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人民文学》(4)
自1977年起，在李季提议下，每年评选一次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而每次评选的优秀作品，《人民文学》发的短篇占了相当份额。我粗粗统计了一下，从1977年至1981年，五年间《人民文学》共有获奖短篇36篇，这36篇，除一篇外，均有我二审推荐的劳作在内。
我做了以上的回顾，如实地讲了那几年某些短篇佳作出世的情况，它们曾经经受什么样的曲折，后来又终于面世。这中间我涉及了无论主编、副主编或某一个普通编辑这样一个“编辑情结”的问题，即在党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见邓小平同志1978年12月13日同一题目的讲话）这一正确的思想路线后，我们编辑遇见了某个具体作品———特别是敏感地提出了现实生活中涉及人的命运的各种各样尖锐的问题———往往思想上又会犹豫不决起来，受着过去“左”的思想的束缚，不敢果断地肯定这样的作品，或一步三摇地最后才给予肯定。这并不奇怪，我自己有时就是这样。我在小说组负责人的岗位上也有不少失误。有一位后来成名的新作家当时给《人民文学》投稿，我们没有发表她的稿件，我并没有看出来她有那样大的写作潜力。我偶翻1979年第6期的《人民文学》，那期8篇小说的排列顺序，两篇后来获奖的全国优秀短篇《蓝蓝的木兰溪》、《我爱每一片绿叶》竟排在第四和第六位。《我爱每一片绿叶》的情形前边已说。我为什么将《蓝蓝的木兰溪》排在第四呢？还不是某种“编辑情结”在作怪。我觉得这篇小说文字语言好，写得也好，那么为什么将它排在第四呢？是朦胧觉得小说似属于阴柔之美。那么这样说来好像阴柔美、阴柔风格的小说就不能做《人民文学》小说的头题了。这是哪家的“规矩”呢？还不是过去的老框框“提倡威武雄壮的阳刚风格”在作祟。我并不比任何一个编辑高明，只是领导将我放在小说复审、承上启下的岗位上，我不过尽职尽责而已。况且我的权力有限，还不是有一些我认为写得并不坏、水平不差的小说，主编、副主编坚持要将它退掉，有时甚至作为死命令要我服从执行，我只有服从执行。尽管这样的小说，有的很快在其他兄弟刊物上以显著位置发出。
以前，我从没有想过要离开《人民文学》杂志。我曾一再告诉自己：我的终生事业在《人民文学》。
但到1981年末，我的想法开始变了。我感觉我为《人民文学》效劳了30年；尤其“四人帮”被粉碎的这五六年，作为小说组工作岗位上的一台小小的“发动机”，更是充分发挥了它的能量效能，这是公正的人们有目共睹的。但我感觉，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似乎日甚一日地不怎么讨人们喜欢了，不论是作协的老领导或我的老上级或某个企望快快越过我而得到提升的朋友。我并不要讨人喜欢，也不稀罕人们对我喜欢或不喜欢，也不在意什么地位、待遇或提升之类。但我在意人们对我的工作是否有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估。再则，我希望有个上下左右协调，心情舒畅的环境。假如不是这样，还不如离去为好。这也许是我过分敏感，也许是我精神上脆弱之处。我承认我一向怯于、也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在这种内心感受压抑的状态下，我既没有跟周围的任何朋友、同事商量，也没有经过时间斟酌、过滤，而是一个人立即作出了离开《人民文学》的决定，并向领导提出来。一星期后便获批准。关心我的朋友们常问起我，你是怎么离开《人民文学》的，为什么要离开《人民文学》。我觉得这事儿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起决定作用的是在我生命的某个时辰———而不是在这之前或以后———我想离开，也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反正既成事实是：《人民文学》的30年，占去了我生命中最好的年华，时光、心血，耕耘和收获都付与她了，而离去却是如此之轻！
我感谢《人民文学》，它使我看见了、感受了新中国太阳的升起，使我的身心整个儿地和神州大地的脉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跳动在一起。
我有幸亲耳聆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一代开国伟人的声音，目睹他们的丰采。我现在还清楚记得1957年春天听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录音的情景。毛主席那从容不迫的气度、幽默风趣和爽朗的笑声，给了我极大的感染，事后情不自禁地写了一首诗。196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在人民大会堂听刘少奇作报告。刘主席又是一种风度，他不苟言笑，他讲话的主旨是“实事求是”。周恩来的报告听过多次，他讲话条理逻辑严密，语音铿锵有力。印象最深的是1962年春天在广州科学家的会和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上他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总理明确提出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党的依靠对象；同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的联盟，其性质是同劳动者的联盟。这一精辟的论点，给知识界以极大鼓舞。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上，陈毅元帅的讲话第一句话就讲他平生的志愿是想当个文学家。1962年春在广州歌剧话剧创作座谈会上，他向被错戴上“资产阶级”帽子的知识分子行脱帽礼，活脱脱地显示了元帅的气魄和直率风度，令人倾心不已！
我有幸见过一些功勋卓著的将军。这些“阅尽人间春色”的人们令我十分崇敬、羡慕。其中给我印象尤深的是周桓、张爱萍、萧华三位将军。1958年在《人民文学》评论组工作时，我为什么数次去沈阳拜访周桓将军呢？是听作家王愿坚说，他写短篇小说受了周桓将军很大的启发。周桓希望他写作品注意三点，第一、写得短点。小说作品往往是工作劳累了一天的人们睡觉前翻一翻，要让他们在睡前一口气读完。第二、要有好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第三、语言要生动、简练。王愿坚说他写短篇常常遵守着周桓提醒的这三点。我觉得周桓挺了不起，真是个儒将，自然想请他写文学评论文章。在沈阳他的寓所第一次去见这位将军，一进门便听见钢琴声，原来是他的爱女在弹奏。将军个儿不高，穿一身合体的深蓝色呢料便服，显得很精干。他喜欢来回走动，说话爱用手势，人很随和，没有一点架子。那时他不到50岁，精力旺盛，正处盛年。他一方面处理繁忙的军务，另一方面酷爱戏剧，常挤出时间亲自辅导南京军区的一些剧作家编戏、排戏。1964年我最后一次在沈阳见到他时，他已调任辽宁省委的文教书记，他亲自抓辽宁省的话剧会演剧目，同剧作家们一起讨论剧本，下剧场看排练；他还满有兴趣地同我谈洋歌剧《茶花女》的排练。你很难设想，这位深谙西洋歌剧、外表平常的小个子是共和国的一位上将，他有几十年极不平凡、富含传奇色彩的戎马生涯。在刚满20岁的时候，他从遥远的东北去到南方中央根据地参加红军。他曾长期担任红军中的敌工部长、统战部长，八路军中的组织部长、军法处长这些职务，但他一直保持着懦雅风度、浪漫情怀，酷爱文艺、戏剧，也欣赏外国的洋歌剧，这在解放军将领中实属少见！我想去拜访张爱萍将军，是在全国文联听他给文艺工作者作报告讲了几回上海之战以后。张将军在总参谋部他的会客厅里接待了我和评论组一位编辑。将军是全军闻名的一位儒将，喜欢写诗、书法，毛笔字写得很帅。他的大名，最初听起来有点像女性，其实“萍”字是指“青萍”，古代的一种锋利的剑。张将军谈锋很健，与我们谈了一下午，谈早年在苏北组织武装暴动的经历，谈长征路上毛主席的用兵，谈抗日时期少奇在淮北，谈1949年他怎样进上海……我们欲告辞，将军执意留我们同他共进晚餐。晚餐席上将军的谈话更是风趣横生，说他同苏联将军们在一起时，他们笑中国有小脚女人。将军说，我对他们说，你们的夫人穿高跟鞋，不也是一样的意思吗？并且走路同样不方便……说罢将军哈哈大笑。将军劝我们多用一些菜，他说，我们军人有句话“吃饭打冲锋”，吃饭讲客气要不得！自此以后我再没有去看张将军。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时，张将军受命整顿、振兴国防工业。他那顶着“四人帮”的压力，带着氧气瓶忘我工作的形象在全国人民中树立了崇高的威信。粉碎“四人帮”后，张将军身担国务委员、国防部长等重任，犹不忘关心文艺事业，在国防工业系统组织了神剑学会，将军曾亲任会长。萧华将军是一位早慧的军事人才，不到20岁便担任少共国际师的政治委员。60年代初期我去山西太行山区恰逢老诗人阮章竞旧地重游，他带我去看一个叫龙门口的地方。那是抗战初期萧华将军率领先遣纵队东进、胜利地伏击了日本鬼子的战场。那时身任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的萧将军才不过二十来岁。萧将军能武又能文，解放后曾长期任总政治部主任，写了著名的长征组歌歌词。我见到他时是1978年，时任兰州军区政委。那年我随一个作家代表团访问大西北。萧将军设宴款待了我们。将军亲切地向我们每个人祝酒，我们向他敬酒。将军在宴席上即兴地用略带兴国口音的普通话，向大家热情地推荐中国的“新（疆）、西（西宁、青海）、兰（兰州、甘肃）”。他说：“作为祖国的儿女，假使没有到过祖国‘新’、‘西’、‘兰’，那是很大的遗憾。”他这番话给大家的印象很深。据说将军自己在军区政委的任上，经常深入基层，足迹遍及西北五省。数年后将军不幸早逝，那时他还不足70岁。
我与《人民文学》(5)
在《人民文学》因组稿之便，我不仅有幸接触将军，还有幸见过一些省的领导同志。1958年、1959年我因组织革命回忆录稿件，曾两次去江西。见过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书记刘俊秀、方志纯，副省长邓洪，省监委书记罗孟文，省委秘书长黄知真。当时省委机关联系群众的好作风给我印象颇深。省委分工管农业的书记刘俊秀是位长征干部，战争年代九死一生。而今主管江西的农业，他不辞辛劳一个一个县地去跑，逐一搞调查研究，由此制定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政策措施，使江西省的农业得到稳步发展。刘书记在他办公室里指着江西省的分县大挂图，向我讲说江西省的农业情况（我本来是想了解他传奇式的革命经历，他顾不上给我谈这个）。他人长得黑而瘦，很像一个朴实的农民。江西省委机关那时没有门卫，一般老百姓可以自由进出，这在各省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我一个普通编辑，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都答应见我，平常人似的同我交谈，这在我的经历中也是少有的。1964年任青海省委第一书记的杨植霖，也是位作风异常朴实、联系群众的好干部。他在省委办公室接见我，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我在《人民文学》上编发的一组“青海速写”（1964年6月号），很多选题是他出的点子。他也是位业余作家，曾出版很畅销的《王若飞在狱中》一书。他喜欢打篮球，也许跟他个子高有关系。下班之后，我常看见他活跃在篮球场上，同机关干部一起奔跑跳跃，抢篮板球。这样的省委书记在当时恐怕也是少见的。
1965年，作为《人民文学》的编辑我参加了军委总政治部组织的文化工作队随铁道兵部队入越南援越抗美，这也是平生一大幸事，难得的机遇。我们5月中旬集中，去江西樟树接受军事训练。一身戎装、佩带手枪，俨然像一个军官。8月初自友谊关列队入越，凭祥市一带的居民自发拥挤着欢送，其情景令人感动，我心中也洋溢着一个中国军人的自豪感。其后在越南北方随铁道兵抢修被美国飞机炸坏的铁路、桥梁，改越南的窄轨为能走大火车的宽轨，新建和扩建车站。那时美国对越南北方实施连续的突袭式轰炸，尤其中国军人集中的铁道线上更是成为一个焦点。我们的团部曾遭轰炸，1965年10月31日我们营区遭受轮番轰炸。我在阵地的壕沟中，同我们连的干部、战士一样，一齐举枪向低飞的美国轰炸机射击。美国飞机则发出恐怖的、威慑式的啸声，伴着震耳欲聋的炸弹爆炸声。而山林后边苏联的导弹也向美机发射，金色的导弹在空中旋转着呼啸着。当天，我们营击落一架美机，当场击毙一飞行员。次晨我所在连队的副连长接受任务，带着极简单的工具———活动搬手和小锤子去拆卸美机投下的躺在稻田里一颗未爆炸的炸弹。我获准与他同去，并走到炸弹跟前抄录炸弹的出厂日期、型号等有关的英文资料，以便上报上级单位。这炸弹有750磅重，装载的是TNT烈性炸药，据说如爆炸，可使平地变成一个湖。李代恒副连长无所畏惧地从容地拆卸、分解了炸弹，等着接应的我所在二班的全体战士一齐拥过来拿着战利品乘上汽车，我们胜利返回驻地。从此我跟李代恒副连长（现为杭州一家工厂的干部）结成了生死之交。我们在越南丛林中昼伏（白天睡觉）夜行（夜间施工），对付美机的轰炸。当然也付出了代价，我们连队死伤7人，牺牲的年轻战士多为福建、江西籍，是我很熟悉的朋友。年底，我们文化工作队奉命撤出，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连队战友。在铁道兵部队的大半年，我有幸接触过率部队入越的老红军、老八路出身的一些将军，如一支队政委郭延林将军，指挥部主任龙桂林将军。他们身经百战，十几年前在朝鲜组织了钢铁运输线同美国佬较量。他们仍保持战争年代那样一股劲，他们身上闪耀着指挥若定的智慧和不老的青春风采，令人敬慕。在越南的日子，我亲身体验了战争，而且是现代化的战争。我在一个修路的连队里同干部战士朝夕相处、生死与共。通过我的眼睛观察，我感觉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的确是了不起，没有经历战争的连长、指导员和战士在这个大熔炉里，可以很快学会战争，适应战争环境。我亲眼看见美机第一次飞临头顶大轰炸那天，在战壕里的我和小战士们不无恐惧心理；但是我很快发现了同样没有战争经验的我们的指导员，面对敌机的轰炸和随时可能发生的扫射，他没有躲进壕沟里，而是站在壕沟边上指挥我们向敌机射击。中国军官的责任感荣誉感使他忘记了恐惧而奋不顾身地履行职责。我难道不也是一个“军官”吗？我立即举枪向美机瞄准，连续射击，那些小战士们也拿着各自的武器，向空中射击。在越南的半年，那是豪情激荡的岁月，与我同行的诗人、好友李学鳌曾写诗赞美我们的部队：“将军百战不服老，后生万千又参军。”
在《人民文学》还有一桩难忘的事儿，便是我曾在1964年初参加作协组织的作家访问团赴大庆参观访问。我们同石油部的领导人余秋里、康世恩同乘一列火车前往，在大庆停留了二十余天。5月份我又受命同《文艺报》的黄秋耘等五位同志去大港油田劳动，我们曾做了长期的准备。可是不久传达毛主席关于文艺的第二个批示，又令我们撤回。这两次去油田，使我亲见了余秋里、康世恩这两位领导人出色的组织指挥、创造才能和务实、身先士卒的好作风。因有这样得力的领导者，才使我国石油工业打了翻身仗。可见，要将国家的事情办好，称职、尽职的第一流人才是至关重要的。再则，石油工人，像铁人王进喜那样为国家尽职尽责的精神，也是起着决定作用的因素。我曾有幸同铁人王进喜交谈数次并到他的钻井队作客。在国家最困难的60年代初期，我国的石油工业却上去了。这的确是最值得身为一个中国人而自豪的中国的“志气篇”。
我与《人民文学》(6)
我还想说一句，在《人民文学》每年外出组稿，使我有机会走遍了祖国东西南北中：内陆腹地，少数民族聚居区，边疆、海洋，革命老区，名山大川，名城古刹，荒漠戈壁，穷乡僻壤……神州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添我以灵气，她的贫穷、落后，给我以沉思……可以说，神州之旅，开阔了我的襟怀，重造了我的心灵。我对她愈来愈增眷恋之情，我成了个不倦的神州梦寻者。因之，所写散文、游记，层出不穷。
我感谢《人民文学》，使我有幸见识了中国文坛好几代人：“五四”以来的文坛宿将，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冰心、巴金、靳以、老舍、郑振铎、李人、冯至、陈翔鹤、沈从文、胡风、魏金枝；30年代崛起的中国最活跃的一批作家：丁玲、张天翼、曹禺、沙汀、艾芜、聂绀弩、艾青、田间、臧克家、萧乾、姚雪垠、师陀、柯灵、王西彦、碧野、陈白尘、骆宾基、徐迟……；40年代以来最著名的一批作家：赵树理、周立波、刘白羽、柳青、孙犁、魏巍、胡征、康濯、何其芳、严文井、李季、严辰、欧阳山、舒群、路翎、李克异、马烽、西戎、草明、菡子、杨朔、马加、雷加、阮章竞、贺敬之、郭小川、方纪、柳溪、秦兆阳、韦君宜……；解放后成名的作家：梁斌、杜鹏程、王汶石、孙峻青、古立高、闻捷、袁鹰、陈登科、王安友、鲁彦周、李準、徐怀中、王愿坚、徐光耀、陆文夫、王蒙、刘绍棠、宋萧平、白桦、公刘、张弦、邓友梅、从维熙、浩然、林斤澜、宗璞、柯岩、茹志鹃、何南丁、郑秉谦、胡万春、任大霖、高缨、严阵、未央、胡昭、杨苏、谢璞、赵燕翼、玛拉沁夫、敖德斯尔、扎拉嘎胡、艾克拜 尔·米吉提以及新时期成名的最活跃的一批新作家。当然，还有文艺界的领导人胡乔木、周扬、林默涵、冯雪峰、邵荃麟等同志。
感谢《人民文学》，让我有机会亲历了文艺界几十年风风雨雨，亲自观察感受了中国文坛各式各样的人物。正面的、反面的、美好的、丑恶的、令人心悸的……各种各样的现象，无不铭刻于心。因而也许我有可能写一部有关中国文坛的小说。
我还要感谢历届《人民文学》的领导人：1953年上半年的陈涌、萧殷；1953年下半年至1955年底的邵荃麟、严文井、葛洛；1956年至1957年的秦兆阳、李清泉；1958年至1966年的张天翼、陈白尘、李季。在编辑工作、文字工作、文学写作以及为人处世上，他们曾给过我许多帮助，他们是我难忘的老师、亲切的兄长。
我感觉很幸运，我在《人民文学》结识了几位终生的朋友，他（她）们是我亲密的同事，我们曾长期愉快地共事。离开《人民文学》，我感情上最难割舍的就是这个，我常在梦中梦见他们，重现那紧张、繁忙、甘苦与共的时光。我很难设想，要是没有他们，我的生活会是一种什么样子？
回首往事，我并没有失落感，因为失落的东西，已经靠这多年我新的阅历和主编《传记文学》杂志得到了某些补偿。即使从工作岗位退下来，我仍将干劲倍增地做我该做的事。
1993年写
（载《传记文学》杂志）
我与《传记文学》(1)
——《传记文学》杂志创刊20周年纪念
我和当代《传记文学》的缘分。早在青年时期，我就非常爱读“解放军三十年”编辑委员会编的《星火燎原》丛书，中青社出的《红旗飘飘》丛书，由此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和革命先辈们的功勋。在《人民文学》杂志工作时，1958年、1959年，我曾两次去革命故乡江西组织老同志写作革命斗争回忆录稿件，组得了时任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生动回忆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四万多字稿件《艰难的岁月》，副省长邓洪回忆大革命时代艰苦复杂斗争的稿件《山中历险记》、《在大革命失败的时候》。这些真实感人，给人以鼓舞的佳作于《人民文学》面世，曾引起各界读者强烈反响。我个人由此对当代传记文学作品，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别在阅读方面，凡是当代传记文学的佳作我都要找来读，可以说多年不废，已经成为精神方面一个嗜好。
受命主编《传记文学》。1987年春天，我受命接手主编《传记文学》杂志其实很突然。我没有一点精神准备。那时正处中国艺术研究院领导换届。《传记文学》于1984年创刊，是由文化艺术出版社用书号出版的不定期刊物，新华书店销售。至1986年底，断断续续出了五期。因为这种情况，销售很难打开。而它的创办人、艺术研究院一位副院长，1986年底退下来了。这份创刊不久的刊物面临着生存危机。这时有一家出版社负责人，谋求出五万元买下这个刊物的刊号。新上任的院领导不愿意。这时他们想到在文化艺术出版社负责文学书籍出版，以前编过文学期刊的我，找我谈话，希望我来主编《传记文学》。我虽说对历史感兴趣，但并未专门编过这类刊物。可是又觉得这份刊物目前的处境，容不得我推卸责任。就是在这种矛盾心情下我接受了安排；于是抖擞精神，投入新工作。
刊物主编需要有具体编刊思想。我认为作为一个刊物主编，除了坚持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双百方针；还应根据刊物的特性，将编刊方针具体化。换句话说主编在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双百方针等总方针、政策指导下，还应有具体办刊思想，也就是编辑思想，这可以说是编出一本好刊物（形成自己特色，受读者欢迎）的灵魂。因之寻求适合《传记文学》的一个具体办刊方针，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我虽在初春受命，并没有马上接手具体工作，而是经过两个多月酝酿准备（了解海内外传记刊物及传记文学发展态势；去上海、广州等地访问作者，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再加自己冥思苦想），形成“荟萃名人传记，披露历史珍闻，展现古今人物，广采国土风情”四句话的具体办刊方针。先说“荟萃名人传记”，传记当然一般以写名人为主，“荟萃”一词既含囊括、集中，又有精粹的意思，就是说本刊要尽力将作者所写精粹、精彩的名人传记，搜纳其中。“披露历史珍闻”，传记文学是历史的文学、历史的刊物，读者当然需要看历史珍闻，不仅是一般的历史，而是历史有价值的有意思的珍闻；不是“炒现饭”式旧闻，不是已见诸文字的，而往往是辛勤开掘所得第一手材料，由本刊首次披露出来。“展现古今人物”，这是将编者、读者的视野扩大，“古今”从空间来说，自然包括中外。一份办给今天读者看的传记刊物，人物、事件以近现代为主，毫无疑问。而中国是几千年文明古国，人们（尤其青年）也需要了解曾活跃于历史舞台的古代著名人物，借此增加关于古代中国历史的知识。中国又处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外的信息不可少。因此古代和外国人物，理应也在杂志上占有一定篇幅。“广采国土风情”，传记文学以写人物为主。而根据我们老祖宗的传统，它也可以记国土风物，可为某个地域或河流、山川、民族，或某些特殊事物立传，司马迁的史记已有前例，我国汗牛充栋的地方志中，这类佳作更是数不胜数。有朋友说，我在传记文学领域，增添了“广采国土风情”，可能是我的一个创意。我对他讲，我不过是沿袭我国传记文学的传统，不使断根而已。但有一点，传记文学除发表写名人的作品，写非名人的佳作，似也应予刊登，并且向作者、读者组稿。这可能是我对传记文学写作题材有意的扩大。因为名人来自非名人；人数众多的无名之辈，他们也参加了创造历史，他们中美好的心灵、动人的业绩、瞬间的精彩，为什么不可以入传呢？所以“荟萃名人传记”，并非止于名人。概括起来说，四句话的头两句，是要使办刊的起点高、要求严，只有做到这样，方能使它在众多同类刊物中，以作品的质量、特色取胜。而后两句话，是使传记文学的包容性尽可能扩大，使众多写作取向不同的作者都有可能为刊物写稿，提供了扬己之长的机会。这自然为杂志上发表的作品视野开阔，题材、内容丰富、多样创造了条件，以满足“众口难调”的诸多读者的需求。同时，也等于告诉传记文学的投稿者们，我们需要的稿件，那是一个广阔的范围，你有许多的选择余地。
关于《传记文学》作者队伍的设想。中国专业的传记作家甚少，多半是业余的、“客串”的。但我设想，我们面对的传记文学作者，应该是很广大的。我看重的是那些生活实践丰富、阅历丰富的人，这些人头脑里的东西是宝库，是传记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所以政界、军界、学界、工、农、商界等社会各界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约稿对象，也完全可能写出精彩作品。特别在传记文学这个领域，我估计无名作者而不是专业作者，可能占相当多数。我过去编杂志有一条，就是从作品本身的质量出发，而不太在意作者是否名人，是否我认识的。只要你的作品好，不管你是无名有名的，我认识或不认识的，我都认，都支持发表；特好的，我同样作为重头作品推出，与名家佳作的待遇一个样。反之，即使是有名气的作者，假使你的作品不成，在一般情况下，我也难迁就。因为杂志不是为某几个人，是为广大读者、作者办的。我想编传记文学杂志，也应持这个态度。编一本刊物，只要我们千方百计为读者着想，而编刊的具体方针、要求又能为广大读者、作者所了解；我们不是采取狭隘的门户之见，而是竭诚依靠广大读者和联系、发现、“发掘”更多作者，共同办好这份刊物。我相信，我们会逐渐拥有一个广大的作者群。他们中不断涌现的佳作深入人心，又可以滚雪球似的扩大《传记文学》的读者群和影响。
我与《传记文学》(2)
1987年，我接编《传记文学》杂志后，为了实现我的编刊设想，组稿举措有以下几点：
（1）重视并付诸行动，向实践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们组稿。一位给毛主席当过数年保健医生的老同志王鹤滨，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我曾请他写了第一篇怀念毛主席的文稿《在毛主席身边》，发在《人民文学》杂志。我主持《传记文学》杂志，立刻去拜访这位老同志，鼓动他将对毛主席印象深刻的感受，分成多篇小题目，一篇又一篇地写出来。半年后王写出二十多篇回忆毛主席的文稿，一次交给我。从1990年起，我将王的回忆录《紫云轩的主人》等多篇佳作陆续刊出，读者反映甚好。1990年，我们登出有陈云同志向传主题字的《严慰冰在秦城》一文。此作是“文化大革命”中同姐姐一样被囚秦城的严慰冰妹妹严昭所写，表现了共产党人在迫害面前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揭露了“四人帮”控制下秦城的黑幕。1995年为纪念“一二·九”运动60周年，分三期刊登披露“一二·九”运动实情，极具史料价值；由当年“一二·九”运动重要参加者姚依林同志生前用几个寒暑口述，其堂妹姚锦记录整理的6万多字的《姚依林回忆录》。王实味冤案平反后，有的作者写了文章，但因某些关键事实不确，引起不少意见。90年代初期，我们及时刊出王实味事件亲历者、见证人，老公安、原公安部长凌云写的《王实味的最后五十个月》，厘清了事实，反响甚好。听浙江一位年轻朋友说，二三十年代有位作家、编辑———曾因《文坛登龙术》一书被鲁迅先生误骂过的章克标先生还健在，我遂托这位朋友代《传记文学》去看望章先生，并请章老为杂志写稿。沉寂了多年的章先生以他的新作首次在《传记文学》亮相，其后数年写出多篇有史料价值、回忆文坛往事和文人的文稿，如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朱生豪其人和他的生活，30年代武汉大学三位活跃在文坛的女作家苏雪林、袁昌英、凌叔华，《鲁迅和朱安夫人》、《胡适的君子成人之美》等，我们陆续在《传记文学》发表。还有一位30年代艺术家许幸之先生（著名影片《风云儿女》的导演），他是读了《传记文学》杂志而萌生投稿的念头。他的稿件受到善待（ 我对年轻编辑同事们说，许老先生这样的人，他一生经历过许多事情，今天能把脑子里深藏的东西写成回忆，这很不简单；像对其他能写这类文章的老同志那样，我们应当善待他），及时刊用。他从第一篇文稿《郭沫若在日本的流亡生活》起始，陆续写出多篇回忆录，均在《传记文学》登出，像《追忆与马思聪在林间的散步》、《摄影大师吴印咸》等，都是关于我国著名艺术家珍贵的第一手史料。作家萧军辞世后，我去他家看望，认识了萧夫人王德芬，了解她出身书香人家，颇有文艺素养，也是一位延安老同志，遂向她约稿。她欣然命笔，写出多篇回忆萧军的文稿，陆续为《传记文学》独家刊出，披露了萧在延安好些不为人知的内情，受到读者欢迎。有位北京友谊医院的神经内科主任大夫童启进，是我中学时的高班同学，这位学长一向爱好文学，我们常有来往。有一次我从他的谈话中知道，他是为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晚年住院看病的医生，他对朱先生很了解也崇敬，脑子里装着关于朱先生很多动人的细节。我便请他试笔写一篇“朱光潜教授的晚年”。结果他的文章写得相当好。在《传记文学》登出后反响也好。像童启进这样的高级医师，写名人逸事，纯粹是“客串”。但从一个医生眼中写出的美学大师晚年感人的形象，却是其他作者写不出来的。
（2）依靠文化、新闻界众多作者写稿。文化新闻界的朋友们，他们思想敏锐、见多识广，写出的作品往往时代感强，应是编传记文学杂志，不可缺少的作者。如北京的资深记者季音、白原、张世英、王晨、里予（郎新康），文艺、出版界的石少华、丁聪、骆宾基、韦君宜、康濯、徐城北、权延赤、董保存、闻敏、邓家荣、王凡、蔚江等，上海的徐伟敏、陆寿钧、周牧、余之、萧关鸿等，还有全国其他地方文化、新闻界的朋友们，如徐迟、曾立慧（《长江日报》活跃的女记者）（武汉）、胡征（西安）、石楠（《画魂———张玉良传》及《寒柳———柳如是传》等等传记作品的作者）（安庆）、松植（南京军区创作室）、李占恒（沈阳军区创作室）、杨耀健（重庆）、董秋枫（苏州）、谢狱和郑秉谦（杭州）、黄秋云（广州）、靳树鹏（他是吉林省建设厅的，不属文化界，但写了陈独秀晚年等多篇佳作）、龙飞、孔延庚（天津）等等，都为《传记文学》杂志写过受读者欢迎的篇章。
（3）发现和支持众多新作者为《传记文学》写稿，不断扩大传记作者队伍。写学者、文人的《魔镜里的钱钟书》、《作为世纪现象之一的萧乾》写得颇有水平，文章被多家报纸转载。作者张建术名字陌生，有人猜测他可能是社科院的干部，其实这是一位下岗工人自学成才者，而今已是有了社会影响的自由作家。他最初投来一篇采访社科院几位年轻学者的文稿《跨世纪理性的探索者》，《传记文学》的人谁都不认识他。我的一位编辑同事刘向宏读了这篇来稿觉得写得不错，我读后支持她的看法，我们及时将这篇稿件刊出，并鼓励他继续为刊物写稿。后来的文章写得更好，我们将它作为重头文章推出。《传记文学》曾登出几篇写外交家的文章，颇有看头，如《外交家杨公素的传奇》、《酒仙乔冠华》、《才女外交家龚澎》等，有读者猜测，这人肯定是外交圈子里的。但他是某省财经学院的普通干部，宗道一是他笔名。他在《传记文学》以一篇投稿《联合国的四位中国副秘书长》（文笔不错，我们了解其写作材料是他采访所得，遂及时推出 ）起家，而益发不可收，而今已是颇有名气的传记作家。还有一些填补史料空白之作，如《被蒋介石通缉四十年的人》（记领导资源委员会大起义的孙越崎）、《曾任外交总长的修道士陆征祥》等作，作者们也并非名家。还有一篇写《女兵自传》作者、著名女作家谢冰莹和符号先生鲜为人知婚恋史的来稿，作者声言此作曾遭退稿，希望《传记文学》编辑部给以“鉴定”。我读后觉得这篇凸显女作家个性特色的作品，决非向壁虚构，或东抄西捡，粗制滥造之作，肯定有其材料来源。经了解，作者汪烈九是湖北仙桃市政协的普通干部，他曾采访他的同乡符先生多次，写成此文。我们遂决定将此作在《传记文学》连载三期，发表后在海内外产生了影响，当时住在海外、尚存人世的谢冰莹老人也看到了这篇作品。
我与《传记文学》(3)
还有一大批熟悉部队生活，爱写军事题材的作者和当年在部队艺术学院进修的年轻作者，他们都是新生力量，纷纷向《传记文学》投稿，《传记文学》也向他（她）们提供一试身手的园地。数年时间，好些作者以他们在杂志上出现的好作品，使自己在文学界脱颖而出，成熟熟练、活跃的写家。这样的名字，我记忆中有一大串，如黄传会、王久辛、陈永康（咏慷）、钟兆云、王健娃、舒云、孙晶岩、李卫平、肖斯科、李欣等。
（4）开阔编刊视野,吸引写作人才。我和我的同事们，为杂志设计了众多栏目，如“华夏之英”、“将帅风采”、“历史长镜头”、“史事逸闻”、“科海撷英”、“文苑人物”、“艺海摄像”、“体育明星”、“海外窗”、“古今人物丛谈”、“普通人画廊”、“人生际遇”“创造者之歌”、“回眸一瞬”、“国土广记”等等，为传记文学作者开拓了不是狭隘的而是广阔的写作天地，提供了题材、体裁丰富、多样的可能性；也为“传记”写作范围内，吸引人才，使不同生活阅历、采用不同写作方法的作者，发挥各自优长，得到了机会。例如“海外窗”这个栏目，不仅有国内访问过外国的许多作者包括翻译家写稿、译稿（《传记文学》曾独家首次刊登前苏联诗人叶甫杜申科的《超前的自传》，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写的《我父亲的诺贝尔奖风波》，移居国外的俄罗斯女作家尼娜写的《高尔基在彼得格勒》等振聋发聩、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我们还联系海外华人作家，如日本的张宗植先生，加拿大的刘惠琴女士、法国的卢岚女士，他们都提供了有分量、很好看的稿件。又如 “普通人画廊”、“人生际遇”、“回眸一瞬”等栏目中登出的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王鼎整理的《宋振庭人生漫语录》，西北某大学女教授杨萼的《浮生十题》，河南舞钢市一教员杨稼生作《西天边一朵白云》，居住美国的王小强写的知青故事《来婵儿》，都是动人的作品。“国土广记”栏登出云南青年诗人于坚的《澜沧江传》、《滇越铁路》等，青年散文家张宇光的《大理闻见录》，江西赣州诗人阳春的《客家人传》、《甜的绿、苦的绿》（蒋经国之恋），北京舞蹈学院音乐教员罅葭的《西藏阿里采风行》等。以上作品均曾引起反响，受到读者好评。而它们的作者，都是各种不同岗位上的文学才俊之士。
我主编的《传记文学》杂志，数年间，就是这样形成自己特色，佳作不断涌现，作者队伍日渐扩大；刊物由不定期出，改为正式期刊，交邮局发行，由季刊改为双月刊、月刊。发行量呈逐年上升趋势。果然如我所期待，在同仁们（编杂志不在人多，而在心齐、合力。作为主编，我相当长期共事的就是三个刘———刘向宏、刘静子两位女士，还有一位刘孝存，他年纪稍长于前两位。后来两年，参加进来的郎云、苗洪等编辑也很得力）共同努力的九年（1987—1995），刊物取得了进展。这是当年许多人都了解并留下印象的，不用我多说。历史地看，刊物虽存在不少缺点和不足，但大体还没辜负上级和作者、读者嘱托，做了些好事。拙文所见，是否符合客观，还盼各界读者指正。
2002年9月12日写
2003年6月11日改定
我为什么写“文坛”一书(1)
最近有位朋友对我说：你出了不少书，有散文、小说、报告文学、传记、游记、随笔等，但我感觉，印象最深、引起人们关注的恐怕还是1994年首次在香港出了海外版（书名《中国文坛写真》），1995年又由文联出版公司出了内地版（书名《中国三代作家纪实》），这两本写文坛的书了。我听说香港有位先生赞誉你的书是“文坛史记”。可是我们生活在内地的人都知道，文坛是个是非之地，写它难免有风险。那么你为什么要写“文坛史记”呢？她的提问引来我一番思考。
试 笔 缘 起为什么要写？说来话长了。我参加工作没多久就被分到1949年创刊的一家地方刊物学做文学期刊编辑，其后在中国作协的《人民文学》杂志工作了将近三十年。我做的主要事情，就是同全国作家、有影响的青年作者，还有无数无名作者打交道。名作家和青年作家是组稿依靠对象；要反映丰富的现实，没有众多无名作者投稿支持也不行。有的无名作者，凭着自身才能、努力，一举成名天下知，很快步入名作家行列。这对于文学编辑来说，自然也是最快意的事。我本是个性格内向的人，怯于人际关系；但工作却使我跟几代作家们，成为很熟的人，尤其在风雨之中，更有与他们同命运之感。这是一。再者，我也可以说是个文学创作有心人。自从年少时迷上了中外文学作品，那些不朽的经典之作，早已征服我心；我内心唯一的持久愿望，是要用一生努力，写出像他们那样的作品。而要为这做准备，根据写作大师们的经验，我以为最要紧的是勤看、勤读、勤走动（经常接触实际生活），勤写、勤记。1949 年我16岁，一参加工作，便磨炼自己这个五勤的习惯。笔记（记人、记事、记读书心得，记领导人讲话，开会做记录）、日记，几乎从未中断过。再就是注意积累资料。我身处文艺界，从1951年批判《武训传》起始，到1954年批判《红楼梦》问题，接着批判胡适、胡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直至1957年更大规模的反右派，60年代起又反修、批修，文艺整风……政治批判运动接连不断。每次批判运动，都下发不少参考资料，党内看到的材料更多，不少是发给单位或个人学习批判的，并不收回。我很珍视收到的这些资料，看完后，决不随便乱放，而是珍藏起来。当然“文化大革命”中也受了点损失，有的材料被造反派抄走或要走，再也回不来。但毕竟不少资料，我的大部分笔记本、日记本，还是劫后幸存下来。这是二。这都是从事写作的有利条件。但很长时期，我并未打算系统地写文坛的人物和往事。1984年离开作协，1987年受命主编《传记文学》，这对我是个转折。我在《传记文学》常跟同事们讲，传记文学不同于虚构文学，它强调忠实于历史真实，因此我们要重视拥有第一手材料，亲见亲历者这些人写的作品。想不到这个“球”反过来他们“踢”向了我。他们将了我的军，要我写文坛的人和事。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下，觉得可以试试看。主要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又经过粉碎“四人帮” 后的拨乱反正，加上自己的反思、忏悔，（不少事情自己是个参与者，做错了的，能不忏悔吗？）有些事情可能比过去看得清楚了。再则，我离开了作协，说不定也是个有利条件（有些事情需要保持某种距离，方能看得更清楚）。
以史为鉴，对事不对人尽管如此，我试笔时仍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文艺界是很敏感的地方，许多人又是我尊敬的前辈、熟人、朋友，我怕出错。（这或许就是人们讲的所谓风险？）当然酝酿做这件事情时，大的方面，我至少有这样的考虑，就是以史为鉴，对事不对人。写文坛的人和事，我关注的是真实的大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作家和文人（包括某些文艺界领导人）的真实处境。我认为在过去岁月里，大家都有点身不由己，发生的事情———作家、文人们（还包括某些完全无辜的普通小人物）的遭遇，就连文艺界领导人也难以完全承担责任。我写文章，决不是去追究个人责任，而是要让读者看到真实的历史环境和人的真实处境，从这里边来反思历史，得到教训。再就是要将自己摆进去，这是真真实实的自己，错误就是错误，忏悔就是忏悔，不作任何掩盖。在具体写文坛的人和事时，如何避免出错，我觉得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按照传记作品的要求，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对事实既不夸大，也不缩小，要反复核对，做到客观、准确。我虽拥有笔记、日记、参考资料、脑子记等优势，但我仍然十分谨慎，怕自己有误。有时有些有印象的事，手头没有资料的，我就去问当年的老上司或友人；自己跑到图书馆去查阅那时的报刊，一定要将时间、地点、在场的人等弄得确切，才敢下笔。“对事不对人”这一条对我很重要。写作协那些大的运动，如反胡风，反右派，1964—1965年的党内文艺整风，要使事情的来龙去脉等呈现清楚，不涉及人（包括仍健在的活人）是不可能的；但写清事情是目的，不是为了针对任何个人。凡涉及活人，我格外慎重，只将他涉及的事情客观地讲清楚。可以披露他当年真实的观点，但对人则充分留有余地。如他的某次讲话，我的笔记本有全文，我仅引用很少部分，能够讲清问题，这就可以了，决不采取所谓“揭短”的态度，这正用得着“宜粗不宜细”这句话。因为第一，你面对的是你尊重的一个犯有错误的好人；第二，在大环境里，他既显示了自己弱点也有他处境的难处，好些人，包括我自己不也是这样吗？况且当事人近年已有所反思。这就是我尝试写文坛人和事时，不能不时时顾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