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
今天看来毛泽东主席提倡的“开动机器”、“独立思考”和邓小平同志提倡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不正是一个作家的可贵之处吗？
文章完稿了，我考虑要不要去找老秦，拿给他看看？我写这类文章一向是文责自负，文稿在发表前不拿给某个作家当事人看，发表后才送给他们。这篇文章不同，涉及了不少事和人，我的记忆准不准？事实宜确切，不要搞错。
老秦住在北池子一个普通的平房院里，这是多年前他用稿费买下的房子。“文化大革命”期间正房全被人占据，他一家五口被挤在最后两间临时搭起的小平房里。多年以后正房退还，老秦仍以后边那间长方形简陋平房为自己的书房。书房没有现代化的暖气设备，没有空调、地毯，冬天阴冷冷的，但老秦喜欢它的清静。一天除了散步，去正房看看报，晒晒太阳，他大半时间呆在这间书房，这是他独自一人的世界。看书看稿（他仍是影响很大的文学杂志《当代》的主编）、思考问题、写作，多年来就是这种生活方式。他既不喜欢交际，也不善交际，几乎一切社会活动全免。多年前，他有机会被邀请去意大利访问，但是他谢绝了。我曾问他为何不去？他说不习惯、也难以适应改变一种生活方式。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保持着传统中国文人精神上的清纯，而永远过着简朴的物质生活的人。用“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两句中国文人尊崇的格言来形容老秦，非常合适。近年他已高龄，视力减退，但思维清醒，他更多的时间是用来写字作画。他的画是道地的寄情寄兴的中国文人写意画。他喜欢画老梅、劲竹、苍鹰，“醉甘露、舞长风”的荷花，或含蓄或淋漓尽致地展露一种风骨，笔名常用“老芹”。这正是自我人格的体现。此外根雕艺术也是他从年轻时就喜爱的。多年前他身体尚好，时常去公园、郊野漫步，拾捡些枯朽的树根，“化腐朽为神奇”，将它们“复活”为生动的生机蓬勃的美的形象。老秦的书房里挂满他自己的字画新作，案上则摆着根雕作品。他不倦地自我品评，重造这些作品，直到完全满意为止。
我去访他，无须事前约定，他准在那间书房里，或静坐或读书。
在我催促下，他分两个半天，才看完这篇小稿。他说涉及往事很痛苦，他现在也不能写很长的回忆了。他总希望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日渐好起来，兴盛起来；他希望过平静的生活，痛苦的往事不愿再回首，也不愿责怪任何人，也不愿与自己血肉相联的伟大肌体再增添新痛。当然这并非老秦的原话，而是我自己的意会。他删去了我文中一些多余的形容词，他说，还是让事实保持朴素的面貌好。
女作家柳溪1957年的经历(1)
大约是1953年，萧殷、陈涌同志主持《人民文学》杂志工作的那会儿吧，有一位不到30岁的年轻女同志是《人民文学》的常客。她性格开朗、活泼，颇为健谈。夏天，她有时穿一件阴丹士林布的蓝色长衫，衬托着她那开朗、白净的脸，更增添了几分健美、活泼感。我起初是被她的谈话深深吸引了。那时北方农村正在开始互助合作运动的试点，她在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著名的劳动模范耿长锁那儿体验生活，那儿办起了一个初级社。她谈起耿长锁社里形形色色的人物，以及他们对待办社的态度等等，那真是绘声绘影，生动极了，说到精彩之处，她自己也禁不住哈哈哈地放声大笑。对我这个好久没去过农村的人，对编辑部的许多编辑同事，听她谈农村见闻，那真好比听新鲜的“海上珍闻”，可又是这样逼真、活龙活现，具体而微。那农村公婆媳妇、妯娌之间的细事儿，听她娓娓地学说，我们像是走进了农村，深入了闾巷宅第。我说：“这女同志真有生动表达的才能！写小说准行！”别的同志笑着告诉我：“你还不认识？她就是柳溪，早有文名，1950年在本刊发表过小说《喜事》，受到过茅盾赞扬呢！她是清朝鼎鼎大名的《四库全书》主编、《阅微草堂笔记》作者纪晓岚的第六代孙女！”啊，这就是柳溪，一个好开朗、活泼的才女！
后来我听说，那会儿全国文协（作协的前身）正准备调柳溪来《人民文学》工作。不知为什么，这事儿没办成。
其后几年，柳溪在电影剧本创作所工作，时有小说新作，给《人民文学》发表。但1955年年尾到1956年上半年，随着文学界“肃反”和“批判‘反党集团’”运动的深入，就听不见她的名字了。那段时间，突然消失的名字不少，我们这些年轻编辑初时觉得奇怪，后来也就“习以为常”，有点“麻木”了。
却说，大约是1956年初夏吧，我在《人民文学》当小说编辑，接到一篇来稿，题目叫《在阵地上》，副题是“在先进地区”，作者署名耿简。稿件眉目清爽，文字圆熟。我拿起来就看，看着就放不下，一口气看完，一算字数，竟将近三万字。我为什么不觉其长呢？原来完全被它的内容吸引住了。作品以一个先进的农业社的生活为背景，犀利地、深刻地批评了一位在那儿“蹲点”的领导干部的瞎指挥和官僚主义作风。文笔生动略含讥讽，带着真实的说服力。我觉得是一篇别致的，切中时弊的佳作。那么作者呢？作者耿简是谁？名字陌生。我立即将这篇作品送给副主编秦兆阳审阅。大约只隔了一两夜工夫吧，老秦就将作品拿给我了，而且已将作品做了文字整修，改题为《爬在旗杆上的人》，删去大约六七千多余的文字，使作品显得更加紧凑。这是老秦一贯的编辑作风，对有希望的，尤其闪耀着才华和新意的来稿，尽管是无名作者的，他热情支持，严格要求，往往亲自为其修改定稿。兆阳同志高兴地对我说：“你发现了一位文学新人。不过你要去调查了解一下，作者是做什么的，看看他还写了什么作品没有？我看他有很大的潜力。”
原稿后边写有地址、真实姓名，西单石虎胡同5号安毓贤收。我怀着想见见这位文学新人的好奇、激动的心情，在一天下午骑车奔西单去访这位“安毓贤”。一位家庭妇女模样的人接待了我，说“我就是安毓贤”。我好生诧异，拿出原稿，“你就是安毓贤？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吗？”那位妇女难为情地笑了，“我是她家的亲戚，你等等，我去喊她来吧。”静候片刻，那被唤的人，从大门外进来了，我抬头一看，这不是柳溪同志吗！
柳溪冲我笑了，我也望她笑：“还以为我们发现了一位‘文学新人’，原来是你呀！”我们进屋聊。这会儿见到的柳溪，可不是当年那开朗、活泼的样儿，人消瘦了。她显得心事重重地向我诉说她写这篇作品的经过，她的难处。“不瞒你说，我受了审查，现在审查已经结束，快要做结论，我没有什么问题。我是个搞写作的人，好些人、好些事憋在心里，不写出来，难受得慌！……可是我才刚刚解除审查，怕用真名字发表作品会招惹是非，没办法，只好用了个化名投稿。不想还是没躲过你们的眼睛，找上门来了……你们看着办吧，假使文章能发表，你们先去问一下我单位的组织，取得他们同意吧？……”柳溪说着，眼圈儿红了，差点掉下眼泪。从这里，我深深体会了一个对党、对人民事业怀有责任感，而又暂时处在缧绁之中的作家的苦心。我也从此，更加敬重这些作家，你看他们处在逆境、“惨境”之中，想的不是个人遭遇，关心的仍然是党和国家的大事，人民的命运，仍然不忘记履行他们作为作家的职责，写出这样针砭时弊的好作品。柳溪告诉我，她写这篇文章，怕人家瞧见了，起初是偷偷地写的，写在笔记本上。
不用说秦兆阳听到“耿简”就是柳溪有多高兴了。我们办完应办的事情（我和柳溪的“组织”联系了，同意发表她的作品），老秦于是在1956年5月号以黑体醒目标题，发表《爬在旗杆上的人》。这篇作品刊出后在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几乎不亚于王蒙等人风靡一时的小说、特写。
我记得那是1958年秋天，《人民文学》和天津《新港》编辑部的同行联欢。《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全体人员到天津去。我们在天津参观、游览，玩得很欢洽，很愉快。有一天，不知为了什么事，我到天津作协机关去。忽在二楼楼道里碰见一个蓬头乱发的女人在那儿扫地。她一抬头，我们的目光相遇了，“这不是柳溪吗？”真是形容枯槁，颜色憔悴。正好这时楼道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柳溪走近我，低声地对我说：“我被划了右派，不能发表东西了。将来摘了帽子，我一定第一个给《人民文学》、给你们稿件！”我连连点头，走开了。
女作家柳溪1957年的经历(2)
柳溪对我说的话，我印象太深了，终生难忘！当时只觉得她惨兮兮的，实在太可怜！一个女人，遭受了这样的政治处置，又离了婚，儿女不得见，孤身一人，身心俱摧，还要承受这漫长的，不知何年何月得了的“劳改”生活，“另册”人的生活！而她还惦记着自己的写作事业，却又得不到申其志的机会。后来，越想，越觉得柳溪这些话，并非表明她是弱者。以为她是弱者，那是我错了，判断错了。譬如一个被溺水的人，她却怀着强烈的求生的希望，并有信心出水，那是弱者吗？她这样肯定，这样坚信，终有一天，她是要摘掉帽子的。她还要搞写作，而且还要在《人民文学》发表作品！“第一个就给你们！”这是弱者吗？ 这是有理想、有信心、有追求的、不屈服于命运的人！一个有理想、有信心、有追求、不屈服于命运的人，那就一定会有行动的表现，会向命运宣战，变为强者。是不是这样呢？
柳溪，从1958年到1978年，整整二十年的缧绁生活。她一直在底层，被监督劳动改造。住过农村低矮的茅屋，在机关收发室当过看门人，在工厂里，当过印刷包装工人，挡车工。令人惊异的是，在那漫长的难以忍受的孤寂岁月中，在连年的没完没了的批斗、折磨之中，她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写作，那是唯一的神圣事业，是她的精神寄托。她在茅屋的煤油灯下偷偷地写，在工厂闷热的小阁楼上悄悄地写。为了逃脱别人的检查、监视，在几页“思想检查”稿纸的背面默默地写……她一腔心血写成的稿本，她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宝贵。为了保护她这些暂时还不能面世的“孩子”们，她费尽心思，捉迷藏似的东藏西掖，曾放在盛中药的纸盒里，扔在不引人注意的劈柴和煤堆中。亏得有好心人，替她隐藏着这些“孩子”，免遭劫难。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正好也是秋天，是充满果香、谷香的收获季节。柳溪来北京，我们见面了。她信守二十年前的诺言，带给我们好几篇短篇小说手稿，其中有一篇叫《双喜临门》，我们发表在当年八月号的《人民文学》上。我同柳溪聊天，我说，啊哟，你一下子拿来这样多的稿件！
多吗？不多。我对柳溪的估计太不足了，她拿给我们的这几篇稿件，仅仅是她这二十年写出的稿件的九牛之一毛！她写就了一百几十万字的，历史长卷式的一部长篇小说草稿，还有好几个定稿的中篇，正等待发表、出版。二十年辛苦不寻常。柳溪不但像个普通的文学家，还像历史学家、哲人那样思考，思考时代、世事，思考我们的党，我们整个民族、国家的命运。二十年，一两百万字的稿件，记下了她紧张的思考，在历史的螺旋上升线上，她和同时代人对生活的深切感受……
不数年工夫，柳溪陆续出版了上百万字的小说，其中有她那历史长卷的第一部，分上下两册出版的装帧讲究、印制精美的《功与罪》，三部中篇力作的合集《生涯》，短篇小说集和好几册传奇故事等等。
柳溪，在逆境中仍然勤奋地笔耕，惊人的毅力和意志力，对命运进行不屈的反抗，使人想起我国历史上一个人物，那就是受了冤屈，身遭腐刑，而仍然著书立说、奋斗不息的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果然，我问过柳溪，是什么支持你在逆境中仍然不放下笔杆，奋斗不止？她说，司马迁给了她很大、很深的影响，尤其他的《报任安书》，她曾反复诵读，获益匪浅，成为她在逆境里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
去年我去天津，在柳溪的新家，匆匆地看望了她。她现在身体发胖，额上添了皱纹，已是一位有几分老态的妇女。但谈及她正在进行的宏大的写作计划，以及虽不想承担又难以拒绝的组织上添给她的新的重任（担任作协天津分会的负责人，出任《天津文学》主编），她依然精神亢奋，热情中添了庄重，活泼中添了成熟，使人依稀记起她当年的模样；但作为一个精神上已经成熟，结出了硕果的人，她比当年更有神采。她在人生征途上、在事业上，正处在“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时刻。她在患难中寻得一个老伴，他是一位艺术家，对她关怀、体贴，组成了美满的家庭。可惜我去时，她老伴正带着学生，出门写生去了，未能得见。我祝福她“人寿年丰”。
中国最后一个右派(1)
——记海外法籍华人女作家林希翎1994年7月10日夜晚，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你猜我是谁？猜不出来了吧？是的，快四十年了……是的，我回来了，回来了！”“啊———”我吃了一惊：“你是林希翎———程海果！”想到1956年，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与一个风华正茂、刚满20岁的年轻姑娘偶然相识的往事以及她后来的种种遭遇，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我们自然约了见面的日子，那是一个星期四，在我家中。她穿一身大花短袖连衣裙，明显地发胖，鬓已霜染，看上去气色颇佳。我是从一个轻松的话题开始的：“记得吗？1957年初春，你来我住处祝贺我新婚，你送我一幅杭州织锦———西湖月色，我介绍我爱人同你相识。可是没过多久你便去邀约住在我们单位写小说的王贤才，你们一起商量去天桥解救一个15岁的卖唱女。你那时充满使命感……”她笑了。我们在话旧和听她诉说这些年新的经历中忘记了时间。忽然暮色仓促袭来，她要我在她的一个本册上写几个字，我心里沉甸甸的。当我署上1994年7月14日的日期，才发觉这天是法国国庆日。这提醒了她，她要参加法使馆晚上的庆祝活动，草草用完我爱人为她准备的晚餐，便匆匆离去。
初识林希翎我与林希翎原本素不相识。1956年夏季的某天下午，天气闷热难当，在办公室里偶翻《中国青年报》，发现有篇《灵魂深处长着脓疮———记青年作家林希翎》、署名究真的文章，还加配丑化形象的漫画，读后引起我反感。那时，全国文化界正在贯彻“双百”方针，反对“一棍子打死”的粗暴批评。毛主席一向提倡青年人“头上要长犄角”，要独立思考，团中央也在鼓励青年人发挥生动活泼的创造性。为何一个年轻人对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上一篇学术文章提出质疑，便是大逆不道，犯了“天条”，并对她极尽人格侮辱之能事呢？这不是典型的“一棍子打死”的批评吗？于是我立即给《中国青年报》写了封信，对究真的文章进行反批评。我那时兼做着机关青年团的工作，写这信也算份内的事。想不到没过几天这封信在《中国青年报》头版较显著地位刊登出来，题目叫《批评应该实事求是与人为善》。不久，《中国青年报》以编辑部名义连续发表两次自我检讨，称所登究真文章失实，向被批评者道歉，承认错误。后来我才听说是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和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老人亲自关注了这件事。直到此时，我还不认识林希翎，也没见过她。后来她打听到我的单位，来信对我表示感谢，我才知道她真名叫程海果。我们通了几次信，我感觉她是个坦诚、朴实、性格开朗、活泼的人。如在一封信里说：“本来打算这个星期天来看你，不慎在溜冰中崴了腿，成了个跛脚姑娘，暂时来不了了。”第一次见面是她来单位拜访当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秦兆阳。她上身穿件旧军衣，头上扎着两只小辫，比我想像的更显年轻、单纯，谈锋却很健。我们算是相识了。
她的家庭和青少年时期她母亲是浙江温岭的名门闺秀，15岁为了逃婚，跟随哥哥（海果的舅舅）去上海闯荡。海果的舅舅是“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分子，参加演剧，擅长英语和世界语，跟于伶、陈白尘等剧作家很熟，跟牺牲的左联五烈士（胡也频等5位青年作家）很亲近，后来他自己也成为烈士。上人民大学时海果常到舅舅生前好友、中国作家协会的陈白尘家去。海果说，她童年时很崇敬舅舅。她曾对人说她是烈士子弟，这并非无中生有。海果的母亲到上海后考入产科学校，因受其兄影响，思想“左”倾，秘密参加沪西地下共青团和“左联”外围的一些工作。后来遇见一位东北流亡学生，两人一起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有了感情，结为夫妻。海果是他们第一个孩子，因出生在上海，取名“海果”。父母情爱深笃，一共生育了6个孩子。父亲在抗战胜利后，变成一个小官吏，浙江某县税务局长。不久他有了外遇。1947年竟弃家出走，不知去向（很久以后她们才知道他携情妇去了台湾）。母亲拉扯着海果兄弟姐妹6人，艰难度日。海果是老大，自然成为妈妈的第一助手，既要念书、照顾弟妹，还得为全家的生活跟妈妈一起奔波；这使她过早地感受社会的不平、人世的艰辛而变得早熟。我曾问，你对父亲有何印象？她说：“小时候父亲爱我，我也爱他。他突然变心，遗弃母亲和家人，给我刺激很深。那时我刚上初中，从此对男人有了不好的看法。直到长大，我虽说性格并不拘谨，交游广，但对结交异性朋友一直很谨慎，也深深同情母亲的遭遇。”说到童年所受的影响，她说：“上小学时，因附近有基督教教堂，受好奇心驱使，常和小伴们去教堂听宣讲福音书，唱诗，自然知道了圣母玛利亚和耶稣爱人类。尤其耶稣为救世人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遭遇使我大受感动，从此刻在心灵上，永不磨灭。”当我初识她时，海果给我讲了1949年家乡解放后，她小小年纪参加人民解放军，其后又成为调干生、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的经历，我们倒无需多谈，似乎就非常了解了；因为彼此经历相似，受的教育相同。彼此都喜欢文学，闲聊起读书或喜爱和崇敬的人，也差不多是共同的。我们都读过的书有：马列原著、《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牛虻》、伏契克著《绞刑架下的报告》，还有报刊上讨论得热火朝天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故事》。崇敬的人，第一个是毛泽东，还有保尔·柯察金，为正义战争而献身的女英雄卓娅、刘胡兰……程海果说：她也喜欢干预生活的娜斯佳。总之，理想崇高、信念坚定、生活简朴、道德纯洁、要为真理而斗争，这就是那个时代对我们青年人的塑造。当然如果要说缺点，那就是天真、单纯，还带有一些偏激，初生牛犊不畏虎。程海果比我更甚。
中国最后一个右派(2)
林希翎名字的由来
1954年程海果开始涉足文艺理论问题，于1955年2月写就一篇《试论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和创作》，1955年五一节修改定稿，投寄到《文艺报》。关于作家（尤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的关系，这是文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文艺报》的编辑侯民泽（敏泽）和副主编侯金镜看了程海果的文章认为基本上言之成理，可以考虑发表。文章的前半部批评了胡风的观点（胡风当时已被定为反革命，正在挨批判）是可以的，但后半部具体的评论对象涉及了林默涵、李希凡、蓝翎三个人文章中的观点。侯金镜没把握，决定将文稿送请林默涵同志审阅后再定。林默涵看了稿件后说：“学术问题应允许自由讨论，容许发表不同的意见。文章还是可以发表的，建议将涉及三个人的部分删去。”侯金镜告知了林默涵的意见。程海果作为初涉文坛的年轻人，觉得文章能够发表还是很好的，但是删去涉及三个人具体论点的部分有点别扭，也只好如此。她问：“文章不用真名发表换个笔名行不？”侯金镜说：“文章已送工厂发排，怕来不及了。”程海果急忙去印刷厂找工人师傅，还行。她遂换去真名，取了个笔名：林、希、翎，为的是给本文刻下一个印记。这虽是有点孩子气的做派（那年她才20岁），林希翎这个名字，却从此传开了。
林希翎“右派”案件一瞥
要了解林希翎“右派”案件的造成，不能不了解当时国际国内大背景和我们党的举措。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提出斯大林问题，引起全世界震惊。下半年发生匈牙利事件，苏联出兵。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主张三七开，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全盘否定。但斯大林问题的提出，有它的积极作用。毛主席就说过，它帮助我们“破除迷信”。斯大林后期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尤其是肃反扩大化，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害，这在中国党内党外也引起广泛关注与思考。毛泽东主席从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包括教训）的角度提出和考虑问题，引起全党、全国人民思考。中国共产党接连发表“一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两篇重要文章，毛主席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讲话，1957年春天共产党发出整风指示———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紧接着动员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积极参加鸣放帮助党整风，可以说，都是在这个大题目下做的文章，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进行的。
再来看看，青年大学生林希翎1957年在整风、鸣放中的言论。从1957年5月23日至6月20日在“北大”和“人大”她共有六次讲演。造成她划右或被认为“极右”的，似乎是她讲演中涉及了这样几个问题：
（1）胡风问题。她在“北大”的即兴讲演中，首次提出了胡风问题。她说：“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现在在法律上还难以肯定，因为还没有公审和判决。从法律观点来看，只有终审法院的判决生效，才能确定被告是否有罪，犯的什么罪。再则从《人民日报》公布的三批材料看，胡风的反革命罪，显得证据不足。”她问：“胡风如果真是个特务反革命，为什么要将自己的意见书公开交给党中央呢？为什么向党中央反映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说他们的通信是‘密信’，那么谁的私人信件不是秘密的呢？说私人间的友谊是‘小集团’，这就造成人人自危，相互间不敢交往、说真话……”
她提出胡风反革命证据不足的问题，其实也是许多人心存的疑惑，只是从来不便公开说出来就是了。她在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时，就是谢老（谢觉哉，当时的内务部长，后任最高法院院长）、吴老（吴玉章，“人大”校长）所中意的高材生，从法律角度提出公开审理胡风，是自然的，可以理解的。从对党提批评建议的角度讲，这涉及健全国家法制和民主这样一个大问题。
（2）“三害”与制度的关系问题。“三害”是指党的整风文件中讲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问题。林希翎在演讲中讲到“三害”的危害和根源。当时大学生们在校园内（“北大”也好，“人大”也好）初期的鸣放、演讲活动中，并无不同见解的森严壁垒，而是对问题采取了探讨、争鸣的态度。当林希翎讲到“三害”问题时，有同学发问：“你觉得‘三害’与社会主义制度有没有关系？”林答：“不能说没有关系，例如庞大的官僚机构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温床，因此，整风应当是一场革命，应从体制上进行改革……”她还说过：“现存的社会制度是一个过渡性的制度，不仅中国，连苏联也还没有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带有封建性……”这些话，一上纲，就变成恶毒地攻击、污蔑“苏联和我国均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右派分子林希翎有准备有计划地抛出了她系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其实关于官僚主义等弊端和制度的关系，毛主席讲过多次。他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社会主义要注意调整，要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他还特别指出：“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中缺陷的存在，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参看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中国最后一个右派(3)
（3）“污蔑我党”问题。有一份材料上说，林希翎诬蔑我党说“党内有一大批混蛋”。其实林希翎的原话是：“党员有三部分：一部分是真正布尔什维克，是够条件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一部分人在争取入党时是够条件的，也曾先进过，但在入党后渐渐降低了觉悟，在群众中起不到先锋模范作用，但也不犯什么大错误；还有少数人实际上是蜕化变质分子，简直是混蛋。”这是实情。现在不还大体上是这三种情形吗？处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党内难道能避免不出混蛋并不断清洗混蛋吗？可是本来是正确的话却被断章取义、曲解为“骂党员是一批混蛋”，问题就严重了。
（4）泄密问题。这个问题在当年整她时也酿成轩然大波。这个话题，容我往远一点说。1956年，林希翎在《中国青年报》上挨了不实批评。读者提了意见登在青年报后，在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关怀下她被恢复名誉。事后胡耀邦约见了林希翎。从上午10点谈至下午两三点，超过4小时的交谈，涉及青年问题、社会问题等等。林侃侃而谈，大胆陈言，毫不畏缩，甚至在某些看法上与胡发生争论。这个女青年的特殊的个性，不能不给胡留下深刻印象。没想到在座的还有位听众也被女青年的风姿吸引了，他便是胡耀邦身边一位年轻秘书。秘书随后对林小姐穷追不舍，一封封情书挟着情诗，不断地投寄。林到了哪儿，信跟到了哪儿。两月不见人，信便攒成一箱。林起初对他并不关注，后来被他的诚意、一表人材（包括漂亮的书法）所感动，两人成了恋人。花前月下，自然无话不谈。某次谈起对斯大林的看法（林一向崇敬斯大林，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她大恸），两人的看法不免有点差异，发生争论。这并不奇怪。秘书是个党员，听过对17级以上党员干部宣读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并且手边还有那份机密文件。年轻情人之间热火起来，有时难免有违纪现象（这自然是不应该的）。秘书将斯大林后期的严重错误兜出了一些，情人不信，非要看文字凭证。秘密报告就在手边，秘书给她看了一部分。她仍不满足，偏要看全文，还要借去看。达成归还期限的协议后，他借给了她（这自然是个错，但后来对他的惩罚大大超出了这种错误该受的惩罚）。对于林希翎，秘密报告———尤其揭露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罪过的部分，引起了她极大的震动。她不是党团员，不知道严守党内机密的重要性，甚至也不知道保护自己的情人。后来鸣放演讲中她引述秘密报告中的材料，从而铸成大错，也株连自己所爱的人。当时情况是：她引述了秘密报告的内容后，许多师生递条子要求她公布这个报告（她将借来的秘密报告手抄了，确曾给一些要好的同学传阅过）。但在学校一位领导同志劝说下，她终于没有公布。
林希翎的右派问题于1957年6月20日在报纸上公布。毛主席对大学生中的右派曾有批示：“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林希翎态度不好，一直没有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没有低头认罪。1958年7月21日，专政部门将其秘密拘捕，随后正式以“反革命”宣布逮捕，判处15年徒刑。
林希翎对风云突变的1957年和自己的命运有一番自我剖白：“反右中报纸的漫画将‘林希翎’描画成狡猾的狐狸、反对共产党的青面獠牙的魔鬼，我觉得跟真实的自己反差太大、相距太远了。我那时太单纯、太年轻、太缺乏政治经验了，不仅没有狐狸的狡猾，还单纯得犯傻。自以为是共产党、毛主席培养的勇敢的新一代，天之骄子，落入深渊、陷阱里了还不晓得回头。我是法律系四年级学生，毕业前去法院、检察院实习，立刻敏感地发现我国执法中的一些问题。有错判的案件，明知错了，为维护检察机关的‘威信’而不给平反的；有包庇坏人，而好人遭冤枉的。总之是些‘阴暗面’吧。我和一些同学在探讨中寻求解答，又联想到曾经公开定性的胡风反革命案件，从法律角度来衡量，究竟有没有问题？正在忧虑、苦恼之中，听到毛主席1957年2月份的内部录音讲话（按：指毛主席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大受鼓舞，毛主席要我们正视矛盾、解决矛盾，解决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等弊病造成的问题，毛主席并且要大家放胆批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觉得这下子有希望了。后来又看到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联想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我的心情沉重了。思考中国如何发扬民主、改善法制这样一些问题。我是在一种极偶然的情况下，走进‘北大’校园的。那时‘北大’同学已在开些辩论会，邀我去参加。我说我来听听。不久大会主席突然说：‘我们欢迎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同学———青年作家林希翎来发言。’这样，我就上台讲了胡风的问题。没想到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响，大出我意外……这样便身不由己地卷进风险极大的中国政治舞台的漩涡之中，再也脱不了身，直至遭受灭顶之灾。”
“我这个不久前还坐在法院的审判席上和检察院的审讯室中庄严地审讯过罪犯的年轻实习法官和检察官，居然会一下子推到被告席上受审。我这个曾作过后来成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老人家中座上客的人，这时却变成了十八层地狱中最底一层黑牢里的阶下囚。我在共产党的许多有影响的著名教育家、学者、专家、报人和团中央负责人的关爱下，前途曾是一片灿烂光明。当时面临大学毕业典礼，和毕业后即将举行的我的喜庆的婚礼。著名报纸的总编约我去当记者，好几家文艺刊物约我去当编辑，我自己想去干律师。老校长执意留我在他身边，留校当教师或者出国留学。我和曹（指胡耀邦的秘书曹治雄）的关系确定了，答应了他的求婚。但仅仅为了遵守我在入学时曾在天安门毛主席像前暗暗下过的决心和誓言：我在大学毕业前决不结婚，我几次推迟婚期。1957年初夏，我们正高高兴兴做着新婚的准备工作……当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光明前途和幸福生活向我招手，我已举步迈向这新的人生门槛的时刻，突然这扇生活的大门沉重地向我关闭了。命运竟将我这个一向从党的母爱、同志友爱和爱人情爱的春天般温暖中娇生惯养的人，一下子抛进了严寒的雪山冰川之中。”
中国最后一个右派(4)
“是的，我在青年时代有过许多偏激、幼稚、简单、不周到、思考不缜密的地方，但我的心地是光明磊落的，我永远信仰正直、真诚、纯洁……”
我说：“林希翎，我送你两句话吧：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
她笑笑，点头。
改正受阻
毛主席一直不知道林希翎被捕判刑。1973年偶然问起吴德同志，林希翎“在哪里工作，好不好？”吴德了解后才知道1969年林彪下了1号通令后林希翎已从北京的监狱押送回浙江继续服刑。毛主席指示立即释放，安排工作。这时离她刑满，也就只差两个多月时间了。释放完全是秘密进行的，释放后，她被安排在浙江偏远的武义县农机厂当工人，工资35元。她已经37岁，还没有个家，住在单身集体宿舍里处境艰难。1974年她匆忙地同比她小10岁的自己的小师傅、一个出身农村的1970届大学毕业生结了婚。他们很快生了两个男孩，林希翎尝受了做女人、母亲的滋味，总算找回一点心理上的平衡。因为在监牢里，因她的顽固态度，狱吏曾骂她：“我要让你年轻轻地进我这监狱，把你关到白发苍苍。我要关你一辈子，叫你断子绝孙！”而今那狱吏的预言算是落空了。但林希翎发现，她出了政治牢笼却又陷进家庭的樊笼，心有余悸的老母和胆小务实的丈夫将她看管得很严。连写封信都要经过丈夫审查，生怕她再出事。去书店买几本书，回来也要受丈夫责骂：“你还不接受教训！以前还不就是杂书看多了，招来的麻烦。以后不准随便买书了，先顾家里过日子要紧。”这样的婚姻当然是不大谐调的。80年代初期，他们还是分手了，丈夫另娶，两个孩子归了她。
“四人帮”被粉碎后，希望的曙光出现。1978年林希翎刚生完第二个孩子，听到了给右派摘帽的中央21号文件的传达。她给小儿子起了个美好的名字———春临，1979年初春，她再次上北京，为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奔忙。（这之前，1975年11月，她曾上北京，想找到周总理、邓小平同志面诉自己的冤情。还没个结果，却刮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公安部门接到某接待站的报告，先是将她拘留两天两夜，接着便将她押回浙江武义。回厂后立即遭受批斗，说是“大右派跑到北京找邓小平去，是阶级斗争新动向”，“邓小平是大右派的总后台”。）在北京，林希翎会见了当年的老师、同学和各界朋友们，他们都对她表示同情和支持，建议她去找胡耀邦同志。林希翎不愿给胡耀邦添麻烦，只给他寄去一封简短的信。三天后胡便指派中宣部里的一位负责人接见她，胡并在她的来信上批复了很亲切的话：“向你致意，愉快地同过去告别，勇敢地创造新生活（1979年4月）。”接着曾受林希翎株连打成右派而今改正了，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信访组组长的老干部王文于5月上书中央，要求为林希翎彻底平反。《人民日报》6月1日为此写了一封“内参”，胡耀邦阅后对林案作第二次批示：“改正有利。”8月份中央组织部一部分人上书邓颖超大姐，呼吁给林希翎平反，邓将信转给胡耀邦。胡第三次批示：“以改正为有利。”
1979年12月，某大学将不予改正的决定通知林希翎说，他们建议北京的法院将她的反革命案予以平反。法院的人也通知她，将撤销原判，给予平反。但当她等了半年后于1980年5月收到经北京市委批准的法院通知却是：“……本院于1960年2月1日已作了维持原判的决定，现再经本院复查认为，原判认定的主要事实、定性及适用法律正确，决定驳回申诉，仍维持原判。”
就这样，林希翎成了个摘了帽子，不予改正的右派。那时她已分配到浙江金华某文联工作。
去 国
前文说过，1947年林希翎的父亲弃家出走，她和她母亲曾不知他的去向。但在1962年，林希翎在狱中，母亲带着弟妹们生活极度困难之时，却接到父亲从香港寄来的信和钱。从那时起，她家便和父亲联系上了。1973年林希翎出狱，1974年结婚后，母亲搬来和她同住，从此，林希翎同父亲恢复了通信联系。1978年林希翎摘掉右派帽子后，全家想赴香港探亲，向公安局写了申请。1979年公安部门批准林的母亲和大儿子赴港探亲。而对林本人的申请，公安部门答复说，凡国内有未了结之事的人，不能批准出境。直至1979年7月某大学党委做了林的右派问题“不予改正”的结论，1980年5月法院做出了维持原判不予平反的裁定，林虽说不服、并曾公开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但为了能够出境探亲，只好实际上接受了那些她认为不公正的裁决，不再申诉。既然本人不再提出申诉，她想公安部门理应认定她的事情已经了结了，于是她再次提出探亲申请。她那几年处境仍非常艰难。母亲带着她的大儿子在香港仍是暂时居住。知道母亲有赴台湾居住的意思（母亲去了香港后，才知道父亲生活和工作在台湾），父亲竟停止给母亲以生活的接济，弄得林希翎只好四处向朋友借钱补助母亲。那时还在世的北京巨赞法师、聂绀弩以及舒芜等文人均慷慨解囊。而林拖着幼小的儿子住在金华，夫妻关系又不和谐，林每年都要跑几回广州，以便就近对母亲和大儿子做必要的关照。这样不仅经济日益拮据，身心也极劳累。年复一年，林希翎出境探亲的申请仍无回音。延至1983年6月初，林在友人帮助下，工作已调至广州（广东省教育学院聘请她到该院任政治系“法学概论”教员）。这时她下决心就探亲的事直接给中央党政领导发出一封信。6月下旬，她终于被批准回浙江办理赴港通行证。7月2日下午她到达香港，在隔离36年后，实现了同父亲第一次团聚。新华分社的一位领导同志曾接见她建议她在香港定居、做事。来港前夕，她已与丈夫办了离婚手续，觉得心理负担减轻了许多。至于未来去向，她对分社领导同志的建议未表示首肯。随即在1983年10月，应法国一家学术团体的邀请去了法国，在法国居住下来，仍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中国最后一个右派(5)
台湾之行
说起林希翎的父亲，他在台湾的遭遇也是曲折的。1947年携一女人去了台湾后，因与大学教授傅斯年相熟，曾被傅安排在一所大学里担任总务主任。但不久，国民党警察部门即以“通匪”罪名，将其逮捕，关进监牢。据说，凡是这样的罪名可能遭枪毙。他的女人到处求人营救，终于被放了出来。他父亲便不再在官方机构任职，而是在非官方部门谋得一小职员差事，养家糊口。国民党方面后来知道他女儿是大陆上鼎鼎有名的大右派，不免想入非非，暗打主意，想在这父女（尤其女儿）身上下点赌注，以期“一本万利”。他们开始暗中做手脚了。80年代初期，林希翎在香港，一天忽有一自称牧师的人悄悄来到她的住处。他说，他是替人带话的，她在大陆受了苦。蒋介石先生曾对她表示过敬意，希望她能为台湾方面做点事，要用钱不成问题。知道林女士有困难，先付一点，聊作补贴。说完他将一沓钞票放在桌上。林希翎听了顿觉毛骨悚然。什么牧师，这不是国民党特务吗？她严正地对他说：“共产党虽说整了我，但跟你们国民党有何干系！你方才说的，对我是极大的侮辱！快把这脏钱拿走，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快走！”那“牧师”灰溜溜地走了。
林希翎自从1983年从香港到法国后，又于1984年3月应邀赴美国访问。她自然希望有机会去祖国的宝岛台湾看看，何况自己的老父亲仍然居住在台湾。虽说“牧师”先生的第一次“试探”失败了，但是台湾国民党当局仍不死心，总想借此请林希翎“入彀”。在海外的两年，每当林希翎有机会接触台湾的官方或“民间”代表，他们总会毫不掩饰地对她说：你想去台湾吗？除非你在外边先发表个“反共声明”或“宣言”，去台湾充当“反共义士”、“反共作家”、“反共学人”之类，扔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否则做不到。又有朋友劝她，你既然不愿当“反共义士”，那只好等到取得法国护照再去好了。林希翎对此也感到很别扭，海峡两岸都是中国的土地、人民，为什么非要取得外籍护照，才能来去自由、通行无阻呢？
1984年底，林希翎得知老父癌症恶化，须动第三次大手术，她才下决心去台湾国民党政府驻巴黎办事处提出赴台探亲的申请。她径直告诉国民党官员，希望台北基于人道主义批准她的申请，不要刁难她，更不要提什么政治条件，搞什么名堂。一周以后，该办事处转达了台北方面的答复，可以不当“反共义士”，但必须领取另一本为期三个月的中华民国护照，以在入境居留期间使用。林希翎考虑了一下，觉得这个条件是可以接受的。她告诉那官员，1949年以前，我本来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只是你们很快逃跑了，这国民才当不成。现在再当几个月也无所谓。于是她同他们达成一个君子协定：我同意入境时使用台湾护照，出境时还我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我在台湾期间不要对我搞什么“反共义士”、“反共学人”、“反共作家”之类的政治宣传。她本来计划1985年1月入台，但因台湾搞了个江南命案使她大为震惊，拟改变计划，请父亲赴美相会。而父亲手术后却行动不便，到了9月她只好仍按原来的安排，赴台探亲。她先到香港，决定9月23日入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