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洼地上的“战役”》发出后，取得了相当的轰动效应。文艺工作者、一般读者叫好的居多。读者踊跃的来信也证实了这点。
一位参加了陕北会战，正在写作战争长篇的作家说：“读了路翎的‘洼地’，我这一大叠手稿可以烧掉了！”
记路翎(3)
当时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有几位参加过战争、富有经验的女同志（她们的任务是读作品，专门研究创作的），读了“洼地”也感动得流下眼泪，对小说赞不绝口。
可是文艺界领导层的某些人，似乎已酝酿一股强大的反对路翎小说之风。
有一次周扬到作协来，创作研究室的女同志们向他称赞“洼地”这篇作品，周扬笑笑对他们说：“怎么你们还没学会区分小资产阶级感情跟无产阶级感情啊！”
不要小看周扬这句随便的话，细细品嚼可以体会，第一、周扬已经将路翎的小说划在“无产阶级”以外，即革命作品之外了，这意味着将要对它发动一场批评；第二、相应地，也要整顿文艺队伍内部。
果然，1954年6月30日部队文艺工作者侯金镜在《文艺报》1954年第12号发表文章《评路翎的三篇小说》，严厉指责路翎的“洼地”等小说，“对部队的政治生活作了歪曲的描写”，“已经发生了不好的有害的影响”。“洼地”“展开了纪律和爱情的冲突”，“想通过这样与纪律相抵触的事件来描写中、朝人民用鲜血结成的友谊是不可想像的事情。”“王应洪牺牲了，而同时‘鼓舞’他们前进的爱情也破灭了，故事结束时的感情就不能不是阴暗的。”“这篇作品实际上在某些读者的心灵深处也形成了一个‘战役’，在那里攻击了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支援了个人温情主义，并且使后者抬起头来。”这样看来作品的“罪名”很大，显然不是一般的缺点和错误，而是“歪曲”和“攻击”，只差没有说作者是“别有用心”罢了。但任何平心静气的读者都能看出，这些“罪名”是评论家不得不曲解作品的原意，勉强加给作品和作者的。甚至也可以说批评文章更主要的是冲着作者来的，而非单纯指向作品。那时许多读者仍记得在“洼地”之前还有《柳堡的故事》。这篇小说并被改编成电影，是一位部队作家写的。它不也涉及了部队战士和民女恋爱这样的问题吗？怎么没有人指斥它是“制造纪律和爱情的矛盾”，意在“腐蚀军心”呢！其源盖在于“洼地”这篇作品虽也无可指责，甚至产生了一定的轰动效应，而它出自胡风派作家之手，这就大成问题了。
可悲的是，侯金镜这篇文章也是奉命行事。金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身心遭受林彪、“四人帮”的严重摧残，不幸早逝。文艺界熟悉金镜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位尊重和爱护作家，每每对作家的作品提供实事求是的中肯批评和善意帮助的批评家。而在60年代中、后期，金镜对“左”的指导思想已有敏锐的认识和反思（这也是导致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的一个“依据”）。假使金境还在人世，相信他会比谁都早地主动出来澄清在批评路翎作品方面的失误。
1955年5月，随着“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的公布，侯金镜批评路翎所定的调子已经远远落后于形势了，随着路翎升格为暗藏的反革命骨干分子，他的所有小说，包括《初雪》和《洼地上的“战役”》都被指斥为“严密地设计”出来“挑拨中、朝关系”“反对抗美援朝”的“心灵腐蚀剂”。
我第一次见到路翎，是他在1954年11月14日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上发言，为自己不断遭受错误批评的作品申辩。他正处盛年（30岁刚出头），满头乌发；丰满的前额，英俊的眉宇，尤其那双又大又黑，明澈、深沉的眼睛，简直光彩灼人。路翎的坦诚、聪明、才华、灵气，便全部集中在这双眼睛上。透过眼睛这个心灵的窗口，完全可以窥见路翎那正处于创作旺盛时期的健康、充实、活跃的灵魂。路翎那天三个小时的发言，也是坦率而雄辩的，逐一反驳了批评家们对他作品不实的批评。我相信那天到会的许多人都会对路翎的青春风采，留下难忘印象。23年后的1978年夏季，我再见到路翎时，他已是个满头灰发，胡子拉叉，背微驼，语言、行动迟缓的老人，住在芳草地一间简陋平房里。他坐牢20年，于1975年被判无罪释放，安排在居民点扫街，月收入15元。粉碎“四人帮”后的数年，才逐渐为他落实政策，路翎的身体、精神，也渐有所恢复。然一生中最好的创作年华，已一去不复返了。
路翎的佳作曾长期蒙尘，遭受不公正对待，这是“左”的指导思想造成的历史曲折。但像《初雪》、《洼地上的“战役”》最初遭受冤枉、不实的批评，这里边恐怕也有文艺界某些人的宗派情绪这一复杂因素掺和其内，这也是应该记取的历史教训。但水退了石头还在，历史毕竟是公平的。
田间一瞬(1)
毫无疑问，田间和艾青是我国抗战初期崛起的最有影响的两大抗敌诗人。田间比艾青小6岁，他们都去过国外。田间1937年春去日本，抗日战争爆发即回国参加抗战。艾青去法国学美术，30年代初回国。两人都是左翼进步诗人，战前即发表诗作。但名声大噪，是在胡风先生主办的《七月》杂志上发表的那些抗日题材的诗，有些诗作在大后方（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尤其在知识界，差不多是人人传诵，家喻户晓的。艾青的诗比较抒情，田间多是句子精短、通俗的街头诗，被称为“擂鼓的诗人”。 两人风格各异，但都显大气。
我读艾青的诗，是在小学年代。最先读到的，是他的长诗《他死在第二次》。田间则是中学时期，读闻一多先生的介绍才知道的。他那些街头短诗，句子短，富于鼓动性，确实是他别具一格的创造。
有幸的是1953年初，我调到北京全国文协（1953年下半年二次文代会后，改名中国作家协会）来工作，我所崇敬的两位诗人，我先后都见到了。艾青是《人民文学》杂志编委，见到的机会多一点，有时也有点个别接触，主要是听他谈对诗的看法及延安见闻等。田间似乎刚调丁玲主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不久，做丁玲的副手，一边从事创作。在这之前，他任张家口地委宣传部长，已是党的一位高级干部。不久，他发表新作长诗《赶车传》（后来小说家赵树理很快将其改编为《石不烂赶车》在《说说唱唱》杂志发表，影响也很大。），还在《文艺报》发表小说《拍碗图》的片断。
田间和艾青，这两个来自解放区的大诗人，其个性、气质，是很不一样的。艾青虽是江南人，个头却不小，有点南人北相。一双大眼，最富灵气。田间是安徽无为人，算是江北人，但个头比较小，长得精干，面偏黑。艾青受法国文化影响，有点法国人的浪漫气息，说话富有幽默感，有时带点嘲讽味儿。田间似较正统，某种程度，像个做实际工作的干部，但说话温和，就是对青年人，也礼貌、客气。
我记得闻一多先生在抗战胜利后对他们两位的评价，那是高出于当年国统区的诗人的。闻一多说：“艾青当然比这（按：指闻先生过去选的一位诗人的诗）好。他表现人民及战争，用我们知识分子最心爱的，崇拜的东西去理想化……”而闻先生对田间的评价似乎比艾青还高。闻先生说：“胡风评田间是第一个抛弃了知识分子灵魂的战争诗人，民众诗人。他没有那一套泪和死。但我们，这一套还留得很多，比艾青更多。我们能欣赏艾青，不能欣赏田间，因为我们跑不了那样快。今天需要艾青是为了教育我们进到田间，明天的诗人。”闻先生还说，“艾青的《北方》写乞丐，田间的一首诗写新型的女人，因为田间已是新世界中的一个诗人。我们不能怪我们不欣赏田间，因为我们生活在旧社会中。我们只看到乞丐，新型的女人我们没有看到过。”
我那时年轻，我为生活在新世界自豪。我也很尊敬艾青、田间这两位诗人。我在他们面前是很谦卑的。可是1955年一个暑热天，我去作协一个平房宿舍找人，极偶然地撞见我尊敬的诗人田间遭凌辱的恐怖景象，却将我吓得目瞪口呆，一辈子难以忘怀。
我听见对面小院里有人大叫一声“我不想活啦”！一看是诗人田间，他从一个小屋里冲出来。他刚喊完，忽地从附近房里出来两个我熟悉的人，一位是来自延安的作家，一位是行政领导者。当时作协的内部肃反、反胡风运动正进入高潮，这两位均是领导作协运动的五人小组成员，他们立刻严厉地制止田间的喊叫。那位作家粗鲁地低声对他吆喝，“滚进去！滚进去！”那位行政领导人对他威吓：“再不进去，就对你不客气了！”一边说一边不由分说地将田间推进了小屋。
这一幕，太可怕了，一位向来受人尊重的诗人，人格尊严扫地已尽。那两位活像执行任务的公安人员，他们在我心中受尊敬的程度，摇晃了。但我想，他们虽是肃反小组领导成员，心里一定也怀着恐惧不安。因为当年有的肃反对象或审查对象是隔离审查，有专人监管。而像田间这样，因他早年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过诗作，他与胡风的关系当然也在审查之列。他被禁闭在这间小屋，肯定是要他交代同胡风集团的关系。但这是未加宣布的秘密禁闭方式。那种“与反革命分子的关系！”“莫须有”罪名的强大精神压力，和失去人身自由的孤独处境，可能使有尊严的诗人田间，突然感觉受不了，遂冲出房外嚷叫。而这又是绝不允许的，并且有失“密”之嫌。因之两人慌忙火急地将这个受审对象快速轰进屋去，也就顾不得自己也是文化界中人的尊严、体面了。
那年月，搞起政治运动来，文艺界的诗人、作家、理论家，常常倒霉地首当其冲。反胡风运动就是这样，不仅将国内外闻名的诗人、作家、理论家，轻率地毫不吝惜地打成反革命罪犯，且株连被怀疑与“胡风集团”“有关系”的作家、诗人。那么，不顾宪法、法律，剥夺这些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过贡献、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人的人身自由、践踏他们的人格尊严，似乎已成为不加介意的“家常便饭”。我亲睹的这一场景，不过是当年粗暴摧残知识分子、文化人尊严的一例罢了。
我在九年前发表的《中国“作协”反胡风运动一瞥》一文中说，“艾青后来被划右派，田间蒙宽大，未划。”那篇文章，考虑到那时环境，我是留有余地的。但田间喊叫受辱那恐怖的一瞬仍长存我心中，挥之不去。故写小文，供作镜鉴。
田间一瞬(2)
1999年4月14日
（载广东《读书人报》）
诗人胡征的遭遇(1)
我知道胡征，是在较早的时候。那是1951年，我在武汉《长江文艺》工作时，在汉口交通路（那时是一条书店街，后来成为鱼市）一家书店买得三联书店出版的胡征的长诗《七月的战争》。长诗写1947年夏天，刘（伯承）、邓（小平）大军从中路突进，突破国民党河南、山东两省之间的黄河防线，胜利进军鲁西南，从而为挥师中原，挺进大别山，打开了通道。这是一部大气魄的，激情丰沛，又因作者亲身参加了此次战争，而具备现场实感的，全方位表现战争的长诗，我从未见过中国一位诗人这样写战争，有这样大气魄的长诗，因之，爱不释手。而且从写作日期看，作者是1948年9月10日初稿，1950年5月末定稿，这说明作者写成初稿，是在随大军南进的征途之中；且从初稿到定稿，均离那次战争时间不远，我佩服作者写作速度和诗作的凝炼、概括能力。从此，我记下了诗人胡征这个名字。其后50年代初，我来北京工作，又购得他1954年出版的《七月的战争》和《大进军》两部长诗的合集，扉页上有刘伯承将军亲笔题词。此时我也知道胡征已调北京，在《解放军文艺》工作，并读过他写革命老区生活的《红土乡纪事》和《盐》两个短篇。
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有件事情让我觉得至为奇怪，愈是有才华的作家愈遭整而且是一抹到底，这是为什么呢？一个是路翎，从他的小说来看，旧时代，他揭露旧社会的黑暗；新时代到来，他热情投入生活，而且是去到准备要付出生命代价的抗美援朝前线，很快又写出多篇佳作，怀着虔敬、炽热感情来塑造志愿军指战员形象，作品使许多从战争中走过来的读者也深受感动。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反革命，而将其投入监狱，长期监禁呢？如果这样的人真是反革命，那被人称为神圣的文学写作就变成一文不值的可以作假玩魔术似的变戏法儿了。再一个就是胡征。诗人胡征本来是《解放军文艺》小说组的主要编辑，又当编辑又写作。听说比胡征小几岁，当年还是无名作者的杜鹏程，他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在发表前，作为此稿编辑者的胡征，就曾给过他帮助。因之谦虚的杜鹏程曾将胡征当做老师看待。论胡征作品的影响，那部刘伯承将军亲笔为其题词的战争长诗，在1953年出版后，曾连印3次，短时期内，累计印数接近8万册。我的印象，当年没有任何一个名诗人出的诗集，能达到如此创记录的发行量。
记得1954年某天在我们编辑部主任葛洛办公室，我曾同来访的诗人胡征匆匆见过一面，那年他30多岁，显得非常精神。葛洛介绍，胡征是他在延安鲁艺同学，后来又同在第二野战军当随军记者。可是没过多久，胡征突然脱下军装去陕西省作协了，可能是专业创作吧？1955年反胡风运动一来，胡征很快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从此下落不明。这也是使我非常纳闷的。胡征不是周扬的学生吗？他离周扬近，跟周的对立面胡风远；建国后，周扬在“鲁艺”的学生，哪个不神气？不是地方文艺官，就是专业作家，他怎么是胡风分子呢？我想他顶多是抗战时在胡风编的刊物上发过作品。而据说，当时由于邮寄不便，解放区作家的稿件是经周恩来带出去，交给胡风选登的，这怎么能算在作家个人账上呢？难道跟胡风沾一点儿边，就是反革命吗？周扬是文艺界拥有实权的人，他为什么不保他这个学生呢？再则，胡征当年是在打蒋介石军队的战场上出生入死的。而按照毛主席定性，胡风是蒋介石国民党。胡征不仅在战场上打国民党，他写的作品，也是赞颂解放军打国民党，而且受到解放军最有名望的将领刘伯承将军充分肯定（据说刘帅曾逐字审阅胡征的战争长诗）。这更不合逻辑了，怎么打蒋介石的革命分子，一转眼，就跟蒋营垒站到一起去了呢？这些个疑团，我难以解开。
1960年，我去陕西出差，住在作协西安分会。有一次到《延河》编辑部去。在一间办公室里，陪同我去的一位编辑指着坐在一角侧着身对着我的中年人，低声对我说，那就是胡征，胡风分子，刑满出来后，放在我们这里做做一般工作。啊，胡征在这里。我心里暗自吃了一惊。但是不好吭声，也不便同他招呼，遂退了出来 。我知道这样人的处境，尽管是很好的人，处在此种境地，就如同印度的贱民，是“不可接触的人”。
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我重见胡征，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我喜欢他的文章和作品，更敬佩他的人品、人格力量。我在心里发出一声呼喊：啊，苦难养育出来的作家，你比你的某些同辈作家更加强而有力，更富有活力，更有后劲儿。你是生活中的勇士，也是笔阵中的佼佼者。
要详细叙说胡征的苦难遭遇，不是我这篇文章的任务。但我可以讲讲我印象深的那些地方。
胡征，1917年生，湖北大悟人，学徒出身，不到20岁，在他的家乡办过诗歌刊物。21岁赴延安，同年入党。他是全然的诗人气质，热情似火，好学不倦。可是他的大半生生涯，除了在刘、邓大军当随军记者，没过上几天安生、惬意的日子；也没有几年时间，从事他最钟情的文学创作。到80年代初，为他落实政策，他已近70高龄。1939年他在延安“鲁艺”时，书刊甚少，大家处于文化饥渴状态，因之从国统区进来的进步文艺刊物很抢手，胡风主编的《七月》更是“热门”，不易借到。看了几期《七月》，胡征对胡风的文艺主张和他编的杂志比较能接受、欣赏。对比之下，他觉得周扬院长上的大课，并不是没有缺点的；然而这一家之言，教师、学生，却是洗耳恭听，绝少听见异议。他有时就发点微词、异议。但是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领导者———首长有权利，而普通人的“异端”、“异议”，几乎没有存在和被容忍的权利，即使是延安这样相对平等、民主的社会，也在所难免。胡征的异议，只能被看成是“异端”的萌生，是不会受欢迎的。两年后的整风，很快变为“抢救失足者”运动，胡征遭抢救，日记、笔记被查抄一空，要他“交代问题”。后来他虽未被打成“国特”、“日特”，得到解脱；然而笔记本上对胡风文艺理论欣赏的段落，十多年后却成为他亲胡风、远周扬（也就是远文艺界党的领导人），跟胡风脱不开干系的“罪证”。而1944年，文学系主任陈荒煤向他要的诗稿，由周恩来带去重庆交给胡风，被登在《希望》杂志较显著地位的他的“诗集”（虽则刊发后，他也没机会见到），十多年后，将他塑造成一个插翅难逃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
诗人胡征的遭遇(2)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他放下“抢救运动”遭整的包袱，毅然奔赴解放战争前线。他以极大热情投入战争，作为随军记者和文学有心人，他亲临火线，不怕牺牲，与战士打成一片。他全面深入地采访，从部队首脑机关、刘、邓首长，到各级指挥员，战斗英雄，普通战士，他广泛接近，勤记笔记，脑勤、手勤、腿也勤。他这样跟作战部队同甘苦共命运，自然深受部队欢迎。他写作勤奋，除写通信报告，长诗也在酝酿、起草。像胡征这样深入工农兵，作风又好的新闻、文艺工作者理应受到奖励。事实上，他所在部队也奖励过他。1953年，他的《七月的战争》获西南军区文艺创作一等奖。然而在1948年1月，胡征遇见一件自己事先难以预料的非常倒霉的事。其实这事儿在战争这个激烈较量、瞬息万变的事态中，随时可能发生。这年1月在大别山王家店战斗中他不幸被俘。这个被俘地点，离他家乡不远。在乡亲、父亲掩护下，他巧妙地同敌人周旋，坚决不暴露自己共产党员身份，终于成功地从敌方俘虏营逃出，回到解放区。当然共产党员逃出归队后，接受组织审查，理所当然，也是心甘情愿的。问题是对待被俘逃回来的人，在共产党组织的态度、做法上，我认为存在一些问题。说来有趣，共产党对待俘虏过来的敌人，往往能够做到宽大为怀，既往不咎。但对待自己人被俘归来的呢，则往往严得过头，处置过分，甚至从此不再信任。这就叫：“为了不放过一个坏人，甚至不惜冤枉了好人”。这种事情曾屡见不鲜。特别在具体做这个工作的人，往往越“左”越好，生怕别人说自己右。这样一来就造成对被处置的，明明是自己同志的不公正。胡征的情况也是这样。一方面，在1953年，部队领导给他作品颁奖；另方面，审查他的人对他毫不放松。他这个“案件”，审查时间长达7年。令我万分惊奇又佩服的是，他那激情充沛，文字力透纸背的两部赞颂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挺进大别山的长诗，正是宣布要审查他之后，在压力很大、处境严峻中完成的。这真是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明证，不也是矢志不移的真正革命作家，方能做到的吗？难道还不能证明他是真真实实的革命者吗？但是对人的命运掌握生杀予夺之权的审查者不这样看。在拖拖拉拉的漫长七年之后，审查者以无证据的“派遣嫌疑”、“变节行为”，将这样一位忠诚者，部队名作家开除党籍。我猜测，大约也是在这样背景下，他才身不由己地离开工作得好端端的部队文艺工作岗位而去地方部门。
然而祸不单行。在他向北京申诉对自己的错误处置、上边回信表示将受理此案不过十天之后，新的更大的灾难突然降临，他工作的陕西当地宣传部负责人找他谈话，要他讲清楚和胡风“是什么关系？”从这一天起，他失去了自由。他被隔离在单位里一间密室，有人看管，家中妻儿、老人近在咫尺，却无法见面。在他竹筒倒豆子似的将他和胡风的关系书写出来，等待他的却是更大惩罚，公安部门一纸通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驻会作家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胡征，隔离反省以来，拒不认罪，交代不老实，决定逮捕关押”。其实正因为他如实交代，但不可能承认是“反革命罪”；他真实的交代，反而提供了他们并不完全掌握的，他和胡风“关系”的材料，真可谓正中整人者下怀。关押五百多个日夜，他被释放回原单位，但从此“胡风反革命分子”罪名，25年背在身上，行政降6级处分。也就是说，他不仅被剥夺了老党员、老干部的权利 ，还从人民队伍中出列。他更被剥夺了一个作家写作、发表的权利。1960年，我看见他时，他正是这样一个处境。
90年代初期，我去胡征所在的陕西社会科学院看望他。他的住房甚简朴，他已年过七旬，而创作心劲儿甚高，其精神状态，非那些长期生活较优越、而创作疲软、这十多年没写出有社会影响作品的，他的某些同辈专业作家可以比拟。说起他在延安时期那些比他年小一些而其待遇、地位又同他相等（他告诉我，他长期背在身上的、被开除党籍的“派遣”嫌疑、“变节”嫌疑，是在1980年才彻底解决，随即才恢复他的党籍、级别、待遇的，这一冤案延伸的长度，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人生有几个四分之一世纪？但毕竟解决了，还是应当庆幸。）的同辈文友，他给我讲了个笑话。他说，“80年代在某宾馆第一次开会同他们面对面坐在一起，他们突然看见我，似不大适应，那看我的眼神似看一个怪物。我揣摩，有人可能心里在说‘他怎么也在这里？’”胡征继续说，“这不怪他们。因为他们已经长期适应了与我的不平等。记得当我坐在编辑部一角处境很不好时，他们中有的人也挺同情、关心处在这种贱民地位的我。‘你很可怜，赐你一根烟抽吧！’他们有好烟享受，有时就不言声地悄悄扔给我两包。我这个‘反革命’犯，也领他们的情，默默地收下。而今世事沧桑，我不但没被整死，反而恢复了与他们平起平坐，这多少让他们感觉有点不习惯。所以祝贺我的，礼貌的话，一时也忘记说了。”
胡征对我说他有一部写刘邓大军当年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高超、绝妙的战略战术，快速突破蒋介石黄河防线，胜利进军鲁西南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已经写完初稿，正在找出路，他也希望我帮他找找出路。我说，正好，我编的《传记文学》杂志，可以给你发一些，求之不得呀！他还告诉我自从80年代对他落实政策以来近十年间，他以争分夺秒的精神，写作新著和整理编辑以往旧作多种，近百万字，有诗学、美学论著，诗作评论鉴赏，中国古代小说鉴赏等，还有小说、散文创作，等等。只是出书艰难，有的出版社出书，向作者索要很高的费用，我们穷文人，如何出得起？他的三、四部定稿书稿，那时，只有《诗的美学》和《胡征诗选》于1984年由“陕西人民”出版。但是他坚信，有价值的书，总是社会需要的，而某些文化垃圾，虽可藉金钱、权势而出书并被炒热，但终究是过眼云烟，长不了。因之，他将继续联系自己著作的出版，决不泄气。
诗人胡征的遭遇(3)
我返回北京，他即赐寄从《鲁西南会战》那部写战争的大著中抽取的精彩篇章多篇。像《刘邓大军司令部见闻》、《中国军神》（写刘伯承将军）、《王克勤排长的牺牲》等。我读后，觉得是刘、邓神奇的战争指挥艺术和玄妙的战争风云际会的现场写真，是难得的表现战争的杰作。因之我以“战争奇观”作栏题，率先将《强渡黄河前夕的刘邓司令部》发在1992年《传记文学》第三期最显著位置上。此后，胡征成为这本杂志经常的撰稿人，除了战争题材作品，他还写了些忆往的作品，如《我在延安鲁艺的时候》等。这是一种友谊的合作。此后，凡写了新作，他都寄给我一观。
近数年，胡征的多部大著如《诗情录及其他》、《创作拾穗》等均已由西北的出版社出书。另外，陕西学术、文化界和出版界有识之士越来越重视胡征的创作和学术成果，90年代中期，西北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当地学者张克勤、魏碧雯、廉文澂、张鸿才、蒋潇等主编的胡征研究论文集两册共64万言。
今年秋末，我最高兴的是胡征写战争的大著《鲁西南会战》终于面世，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他赐我一本。虽说其中不少篇章，我早已阅过。但从头至尾读一遍，仍感觉非常欣喜畅快。像“解放战争第一枪”，“中国军神”，“战地黄花”，“战争意识流”，“羊山决战”等，真是精彩纷呈。写刘伯承将军甚传神，写敌方将领如郭汝瑰、宋瑞珂之辈，也决不简单化。至于对真刀实弹战争（无论是战争场面，细节穿插，战争的严酷性和浪漫性等）的描写，也相当出神入化。特别是一个写作时已年过七旬，出版时已年逾八旬的老人的新作，我觉得真是了不起。你看他写自己青春时代所经历的，仍然新鲜如昨。这不是这位作家青春不老，最好的象征吗？
1998年12月20日写完
（载《炎黄春秋》杂志）
严望——一个角色(1)
原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50年代初期叫“创委会”）的干部严望并非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他的名字曾在1955年中国一本发行量最大的书上连续出现了三次。这本书就是《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该书第59页对胡风给路翎的信有一条注解说：［谢、徐、阎］指谢韬、徐放、阎有太（即严望），都是胡风集团分子。第65页再次注解说：［太兄］指阎有太（即严望）。最后在该书第99页芦甸给胡风的信中还有一条注解［宁、徐、严诸兄］指胡风分子路翎、徐放、严望。当时胡风还在上海，在北京的一些胡风分子们集议，让胡风到北京来，以便统率他的党羽们向中国共产党进攻，并为他谋划向党进攻的战略和策略。就因为其名字三次上了经典，并派定他充当一个角色，也就决定了他一生充当的角色。
我同严望相识，是我1953年初到北京来工作之时。那时我们同处在东总布胡同22号中国作协（当时叫文协）机关大院里，虽不同在一具体部门工作，一天早、中、晚，也准得见三回，同在一个食堂用餐嘛。加上那阵子都是单身汉，工余还常同娱乐呢！严望好打乒乓球，抽得一手好球；我打的是短、平、快，好左右调角，我们两人时常较量，他抽球不算狠，我也有得手的时候，逼得他左右摇晃应接不暇。他实际年龄比我大十来岁，但人很随和，爱开玩笑，脾气又好（从未见他生气），我总把他当作平等相待的伙伴甚至管他叫“阎王爷”，他也不在乎。所以我同严望算是有交情的，青年时代的玩伴。至于我们那时的工作情况，彼此从不过问。我在《人民文学》杂志工作，他从未向我打听过《人民文学》的情况。我对他的印象，他是创联部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做些一般的组织联络工作，不是什么重要角色。他也从不在我面前摆什么“兄长”架子，我看不出来他这人有什么深的城府，甚至连“油滑”也够不上，更不用说“狡诈”之类。只觉得他是个平易、平常、很好相处的人。当然，后来他的名字上了经典著作，我就像小时候读一本童话，脑子里一下子膨胀起来，他变成一个比厉鬼还厉鬼的妖魔鬼怪，面目狰狞！我吓坏了。这是我不认识、从未见过的一个严望。好在单位里并不了解我同严望是下班后球台上的玩伴，并未要我交待严望如何。而严望这个人，在“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公布后，也从作协大院里消失了，似乎永远消失了。直到25年后，我们再见面的1980年初，他已是个老态龙钟、步履维艰的老人了。
这四分之一世纪，严望到哪儿去了呢？
起初他被关在作协大院后楼的一间地下室。是啊，作协这座中西结合的花园式大院，日伪时期曾驻过日本宪兵的一个部门，后楼地下有很深很隐蔽的地下室。严望在这儿隔离反省一年，由一个大胡子工人看守着。什么叫隔离反省呢？就是和所在机关、社会、人群完全隔绝起来，回不了家，家人也不知他在何处。那时严望刚刚新婚一个月。审问他的是作协指定的工作人员。先问他有存款没有？“没有。”你那里还保存着什么文作、原稿？“文件没有，原稿有田汉、洪深、曹禺、陈白尘他们的。我从华北联大毕业后先在《人民戏剧》杂志工作，后来胡丹沸（戏剧家，那时在‘文协’办公室负责）1951年将我调过来，做些秘书工作。我也是在这时候才认识胡风……”
一年后，严望被转移到西总布胡同老《工人日报》对过一处地方，这时由公安部门的人看管、审问。不久又转移到西城安福胡同一处门禁森严的大院，一人一间小房，每人门口站着一个卫兵。对面住的是徐放，隔壁住着绿原。谢韬、刘雪苇关在后院。这会子工资还照发，但不让看报，家属探望、通信，均不允许。在安福胡同住了两三年，审讯已基本结束，但仍被看管着。1959年老婆提出离婚，严望只好同意。这时他才知道他已有个没法见面的5岁女孩，自然判给对方。他被送进秦城监狱。1957年“反右”后，工资停发（严望原为16级干部，50年代初期工资收入九十多元），这时改为每月发50元生活费（其中伙食费二十多元）。严望记得，刚进秦城，被搜身，“手表交出来！”他说了一声：“同志，在这里。”被看管人员大喝一声：“谁是你同志？！”他跟徐放、谢韬、绿原同处一室，插在被关押的战犯中间，住一号楼。规定每天三小时劳动，种地瓜、花生。常去三号楼院中挑水，给战犯（年纪都比他们大）挑，一星期洗一回热水澡。此时已没有了审讯，但不准家属看望、对外写信。图书馆可以借书。绿原开始攻读他的第二外语：德语和法语。徐放攻中国古典文学，练习翻译旧体诗，将每月发的大便纸订成本子记笔记。唯有住在隔壁的路翎最不安宁，经常大声吼叫，立即被制止，鸦雀无声。不久复又大声吼叫，骂人，他已精神分裂。一天，隔壁“1075”号（起义将领董其武的一个部下）突然将自己吊在门上的铜扣上自杀，严望他们吓了一跳。那时不叫名字，都叫代号。四个住在一起的熟人不许交谈。徐放—0685，绿原—0686，严望—0687，谢韬—0688，简称为85号、86号、87号、88号。
1965年9月某天公审宣判。胡风被判14年徒刑（差4年刑满），保外就医。严望、徐放、绿原、牛汉、谢韬等人，在被关押了十年后，被宣布“交代彻底，态度较好，免于刑事起诉，戴胡风分子帽子，予以释放。”
严望——一个角色(2)
以上情形，是又一个25年后的1990年8月（这时离他去世仅一年多时间），严望同我交谈后，告诉我的。我插话问他：“那么，究竟怎样给你具体定罪的？”
“给我定的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打入作协的坐探，骨干分子。”
啊，坐探，这与三批材料中的按语：“胡风采取种种卑劣手段，‘联络人’，为他的集团的分子安插活动地盘……”“胡风和他的反动集团使用阴谋手段，建立活动据点……”正好接上榫。
下面我大体介绍一下这个“坐探”的简历。他原籍辽宁锦州，抗战时期是个热血青年，不到20岁的他不甘心当亡国奴，流亡到关内，穷光蛋一个，失学又失业。辗转到陕西西安后，被胡宗南办的“战时干部训练团”招去（这就是1955年追查胡风集团的底细时，他的历史身份被冠以“国民党反动军官”的由来），但他不久离去了，跑到战时陪都重庆，经东北同乡介绍，谋得一录事（替人抄写文书）的小差事。但他思想趋向进步，东北老乡阎宝航、高崇民等，是他崇敬的人。他小时上过私塾，古文底子较好，但既没研究学问，也不舞文弄墨，实在够不上个文化人，也不算文化圈子里的人。业余可算个进步文化活动的关心者、爱好者。特别是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重庆进步人士、文化人在一些公共场合的重大集会，作为一个小人物、小职员，只要有可能，他往往自动前去参加，旁听，捧场，至多能算个“群众角色”吧。我曾问他，你在重庆时跟胡风到底认识不？他说，“我哪有资格！再说也没机会，但我晓得，老舍和胡风是周恩来委托在文艺界做具体工作的两个人。1953年、1954年我在作协做作家的组织联络工作时，才第一次认识胡风。对他的总的印象当然不会坏，我想着重庆时期他就是周恩来信任的人。”
自然，胡风怎样将严望“安插”在作协，他又做过哪些“坐探”工作，我是说不清楚的。印象深的是反胡风运动开展不久，作协创联部的两个党员工作人员就被机关首长公开揭露，说他们两个“严重泄密”，泄露了部署反胡风的重要情报。这两个人随即受到了调离作协的惩罚，一个下放东北，一个去了河北。那么他们泄密泄给了谁呢？当然是跟他们同处一个单位、关系密切的严望。而严望不久就从人们的视野里彻底消失了。
1965年9月，当被宣布予以释放时，严望发现，他不像徐放、谢韬、绿原、牛汉诸人，他已无家可归；再则他也不像他们有某一方面的专长或社会影响，可以承蒙宽大或个别照顾，仍回原单位降格录用（如绿原、牛汉）。严格意义上讲，他并无专长，只是个一般的办事人员。何况，按照当时的政策，这些戴帽人员，一般不宜回大城市，只能安排在边远地区劳动改造。严望就只有被安置在辽宁西部大山区凌源的劳改队。
在去劳改队之前，领导宣布给这些经过了十年监禁、坐牢的分子放假一个月。严望最惦记的是自己唯一的亲骨肉，那个从未见过面的小女孩，她该11岁了。他回了京城，打听到小女孩已是个三年级小学生，她妈妈已改嫁。一个星期六，他将孩子接到自己临时住处，以后每星期六都去接她。孩子和陌生的爸爸混熟了些，才告诉他自己的心曲：“你知道，妈的日子也不好过。妈对我说：你晓得你爸是怎么回事？他犯错误了。忘掉爸爸，忘掉他吧。可我……怎么也忘不掉。”假期届满，临别那天，天气阴冷，寒风刺骨，严望接了小女孩和送行的徐放在花市大街吃一顿涮羊肉。父亲对女儿说：“我对不住你。你长这么大我没尽一天父亲的责任。求求你，让我尽点心意，每月寄给你几元钱。我也不好直接寄你，托了一位老师代领，你答应吗？”小女孩眼泪汪汪地说：“答应。”
“文化大革命”发动之时，严望在劳改队“苦力的干活”，挑了整整一年水泥，不久又被派到盘锦仓库劳动。这时北京那位老师说不再管给孩子代领钱的事。严望寄到小学校的钱全被原封不动的退回来。1967年，接到13岁的女儿的来信，是由队里交给严望的。女儿在信里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同你划清界限。”23年后的1990年，严望对我说：“当时我难过极了。我的一线希望也毁了。队长对我说‘你该高兴！你看如今的孩子多不了起！’”
1969年，严望这个就业工人，又被揪出来，批斗了三个月，会场上“批臭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21年后，严望平静地对我说：“老百姓不大懂得‘坐探’这两个字。从全国作家协会出来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这个说法不是顺理成章的吗？可是我从来没‘权’也没‘威’过呀！”
1971年林彪摔死后，严望被摘掉了胡风分子帽子，变成正式工人，工资54元，分配在一家小工厂看大门，严望这时才有了自己的一间小房。劳改局长开恩给予他在干部食堂吃饭的待遇。可是不久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严望又被送去同工人一起干活。
1979年12月，严望与已回京的徐放联系，问可不可以来京上访。徐放告诉老严，胡风反革命集团可能要平反。严望遂上北京，给胡耀邦写了封信。回信说，信收到了。关于你的问题可找原单位。找不到，可找上一层。在等待落实政策的当儿，他又惦着自己的女儿，打听到了她已结婚，在一家街办工厂当工人，且已改了姓名。严望找到那家工厂，说某某某是自己的女儿，工厂的人反应冷淡。老严向他敬献一杯热茶，反复说明自己的来意，他才转告了他女儿。女儿来了，不悦地说：“你怎么事先不打招就跑来了？别人同情你，我不同情，你不晓得这么多年我小小年纪受了多大的伤害！”父亲一时语塞，只好怅然地转身离去。年底，中央某部给严望所在单位去了长途电话，说严望平反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是冤假错案，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央负责。但现在国家有困难，工资不补发。有什么困难，可找单位想办法补助。
严望——一个角色(3)
1980年春天，严望回到了他的原单位中国作家协会。我也是在这时候见了他。他最要好的朋友也就是青年时代的球友我和青年时代的同事束沛德。一年后严望年过60，办了离休手续。落实政策给他在团结湖分了三室一套的房子，他很满意。但很觉孤单、寂寞，便常到我家来走动。我因事忙，很少去看他。难为他这么大年纪又有心脏病、高血压症，跑来看我，我很不安。从团结湖到美术馆这么大距离，又很担心，怕他路上出事。但他还是要来，无非是有个知道他的谈话对象，好解解寂寞。他也热心关心我的编书编刊工作，还常给我出主意、提建议。我反过来也劝说他可读读书，练练笔，以找个精神寄托。但是严望仍然非常苦恼，他曾对我说，要是能找个看大门的差事，我也干，总可以找着个说话的人嘛。是的，严望几十年都没有个家，而他长期过的是集体生活，至少吃饭不用自己做。如今年纪大了，一身是病，身边没有一个人，又还得做饭、洗衣，自己照料自己，他感觉难处很大，很难集中精力读或写。他唯一的爱好是红学，写了赵姨娘论等两篇文章，找了两家刊物发表。至于往事嘛，他不愿意回忆，更不用说动笔去写，那是再受精神折磨，他经不起，受不了。但在1990年，他主动提出同我谈一两次，并让我做个记录，他期望给我“留下一点素材”。落实政策后，严望已经同爱女还有老家的兄弟恢复了联系。但女儿携家带口，工作和居住在城的另一端，不可能跟家人一起来住父亲较宽敞的房子，只能隔些时看望一次。有朋友热心给严望找了老伴，谈了几次都告吹。大约1990年前后，他找到了一个比他年轻十几岁的，成了家。但两人合不来，这是严望的不幸。他比单身时更加苦恼了，来我这儿也更勤了。他最后一次来我家，是1991年10月2日，国庆休假日，他向我诉说，想回老家锦州去，跟弟弟一起生活。不料三天后的1991年10月6日上午，传来严望去世的消息。这天早饭后他洗了澡去给家人买豆腐，突然倒在回家的马路上，就再也没有起来。一个终其一生遵从着大时代要他扮演的他不堪负担的角色的善良小人物，终于解脱了。
丁（玲）、陈（企霞）一案小窥(1)
1979年2月某天，我随《人民文学》的两位领导去文化部招待所看望不久前从山西乡下回京的老作家丁玲。历经数十年磨难丁玲已是头发灰白的老妇人。她身体欠佳，冤案也还待平反，但我觉得她自有一种从容、泰然的气度。见了老熟人，她聊天似的同我们谈着山西乡下的情形和自己的身体状况。告退时，主编向她约稿，丁玲没有拒绝。末了，她说：“你们不知道，人一过了七十，精神很难集中。我在一天里，假使能够集中一个多小时用来写作，我就觉得很不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