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舒芜“起义”真相
我先说说舒芜解放前夕、解放初期在南宁不甚为人知晓的一些经历。解放前夕，他是南宁师范学院的教授。南宁解放，他作为一个进步人士、民主教授，受命接管广西一所有历史影响的中学———南宁高中，任校长。身为学者、文化人，他还兼任广西省人大代表、广西文联研究部长、南宁市人大代表、市人民政府委员、市文联副主席、市中苏友协副会长、市保卫和平委员会副会长，等等。光这些兼职，便可见出解放初期他是个大忙人，除了教学，他还要参政议政，参加各种工作、学习会议，要花很多时间精力投入社会活动。在南宁，舒芜被吸收参加了领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工作。他是以改造者的身份出现在当地知识界的。但是，他明白，他在全国文艺界，是处于被改造、待改造的地位。那时广西的要务还是清匪反霸，恢复社会秩序等等，还没有人顾得上《论主观》之类的问题。但是，1950年3月12日和19日，《人民日报》分别发表陈涌、史笃文章，批判阿垅发表在天津和上海的《论倾向性》和《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两篇论文，这是解放后首次对胡风派文艺理论家进行公开批评。胡风将这些情况写信告诉舒芜。当时舒芜要设法将《论主观》等文结集出版（后未实现），胡风表示赞成，告诉舒芜：《论主观》是一大公案，迟早要公诸讨论的，不如自己早点将它结集出版，让解放后的读者看得到；自己再附一篇文章，该解释的解释，该自我批评的自我批判。胡风这封信，自然给舒芜极深的印象。接着，1951年5月20日以《人民日报》社论起头，发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兼及其编导、主要演员及赞扬《武训传》的文教界人士。全国各地报纸很快刊出了不少著名人士的批评、检讨文稿。1951年下半年，全国文联决定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11月24日北京文艺界召开整风学习动员大会，胡乔木作了《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周扬作了《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的讲话。文艺整风和文艺工作者改造思想，批评、检讨之风迅速吹向全国，包括南宁。在学习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热潮中，舒芜更经常想到自己身上还有《论主观》这一大公案，想到胡风关于这一大公案迟早要公诸讨论的预言，想到胡风劝他作自我批判的话。这期间他同广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出身延安鲁艺的陆地同志有一次闲谈。陆地讲了延安整风的情况，当时鲁艺及其领导人周扬挨了批评，说他们是关门提高。但是，周扬接受快，作了自我批评，很快取得了主动，这是舒芜前所未知的。舒芜本来对周扬持怀疑态度，想到30年代他和胡风发生纠葛的往事，怕他利用文艺整风对文艺界同胡风关系密切的人施加报复。但听了陆地同志一席话，他受到鼓舞，觉得并不是周扬挟嫌报复的因素在起作用，而是毛泽东思想确实是治病救人的。他回想《论主观》核心是要求个性解放，而个性解放是解放以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大力批判的，他自己参加思想改造领导工作中也是常常发挥这种批判的。他想胡风劝他作自我批判，大概也就是指此而言。他开始考虑，要将《论主观》的错误自己先提出来。经过一段时间思考、酝酿，他写成《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寄给他当时经常发表文章的《长江日报》。《长江日报》于1952年5月25日见报。这就是《人民日报》1952年6月8日转载，在全国发生很大影响的那篇文章。其后，舒芜又在《文艺报》上发表《致路翎的公开信》。应北京之邀，1952年12月，舒芜在北京东总布胡同中国作家协会，参加了周扬主持、很少几个人参加的帮助胡风检查思想的会。这就是舒芜的“起义”。在胡风派的作家中，他确实是第一个检讨、批评自己的人。今天重读他的文章，仍然觉得他的检讨是真诚的。但是有些话也难免言过其实了，如“我之所以写出《论主观》那样一些错误文章，实在是因为当时好些年来，厌倦了马列主义，觉得自己所要求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个性解放’，碰到马列主义的唯物论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简直被压得抬不起头来……”。《致路翎的公开信》则牵涉对胡风派的作家、友人的进言、批评，也算是一种“觉今是而昨非”，告别过去的行为。他的并未“觉悟”的友人们，自有对他不满的观感。
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5)
但平心而论，舒芜的检讨自己、批评别人、告别过去的行为，从当时的大气候来说，仍然是可以理解的。正因为他是一个长期追求民主、进步的人，他热忱拥护共产党、毛泽东同志和解放后的新秩序；而广西地方党和政府待他不薄，给以深重礼遇，在他准备离开南宁去北京时，广西省委宣传部负责人还挽留他，准备让他担任省人民政府文委秘书长或省文联主席（原来兼任省文联主席和省文化局长的周钢鸣同志打算专任文化局长）。正因为如此，他更可能“反求诸己”、“严以律己”，在得到文艺整风的信息后，他决定主动检讨自己的过去。所以关于舒芜的“起义”，我不大同意流行的两种说法。一是说他“投机”，这样从个人动机来解释他的行为，我觉得，确切的说法，还不如说他是大势所趋，求得自我精神负担的解脱。另一种说法是，他偏处一隅，处境不好。他不甘寂寞，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而孤注一掷。但广西虽然偏处一角，他的处境并非不好。他迫切要求离开广西，乃是为了摆脱那种成天开会，送往迎来的社会活动家的生活，更害怕陷入省文委秘书长之类的行政工作。他明知到北京来只是做一个普通编辑，但这工作毕竟比较接近于文艺和学术。后来的事实证明，舒芜仍然是写文章、做学问的那个舒芜。下文要说的，他参加对“胡风集团”的揭发，也仍然是身不由己。
胡风和“胡风集团”问题在解放后逐步升级，有许多复杂因素。我们看到比较明显的因素有，一是以胡乔木同志为首的当时在重庆、后来在香港批评过胡风和胡风派文艺观点的人们，他们并未忘记，这桩公案并未了结，胡风和他的友人们并未表示接受批评。那时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环境。而现在共产党在全国建立了新政权，胡乔木兼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是身份、地位很高的思想、宣传工作重要领导人之一，帮助胡风和他的朋友们解决严重的思想问题，这件事迟早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二是周扬和胡风这两个30年代的“宿敌”，迟早会较量一番。但周扬而今是正当名分的分管文艺界的中宣部副部长，他有明显的优势；而胡风作为一个团结对象的党外民主人士，处于被动地位。周扬并未忘记过去，包括他所了解、掌握的重庆、香港时代的一些是与非。1952年周扬通知胡风来北京讨论问题。两人见面谈了十来分钟话，其中周扬一句极有分量的话，是说胡风在重庆和“才子集团要好”。“才子集团”是指重庆时期的乔冠华、陈家康、胡绳等人。胡风直到这时候才知那时党内有“才子集团”的称谓，而“才子集团”在党内整风运动中是受了批评的。周扬这句话暗示了许多东西，胡风自然是能够领会的，一是说你胡风在重庆就不正确，你在共产党内关系密切的，是党内受了批评的“才子集团”那些人；二是暗示胡风，这些“才子集团”的人，后来也批评了你，你在党内文化界现在再也难以找到有地位的支持你的人了，相反地，批评你的人会比香港、重庆时代更多……我们这里还要说说，在1952年至1954年，胡风问题再次提出来，由内部少数人的小谈升级到1953年初，《文艺报》公开发表林默涵、何其芳批评胡风的文章《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再升级到1954年12月8日，周扬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讲话：《我们必须战斗！》由批评《文艺报》的错误，转向批评胡风……当此之际，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对批评胡风的问题给予了关照和对胡风本人也表示了关心。据舒芜回忆，1952年9月至12月，周扬主持的小范围批评胡风会，开会期间，总理指示周扬，帮助胡风自己检讨，只要检讨了别人不必多批评，一次不行，多谈几次，多谈几次还不行，再公开批评。可是，当胡风表示有些批评一时难以接受，需要时间消化……林、何文章很快就发表了，对胡风由内部小范围批评、帮助，升级到全国范围公开批评，而且上了“反马克思主义”之纲。周总理原来的指示，很快被突破。胡风在《关于乔冠华》的回忆（见《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二期）中也说，即使在1954年周扬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胡风在会上作了感情激动的发言，批胡的事态正在扩大，其发展难以预计时，周总理仍然派乔冠华、陈家康、邵荃麟找胡风个别谈话，给予关照。总理说，应检查思想，应该打掉的打得愈彻底愈好，这才更好建设新的。但是，要实事求是，不能包，包不是办法。然而，事态后来的发展，跟总理说的“实事求是”，要胡风“打掉应该打掉的建设新的”的设想，真是南辕北辙了。即使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在如此微妙复杂的局势中，也难以起到缓冲、抑制的作用，而是身不由己地被局势推着走。更难以设想像舒芜这样一个和胡风派有牵连的普通文艺干部，在那强大力量面前，能够独立地自行其是了。下面我就要说舒芜交出胡风的信件和整理信件的事。其经过情形，《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一期《第一批胡风材料发表前后》（舒芜答问，奚纯整理）已大体披露了。我想强调的是，第一，胡风给舒芜的信件，属于私人、朋友之间的书信往来。任何一部现代意义的宪法，大多写进了“公民有通信自由”这一条。尽管舒芜对胡风给他的信保存完好，但舒芜和中国任何一个公民恐怕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将这些私人信件交出来；而且由舒芜那儿得到的信件，再引起联想、奇想，要所有得到胡风私人信件的人们和“分子”与“分子”之间，将私人信件，统统交出来，并由专门机构专门人员“梳理”，加上批语、按语、注释，形成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文件，发行数十万册，这更是一般人难以预见的。真是开了中国历史的新页。事情本来是再简单不过的，在1954年底，1955年初，舆论界受命开展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人民日报》一位女记者向舒芜约稿，舒芜答应写一篇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据舒芜讲即使是重庆时期，他也感觉胡风先生排斥人太多，似乎没有这个必要。例如他不赞成胡风、路翎对沙汀作品持贬低的态度。而舒芜是欣赏沙汀小说的。那位女记者向舒芜约稿，舒芜就想写写胡风的宗派主义这个题目。文章交稿了。但舒芜没想到阅读者（显然不是约稿编辑一个人，而是还有审稿者，审稿者的上级、甚至上级的上级……）更感兴趣的是稿件中所引胡风的信件。第二，又出舒芜预料的是，组稿人要“借”胡风的原信去看一看。舒芜设想，可能是编辑部要核实文中所引胡风的信，遂很“乖”地，将保存完好的胡风历年信件交给女编辑。第三，再出舒芜意料的是，女编辑通知舒芜中宣部林默涵处长为谈他那篇稿子的事要召见舒芜。去了之后默涵处长谈的却是：“你的文章和胡风的信，都看了。现在大家不是要看舒芜怎么说，而是要看胡风怎么说了。”林默涵将胡风的原信拿出来，只见上面画了许多记号，打了许多杠杠。林处长说：“可否把这些重要的摘抄出来，按内容分成四类？”于是由他口授一篇大文章的提纲：“一、胡风十多年来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我们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二、胡风十多年来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我们党所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艺队伍；三、胡风十多年来为了反对我们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为了反对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怎样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四、胡风十多年在文艺界所进行的这一切反党的宗派活动，究竟是以怎样一种思想、怎样一种世界观作基础的。”那么要舒芜做什么呢？也就是照葫芦画瓢，将重要的材料摘抄出来，填充其间罢了。再就是按林默涵要求的，将原信中不易懂的词句，如“两个马褂”、“豪绅们”等作些注解。我曾设想，舒芜可否拒绝这样做呢？这是不可能的。当时党中央机关在人们心目中极具权威地位。由中宣部管文艺的处长亲自召见并布置任务，在那种情况下，不仅仅是舒芜，任何一个干部也难以拒绝代表组织的人交代的任务。除非他真是个“抗拒党的领导”的人。还可以设想，即使舒芜拒绝了，胡风的一百多封原信俱在，这篇已拟定提纲的文章，还愁做不出来吗？当然，林默涵等领导同志，设想还是更周到了，由曾经保存原信的人用他自己的名义整理、披露这样的材料，其效果岂不更好？于是舒芜难以拒绝、也必然会充当这些信件的整理者、揭发者这样一个角色。而策划者们是隐身在后边的。这件事，其真相的曝光，是在35年后的1990年。在这之前一个很长时期，有谁知道，胡风的原信是怎样取自舒芜手里，经由《人民日报》、经由中央宣传部，直送毛泽东主席的呢？还有谁知道，交出胡风原信，并非舒芜初衷；信件并不是舒芜自动整理，而是文艺处的领导人、或许还有更上级的指示，出题目做的文章？这一点我们不好无根据地随便推断。不仅如此，信件材料整理后在很短几天内，曾“连升三级”：舒芜交给林默涵的是《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经过林默涵、周扬同志研究了呈送给毛主席亲览后，变成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而到1955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题目又必需升级成《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了。所以，未曝光的过去三十多年，许多人包括文艺界的一些人推测判断，胡风的信件以及编成的材料可能是舒芜其人“品行不端”，为了自己邀功，不惜以朋友的牺牲作代价做出来的。舒芜无可避免地，也就落下一个“叛徒”“无耻”之类的冤枉名声了。
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6)
事实上，舒芜并没有从“起义”、按照要求提供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而捞到什么好处。1955年蒙“区别对待”，没划成胡风分子。但在隔了一年后的1957年，反右扩大化，舒芜仍被扩大为右派分子。舒芜是著名的杂文作家，他在1956年发表的《说“难免”》可算是杂文名篇。我记得毛泽东主席在某次讲话中曾给予关注。毛主席从宏观的角度考虑，觉得执政党在执行政策过程中，有些问题由于缺乏经验，发生一些工作中的失误，是难免的，不应对此求全责备，《说“难免”》是犯了另一种片面性。然而舒芜批评的恰恰是，如果微观地看，“有些领导干部，把‘难免’二字作为免战牌，陶醉于‘运动是健康的，成绩是主要的’，于是把‘亡羊补牢’的善后工作草草了之”。至于舒芜1957年被扩大进右派队伍，是不是“难免”的？我没有考察。从其后几十年来看，尽管遭遇曲折、坎坷，舒芜毕竟不失学者、文人本色，除了在运动中几度劳动改造，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付出了夫人惨死的代价；但只要给他以文墨生涯求生存的机会，他便回到书斋中去，过着淡泊的物质生活，并尽自己所能，在文化积累上为社会、人民做出自己的贡献。《李白诗选》的编选、注释，《中国近代文论选》、《康有为诗文选》（以上二种与陈迩冬、王利器等合作）、《舒芜文学评论选》、《周作人的是非功过》等著作的出版，就是他努力的一部分。
对于舒芜的“起义”和揭发“胡风小集团”材料事件的客观评说，我觉得舒芜的老朋友、老同事聂绀弩先生所论是比较合乎实际的，现引录如下：我看过忘记了名字的人写的文章说舒芜这犹大以出卖耶稣为进身之阶，我非常憎恨。为什么舒芜是犹大，为什么是胡风的门徒呢？这比喻是不对的，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面前摆着一架天平，一边是中共和毛公，一边是胡风，会看出谁轻谁重？我那时已五十多了，我是以为胡风这边轻的，至于后果，胡风上了十字架，你是否预想到，不得而知，我是一点未想到的。正如当了几十年党员，根本未想到十年浩劫一样。……然而人们恨犹大，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之类，真是怪事。我以为犹大故事是某种人捏造的，使人转移目标，恨犹大而轻恕某种人。（见《聂绀弩诗全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418—419页。）1996年2月5日完稿（载《黄河》杂志）附：就教于何满子先生一、何满子先生有“病”“何满子”原是古代舞曲的名字。元稹《长庆集》中有《何满子歌》云：“何满能歌声宛转，天宝年中世称罕。婴刑系在囹圄间，下调哀音歌愤懑。梨园弟子奏玄宗，一唱承恩羁网缓。便将何满为曲名，御谱亲题乐府篡。”我知道当今有位何满子先生，在“胡风集团”冤案中，他也“婴刑系在囹圄间”。因之他也是“下调哀音歌愤懑”。在我主持《传记文学》杂志工作期间，曾于1990年第5期发表他的大作《“胡风集团”冤案中一个小人物的遭遇》。他的遭遇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而是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所以他的“哀音歌愤懑”是很值得人们同情的。而今他恐怕早已“一唱承恩羁网缓”了吧？最近看到他的散文自选集，被列入中国作家协会的散文、杂文候选名单中，我甚为他高兴。满子先生现在也仍在唱他的愤懑之歌。我不大理解今日他内心的愤懑为何如此之多？但我觉得他有点儿变调了。听朋友们说，近数月他以79岁之高龄在各报刊发表了十多篇大著都是“愤怒声讨”他心目中“十恶不赦”的大“叛徒”舒芜先生的。也有人赞赏说这都是“剥舒芜画皮的”。我一听这调儿不对呀，都什么时候了，“文化大革命”已过去三十多年，政府、社会早已赦免了先是在道义上做了对不住朋友的事，后来很快也成了受害者，且近来又作了沉重检讨的舒芜先生（请参看舒芜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2期的《回归“五四”后序》），为什么何先生还在造他的反，剥其“画皮”，揪住不放，揪个没完呢？何先生“不准革命”，岂不超出《阿Q正传》中赵太爷好多倍。可惜那十几篇大作我无缘得见。不久前，一位朋友寄给我何先生发在《上海戏剧》本年第4期“热点话题”栏中一篇最新大作《学者的“伪装必须剥去”》（副题是“说舒芜和胡风冤案”）。朋友说“这篇是最长的，也剥得最彻底”。我一看文章的标题便怀疑何先生莫不是有病了？这类让人心惊肉跳的标题对于过去一些年中国那些饱经“红色恐怖”和“左”的政治迫害的知识分子，太耳熟能详了。说实话，我只要夜间做噩梦，仍然多半是梦见别人在“剥”我的“伪装”，撕我的“画皮”。我们决然不愿再回到那个时代去，永不！我相信何先生也是这样的。但是为什么何先生又用同样的办法去打同样受过迫害、背着沉重负罪感十字架的舒芜先生呢？而对于“总督们”，他不敢、也早原谅了他们。对于舒芜这样无权无势的一个平民，他则决不饶恕。细细拜读何先生大文，则我更相信何先生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何先生在其新作中说：“中国人如有谁最害怕胡风冤案平反的，舒芜当是第一人。”我不知其根据在哪里？但如果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我相信何先生是第一个揪斗舒先生的人，并且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有何先生这篇新作中那些极其愤怒、仇恨、谩骂，扣帽子，揪辫子，打棍子，无限上纲、夸大的语言作证。为了不污损拙文的语言，恕我不一一引录，请读者诸君自去查阅何文，看何先生是不是这样？看我讲的有夸张、吹牛的地方没有？何先生除了被“文化大革命”细菌感染，得了不轻的精神方面的病（我决无意诅咒何先生，而是事实是这样）；在精神方面，何先生似还有一种癫狂病，这种癫狂状态，就是陷入癔想，失去分寸感。例如我在《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一文中，只不过表示了对舒芜先生过去处境一定的同情、理解；反过来我不很同情、相信那些以前的“祭司长”、“长老们”为自己所作的说明和辩解（而何先生是信的，说他们“其言自当可信”），因为我对他们的了解毕竟比何先生多一点。而何先生就说我第一“用第三者口吻讲出了舒芜在《回归“五四”后序》中要说的话”，（笔者按：这句话我认为大致是对的。）“以吹捧法张扬了舒芜……‘学术’上的丑表功”；第二“开脱舒芜1955年的那场献信告密助成冤案的道德责任”。第一、本人平生从不吹捧人，也不懂得什么江湖上的“吹捧法”。但是我明白了，如果我不认为舒芜先生是“走错了房间”的“小政客”（何满子先生原话。至于舒先生是不是学者或政客，是不是学术成就比何先生高或低，我想不在本文中讨论或判断，读者自有公论。）那在何先生，我就等于是吹捧舒某人了。第二、如果我对舒芜先生过去的处境和遭遇有所同情或理解，在何先生，我就必是为舒先生“开脱道德责任”了，只有像何先生那样“革命”得可爱，将舒芜这号“理应分尝罪恶的苦果”的人永钉耻辱柱上，那才是不为其开脱罪责。于是何先生得出总体看法：我和舒芜这个“罪恶的”“小政客”“呼应得如此默契，姑不论灵犀相通的原由，至少可以证明世上也真有吃舒芜那一套的人；因而唱和吹打之间，旧闻便被炒成了新闻。”我在文中曾说了一句“写此文的动机，与舒芜本人没有关系”，何先生为我批注曰：“奇怪，何必要特地作撇清关系的表白呢？有关系也不妨呀！”请问何先生这样编派我，究竟有何根据呢？
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7)
二、《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一文写作及发表经过我在《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一文中的基本观点没有改变，我仍然觉得何先生语失分寸的癫狂状态是一种精神方面的毛病。我对他同情、怜悯多于反感。我更不愿意跟尊敬的何先生卷入笔墨官司。但是事情的原样怎样；究竟谁在炒旧闻为新闻，不是依何先生的主观编派为转移的。所以关于那篇拙文写作情形，也可稍讲几句。在我主编文化部主管的《传记文学》杂志9年期间，应编辑同事之约，曾在杂志上设了“蔷薇花瓣”专栏，以伍宇笔名，较系统地写了过去几十年我亲见亲历的文坛往事和逸闻，陆续于刊物连载。在1994年至1995年，香港乐府文化出版社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先后编辑成书出了海外版（书名叫《中国文坛写真》）和国内版（书名叫《中国三代作家纪实》）。《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一文是我经过多年材料收集、积累和酝酿，1995年准备写出放在“蔷薇花瓣”专栏的一篇文稿。因为这个题材一直是个空白，没人写。我也知道这是个敏感的题材和人，尤其舒芜先生这个人在一些人中名声“臭”，一般爱惜自己名誉和想过安宁日子的人，是不会去跟这个题材沾边的，况且写作上难度也不小。尽管如此，为填补文坛史料空白，我必须写出此稿。所以其后拙作写出，我特意在文稿中声明“写此文的动机与舒芜先生没有关系”，这是实话实说。与何满子先生臆想的相反，我不是要摘除我和舒先生的关系，而是要如实地讲清舒先生和我写这篇文稿的关系：这篇文章是我主动要写的，倘若出了什么毛病，文责完全由我自负，当然跟舒先生无关。除非想把水搅浑的人，才将事情颠倒过来说。1995年8月1日，我走访了当事人舒芜先生。在这之前发表于1989年和1990年《新文学史料》杂志上林默涵先生写的《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舒芜先生的答客问《第一批胡风材料发表前后》等有关资料我都看过，访当事人舒芜先生，主要是想直接了解一下当事人在这件事情上的真实心态。促使我写这篇文稿还有两个动机，就是想为五十年前舒芜的《论主观》（舒芜《论主观》于1945年1月在胡风先生创办的《希望》丛刊上发出，距1995年正好是50年，所以我那篇文章的第一个小标题是“舒芜的‘论主观’———五十年前一大公案”，这“五十年”可不是随便写的，从这里也可以侧证我的文章不是像何先生主观臆想的，像某些人将文章当“热点”商品那样“炒卖”出来的。）这一公案和其后挨批的冤案，作一清理，这在我头脑里已经酝酿好久了。再是读了聂绀弩老人论“总督”和“犹大”的那封信给我的触发。尽管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但我至今觉得绀弩先生的论断非常精辟，带有一定的真理性，并不因为何满子先生哪年哪月同绀弩谈了而绀弩表示收回，就丧失了其客观的真理性，所以我也不必非去寻满子先生的大著《虫草文辑》看看不可。这是人类估量事物的一般常识。1995年年底前我草就了该文初稿，但这时突然通知我下岗离休，好些杂事需要处理，没时间将文章修改定稿，直至1996年2月5日才定稿。当然随着杂志主编易人，《传记文学》“蔷薇花瓣”专栏也停办了。这时又正逢我即将出发赴美探亲，匆促之间我于3月初将稿送至发行量还可以的我认识的北京一家纪实杂志的执行主编。临登机前我与她通了一回电话，她让我放心，说该文她已阅过，会争取用的。可是等到我1997年1月份自美探亲归来，仍未见拙文刊出，时间已过去快一年。我于是再询问那位主编，她的回答仍然是他们准备用，请我再等等。我失去耐心了，决定将稿件取回，另投它处。2月5日临近春节，我去该杂志社将稿件取回。2月5日是个什么日子呢？正是头年我那篇稿子定稿日。我不由苦笑了一下。在一家杂志社坐冷板凳将近一年，这就是这篇小稿最初的命运。在中国尝第一口螃蟹的人，遭遇往往不会很好。个中滋味我已领略多回了，不算什么。我遂将稿件投向经常发表文化评论一类文稿的山西《黄河》杂志。负责此栏目的谢泳先生很快赐信于我，说该文即将刊登。不过该刊是季刊，最快也得第二期刊出。但刊物因故延至第三期，方将拙文刊出来。这时我已听说舒芜先生写有一篇关于自己的长文将刊于《新文学史料》第三期，两文面世时间如此巧合，这是没奈何的事。听闻舒稿即将刊出，我曾写信拙文发稿编辑，请他方便的话勿删篇末我注明的1996年2月5日完稿那个日期，结果也没有做到。
三、何先生为中国千年封建专制之影响减罪我曾在拙文《中国“作协”反胡风运动一瞥》（见《传记文学》1990年第5期及上文提过的我写中国文坛的两本拙著）中说：“把私人来往信件寻章摘句加以编排公之于众，并且作为给人定罪、惩办的材料，这在当今世界也是极为罕见的……最高领导人带头开了无视国家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言论、通信自由权利的先例，自此以后，凡开展政治运动，对那些斗争对象，便没有任何界限、禁例了。被整对象的日记、书信、手稿等等一切皆在收缴之列，‘文化大革命’中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本来在中国公民没有隐私权，历来如此；抄家流行了几千年。”这一论断，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但是何满子先生呢？他将舒芜先生“分封”为他的“误导构成建国后第一起冤案”。这不用说舒芜担当不起，就是中国任何普通干部也担当不起。我不否认舒芜交信有罪过，但任何事物都有其恰当的分量，过或不及都不客观。何先生的论断显然站不住脚。试问建国后多起大冤案，如潘汉年冤案、彭德怀元帅冤案，没有任何人“误导”，还不照样构成了吗？至于“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这样，只要江青、康生之流“国戚皇亲”一句话，不是即刻构成“某某人是特务”“某某人是叛徒”吗？何先生还说“由于舒芜始作俑的告密，导致了士风堕败，知识分子和全民道德大滑坡”。这固然“嘉奖”了舒先生有如此大神通。但何先生此类宏论，妙就妙在不仅仅开脱了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一贯鼓动人“检举、揭发、告密”，导致那班投机钻营、图“名”图利之徒道德沦丧及士风、世风日趋堕落之罪责；也掩盖了近现代提倡斗争哲学的人们的过错。
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8)
四、浅说“何满子现象”封建社会在中国已经寿终正寝，“文化大革命”已过去了好些年，但还是不乏个别人用封建社会刀笔吏“过于执”那一套主观推断、深文周纳，置人于死地和“文化大革命”中那一套姚文元式的无限上纲扣帽子、打棍子等等打人、整人的方式来说话、做事、写文章，动不动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整你个“你死我活”。他们没有尊重人、平等待人，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等现代人起码的平等、民主观念。他们语言粗暴，糟污，浑不讲理。语言的粗鲁，蛮横，不文明，反映了他们心灵的蛮野和黑暗，说穿了仍是“文化大革命”细菌在他们心灵里作怪。虽说有的人是过去政治运动及“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但他们却被“文化大革命”病毒感染了，从在压力下的自虐，到压力解除后反过来虐待他人。这真是悲剧。那么照此恶性循环，那自虐和他虐的“文化大革命”现象，“斗争哲学”的实行，还有完没完呢？所以“何满子现象”虽是个别人的现象，也具一定典型性。
五、给何满子先生送两副良药何满子先生攻击舒芜先生愿意回归“五四精神”。但我以为不可以人废言，“五四精神”不能攻击。谁都知道当年“五四运动”提倡的最主要精神是科学和民主，而何满子先生较缺乏的就是这种精神（我以为民主的最主要精神是人人平等的观念和尊重他人。而科学精神就是实事求是，就是理性精神）。五四将至，故特奉赠。
1998年4月28日完稿
记路翎(1)
假使不是当初胡乔木同志（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发了话（包括作家路翎到朝鲜前线去体验生活也是乔木指示安排的），又假使不是1953年下半年《人民文学》杂志的领导班子改组，很难设想从1953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季，这份权威的全国文学刊物会顺利地拿出那样多版面，以相当显著位置连续发表路翎描写抗美援朝战争的优秀短篇小说。
1953年7月，《人民文学》改组领导，老资格的文学理论家、作协新任党组书记邵荃麟兼任主编，作家严文井任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葛洛任编辑部副主任，胡风被吸收参加了编委会。
这时乔木发话了，要《人民文学》广泛团结作家，包括发表胡风、路翎等人的作品。
《人民文学》因而制定了新的编辑方针，强调广泛团结作家，题材的广阔和风格的多样性（那时还没有提出文艺的“双百”方针），这样来提高刊物的质量。
因此改版后的《人民文学》发表了一批老作家的作品，其中有些是佳作，如巴金的《黄文元同志》，艾芜的短篇《新的家》，骆宾基的短篇《年假》和《夜走黄泥岗》，舒群的《崔毅》等等。
但是发表胡风和“胡风派”最主要的小说家路翎的作品，要是没有主管文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胡乔木发话，那是谁也不敢做主，谁也没有这样大的勇气的。个中原因说来话长，老一点的文艺工作者都明白，主要文艺领导人之一周扬和胡风从30年代起就有讲不清楚的宿怨，那就宁愿和胡风及胡风派作家保持着一点距离。
许多人也知道，邵荃麟是1948年在香港主编《大众文艺丛刊》，主持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人之一；而在50年代初期舒芜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发表后，又是周恩来指定的在小范围内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核心成员之一。然而邵公和他的副手严文井站在执行党的政策的立场，不抱任何门户之见，没有丝毫褊狭情绪，接纳从四面八方走到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来的中国作家们的新作佳作。有的还通过版面给以强调。这样做的结果，改版后的《人民文学》立即听到了不同的议论。有位作家愤愤不平地说：“为什么对来自‘国统区’的那位名家的作品用大号字排，我的用小号字排呢？”刊物出了几期，嘁嘁喳喳的议论就吓人了：“邵荃麟原是在‘国统区’工作的，他重视来自‘国统区’的作家，不重视解放区的作家。”但是邵荃麟等人不为所动，因为这不是事实，也不合乎逻辑嘛。难道邵荃麟的副手严文井、葛洛不是来自解放区吗？难道《人民文学》对来自解放区作家的作品，不是该突出的也突出了，该强调的也强调了吗？发这种议论的人，是不是“派”感，“派”情太强了点？
当乔木指示了向胡风、路翎约稿，处在第一线的严文井、葛洛亲自出马组稿。胡风写了采访志愿军伤员的特写《肉体残废了，心没有残废》、诗歌《睡了的村庄这样说》。路翎甫从朝鲜归来，写出一篇又一篇小说新作。这些作品都循着编辑部三级审稿程序走。路翎的小说稿，从小说编辑唐祈（他原是“九叶”派诗人之一）到葛洛、严文井顺利通过了，最后拍板的是邵荃麟。在1953年下半年陆续发出路翎写抗美援朝战争的两个短篇《记李家福同志》和《战士的心》。
编辑部同志的印象是路翎的小说一篇比一篇写得好，而年前交来、1954年1月号发出的《初雪》，那更是让人刮目相看了。
《初雪》通过志愿军汽车兵刘强和他的助手王德贵闯过敌人重重封锁线往安全地带运送一车朝鲜妇女、儿童的故事，真实、细致地写出了两位志愿军战士不同的性格个性和美好、动人的精神面貌以及他们和朝鲜人民水乳交融的深厚情谊。从思想内容讲，作品可以说是一曲国际主义和革命人道主义的深情颂歌。从作品的艺术构思艺术描写看，它是对真实生活的重新锻铸、提炼，达到了诗化和美的境界，完全符合毛泽东主席讲的艺术的美应有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的境界。作家并没有着意编排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而是在真实境界的创造、人物心灵的深入、环境气氛的渲染、细节的精心选择等等方面下功夫，“红妆素裹”，织成一幅清新纯美的图画。论作品思想艺术的完美统一，论其艺术水平，应该说，这是建国以来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也是当时和后来描写抗美援朝战争最好的小说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建国以来优秀短篇小说选未将其收入是很可惜的。
《初雪》发表后，老作家、文学评论家巴人立刻在《文艺报》1954年第2号（1月30日出版）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了它。说它“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了“生活的最高真实”，而这“就是诗”，是“真正的艺术”。巴人还有针对性地讲到当时某些创作现状：“艺术成为‘习以为常’的事物的素朴的记录，其中没有‘提炼’，也没有‘发现’。这就是我所说的‘表面价值’。在今天，批评家应该肯定这‘表面价值’……然而读者也有权利要求：创造具有生活的更高真实的作品吧，创造那种使我们能更深切地了解生活意义的作品吧。”巴人对《初雪》的评论，是比较客观公允的。
然而不久即在《文艺报》上出现了不同意见。《文艺报》1954年第7号（4月15日出版）发表一篇“读者中来”，从助理司机执行“极其紧张极其危险的任务”，不宜在驾驶室里怀抱一个小孩这一细节以及司机和司助在执行紧张任务时不宜有“纠缠不清的想法”这两点来根本否定《初雪》。这位“读者”还说：“在朝鲜，这样的汽车，在司机座上，本来就可以坐三个人。常常也是让女同志或体弱的人和司机坐在一起的。自然如果真是这样，让母亲抱着孩子坐在司机座上，那么这篇小说的全部细节，也就落了空。”这样对作品挑剔式的“意见”，在当时也有一位到过朝鲜的作家发表过。他说“《初雪》不真实！”问他为什么不真实，他说：“一个司机斗里怎么能挤进去三个人？那个人还抱着个小孩！”这类“意见”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自然是十分可笑的。“鸡蛋里头挑骨头”仍然可以挑出几“块”来，并且无穷无尽。你说司机斗里可以坐三个人，他说司机斗里怎么容得下三个人？真要写司机斗里两个司机还带一个抱小孩的妇人，那么挑剔的意见会更方便地来了，“这样紧张的战斗，难道能容忍抱小孩的妇人坐在司机旁吗？难道生活真实是这样的吗？……”至于说在紧张战斗里不能容忍人们有“纠缠不清的想法”，那就根本否定了人们有心理活动存在，根本否定了有必要描写人们“纠缠不清”的心理活动，那还有文学艺术存在吗！但在当时，这样的“读者中来”可有“分量”呢！几句挑剔的话，不到1000字的“意见”，便轻而易举地得出路翎的创作倾向“不健康”，巴人的评论“完全是不恰当的”的结论。听这口气，哪里像个普通读者的！
记路翎(2)
尽管推出了像《初雪》这样的佳作，而在“来者不善”的“批评”出现的情况下，编辑部的同志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安。虽则，对这样的“批评”，他们并不感觉完全意外，因为自从刊物发表路翎的小说后，嘁嘁喳喳的甚至很尖锐的流言已经甚嚣尘上了。
记得编辑部内曾就路翎的小说开过一些会。大家各抒己见。有人觉得路翎的这些小说内容或有艺术上的某些缺点，但没有人认为路翎的小说有什么不健康倾向，《初雪》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短篇佳构。而大家担心的是那种简单粗暴、一棍子打死的批评，对创作的健康发展多么不利。
我因事见到主编邵荃麟时说起编辑部谈论路翎作品的情况。荃麟说：胡风文艺思想有错误，可以展开实事求是的批评，但胡风派的作家像路翎还是有才华的，他去朝鲜前线深入生活，我们应该鼓励。写了好作品更应该欢迎。粗暴批评只会妨碍创作的发展。往后他写了好作品，《人民文学》还是要继续发表。
当路翎的最新佳作《洼地上的“战役”》三审到了荃麟那儿，他仍是拍板发在《人民文学》1954年3月号的头条。
这里值得提出一说的是审稿、定稿，除了副主编严文井（严文井的编辑作风一向严谨、认真、细致），编辑部副主任葛洛那儿也是重要的一关。葛洛对小说艺术颇有修养、见地，且自己也实践过，他对作家们的稿件，一向要求严格，审读认真、细致，颇善“挑毛病”。解放战争期间他曾随军参战，调任前刚从朝鲜战场归来，说他是个“战争通”并不过分。路翎写朝鲜战争的小说，假如作者想“偷运”什么“私货”（后来的批评者语），在葛洛那儿是很难通过的。可是葛洛赞扬路翎的《初雪》、《洼地上的“战役”》写得好，写得动人。“洼地”一篇写我军内部的上下级关系，写我军和朝鲜人民的关系是真实的，既富人情味又有战地气氛，一般作者写不出来。路翎的才华是显而易见的。“洼地”一篇除了有的心理描写过细，没有什么大毛病。葛洛对作品的看法是比较稳实、客观、可靠的，这更坚定了编辑部当时一般不谙战争生活的人们的信心。
《洼地上的“战役”》，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有些人没读过，它经历岁月沧桑的考验，已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选中。不怀成见地看，它仍是一篇富有艺术魅力的值得一读的佳作。这篇小说的大胆、新鲜，也是它的麻烦之处在于涉及了战争中不同国籍、不同民族的人之间的爱情。我们知道人类古往今来爱情这奇妙的感情有时是逾越了国籍、种族、肤色以及年龄差异等等这样一些界限的，这不难理解。重要的是作者怎样处理。路翎的处理是正确的。朝鲜姑娘金圣姬一家人因为中国志愿军的军风（国际主义精神、助民为乐等等）而对他们十分好感；年轻、单纯的姑娘又由好感而萌生了对一个志愿军战士的爱慕遐想之情。对这种特殊际遇中产生的爱情之芽，你总不能说它是邪恶，你很难去苛责它，特别对作为老百姓身份、一个涉世不深天真未泯的少女来说。作者不过是借此生活中有时难免发生的特殊事例为“由头”来表现我们的战士，我们的军队。新战士王应洪一个心眼儿渴望参加正义战争，在驻地训练时助民为乐，根本没有爱恋民女这种“匪夷所思”。当然战地恋情又是在异国，本为军纪所不许。各级领导对此都是警惕的。一旦发现民女有此动向，而当事者的战士还浑然不觉，各级领导对这位战士（何况他还是平素表现很好、上进心强的新战士）亦不宜苛责，只能从爱护出发，给以适当的帮助。侦察班长王顺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言传身教，谆谆善诱，对战士的要求既严格，又能体察、体谅，终于使新战士王应洪本已自觉处理的感情波澜最后升华为为祖国人民、朝鲜人民而义无反顾地献身。其他像连指导员、团参谋长、团政委这样一些带兵的人也都是些既有高度原则性、组织纪律性，又通情达理的人，善于及时处理像发生在异国民女和新战士之间这样颇为微妙、敏感、棘手、又处在萌芽状态的问题，教育部队，教育战士本人。最后连朝鲜姑娘金圣姬在勇敢面对可爱的战士牺牲之时，感情也变得成熟、庄严而崇高了。在这些部队干部身上闪耀的正是我军以至我们民族那种实事求是、宽厚仁爱（对自己人、对朋友）富有人情味儿的优良传统。他们严格执行部队纪律、战地纪律。纪律在他们心中决非冰冷无情之物，而是入情入理地渗透进战士心里，变为他们自觉的行动。这样来表现我们的军队和军队干部究竟有什么不好呢？我实在纳闷了。作品的结局，新战士王应洪虽说牺牲了，（战争中难道可以避免好人的牺牲吧？）但整篇小说的调子是明朗、积极、深沉，甚至有点儿昂奋的。它虽也催人泪下，但决不是感伤主义的、“阴暗”的，而是光明的、向上的。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很成功，像王应洪、王顺等写得血肉丰满，且有发展、有深度。作者采用的细腻的心理描写手法，恰恰是当时一般文学创作所欠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