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适从
—一篇受批评的小说《关连长》
文学批评如果实事求是、比较准确，可以促进创作。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批评者的动机是好的，恐怕效果也就难说了。
最近曾和文艺界一些老同志一起反思50年代初期的某些文学批评。一位老作家说：文艺界对一些文艺工作者打棍子，戴帽子，并非始于“四人帮”。一位批评家说：解放初期，一大批作家对新生活、新社会怀着极大的热情，愿意歌颂它，表现它；即使由于不够熟悉生活和描写对象而在作品中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人家歌颂你的热情总该肯定呀！好像连歌颂也不行。人家歌颂你：“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你马上给他堵回去，无敌的力量从何而来？这就弄得人瞠目结舌，不知所措了。我知道他指的是作家碧野写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挨批评一事。我也确实看见过“歌颂也不行”这样的例证。那是50年代初期对《人民文学》发表的一篇小说《关连长》的批评。
这篇小说的作者朱定，当时是参军不久的一个年轻人。1950年发表的这个短篇，很可能是他的处女作，被编辑选中发表。
小说写得相当朴素自然，真实感人。它从一位参军不久的青年知识分子、连队文化教员的观察感受角度，写攻打上海战斗中人民解放军的一个连队。它有“父亲一般”的关连长，“母亲一般”的指导员，连队气氛团结和睦，纪律严明，战斗情绪高涨。在攻打上海近郊一座红砖楼守敌的战斗中，关连长和连队干部发现敌人竟将一群孩子（学校的学生）关在楼上，把无辜生命推上炮火前沿，妄图阻止解放军前进。这是多么卑鄙无耻。人民的军队自然要想方设法避免这群孩子的无辜牺牲。关连长于是决定不用炮火，而是近距离短兵相接，用步枪、机枪瞄准消灭敌人。关连长和连队干部身先士卒，迅速消灭了敌人，解决了战斗，救出了孩子们，而关连长自己却在这场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这样一篇颂扬解放军的基层指挥员为了人民而英勇战斗、善于战斗的光辉形象的作品，究竟有什么错呢？可是小说和据此改编的电影，却被扣上了许多顶帽子，把它说得一无是处。什么“以庸俗的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歪曲了我们人民解放军的革命人道主义”、“严重歪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形象”、“把我军指挥员写成没有高度战略思想的拼命主义的冒险者”、“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等等。读者不禁要问，怎样才算是不“庸俗”的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呢？怎样才算不是拼命主义呢？怎样才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呢？按照批评者的逻辑，是不是处在这种特殊境况下的解放军要无所顾惜，不讲究战法，不设法保护孩子，硬是用炮火朝楼房轰击，才算是无产阶级的“从广大群众的长远利益出发的”人道主义、才算是“现实主义”的描写呢？……但是假若作者真的这样写了，那么一定将有一顶更大的帽子“作者竟敢捏造事实，污蔑解放军惨无人道”在等着他。这样的批评，真是弄得作者无所适从啊！大概只有搁笔不写，才算是没有毛病了。
中国“作协”反胡风运动一瞥(1)
周扬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他长期领导文艺界。人们不会忘记，粉碎“四人帮”后，他在思想文化战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对自己过去工作里某些失误诚恳检讨，一再向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同志表示道歉，尤其赢得了人们对他的敬重。
当事情涉及建国以来文艺界的某些重要历史事实，而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见证人，觉得需要做某些必要的补充或“更正”时，我便想到了周扬这种正视历史、正视事实的精神。
近读江西《百花洲》发表的李辉同志写胡风集团冤案的《文坛悲歌》。作者下了不少功夫，收集资料，采访今天仍幸存的许多当事人，写成30万字的大块文章，受到读者好评。但我仍然感到有些不满足。正是在周扬实事求是精神的感召之下，我就与胡风集团冤案有关的自己的见闻，略述几点，希望有助于读者了解真相。
当1954年11月中旬，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主席团联席扩大会上周扬作《我们必须战斗！》显示“战线南移”（注）的主调发言时，我看见满座皆惊，连坐在主席台上的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和中国作协主席茅盾也显得举措不安。他们毕竟是局外人，对发动这场运动的背景情况恐怕也是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因而难免要察言观色，改变自己的尴尬状态。等到稍稍弄清楚了情况，才有后来以文联主席或作协主席身份所作的批判发言。郭沫若、茅盾也好，老舍、巴金也好，这几十年的角色不好当呀！我这里的意思是说，尽管郭沫若、茅盾批判胡风集团的发言很尖锐，但无论如何他们不能算是运动的发动者。
1953年9月第二次文代会后，中国作协领导班子改组，邵荃麟任党组书记兼《人民文学》杂志主编。这时《人民文学》编委会改组，邵荃麟“网罗”胡风任编委（自然是得到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同意的）。邵荃麟主持《人民文学》编政时所做的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是连续发表“胡风集团”有才华的作家路翎描写抗美援朝战争的小说，其中最著名的两篇《初雪》和《洼地上的“战役”》立刻引起很大的反响和争议。著名的评论家、作家巴人曾发表文章推荐（初雪》。一位正在写战争题材长篇小说的作家说，读了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他的厚厚的一叠小说手稿可以烧掉了。（这位作家后来在反胡风运动中受了领导严厉批评。）但是反对路翎小说的声音也很强，《文艺报》很快发表部队评论家侯金镜批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的长篇文章，认为小说写战士恋爱，违反了部队纪律。（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改组的《文艺报》领导班子中，张光年取代冯雪峰任主编，侯金镜调任副主编。）此外还有一些粗暴批评小说《初雪》的文章。我作为作协的一名工作人员，耳朵里听见作协内部一些人的叽叽喳喳：邵荃麟来自“国统区”（尽管邵是1926年的老党员），他偏爱胡风集团的作家（尽管邵1948年在香港主持批评胡风的思想是人所共知的），轻视、排斥解放区的作家。这些话虽说当时还端不到桌面上来，但已经使人感受到一种气氛，有一股压力：即在某些搞写作的人看来，并不是路翎的小说不好，路翎的小说之所以必须批评，是因为他是胡风集团作家！这就有点对人不对事的味道了；不管你是邵荃麟也好，陈涌也好，谁推荐胡风集团的作品，谁讲路翎的小说好，谁就是危险的！笔者愿意在这里讲个小插曲。陈涌是延安“鲁艺”出身，周扬的得意门生之一，解放初期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阿垅（“胡风集团”重要理论家）。反胡风运动开展后，《人民文学》的编辑受命组织陈涌写批评路翎小说的文章。但陈涌看过路翎的全部小说尤其是长篇《财主的儿女们》后，对编辑说，路翎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这对路翎就算是很肯定的评价了。陈涌后来虽说也发表了批评路翎小说的文章，但调子自然不是很高的，显然跟某些人的想法有距离。陈涌当时在何其芳任所长的文学研究所工作；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据说跟他对胡风集团的“右倾”不是没有关系。在周扬，这真有点“挥泪斩马谡”的味道了。总之，1953年、1954年之际笔者在作协接触的虽是些小小局部，亦能感知反胡风运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如果亲胡风，或跟胡风有历史联系，这也算犯了大忌。胡风在抗战时期主编《七月》、《希望》两刊物，很多当时解放区的作家在上边发表作品。而在反胡风运动中，这些人几乎无例外地受审查，不少人被划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在战争烈火中成长起来的高级将领、作家，任华东文化部副部长的彭柏山，也被无所顾惜地开除党籍、撤除公职，长期下放劳改。其中一个因由是他在30年代和胡风有过历史关系（实际是左联的工作关系），解放初期又有接触。有才华的诗人鲁藜、胡征（曾长期随军二野，出版过出色的长诗《七色的战争》）等，被划为胡风反革命分子。至于有影响的诗人艾青、田间，老资格的参加过长征的冯雪峰，则被认为是“胡风集团”的“盟友”！
1955年继开展大规模反对胡风集团运动之后在作协党内开展了反对“丁、陈反党集团”（波及冯雪峰、舒（群）、罗（烽）、白（朗）等人）的斗争。一位文艺界领导同志讲话开导我辈说：“丁、陈集团（自然包括跟他们较接近的艾青、田间等党员作家。艾青后来被划“右派”。田间蒙宽大，未划。）是实力派，实际是胡风集团在党内的后援与盟友！”那么，这个隐患不挖出来，那还得了？果然在1957年，丁玲、冯雪峰、艾青、罗烽、白朗等人都被划为“右派”。周扬发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长文，批判这些“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
中国“作协”反胡风运动一瞥(2)
1955年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随后在全国大规模开展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群众运动的前奏或序曲。作协“五人小组”（其名单李辉文章中有披露）中有的成员，一个时期曾搬到公安部门去办公，编辑收缴来的那些“胡风集团”“密信”。随即立功了，作协的运动受到毛泽东主席表扬。这的确是毛主席当时树立的一个样板。毛主席领导搞运动向来重视“以点带面”取得经验。因此后来某些中央部门为推动肃反运动开展，曾请作协五人小组的成员前去作报告，介绍成功经验。后来这五位负责人经过调整，增加了张光年、郭小川，去掉了康濯和阮章競。此后他们不仅是领导接着而来的反对“丁、陈反党集团”斗争的核心班子，也是领导作协反右派、反右倾（而诗人郭小川却在1959年发表诗作《望星空》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后来离开了领导班子）、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核心班子。他们长期在作协掌权，其中的刘白羽、张光年两位实际是周扬最信任的“智囊”，参与领导整个文艺界的核心人物。
像这样开展大规模的运动，对文化学术界知识分子上升到“敌我矛盾”进行批判，惩治，恐怕跟延安时期敌我斗争环境严酷情况下，批判王实味等人取得的经验不无关系。不久前发表的读者已经熟知的关于王实味案件的文章，披露了当时的一些事实真相。此外还可参看周扬发表在1942年7月28日—29日《解放日报》上总结和“托派分子”王实味斗争的长文：《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1958年，《文艺报》把延安时期遭批判的“大毒草”：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拉出来，再事批判、鞭挞、示众，所写的编者按语送给毛泽东主席。毛主席重写了按语，但看来对《文艺报》这一做法是肯定的、支持的，这无异将延安时期树立的样板再次亮出来，同时对已被打倒的丁玲、艾青、萧军、罗烽等人再甩几重鞭，起到“儆百”的作用。在延安的批判运动中，一些作家、理论家已经成了行家里手，所以在反对“胡风集团”的斗争中，他们又重操旧业，驾轻就熟，得到充分发挥。记得1955年5月下旬《人民日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公布之后，文艺界召开了声讨、批判“胡风集团”的大会。许多著名文艺界人士纷纷登台表态。唯独美学家、翻译家吕荧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说：胡风可能有错误，但他是思想问题，不是反革命。而当时就有一位平素温文尔雅、颇具绅士风度的诗人、理论家突然走上台去，粗暴地驱赶吕荧并高喊“不许为反革命分子胡风辩护！”的口号。这看来有点出人意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他是领导当时作协运动的“五人小组”成员之一。
舒芜的材料在报上公布后，作协很快组织人到可疑分子家中去收缴信件，笔者曾奉命去绿原家中，绿原说信件早已上缴。把私人来往信件寻章摘句加以编排公之于众，并且作为给人定罪、惩办的材料，这在当今世界也是极为罕见的。而这个反“胡风集团”运动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的。最高领导人带头开了无视国家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言论、通信自由权利的先例，自此以后，凡开展政治运动，对那些斗争对象，便没有任何界限、禁例了。被整对象的私人日记、书信、手稿等等一切皆在收缴之列，“文化大革命”期间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本来在中国，公民没有隐私权，历来如此；抄家流行了几千年。我参加过1955年、1957年上半年作协党内反对丁陈“反党集团”的一些会。在一次大会上，会议的领导者动员了一位女性作家发言，“坦白”她同“反党集团”人物的关系，讲明“坦白从宽”。结果这位女作家不得不把同那位文艺评论家（“反党集团”重要成员）发生两性关系的种种细节 ，两人被“隔离反省”后秘密通信联系的方法等等统统抖露出来，成为所谓“爆炸性的发言”，射向“反党集团”的一颗“重磅炸弹”。而她自己后来并未受到宽大，仍被划“右”。至于在小会上呢，那些延安时期的老战友们，无情地揭露对方的种种隐私，包括属于私人生活范围的事———比如这个男作家曾跟某某女人同居过；那个男作家看见离异后的前妻，两人“抱头痛哭”之类；还有作家观察了解生活的行为、方式———比如东北某大城市光复后，某作家去某妓院遗址看看———统统抖露出来，统统在揭发批判之列。特别对已经成为斗争对象的人，哪还有什么个人的“隐私”可以尊重，还有什么作家的创作事业和创作活动的特殊需要以及个人的面子、人格尊严需要尊重呢？要“剥掉画皮”嘛！这是斗争中流行的一句话，对元帅彭德怀如此，对丁玲、艾青等人也是如此！中国本无保护人的隐私、尊重人的人格尊严的传统，一到20世纪中叶，这些沉迷于“斗争哲学”的人们，已经将“揭隐私”“揭老底”发展到极点。只要能达到打倒一个人，把人“搞臭”的目的，什么手段不可以使出来？私人信件、“桃色纠纷”等等都在收集之列，然后加以上纲，作为置人于死地的“有力武器”。其后的肃反、反右的扩大化、反右倾，以至“文化大革命”，不都是这样“运用”的吗？
中国“作协”反胡风运动一瞥(3)
1978年深秋，粉碎“四人帮”后一年多，《人民文学》杂志邀请一批全国知名的文艺界人士开座谈会，茅盾及原文艺界一些著名负责人到会讲话。会议的主旨是酝酿恢复文联、作协组织。其中一位原文艺界的领导同志讲话，涉及了过去文艺界反对“胡风集团”的斗争。他以一个熟知内情人的口气说：那些“按语”（指《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胡风集团”三批材料的按语）除涉及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即关于“图腾”的那段按语）毛主席不便自己写，其余的都是毛主席写的或者经过毛主席定稿的（大意）。当时这位领导同志讲话的意思，听者们还不明白吗？
以上所写，就是我的点滴见闻。至于是否能够比较接近历史的真实，也就难说。探讨历史真实，是为了今天、未来的借鉴，而不是去纠缠过去。在这种共识之下，我相信个别领导同志也会像周扬同志那样实事求是地修正自己对过去的认识。正是这样，我才敢于冒昧地写点涉及过去的小文。我随时准备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正确批评。
注：《战线南移》是剧作家胡可写的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一个剧本。当时周扬的发言把批评俞平伯、批评《文艺报》转向反对“胡风集团”，被人们戏称为“战线南移”。
写于1990年
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1)
舒芜，原来姓方名管，安徽桐城人。人们往往认为，他是我国清初桐城派古文大师方苞（方望溪先生）的后人，其实并不是，他和方苞是同里同姓不同宗。但是，作为一位著名的古典和现代文学的研究家、编辑家、杂文作家，他是有家学渊源的，这里且不详论；只说舒芜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70年代在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他是一位辛勤、本分的劳动者。那时我天天路过人民文学出版社（那会儿叫14连）从山坡上开出的一大片菜园和猪圈。每天在那里干着整地、育苗、锄草、浇水、担粪、喂猪等活儿的，也就是舒芜、冯雪峰、牛汉、绿原他们几位。他们被认为是“有问题”的，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可是出勤干活却特别认真，常见他们扎起裤腿、汗珠挂在脸上。
新中国成立后，舒芜大名远扬的自然是50年代初期，他发表在中南地区的《长江日报》，而被转载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在《文艺报》上发表的《致路翎的公开信》，以及1955年对“胡风集团”揭发批判升级时，用他的名义刊登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而今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早已彻底平反。然而历史地看，舒芜在这一案件的前前后后，究竟扮演什么角色，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这是我感兴趣，并作了些材料的积累和思考、探索的。我很早就知道舒芜同志，但平时并不来往。只是因为要探寻上述问题、核实事实，了解具体细节，才同他作了交谈。因此我写此文的动机，与舒芜本人没有关系，文责由我自负。当然，我希望这个问题的探索能给历史、给读者提供一点思考的线索，也欢迎批评。
一、舒芜的《论主观》———五十年前一大公案
舒芜的《论主观》，洋洋两万七千多字，可以算作一篇哲学论文吧。这篇1944年2月写成两次稿的大作1945年1月发表于胡风在重庆创办的《希望》杂志第一集第一期上。写作这篇论文的舒芜年方22岁。当时他已在一所大学教国文课并自己选择研究先秦的墨子哲学。其实舒芜本人并没有进过大学，抗战初期他是个高中生被迫中途辍学，以教书谋生。逐渐地由小学教到中学，再到大学。他可算是自学成才。他的学问文章怎样打下基础的呢？据他自己说：“我进初中之前，在家塾里读四书、五经、古文、唐诗。同时在家塾之外有机会读到两类书：一类是宋明理学书，理学终于不喜欢，对哲学理论的兴趣却培养起来，使我后来搞过哲学和哲学史之类；另一类是中国新文学书，包括了新文学几大流派的主要代表作家的好些名作，读来读去，最吸引我的终于是鲁迅、周作人的散文集，尽管一个尚未进初中的孩子当然有许多不懂，却分毫不妨碍兴趣。”（见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舒芜文学评论选自序》）那么，他为何从研究古代的墨子转而写像《论主观》这样的现实哲学文章呢？这就要说到他和胡风的关系了。凡是读过鲁迅作品的人都知道，胡风从30年代起就是鲁迅身边有名的左翼文艺批评家，抗战初期更创办了有影响的《七月》杂志。后来在重庆，他是周恩来信任的跟“周公馆”常有联系的“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坚分子、重要工作人员之一。舒芜是通过当时年轻小说家路翎的介绍认识胡风的。那时舒芜走的是纯文学研究的路，已在《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上发表了墨学论文《释无久》，还写成了哲学论文《论存在》、《论因果》、《文法哲学引论》。舒芜将这些文章带给胡风看。胡风立即热心地将《论存在》推荐给《文风》杂志，将《论因果》推荐给《中原志杂》，将《文法哲学引论》推荐给《中苏文化》杂志分别发表，并且将墨学论文《释无久》介绍给陈家康看。陈家康是胡风在周公馆的熟朋友（后来是新中国一位著名的外交官），他是研究墨子的。胡风给舒芜写了信，将这些情况告诉他，并就根本研究方向提了建设性的意见。他主张舒芜最好不要搞纯学术，而是结合现实谈现实的文化问题，这是最急迫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舒芜是考虑、采纳了胡风的建议。陈家康看完了舒芜的文章后对胡风说，他想请胡风约舒芜见个面。胡风于是带舒芜到当时主编共产党的公开刊物《群众》的乔冠华那里去，约好了陈家康同时去那里，大家会面。这次见面，舒芜和陈家康、乔冠华之间谈论哲学、学术问题颇为热烈，陈家康谈墨学研究，对郭沫若的尊儒贬墨之论很不满。乔冠华说要发起纪念费尔巴哈，来强调哲学上的“感性”原则。他说我从德文原文译了《费尔巴哈论纲》，比已有的中译本准确。将他的译文稿给了舒芜，要舒芜准备写文章参加纪念（后来纪念并未实行）。胡风只在一旁听着。陈家康、乔冠华都是周恩来身边的得力助手，两人都是共产党内的才俊之士，两人同岁，都到了而立之年，也就是说比舒芜大9岁。陈家康的谈吐、见解，比乔冠华显得稳定而老成，更受胡风欣赏，也同舒芜颇谈得来；乔冠华气宇轩昂，胡风后来回忆说他有点儿恃才傲物，但学术见解有时使人感觉似“客串”，也略显浮薄。1942年上半年，毛泽东主席在延安作了整顿三风（党风、学风、文风）的讲话，发动了整风运动（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当然，在党内，“三风”主要针对的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影响。在1943年，整风的主要文件及精神已经通过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带到了重庆。周恩来身边的几位思想活跃的秀才像陈家康、乔冠华、胡绳（曾经帮助邹韬奋编《大众生活》，当时编新华日报第四版，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等纷纷根据自己对整风文件精神的理解写文章。陈家康在《群众杂志》上发表《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乔冠华在《中原》发表《方生未死之间》，胡绳写文章提倡“新理性主义”。这几篇文章总的倾向可以说都是批判在重庆进步文化圈子内一些人感受到的那种庸俗社会学的“左”的简单化，沉闷僵化的教条主义，还包括宣泄一部分由此而产生的苦恼。当然这跟延安的整风目标还是隔着一段距离的，或许根本就没有对上号。较值得注意的是陈家康那篇，对借以唬人的僵化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实质和危害作用的揭露批判有一定分量。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个“自然生命力”的论点，这可能是指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但提法欠缺科学的准确性，且容易引起误解。而舒芜在1944年2月写成的《论主观》中，倒是捎带批评了“自然生命力”这种观点。他说：“人既是人，其所发挥的，就只能是那有机的统一了自然生命和社会因素而不可分的主观作用，自然生命力不再能藏在任何里面而自有其作用；以自然生命力为武器的企图，实不免徒劳”，这“表露出费尔巴哈的倾向了”（见该文第十二节）。我提到这些是想说，自从胡风介绍舒芜认识周恩来身边几位有才华的、比他见闻、阅历更加丰富的共产党员知识分子并成为朋友后，在谈学术，交流观点时，不能不相互受影响，当然也有发现彼此的论点分歧而产生争论甚至冲突，这都很正常，然而并不妨碍彼此的交往、情谊。从舒芜这边来说，他1943年酝酿、1944年2月写成《论主观》，不能说，他没有受到在他之前发表的几位共产党员知识分子反教条主义文章，尤其陈家康那篇《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的影响，虽说个别论点彼此有争议。还有，他们的文章，包括舒芜的《论主观》都是在延安整风这个大背景下写出的，这也无法否认。在胡风介绍舒芜同陈家康他们交往后不久，胡风告诉舒芜，陈家康、乔冠华、胡绳他们几位发表的前述几篇反教条主义文章，在党内受到批评，认为他们是用唯心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一个共产党员新闻、宣传工作者被视为“宣传了唯心主义”，这个批评不能不是重的。很快，陈家康被调回延安，舒芜收到了一封百感千思的告别信，并附赠他一副自作的对联：
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2)
胼胝穷年 蝼蚁稊稗屎溺
荆榛满眼 孔孟黄老申韩
这副对联中的一些字，我对今天的年轻读者稍加解释。上联两句都是《庄子》书上的话。“胼胝”是讲手掌、脚底因长期劳动磨擦而生了茧子。（见《庄子》“让王”篇：“颜色肿哙，手足胼胝。”）“蝼蚁稊稗屎溺”见《庄子》“知北游”篇。在庄子看来，像蝼蚁这样的小昆虫，像小米、稗子这样的草本小植物以致屎尿这等排泄物都蕴含有“大道”（真理）。所以上联是说：穷年累月，辛辛苦苦地在最平凡最卑微的现实中研求真理。下联是说：满眼都是荆棘杂草，尽是儒家（孔子、孟子）道家（黄帝、申不害、韩非子）之流，而没有墨家的地位。这副对联有没有“弦外之音”呢？我不好判断。但至少可以说是低调儿的，掺和点发牢骚的味道。
这件事情过去之后，舒芜的长篇大论《论主观》却写成了，被胡风发表于1945年1月出刊的《希望》杂志创刊号上。胡风先生对此作是如何评价的呢？舒芜在文末附录了胡风的两点意见：“似乎《论主观》还有不少的弱处。例如，今天知识人的崩溃，这普遍现象没有触及；这是由于把对象局限于所痛切关心的一方面之故。例如深入生活这一论题，还把握得不丰富，或分析得不深；这里由于实践精神不够强的缘故。总之，胸襟还不够阔大。”胡风还在本期的编后记中说：“但《论主观》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这问题所涉甚广，当然也就非常吃力。作者是尽了他的能力的，希望读者也不要轻易放过，要无情地参加讨论……”最近《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2期）刊登的胡风《文稿三篇》，其中第三篇《关于乔冠华（乔木）》（1977年7月18日完稿），涉及了《论主观》发表后的一些情况。《希望》刊出舒芜《论主观》，惊动了周恩来同志召集一次座谈会，参加人有茅盾、乔冠华、冯雪峰等人。胡风说会前他到乔冠华房里，见他将《论主观》的内容写了个提纲，他的态度是基本上同意舒芜的，提纲是作为发言的底子。但会上关于《论主观》他只谈了几句，就再没有发言。而胡风自己，他说他在会上对周恩来同志和大家说明了，他发表《论主观》是想引起批判。我想胡风这里说的“批判”的意思，可能跟解放后搞运动，发动了对某个人的“批判”，那意思还不大一样，并非对舒芜文章全盘否定，而是引起讨论、批评的意思。他在编后里说得明白，《论主观》是“再提出了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因之，“希望读者不要放过，要无情地参加讨论”。会上的发言，除了冯雪峰肯定作者用心是好的，其他人对《论主观》持批评态度，有的近乎指责，说作者是“卖野人头”。但这毕竟还只是内部小范围的批判。胡风在《希望》杂志第一集第二期上又接着发表了舒芜的长篇论文《论中庸》，继续发挥《论主观》的观点。
最早“闻风而动”写文章公开批判《论主观》的是黄药眠，文章的题目是《论约瑟夫的外套》。舒芜的《论主观》强调“新哲学的约瑟夫阶段”的概念，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哲学）的斯大林（约瑟夫）阶段。那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为避开反动人物的注目，进步人士写文章，常以“新哲学”代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名字卡尔、伊里奇、约瑟夫来称呼他们。在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的活动中，重庆进步文化界有人（例如侯外庐）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斯大林阶段”的概念，给舒芜很深印象。他写《论主观》时便发挥了这个概念。所以，黄药眠的《论约瑟夫的外套》这意思，也就等于说“论披着斯大林的外衣”，无异说作者舒芜是打着马列主义旗号来反对马列主义，那只能是马列主义的敌对者了。
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胡乔木从延安来重庆，找了胡风说要找舒芜见见面谈谈《论主观》、《论中庸》的问题。胡乔木认为作者好学深思，但文中有很多问题不妥当。舒芜接胡风信，便从百多里以外的地方乘船专程赶至重庆市区。胡乔木同他谈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张家花园文艺界抗敌协会胡风住的房间，胡乔木讲，你是哲学唯心论、主观唯心论。舒芜不服，同他辩论，反反复复同他辩论这两句话，谈了一下午。最后胡乔木约舒芜第二天“到我们那儿去谈”，也就是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去谈。第二天上午周公馆的谈话，胡乔木、舒芜而外，在座的还有胡风和地下西南局文委的负责人冯乃超、邵荃麟，他们都只是听，一言未发。谈话中，胡乔木说：你要知道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区别无产阶级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而你将他们混淆了，要以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取代无产阶级革命性！胡乔木还说：毛泽东同志指出，什么是唯物论？就是客观。什么是辩证法？就是全面。你《论主观》，恰好是反对客观。你的《论中庸》恰好是反对全面。胡乔木这两段话，给舒芜印象最深。舒芜不接受胡乔木这些批评，同他反复辩论。最后，胡乔木激动起来，拍了桌子说：“你这简直是荒谬！”谈话继续不下去了，正好服务员来通知吃午饭，准备饭后接着谈。及至午饭后，胡乔木说：很抱歉，下午周恩来同志要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他也要参加，没法继续谈。下午，舒芜去买了第二天早晨的回程船票，晚上舒芜又到张家花园胡风房间里，忽然乔冠华来了。他一来就开玩笑说：我是代表我来的。原来，那时乔冠华在南方发表文章，常署“乔木”的笔名。胡乔木一到重庆，便有了南北两个“乔木”，进而文化界有所谓“二乔之争”的趣闻。乔冠华也借这个玩笑，表明他是代表胡乔木来的。接着他拿出胡乔木一张条子给舒芜，条子上说：上午我态度激动，很抱歉。我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希望你留在重庆再谈一谈。过两天伯达也要来，他也想和你谈一谈。然而舒芜已买好回程的船票，只好婉谢。乔冠华又闲谈一阵而去。这次他没有对《论主观》问题表示任何态度。乔冠华走后，冯雪峰来了，这是舒芜第一次认识冯雪峰。冯雪峰好像已经知道胡乔木谈话的事，他明确表示了对于《论主观》的态度，对舒芜说：你是主张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理论上武装自己，而且要把自己炼成钢筋铁骨，这是对的。但是，钢筋铁骨怎么炼？要在群众中斗争中炼。这一方面你却忽略了。
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3)
隔了三年，即全国革命胜利前夕的1948年，香港党的地下文委的一批理论家，仍然是胡风的老熟人邵荃麟、乔冠华等人，在3月创刊的《大众文艺丛刊》上连续发动了对胡风思想包括舒芜《论主观》的公开批评。这次批评的特点是规模比较大、比较系统，将舒芜的理论、路翎的小说创作实践，联系胡风思想一起批判。并首次提出了胡风的文艺理论“显出一种宗派主义的倾向了”。这些批评文章包括：《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大众文艺丛刊》同人）、《论主观问题》（荃麟）、《文艺创作与主观》（乔木———即乔冠华）、《评路翎的短篇小说》（胡绳）、《略论个性解放》（默涵）。后来这些文章很快收入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集》中。我作为一个中学生，在国统区的武汉读到这部书，可见其影响还是相当大的。
我没有机会读舒芜的《论主观》，胡风的挨批评的文章《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的这篇文章和舒芜的多篇作品如《论中庸》、《思想建设与思想斗争的途径》、《个人·历史与人民》、《关于思想与思想的人》、《论“实事求是”》、《我的聪明》（这篇文章是对黄药眠《论约瑟夫的外套》的反驳）、《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是直到1955年全国范围大规模批判胡风集团的运动中，才从作协下发的铅印五辑《讨论胡风文艺思想参考资料》中读到的。
现在略说几点对《论主观》的批评、讨论及《论主观》这件公案的看法。
1. 关于人类的主观，即主观能动作用，这个问题是完全值得探索、讨论的。马克思的革命哲学毫无疑问十分重视人类的主观、特别是掌握了马克思革命哲学即先进世界观的人们所起的能动的、革命的作用。这一点，马克思在1845年春天写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得最明显不过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象、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马克思又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以上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毛泽东也非常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称这种区别于旧唯物主义的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实践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参看《新民主主义论》第3节）。什么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就是说反映了对世界正确认识的人们的主观实践，能够能动地有力地推动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国革命的胜利，不就是在与中国的现实、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正确指导之下，千百万人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所取得的吗？所以毛泽东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见《实践论》）毛泽东还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人的主观意识在一定条件下起的主要作用。”他说：“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见《矛盾论》）所以当人们说，“精神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你可不要轻率地、简单地断定他是“主观唯心论”。
2. 关于文艺创作中的主观作用，即人（作家）头脑的主观能动作用，即胡风先生常说的“主观战斗精神”，也不宜轻率地简单地扣一顶“主观唯心论”的帽子，而给予否定；相反地，应当积极地肯定并认真地研究、探讨它。前几年提出和讨论“文学的主体性”，无疑对文学创作活动起了积极有益的作用。但是批评这一观点的人们，我的印象，往往只是简单地强调唯物论的反映论，好像文学创作只是去“反映”客观的一面简单的镜子，实际上否认了它是比蜜蜂从花粉酿蜜要艰辛得多的再创造，是大脑极为神妙、精细、复杂“加工”的产物，而使自己陷入形而上学庸俗唯物论。说实话，那些年、包括40年代末期，仅是从“唯物”、“唯心”的分野批评舒芜《论主观》的人，也有这种倾向。事实是，在文艺如何反映和表现生活这个创作的大问题上，建国以后若干年，也长期存在着“左”的简单化的连“理论”都够不上的“政策”。给我印象深的是某些“领导”文艺的人提出所谓“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三结合”的“创作方法”。这样极其荒谬的所谓“方法”，在“四人帮”江青之流弄权时期，更是猖獗一时，这是中国文艺界和文学创作者的大灾难。这样的方法能够“创作”出来哪怕一部站得住脚的作品，恐怕太阳也会从西边出来了!这样的结合，作家、文人自然是最可怜最屈辱的一个角色了。“领导出思想”，作家还要什么思想、更不用说独立的思考了；“群众出生活”，难道还需要作家对生活长期的积累，独特的观察、感受吗？还有不公式化、不一般化的文学创作可言吗？作家只不过是“我———大人先生们”雇佣的一个可怜的会说话的、会写字的工具而已!而同作家的思想、对生活的观察感受密不可分的技巧，在他们看来，则不过是某个工匠依样画葫芦的雕虫小技罢了。这正是反映了江青一类封建主义思想和倒行逆施的文艺写作观。他们是从庸俗“唯物论”堕落到彻底的主观唯心论了!所以直到今天，假使“左”的指导思想和政策的影响仍然存在，那么就仍有深入研讨“文学创作与主观”或“文学的主体性”这个问题的必要。
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4)
3. 舒芜的《论主观》有没有错谬？肯定是有的。主观问题既然值得探索，就不能够不允许作者在思考、探索过程中发生一些失误。何况是个22岁的青年！一位导师说过上帝还允许青年人犯错误呢？至于《论主观》对于当时党在白区贯彻实施正确路线究竟有什么大的妨碍，则是我不了解的，不敢妄加推测。当然在探索过程中确实有过这样的情形即真理往往向前走一小步，便成谬误。舒芜也是这样。《论主观》中，对人类的主观作用强调过分，便走向绝对化，犯了片面性，违反了科学唯物论。例如对人类主观发展史三阶段的论断，便是使精神抽象化，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的唯物论，于是自然就授人以“唯心论”之柄。对错谬的东西，完全可以批评。但批评仍然可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仔细区分是朋友还是敌人，如是对朋友就宜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并站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唯物论的立场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说理。像黄药眠先生的批评整体估价是说人家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敌对者，这就谈不上实事求是、与人为善了。40年代末期大众文艺丛刊的批评者们，鲜明地指出了别人理论有“宗派主义倾向”。但第一，自己的态度似有“马列主义仅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味道。其实学术问题最好是持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平等讨论的态度。第二，既然如此居高临下，有时就难免论据不够充足，不是求是、冷静地分析。个别文章更有挥舞棍棒的色彩。这都是可以引为借鉴的。
4. 舒芜的《论主观》在对问题的探讨过程中，有没有可取之点呢？也是有的。例如第九节，他主张“对于新的探索和追求，如果真正发现了错误，固然要严格的批判；但更重要的，是要小心细致的，甚至像淘沙拣金似的，把其中正确的因素发掘出来，发扬起来，帮助它的成长。”“今天，由于批判的接受遗产这个口号的提出，对于古代某些最反动的学派，都已经在用着这种淘沙拣金的功夫，何独于现实的新探讨新追求反这样苛刻呢？对于旧的东西就心平气和委曲求全，对于新的东西就痛心疾首求全责备，这种态度早就为鲁迅先生斥责过了。”再如第十节，作者并没有否定阶级存在和阶级意识，而只是说，具体的人是生活在错综复杂的社会里，其生活不能是纯粹的“本阶级的生活”，其所接触的人物事象也不能是纯粹的“本阶级的人物事象”，所以其本身的阶级属性也就不那么完全而纯粹，其相互之间的区分，也不一定全是那么“楚河汉界”了。至于精神文化上的阶级基础，乃是最不能轻率判断的东西……这些本来是对的，但在批评时却先设定是“反对了阶级论的观点”，而作为“水”泼出去了。再如，第十一节指出的，今天，“文”有“坛”，“学”有“界”，“影剧”有“圈”，文化工作者、知识分子，最容易陷入其中……于是，就以其缺陷聚在一起，互相陶醉，为了一点可怜的小利害而争夺抢攘，不能感到此外广大世界的存在，把工作的社会意义忘记得干干净净”。因此，作者建议文化工作者要努力突破各种小圈子，生活就能开阔。这个建议本来是正确合理的。但在40年代末期批判者的眼中，是完全无视的。不仅如此，因当时首次对以胡风为中心的理论家和作家进行“集团”式的批判，在批判中不仅不区分被批判对象其观点中的错误和正确的部分；而且也不去区分胡风的观点和舒芜的观点，或舒芜的观点和路翎的主张或胡风的理论除了其共同点，究竟还有什么差异性；而作为“团体性”的错误，放在“一锅煮”了。如果是为澄清对手的错误而开导读者，其效果可想而知。
5. 人们只要冷静地了解舒芜在40年代初期写作针对现实问题的文化、哲学论文，包括《论主观》的来龙去脉，以及研读《论主观》之外本文前面列举了的那一时期其他多篇论文，便可以得出看法，舒芜不是进步力量的敌人。相反地，是倾向进步的，进步人士的友人。其文章所犯错误，是一个追求学习、进步的人，在探索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而且，无法否认，有些文章并无大错；有的明显可以看出，是作者学习、阅读了整风文件后的作品，如1946年发表在《希望》第二集第三期的《论实事求是》及《希望》第二集第四期上的《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