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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卖肉才子陆步轩自述人生：屠夫看世界 作者：陆步轩
因“北大才子当街卖肉”的新闻，陆步轩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和知名人士。
一个舞文弄墨的北大毕业生，满腹遐思迩想迈入社会，被时代的风浪簸弄得支离破碎……陆步轩以质朴而坦诚的笔墨，对自我命运作了完整的回顾、体味和省思，把自己生活的主要经历和重要侧面作了一种几近透明的展示。几乎可以说陆步轩在这本书中试图讲述的就是他的全部获得，尤其是欢乐或痛苦的关键时刻。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
孔庆东：卖肉与成功
我的85级师弟陆步轩在古城西安好好地做着张飞的营生，据说已经达到每日销售14头“痞哥”的业绩，即将与镇关西先生共执本行业之牛耳。忽然被媒体四面包围，大肆宣扬，引起社会上一片哀鸣，说什么北大才子焉能卖肉，北大这是怎么啦？北大培养的毕业生为什么如此没有竞争力，北大人咋就这么不适应市场经济，咋就这么缺乏现代意识，国家应该大力插手，杜绝这类悲剧继续上演云云。
我对这些来自八方的议论，本来不想多置一喙。因为北大的任何事情都免不了让人议论和消费一番，大多数是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的，就如同陆步轩自己敏锐指出的：“虚的多，实的少。”然而以83级师兄的身份被中央电视台拉去胡说了一通后，仿佛就有了继续谈论这件事的义务。那我就再重复几句。
首先我认为卖肉跟卖电脑没有高下之分。张飞卖肉，千古流芳。“比尔该死”卖电脑，榨取全世界人民的血汗钱，没啥光荣；其次，卖肉也不必一定非要卖到什么麦当劳，什么连锁店的程度。那些指责陆步轩或者善意地帮陆步轩出主意的人士，都是认为陆步轩属于一个“不成功人士”。他们认为腰缠万贯、鱼肉乡里才是成功，他们不懂得“两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也是成功。他们不懂得白天做点柴米油盐，晚上读点唐诗宋词也是成功。在当今这个人欲横流、物欲横流的社会里，谁能体会我们北大人的成功观？伟大的孔仲尼先生说过：“君子不器。”做人最高的境界应该是“不成功”，因为一旦成功就成了个“器具”，就有“不是东西”的危险。即使成功，也不应该用升官发财去做衡量的标准。当年蔡元培先生改革北大，谆谆告诫北大学生的第一条原则就是不要利用学问去升官发财。今天有些学校动不动说自己培养了多少官员和多少亿万富翁，再加上多少明星和三流小说作者，我们应该以这样的学校为耻，而绝不是反过来羡慕和学习它。倘若我们的大学都去培养那样的学生了，那中国的教育和中国的未来也就进入地狱了。
卖肉好不好，要由陆步轩老弟自己说了算。有朝一日他当了省长，幸福不幸福也要由他自己说了算。北大不是不能培养官员和富翁，也不是不能培养卖肉的卖书的卖电脑的卖导弹的。培养什么不说明本质，关键是培养的人给社会作了什么贡献和他自己得到什么乐趣。北大也曾有些不争气的毕业生，但绝不是陆步轩，而恰恰是某些西装革履的败类。从北大走出的人，有的连肉也卖不上。曾经有一位北大图书馆的小管理员，离开北大后，上山当了“土匪”，遭到全国媒体的痛骂甚至通缉，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最后，他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
话说到此，应该承认，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北大精神？这是我们这个脑满肠肥的时代不太适合谈论的话题吧。
一 北大才子卖肉新闻出笼(1)
2003年酷夏7月，太阳像一个硕大无比的火球，烘烤着古城大地，天如蒸笼，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中学地理教科书将南京、武汉、长沙、重庆列为中国四大火都，然而，考察西安近几年的气候状况，有过之而无不及，看来教科书也不十分准确，确实该修改完善了。
清晨五点钟，生物钟准时将我唤醒。坐在床上，美滋滋地点上香烟，一时之间，斗室里便弥漫着香烟与汗臭混合的气味。
多年养成的习惯，早晨一睁开眼睛，牙不刷，脸不洗，天大的事情放在一边，先要靠在床上，过足烟瘾——几个小时未吸烟，口腔、肠胃、嗓子已备受煎熬。为好这一口，没少忍受妻子的唠叨，孩子的白眼。
也曾咬牙强制戒掉过几次，但最终还是禁不住吞云驾雾、神仙般美妙感觉的诱惑，戒而复吸，可见戒毒之人意志是如何坚强。反过来又一想，“不抽烟不喝酒，死了不如狗”，“宁舍婆娘娃，不舍纸烟把”，“抽一支烟，解心宽，解乏解困解腰酸”。自己就这么一丁点儿业余爱好，倘若丢弃，如我这般行尸走肉之人，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后来又听说香烟可以预防“非典”，更坚定了我抽到底的决心。总之，无论怎样，看来这位老朋友注定要与我生死与共了。
照例开始了一天的生活，摆放案板，打扫卫生，整理器械……约五时半，屠宰场将大肉准时送到，过磅、付款、剔骨、翻肉，紧张而有序的工作重复着……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不过今天似乎感觉有些异样，早晨起来，眼睛不时地跳。常言道“左眼跳财，右眼跳崖”，可两只眼睛都在跳，是福是祸，一时却难以预料，只有心中暗暗地提醒自己：头脑冷静，遇事沉稳，不要冲动——人一旦背时运了，喝凉水都要硌牙。
六点钟，买主上来了，你要一斤，他要二斤……我在前面案板上打肉，妻在后面绞、切加工，一时忙乱得东西难辨，再也无暇顾及“跳财”抑或“跳崖”之事。
八点半许，酒店、餐厅、单位大灶的老主顾陆续来了，老远就打着招呼，店前顿时热闹起来，生意也更加繁忙。
当地驻军85012部队的给养员小王将采购清单往我的肉案子上一甩：“眼镜，给我准备三十五斤肉，摩托车借我使使。”
我一边答应一边将摩托车钥匙递给他——尽管心里一千个一万个不乐意，表面上还得赔着笑脸讨好应付：
“奶奶的，那辆车就是让你们这帮乌龟王八蛋给骑坏的，刚花费四千元买了辆新的，不识趣的又来借。”
然而，顾客就是上帝，是我等的衣食父母，得罪不起，谁叫咱们做生意呢？
继续打发其他主顾，正忙得不可开交，电话响了，不接，不停地响，一听，是小王，车让交警给扣了，让我赶快将有关手续拿过去。
“奶奶的熊！”我在心里狠狠骂道。正是卖肉的节骨眼，我哪有空闲！只好告诉小王：“你先回来，车随后再说。”
小王回来后，结结巴巴、断断续续地讲述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交警们靠着马路吃轱辘，在环南路什子附近设卡查验证照，暂扣了许多大小车辆。
“不过不用担心，我们团长与公安局熟识，可以要回来，下午请你配合配合。”小王充满自信，说话掷地有声。
我点头应允。
因为天气太热，肉店是半天生意，肉卖完或者卖不完，下午都没有买主，耗着也是干耗着，不如早点关门歇息。
心绪不好，脑子乱七八糟。早早地收拾了门店，胡乱扒拉了几口饭，糊弄一下肚子，打开一瓶冰镇啤酒，狠劲地抽了几支烟，补足上午因为忙而没有过足的烟瘾，无意之中瞥见微微发胖的妻子，猛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禁哑然失笑。
杀猪卖肉的媳妇十有八九都比较健壮，有人说是吃肉太多的缘故，其实只说对了一半。杀猪卖肉的一般都喜欢吃肉，尤其钟爱肥肉，倘若自己看见肉就恶心，想像别人亦不爱吃，肉就不会有人要，择业时自然不会选择杀猪卖肉这个行当了，寓言“罚人吃肉”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肥肉脂肪丰富，食之易发福，这是其一；其二是大肉的销售全凭早晨，尤其夏日，早上特别忙，无时间吃饭，为了不至于太饿，先天晚上放开胃口，使劲地吃，肚子憋得鼓鼓囊囊，第二天又得早起，所以刚吃完饭，把嘴一抹便去睡觉，真所谓“吃了睡，睡了长”，与养猪是一个道理；其三，缺乏体育锻炼，不能及时转移多余的脂肪，因而长了一身肥膘肉。
而男的发胖的却不常见，毕竟杀猪卖肉是重体力劳动，消耗大，早上又不得吃饭，“两餐就着一顿食”，体内自然积攒不了过多的脂肪。
已经两瓶啤酒下肚，小王仍不见踪迹。正焦急间，三男一女径直来到我的面前，细皮嫩肉的，只看穿着打扮，就知是手不提篮，肩不挑担，吃皇粮的主儿，与我等凭借力气吃饭的不是一个档次的人。
“你认识我吗？”为首的一男问。
我仔细端详，此人四十上下，中等身材，粗眉大眼，皮肤白皙，项上一顶苏格拉底式的脑袋，无限光明。似曾相识，一时之间却又回想不起。
“面熟，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我如实回答，“国税还是地税的？”
一 北大才子卖肉新闻出笼(2)
我言不由衷，脸上赔着笑颜，嘴里抹着蜂蜜似的赔着小心，心底却在暗骂：“撞见鬼了，净遇倒霉事，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心里盘算着怎样才能尽快将这帮“吃人贼”打发滚蛋。
来人笑而不答，俄而反问：“生意如何？”
“马马虎虎，混口饭吃。”平时吹牛皮不用上税，你尽可吹嘘有几千万资产，但遇见税务征管稽查人员，不敢海阔天空五马长枪地神侃一气，不能说好，否则收你个人所得调节税，也不能说得太惨，“赔钱你还不关门？”问得你哑口无言，最终还得乖乖缴税。
来人又问：“你是不是大学生？”
心想下岗职工可能免税。听说国家有这么一项政策，税务局一直没有现场办公，自己也没有时间与精力去税务局询问。对于老百姓而言，大凡能得到实惠的好事，手续都很繁琐，目的是让你知难而退，不能白白占了国家的便宜，这基本上已形成规律。与上次受别人蛊惑，办理最低生活保障一样，自己失业十几年，从未领取过一分钱的下岗费，没人说我思想觉悟高，国家也没有因此而繁荣富强。最低生活保障金是政府救济穷人的银子，本想“不领白不领，领了也白领”，于是打躬作揖，求神告庙，奔波一年多，只领取三个月，又被叫停。
如此做梦娶媳妇——想得甜蜜，我如实回答。
来人这时才表明身份，他叫燕军仓，是西安电视台专题制片人，来长安办事，曾经听人提起过我，顺道前来看看。
再次端详此人，脑海中没有记忆，确实未曾见过。至于刚才说“面善”,可能是自己整日踌躇街头，南来北往的宾客，接触的较多，看谁都似曾相识，若直接说“不认识”，显得生硬，似乎对人不礼貌。幸亏自己是一个杀猪卖肉的，还未成为达官显贵，倘若果真遇见故人，一句“贵人多忘事”讽刺挖苦于我，岂不尴尬万分！
小王一个毛猴子列兵，哪能搬来团座的大驾？他狐假虎威地叫来了一位团参谋和司务长。人常言“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至于司务长，用关中农村的话讲，不过一个执事头，主管吃喝拉撒睡，芝麻粒似的官，既没有“杠”，也没有“星”，所以对于交警队之行，我基本不抱过多的希望。
例行公事似的，与小王他们一同前往，也许部队与公安的关系特殊也未可知，“权当撞大运吧”！
交警还未上班，大院里已聚集了五六十人，绝大部分如我一样，带着被扣车辆的相关证照，拉着亲朋好友，托着关系，走着门路，希冀交警不看僧面看佛面，能够慈悲为怀，网开一面，手下留情，刀下留人。
离上班还差十分钟，“违章处理”的窗口已经排起了长龙，煞是壮观。
“倘若何时买肉之人能够排起这‘一’字长蛇阵，发家致富奔小康指日可待。”做着黄粱美梦，脑子胡思乱想。商品社会，人人爱钱，权与钱是一对孪生姐妹，形影不离。有权就有钱，人们排着队，争先恐后地送来，还麻麻腻腻，受理不理的。职能部门劙人较之我劙肉，刀子镵火何止千百倍。难怪人人都想为官，无人甘愿牵马缒镫，有权便有了一切，连古代都崇尚“学而优则仕”，把读书做官放在第一位。
好容易等到上班，交警们却先开会。这才想起今天是周三，一般单位政治学习居多，办不办公则另当别论。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抱着一线希望，久久不肯散去。
果然，大约下午四点半，一名交警传出话来：“车在停车场，今天不处理。”
凡是机动车司机都知道，交警队在北塬专门设立了违章车辆停放场，专人看护，不用担心丢失或损坏，可交警队也不学雷锋，车不是白白停放的，停放一天收费二十元。拖到过了夜，便以两天计，若是十天半月不处理，单停车费一项就得花费几百元，罚款还在其外。
小王、团参谋、司务长一伙忙去找熟人。但人微言轻，要么被推托“人不在”，要么被告知“按规定办理”，碰的不是软钉子，便是硬钉子。一向在当兵的面前吆五喝六的军官，碰了一鼻子灰，灰不溜秋的，煞是难堪。我忍不住想乐，可一想到自己起早贪黑，千辛万苦积攒的银子是老鼠给猫存着，很快将要落入别人的腰包，忍俊不禁的笑声却变成了无可奈何的苦笑：“算了吧，他们要钱不要命，改天再说吧。”
一帮人知难而退，无功而返。
尽管遇到了烦心事，第二天，门还得照开，生意还得照做，权当给交警们挣钱吧！事既已如此，胳膊扭不过大腿，鸡蛋碰不得石头，你能奈他何！只有把银钱看淡，折财免灾，打掉的牙齿往肚子里咽——这也是中国如我这般老百姓的处世哲学。
约十时许，一辆红色面包车停在我肉店前不远处，奇怪的是车上的人没有立即下车，像在等待着什么。
“大热的天，坐在破昌河车上，既无空调设备，通风条件又不好，这帮人不是脑子有病，便是在捂蛆。”我暗自寻思着，本打算前去探个究竟，转眼一想，“如今这年头，人心不古，好人难当，有时好心反被当作驴肝肺。反正‘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惹一身麻烦，自找嘴揋地。”如此想着，便与妻子忙着生意，并未过分在意。
不知过了多久，车上的三人方才下来，在隔壁食堂吃完饭，一人手里拎着一瓶矿泉水，径直来到我的肉摊前。其中白白净净，长相相当帅气的小伙子，随手递给我一支“祝尔慷”牌香烟，说：
一 北大才子卖肉新闻出笼(3)
“陆老师，你好！我们是西安电视台专题部《关注》栏目组的，想对你作一个专题采访。”
接着，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将如何受制片人委派，拟拍摄一部关于在新形势下，大学毕业生就业题材的专题片的想法一一道来，希望我能配合支持。
一声“老师”叫得我万分尴尬。活了大半辈子，还是第一次听人如此称呼于我，很不顺耳，更不习惯，连忙摇头摆手：
“不敢当，担当不起，实在惭愧！叫声‘卖肉的’蛮好，如今杀猪卖肉是行家里手，尊声‘师傅’就算高高地抬举我了。”
“祝尔慷”香烟两块钱一包，批发价一块七毛五，在我的周围，烟瘾大而又挣钱无门的贫下中农、下岗职工同志们都抽此等劣质香烟，该香烟因为价格便宜实惠而得名为“农民烟”、“下岗烟”，想不到堂堂电视台大导演，拿薪金、吃官饭的，居然也与我这个杀猪卖肉的同属一个档次，亏他能拿得出手，传将出去也不怕别人笑掉大牙。此人不是烟瘾奇大，便是老婆掌管财政大权，“妻管严”严重，这是我当时的感觉。
但无论如何，一支劣质香烟，还是把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依照常理，听到这些，我一定会受宠若惊，沉默了许多年，终于有了露脸的机会，仿佛即将沉入海底的人，一眼看见了救命的稻草。
岂不知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如今的我一把年纪，黄土都埋到了腰身，早已是心如止水，不再奢求。
记得新千年的春天，人民日报社的一位同学，不知从何处得知了我的境遇，曾打来电话，要我将有关情况写成书面材料，他将通过该报驻陕西记者站，直接在省上解决我的问题。
我也曾为之动心，只要端上国家的饭碗，轻易不会打碎。思忖再三，一是怕同学鞭长莫及，远水难解近渴，怀疑同学的能量，现在看来，这一点是多虑了；二是担心欠债，倘落下人情债，一辈子也难以还清，行将就木之人，最不堪心理重负；其三，有坐轿的，便有抬轿的，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而我早把这一切看淡了。况且生意不错，收入凑合，生活还算安静，权衡利弊，半斤八两。“唉”的一声，也就罢了。
想不到几年之后，咸阳街头“擦皮鞋的工程师”找我，虽然初次谋面，素昧平生，然而相同的经历，相似的境遇，令我大发同病相怜之感慨，于是，相聚一家小餐馆，四瓶啤酒下肚，顿时豪气干云，甘愿为朋友两肋插刀，不托的关系托了，不找的门路找了，反倒欠下一屁股人情债。我这辈子是无能力偿还了，只有寄希望于子孙后代。至于“擦皮鞋的工程师”依然在街头擦皮鞋，其中另有隐情，牵扯个人隐私，不便一五一十逐一道来。
见我始终无动于衷，电视台的同志索性坐了下来，拉开架势，准备打持久战，展开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从后来的深入了解中得知，那个所抽香烟与身份极不相符的小伙子叫伍伟，摄像记者，MBA,广电部磁带厂下岗职工,在电视台应聘,打工一族,写到这里,就不难解释抽“农民烟”的缘由了；女孩叫崔小羽，长得很甜，为编导；还有一位是司机，叫张建潮。
三个人红脸白脸，行当齐全，他们一唱一和，轮番上阵，不厌其烦地开导、引诱我，像烫手的山芋，吞不下，丢不得。时间久了，见我不为所动，转而进攻我的妻子。我担心妻子旗帜不鲜明，立场不坚定，摆手摇头使眼色又视而不见，时间久了必然露出马脚，心中一急，吼了一嗓子：“别理我，烦着呢！”
他们忙问何故。我信奉“指亲戚，靠邻里，不如自己学勤谨”。自己自作自受，不忍心将不相干之人拉下水，支支吾吾不肯明说。但终禁不住他们的软磨硬缠，遂将部队给养员如何借我的摩托车，如何被交警扣了，几个人又如何去交警队要车无果的情形诉说了一遍。
“车是新的，磨合期还未过。”我最后补充道，“停放一天就是二十元，是我卖一头猪肉的利润。”
“走，我帮你要！”伍伟说话斩钉截铁。
“有熟人吗？”我担心地问。
“还用熟人？”伍伟非常自信，“你忘了我们是干什么吃的。”
我将信将疑，稀里糊涂地上了他们的车，一起来到交警队。
我走在前面,伍伟扛着摄像机紧随其后,崔小羽拿着话筒，准备录音，一帮人装神弄鬼，煞有介事。
不愧是交警，手不忙，脚不乱，马路上练就的功夫，活学活用，立即运用到人际关系上来，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非同凡响，放到常人身上，不摔个大跟头才怪哩。
警察毕竟是警察，颇有军人作风，一个电话，平时很难见面的队长立即便到了，忙不迭地递烟，买矿泉水，还准备请客吃饭。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伍伟脑子转速也高：
“又不是拍英雄事迹，吃什么饭？！”
还是队长有绅士风度，喜怒不露声色，始终面带微笑地陪我们抽烟、聊天，同时马上指派专人为我办理各种手续，又到一公里外的停车场取车，手续简洁而明快，自然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包括停车费。
在被扣的数百辆机动车中,我是第一个没有依靠熟人关系,正大光明地将车要了出来,而且手续从简，一切有人民警察代劳,未发生任何费用,可以说在“要车史”上是一个奇迹,史无前例,应当永载史册。
一 北大才子卖肉新闻出笼(4)
自从学校毕业，一脚踏入社会，好久未尝“第一名”的滋味了。那种感觉，何其美妙，以至于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这一点，从对待顾客的态度上明显表现出来。顾客们都说，我如同换了一个人一般，态度和蔼多了，话也多了，脸上有了笑模样……
从贴身感受中，体验到了文明社会“无冕之王”的厉害，明晓了大众传媒的力量，从而改变了对媒体固有的成见。
出于对西安电视台的感激，也出于对伍伟他们工作的支持，我愉快地接受了采访。在此后的两三天里，我上午依然开门营业，他们拍摄场景资料，下午关了门，则陪同他们回老家，走母校，见同学，逐渐拾起早已散落的记忆。
我一直纳闷西安电视台的编导们如何得知我的情况？又如何转弯抹角，七扭八拐地辗转找到我的肉店？像我这样一个形象欠佳，边幅不修，除了鼻梁上架着一副厚重的老式眼镜之外，外形与其他屠户并无太大的差异，都是手上油腻腻，身上脏兮兮的，连沿街叫卖《华商报》的报贩子都知道我目不识丁，在我的门前叫卖无异于对牛弹琴，因而省却了唾液。而我，自从做了屠夫，一直羞于提及北大，唯恐没出息的弟子辱没了母校的声誉。大家都知道，我是卖肉的，连幼儿园的阿姨都把我的孩子叫做“卖肉娃”。
事后才得知，燕导他们一帮人，为了弘扬主旋律，讴歌改革开放，在长安某机械厂拍摄专题片。该厂厂长李某某是我中学同窗，他们厂开发、生产的绞、切肉设备，我购买过一台，用着不错，曾在同行之中推荐介绍，卖出过不少，于是李某某知道了我在卖肉。拍片之中，涉及新产品开发推广，自然而然地提及了我。这样，李某某在无意识中，自觉不自觉地将我出卖给了媒体，才有燕导他们来我店里明察暗访的一幕。
经过剪辑、整理，西安电视台于2003年7月24日晚上十时半，播出了题为“昔日北大生，今日卖肉郎”的专题报道。
因视觉媒体的局限性，加之播出时间较晚，大部分观众已经进入梦乡,所以节目播出后,并未引起多大的社会反响,恰为其他媒体提供了新闻线索,反让《华商报》拔了头筹。后来，当人们提及“北大才子卖肉”的新闻，都知道始作俑者是《华商报》，而鲜有人知是西安电视台首先“关注”。对于“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义举，伍伟一帮人始终耿耿于怀。
二 新闻冲击波(1)
如果说西安电视台的“关注”是导火索，那么《华商报》的连续报道就是一枚枚重磅炸弹，而中央电视台等国家级新闻媒体的介入则是原子弹。
西安电视台率先报道，但真正将这个消息推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当非《华商报》莫属。
据新闻圈内人士讲，西安电视台做节目的初衷，并非为了关注我这个小人物的命运，要给当地政府制造不愉快，而恰恰相反，旨在为党和政府分忧解难，在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今天，引导人们，特别是大学生朋友，树立正确的劳动观、价值观、就业观。而其他媒体的介入，从不同侧面报道，却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人才环境、用人机制、价值取向等诸多问题的大讨论，这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
“关注”播出的第二天，西安当地的一些媒体，如《西安日报》、《西安晚报》、《西安商报》、《西北信息导报》、《美报》等七八家平面媒体接踵而至。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西安日报》、《西安晚报》的稿件未能通过审查，其他报纸又大多是周报，这样，就给《华商报》提供了捷足先登的机会。
那天《华商报》是最后一家，来我处大概已经到了下午六点钟左右。我干了一天活，又接待了众多的媒体，早已精疲力竭。当《华商报》记者江雪、李杰再来采访时，我正仰面八叉地躺在床上昏昏欲睡。听说又是采访，我觉得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翻过来倒过去反复诉说，无多大的实际意义，白白浪费我宝贵的休息时间，所以躺在床上动也未动。
两位记者听说众多媒体已经来过，不敢懈怠，立即给总编室挂了电话，让预留版面，然后慢条斯理，不骄不躁，左一声“老师”，右一声“老师”，叫得人心里直发痒痒。他们从拉家常入手，耐着酷暑，细问端倪。那种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后来听说江雪荣膺2003年中国新闻界十大风云人物，与采写关于我的连篇报道不无关系。
与两位记者的敬业精神相左，我与妻子有一搭无一搭地应付着，事后想起当初的情景，怪不好意思的。
最后，来人买肉了，趁我起身打发买主之际，李杰抓拍了照片，第二天见诸报端。
北大才子长安街头卖肉
西安市长安区韦曲镇汽车站以南，三十八岁的陆步轩开的“眼镜肉店”颇有名气，除了价格公道、质量保证外，陆步轩鼻梁上一副厚厚的眼镜也把他和别的肉贩区分了开来。
陆步轩的小肉店是租来的约２０平方米的单间，前面卖肉，后面是一张床，这里也是他的家。妻子陈小兰忧郁地说：“我到现在也不愿意让他卖肉，他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啊！”这个农村姑娘当年嫁给陆步轩是看中了他的文化，“可没想到，这文化现在一点儿也用不上。”陆步轩平静地听着，艰难的生活已经消磨了这位北大毕业生昔日的自信和风采。
１９８５年，长安县鸣犊镇农家少年陆步轩从引镇中学毕业，以高出本科线100多分的成绩考取了北大中文系，是当年长安县的文科状元。四年苦读毕业后，陆步轩被分配到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当时的县计委对这个高才生比较关心，借调他到机关工作。后来计委办企业，陆步轩自告奋勇去了企业，但几年后企业垮了，他失去了“饭碗”，以后他搞过装修，开过小商店。长安县计委几经改制，后来变成长安区经贸局下属的工业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对陆步轩的情况，区经贸局也无能为力。陆步轩的单位“柴配厂”早已停产，去年厂里给他办了最低生活保障，对他也算是一点安慰。
２０００年，陆步轩租了房子开起了肉店，文弱书生操起了切肉刀。但卖肉的生意也不容易做，每天起早贪黑，一年忙到头，缴了水电费、房租后也就所剩无几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曾经的理想被现实的生活负担所代替。陆步轩在说如今他不愿意看书时，表情有些痛苦。他说，自己还是喜欢研究语言，尤其是对方言很感兴趣。“其实我最适合去做编辑词典的工作。”言谈中，他流露出对“书桌”的向往。
陆步轩的遭遇也引起周围人们的关注与同情。记者到长安区经贸局采访时，他昔日的同事说，陆步轩是很有才华的，“现在这样太可惜了！他还年轻，应该有施展才华的地方”。
本报记者江雪
照片上的我，背心，短裤，拖鞋，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旁边站着一位妇人，许多人以为是我的老婆，包括我昔日的同窗老白鸡，其实不然，她是买槽头肉的主顾。我若与这种人为伍，内心必备受煎熬，寝食难安，说不定有一天会“一头抢地耳”。
槽头肉即血脖子肉。肉肥而脏，带有淋巴结，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属肉中下品。有些生意人，贪图便宜，用之做馅，糊弄外八路。对于这类人，作为肉店，既离不开，又见不得。好肉买完，剩一些大油、骨头、槽头便是利润，倘没人要，变质了，等于折了利润，一天就算白忙活了；但这类人通常不出好价钱，大肉批发价三元钱一斤，槽头肉去皮两元，批发到二元五，仍给你两元，你爱卖不卖，反正他们总能买到，大肉愈涨价对他们愈有好处，以次充好，大发不义之财，你说气人不气人？
对付这种人，我自有办法。上午卖好肉时，你来绞肉馅儿，等待半天，我理都不理，权当没瞧见，反正你又不敢大声嚷嚷。待到下午，好肉卖完，才处理此等下渣。没人要怎么办？便宜呀！一块八、一块五毛钱一斤要不要？照片上的肉红白分明，看似不错，实乃下品，由此可见，李杰先生的摄影技艺何等高超。
二 新闻冲击波(2)
果然是爆炸性新闻！
第二天是周六，天还未亮，我正在剔骨，书报亭老头喜眯眯地送过来一份《华商报》，神秘兮兮地说：
“好好看看，有重大新闻，好消息！”
我正在忙碌着，来不及招呼老头，鼻子里“哼”了一声，并未十分在意。老头讨了个没趣，丢下报纸，悻悻地走了。
自从肉店搬迁至此，与书报老头为邻接近两年，从未照顾过老头的生意，恐怕在老头的印象中，我可能斗大的字识不了几升。今天老头很诧异，兴冲冲地送报过来，热面孔碰着冷屁股，很没有颜面。回头想起此事，怪难为情的，几次寻思前去解释，又担心越解释越说不清，好在老头似乎并不介意，每次见我，依然笑容可掬。
天刚放亮，报贩子的叫卖声便悠忽传来，不绝于耳。我很奇怪，心中暗骂：“你们这帮蠢材，难道不知道我不识字吗?还喊叫个鸟!”
早晨八点，店前渐渐热闹起来，许多人用异样的目光打量我，神情怪怪的。还有不少人买过肉，并不急于离去，而是三五成群，聚在一起，站在肉店不远处，指指点点，小声议论着。害得我以为自己仪容仪表出了纰漏，偷偷跑进去照过好几次镜子。
听人讲，那天的《华商报》卖得特别火，不到上午十点，便被抢购一空。第二天，即7月20日，《华商报》又推出“状元卖肉引出的人才话题”的专题报道，由此揭开了关于中国人才环境、用人机制等问题大讨论的序幕。
一石击起千重浪，《华商报》连篇累牍的报道，打碎了我宁静的生活，一时之间，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舆论哗然。小店门前，更是车水马龙，宾客络绎。昔日名不见经传的眼镜肉店，顷刻之间，成为焦点地带。
《华商报》推出首篇报道的当天晚上，长安区政府办公室的一位科长便摆下饭局，差人约我。几年未见，此人从乡村教师一跃而为政府办科长，可谓官运亨通，仕途正旺。正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之际，我曾经想调入而最终未能如愿的某学校派人又至，两桌饭局顷刻挤在了一起，比见了亲人还热情，使我心里直犯嘀咕：“瞧那德行，若放在往日，街上碰到，恐怕也要绕道行走，装作未曾看见，这时却都来凑热闹。”
然而都是故人，颜面还须留住。好在我对烟、酒都很有感情，平日收摊，无论有无下酒菜，总要抿上两口，解解乏气。久而久之，居然上了瘾，一日不喝，便喉咙发痒，四肢乏力，浑身都不自在；几杯酒下肚，脸泛红光，印堂发亮，精神为之一振，全然是另一番景象。老白鸡一伙叫我“BEER CAR”，意即啤酒桶,我知道比酒囊饭袋好听不到哪儿去。人称“千杯不醉”，喝白酒以公斤计，啤酒则以吨位论。即使摆下鸿门大宴，我怕他个甚！于是，李玉和似的，雄赳赳、气昂昂地前去赴宴。
此后几十天里，新华通讯社，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解放日报》，《外滩画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几十家新闻单位都加入了追踪报道的行列，全国各地几百乃至上千家媒体予以转载、评论。于是，一夜之间，我名动天下，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对于境外媒体,诸如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大公报》、凤凰卫视等媒体，我一概敬而远之，避而不见。
对于国内新闻单位，则是有选择地予以接待。这便引起了不少新闻记者的不满。譬如《某某都市报》的某记者，来过几次，我因为太忙，接待不周，最后干脆不来了，呆在家里，但凭一些道听途说，闭门造车，瞎编乱猜一气，杜撰起新闻来。像《三滴血》中他王妈，既想说媒，又怕跑路，给人家亲亲的姊妹俩说起媒来。真该掌嘴!
中央电视台是最早来西安采访我的国家级媒体，其二套《对话》栏目有两位导演，他们软磨硬缠，反复做我的思想工作，让我消除疑虑，走进央视。他们在西安一呆就是十多天。我当时担心，自己倘到北京，身不由己，被他们请一帮专家、教授，拿起手术刀，大庭广众之下，三下五除二，解剖得体无完肤，最后只剩下槽头。被迫无奈，只能以肉店生意繁忙，走不开为由推托。他们在多次努力无果的情况下，抛出撒手锏，承诺只要我去北京一星期，做了他们的节目，则给我一万元的经济补偿。
一万元，那是我卖五百头猪的利润，五百头猪，并非狗，一头就有一百多斤肉，三个月也不一定能卖完，短短的一星期便能轻易获得，可谓日进千金，一万元对于相对贫困的我来说，是个不小的诱惑。看在人民币的情分上，我一时心有所动。但最终还是基于方方面面的考虑，未能成行，他们无功而返。
两位导演回京后，被领导狠剋了一顿，据说甚至以下岗相威胁。二位均是央视聘用人员，为保住饭碗，二次飞抵西安。这次，他们吸取了经验教训，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方面，发誓即使生拉硬拽也要将我拽到北京；另一方面，直接带来了主持人陈伟宏与摄像，万一没辙，先斩后奏，就地处置。于是，在我不予配合的情形下，强行拍摄。资料传回北京，在主人公未到场的情况下展开“对话”。这在“对话”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
后来，博士猪倌陈声贵想去央视露脸，托我联系。我想，为与我“对话”，他们费了多大的周折，现在有人主动送上门来，而且是留洋博士，文化文凭比我高出许多，还不是求之不得？没想到联系了S××，他竟回答：
二 新闻冲击波(3)
“二套‘对话’属于高端访问，对象是外国总统，业界名流，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可以上的。”
我碰了一鼻子灰，很没颜面。但想到自己一个破杀猪卖肉的，竟与美国总统布什先生，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韩国三星集团总裁尹钟龙先生等帝王将相相提并论，不禁又飘飘然起来，连自己姓啥为老几差点给忘记了。
《外滩画报》首席记者禄兴明，是个蒙古人，行事怪异，与众不同，我很喜欢；上海电视台《新闻追踪》编导李强、任军贤非常敬业，忍辱负重，锲而不舍，我清晨开门，立在门外，晚上打烊，守在门口，且携带设备先进，我曾一度误认为是境外记者，刻意回避，弄出不少笑话；还有《解放日报》记者陈佳勇，深谙迂回战术，倘在战争年代必是杰出的军事家，他不谈采访，先拉扯校友关系。他们都得以如愿，充分体现了大上海人之精明、干练，西北人望尘莫及。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小师妹刘喜梅与其同事李某，他们都是新华社陕西分社记者，我们相差十余岁，此前彼此并不相识。《华商报》报道之初，他们来到我的小店，师兄妹相见，欣喜异常，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谈起。小师妹聪明伶俐，清纯无比，虽然相貌平平，却才华横溢，非常善解人意。
他们购买几打啤酒贿赂公行，我则得到了免费的晚餐，灌得晕晕乎乎，不辨东西与南北。忘乎所以之际，与他们无话不谈，看作知己。
北大学子当街卖肉，是耶，非耶？社会各界争论不休，我的处境也很微妙。卖肉并非我的专长，更非我的所好，然而，世间之事变幻莫测，冥冥之中似有主宰，昔者胡山从屠夫而状元，如今老陆由状元而屠夫，究竟是谁之功，谁之过？这个命题变得很微妙，很敏感，稍不留神，可能获罪一大批人，成为众矢之的，所以每当遇事拿捏不准时，我总与小师妹他们一起计议，他们对内幕亦十分清楚。
我与他们约定，我凡事不避开他们，在大局未定的前提下，他们也不写稿子。刘喜梅巾帼不让须眉，一诺千金，真乃女中丈夫；相比之下，李某却轻诺寡信，食言而肥，表面应承，搜集资料，私下却写了一篇不太负责任的文章，发表在《南方周末》上，成为自己跳槽的敲门砖，弄得我非常被动。当然，事过境迁，我也无意再责怪李某。总之，树林大了，什么乱七八糟的鸟都有，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2003年8月初，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会客厅”栏目有位女编导叫曾荣，是北大校友，其人说话柔声曼气，莺莺燕燕，非常动听。她多次打电话来，约我做节目，并派记者来陕拍摄场景资料，给我的孩子带来了玩具，送我白岩松签名题词的著作《痛并快乐着》、我大学老师何九盈先生的《中国语言学史》。好久无人如此牵挂于我，我深受感动，答应倘去央视做节目，则首选他们，只是目前条件不成熟，自己有不得已的苦衷，请他们谅解。曾荣最后说，她男朋友在中央某要害部门工作，门路宽广，如需要帮忙，可尽管找她，我表示感谢，遂成为神交。
遗憾的是，到2003年11月，我去北京时，另一校友王学勇已经接替了曾荣，曾荣漂洋过海，远赴英国留学，未能见上一面，终成憾事。
“面对面”栏目组来西安时已是8月下旬。此前三天，央视“讲述”栏目也曾来陕。当时，我已成为公众人物，长安区各主要宾馆、饭店住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记者，我的手机几乎被打爆，向我伸出橄榄枝的单位与个人不计其数，据说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看我是否存在历史遗留问题。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我哪里见过如此场面，何去何从，一时眼花缭乱，无所适从，需要静下心来，仔细权衡利弊。毕竟一夜之间，猴子演变成了人，是谁也无法预料的。
在这种情况下，倘若做节目，不小心胡言乱语一番，传将出去无异于自取其辱，惹火烧身。所以，那段时间，我给自己定下原则，对于新闻单位，一律三缄其口，避而不见。
“讲述”栏目曾电话联系来陕，我向他们讲述了目前的处境，希望他们能够理解。然而，可能因为职业的敏感性，他们还是不期而至。
依照常理，人家千里迢迢找上门来，总该有所收获。但他们提前拟定了“讲述”提纲，交我过目。我以为有些话题暂时应予以回避。编导拿捏不准，电话请示了上司，而上司态度很明朗：不能更改，按既定方针办。一句话封了口子，没有回旋的余地，那么，哪里来仍回哪里去，我亦爱莫能助。
拒绝了《讲述》，《面对面》又至，那天瓢泼大雨，甚是少见。女编导与两位摄像先生先至，摄像倒还平和，管你乐意不乐意，默默做着前期准备工作。倒是那位女导演，天朝使臣，中央来的，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甚至威胁若不配合，就怎么着怎么着，肉店还想不想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