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情正在起变化，已经起了变化。毛泽东主席在1957年5月15日起草了一份发给党内干部阅读的文件《事情正在起变化》，首次提出右派问题，包括“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指出：“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就是后来说的“阳谋”。阶级斗争不仅没有结束，而且还十分尖锐复杂。毛主席对“右派”的估计是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5月19日出版的《文艺报》在发稿时，作协领导人刘白羽、《文艺报》总编张光年等同志还来不及知道毛主席这份最新的文件，因之他们的文章和社论还是1957年2、3月份的调子。据我的记忆，作协党内一部分人知道这份文件最快也是三天之后，即1957年5月18日、19日之际，或稍后几天。因为这时曾对党内少数积极分子进行了传达。我不仅听了传达，还受到作协一位领导同志个别关照。所以我成了个幸运儿。尽管我响应党的号召，对文艺界领导人提意见不落人后，并且发了些带“刺”的杂文，但我已列在保护范围，往后只要谨慎行事，不会当“右派”了，这是后话。而更明显的信号是毛主席5月25日接见共青团代表时讲的一句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作协的排头刊物《文艺报》，迟至1957年6月23日出版的一期刊物（第12期）才开始变调，转向反右。也就是说，从1957年5月下旬至6月下旬，作协仍照样进行整风、鸣放，但这时候的作法，不能不带上“阳谋”的味道了，这就是服从上边整体的部署，让更多的“鱼”浮上来。
1957年7月14日，第15期《文艺报》在头版和二版显著地位发表总编、副总编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三位的《我们的自我批评》和编辑部展开反右派斗争的消息，端出了“偷运毒草”的副总编萧乾，和用“右派思想”“向我们进行了猛烈的挑战”的“二唐”（总编室主任唐因、代理文学部主任唐达成）。于是以此为开端，全国作协各部门和各地文艺界的反右迅猛地扩大了。
作协各部门反右扫描
《文艺报》萧乾案：萧乾解放前是《大公报》著名记者、文艺编辑，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长驻英国伦敦。解放后任英文《人民中国》副总编辑、记者，曾写有赞颂中国土地改革的《土地回老家》一书，后调人民文学出版社做外国文学翻译和编辑。1956年下半年贯彻双百方针后，他成为受到各方面关注的活跃人物，被《人民日报》聘请为文艺部顾问。他写得一手好文章，1956年下半年写的随笔《大象和大纲》被《文艺报》发在头条，受到普遍赞扬。人们好像重又发现了萧乾，认为他是办报办刊难得的人才。1956年末、1957年初春，《文艺报》酝酿改为周刊，作协立即将萧乾调来任《文艺报》的第二副总编。萧乾其人，与一般想像的不一样；他虽喝过很长时期的“洋墨水”，但为人平易近人，没有一点作家架子，没有洋气，蒙古人的长相，朴素的穿着，倒显得有点“土”气。他见人总是点头微笑，彬彬有礼，不显山不露水，这也许是他的绅士风度。自然他内心是丰富活跃的，有时在熟人面前简直像个“大孩子”。记得50年代初期某天，我的一位诗人同事、萧乾的老熟人接到一个电话，是萧乾打来的，那时他已与妻子梅韬离婚。萧乾在电话里诉说他的苦恼，请朋友赶快为他物色个女友。在一旁听着的我，觉得很滑稽。这是我对萧乾最初的感性印象。自1957年4月《文艺报》改为周刊出版，萧乾与《文艺报》之间的蜜月并不长，充其量也不过三个月吧。作协反右一开始，他首当其冲地被“端”出来了。他是中国民主同盟作协支部的副主任，自然跟章、罗那些“右派大野心家”有“关系”。他组织发表在《文艺报》上那些非党的文人、翻译家对文艺、出版工作提出批评意见的文章被认为是“放毒”、“点火”、“偷运毒草”。他自己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写得很平和、涉及对人事工作的意见的文章《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也被确定为大毒草。他大概被认定了是一条浮出水面上来的大鲨鱼、大毒鱼，谁也救助不了他。尽管他有两位早年在《大公报》时期的文友，此刻都在作协的领导岗位上。其后的《文艺报》一篇又一篇的批判文章揭这位副总编的“老底”。他的同事们、盟友们写的文章毫不犹豫地说他是“洋奴政客”，甚至“曾经为法西斯辩护”。
中国“作协”反右扫描(2)
《文艺报》钟惦棐案：和萧乾不同，钟惦棐是1937年参加工作的老共产党员。他长期在电影界，熟悉电影业的情况，思想敏锐、活跃，擅长写艺术评论。他的某些电影评论文章，没有那些常用的空话、套话，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真正的艺术分析。《文艺报》在1956年下半年曾发表过他一篇谈法国电影《没有留下地址》的文章，我至今记得它的标题叫《重要的和不重要的》，是当时大家谈论得较多的一篇好文章。不久，钟惦棐从中宣部文艺处负责电影工作的岗位，调《文艺报》任艺术部主任。他写了一篇《电影的锣鼓》的文稿，刊于《文艺报》1956年第23期的头条。文章根据一些影片上座率不高的统计材料，首次提出了影片的票房价值、观众心理等长期为人们所忽视的问题，用现在说法是摄制电影在注重社会效益时也不可忽视经济效益，或者说也要注意市场信息、市场规律。这在今天的读者很容易理解，但在当时是“超前”了。这篇文章并非钟惦棐个人署名，而是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在显著地位发表，影响也就更大了。当时“文汇”、“光明”两报正在讨论电影问题，《文艺报》评论员的“锣鼓”一敲，也就更热闹了。但报纸也登了不同意见，如《文汇报》就登过批评这篇文章的稿件%%%。但在1956年末直至1957年初春，报刊上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仍严格限制在学术范围。不能设想这篇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发在权威刊物头条的文稿（那时钟惦棐仅是艺术部主任，并非编委会成员），不经过《文艺报》编委会（常务编委是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审批、拍板能够出来。那时还不存在“阳谋”，发表要么是推荐，要么是为了推动问题讨论。1957年3月，情况有了一点变化，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次会邀请许多党外知名人士参加。毛主席在谈到党内情况时，说有的人有“左”或右的倾向，“左”的倾向的代表是陈其通等人和他们的文章《对当前文艺工作的意见》，而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则是钟惦棐和他的《电影的锣鼓》。1957年反右后，钟惦棐的问题，迅速升级，由内部检讨，变为报刊上点名，公开的批判斗争；由“右倾”变为“电影界反党头目”，“指挥向党进行冲锋包围”的资产阶级右派。就连《电影的锣鼓》的发表也和任何人无关，而是钟惦棐个人的行为，是他“用了不合法的办法”，“向党的高级领导机构抛出的一份挑战书”。而钟惦棐在电影界、艺术界所有的作为都是为了“反对党的领导”，他成了十恶不赦的“敌人”。
《文艺报》“二唐”案：唐因、唐达成原是丁玲、陈企霞主编《文艺报》时期留下来的最突出的青年业务骨干，他们很自然地被怀疑在人际关系、思想情绪上同丁、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划右的最直接原因是两人在五六月间发表的言论、文章，被认为是“对党的领导抱着严重的对抗情绪”。唐达成发表了一篇《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副题是“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6月9日出版的《文艺报》1957年第10期），不管他的文章有无道理，这是极为犯忌的。据我所知，“文化大革命”前周扬同志是文艺界最高权威，他无疑代表党的领导。文艺界开会，只要周扬讲了话，其他的发言人，不论你是大师、文豪，理论家、作家、艺术家，都会说拥护、赞成。谁要说声“不赞成”或发表不同意见，那简直是对党的领导人的亵渎和冒犯，是难以想像的事了。尽管文艺理论问题作为学术问题，本应以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不分领导、被领导，展开平等争鸣讨论。但在中国文艺界积习已久，说了不同意见等于冒犯领导的观念在那时多数人中还难以改变。退一步说，即使在非文艺界，提了不同意见即等于反领导，反具体领导人即等于反党的逻辑，在反右扩大化中已愈演愈烈，唐达成是难逃劫数的。唐因则是对1954年全国文联、作协关于批评《文艺报》的决议说了些不同意见，这也是不能允许的，这被认为是为丁玲、陈企霞翻案，难道还不是反对《文艺报》的现领导，“对党的领导抱着严重的对抗情绪”吗？他们的罪名还有“要把《文艺报》办成资产阶级的‘自由论坛’”，要“退出《文艺报》”，另办同人刊物。
《人民文学》李清泉、俞林案：李清泉，延安“鲁艺”出身，曾长期在东北教育界工作，1955年重返文学界，任《人民文学》编辑部副主任、主任，1956年离职到作协当审干办公室主任。1957年三四月间，秦兆阳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文和修改王蒙小说问题以及被认为贯彻双百方针不力而实际靠边。李清泉“受命于危难之际”，回编辑部接编《人民文学》。他执行作协领导的指示，大胆果断，贯彻双百方针毫不迟疑。以其编辑的胆识、慧眼和辛勤努力，编出了体现双百方针的《人民文学》5、6月合刊和7月革新特大号。他扩大了组稿面，使“五四”以来一批老作家如康白情、沈从文等重新面世，同时推出了李国文、宗璞等一批新人的力作。革新特大号出来后，作协一位领导人曾打电话对其表示祝贺。但随后反右扩大化，李希凡、姚文元等带头发表短文和长文批评《人民文学》代表了修正主义创作逆流，革新特大号变成了“毒草”专号。中国作家协会很快编印出来供内部阅读的一本厚厚的《人民文学》毒草集，其中理论方面，除收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还收入了近半年多来，包括5、6、7期《人民文学》发表的许多评论、杂文，有李清泉用笔名写的批评社会上右派的杂文、编后记和笔者及编辑部其他编辑写的短论、杂文等。作品则赫然收入了李国文、宗璞等刚发表的新作。毒草集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引起了深深的震动。（顺便说一句，当时作协发下来上级单位编印的一批供批判用的、16开的白皮书如《冯雪峰言论》、《姚雪垠言论》、《吴祖光言论》、《刘绍棠言论》等等。凡被编印了言论集的人，准在劫难逃。）许多人思想不通。耿直的李清泉贴出一张小字报，其大意谓若说《人民文学》成了修正主义逆流，作协某些领导人也有其责任。李清泉不久被划为右派，成为《人民文学》被划右的第一个领导干部。其罪名之一是说他“恶毒”攻击肃反，因为他在给上边提意见时，用了一句嘲讽的语言，说肃反如同“拉稀”（指不重证据地扩大了打击面），而审干（指审查干部、平反错案，落实政策。李清泉是作协这一工作的具体负责人）是“擦屁股”。再就是编刊物“放毒”。若干年后他才知道，倒霉的契机其实是他贴出来的那张小字报。
中国“作协”反右扫描(3)
俞林是来自解放区的一位小说家，写过《老赵下乡》、《人民在战斗》等中长篇小说。他出身燕京大学，抗战军兴参加八路军打游击，做地方工作，又因其擅长英语，1946年曾参加北平军事调处部的工作，任我方译员。解放后曾任中南作家协会副主席，1956年参加我国一个文化代表团出访南美。1957年已调外交部，显然准备再次履行外交官的职责。正在此际，《人民文学》的秦兆阳、李清泉两位负责人相继出事，编辑部的业务领导处于真空状态。作协急急忙忙找外交部商调来俞林，任《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俞林到职一个月主持编辑了反右的《人民文学》1957年第8期。他本人也在《文艺报》发表了反右文章。谁知9月间突接通知，俞林因其5月份在外交人员进修班上的发言，已在外交部被划为右派。（俞林的发言据说只是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建议“肃反”不要搞群众运动，而被定为“攻击”肃反运动，划右。）俞林只好立即离开副主编岗位，等待他的是批评、处理（作为右派，开除党籍，送至农村劳改）。俞林其人，一向温文儒雅，谨言慎行，从没有偏激过头的言辞。（他曾告诉我，在外交部进修班的那次发言还是逼出来的呢。“上边要大家发言鸣放，很多人保持沉默，我作为会议的召集人，只好带头发个言，结合我自己在武汉领导一个单位肃反中的教训谈点看法。”）俞林之被划右，不单他自己毫无精神准备，作协和《人民文学》的人也都大感意外，不过事已至此，谁也没办法。
《新观察》戈扬、黄沙案：戈扬出身报业世家，抗战初期参加新四军，担任过战地记者，解放后长期担任由旧《观察》（储安平主编，因其进步倾向，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政府查封）改名迁京的《新观察》杂志的主编。戈扬是个有魄力、热衷于新闻事业，有点男性做派的女子。在她的策划、推动下，《新观察》半月刊成为发行数十万份，颇受读者欢迎的杂志。在1957年鸣放高潮中，戈扬不甘落后，在刊物上发表了以《中国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名扬全国的费孝通教授的新作《重访江村》，并以《蓓蕾满园乍开时》的通讯，报道了费孝通与其他教授们的发言及鸣放活动。而费教授又是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同盟的重要领导成员，不久即与章伯钧、罗隆基一起被划为右派。戈扬的行为被认为是对党的叛卖，拱手将阵地让给了资产阶级右派阴谋集团，使刊物成了“配合右派势力向党进攻的工具”。戈扬成为中国作家协会诸家刊物主编中唯一被划成右派的人（其他刊物被划的最高是副主编，或常务副主编）。 主编划右，刊物自然稀里哗啦，那些活跃一时的记者、编辑，被划右者不在少数，较著名的有黄沙。黄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又是费孝通教授的学生，他主张《新观察》应该效仿老《观察》，组织全国知名的教授、学者们写文章，他本人身体力行，在他的组稿名单中除了费教授，还有储安平等人。他还主张刊物应该关心、了解全国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状况，“为他们说话”。黄沙被划右的罪名是“跟费孝通里应外合”，企图“篡夺”《新观察》的领导权，改变刊物的方向。《新观察》领导班子大换班后，维持了两三年，60年代初期作协决定该刊停刊，部分编辑人员并入《人民文学》或调至其他单位。
《文艺学习》黄秋耘、杨觉案：黄秋耘是全国知名的文艺评论家、杂文家，《文艺学习》杂志主编韦君宜的副手。他早年参加清华大学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共产党。他是学外语的，曾翻译过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思想上深受西方人道主义思潮影响，悲天悯人，同情弱者。但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又是个严肃的工作者，抗日战争开始，他曾先后打进日本人的情报部门和国民党军队，做着危险的地下工作，可以说直接参加了打击日寇和推翻旧政权的实践斗争，这点上还不同于一般的文化人。在《文艺学习》副主编岗位上，他是个勤恳认真的人。1957年春天，更是不遗余力地贯彻双百方针，推动学术争鸣。如组织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讨论，引起了毛泽东主席注意，刊物销数也大增。秋耘平时爱写点短论、杂文，这却引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如1956年9月发表在《人民文学》的短文《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闭上眼睛》；1957年的整风、鸣放高潮中写的《刺在哪里？》批评了文艺领导人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措词比较尖刻。1957年5月18日夜晚，当他在党组书记邵荃麟那儿偶然得知风向要“转”的消息，想抽回《刺在哪里？》那篇文稿已经来不及，刊物付印了，他后悔莫及。紧接着中央宣传部下发了10个准备批判的人的言论集，黄秋耘榜上有名，和吴祖光、姚雪垠、刘绍棠等人并列，他知道自己怕是在劫难逃了。1957年8月4日出版的《文艺报》第18期，头题发表刘白羽同志《论文学上的右派寒流》的长文，文中着重点了两个人的名，一个是发表《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闭上眼睛》的黄秋耘，一个是主张干预生活的刘宾雁（刘宾雁其时已在《中国青年报》被划右）。刘白羽写道：“这一批人的社会观，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是充满苦痛的一片黑暗；他们的艺术观，就是只有描写黑暗的作品才能是真实的”，“这些人不曾用他们自己的鲜血与生命创造这个新社会……他们带着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虚无思想，他们对一切不合乎他们心愿的东西，都看成一片黑暗，并且怨天尤人”。刘白羽最后写道：“真正冷的是你们的心，真正黑暗的是你们的灵魂，你们是为旧时代唱葬歌的人，你们当然不会礼赞新时代的光辉，你们是在黑暗中活惯了的，你们经不住光明的照耀，你们怕这种劳动人民的胜利的红色光辉，你们便闭起两眼硬说这是一片黑暗，你们灰色的情调已经蚀烂了你们整个的心。”叫人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的人，自己变成了“黑暗”，变成了“闭起两眼”硬说光明是黑暗的人，这是写作这篇短文的黄秋耘始料不及的。他只好等待被作为“右派”处置。最后是他在香港时期的老上司、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保了他，谓之思想批评从严，不戴帽子，下放劳动锻炼。杨觉是《文艺学习》的一个编辑，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他的划右颇为蹊跷。他回了老岳母家一次，岳母所在生产队原是个富队，跟一个穷队合并了，他们感觉吃了亏，要求重新分队。这本来是合理的，因为是坚持按劳分配反对平调嘛。生产队干部写了两封向上反映情况、提出请求的信，一封给河北省委，一封给《人民日报》。他们请回乡的亲戚杨觉替他们送出这两封信。杨觉做了这件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的事，却招来意想不到的罪名，“反对农业合作化”。于是杨觉被划右，开除党籍。夫妇俩一再申诉，要求甄别改正。后来下来中央文件，所有右派案件不准再甄别复议。杨觉白戴了22年右派帽子，直至1979年才平反改正。
中国“作协”反右扫描(4)
《文艺学习》除了黄秋耘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主编韦君宜的情况也岌岌可危，她被作为犯“右倾”错误的人，内部批判，下放劳动。1957年下半年，作协领导决定《文艺学习》停刊（《文艺学习》当时的发行份数也有几十万份）。部分编辑人员合并到《人民文学》去。
徐懋庸案：徐懋庸本来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研究人员，不归作协管理。但在1957年11月间，却由该部和中国作协联合开了6次批判右派分子徐懋庸的大会，出席会议的有二百多人。徐懋庸因30年代鲁迅先生答他的那封信而名闻天下。1949年5月，我的家乡武汉解放后，徐懋庸是接管武汉大学的军代表，在学校的任职是副校长兼秘书长，实权在握，掌管一所名牌大学。一度还兼任中南教育部副部长。在武汉工作时，我曾听过徐懋庸一次时事报告，觉得他对国际问题分析透彻、深入，讲话逻辑性强，对他油然升起敬意，感觉他不再是30年代那个徐懋庸了。1953年我调中国作协《人民文学》杂志，在评论组工作。大约1954年下半年，开始批判胡风时，评论组曾收到徐懋庸一篇来稿，稿中涉及了30年代文艺界纷争的一些往事，编委何其芳建议送周扬同志一阅。不久周扬退回原稿，上有一句批语：“此人毫无进步”。这事给我印象很深，觉得30年代老人们的关系真是复杂难测。评论组退还徐稿后从此再也不敢轻易向其约稿。徐懋庸在武汉大学“走红”的日子没有多久，1953年即被撤职。1954年调第五中级党校工作，不久再次受到整治。主持整治他的那位领导同志我也有幸拜访过，1959年在安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遭受批判，这是后话。徐懋庸调北京中科院“学部”后，时间不长，没做几天研究工作，即遇见了1957年春天的首次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那个大气候及随之而来的整风、鸣放。徐懋庸重又活跃起来。短短两三个月时间，他在全国有影响的近20家报刊，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文艺报》、《人民文学》等，用本名或笔名发表数十万字的长、短文章，主要是杂文，也还有散文，这是徐懋庸前所未有的，也是最后的创作高潮期。他的这些杂文新作或许可以叫做“徐懋庸旋风”，在当时的学术、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自然也有不同的看法。最著名的篇章有发表在《人民日报》八版的《小品文的新危机》、《对于百家争鸣的逆风》、《不要怕民主》等，以及发在《人民文学》的《“蝉噪居”漫笔》，还有纪念母亲和亡女的《冷却了的悲痛》，则是一篇散文佳作。徐懋庸的这些新作杂文，论据充足、文笔犀利、解剖深刻，确实是一个作家成熟时期的作品。他的有些杂文，锋芒所向，是指向了某些领导者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作风的弊端，而这些正是党发动整风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无可否认，徐懋庸在某些杂文中也掺杂了某些个人的牢骚、情绪。1957年11月的批判大会，目的是“剥去徐懋庸革命哲学家和革命文学家的画皮”，指责他是“混进党内近20年，积累了丰富的反党经验”，“手段比有些右派分子更狡猾、更毒辣”的右派分子。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发言中指出：“为什么一些人———甚至是老的左翼，会跑到右边去呢？这是因为革命队伍混进了一些个人主义严重的人，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这些人到了一定的历史关头，就经不起考验暴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徐懋庸就是这样的人”。张光年在其批判长文《文艺界右派是怎样反对教条主义的》（载《文艺报》1957年第37号）则着重批判徐懋庸未发表的一篇哲学论文《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被收入供批判用的《徐懋庸言论》中下述一段话：“近40年和近10年来，特别是最近一年来（重点为光年所加，下同）人类的历史，经历了许多次急剧的巨大的转变，而且正在迎接着新的转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都面临着包罗万象而充满矛盾的实践任务。这种形势与任务，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它能够创造性地，正确有效地解决新问题……”普通读者难以判断这段话的意思与光年自己执笔写的《文艺报》1957年第7期社论《新的革命的洗礼》中的意思，究竟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但在徐懋庸则是大谬了，说他是配合“国际范围内掀起的一阵反共高潮”“利令智昏”，以“反教条主义”为名，向马列主义，向党和社会主义展开了“大进攻”。
普通编辑划右者
作协各刊物普通编辑之划右者，也占一个相当的数目，如《文艺报》的侯民泽（敏泽）、罗斗（仙洲），《人民文学》的诗歌组长、诗人吕剑，小说组长、九叶派诗人之一的唐祈，评论编辑杜黎均、高光起（已调学部文学所），《文艺学习》的评论组长李兴华（李凤），《新观察》的龚之方、李今，《诗刊》的吴视。他们好些是业务骨干。有的人是因为肃反中受审查，整风鸣放发言兼带宣泄胸中的郁闷之气，被认为“攻击党”、“攻击肃反”而划右。有的人则因其采访写作或组织的稿件，被认为起到了为右派煽风点火的作用。
右派之外的“中右”
这些被视为在整风、鸣放中犯了右倾错误的人，有党员，也有非党员，有一些是领导干部，如前面说的韦君宜，也有中层领导和普通干部。这些人在作协，也是个不小的数字。如果统计起来在各部门也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些人都要在各自的单位进行思想批判，并登作协内部的简报。后来大多首批下放农村劳动锻炼。从乡下归来后，有些人被调离作协，去外省外地工作。
中国“作协”反右扫描(5)
“鱼”的丰收从1957年6、7月间到年底，反右斗争在作协，可以说取得了“鱼”的大丰收。丁玲、冯雪峰、艾青等，这些自然是大“鱼”，不管上钩不上钩，都要捕获的。（丁玲主持的文学讲习所也随即停办。）此外，也还有一批文化、学术和文学、艺术界的大“鱼”，因参加作协或《文艺报》组织的鸣放座谈会或发言或写文章或接受采访而被“钓”上来。这些人中较著名的有黄药眠、钟敬文等教授，翻译家张友松，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权，诗人、考古学家陈梦家，杂文家、评论家舒芜。而在《文艺报》上点名或批判的全国文艺界知名人士，粗粗列举一下，则有施蛰存、徐仲年、许杰、徐中玉、穆木天、程千帆、陆侃如等教授，评论家陈涌、李蕤、鲍昌，翻译家黄源、冯亦代，浙江文联主席、学者宋云彬，杂文家曾彦修，诗人、作家公刘、王希坚、唐湜、柳溪、张明权、刘绍棠、孙大雨、苏金伞、流沙河、李白凤、汪馥泉、蒋锡金、刘盛亚、石天河，漫画家沈同衡、李滨声，相声作家何迟，美术家江丰、徐燕荪、王雪涛，戏剧界人士吴祖光、杜高、汪明，电影界著名导演、演员吴永刚、石挥、吕班、郭维、沙蒙。
1958年补划的右派1958年夏天补划的右派有秦兆阳、黎辛（原作协党总支书记，从湖北省文化局长的岗位上揪回来补划）、诗人公木（从吉林长春请回来补划）。其实诗人公木向来革命性强，在1957年夏、秋季，发表了不少批判右派的诗歌和文章，尽管这样仍然因其参加了丁玲、陈企霞专案组工作时“企图为丁陈翻案”而将其补划为右派。
余 波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1957年5月间曾去浙江出差，同浙江文艺界的作家们开座谈会，传达中央精神，鼓励他们鸣放。结果浙江参加座谈会的人士，很快几乎全部被划右，著名的如宋云彬、黄源、陈学昭等。反右后，邵荃麟被认为是去浙江煽风点火，检举材料送至北京。但邵荃麟仍然被“保护过关”，参加领导了作协的反右派斗争。1964年，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传达后，作协重点批判邵荃麟，认为他的“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这时他不再被保护，1957年浙江“放火”的材料被端了出来。有人径直批评说，邵荃麟是“漏网右派”。
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作协的作家、评论家、编辑家以“漏网右派”罪名而被揪出的，那就更加不可胜数了。
求索的苦果(1)
——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出世前后
秦兆阳，出生于湖北黄冈县一个教师家庭。1936—1937年即在武汉的报纸上发表过不少诗歌和散文。1938年投身革命，长期做美术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又开始从事文学写作，逐渐成为华北解放区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全国解放不久，他即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幸福》。这本书以其如诗如画的意境、传奇色彩的故事而独具魅力，显示了作者的创造才能。1949年，秦兆阳担任了刚创刊不久的《人民文学》的小说编辑，直到1952年底。在此期间，经他之手不知挑选（包括修改加工）了多少无名作者的作品，有些作者因此一举成名，跃入了著名作家的行列。可以举出一大串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成名作品，如白桦、孙峻青、玛拉沁夫……秦兆阳是个思考型的编辑，他每天面对来稿，除了选发佳作还不断研究、思考当时初学写作者创作中的问题。于是从来稿实例出发，用“策”或“秦策”的笔名写出一篇又一篇针对青年作者创作中概念化公式化的毛病，阐述小说创作规律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这些文章分析具体、深入浅出，深受青年业余作者和全国各地一大批文学刊物的编辑欢迎。据我所知，这些文章一出来就被转载，被文艺杂志编者印成小册子，广泛向青年投稿者们散发。这些文章直到50年代中期才被编辑成书，题名《论公式化、概念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52年底，秦兆阳离开《人民文学》，请创作假，下到他熟悉的华北农村去体验生活。很快他写出了一篇篇精美的农村新生活画卷，总题为《农村散记》，发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上，一时成为文艺界谈论的热门作品。正当他开始经营一部长篇小说时，反胡风运动开始，《文艺报》改组，他被调去《文艺报》担任常务编委。一年以后，这位能创作又常写理论文章的人，受到主持作家协会常务、被称为“少壮派”的党组副书记刘白羽的青睐，刘白羽满心希望作协和它下属的刊物能出现活跃的新面貌。1955年12月，秦兆阳受命重返《人民文学》，任副主编，主持该刊编政。《人民文学》杂志的面貌很快发生了变化。秦兆阳以自己的编辑思想，统一全编辑部的思想。他在编辑部内宣布，要将《人民文学》办成像俄国19世纪《现代人》那样有影响的第一流刊物，要有自己的理论主张，要不断推出新人新作。他在刊物上设立了“创作谈”等新栏目，刊出一些作者研究著名作家创作特性的“作家论”，这在全国是首次；他亲自撰写编后记，阐明自己的主张。他身体力行，亲自看稿、选稿、编稿、改稿，接待作者。在他主持编刊期间，《人民文学》佳作迭出、新人不断涌现（包括写理论文章的新人，如写红楼梦人物论的蒋和森，写作家论的曾华鹏、范伯群等人），《人民文学》的版面明显加强了党组领导人所期望的群众性、战斗性，刊物的发行份数一年内由十余万份跃至近二十万份。秦兆阳也被吸收进作协党组，成为新成员。历史地看，秦兆阳主持编务的1956—1957年，是《人民文学》最好的时期之一，这也是读者公认的。后来说秦兆阳在文学编辑工作上的创造性思维和实践，是“抗拒党的批评和监督”，“企图使《人民文学》完全脱离党的领导”，“引向了修正主义的邪路”，是既不符合事实，也经不住历史的检验的。
1956年5月，陆定一同志在怀仁堂代表党中央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6月上中旬，作协党组两次开会讨论贯彻双百方针，要求所属刊物带头鸣放。作为作协机关刊物《人民文学》的负责人，秦兆阳在会上说：作协的刊物不宜草率应付，应该善于提出像样的学术问题。但要找人带头写这样的文章很难。关于文学创作问题，我多年来积累了一些想法，想写，却不敢。党组副书记刘白羽高兴地说：写嘛，写出来大家看看。前来参加会的中宣部文艺处长林默涵也在会上说：重大政策出台了，作协不能没有声音、没有反映，这是对主席的态度问题。会后，秦兆阳考虑，写文章的事要慎重。他决定邀约《人民文学》的编委先谈一谈。在何其芳家里，编委们就如何贯彻双百方针———当前文学创作中遇见的普遍关注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秦兆阳讲了自己的看法，比如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的缺陷，我国长期存在的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简单理解和做法，文艺批评中脱离生活、不重视艺术规律的教条主义倾向，某些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这都对文学创作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谁知大家想到一块儿了。何其芳说：文艺为政治服务问题解决不好对贯彻双百方针非常不利。严文井说：艺术规律问题，现实主义问题，很值得思考研究。编委会开过后，秦兆阳信心倍增，他不顾暑热，在小羊宜宾3号那间每天面临西晒的斗室里冥思苦想，突击写成《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数万字的论文草稿。他先给同事葛洛阅看。字斟句酌地推敲修改后，改题为《解除教条主义的束缚》，又给编辑部同仁阅读，征求意见。但文章的题目接受一位编辑意见仍恢复《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副题为“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他觉得这样更切合学术文章的题目。文章送呈周扬、刘白羽等同志阅看，他们阅后还给作者，没有发表赞成或反对的意见。7、8月间秦兆阳去北戴河海滨再次修改此文，9月，在《人民文学》发表。
求索的苦果(2)
《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究竟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年轻的读者已很陌生了，笔者不得不在这里稍作介绍。这篇论文是在肯定文艺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前提下，对现实主义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讨。虽说是篇论文，却并无多少学究气，而是从一个作家、一个热切关心我们文学创作现状的人的角度，结合文学批评与创作的实践，对多年来盛行的文艺的“左”的教条主义的要求与做法进行了一些分析、批评与反思；同时对30年代苏联作协章程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某些提法，提出了质疑；而强调了文艺创作应当尊重真实地、历史地再现现实的现实主义，尊重艺术创作的规律。这也就是恩格斯讲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即“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正确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认为这个提法比“章程”中的提法加附加语更为科学，更符合创作的规律，更有利于发展创作。在当时条件下，也可以说作者强调了、服膺了古往今来的现实主义这一文学流派，这是作者个人的学术见地，应当容许探讨。毛泽东主席也说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最好的”，但并非“唯一的”。作者丝毫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和先进世界观对创作的作用，相反，在文中一再重申、阐明。作者当然没有否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更没有反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学。
文章发表后各地有一些响应者、赞成者。如武汉的青年文艺理论家周勃、姜弘等人也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周勃文章的题目是《论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
同年12月，作协主办的另一刊物《文艺报》的主编张光年在该刊发表文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着、发展着》。文章从肯定还是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存在立论，挺身而出捍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和社会主义文学，一下子将问题和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十分尖锐敏感的政治方面。结果理应认真对待、探讨的秦兆阳文章的原意和主旨反而被撇在一边了。
这篇文章起着导向的作用，立即在全国引起不小的震动。有些人并没有读秦兆阳的原文但读了《文艺报》上的文章后认为秦兆阳是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口号的，也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存在。于是兴师问罪者有之，认同者有之。一个学术问题，没有来得及展开讨论，就变成了政治上的赞成或反对；秦兆阳一下子变成了不容怀疑、不容讨论的，取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甚至也否定社会主义文学存在的人。其实任何头脑冷静、不怀成见的人不难判断，对一个口号的缺点提出批评并不等于完全取消或否定这个口号；即令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的科学性提出质疑，也并不等于否定一个巨大的文学实践（社会主义的文学实践）及其存在。而批评家一蹴而就的逻辑恰恰是批评=否定；对口号的批评=否定其存在、实践！作者没有完成的，批评家代替其完成了。这真是“匪夷所思”，又是作者秦兆阳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严峻的局势。他不由得精神紧张起来。
1957年春，在有许多著名作家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秦兆阳说，我响应号召，贯彻双百方针写了篇文章，没想到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一下子变成了政治方面的论争，我很害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作为一个学术问题，难道不可以讨论吗？我希望周扬同志能将我的想法反映给毛主席，听听他老人家的意见。周扬连忙说：秦兆阳你不要紧张嘛！不久，周扬告诉秦兆阳，我已按你说的给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会见几位作家时说：秦兆阳不要紧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可以讨论的。毛主席不是凭空说的，他有自己的想法。例如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当时讲的是新现实主义或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没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是全国解放后为了跟苏联保持“一致”，才改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提法。
这时秦兆阳的心情才稍有松解。
1957年3、4月间发生了在报上公开批评修改王蒙小说的事。《人民文学》的主编随即也换成老作家张天翼。秦兆阳欲请创作假离开《人民文学》的编辑岗位被领导挽留，刘白羽说彻底离开不合适。这时为贯彻毛主席1957年2月和3月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精神，全国报刊再次掀起“放”的热潮。刘白羽亲自参加《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会议，要秦兆阳拟定贯彻“放”的方针的《人民文学》革新方案。但秦兆阳提出的“清醒的放”或“在放中求清醒”，被认为“有教条主义思想”，贯彻“放”的方针不力，而遭批评，他起草的方案也被搁置起来。秦兆阳便自动靠边，请求去北戴河休息。当时作协党内正准备重开关于丁玲、陈企霞的会，而秦在致作协领导人的一封信中说他不了解情况，他不是这个派也不是那个派，不想参加。这显然很不合时宜，使对他还抱有某种期望的某些领导人，大失所望。《人民文学》的编政，改由编辑部主任李清泉具体负责。
李清泉煞费苦心，力求贯彻“放”的精神，编出了《人民文学》7月号革新特大号。革新特大号发表了李国文、宗璞、丰村等人的小说新作和许多老作家的散文、杂文、诗歌作品。提前出版后，作协一位领导人打电话表示祝贺。
求索的苦果(3)
1957年6月、7月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反击右派被迅速扩大化。《人民文学》革新特大号，被李希凡等人率先指斥为“毒草”专号。李清泉随即被划为“右派”，丁玲、冯雪峰、艾青等人也被划了。
1957年9月，周扬作《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报告，指斥丁玲、冯雪峰等人为“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党的“同路人”，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便成为革命的对象了；批评过去一个时期“某些人”所主张的“写真实”的提法，实际上是揭露所谓生活的“阴暗面”的同义语，是站在反党立场“攻击党和社会主义”。
1958年炎热的夏天，对秦兆阳“算总账”的时刻到了。作协党组主持召开了对“修正主义分子”秦兆阳的批判会。
会后，刘白羽在《人民文学》1958年9月号发表长文《秦兆阳的破产》，批判“秦兆阳这个彻头彻尾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他指出，“只有彻底地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才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我们与秦兆阳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是一场根本不可调和的斗争”。
张光年也在《文艺报》上发表《应当老实些》、《好一个“改进计划”》等文章，再次指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是秦兆阳的“修正主义的思想纲领”。他把《人民文学》引向了“修正主义的邪路”。
秦兆阳被开除党籍、被划为右派，以病弱之躯，长期下放广西劳动。曾经赞成秦兆阳的论点的一批年轻人，如周勃、姜弘等也被划右。
秦兆阳之所以遭受不公正处置，自然跟反右扩大化的大背景有关。但从作家秦兆阳的个人特性来说，他也正是承受了自己遇事、遇见问题，爱思考、求索的苦果。现实主义问题的提出是这样，对反丁、陈的会“不想参加”也是这样。
例如，他提出的文艺的现实主义问题、反对“左”的教条主义问题，在1956年似乎有点“超前”了。但在60年代周扬等同志主持制定“文艺十条”“文艺八条”，包括起草和修订，开宗明义首先讲的不也是要正确处理好文艺跟政治的关系、要按照艺术规律办事，反对“左”的简单化，以利繁荣文艺创作吗？1962年张光年起草的以《文艺报》社论名义发表的《论题材问题》不也再次提出了“广开言路”、“广开文路”的问题吗？这些都是正确的。秦兆阳的悲剧在于他既有点“超前”，骨子里又执著，对自己的主张不肯“随行就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