊的担心，怕你习惯了理论思维，写出来的东西像不像小说呢？然而在阅读过程中我已被你创造的艺术天地艺术形象所征服了，屡屡欲罢不能。这使我重新想起你早年的文学意愿，看来你并没有将它停在口头上，没有被生活的坎坷，工作事务的繁忙所摧损，而早就是文学创作的有心人了，这是难能可贵的。现在我读完全稿的最后一个字，我可以大松一口气了，我要说，这是一部以中国小说的传统表现技巧写成、可读性强；用历史眼光、艺术的解剖刀，通过解剖一个省近半个世纪发生的人和事而真实、深刻、较全面地映现了过渡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状貌的不可多得的长篇说部。我首先要祝贺你完成了这样的长篇巨构。没有丰厚的生活积累，政治文化素养，文学的才华和胆识加上顽强不懈的努力，不可能有此硕果。我这人从不愿夸张、吹牛，但我仍然要说这是一部描写中国现代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是因其真实性、透视力，反映生活的深度、广度，描写典型的概括能力，而足可传世的小说。我孤陋寡闻，这几年读长篇新书甚少，但我的印象，还没有一部像你这样的长篇。这是因为有些专业作家虽说创作经验颇丰、才华出众，却不具备你既了解上层又了解底层，既了解官员、知识分子又了解工农、市民，既熟悉经济又了解文化以及高度的理论、政策修养，这样一种高级记者兼幕僚的生活阅历。那么，这小说对我来说究竟有哪些印象深的东西呢？一是作者以“无冕之王”的视角历史地全方位地大体按照时空顺序几乎涉笔了一个省范围内从官场到“三教九流”几十年的社会生活；然而本书的重点、精彩也是成功之处显然是解剖官场、一个省报社———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及西北干旱区农村。二是有一批写得成功的人物，如高原省历届省委书记章宗良、王泽元、谢维江、杜一平，他们有官场人物的共性又各具特色；又如处在全书中心位置贯穿始终的第一主人公记者兼省委幕僚的方文敏、第五届省委书记吴振奇、县委书记及引通济秦指挥王玉书，他们是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中的佼佼者，是中国的脊梁。再如我将他们目为反派的野心家、投机家彭勃，风派人物、宣传部副部长卫文海，极“左”派、投机家文大同和余维山、郝健人之流，也富有典型性，刻画细致，生动传神。三是读完全稿，不由引发人对体制改革问题的反思，这也是难得的。下面谈谈关乎作品修改的几个问题：1. 关于小说的体例，我同意书的内容简介中讲的此书接近传统野史小说。但我主张不一定标上“写实”二字，以免跟近年颇为盛行的“纪实小说”之类混同。这类标榜本身就是矛盾的，小说就意味着有虚构，哪能全是纪实呢？这类真真假假的“纪实小说”已经引起思想混乱甚至引来作者与“模特儿”之间一些官司纠纷，得不偿失。2. 小说无可避免地涉及了当前某些敏感复杂的政治问题，建议a. 让事实说话，尽量避免评议，b. 采取恩格斯说的倾向性愈隐蔽愈好。c. 采取中国传统小说中某些“皮里阳秋”、“寓褒于贬”、“寓贬于褒”等手法。d. 仔细推敲，删除某些不必要的直露的话。3. 关于小说的视角，“无所不知”的叙述者———作者毕竟应与小说第一主人公方文敏保持一定距离，就是说比他站得更高更超脱点。这点可向《红楼梦》作者取点经。曹雪芹跟小说第一主人公关系密切，但他比贾宝玉站得高。这种两个人视角混杂的情况，望兄修改时适当注意。４. 关于小说中的性描写，性是人性中很重要的成分，自然不必回避。但我以为还是可以适当节制，以典雅、美、尊重女性，不恶俗，少副作用为佳。５. 整体来说，我觉得小说开头结尾比较平，“龙头”“凤尾”比较平，大“猪肚子”很精彩。再就是文字赘累、重复之处似还可以删。６. 我觉得尊作的修改属于细致地推敲、删改，文字语言精益求精，似不必伤筋动骨地去做大手术。以上意见供兄参考。出书的事我想找作家出版社的朋友们联系一下，他们出书是比较快捷的。
“花甲”已过的新作家(2)
弟 光群 １９９７，７，１３。
以上是今年７月１３日读毕孙民兄长篇稿写给他的一封信。１１月３０日接孙民兄信，言书稿经过听取各方面朋友们的意见，数月埋首，修改定稿，于１０月初送达作家出版社。该书稿已于近日经出版社肯定，他们已基本定稿，无大改动，不需作者再事修改。得此信我甚觉欣慰。
（孙民的近百万字小说《盛世幽明》，1998年上半年由作家出版社出书。）1997年12月23日孙民兄：你好！读完你的长篇小说手稿《盛世幽明》，我有许多话要说。首先我忆起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在中南文艺学院文学创作专业的同学生活。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我作为一个高中还未读完的中学生在这所革命大学，遇见你们这些阅历比我丰富，自北方南下的同学觉得很兴奋。拿你来说你也高中没毕业，但你是在学校参加进步学运受到反动当局注意而毅然冒着生命危险经过千辛万苦投奔中原解放区的。我们一同考进文艺学院选择文学创作专业，自然至少说明我们对文学有爱好，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抱定了要从事文学写作，当作家的意愿。何况当年对我们的培训，强调的重点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要先做革命人，打掉成名成家的名利思想，方能为工农兵服务。既然是这样，例如我即使有成名成家想当作家的想法也是不敢轻易当众表露的，这至少会遭来挨批评的麻烦。那时的培训者、我们尊敬的老师（他们好些是来自解放区的作家、艺术家），他们的问题是来不及细心区分正确地对文学抱有理想追求，至少做个文学创作的有心人，与为追求名利而“成名成家”的界限。未曾想到的是，你因为当时在报刊上发表了几篇作品，而自己又在某一场合公开表白了自己对文学写作的抱负，比如你仿佛说过当作家就要当像托尔斯泰那样的大作家，而不幸成为野心勃勃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的靶子而横遭批判。这一批判的发动是有组织的自上而下的动员，而攻势也是凌厉的，还要人人表态，与你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彻底决裂”。这样一来，你无法再在这所学校待下去了，只好被迫离开。你心情沉郁地打算回到当年你从事学运的第二故乡兰州，再求一个新的开始。自这以后，再也听不见你这位对文学有抱负的同学的消息。你是“隐姓埋名”了，确切地说，你在兰州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后（这回你从事的是新闻工作），恢复了孙民这个本名，取消了参加革命后改名的“沙冰”这个带有浪漫气息、文学意味，而我们熟悉的名字，于是你在同学们中间销声匿迹了。４４年后的１９９４年在北京我们才又重会，这时我方知你是事业有成、全国知名的研究中国现代农业尤其西北干旱地区农业如何发展的重要专家之一，西北名记者，省委的幕僚。不久我又收到你寄来甘肃出的你的大著《治贫之道》，拜读了大著中多篇文章如《论平均主义》、《关于（甘肃）中部干旱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设想》、《试论甘肃省农业发展战略的转变》、《停止植被破坏是实现陇中治穷致富的出发点》、《甘肃省农村产业结构及布局调整研究总体报告》、《亿万农民的意愿是农村改革的出发点》，我服膺于你的成就，你是立功又立言者也，这在我们那批同学中实属少见。同时我再次想起我国古人说的“伏久者飞必高”那句老话，你是年轻时遇见意想不到的严重挫折沉埋下去又再次奋起的人，这多么不易啊！无疑你是将挫折变成了催促自己前进的力量。你曾告诉我你在写长篇小说，而在两年后的１９９７年初春，我收到你寄来三册沉甸甸的你已完成的百万言长篇小说手稿。手头事情较多（其实主要是忙自己写作的事。５月份又去南方探亲访友将近一月），你的长篇收到后看了一少部分放下了，直至回来才昼夜兼程集中看了十来天方“大功告成”。
我以前在岗时曾收到不止一部朋友们介绍来让我阅读的长篇小说手稿，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大都有丰富生活经验，初涉长篇创作的非专业或专业作者，成功率均很低。其原因也多种多样。有的是生活实录却缺乏艺术构思或艺术思维；有的作者有理论素养，却缺少艺术感受力，写出来的稿件枯燥乏味，通篇不像小说；有的作品勉强可读，但缺少艺术光泽和艺术个性。你的大作在没读之前我曾有模模糊糊的担心，怕你习惯了理论思维，写出来的东西像不像小说呢？然而在阅读过程中我已被你创造的艺术天地艺术形象所征服了，屡屡欲罢不能。这使我重新想起你早年的文学意愿，看来你并没有将它停在口头上，没有被生活的坎坷，工作事务的繁忙所摧损，而早就是文学创作的有心人了，这是难能可贵的。现在我读完全稿的最后一个字，我可以大松一口气了，我要说，这是一部以中国小说的传统表现技巧写成、可读性强；用历史眼光、艺术的解剖刀，通过解剖一个省近半个世纪发生的人和事而真实、深刻、较全面地映现了过渡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状貌的不可多得的长篇说部。我首先要祝贺你完成了这样的长篇巨构。没有丰厚的生活积累，政治文化素养，文学的才华和胆识加上顽强不懈的努力，不可能有此硕果。我这人从不愿夸张、吹牛，但我仍然要说这是一部描写中国现代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是因其真实性、透视力，反映生活的深度、广度，描写典型的概括能力，而足可传世的小说。我孤陋寡闻，这几年读长篇新书甚少，但我的印象，还没有一部像你这样的长篇。这是因为有些专业作家虽说创作经验颇丰、才华出众，却不具备你既了解上层又了解底层，既了解官员、知识分子又了解工农、市民，既熟悉经济又了解文化以及高度的理论、政策修养，这样一种高级记者兼幕僚的生活阅历。那么，这小说对我来说究竟有哪些印象深的东西呢？一是作者以“无冕之王”的视角历史地全方位地大体按照时空顺序几乎涉笔了一个省范围内从官场到“三教九流”几十年的社会生活；然而本书的重点、精彩也是成功之处显然是解剖官场、一个省报社———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及西北干旱区农村。二是有一批写得成功的人物，如高原省历届省委书记章宗良、王泽元、谢维江、杜一平，他们有官场人物的共性又各具特色；又如处在全书中心位置贯穿始终的第一主人公记者兼省委幕僚的方文敏、第五届省委书记吴振奇、县委书记及引通济秦指挥王玉书，他们是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中的佼佼者，是中国的脊梁。再如我将他们目为反派的野心家、投机家彭勃，风派人物、宣传部副部长卫文海，极“左”派、投机家文大同和余维山、郝健人之流，也富有典型性，刻画细致，生动传神。三是读完全稿，不由引发人对体制改革问题的反思，这也是难得的。下面谈谈关乎作品修改的几个问题：1. 关于小说的体例，我同意书的内容简介中讲的此书接近传统野史小说。但我主张不一定标上“写实”二字，以免跟近年颇为盛行的“纪实小说”之类混同。这类标榜本身就是矛盾的，小说就意味着有虚构，哪能全是纪实呢？这类真真假假的“纪实小说”已经引起思想混乱甚至引来作者与“模特儿”之间一些官司纠纷，得不偿失。2. 小说无可避免地涉及了当前某些敏感复杂的政治问题，建议a. 让事实说话，尽量避免评议，b. 采取恩格斯说的倾向性愈隐蔽愈好。c. 采取中国传统小说中某些“皮里阳秋”、“寓褒于贬”、“寓贬于褒”等手法。d. 仔细推敲，删除某些不必要的直露的话。3. 关于小说的视角，“无所不知”的叙述者———作者毕竟应与小说第一主人公方文敏保持一定距离，就是说比他站得更高更超脱点。这点可向《红楼梦》作者取点经。曹雪芹跟小说第一主人公关系密切，但他比贾宝玉站得高。这种两个人视角混杂的情况，望兄修改时适当注意。４. 关于小说中的性描写，性是人性中很重要的成分，自然不必回避。但我以为还是可以适当节制，以典雅、美、尊重女性，不恶俗，少副作用为佳。５. 整体来说，我觉得小说开头结尾比较平，“龙头”“凤尾”比较平，大“猪肚子”很精彩。再就是文字赘累、重复之处似还可以删。６. 我觉得尊作的修改属于细致地推敲、删改，文字语言精益求精，似不必伤筋动骨地去做大手术。以上意见供兄参考。出书的事我想找作家出版社的朋友们联系一下，他们出书是比较快捷的。
“花甲”已过的新作家(3)
弟 光群 １９９７，７，１３。
以上是今年７月１３日读毕孙民兄长篇稿写给他的一封信。１１月３０日接孙民兄信，言书稿经过听取各方面朋友们的意见，数月埋首，修改定稿，于１０月初送达作家出版社。该书稿已于近日经出版社肯定，他们已基本定稿，无大改动，不需作者再事修改。得此信我甚觉欣慰。
（孙民的近百万字小说《盛世幽明》，1998年上半年由作家出版社出书。）
1997年12月23日
青海采风(1)
——写青海民族作家群
1986年炎夏盛暑，我来到了清凉世界，那是青海省会西宁。我应邀给青海文学院的学员们看稿、讲课，有幸结识了高原上一批新作家，留下难忘印象。
首先，初次相识的青海省文联主席、藏族诗人格桑多杰便是个十分令人尊敬的人。记得在饭桌上，他热情、坦诚地向我介绍青海藏族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创造，并以自己的家乡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为例，讲述那儿的宗教寺庙，如何世代相沿地培养着本民族在宗教、医学、建筑、雕塑、绘画等等方面的专门人才，以及作为文化象征的这些寺庙在十年动乱期间的劫难和近几年的恢复，给我增加了闻所未闻的新鲜知识。我早就知道，在我们民族大家庭里，藏族是个有悠久历史传统，有独特文化艺术创造的民族，而今在诗人格桑多杰身上，正体现了藏族这种文化传统和素质。他是省委领导成员、文联主席，除了写诗，正致力于新时期青海省多民族文艺人才的培养、开发。青海省文学院便是在省委和省文联的关怀下应运而生的。听着格桑多杰具体生动的介绍，我对青海文学院各族学员和他们的作品，产生了强烈好奇心。
在学院负责人程枫同志拿来的一摞摞中篇小说稿中，藏族青年作家多杰才旦的《我和三个白度母》立刻吸引了我。我走过青海、西藏许多喇嘛教寺庙，那些白度母、绿度母哪，都是些容貌端庄、身材秀丽的仙女塑像或者画像。看了这篇小说的题目，我猜作家写的可能是作品男主人公和三个藏族青年女子之间的关系，我猜对了。但随着作品情节的展开，那位纯朴的藏族男青年在不同际遇中与三位“卓玛”（“卓玛”，是藏族姑娘爱用的名字，藏语的意思是仙女，也就是相当于宗教里头的白度母、绿度母……）之间，超乎情欲之上的关系，还是叫我非常佩服、信服。例如“我”和年轻、美貌的藏族姑娘、州打字员意乐卓玛（意为贤慧的白度母）有一次难得的山林同游，“我”为意西的外貌和内心美所倾倒，差点儿堕入情网，但实际上双方都保持着理智，并没有任何“越轨”行为。又如“我”和牧女德洁卓玛（意为温柔的白度母）一家亲同手足，夜晚在帐篷里单独相处时，德洁对“我”表现了亲昵的意向，但我忆起德洁已有对象，便巧妙地回绝了。“我”的这种举动，得到了姑娘的理解和尊重。这些，我以为颇恰切、细致地表现了在悠久文化传统与新社会环境熏陶、影响下，藏族新一代男女青年高尚、纯洁的心灵与对更高的精神文明的渴求。正像作者在作品中愤愤然发的议论那样：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还有其他许许多多像她一样的藏族姑娘，远不是一般的七八流作家所想像的那样在两性关系上很随便，一推就倒。”时下，确有个别“七八流作家”，以把少数民族（包括藏族）中的两性关系写得污秽不堪为“时髦”。读了多杰才旦这篇作品，顿觉清新爽目，好似向文坛吹过一股清润的风。再则，作者写小说的技巧也是相当纯熟的，行文自然、浑成，毫无斧凿痕迹；感情真挚，毫无忸怩作态。读罢小说，自然想会会作家其人，可惜他远去牧区，不在西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