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这话，给我印象很深。我想起1953年某天，她到小羊宜宾胡同3号《人民文学》编辑部看望大家（那时茅盾是《人民文学》主编，她是副主编），她也是亲切随便地同大家聊天。有人问她今后的创作计划，她说：“一个作家应该把主要精力用于写作，不写作品还叫什么作家？”她已经摆脱了行政工作（她辞去了中宣部文艺处长等职务），准备集中精神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姊妹篇《在严寒的日子里》，还想到桑干河一带去走走。丁玲那年不到50岁，正处创作的旺盛之年，大家都相信她、也期待她写出新的力作，再次为中国文学争光。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其后二十多年的黄金时光，她竟在精神和身体遭受双重摧残的情况下度过。而今作为幸存者，已是75岁高龄。尽管她仍有坚强的意志，涌动的创作激情，但时间和被损害的身体，对于她是太无情了。
这涉及了当年在中国作家协会紧接着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而进行的反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那场运动，真是不应该轻易被遗忘的。记得60年代中期，文艺界领导人在不少场合的讲话中，总结建国以来文艺界的斗争经验时，自豪地宣称一共进行了五次胜利的斗争，即批判电影《武训传》，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批评俞平伯、胡适，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而将“反丁、陈反党集团”列为第四次伟大的斗争，第五次即为反右派斗争。
1955年下半年，作协党组召开党组扩大会，参加人主要有驻会作家、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各刊物负责人，揭发批评了丁玲、陈企霞（原《文艺报》主编）。党组领导人宣布开展此项斗争的必要性时，将其与反胡风斗争联系起来，认为“丁、陈集团”是胡风集团在党内的“同盟军”，是被胡风集团认为可以争取、联络的“实力派”，因此必须对之进行斗争。会议从追查一封写给中共中央的匿名信开始（此信的内容是表达对1954年检查和批评《文艺报》的意见），党组领导人怀疑此信是原主编陈企霞写的。而陈企霞是丁玲的老部下和合作者，他任《文艺报》主编是丁玲提拔的（虽则这一提拔得到了上级领导周扬的批准）。远在延安《解放日报》时期，他们便是上下级关系和合作者。由此怀疑丁玲是陈的鼓动者和“后台”，两人关系“不正常”……党组扩大会议开了一阵子，又安排《人民文学》和作家支部揭批“舒（群）、罗（烽）、白（朗）小集团”的问题，因为这三个人在历史上不仅和“反党分子”萧军（这是当时送给萧军的一顶固定帽子）关系密切，也同丁玲关系密切。同时，还审查著名诗人田间。因田在历史上被认为同胡风关系密切（抗战时期他那些有名的诗作是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上发表的），而建国后他又是丁玲主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也即丁玲的副手之一。不久又将陈企霞和李又然（老党员，曾留学法国，是罗曼·罗兰的学生，散文家，和陈企霞关系较密切，又是丁玲主持的文学讲习所的教员）隔离审查。
1955年12月底，文艺界召集全体党员大会，传达中央批发的作协党组呈送的“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将丁玲、陈企霞的问题定性为反党，并且还结合为“小集团”来反党，令人震惊，但一些人心中不免也存点疑问。例如作协领导人关于他们“反党”的讲话中有一条是说丁玲在文讲所违反党的原则，提倡骄傲，鼓吹“一本书主义”，腐蚀、拉拢学员，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什么叫“一本书主义”？这是很难界定得清楚的，难道鼓励学员们写出一本有分量的好书来是错的吗？难道中国读者不需要好书吗？难道中国作家写出的好书很多了吗？难道中国一本书不写的空头“作家”很少了吗？尽管听众有疑问，但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作协领导人宣布要追查1933年丁玲被捕后在南京的一段历史，还有陈企霞“可疑的”历史。中宣部长陆定一同志亲自到会讲话，要党员作家注意处理好个人和党的关系，以丁玲等人为戒。这份中央批发的文件随即向全国宣传、文艺部门传达。
然而到了1956年下半年，作协对1955年的“肃反”进行甄别、平反。在全机关“肃反”总结会上，对错整的人赔礼道歉。陈企霞、李又然从隔离室中被放出来，“丁、陈”一案也就有所松动，也不能不松动。因为说人家“反党”的一些事例如“一本书主义”之类好像论据不足，作家中和机关干部中早就有了议论。而1956年3月，中宣部已成立了丁、陈一案的专门小组（包括审查丁玲被捕的那段历史；对1955年揭发丁、陈的材料进行查证核实，在核查结束后研究对他们的组织处理）。1957年初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国内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号召党的干部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接着中央发出整风指示，号召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丁、陈”一案，如何正确、恰当地处理，成为作协机关工作人员关注的一个焦点。而作协党组也于1957年6月初召开扩大会，讨论“丁、陈问题”的处理。党组书记邵荃麟明确地说：“‘丁、陈反党集团’难以成立，现在看来这顶帽子可以摘掉。”他不仅在党组会上说，也在全机关动员整风的大会上说。丁玲、陈企霞本人自1955年后，一再向上级机关提出申诉。在6月初的党组扩大会上，他们自然向整他们的领导人提出了质问。周扬也在会上向丁玲等人表示了歉意。一些原来“揭发”丁玲的人也变调或降调，转而对领导这场运动的人提意见。时隔不久，全国范围的“反右”开始了。作协的党组扩大会宣布暂时休会。
丁（玲）、陈（企霞）一案小窥(2)
1957年7月25日，党组扩大会复会。会议参加人先是扩大到作协机关的普通党员，继而文联各协会的党员、中宣部的工作人员，接着又扩大到中央直属机关及北京市的非党知名作家，到会人数数百人。会议先是打退丁玲“向党的进攻”，继而提出彻底揭发丁、冯（雪峰）、陈（企霞）等人的“反党活动”，被点名的还有著名诗人艾青等人。会上形成一边倒式的揭发、批判气氛，使被揭发的人难以为自己申辩。两个月后周扬同志发表长篇演说（在首都剧场）总结反“丁、冯、陈……反党集团”和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演说题目为《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其实是说不上辩论的，不用说大辩论了，连小辩论似也难以实现。记得第一次开会，丁玲出场，她在台前站立，人们纷纷要她交代为何“向党进攻”，她有口难辩，半天做不得声，突然她伏在桌上痛哭失声。
这场由揭批丁玲、陈企霞开始的运动，进而扩大到著名文艺理论家、出版家、长征干部冯雪峰，中国第一流的诗人艾青，30年代老作家罗烽、白朗夫妇，散文家李又然，丁玲的丈夫、剧作家陈明，天津女作家柳溪，部队青年作家徐光耀，丁玲的秘书张凤珠，《文艺报》编辑部主任唐因，副主任唐达成等，《文艺学习》编辑李兴华（他是陈企霞的学生）；而在1958年上半年又加进了1956年丁、陈专案组的一些主要成员，如中宣部党委书记、诗人李之琏，中国作家协会前党总支书记、评论家黎辛，中国著名诗人、八路军军歌（建国后的解放军军歌）的词作者公木。以上这些人都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定为“反党分子”的则有中宣部党委副书记张海、崔毅，著名作家舒群等人。
以上这些人，人们从未听见过他们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像冯雪峰曾作为党的一个负责人长期联系鲁迅先生，在文化战线上为党立过大功；艾青、罗烽、白朗、舒群（当然还有著名小说《八月的乡村》的作者，早就在口头上和文章中被戴上了“反党分子”帽子的萧军）等，他们都是在白区一直从事进步文学活动，而在抗战初期，历经千辛万苦，奔赴延安（有的人，如萧军、罗烽、白朗夫妇去延安，还是党中央负责人周恩来等同志亲自关照、安排的），八年抗战的艰难日子，他们长期在解放区跟党和人民共患难。有的是出身工农，在战争烈焰中成长的青年作家（如徐光耀），或解放区培养的青年文艺干部（如唐因、唐达成、李兴华等）；有的则是职业革命家如李之琏等。这些人，有的是跟丁玲历史上（如30年代、延安时期）关系较密切，或为丁、陈的部属、学生，而受株连；有的则是主持或参加审查丁、陈一案，（包括审查丁玲在南京那段历史）因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态度而被认为“为丁、陈反党集团翻案”，被划右派或被划成“反党分子”，如李之琏、张海、崔毅、公木、黎辛等人。
周扬同志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的中间部分，有这样几句话，“旧基地的清除（指清除丁、陈等文艺界‘右派’和‘反党分子’）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据说这些话是毛泽东主席加上去的。
“丁、陈一案”，其株连面之广，打击面之大，恐怕仅仅次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有材料说有上百人受牵连。其特点是打击对象主要是来自党内、来自解放区的，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创作生力军。是的，他们是“实力派”，确切地说是创作的实力派。而1958年后，他们被长期剥夺了写作的权利，已出版的著作则被禁止发行或毁版。
1957年夏季，揭批丁玲，最迷惑人的莫过于说丁玲“写了一张条子”，实际上是向敌人自首、投降。再就是“同叛徒冯达同居”。周扬同志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指斥丁玲“作贼心虚”，“是一个一贯对党不忠的人”。1958年《文艺报》关于“再批判”的编者按语说“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我们普通文艺干部没有见过丁玲这张“条子”，没有机会听丁玲申辩，只能相信权威人士之说，而且也真相信丁玲是“隐瞒”了。而这些似乎是查南京的敌伪档案新查出来的材料，这像是铁定了的，所以60年代中期，我听见文艺界一位领导同志给大家作报告，他风趣地说：“讲到‘写真实’，我没有写什么作品。但我可以说关于丁、陈反党集团的报告是真实的。”
我曾尊敬作家丁玲。但自1957年以后，丁玲的历史问题在我心上留下很深的阴影。我想不少人可能也有我这种情形。
最近10年来，已发的一些文章、材料如李之琏同志（他是1956年重新审查丁玲历史的负责人之一）的文章《不该发生的故事》（回忆1955—1957年处理丁玲等问题的经过）（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还有丁玲本人的最后遗作《魍魉世界》（载《中国》1986年第11期和12期），却向世人证实，原来丁玲在南京的那段历史，她早在延安便向组织讲了的，她没有隐瞒，而且这段历史经中央组织部陈云、李富春同志审查，1940年便做出了明确的审查结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这是书面结论的最后一句话。李富春同志告诉丁玲，这句话还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加上去的。而1956—1957年对她的重新审查呢？李之琏文章说：“审查小组在同丁玲谈话前后，作了大量的调查，也查阅了当时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档案。无论从档案中或是当时能找到的证人的证词中，都没有发现丁玲被捕后有叛变或自首、变节对党不利的行为。而且证人的证言都反映她在那种被监视和折磨中表现不错。”既然如此，1957年夏天和1958年再次宣告她对组织“不忠”的人们，难道不知道、不掌握这一情况吗？既然知道，为何在这样严肃的事情上，主观随意地更改郑重得出的结论而致人于死地呢？真是不得而知了。
丁（玲）、陈（企霞）一案小窥(3)
关于在南京写的那张条子，丁玲在其最后的遗作《魍魉世界》中讲得很清楚，是在一种特殊处境下，为了对付敌人而写的“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既未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也没有出卖同志和共产党。丁玲写道：“我想，对付杀人如麻、诡计多端的国民党反动派，革命者为什么那么老实，不能欺骗呢？欺骗敌人是污点吗？”中央组织部1984年为丁玲彻底平反的文件中是这样评说这张条子的：“丁玲同志这个‘申明书’只是为了应付敌人，表示对革命消沉态度，没有诬蔑党、泄漏党的秘密和向敌自首的言词。”这才是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的科学唯物主义态度。
丁玲在遗作中写道：“当1940年、1944年在延安，我对陈云同志、任弼时同志、周恩来同志先后陈述这段历史时，他们是谅解的。恩来同志还说，你要帮助那些不熟悉白区情形的同志了解情况，你们原来是夫妻（按：指丁玲与冯达同居并生孩子），那时实际情形也是‘身不由己’嘛。而一些经历过国民党的恐怖统治、在我们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们对此是容易理解的。”
其实，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我国古人，对这类复杂的情形，也是能够理解、接受的。
我们中国历史上两个最有名的外交使臣张骞、苏武都是身陷敌（匈奴）营十数年，并且娶敌族的人为妻（与敌族的女人同居）或生子。而在政治上，史书明确地说，他们“持汉节不变”。
东汉末年的才女蔡文姬，她在战乱中被俘，再嫁给南匈奴的左贤王，生了两个孩子。生活造成了她这样复杂的遭遇，曹操反而将她赎归，重返汉地，并再嫁董祀；对她的文学才能依然肯定。
1979年，我们去看了丁玲后，不久，她将新作《杜晚香》交给了《人民文学》编辑部。这是一篇将人物的心理写得很细腻，实际上像小说的报告文学作品。我读原稿很惊奇，丁玲以年过七旬的高龄，仍然对生活保持着新鲜感觉，而且仍然有一支活泼、生花之笔，这是非常难得的。这篇作品在发出的过程中，仍然有一点小波折。主编读了作品，感觉它有点冗长，建议责任编辑找作家谈谈，请她适当地压缩。责任编辑去看丁玲不遇，便给她留了一张请她修改作品的简单的条子。这在编辑工作中容或是正常的事，但敏感的丁玲感觉编辑对她不够尊重，推测是主编对她变相退稿，只好将稿件交给了来约稿的《十月》编辑部的刘心武。主编闻讯后，赶紧派人向她解释、索稿，《杜晚香》这才发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
1979年丁玲因治病回京不久，正在为争取自己冤案的平反而努力，她感觉有些磕磕绊绊地。她对作协或《人民文学》的领导抱有一点怀疑或不够信任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持戒心理是彼此长期的处境造成的，并非丁玲一方所有，也不大容易消除。这种戒备或隔阂，有时在一些小事上也表现出来。有次作协开短篇小说授奖大会，丁玲来了。她大声对会议主持人之一的葛洛同志说：“你要我来参加会，你说周扬同志不参加，周扬同志这不也来了吗？”
1986年丁玲病危。辞世前她谆谆对她的亲人说，她的追悼会不要治丧名单———不要某某某（指当时作协的一位主要领导人）参加。因为那位写过几篇赫赫大文严厉批判她的人，至今未向她道歉。而有些领导同志是诚恳向她道歉了的。
丁玲去世后，我有个预感，她主编的《中国》刊物，可能难以继续存在。后来这预感证实了。
我觉得全国获奖作品评奖中，有一些“遗珠”，无论是老作家或新作家的佳作。遂于1984年初，将1978—1983年，历年的“遗珠”编成一集就叫遗珠集。其中收有丁玲的《杜晚香》和孙犁同志的芸斋小说。1984年5月，我去木樨地丁玲寓所看望她，并告知她，她欣然表示同意。遗珠集排版付型，但出版社头头以5000册的征订数太少，这本书遗憾地未能面世。
丁玲以年老多病之躯，在复出后的数年，以“只争朝夕”的姿态写出了数十万字各种体裁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回忆录，并且亲自主持创办了一个大型文学刊物，这很了不起，表现了她一贯的对文学事业的责任感和顽强拼搏的精神。
但是丁玲作为一个作家，一个阅历如此丰富，心灵的激情如此充沛，创作的才能在中国堪称一流的人，她在创作上也有许多遗憾：
她的《红楼梦》式的反映一个大时代变化的长篇《母亲》，原计划写几十万字，仅有30年代出版的十几万字，实际上仅写了一个开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姊妹篇《在严寒的日子里》，50年代初期便构思，并已开始动笔。已写出的十几万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灭了，后来又重写。原计划写七八十万字，后来改计划为三四十万字，在她逝世前实际上只完成十七八万字。
抗战初期，她是名扬海内外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领导人。那一段多彩的生活，她曾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但是在她的日程表上没有这部长篇小说的时间了。
还有她本人的自传体小说呢，也没得时间写了。
在时间的富有上，她不如她的老友沈从文。她失去了二十多年盛年的黄金时间。而在沈从文先生的20年黄金时间里，从20年代末至40年代，他完成了他计划要写的最好的小说、散文作品。晚年又完成了一部填补空白的学术著作《中国古代服饰史》。辞世前我曾数次去看望他，老人态度极为安详。因为作为一个作家，他没有像丁玲那样的遗憾。
丁（玲）、陈（企霞）一案小窥(4)
丁玲的悲剧，是“身不由己”的悲剧。
陈企霞其人(1)
陈企霞一生中事业比较顺利、名声比较响的，恐怕也就是他在延安编《解放日报》副刊的那几年和1949—1953年主持编《文艺报》的5年。但这两次的编辑工作都给他带来一些问题，尤其第二次，更决定了他后半生极其坎坷、悲凉、暗淡的岁月，这是他无法预料，而今天的人们听了他的故事也会觉得有几分难以想像的。
他在任《解放日报》副刊编辑期间，经手发出了两篇有名的文章，一篇是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一篇为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这两篇都是因批评现实中某些现象而发生问题。其后果是王实味不久成了托派、罪人，丁玲在十几年之后也成了罪人。两篇文章在1958年列为大毒草，被置于“再批判”的榜首。但平心而论，40年代陈企霞身为这两篇文章的编辑，倒没有受到什么严厉处置。但1949—1953年应丁玲之约，先是协助她编《文艺报》，后又接手主编《文艺报》，就使他在劫难逃了。
不过在40年代，敢于发表尖锐批评的文章，也就见出陈企霞这人的个性了。他的确不是个“温吞水式”的人，而是时常锋芒毕露的。
我初见他是1953年初，我调来全国文协（作协的前身）工作之时。那时他是《文艺报》的主编，似乎仍兼文协的副秘书长，又是机关党支部书记。我差点做了他的部下，后来改调《人民文学》编辑部。不过当时办公地点都在东总布胡同22号院内，《人民文学》和《文艺报》面对面，故经常能看见他。
陈企霞这名字乍听像个女人，有些《文艺报》的读者也曾误解他是个女子，其实一见面才晓得他是个身体健壮、气壮如牛（陈企霞生于1913年，属牛）的男子汉。我见他那年他刚好40整，中等身材，宽肩厚背，下肢反显窄小。他的头发黑亮黑亮的，梳得整整齐齐，着装整洁，夏天爱穿带色的绸衬衫，衬衫总是扎在笔挺的西裤里。皮鞋一向是擦得亮亮的。他戴一副金边眼镜，头大，四方脸，皮肤偏棕黑，脸部肌肉的线条很粗挺。皮鞋踏在地板上登登作响，我觉得他有几分威严。但他对我们这些晚辈倒是和蔼的，有时面露亲切的微笑。
那几年《文艺报》的版面上经常发表批评不好的作品和文艺界不良现象的文章。那时整个社会都处在从旧到新或弃旧图新的变化发展中，知识界文艺界更不例外，均强调改造思想，破旧立新。作为全国文联机关刊物的《文艺报》，被确定为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哨兵，当然担负着批评的任务。在这点上作为主编的丁玲或陈企霞其实是认真地执行了上级规定的总方针、总任务的。也就是说《文艺报》对一些不好的作品或不良文艺现象进行批评，还是必要的，不是违反总方针总政策的，而且有些批评也基本上正确。但问题是有些文章态度或方法上出了毛病，缺乏全面细致的分析，比较简单化，或比较粗暴、偏激，形成揪辫子、打棍子，缺乏一分为二和与人为善。积累久了，这些文章让人望而生畏或生厌，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刊风，激起不少人反感。我觉得这跟主编陈企霞的个人作风也不能说没有关系。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决不含含糊糊、吞吞吐吐。但说到批评，这里边有个准确性的前提。如果不够准确、不能做到实事求是，则愈尖锐、鲜明，效果愈不会好，因为失去了分寸感，也难以说服人。当时有个典型的批评例子，一位作家写了一本小说叫《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作者初到解放军部队生活，时间不久，熟悉不够，写出的作品难免有些缺点，可以批评。但作者歌颂革命部队的一片诚心和热情总是应该给予肯定才好。可是当时某篇文章的标题就叫做《无敌的力量从何而来？》，连人家歌颂你无敌，也给否定了，一瓢凉水从头到脚浇下来，叫人家如何受用？当然我举的这个例子，最初的“版权”不一定归《文艺报》所有。但类似的逻辑、文章，在当时《文艺报》的版面上也是所在多有。所以，1954年批评《文艺报》还是必要的。但后来形成决议，说《文艺报》似乎整个儿地是“压制新生力量，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甚至其后说它的主编“反党”，这却不实了，过头了。就像《文艺报》的某些简单、粗暴的批评文章那样，不能服人。所以作为主编的陈企霞自然有些不服。但他晚年，还是冷静地反思了他早年的缺点。他在1979年作的《自写传略》中写道：
这是一本粗糙的集子（指他50年代初期结集出版的论文集子《光荣的任务》），如果现在有人问我，那里边是否也有粗暴批评？也就是说，有棍子这类东西吗？我应该如实地回答，有的。当后来自己也挨了几个猛棍，身受其痛的时候，往往会想到，自己其实也并不高明。
陈企霞这人还是有很强的行政、组织工作能力的。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任华北联合大学的文学系主任。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他担任副秘书长，兼秘书处主任，协助沙可夫同志料理了诸多会务，接着又参加筹办文联和文协。作为《文艺报》的头儿，他将《文艺报》编辑部的工作组织得井然有序，各司其责，各得其所。我最突出的一个印象是，他颇下工夫，培养《文艺报》内部理论批评的新生力量。那时他的部下多是些20来岁、不到30岁的年轻小伙子。这些人一般具备大学或中专以上学历，有的又曾到革命大学学习过，本身素质比较好。而陈企霞培养他们的方法，便是放手使用他们，让他们在工作中锻炼学习，尤其鼓励他们研究问题写文章，在工作和写作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水平。他自己则谆谆善诱，给他们多谈多讲，给以具体指导帮助。他本是个好学勤思，博学多闻的人，时常议论风生。有时在饭桌上也是这样。（那时文协有食堂，在地下室餐厅开饭，吃饭的人不算多。有段时间我曾与他同席吃饭。）这本身也是一种身教。当时他手下的编辑，后来以写文章知名的有一大批人，如唐因（于晴）、唐达成（唐挚）、杨犁、侯民泽（敏泽）、沈季平（闻山）、杨志一（陈 ）、陈泊萍（写美术方面的评论）、刘剑青（宋爽）等等。我觉得这跟丁玲（刊物始创之时）、陈企霞对他们的培养、帮助、放手使用分不开。这难道不是陈企霞培养造就新生力量的一份成绩吗？后来，批评他时，客观地看，顶多只能说，他有“压制”新生力量的一面，也有培养新生力量的一面，而不能说他一概“压制”新生力量，给以全盘否定。后来批评他还有一条大罪状是说他在《文艺报》编辑部搞“独立王国”，“抗拒党的领导监督”，“拉拢腐蚀青年”，这就不够实事求是了。陈企霞自己说过，他对部属向来很好，很宽厚，而他有“抗上”的毛病，这倒比较符合实际。所谓“抗上”，也就是其人个性强，锋芒毕露，对上级领导人也好直言陈事，不大讲究方式方法的柔和婉转。这虽说是个缺点，也多属方式方法上的，即使在个别问题上，他陈述了不同意见，这也是党内民主所允许的。不存在整个儿地“抗拒”方针、路线。至于《文艺报》的青年编辑们如何看他呢？对他一直是尊重的。不久前我跟曾是《文艺报》编辑的一位老友闲聊，偶然地，他脱口而出：那时整陈企霞说他在《文艺报》编辑部搞“独立王国”，说一个青年编辑说过“我感觉在陈企霞领导下工作是幸福的”，这也成了陈企霞的一条罪状。其实说这话的人就是我。这有什么呀！“我感觉”就是我的感觉。这就成了“吹捧”陈企霞！这就成了陈企霞“拉拢”年轻人“闹独立王国”的“证据”。早知如此，我还不如多说几个“我感觉”，再提供一点“证据”。
陈企霞其人(2)
我在《“丁、陈”一案小窥》一文中说过，反丁玲、陈企霞所谓“反党小集团”的导火线是由一封匿名写给中共中央对批评《文艺报》有意见的信引起的。对这封信，一开始便定调很高，说要追查“反革命匿名信”。这封信自然是上级机关发下来，要作协处理的。但信的问题，一是它匿名，为什么要匿名呢？二是它对全国文联、全国作协检查和批评《文艺报》有不同看法。而批评《文艺报》，中央领导人说过话，这岂不是“抗拒”中央的批评吗？是的，估计得重了，就是这样。“抗拒中央”当然不对。但话又说回来，允不允许讲不同意见呢？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级对上级有意见可以保留，而且在一定的组织范围内还可以陈述自己的看法，直至向中央领导机关陈述。这封信不是写给中共中央的吗？并没有向社会宣泄。匿名写信自然不大好，不必提倡。但也要分析。有的人就是怕打击报复才写了匿名信，但怎么分析，也不能骤下结论，说这封信和写这封信的人是“反革命”呀！唯一的巧合是当时正在进行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紧接着又开展“肃反”运动，也许在这样的气氛下，人们的神经易于过敏吧？陈企霞学徒出身，十几岁时离家独自出去闯荡世界，受过很多苦。因为爱好文学，在30年代与叶紫一起组织“无名文艺社”，编辑出版《无名文艺》旬刊和月刊。《无名文艺》创刊号上发表叶紫的长篇小说《丰收》，而使其一举成名，成为受到鲁迅先生重视的著名左翼作家。这至少也有他的好友陈企霞的一份编辑劳作在内。尽管陈企霞早期的文化活动，属于进步性质，1955年因怀疑匿名信是他写的，由追查“反革命”匿名信，又进而怀疑其历史。而“混入”进步营垒的“反革命”，最宜考察的是看其有无托派背景。这是在延安斗争王实味得出来的经验。于是在1955年下半年有关领导断然将陈企霞秘密隔离审查，囚禁于东总布胡同22号院内一个隐秘的角落，现实和历史“问题”一起追查。同时被软禁的还有散文家李又然，亦是疑其为托派（在法国参加进步活动时）。于是两人的思想问题（如果有的话）一下子升格为政治问题。
记得在1956年下半年开的作协肃反总结会上，陈企霞、李又然两个人都发了言。虽说已从隔离中解脱了，陈企霞想着自己被囚9个月的遭遇，内心仍觉激愤难平。他不大同意作协领导人对肃反成绩的估计。他的发言很简短，他以嘲讽的口吻尖刻地说：“作协肃反的成绩是什么？好比将一根根好端端的木头烧光了，指着剩下的一小堆木炭说，看，这就是我的成绩！”这话说得很偏激。这就是陈企霞。我当时感觉，他像一头公牛，毫不含糊地亮出他的犄角。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尽管陈企霞有千条万条缺点，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我觉得他这人底气足，活得精神。
但再有精神的人———尽管他在敌人监牢里曾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受到自己人错整时，曾面对压力而据理力争；如果压力过大过猛，升温过高，即便像陈企霞这样的硬汉子，也是难以承受的。何况他这种刚性子的人因其缺少点柔韧性而更易被摧折。就像他自己说的木头也会烧焦。1957年夏季的情形便是这样。连他私人生活中的问题也进行有组织的公开“揭发”，以期获得所谓的“爆炸”效应。还要他坦白交代，还要他揭发丁玲。他被迫做了“坦白交代”并揭发他人。这个时候人们感觉他几乎被摧垮了。是的，作为一个对组织怀有深厚情感的人，陈企霞不能不谴责自己，揭发自己一向尊敬的上级兼同事，不这样做是不行的。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坦白”和“揭发”中，他的灵魂被扭曲了。他的精神气儿大大地减损了。他一定意识到这些，而陷入更加深重的痛苦甚至自我谴责、自我悔恨之中。
其后几十年，尽管他在老家的教学岗位上，仍然勤勤恳恳地传道授业，尽职尽责，仍然难以舒舒展展地做人。委屈、屈辱、压抑感不能不像影子一样伴着这个自尊心强，很“爱自己羽毛”的人。“文化大革命”劫难，则更超出1957年和其后若干年的受难。
1979年，为他平反了冤案，落实政策，全家重返北京，他也回到文学工作岗位上。这时的他，已是个垂暮老人。我见到他是在第四次文代会上，他身体瘦弱，步履蹒跚，寡言少语，见了人表情漠然。就像一块行将熄火的木炭。当年那身体健旺、精神抖擞的他，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是的，长期精神折磨，摧残了他的身体，也彻底蚀去了他的精神。
人的精神没有了，活着不是更加痛苦吗？他只有靠烟酒消闷，陈企霞终于在1988年初辞世。
陈企霞前后判若两人的命运、性格悲剧，使我难受了好久，也思考好久。
舒群的“寓言小说”(1)
我跟东北籍作家舒群原来不认识，即使他早期的名篇《没有祖国的孩子》，也是很久以后才读到的。但在1953年春我来全国文协（作协的前身）后，就知道了这位文协的秘书长。不久他从抗美援朝前线归来，《人民文学》杂志邀请他去编辑部谈谈前线见闻，我才有机会目睹“东北作家群”中这位重要作家的风采。那天，舒群上身穿翻领皮夹克，宽肩，方脸，重眉，一双不大的眼睛看人时灼灼闪亮，时常面露微笑。这不同一般的穿着和显示的作家的“帅”气，不能不给我留下一个特殊的印象。舒群坐在中间一张椅子上，说话声音不高，嗓子稍微有点沙哑，他从容不迫，娓娓而谈，时时伴以手势，有时站起来做些比划，有时走几步陷入停顿沉思，舒缓一下气氛接着再讲。我这才发觉，围在他身边的听众无一例外地被他吸引了，全都屏神息气在听他讲说，全都跟他一道进入他用语言的媒介重现、再造的人物、环境之中。舒群的谈话，竟有这样大的魔力、神力，这是我没有料到的。我想这跟他对生活（抗美援朝前线的生活）抱有的深入了解、认真探索、思索、追索的态度大有关系；实际上，他在大家面前的讲述，也是一个对生活和感兴趣的人物继续探索、追思、追问的过程，他那助以手势、绘声绘色的模拟式表达和有时伴之以叹息、沉思，不仅带他的听众身历其境，还领着他们跟他一起分析、思索、探索，在这含有内在逻辑的思索、追思过程中，不免时时出现悬念……我想这正是他的讲述扣人心弦的魅力所在。因为在这些看似散漫的讲叙中，饱含着一个热爱生活的作家对生活敏锐、丰富、独具慧眼的观察、感受、体验在内。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朝鲜见闻别具一格，是那样吸引人、令人感兴趣、印象深刻。记得他那天讲述的是一位普通志愿军轻伤员，在需要的时刻，挺身而出，卸美机投掷下来的定时炸弹，终于制服了这些凶恶的灾星的故事。大约半年后，他交给《人民文学》一篇小说《崔毅》，这就是他根据志愿军拆卸炸弹的英雄们的真实事迹久经酝酿，精心写成的一篇著名的小说，发表于1954年第6期《人民文学》，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建国以来优秀短篇小说选中。其后，舒群还来《人民文学》编辑部讲了一回，那是他赴鞍山体验生活（那时他已离开工作岗位，专门从事创作），1954年回京休假之时，他给我们讲鞍山的厂长们，讲老孟泰，同样富有吸引力。小说家有的会写不会讲，舒群属于会写又会讲的人。
1955年，随着作协党内开展的反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舒群忽然地变成一个被揭发、批评的对象。在揭批丁、陈的同时，在支部的范围内揭批“舒（群）、罗（烽）、白（朗）”。我作为会议的一个参加者，因为不了解情况，只能做个百分之百的听众。在这之前，我对这些来自延安、经过战争长期严峻考验的作家们是非常尊重的。女作家白朗当时兼任作协机关党总支书记，作家罗烽正在收集材料准备写关于黄河的作品，而舒群在鞍钢深入生活，长篇小说《这一代人》行将脱稿。听会上那些同样来自延安或来自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作家们的“揭发”，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惊人的印象。印象深刻的倒是从他们的发言中，我才知晓，罗烽、白朗夫妇是在周恩来同志亲自关怀下（派人护送）去延安的；舒群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曾身负重任领导东北文教战线；萧军、罗烽、舒群三位作家，在延安时期曾被戏称为“三剑客”，舒、罗和萧军的关系密切。（而萧军因对苏联红军在东北的行为发表直率意见被扣上“反苏”帽子遭严厉批判，全国解放后出版的作品如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等亦屡遭批评，这时候在文艺界已近乎销声匿迹。）舒群和丁玲历史上关系较密切，抗战初期曾在武汉共同主持过《战地》刊物的编辑工作。但听来听去都是些过往之事，有的与错误无涉；更实在听不出他们有什么现实的“问题”、现实的“罪行”。此外被当众“曝光”的还有他们历史上一些“隐私”材料，例如男作家在生活作风上曾有过的错误，有的甚至连“错误”也说不上———如一位作家曾往观刚解放后某大城市妓院的遗址，这到底算什么错呢？……尽管如此，这样的与当事人面对面展开“揭发批判”的会曾没完没了地开过多次。我设身处地想过，这样的会对这几位当事人作家，真叫“倒胃口”呀！揭发的被揭发的不都是以写作为业的作家吗！与其将精力耗在这上边，何不做点于社会于人民有益的事情呢？会上我颇留心作家舒群的表情，只见他眼睛定定地瞅着发言人，嘴唇抿得紧紧的，绝对地沉默无语。但一脸的苦楚掩藏不住。以往那眯着眼睛的微笑，那翩翩潇洒的风度，完全不见了。这几位作家当时都正处盛年，舒群明显处于创作的兴旺期，经过这一番“揭批”，我想他的创作情绪，恐怕要被破坏得所剩无几了。这样一位从30年代起就从事创作活动、几十年同革命事业共着命运，建国后仍然努力深入生活、勤奋地创作的作家，他的创作情绪，难道全是该被“破坏”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吗？
1957年，罗、白终于被划为“右派”，留着舒，像是体现“区别对待”，体现“宽大”，但仍给以党纪处分，长期下放某工业城市。但在舒，据我从旁观察，他对处分是难以接受，不服气的。
舒群的“寓言小说”(2)
1962年8月，邵荃麟主持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周扬前往讲话，散会后我看见久未见面的舒群访晤周扬，大约是申诉自己的处境。
不久，周扬指示《人民文学》杂志，可以向舒群约稿。
很快，舒群自本溪寄来短篇《在厂史以外》，这是一篇构思精巧，对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充满着热爱，也颇合时宜的小说。赞颂的是在工厂一次抗洪抢险战斗中一位忘我地献出了年轻生命的普通工人。这篇小说，今天读来仍然使人受到感动。（注：小说已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建国以来优秀短篇小说选中）作家舒群这时对于广大读者已是久违了（自他1954年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崔毅》后，已有七八年没发表作品），《在厂史以外》发表后，读者反响是热烈的，尤其工厂里的读者，给编辑部投书写读后感的人不少。
文学界一位领导同志读了舒群的《在厂史以外》后，曾发表高见说“这篇小说是不是有一点儿‘弦外之音’？”而在60年代中期，《文艺报》一篇批评文章径直说它是“反党”毒草。
我觉得，以我所了解的舒群在50年代中后期的遭遇，《在厂史以外》可以当作一篇寓言小说读，或许曲折地宣泄了舒群这些年某些内心的波澜。但怎么能说是反党呢？
小说有个重要的情节“眼线”：小说里的“我”曾经见过可爱的主人公（后来牺牲了的年轻电工）和他的未婚妻。他帮“我”义务修电灯时，有位年轻姑娘来找他。但“我”对两人关系的判断，起初，是判断对了，“我”猜那女孩是青年电工的未婚妻，却又自以为错了；后来，青年电工牺牲了，这女孩又来了，“我”以为她不是他的未婚妻，这当然更错了。
舒群《在厂史以外》的结尾写道：“在这上，当初，我本来没有错；后来，我反而错了；现在，我当然又错了。但这让我对谁说呢？”
这几句话可不可以理解成舒群对这些年他自身遭遇的一番诉说、一段内心独白呢？
文学界近年有人写当代文学史，我这番见闻加“索隐”，可不可以算做“在文学史以外……”呢？
粉碎“四人帮”后，舒群以老病之躯，勤奋写作，发表了名篇佳作多篇，其中最著名的有1981年获奖短篇《少年CHEN女》及《杨家岭夜话》、《枣园之宴》等等。他还和丁玲再次合作艰难地共同创办了大型文学刊物《中国》。
舒群已逝，他留给我的是难忘的记忆，怀念。
中国“作协”反右扫描(1)
“新的革命的洗礼”
这是1957年第7期（5月19日出版）《文艺报》社论的题目，这篇社论由总编辑张光年起草。社论真诚地贯彻毛泽东主席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同年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的精神。社论指出：“国内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的生动表现———人民内部的矛盾变得突出了。新的时代提出了新的任务，用阶级斗争中的老办法来解决文化革命、技术革命中的新问题，越来越行不通了。”“所以要整风。共产党员、首先是党员领导干部正在经受一次新的革命的洗礼。”社论批评了那些“面对着当前的新变化”而“抱怨或感伤”的人：“难道说，教条主义的绳子还是不要解除的好？宗派主义的墙和沟还是继续保留的好？官僚主义的祸害还是不要反对的好？”同期还发表中国作协书记处第一书记刘白羽的文章《文学的幻想与现实》，他说：“我们不赞成庸俗社会学的先生们的意见，把文学的描写的对象给以狭窄的限制，把全人类、全海洋一样广阔的文学世界加以人为的割裂。”“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方针，这口号，反映了千百万群众的要求，它成为时代前进的主导力量。”“在目前这时刻……如果谁保守，踌躇自满，裹足不前，谁就看不见新的要求，看不见新时代的飞跃前进，而自己变成落后的人，当然这不能不说是悲剧。”在领导号召和推动下，中国作家协会各部门都动起来了，党员领导干部、普通党员、民主人士、非党群众都来接受这“新的革命的洗礼”。《文艺报》早在1957年4月14日便改为八开的周刊，扩大了编委会成员，邀请党外著名作家、《人民日报》文艺部顾问萧乾来就任第二副总编兼外国文学部主任，著名电影评论家、《电影的锣鼓》一文的作者钟惦棐为编委。《文艺报》广开言路和文路，发表文学、艺术、学术、出版界各方面人士的言论、文字，对文艺工作和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展开批评。作协机关和下属的其他刊物《人民文学》、《文艺学习》、《新观察》、《诗刊》等也在努力贯彻整风精神和双百方针，邀请文化界人士、非党人士，作家和评论家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力求改进自己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