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的第二篇小说是青海蒙族青年作家察森敖拉的《无词的摇篮曲》。察森的作品我读过一些，如发表在《当代》1986年第3期的短篇《被拒绝的吻》。而中篇小说《无词的摇篮曲》，我觉得标志着作者在创作上又跨进了一大步，青海海北牧区的生活气息是那样浓郁。例如，小牧羊女巴达玛感受的祁连山区那奇诡莫测的神秘世界：“……一只黑色的秃鹫叼着小羊羔飞上了天空。她看得清清楚楚：小羊羔在秃鹫的爪子里挣扎着，叫喊声那么凄惨。她望着秃鹫，抡着抛兜追呀追。大羊的叫唤声在她身后响成一片。当她正追赶的时候，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狡猾的秃鹫叼着小羊，飞过浩门河，落在对岸的小山包上。巴达玛的眼睛里涌着泪花，拣起圆圆的鹅蛋石，装进抛兜，对着秃鹫打。可是秃鹫落得太远，怎么也打不到。‘咩咩’一声，小羊羔的妈妈，那个黑眼圈母羊，从巴达玛身旁窜出来，跳到河里去了。湍急的河水一下子把它冲出好几丈远。‘咩嘎嘎……’浪头一次次把它埋没，那对黑眼圈一次次冒出水面。那声音越来越微弱，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一个汹涌的浪头把声音连同那双黑眼圈吞没了，再也没露出水面。可它的叫唤声还在河两岸回响，完全变成了‘娃娃呀———”这一幕活龙活现震撼着孩子心灵的自然界的惨剧，还有母性之爱，我读了真有惊心动魄之感。如果不是对牧区生活有深切的体察，加上一颗敏感、善良的艺术家的心，我想不可能有这样精妙、老到的描写。全篇正是通过一个孩子的眼光与独特感受，写了善良、热爱劳动，用那母性的无私奉献，含辛茹苦地负重一生的祖母额吉的形象；写了那头也是无私奉献却结局悲惨的老白牦乳牛以及它和老祖母、小女孩之间无言的感情交流。从祖母身上，我感受了一种动人的崇高、博大的精神，好像自己的心灵也被净化了。太好了，太需要了，体现在千千万万中国劳动妇女身上的母性之爱———“无词的摇篮曲”！但另一方面，这样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人在生活里却常常得不到周围人们的理解、重视、关心，正像那头有象征意义的老白牦乳牛，老了，在人们心中不过视之为无用的、可以弃之如敝屣的废物罢了。谁珍视它曾有过的奉献呢！这又引起人们的深思。作者以冷峻的态度，生动如画的笔法，展现给我们这个生活的悲剧，表现了他对生活的深刻透视与思索。这不是对生活和人物没有深知，没有理解与热爱的作者能够做到的。全篇无一字空洞、抽象的议论，但那丰满的形象细节以及它所透露的生活哲理，深深地感染、打动了我。我极想见到这位作者。感谢青海的文友给我机会，我到了作者生活在其间的海北藏族自治州。7月22日，我抵达州首府浩门镇，晚上即去看望察森，在他家里做客。这是一位面色黧黑，中等身材的人，原来他曾在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学习过，汉名叫张德诚，以前我们见过一面，但印象不深。他是距浩门镇不远的仙米乡人，今天我正好路过那儿。这是个蒙、藏、汉、土、回五个民族混居的乡。海北自治州有不少这样的民族混居区，这是久远的历史形成的。察森的父亲是蒙古族，母亲是藏族。难怪一见之下，察森那黄黑面孔，一口闪亮的白牙，还有微带摇晃的步态，使我感觉他像个藏族；而那方方正正的脸盘，偏高的颧骨，又是“标准的”蒙族。仙米是个美丽的地方，山上林木葱茏，百鸟啼鸣，据说盛产珍禽蓝马鸡。山畔野花盛开，争奇斗艳，山丹丹花更是红得撩人。浩门河宛转流过，附近有肥美的牧场，一望无际的开花的油菜地。察森从小生活在这众多民族友好相处，农、牧、林混作的环境和这片土地、这样的生活方式建立了血肉联系。父、母是农、牧民，他的妻子也是一位藏族，是以水草丰美闻名的苏家滩牧区的人。这次家庭造访，使我更加了解察森其人和他的作品。他继续保持跟这片土地、这多民族的人群的密切关系，又正值盛年，看来创作上有很大潜力，已经显露并将更大地迸发出来。
青海采风(2)
青海东部农业区（包括西宁）位于黄河的重要支流湟水流域，历史上也叫河湟地区，不但是青海省的粮仓，且因地理位置的关系（历来是汉族和西北少数民族的一个交会点，农区和牧区的连结点），早已形成具备自己特点的文化、生活风习。例如宗教、建筑等受藏族影响，民歌“花儿”，受回族很深的影响。我在阅读青海文学院学员的中篇小说稿时，很想看到一点反映河湟地区生活风情的小说，果然给我找到了，那就是青年作者井石的《湟水谣》和回族青年作者韩玉成的《荒地》。井石我听说是青海海西州出版的大型文学刊物《瀚海潮》的编辑。我曾读过他发表于《瀚海潮》1986年第1期的中篇小说《话说王辩五十六》，是写一位具有李有才式幽默感和才气的农民的遭遇、命运。正像作者自我描述那样，“由于吃洋芋蛋（也就是土豆）长大，所以在他的身上，作品中都有一股子洋芋味儿”。我读后有同感，也就是河湟地区的乡土味儿、乡土气息。这篇《湟水谣》，作品的主旨是通过一位寡妇守“节”一生的悲剧故事，表示对残存于生活中的封建旧习俗压抑人性的控诉、抗争。主题不能说很新，给我印象深的是贯穿于全篇的对于湟水流域生活风习（农家小院，悲欢离合、婚丧嫁娶等等）相当娴熟的描写，这给予作品一种独特的色彩、风味。我读完一遍后，女主人公逝世前怀念和呼唤黄河水声的那场景久久难忘。还有自然穿插于作品中的优美的民歌：〓半个儿蓝天半个儿云半个儿烧红着哩；〓半个儿肝花半个儿心半个儿牵谁着哩？
〓菜子的花儿黄似金清水儿把地浇了〓尕妹的心儿三九的冰煤炭火烤不消了！
那更是余音绕梁，令我时时想起驱车于白杨夹道、油菜花遍野的河湟谷地那些惬意的旅行。
韩玉成的《荒地》，亦是以河湟谷地的农村生活和人物作为描写对象，作品的构思是通过一对农家夫妻的离合故事，强化新时期现代意识对于传统意识的侵入以致引起家庭、伦理关系在冲突、痛苦中的新变化。作者的表现手法吸入了象征、意识流、时空变幻等等，但运用颇为自然，节律、层次分明，且语言常有出新处，表现了作者的创作才华。
我至今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井石、韩玉成那一番有趣的情景：我出门散步，迎面来了两个年轻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瘦高者鬈发（看来是烫过，而非天生的），上身花格衬衣，下着紧身牛仔裤，男式高跟尖头皮鞋。那矮胖的随意穿一身灰不灰黄不黄的便服，敞开着领口、袖口，眼睛笑眯成一条线，天生一副滑稽演员样子。我心想哪来这样“反差”对比鲜明般配的一对，要是上舞台演相声，甭化装准会受欢迎！我正暗自发笑，忽见文学院负责人走过来给我介绍，指着那小胖子：“这个叫井石，中篇小说《湟水谣》的作者。”又指着那瘦者：“他叫韩玉成，《荒地》的作者，回族，在《海东报社》工作。”小韩马上开了个玩笑：“您听明白了吗？他的名字好记：‘落井下石’！”小胖子井石一边毫不介意地开怀大笑，一边给我这才相识的人，讲了刚刚发生的故事：方才我俩在西大街，想进书店看看有啥新书，不想还没进门，就被女营业员‘挡驾’了：‘你们两个干啥的？’‘我们进去看书呀！’‘冲你们这样儿，看什么书！’她把我们当作流氓、阿飞，或者小偷嫌疑犯看待了……”这位营业员是以衣貌取人。其实，只要跟他们接触交谈，便会了解他们是内心丰富、创作上有追求，即便是学习上也是努力奋进的年轻人。小井原是湟源县的农家孩子，至今家在农村，由一个中等卫生学校毕业的学生成为业余作者、文学编辑。那天我听他谈处在汉、藏交界地带的湟源县的历史传统，文化风习，民俗民情以及山野间男女互唱“花儿”的景象，觉得有趣极了，增加了好些书本上得不到的新鲜知识，我也就明白了作者的生活底子是厚实的；而作者在创作上既追求反映新时期现代意识对于古老风习的冲击引起的生活变革，又力图保持作品的“土”味———地方风味，这种努力也是好的。小韩比小井更加年轻，虽说是回族，从穿着上一眼便看出他是个现代青年。但是人毕竟不可貌相，从交谈中我了解小韩读书甚勤，新书新作品看了不少，且常跑基层。那么他在创作上也是有准备的，今后写出更佳的作品，大可指望。
在我读的青海文学院学员的小说稿中，我觉得可注意的，还有部队青年作者李小伟的小说《冰湖上的光环》，这是反映部队战士冬天戍守青海湖的艰苦生活的。青年作者时培华的小说《永远的橡皮筏》以诗的激情，纪实的体裁、手法，写了参加长江漂流的第一位年轻牺牲者，对他内心世界的探索尤为感人。此外还有王文泸的《铜树》，构思新颖，笔法凝重，是探索物质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的精神心态的一篇有分量的作品。
我于是产生了一个想法：这回来到青海读文学院学员们的稿件并接触了这些不同民族、不同岗位上的年轻作者，真是未虚此行。这对我是一次难得的“采风”活动，收获是丰富的。我强烈感受到，青海省一支多民族的富有朝气、富有自己特色的，年轻文学创作力量正在蓬勃兴起，那势头、那水平是空前的，已经超过了青海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并且还在发展。假使将其中较好的作品编辑成册出版，即可以一定程度展现青海省青年作家近几年文学创作的成绩，使人们略可从中“窥豹”；同时这些富有高原特色、民族特色的作品，说不定对广大读者也具备新鲜的吸引力呢。看来，这是一个可取的想法。
青海采风(3)
（按：作者编辑的青海民族作家小说集题名《西部爱情故事》，已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
（载《文艺报》）
我观赣、闽“红土地文艺”及作家群(1)
我观赣南、闽西“红土地文艺”及作家群
1993年我去赣南、闽西访问，结识了这块红土地上新生长的作家群。1998年，当地一位文化界人士来信要我谈谈对“红土地文艺”及其作家群的观感，我遂写此短文。
一、赣南、闽西是红色革命故乡。我以为“红土地文艺”或者红色故乡文艺的发展，应站在前人肩膀上。拿中国来说，远在中央苏区时期，在毛泽东、瞿秋白等领导人关心、推动下，就有赵品三、钱壮飞、胡底、沙可夫、李伯钊等活跃分子积极参与的红色戏剧活动；毛泽东“在马背上哼成的”诗词，方志敏、刘伯坚等烈士狱中作品，陈毅三年游击战争中写的诗词，都应算在这个红色故乡文艺范畴，且他们是开路先锋。建国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星火燎原》丛书，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红旗飘飘》丛刊，相当大的篇幅，也是反映二三十年代红色区域的革命斗争，由这里产生出一批以红色根据地创建时期人和事为题材的作家，如王愿坚（其代表作有《党费》、《粮食的故事》等）、胡征、张羽等。江西省范围内，早在50年代，在江西省长邵式平、省委书记杨尚奎等领导同志带头写作，省委宣传部、省文联李定坤、傅圣谦等同志积极组织、推动下，曾掀起了老同志写作革命回忆录热潮，江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过几十册回忆录丛书。有一些在全国发生影响的好作品，如杨尚奎的《红色赣粤边》，邓洪的《潘虎》（后据此改编为戏剧《杜鹃山》）和《山中历险记》等。从这里也产生了作家，如胡旷、罗旋、缪敏等。江西省以外，五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也出现了以红色区域的生活、斗争为题材的作家，如天津的曾秀苍（代表作为《太阳从东方升起》），山东的李心田（代表作为《闪闪的红星》），福建的马宁（代表作为《红色故乡随笔》），闽西的张惟（代表作为《中央苏区演义》）等。
再就是国外，苏联内战时期，产生了一批描写为建立红色政权而斗争的有世界影响的好作品。这些佳作不应在我们视野之外，仍可以借鉴。如：长篇小说：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音乐和影剧中，也有不少佳作。电影如《波将金战舰》、《保卫克朗斯达得》、《马克辛三部曲》（《马克辛青年时代》、《革命摇篮维堡区》等，讲述一个工人青年，成长为苏维埃银行家的故事，曾给中国观众，留下极为深刻印象）等等。我认为苏联解体并不影响这些作品独特的历史价值和艺术生命力。的确，一部作品的风行，除了它表达的内容，还取决于它的艺术质量和艺术生命力。虽然资产阶级一般是排斥“红色艺术”的，但上述作品三四十年代很快被纽约、伦敦的出版家出版，或在西方参展。证明红色文艺也有可能征服劳动阶级以外的更广大读者、观众的心。
二、红土地文艺或红色故乡文艺，如果再宽泛些，除了革命历史题材，我觉得也可以包容反映这广大红土区域内人民生活的其他题材。如赣南有位作家阳春，文笔甚好，积累的生活素材也丰富。他并没有写革命历史题材，他的强项是较熟悉客家人生活风习（赣南正是客家人聚居地和历史上向南、向东开拓、发展的一个出发点）。他为90年代我主编的《传记文学》杂志写了《客家人传》。2002年又出版了很有特色的诗体长篇小说《客家歌王》。此外，他还出版了《蒋经国外传》等，这涉及的是红土地上国、共两党反复、激烈较量历史生活的一部分，也是读者需要了解的。从他作品看，他是渴望写出更多佳作的一位优秀作家，可惜尚未引起普遍注意。此外赣南还有近年出版了表现乡土特色的《轮回》等长篇小说的李伯勇和一位写儿童文学的曾小春，也很有潜力。我的意思是，不必为“红土地文艺”，规定更多的条条框框，或规范某个范围，以免束缚作者们手脚；相反、理论和评介，要为有才华、潜力的创作者们广为开路，开拓他们视野，开启他们潜力。
三、我所了解的其他几位红土地作家。
1. 闽西作家协会主席张惟。他是1949年参军的老战士，后来回到故乡龙岩致力于中央苏区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写作。我曾很有兴味地读他《中国，走出古田山坳》、《觅踪访史录》等书。1995年他交给我新书稿《中央苏区演义》，当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书。
2. 舒龙。1993年5月，我结识了舒龙，才知他在赣南这块新中国诞生的出发之地，耕耘了30年。他聊起红色革命的历史，如数家珍；他热爱这片热土及为土地、自由、人民解放而战斗的人们。他一见我就背起在毛主席、朱总司令开辟、建立中央根据地时当地出现的民谣：“南京、北京不如瑞金；外国、中国不如兴国。”我也为他背诵1959年春天在井冈山听到的民谣：“行洲府，茨坪县，大、小五井金銮殿。”他自然听得懂、也熟知我背的那些地名。 我们两人没说几句话，便一见如故。我方知道，他是江西一位正在崛起的作家，以往主要是写电视剧和电影剧本，像电视剧《封锁钱上的交易》、《贫穷的富翁》、《毛泽民》，数年前已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过。可惜我孤陋寡闻，当年未及观赏。在他与我交谈中，他还谈到泽民、泽覃；从毛泽东又谈及他的老师徐特立和亲密同事古柏；还给我讲了个毛泽东和他喜爱的一匹战马曲曲折折、悲欢离合的故事，这些人物、故事登时就叫我着迷，也受感动。好些也是我闻所未闻的。我返回北京，他即寄给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他的影视剧作选。一年后又寄我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他与凌步机合写的毛泽东在中央根据地斗争和生活情景的新书《岁岁重阳》。舒龙其人高大魁武，性格热诚、豪放，像条北方汉子，也的确是一条“龙”。
我观赣、闽“红土地文艺”及作家群(2)
舒龙的作品。我想简括地谈谈他的影视剧作。他的苏区经济题材三部曲，即：1983年定稿的《贫穷的富翁》，1984年定稿的《封锁线上的交易》和1989年最后定稿的《赤都财魁毛泽民》。我觉得一部比一部有进步，而《赤都财魁毛泽民》这部，矛盾冲突更加错综复杂而集中，人物刻画更突出，艺术感染力也更强，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他写这部作品历时五年，八易其稿，可见其下功夫之深。整个这三部曲，他不仅在红区革命历史题材上有新开拓；而且毛泽民的形象立起来了，就连着笔不多的小弟毛泽覃，给人印象也深。在《封锁线上的交易》中，不光正面人物苏兴国，反面人物江济海也是塑造得颇有特点的。在这三部曲中，作者是将苏区事业在开创和发展中，人物所面对的外部（敌人）和内部矛盾（主要是“左”的路线及“左”的思想观点的干扰、影响），交错起来写。这既是历史的真实、生活的真实；也是作者对红区革命斗争历史和生活，经过长期深入了解、研究、考察、思索，取得的新认识，新收获，这才有可能使他的影视剧创作，突破了以往在苏区革命历史题材写作方面的“老一套”，而出现崭新的面貌。
3. 赖章盛。章盛比阳春、舒龙年轻点。他是赣州南方冶金学院马列主义哲学教员，至今仍是个业余作家。但已发表以他外婆唐义贞烈士悲壮的革命生涯为题材的中篇小说《外婆比我年轻》。还涉笔外公陆定一，写他早年的学习生活，这篇文稿曾登载于《传记文学》杂志。2001年又完成26万字的长篇《楚天大家》是写唐义贞烈士的两位兄长，我国现代艺术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一代艺术宗师唐义精和唐一禾生平事迹和崇高美德的。小赖文笔生动，具备写文学作品的才能，也是红土地很有前途的一位新作家。
赣南、闽西，或中国更大范围的红土地文艺，其革命历史题材部分，从总体来说，可以说已经走过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写真人真事的革命回忆录为主，也有少量虚构的小说、戏剧。第二阶段，是在真人真事基础上适当地想像、虚构，这在艺术创造上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进步，但在一定程度，仍受真人真事局限。现在有出息的作者、作家，似应努力进入第三阶段，即以真人真事为参照，超乎真人真事之上，在更大范围内将素材选择、提炼、想像、加工，再创造，使其成为有时代性，地域特色，更典型更完美；却又在时、空上“超越现今”、“超越地域”的卓越艺术作品。艺术创作，尤其话剧、电影、小说，如果不摆脱真人真事限制，也许很难有大的提高、发展。
再就是千方百计，深入解剖复杂人性之谜，创造丰满、难忘的人物形象，这是艺术作品恒久生命力所在。如果人物形象不成功，场面再热闹，情节再曲折，也难以有持久效应。还要广泛借鉴古今中外久经检验的艺术名作为我所用。不站在古今中外成功的艺术巨人肩膀上起步，很难在创作上取得突破性成功。艺术是寂寞的事业，只有苦苦追求，上下求索，独立思考，埋头营造，高标准，严要求，向高水准的艺术创作质量挑战，才能有获取大成功之日。
我认为，流派的成功在于作家，在于好作品。没有成功的、有口皆碑的佳作，流派的提倡，则仍然难以让人信服。
我期盼着红土地文艺和作家群，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998年初稿，2002年略作增补
新感觉派女作家杜培华(1)
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水里的鱼在向我说话，那眼神活泼生动。还梦见过博物馆里木造的牛群向我猛冲过来。梦见过乘坐火车安全冲过六十度的斜坡。鱼怎么会对人说话？木制的牛怎么会冲锋？火车怎么可能走六十度倾斜的轨道？这都是超现实的。但它又是现实的人做的梦，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因而它又是“现实”的。超现实和现实，竟是这样不可分。
中国人是祈求超现实的民族。创造了天上牛郎织女的神话，月中桂树的神话，嫦娥奔月的神话，地下龙宫的神话……
中国的小说故事中，超现实的成分屡见不鲜、层出无穷。
晋代流传的刘、阮入天台的故事很美很迷人。两个青年男子刘晨、阮肇在天台山区迷了路，却遇见两个美丽非凡的女子留宿半年。等到返回故乡，才知道时间已经过去了三百余年。原来他们进入的是神仙洞府，他们跟女子邂逅，是人神恋爱。是超时空、超现实的。
唐人小说《离魂记》，写张倩娘与表兄王宙相爱却不能成婚，抑郁成疾。表兄赴京，她悄悄相随，在舟中结婚。后共居蜀地5年，生下二子。倩娘思念父母，双双回乡探亲。王宙先到，才知倩娘一直卧病在床，许久不曾出门。那私奔的女子是倩娘的魂。于是倩娘之体出迎倩娘之魂，魂体合一，皆大欢喜。灵魂能够脱离躯体而追随心爱的人？故事明明是超现实的，却感人至深。《任氏传》写人、狐相爱，狐女的美丽、贞洁，超出了世俗的人。《南柯太守传》，写一书生喝醉了酒，在大槐树下做梦，梦见自己做了大槐安国的南柯太守。醒时才知是梦，寻踪追迹，方知“大槐安国”乃古槐树下的蚁穴，“南柯郡”原来是槐树的南枝。这些奇奇幻幻的超现实故事，乃绝妙的艺术创造，影响了后世的小说、戏剧创作，才有不朽名剧《牡丹亭》、《白蛇传》，蔚为大观的《聊斋志异》等作。
明代小说《西游记》被鲁迅称为“神魔小说”，“人”可以变旗杆，变庙宇，变成小虫钻进人肚里，可以土遁，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小说“人物”的活动范围打破了时空局限。时间之悠远，囊括过去、现在、未来；空间之辽阔，天界，人间、冥界、仙境、海底、地狱……这实在是一种极大的超越！
无独有偶。最近十来年翻译介绍的外国现代小说名著，其中也有不少绝妙的超现实描写，令我们大开眼界。如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变形记》，写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小职员，在一天早晨发现自己变成一只大甲虫。现实和非现实、超现实的描写交融，淋漓尽致地展现一个小职员内心的压抑和深层的痛苦。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小说《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则写一个子爵在一次战争中被炮火击中，身体裂成两半，变成两个半身人，一个为恶，一个行善。最后在共同追求一个姑娘的决斗中，相互劈开了对方的伤口，经医生抢救，身体复合为一，此人顿悟，变成个善恶兼备而又明智的人。想像新颖、奇特，是超现实的。至于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则是“魔幻”（非现实、超现实）和现实交汇，在更广大的空间范围内展开了人的心灵、性格和现实、历史的描写。例如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弗的名作《佩德罗·巴拉莫》，打破了时空局限，人“鬼”界限，把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在不同人物身上的事件放在同一场景描写，人“鬼”也可以对话。这样，对人物心灵的揭示更加深入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置诸多历史事实于神话、传说的氛围中，打破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界限，似真似幻，亦真亦幻；使人物在更广阔的天地间自由翱翔，性格、心灵的展现异彩纷呈而又凝练升华，这是一种对现实的极大超越，令人耳目一新。摆脱了传统现实主义手法的拘泥。因而引起一场“文学上的地震”。
为什么中国古代小说、故事既有现实主义传统，又有神仙、奇幻、超现实描写的传统？这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所谓“人类的原始思维”。而20世纪的一些外国作品也频繁出现超现实的奇想与描写？这也绝不能简单归结为所谓“地域文化的影响”。归根到底这都是为了表现人类心灵（精神、情感、追求、欲望等等）的需要。而在20世纪，随着科学的进步，人对自身（这个最复杂的“机器”———大脑，这个世界万物的主宰）的认识（包括意识、潜意识，感官世界、梦幻世界等等）也更加丰富、深入而全面了。那么，对于人的精神、意识的组成部分（梦幻世界、超现实世界等等）的表现，也更加自觉（包括自觉地运用超现实的想像、描写）而深入了。比之过去时代的文学、古代的文学，在表现人类心灵上，这又是一个绝大的进步。
建国以来，有一种权威的主张，即将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统统归结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实际上将中国文学的浪漫传统、神仙奇幻的超现实传统要么简单归结为“现实主义”，要么统统扣上“反现实主义”“唯心主义”帽子，这对当代的文艺创作无疑产生了消极影响，大大限制了作家的借鉴视野；同时超现实的想像、描写，在几十年的小说创作中几乎完全废止了。
某个时期对“现实主义”，又几乎仅仅强调为对现实的客观反映、描写，既忽视作家头脑的主观能动作用；又忽略了比工作过程、生产过程等等更重要得多的“现实”———人的心灵及对它的探索与表现。这就使不少小说对现实的反映停留在浅、表层次，囿于具体的时空局限，在岁月的长河中，其艺术生命难以久远。
新感觉派女作家杜培华(2)
文学（包括小说）是以人为主要的描写对象，这一点似乎谁都知道；但以人类心灵（即精神世界）为主要的描写、探索对象，似乎不一定人人明白。
而人的精神世界、人的心灵，特别是经过数千年人类文明熏陶的现代人的心灵，那是一个微妙复杂、千变万化、乐音丰富、色彩纷呈、无限广阔的世界；它能够包容着天空、大地、海洋、宇宙，人类的历史、人类社会，包容着现实、梦境、幻想……
更何况在人类世世代代的不倦追求、努力下，“现实”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现实与超现实的界限不停地被突破。以前“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人类飞行的梦想），被认为是难以实现的“超现实”幻景，而今超音速飞机、航天飞机已将它变为“现实”！
科学需要幻想，需要“超现实”的假设，以便使人类超越地球，飞向宇宙……
文学更需要幻想，需要登高望远，需要追往、超前，上下而求索；以便超越自我、超越现实，向永恒叩门，在展现人类心灵上达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中国现代小说的艺术，需要继续创造、发展。当然无可否认，中国小说在最近十多年有了很大的进步。例如在表现农民的心灵方面，贾平凹、张贤亮、高晓声之辈，显然已大大超出他们的前辈。但是还不能说小说在思想境界、艺术境界、艺术手法等等的创造方面已经完全适应了表现丰富、复杂的现实（其核心是人的心灵），更何况实现超越呢！
为了实现小说艺术更大的进步，需要借鉴古今中外前人的成果，也需鼓励作者们的探索、创造精神。哪怕这探索、创造不完全成功，可能有某些失败，也比固步自封，抱残守缺为好。
尤其，我们将更加注意小说本身的进步，更加关注小说家们以其诗意本性抵临语言之境时的大胆冒险及艰辛。
在这个意义上，我向中国读者、中国现代小说的创造者们，介绍一位新作家杜培华的小说。
这是一个神秘的人物。
起初我为作者的西藏小说而着迷。在西藏这块扑朔迷离的土地上，此人扑朔迷离地创造了那扑朔迷离属于西藏又超越于它的神话。我惊叹作者那无限丰富、变幻莫测，神秘兮兮的心灵感受和体验的世界。有了这样的心灵，才有那支呼风唤雨，变幻莫测，抵临现实，亦真亦幻，打造细腻，征服人心的笔。她写汉族年轻女记者在深入藏地采访中与藏族天葬师发生一段朦胧恋情的小说《凝滞在消融中》，可以说是一篇杰作。《西藏文学》特为之辟了作品专辑。
其后，我读了作者最新力作写城市机关生活的《孤厦第一层》和虚拟的《胶泥镇的晴天》，通过展现鲜活、纷纭，有时“错位”，有时迷惘的城市生活众生相及语境，相当超前地对人类生存处境及心灵之谜，做了一些追寻、探问。可以当作神奇魔幻的童话、神话，民间传说，哲理故事去读。总之，此人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小说世界，那是超越自己、超越现实，是为你的心灵设造的，可以满足感官之趣、思辨之乐、探索之兴……
我不敢说这些全是成功之作，但它是开创之作、灵魂求索之作，足供人们借鉴、观赏、批评，则是毫无疑问的。
（本文是作者为杜培华小说集《日夜敲门者》写的序，该书1992年7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1991年3月
《人民文学》美术顾问(1)
——漫画家华君武的人格魅力
初识华君武
1953年下半年，《人民文学》杂志换了领导班子，邵荃麟任主编，严文井当副主编，主持常务。他们决心改变《人民文学》的面貌，包括封面设计，装帧及增加美术作品插页，以使刊物从里到外给读者、作者以新观感，表明编者改进刊物的决心。为要做好杂志的内外装帧及插图工作，两位领导决定请一个美术顾问。这位美术顾问就是漫画家华君武，严文井在延安鲁艺和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日报社的长期同事。在编辑部还需要一个经常跑腿联系华君武的人，领导让我做这个工作（那时已确定我做杂志的发稿、版式编辑，同时兼做“美编”）。但我既未学过美术，也不懂美术这门艺术，所以美编其实是够不上的，只能叫做为组织画稿跑腿并不时请教华君武同志的人。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而今回想起来，领导叫我做这个工作，我是有幸的，得益匪浅。一是华君武同志让我见识了美术殿堂，使我成为一个业余的美术爱好者、欣赏者，终身着迷古今中外那些优秀的绘画、雕塑、建筑等空间艺术作品。更让我难忘的是结识了华君武这位享誉中外的优秀漫画大师；而我感觉这位大师的人格魅力更长存我心中。这些年，“大师”的高帽四处飞，正像华君武1995年1月作的《论堆吆喝》这幅漫画所辛辣讽刺的，而今什么“文学大师”、“中青年大师”、“准大师”之类，就像地上堆放的烂萝卜、白菜、是“吆喝着”“论堆”减价出售的。然而新中国这半个多世纪艺术界毕竟还是涌现了大师，这大师不是主观瞎封的，他是客观存在，为广大读者、观众所服膺；也是艺术家多年享誉人间的高尚人品和出色艺术成果的呈现。所以我称华君武为漫画大师决非瞎吹，而是实事求是的来谈论他。
我认识华君武的时候，他是《人民日报》的美术组长，与诗人袁水拍共同负责《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工作。而正是从1953年起，他又兼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秘书长。他是个顶忙的人，一周上班要穿梭来往于两个单位。好在他上班的帅府园中国美术家协会与王府井街上的《人民日报》社两地相距较近。为了节省时间，他以骑自行车代步。协会秘书长是协会最忙的人，主持协会的业务、行政，对外联络，筹办画展，接待外边来人等等方面的工作，他的副手有女画家郁风等人。我每回去他办公室，哪回都碰见他门庭若市。但他总是笑脸迎接八方来人，跟他们耐心说事。我这个他老同事严文井的小部下，他也是亲切相待，面含微笑，称我涂光群同志。有时我是应他邀约而来，更多的时候，是我去找他。不管怎样忙，他总能抽出时间，有条不紊地来过问我的事。三言两语把事情说完，从没见他不耐烦过。或写张条子，让我去找美术单位某个人借一张他推荐的《人民文学》要登的某画家新作的底片；有时告知我，美院正在举办一个内部画展，值得一看，要我去看看。美协秘书长这一岗位，华君武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一直干到1966年；而身处这一岗位，他也是美术信息最灵通的一个人。在这之前，我与美术界从无接触，也不认识任何一位画家或美术专家，而为了《人民文学》美术工作及发表美术佳作的需要，华君武尽力提供帮助。在他和美协工作人员推荐介绍下，于不太长时间内我有机会去美院和美协几个宿舍区，走访了当年能见到的北京最有名的油画家、国画家、木刻、版画家、雕塑家，甚至美术史家和评论家；看了美院、美协举办的一些最好的中外美术佳品展。现仍记得起来的如捷克的石版画展，画家陈晓南从英国带回的版画展。还有外地一些势头很好，常有佳作面世的画家，如山西的版画家力群，黑龙江年轻版画家晁楣，浙江美院的赵宗藻、洪世清等，他建议我写信去联系。不仅如此，华君武还给我介绍了京城与美术工作有关系的单位及联络人，如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安靖，人民画报社的摄影家敖恩洪、漫画家丁聪，人民日报美术组的苗地、赵志方，新观察的陆浮等，使我很方便地能去他们那儿借画作彩照或黑白照的底版。他的关照周到、细致，使我这个新手，得以较快地了解熟悉情况，能够较顺利、不太费劲地完成任务。君武同志工作那样忙，那样多，还要常出差去外地调查研究，甚至出国访问：他如此热心地关心照顾我这小小一角的美术工作，在我看来，他是完全自愿、觉得理所当然地，无私地来尽这个义务。那年月，确实是这样，他这美术顾问当了几年，除了出力，《人民文学》没有在刊物上登出他这位名家顾问的名字，也没给他一文钱所谓报酬，就是给，他也不会要。这跟他向来助人为乐的人品、革命风格大有关系。他就是这样一个实在做事，丝毫不在意名利，不计“回报”的人。
那几年我跟兄长般的华君武同志、常见面，当然都是为了工作的来往。久而久之，很熟了，我觉得他是个充满活力，快乐、宽松的，天生具有幽默感，待人平等，工作之外也爱开点玩笑，富有人情味儿，非常好接近的人。与他一起，你会感到舒坦、快活，他真是没有沾上一点点领导架子，或官腔官调的，一个革命的艺术家，一个似乎青春长在，很纯粹的人。很多年，我见到他，他总是一头黑发，精力旺盛，喜气洋洋，好像不会变老似的。记得有回我去美协，他刚从福建归来，悄悄送我一包福建龙虱，让我吃吃试试。我打开一看好像一堆堆油炸过的香喷喷的原装“知了”活物，我从未见过，也未吃过的。吃时感觉酥而香。最有趣的，我带回人民文学编辑部，当众吃了一两只，伙伴们大吃一惊，说我这人真是不怕脏，竟然吃土鳖！他们哪儿知道是华君武给我的福建特产。
《人民文学》美术顾问(2)
后来他不做美术顾问了，我便少有机会去美协了，但有时在文艺界的会议场合，还是能见着他。偶然也请他为《人民文学》的小说插图，如四川作家马识途的一篇讽刺小说《最有办法的人》就是请他作的插图，效果甚佳。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知道他遭受了造反派强烈冲击，主要是攻击他从1961年开始在《光明日报》“东风”副刊上连续发表了数年的“人民内部讽刺漫画”，他被打成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报纸甚至用了一整版来批判他这些漫画。我了解他处境艰难，因此颇惦念他，希望他平安无恙。1968年秋天中国文联系统的人都去昌平一个良种场劳动。我记得有天下午突然通知早收工，各个协会的造反当权者大约早谋计好了，他们立刻将文联各协的“牛鬼蛇神”集合起来，带到当地一个大礼堂集中示众。我是作协“牛鬼蛇神”队伍中的一员，我不太在意示众，因为这么多“牛鬼蛇神”，示众也不会感觉孤单。倒是急切想看到美协的“牛鬼蛇神”队伍里，我阔别数年、熟识和尊敬的美协原领导人蔡若虹和华君武。我果然看见他们走过来了。我仔细观察华君武，觉得他的头发有一部分像是出现了灰白色，想到他目下的处境心里真不是滋味。我不知他是否看见了我。当然就是看见了，我们也无法互相招呼。漫长的“文化大革命”狂潮中，也就这样短暂见到华君武一回。
1973年我从干校回京。大约1976年，我打听到华君武住在朝阳门大街的一处普通居民楼里，我去他家看望。房子住得比较挤。值得庆幸的是，华君武和他的家人，身体都还健康。“周扬一案”自从毛主席讲了松动的话后，周扬放出来了，其他受“中央专案组”审查的文艺界人士，也陆续松动了。估计在这个背景下，华君武回到家中。那时“四人帮”还未倒台，政治气氛森严，我们未便多说。但君武一家健康、平安，让我高兴。
读华君武漫画
“四人帮”被粉碎后，我知道华君武同志恢复了工作，任文化部艺术局负责人，同时他又是新当选的美协副主席，全国文联书记。那时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他紧张繁忙的程度可以想见。那十多年我几乎没有去打扰华君武，但心里还是时常思念他。延至1998年接近岁末，我接到华君武同志寄给我他的漫画展请柬，请柬写道“兹定于1998年12月21日上午10时，在中国美术馆中央大厅举行《华君武漫画展》开幕式……”我真是惊喜不置。君武没有忘记我，我也惦记他。我注意到请柬一角，还写有“恳辞花篮”四个字，可见君武的作风是多么朴实，显然他反对劳民伤财，搞花架子那些一时兴起的时尚。
在美术馆首次展出的华君武漫画展非常了不起。131幅漫画精彩纷呈，美不胜收，展现了他从30年代至90年代末，半个多世纪漫画艺术的劳绩、丰硕的收获。更加叫人钦佩的是有百分之七十多的作品，是他70年代末期复出后，1980—1998年这将近二十年的新作。不禁使人想到这个艺术家真是宝刀不老，艺术长青。
看了华君武这位我熟识、尊敬的艺术家的漫画展后，我心里涌起许多想法。最后万千想法归成一条：我要向君武兄长索要他的漫画作品，我要去看望他。我先跟他电话联系，2000年农历冬至那天（公历11月7日），我去了他京城西的家。他在这天亲自画了一幅很精彩的漫画、他1982年的佳作《老鼠吹牛》赠我，签上了他的名字、日期。他还赠我1955—1982年，1983—1989年两册汉英对照的他的漫画选，赠给我1997年12月第一版、1998年3月第二次印刷的他的文集一本。他谦虚地取名《补丁集》，实际上是一本文笔简明质朴，就像他的为人那样简朴明快，他的漫画那样寓深于简；坦诚而又风趣地讲述自己人生阅历和漫画艺术心得体会，含着许多真知灼见，使读者得到愉悦、启示的书。后边还附有作者各个时期漫画一百幅，实际上囊括了作者相当一部分代表作。所以它受到读者欢迎，很短时间，“补丁”印数从五千翻至一万。
三年多时间过去了，我没再去看华君武，但读他的作品想见其为人；见其人留下的印象又使我重读他的作品。这样反反复复，最近才下决心，要为他写点什么，并再次去看望他。以下我先说说对华君武其人其作品的片断感受。
从漫画看漫画家
一、60年代漫画艺术正视人民内部矛盾的勇敢探索者、开路者。从40年代至50年代，华君武无疑是创作时事政治讽刺漫画的佼佼者，他创造的蒋介石脸贴一方上海流氓爱贴的黑膏药，“画龙点睛 ”，生动传神的系列形象，从1947年的《磨好刀再杀》到50年代后期蒋想“反攻大陆”，躺在台湾那狭小“澡盆”里狂喊时的《热昏》，海内外几乎无人不知，谁人不晓？华君武是政治讽刺漫画的高手，这已有定评。当然他不仅仅是画政治讽刺漫画，早年也画社会风情漫画，如1934年他在上海时期发表的《江北大世界》，一张画上画了那么多活跃的小人及场景，就很有看头，不仅一展艺术功力，也具才气。但是作为一个漫画家，在中国已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毛主席讲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因为人民内部矛盾凸显，残存的旧思想、习惯，尤其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封建主义思想和某些陋习，还在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这些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阻力，需要经过不懈努力，方能消除的。华君武及时思考了这个问题，他开始了漫画创作新的征程，花了不少工夫来尝试他那时取名的“人民内部讽刺漫画”，如1957年2月创作的“风信鸡”，尖锐地讽刺了“今朝东风脸朝东，明朝西风脸朝西”的风派人物。1959年3月和1961年2、3月创作的《疲劳过度症》（龙王、王母、嫦娥、孙悟空都累倒在病床上，护士说：“画家同志，请你画别的东西吧，他（她）们不能为你出差啦！”）《公牛挤奶》、《无效劳动》（两个人划船各向相反的方向划）、《误人青春》（主持者离题万里的冗长发言，“我感到我的同伴们都苍老起来”胡子巴拉，头发长，变成了老汉、老婆婆）等作，反思并辛辣地讽刺了1958年大跃进时主观冒进，浮夸等不良作风。证明华君武作为一个漫画家，他眼光敏锐，头脑相当清醒，对国家、人民的责任心强。他经过一番思索（包括自我反思）和实践，愈加明确了内部讽刺漫画的作用，正像一个高明的外科医生，他通过精确的手术，不伤好的肌体，而剜去人体因不洁长出的危害身体健康的疥疮之类。然而这样的治病促健康的行为，在反右扩大化之后，“万花纷谢一时稀”，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漫画家因其漫画被打成右派的也有。一些人心中还是有余悸的。华君武的漫画在《光明日报》发表后，过了一阵子，组稿人却希望他用漫画来正面表现“形势大好”。华君武对此仍然头脑清醒。他深知，漫画如同相声，它是一门讽刺艺术，它在使人一笑之中，自觉地配合医生疗疾，或抖搂自己身上沾的灰尘。如果丢弃讽刺（其实毛主席早就讲过“讽刺是永远需要的”，只不过讽刺的运用有对敌对友对自己的，三者要有所区别，对朋友和自己的同志，当然要与人为善，注意分寸）那就不成其为漫画或相声了。华君武在1959年曾画过一幅《听相声》，画着一对夫妇在家中苦着脸收听相声，而他们的孩子已经睡着了。这大约是讽刺当年不让人笑的失去了讽刺功能的某些“相声”吧。既然他不能勉为其难地接受组稿者的新要求，就只好暂时停止向他们寄稿。然而社会上还是有有识之士欣赏、理解华君武的内部讽刺漫画，这一看法终于得到《光明日报》领导同志认同，于是1961年又在该报“东风”副刊连续登载华君武的漫画，持续数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阅读华君武这期间的漫画，可谓蔚成大观，华君武的确关注国情、民情，他为内部讽刺漫画或曰社会生活漫画，闯出了一条可资借鉴、参照之路。他关心的方面甚多，漫画题材广泛，而且有好些是思想深邃，击中要害；艺术上归真返朴，而又极具创造精神的作品。他这些60年代的漫画我印象深的大体可以归纳成六个方面。1. 讽刺偏离实事求是，违背真理的“左”的思想行为。如1961年作的《杜甫检讨》。中国古代最著名最关心民生疾苦的大诗人杜甫，他满脸愁容地握笔思忖———《兵车行》乃和平主义思想（的确当年北京某大学忽然发起批判《兵车行》，据说是作者犯了分不清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的“和平主义思想”错误）？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以来不断地搞大批判———反右、批右、批判修正主义，指导思想越来越“左”，直弄得学术，文艺界人心惶惶，无所适从、无从下笔，深感创造之艰难。按照那种“左”的逻辑，恐怕连大诗人杜甫都要为《兵车行》这样不朽佳作横遭莫名其妙的批判而苦恼了。作者难道不是非常了解当年知识分子的心境，深刻地感受了极“左”思想对学术和文化健康发展的危害而用漫画恰当地讽刺之，以使人思索、惊醒吗。2. 讽刺、批评国人多年沿袭下来的陋习。如《好大的痰盂》（游泳池所见）、《生根》（占着公用电话亭的电话说个没完）、《公园小景》（爸爸驮着儿子去攀折树枝）、《散戏的门口》（堆满垃圾）、《再画留座》（剧场、戏园子里，某些人用自己身上乱七八糟的杂物占座、留座）等这类许多人司空见惯，甚至见惯不怪的情景———不讲公共卫生和公共道德，我国人群中的陋习，华君武用生动、逼真的漫画讽刺了，就是为了提醒公民们应养成良好的公共道德，注意公共卫生，摈弃那些陋习。但是这相当难！君武在80年代出版的他50年代以来的漫画集中感慨系之地说：“抨击不讲公德，不讲卫生的恶习。画隔20年，现在仍在提倡讲公共卫生。可见消灭陋习之不易”。3. 讽刺官僚主义作风和体制中的官僚主义。如《保险走路法》（踏着别人的脚迹前进）、《永不走路，永不摔跤》（如同襁褓中的婴孩）、《盲目加工》（画蛇添足）、《差不多》（打靶只在靶周围，不中靶心），《科学分工？》（两人吹一根笛子———人浮于事）、《请抢球》（不去致力于问题的解决，而是互相扯皮打架）、《洗脸盆里学游泳》、《看操季节》、《干洗》等（讽刺某些人不认真去实践），《所以不离开疗养院》（某些人小病大养，高高在上，养尊处优）。4. 社会生活中相当普遍的一些现象，人们习见无睹，而作者画之，引起治疗的注意。如《燎原》（讽刺抽烟之风扩散之势）、《大‘小家庭’》（讽刺不节制生育）等作。5. 讽刺文艺、学术界在创作、研究中常犯的毛病。这一领域中的某些现象自然是华君武相当熟悉的，如《咏美女老调》（讽刺文艺创作中的千篇一律：描写姑娘总是长长的辫子，一双乌黑的大眼睛，银铃般的笑声之类）、《过誉的评论》（给老头儿喷洒香水———“不管作品质量如何，而一味吹捧”）、《滥竽充数》（不仅讽刺上操）。6. 多义的，哲理性漫画。如《决心》（没有恒心戒烟的人）、《不必去害怕不认真的》（兔子指着吊儿郎当的猎人对它的伙伴们说：别怕，他平时不练枪的！）、《熟视无睹》（明明写着“此站暂不停车”还有不少人在那儿排队等待），都是这类的佳作，漫画形象本身可以引发读者多义、多样的联想。作者见得多，想得多，概括得好。这样的漫画耐咀嚼，耐人寻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