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过了十二点，生意就清淡了许多，得暇吃饭，稍事休息。如果天气凉爽，一下午也不轻松，一些上人市打工的，蹬板的、做小买卖的，好几天都吃住在外，花钱多还吃不好，今天运气不错，老板开了工资，或者生意马马虎虎，赚了点钱，豁出来小日子不过了，割上一吊子带回家，老婆、孩子一家人开开洋荤，痛痛快快吃上一顿，也便成了下午的主题。
好肉卖完，本金基本上就能收回来，剩些槽头、骨头、大油、肉皮，就是肉店的理论利润，要想方设法将这些上不了案板的下渣货处理出去，实际利润才能实现。不过不必担心，别看猪脏兮兮、傻乎乎的，却浑身是宝，除猪毛以外，只要便宜，都是抢手货。比如骨头，原先并不好卖，好多都给熟人喂了狗。忽一日，不知从哪里传出，骨头汤补钙，一夜之间成为紧俏物资。如今好多人领着国家的退休养老金，一年一万多块，多活几年等于多赚几万块钱，生命宛如摇钱树，一定要永葆青春，把身体看得比啥都贵重，无病呻吟，小病大养，因而寿命延长；又多独生子女，十亩地里一棵苗，公主太子，掌上明珠。花钱不多，骨头买回家，不时地炖点骨头汤，一家人下面、烧菜、喝汤，老人、孩子都爱吃，还补钙，比吃高钙片、葡萄糖酸钙强。尤其到了冬季，西北地区贫穷，几乎家家户户都生蜂窝煤炉子取暖，煤耗着也是白耗着，不如买些大骨头，蹲在炉火上，让它慢慢地炖，一顿吃不完，还有下顿，反正天气凉，又不会变味。加之卖过桥米线的，卖葫芦头泡馍的，没有骨头汤，谁吃？
再说大油，当地人不喜欢吃，太腻，又怕发福，大部分被油贩子贩运到陕南山区卖了高价。四川民工，出大力流大汗，既不嫌腻，又不担心肥胖，比菜油还有味，只要价格不比植物油贵，永远都喜爱大油。白菜、萝卜、洋芋、豆腐、粉条子烩上一锅，吃米饭带劲，干建筑活有劲。
在东部塬区的大府井，人们最擅长的手艺是肉皮冻，晶莹剔透的，不吃看着都香。种地是他们的主业，做肉皮冻则是他们的副业，平时收集肉皮，切成细条，拔毛晾干。到了秋冬季节，掺点新鲜肉皮，加工成皮冻，有的还加入一些猪头肉或槽头肉，加工成肉冻，拿到农贸市场批发。春节期间，亲戚朋友互相拜年，迎来送往，平日准备着，来客人了，切一盘子皮冻，现成的一个凉菜，既方便又实惠。可真难为了这帮生意人，为了收购肉皮，一大早或骑自行车、摩托车，或开嘣嘣车，便来到了肉店，车子往门前一放，给店主、伙计让支香烟，意思是“肉皮我占了，再别应承旁人”。肉店忙时，不用老板发话，收肉皮的很有眼色，“别的咱干不了，剔皮是内行。”赶紧帮忙剔皮、绞肉。
十六 卖肉的苦与乐(2)
肘子也有人收。外地人聪明，比长安人会做生意，他们把肘子低价收回，放入冷库，待价格上扬，或逢年过节，去毛剔骨，夹些肉皮，扎成一团，放入大锅中一卤，染上颜料，再包装起来，做成令人垂涎欲滴的肘花，发往河南、山西等地。肘子也叫蹄膀，位于猪腿以下蹄子以上，是皮包腱子肉。当地人大多嫌麻烦，不太会做，所以销量很有限。外地人没来的时候，长安的肘子大多剥皮去骨，作为腿肉销售，因而肉不整齐，很难卖。现在习惯了卸肘子，若剥皮去骨，反倒不会卖了。
打下来的碎肉，囊囊膪、血脖子，统统称之为“槽头肉”，只能打馅，包包子、饺子，做炸酱。槽头肉有淋巴豆子，带血，比较脏，一般居民看着都恶心，只能廉价卖给食堂、餐厅。所谓“冬吃槽头夏吃臀”的槽头，指肥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槽头。我早晨生意繁忙时，一般不出售槽头肉。否则，正是卖好肉的时机，绞肉机一绞血淋淋的槽头，想绞馅儿的买主担心槽头出不干净，怕沾光，有时该买都不买了。
根据销售量，一般肉店都有固定的槽头肉买主，多了供应不起，少了又卖不完。槽头肉买主都是生意人，担心人们看到，砸了他们的饭碗，总是做贼似的，趁肉店没有买主或无人注意时，偷偷地溜到肉店：
“给我绞十斤肉。”
说完便去买菜，或者躲得远远的，等槽头肉绞好，即使别人看见，他也理直气壮：
“你知道我绞的什么肉？”给自己壮胆。
有家山西名吃“西厢牌牛肉饺子刀削面”，经常来我肉店绞槽头肉，绞肉时总要添加一些豆制品“牛排”或人工造肉，我一直纳闷儿“卖牛肉饺子，买大肉干吗？”后来关系熟识，我便问之，他竟直言不讳，令人大吃一惊：
“牛肉？连个牛毛也没有！六块钱一斤的饺子，比面条还便宜，一斤牛肉多少钱？”
原来，他有独特的配方，槽头肉加点牛肉精，就加工成了山西名吃——牛肉饺子。
由此联想到有的超级市场将速冻水饺才卖一块九毛钱一斤，想来也不是什么赢人的东西。
给河南特色小吃——水煎包子糊辣汤绞肉时，我嫌难看，想取掉其中的血团，被“煎包”拦住：
“带着血打出的馅儿红红的，像瘦肉一般，多好看！”
打交道时间最长的还数老槽。其人本姓严，四川成都人，来陕西有些年头了，一口流利的关中方言让人感觉他是地地道道的陕西人。外乡人乡土情结浓郁，蜘蛛拉蛋似的大舅子、小姨子、老姑子从四川带来了一大群，专卖成都名吃“鲜肉麻辣千层饼”，其调料考究，味道鲜美，陕西人爱吃。他拥有好几个摊位，生意不错。我们习惯叫他“老槽”，老槽其实并不老，因为他是千层饼的老板，槽头肉的用量最大，槽头紧张时，我优先保证他的货源；反之，他的屁股不能胡撅，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买卖关系。他绞槽头肉很讲究，肉贵时，使劲地添加大葱、大蒜，皮也不剥。他晚上进来，我就得关门，前门进，后门出，谁知道他绞的是槽头肉？故而生意经久不衰。
槽头大多走了学校，七八月份学校放暑假，槽头肉的销售就萎了，两个月时间，偌大的冰柜压得满满的，实在无处可放，就会降价出售，大肉最便宜时，槽头肉卖过八毛钱一斤，和肉皮一样的价。自××大学扎根到长安，韦曲的槽头供不应求，甚至出现了槽头专业户。贾××原来开着肉店，一天到晚卖不了三五十斤肉，倒是左一个“有槽头吗？”右一个“有绞肉吗？”贾××抓住商机，索性肉店也不开了，专门骑上摩托车到批发市场收购槽头，再送到××大学。
送走最后一位主顾，便可收拾案板，清洗机器。烧一壶热水，将绞肉机拆开，捣完机器里面的余肉，放点洗洁精，擦洗干净，将刀片、箅子放入冰柜；清洗切肉机要麻烦得多，用根竹签将五十多道刀缝中的碎肉逐个剔出，再用热水反复冲洗，直至水清，否则放置一夜，明天就会变味，买主不满意，自己也不好意思。
最后一道工序是磨刀。用过一天，刀子已经很钝了，“磨刀不误砍柴工”，不在油石上蹭蹭，明天买主洪时，会误事的。
做完这一切，已接近晚上六七点，倘是夏日，便可打烊休息。到了冬季，一天的工作才仅仅完成一半——还要去西安进货，不知何时才能回来。凌晨到现在，已经十多个小时，在这十多个小时里，即使没有买主，或者肉已售完，也必须在店里支应着——不能耽误老买主的生意，这是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天天如此。
其次是脏。“猪最脏，猪肉最香。”这是几百年的古训。一辈子与猪打交道，就甭想穿干净衣服。且不说猪圈里粪便遍地，污水横流，即使肉店也到处是油。稍不留意，一旦蹭上，肥皂、洗衣粉无论广告做得如何到位，均很难洗干净，一件衣服就算完了，况且还要干活，不沾油污的几率微乎其微。所以夏日背心、短裤、拖鞋是我们的时装。其他季节，无论里边穿什么衣服，外套则是清一色的蓝大褂。手更不能见净，刚开始卖肉时，触摸到热乎乎的肉，头脑中就胡猜乱想，倒挂着的一排猪肉，忽地变成一个个吊死鬼，吐着长长的舌头，地上滴答着鲜红的血，惊慌、恐惧、心悸一齐袭上心头。稍一走神，“嘶”的一声，一刀子劙在手上，鲜血直流，疼痛剜心，猪血、人血混合在一起。“创可贴”是常备药，可畅销的商品免不了有冒牌货，尺寸小，黏度不够，一次用三四片，血还是止不住。索性不用了，反正离心脏远着呢，绝对死不了，用手捏住，过一会儿，血就会凝固，再包扎起来。刚学卖肉，手上的伤是不断的，愈了旧痕，又添新伤，层层叠叠，伤痕累累，一双曾经握笔的手，失却了原来的模样。
十六 卖肉的苦与乐(3)
添了新伤，见不得生水，洗脸都成问题，更不用提洗手了。有时刚洗完手准备吃饭，来了顾客，又变成了油手。不过油手亦有油手的好处，一是不用与熟人握手，省却了不少繁文缛节；二是幼时放羊、打猪草、干农活，冬季时手时常冻胀、溃烂，从此落下病根，一年烂，年年烂。跳出农门后，尽管用心呵护，依然无济于事。自从与猪肉打上交道，沾染上猪油，竟奇迹般痊愈了，几年下来，倒省却了不少的护手霜。
再有就是要与动检站、食品公司搞好关系。卖肉须查“三章两证”，即定点屠宰章、检验检疫合格章、出厂日期章、检验检疫合格证、陕西省兽禽产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等等，缺一不可。屠宰场送肉来，有时只顾验货、过秤、付款，忘记了索取两证；有时屠宰场也为了逃避税费，故意不给或者少给。动检站稽查来了，拿不出票证，急忙给屠宰场打电话都等不及，轻则补票，每张六元，重则罚款五到十倍，直至没收大肉。
依照中国的管理体制，食品公司为企业建制，无资格收费。但长安县定点屠宰办公室设在县食品公司，管辖着县境内的屠宰场，各屠宰专场每年给食品公司交纳一定的承包费。食品公司机构庞大，仅靠固定的承包费很难维持，更谈不上发展。于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参照西安市朱雀路批发市场，收取批发管理费。与朱雀路批发市场不同，批发市场为大肉批发商提供场地、复检、过磅、维护公平交易秩序；食品公司则省略了这一切，依据长安县商业局多年前老掉牙的文件，仅仅保留了收费项目，规定凡进入县城内的大肉，必须自动到食品公司加盖三角章，交纳批发管理费，从此县城内的大肉变成了“四章三证”。
图章太多，把白白净净的大肉抹得乌七八糟，消费者不满意，各屠宰场、大肉经营户更不愿意，于是就想方设法逃费。食品公司就组建了强大的大肉稽查队，在各肉店、肉摊巡回检查，一经发现逃费，补票、罚款直至没收大肉。群众不了解内情，还以为真正销售了不合格大肉。为了避免造成不良影响，一般肉食经营户得过且过，大不了猪毛出在猪身上，交完费，肉再卖贵点。可是也有个别食品公司的内部职工，亦开有肉店，他们不交费，同为食品公司的职工，社会分工不同，都在大干社会主义，不看僧面得看佛面，处罚谁呀?必须看客下面，看人行事，从而造成了一县两制，不公平竞争的局面。
新闻媒体对乱收费行为予以关注以后，食品公司曾停收过几天，后来讨得尚方宝剑，研究了应对之策，改换门庭，修建了“大肉交易大厅”，将大肉批发管理费每头八元改革为“大肉批发服务费”每头六元，实则“大肉交易大厅”自建起至今，未曾交易过一头大肉，只不过给收费白白提供借口而已。
2004年，为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中央专门下发一号文件，取消生猪检验检疫费、大型屠宰场的排污费之外的一切不合理收费。而食品公司、动检站仍然我行我素。大家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央的政策在长安执行起来就那么难。
值得欣慰的是，进入9月份，食品公司的大肉稽查队不见了踪影，听说被人告到省市，上面压了下来，批发服务费暂停收取了。
做生意必须谨防贼盗。我开店五年，生性秉直，不喜拖泥带水，婆婆妈妈，每天手头存放大量现金，用以及时结账。曾五次遭遇梁上君子光顾，损失惨重，其中的两次记忆尤深。
还是百兴肉食店时，店后接有半截子石棉瓦房，建筑粗糙。2001年夏，此处建设环南路综合批发市场，建筑队将架板堆放于我的窗后，恰为盗贼搭好了脚手架。那天下雨天凉，我劳累了一天沉沉地睡去，被窃贼破窗而入，窃去现金五千余元及一把钢刀，我自浑然不觉。天亮发觉，急报公安派出所，派出所以为小案，不足挂齿，草草笔录后就石沉大海。邻人宽慰：亏得我睡得死，不然惊觉，必赤膊上阵，与窃贼打斗。窃贼手握钢刀，哪里还有性命？于是自我宽慰：“我非舍命不舍财的主儿，钱财乃身外之物，去而复来，哪有身家性命重要！”
曾看央视“今日说法”，甲家搭建厨房，脚手架为小偷提供了便利，致使家住二楼的乙家被盗，乙家诉诸法律，甲家败诉赔偿部分经济损失。本打算一纸诉状将建筑队告上法庭，已经拍摄了现场照片，咨询过律师，打赢官司有十足的把握。猛然想起“夜饭少吃，赢官司少打”的古训，加之诉讼伤时费劲，劳民伤财，遂与人为善，自认倒霉。
新肉店以壁柜隔开，前店后家，2001年临近年关，某屠宰场给我供肉，黄昏时分已经送完货付过款。老槽来肉店绞肉，我将卷闸门拉下，但未上锁，原打算老槽走后再开门营业。老槽绞完肉馅，行至后门，让我兑换五十元零钞。老槽走后，儿子哭闹，我即返回哄儿子，接着吃饭，看电视剧《天下粮仓》。约九时许，屠宰场又来四人，从外面将门拉开，加一头肉，我才意识到忘记锁门。当时正看到电视剧紧要之处，也懒得复秤，屠宰场四人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挂好肉自行离去，我赶紧下床锁门。
卷闸门拉下，一只苍蝇也难飞进来。看完电视，清点抽屉时发现，钱夹犹在，人民币不翼而飞，以为屠宰场一伙开玩笑，吓唬我，打去电话询问时却都发誓诅咒，推说不知，急报派出所。一年几次失窃，派出所都成了轻车熟路，民警见我又来报案，先自乐了：
十六 卖肉的苦与乐(4)
“你这个马大哈，是不是钱多得往出溢了？”
我也觉得反复在一个地方跌跟头简直愚昧之极，然而防不胜防，遂自嘲：
“非是洒家无能，小偷实在太狡猾了。”
待第二天上班，派出所将屠宰场的四人传到，已经过了一夜，“贼无赃，硬似钢。”人民警察也毫无办法。
小本买卖，历来为国人不屑，古代就以农业为“本”，工商业为“末”。而今时代不同了，无论干什么工作都一样，只要能赚到人民币就行。然而，仍有不少社区仿照旧上海英法租界的做法，“小商小贩严禁入内”的警示牌随处可见。杀猪卖肉更为下九流的勾当，难登大雅之堂，常被人下眼观，更有好事者以为你日进斗金，故意找碴。
天晴了，爷红了，苍蝇出来了，各种佥烦买主儿都来了。这块儿太肥，那块儿太瘦；皮厚了，毛长了，满案子的大肉没有一块儿中意。看不上拉倒吧! 他又不走，非得要买，要么“你给我便宜点儿?”零钱攥在手心，就是不给零头：“我没钱了”。你要是发现，“我还要坐车、买菜”等等，红蓝铅笔两头削，一个萝卜非得八头子来切。遇见这种买主还真没辙，不卖吧，去了皮，打得七零八落；卖吧，眼睁睁赔钱。还是茬师办法稠，“你对我是乡党礼，我便对你流水席。”大不了，八两秤逮你。
这样的事自开店以来，经历的不知凡几，这里也不去细叙了。
做生意难免三角债。按照行规，肉食经营户与屠宰场之间“蛇蜕皮”结算，即今天付清昨天的货款，明天再付今天的货款，依此类推。这中间包含两层含义：货为代销，经营户不出周转资金；倘屠宰场误事，不能按时保质保量送货，肉店每天均发生各种费用，屠宰场包赔损失，等于是押金。
我生性直爽，不喜欢欠账，在同行之中很有口碑，各屠宰场都乐意与我打交道。
高桥屠宰场组建之初，鲜有销路，高薪聘请黑老五为其业务主管，以期拓展业务。黑老五原为肉食经营户，卖肉二十余年，把式很高，号称“韦曲第一刀”，塬上塬下，开有两家肉店。因航天工业部○六七基地驻扎在塬上，经济效益好，职工收入高，人们讲求生活质量，排骨供不应求。而我的肉店在塬下城乡结合部，农村人多，大肉销量尚好，但排骨滞销，于是常给黑老五送排骨，因而关系很熟。
为了动员我进购高桥屠宰场的货，每日上午，黑老五都要来肉店给我帮忙，我自轻松不少。久而久之，盛情难却，遂答应接受高桥屠宰场的供货。
我相信笨鸟先飞，第一天送货，自己汉小力薄，宜早做准备。我要求五点送达，八点才迟迟到来，好多顾客久等不见，纷纷走了，耽误了不少生意。我很生气，念及初次打交道，不便发作，未及复秤，匆匆卸货剔肉，有黑老五帮忙，还算不影响大局，得饶人处且饶人。第二天送货，时间很准时，但我订购八头肉，仅送来了五头，量不够，半天就得关门，影响生意，我提出严正警告。第三天送货，适逢大雪，又七点半迟到，下雪路滑，安全第一，情有可原。但前两天送货，都未复秤，屠宰场说多少便是多少，寻思该屠宰场刚开业，信誉至上，还不至于蒙人吧！
难得一场好雪，人们睡梦正香，买主不多，正好复秤。屠宰场在每头肉的腿上都标注了重量，但大雪已经将字迹冲刷得模糊不清。听说复秤，黑老五等慌了手脚，一会儿这头是我的，那头不是，一会儿这头又不是那头又是，将肉反反复复搬进搬出，折腾四五次，总算搬完，逐一复秤，竟与屠宰场的底子相差十余斤！倘若相差一两斤，两三斤，勉强还说得过去，“十秤九不同”嘛，一高一低而已。但十多斤不是小数目，折合人民币五十多元，相当于肉店每天费用的一半。心想：不是屠宰场的秤有问题，就是人心有问题，又不缺货，跟人失牙拌嘴不划算，于是结清账，制止了送货。
一星期之后，老板老王来到肉店，问是否要货。我答曰否，老王竟说：
“那把欠账结清。”
我当时就蒙了：“不是止了你的货，当时就结清了吗？”
老王拿出账本，白纸黑字，写我欠他一千七百余元。我便解释，欠账在当时已经结过，你没划掉，司机在场，并将当时的情景一五一十地描绘出来。然而老王一口咬定没结。我们二人争执起来，引得不少闲杂人等瞧热闹，看笑话。
经营户与屠宰场之间，天天打交道，一般都很守信用，各人记各人的账，你的账本上没有我的笔迹，我的账上也没有你的字据，所以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空口白牙，谁也难以说清。
发展到后来双方对天盟誓，红脖子涨脸，不欢而散。
养猪的离不开杀猪的，杀猪的又离不得卖肉的。我们之间是鱼和水的关系，又是矛和盾的关系。长安就这么丁点儿的地方，又同为行道人，以后与老王见面，双方都不好意思，有时我还故意绕道走，好像真欠他银子似的。为此老王曾专门向我解释：回去问了司机，又对过账，是他自己记忆有误，不能怪我，遂郑重向我道歉。
我亦非得理不饶人之辈。人常说：“事莫做绝，话莫说尽。”“不走的路也要走三回，”况且“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对头多堵墙”。遂向老王要过几次货，以示友好，逐渐发现老王在周围口碑不错，其人丁是丁，卯是卯，说一不二。与老王真是不打不相识，从此冰释前嫌，成为朋友。
十六 卖肉的苦与乐(5)
对于屠宰场而言，面对的仅仅是屈指可数的几家肉食经营户，即使欠账，也不必过虑——走了和尚背不走庙。而肉店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客源来自四面八方，与成千上万的客户打交道，“人数过百，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你知道谁安的什么心？
茬师在开店之初，为了扩大影响，低价批发。一位自称在引镇街道摆摊卖肉的“毛胡子”在茬师的肉店进货，每日近千元。茬师想拉拢大客户，法外施恩，允许对方以“蛇蜕皮”的方式结算。忽一日，“毛胡子”不来了，茬师以为其家里有事，未正常营业，也就没有太在意，心想：“我照本钱给你，不赚你的钱，又允许你欠账，价格再不能接受，你在别处试试，看谁还能给你。”茬师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可是久等不见踪迹，打手机又关机，茬师心里才发了毛，一千块钱，并非小数目，茬师无奈，先后几次亲自前往引镇寻找，哪里还能找得着？
有位郑老板，改革开放之初就在韦曲开肉店，可谓业界元老。他一直给某饭店供货，饭店接待会议，公款吃喝，资金不能及时回笼，自然也无法给郑老板按时结账。然而饭店是国营的，只要与领导、操办人员搞好关系，欠账绝不会赖掉，这点郑老板很放心。不料几年下来，竟欠下十多万元。郑老板做梦也没有想到，后来饭店改革，国有资产重组，实行股份制改造，承包给私人经营，新人不理旧事，欠账便挂了起来。郑老板很无奈，一气之下转让了肉店，转行投资浴足堂、美容美发，招募了几个小姐，干起了卖笑的勾当。同行问起，他也直言不讳地调侃：
“猪肉是肉，人肉也是肉，终究难脱卖肉的行当。”
西京大学建校时，一家外地施工队在我店里买肉，每次一百余元，现金交易，付款很干爽，半年多一直如此，逐渐确立了信任关系。一日一反常态，称楼房封顶，老板犒劳民工，一下子买了五百多元的肉，一摸口袋，忘了带钱。我不忍失却老关系，便让其写了一张欠条，将肉带走，约好明日一并清账。可是一连几日不见踪影，待我找到工地，工程已经交工，施工队早已金蝉脱壳，走得无影无踪。
开店做生意，卖的多为回头客，不赊账显得不近人情，容易得罪老关系，路愈走愈窄；倘若赊账，每年总有几笔死账呆账难以收回，要做几次冤大头。反过来又想，恶意透支者毕竟不多，绝大多数顾客重承诺，守信用。一年到头，除去费用与日常花销，总有些许赚头。世间的生意可能大抵如此。
人生是一个大卖场，只是各人所售的商品不同而已，比如政治家出售权术，教授卖弄知识，作家出卖文字……我靠卖肉维持生计。相比之下，我以为卖肉是一种牛仔般的生活，虽然苦累，但自由自在，不受约束，不必揣摩别人的心理，看他人的眼色行事，也不必鬼鬼祟祟，做贼似的难堪。心情愉悦时，多进一些货，为的是在店里多呆一些时间，听南来北往的宾客讲述他们的生活，每个人生故事都很精彩，有时令人捧腹，有时又黯然神伤；心情烦闷时，可把猪肉作为假想敌，猛戳几刀子，狠揍几巴掌，不必触犯王法却可消闷解气；也可早早打烊，点着烟，满上酒，几杯酒下肚，晕晕乎乎，忘乎所以，烦恼随风而去。
晚上解衣上床，清点一天所得，多了份安详与静谧，少了些担心与忧思。这样自食其力，吃得安全，睡得安稳，胡吃海喝，心宽体胖，何等逍遥自在！
上帝是公平的，他给富人以美味的食物，给穷人以良好的胃口；给伟人们以短小的身躯，给伟岸者以卑微的地位；给小鸟以翅膀，给野兽以爪牙，让强大者独处，让弱小者群居……他不让任何事物完美，于是便有了人类对完美的追求，而完美却恰恰是美好的愿望，看不见摸不着，如海市蜃楼，琼楼玉宇，子虚乌有。
一对贫困的农民夫妇，男的驾辕，女的拽车，将辛苦喂养了大半年的肥猪装上架子车，拉到屠宰场出售。恰逢运气好，肥猪卖了大价钱，二人高兴至极，舍不得在街上吃饭，用省下的饭钱割二斤肉。回家的路上，妻子坐上架子车，丈夫拉着，喜不自禁的妻子用驱赶肥猪的藤条轻轻地抽打丈夫油光光的脊背：“驾！”
丈夫则步态轻盈，大声吆喝：“谁要肥猪……”
路人纷纷驻足，于是幸福便在架子车上荡漾。
官运亨通，财源广进，华衣美食，妻妾成群，儿女孝悌……人世间诱人的东西实在太多，归根结底，无非“名利”二字。如庄子所说：“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利”字作祟。司马公《史记·货殖列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们如蚊逐血，如蝇争臭，趋之若鹜，倘得不到，则自我宽慰“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然而世间真正能有几人拿得起，放得下？
明代的朱载堉曾经写过一首《十不足》的散曲：
终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盖下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又虑门前无马骑。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家人招下数十个，有钱没势被人欺。一铨铨到知县位，又说官小势位卑。一攀攀到阁老位，每日思量要登基。一日南面坐天下，又想神仙来下棋。洞宾与他把棋下，又问哪是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下，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梯还嫌低。
十六 卖肉的苦与乐(6)
人心没底，欲壑难填，倘若锱铢必较，患得患失，那该多累呀！
曾在朋友家里看过这样一首打油诗，记得几句，聊抄于此：
人生在世屈指算，难活三万六千天。今晚脱鞋放一晚，不定明日穿不穿。世间几多愚昧汉，一生不肯结姻缘。贪心不过意难满，有了八百想一千，有了一千想一万。奉劝世人早看淡，有钱积德种福田。
人算不如天算，计划赶不上变化，人世间有太多的不如意，每个人的境遇不同，各人有各人的活法。譬如茶杯与水缸，茶杯虽小，能够盛水解除干渴；水缸很大，却难以滋润天下之干旱，所以小，可以纳天；大，不足以容心。
《屠夫看世界》PART 6
十七 新闻的力量(1)
我被媒体捧成了“名人”。
贾平凹先生说：“名人是芸芸众生用泥和草和着金粉捏出来的神。”宛如商店里悬挂着的衣服，翻过来，扯过去地让人品头论足。电视、报纸的连续报道，很快将一个偶然的话题引申到关于中国人才机制问题的大讨论上，更有媒体称之为“陆步轩现象”，从而拉开了口水大战的序幕。
中央电视台二套“对话”，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小平为首的“体制改革论”与以销售总监培训师、职业经纪人培训师、《北大学子》特邀理事王文良先生为代表的“个人奋斗论”展开唇枪舌剑，争论异常激烈，各不相让，几乎争吵起来。电视机前的我不由自主地为他们捏了一把汗：千万莫为我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伤了和气，有失大家风范。亏得我的师兄，“北大教授副的，围棋二段业余的，文学博士真的”孔庆东从中解围，要不然，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演化为拳击场也未可知。
《诗经·小雅》：“巧言如簧，颜之厚矣。”自己笨嘴拙舌，却对巧言令色、夸夸其谈者素无好印象。但长安区××局干部×先生却当头棒喝，给我上了一课。
我与×先生年龄相仿，在长安地界，头可能碰破，但此前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此人才思敏捷，能言善辩，徐松涛、周武兵拉我作解剖时，他恰巧在场，站在二位导演一边，鼓励我上京，揭露地方人事黑幕，我曾予以拒绝。不料×先生却冒着被人穿小鞋的危险，自费赴京，仗义执言，在众多大家之中，在全国亿万电视观众之前，为我这个不相干的小人物鸣冤叫屈，抱打不平，其人品、勇气、胆识着实令人刮目相看，肃然起敬。
且看他发表于《陕西老年报》的一篇文章，其观点可见一斑。
……倘若分配时实事求是，使其专业对口，学以致用，量才录用，任人唯贤，造福当地，则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缘何不成问题的问题却成了问题？假如舆论一律“万马齐喑”，文明便很苍白，改革便无生机。
诚然，“北大毕业生卖肉”未尝不可，退休老教授还卖茶叶蛋呢。但时下，我国人才现状、构成及含“金”量表明，北大毕业生依然是亿万学子以及家庭心仪的品牌，有幸考中的青少年绝非等闲之辈，而顺利毕业则更是拥有一定知识的象征和标志。而我西部正值开发、建设用人之际，北大毕业生的价值焉能小觑！自然，如果北大毕业生在对口的领域未能胜任，那是他个人的原因。但刚走出校门来个用非所学，责任在他吗？至于怎么适应社会，那是步入社会以后之事。至于说陆步轩没出息，为何不上市应聘，那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1994年国家才启动高校毕业生“双向选择”机制，在此之前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分”。分配思想的偏差，分配中的问题已成为公开的秘密，离开时空和历史来谈问题，合适吗？他本可能更好地发展，以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与理想！抑或当初陆步轩太“笨”，人家有些高、初中生都能进机关和事业单位，你就比不过他们？你“傻”到“家”了。
值得提及的是，有人竟将社会各界人士对陆步轩遭遇的同情与关爱，臆断为“文凭崇拜”，冠冕堂皇地夸大时下“双向选择的纯净度”云云，不辨菽麦地称陆的遭遇是“人才使用与个人选择双向互动的结果”，殊不知恰恰在“人才使用”的本源上出了纰缪，无法“互动”，才呈现了扼杀人才的天下奇观。
《华商报》发表“华商时评”：
一个毕业于中国最有名的高等学府的人在街头卖肉，确实有违常理，毕竟那是一个稍微有点文化的人就可以干的工作。
同时坦言：
这样的选择对于当事人来说充满了无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将面临着人世的种种风险，面临出人意料的灾难……一个亿万富翁也可能债台高筑，一个政府高官也可能革职入狱……这就需要我们要有一颗平常心，也需要我们永远保持乐观的心态。
同时断言：
命运就是用各种不幸来促使人的成熟，考验人的耐力，人生的苦难在苦难最终被战胜之后，它就成为受难者的财富。
《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为魔鬼教官的文章：《陆步轩，那一代人的一个背影》，其中写道：
他是否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之中的托马斯医生那样，以甘愿做一个擦窗工人来完成一种对社会的讽刺。
揣度他人生活选择的目的是无聊的，但是，“北大人”这个在中国人心目中带有神奇光辉的称呼，让我更乐意把陆步轩往托马斯身上靠。是的，唯有如此才会让如我的看客从中寻找到一个相匹配的意义，聊作精神安慰。托马斯医生的擦窗生涯亦非一种主动的选择，而是对他的政治态度的一种惩罚。在彼时的捷克，政治态度上不过关，托马斯除了擦窗以外别无选择。而在陆步轩那个时代，计划经济体制的控制力渗透于社会的每个角落。一个北大毕业生，被莫名其妙地分配到陕西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在中国，在可以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种残酷的社会讽刺。而那个工厂终于垮了，于是我们的主人公像托马斯拿起抹布、拖把一样，操起了屠刀。
然而,这终究是一个悲剧。某种程度上，“高才生不等于谋生能力强”，这似乎也适合于对陆步轩处境的另一种评论。毕竟，那一代人在1992年邓公南巡之后，从某种意义上，生命已经获得了解放。体制之外突然有了生存的空间，政治力量无所不在的罗网撕开了一个大口子。而正是这种转机，给了陆步轩们可以选择另外生活的机会，也使得此前与此后的人有了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
十七 新闻的力量(2)
不过，我还是不能、不愿意接受在这种角度对北大高才生卖肉命运的解读。洛克菲勒曾经说过：“即使把我扔到沙漠里，只要有商队路过，我照样可以成为百万富翁，没办法，我就是这样的人。”而像陆步轩这样的人，或许天生就适合做学问而不适合与人打交道的职业，说他“不闻窗外事”也好，说他“只读圣贤书”也罢，社会需要这样的人，太需要了，至少在我的有生之年，中国的人才都不会多到要他这样的人去卖肉的程度。而我们今天就至少有一个（我相信那一代人中，有不少人有着与陆步轩相似的命运）这样的人，多么奢侈——这与陆步轩是否善于谋生有何相干？
想像一下，一个天生不善于商业，天生而且后天的培养使之成为适合做学问的人，被分配到一个西部偏僻县城的小企业里，那么最后从事类似卖肉的行当，或许只是时间问题，如此而已。
对“北大人”卖肉的惊讶是传统社会等级观念的体现——这种观点我不认同。因为，人与人在权利上是应当平等的，但是，人与人生来却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或许就是唯一体现在智力上。无论应试教育有多少问题，能考上北大本身就是智力成就的一种证明。而陆步轩被发配到一个毫不相干的企业里并最终操起刀斧，是智力优秀分子命运的沦落，而这种沦落，因由非在陆步轩本人。
社会进入多元化时期，每个人看待问题都有各自不同的角度，有赞成便会有反对，这很正常，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2003年7月29日，《工人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为曹林的文章《“北大才子卖肉”与“文凭崇拜”》其中写道：
笔者认为，公众对“北大才子街头卖肉”新闻的这段惊诧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社会根深蒂固的“文凭崇拜”。在我看来，“街头卖肉”是市场经济下，企业人才使用与个人选择双向互动的结果，这种社会自生自发的理性制度不应该因为卖肉者是“北大才子”而受到质疑。
是不是北大培养出来的毕业生都是“人中之极品”？是不是政府要为北大毕业生找到好工作才算是成功的政府，才算是不失职的政府？这恰恰与当下社会人才使用中企业与个人双向选择的理念相悖，与政府“不再以强制的手段干扰人才使用”的政策相左，以前媒体上曾经有过“中国改革的成功与否要看北大教授是不是拥有了私家车”的争论，难道我们也要搞出个“人才使用的理性与否要看北大学子是不是能找到最好的工作”？
在今天社会大环境下，北大出来的人没有找到好的工作以致“沦落”到街头卖肉，反而恰恰说明了社会人才使用制度中双向选择的纯净度越来越高，企业与个人都越来越理性和成熟。事实上，据新闻内容透露出来的信息显示，陆步轩在失业后曾多次找过工作，但最终没有被录用。企业的理性在于，没有因为陆步轩是“北大才子”，有一张北大的文凭就“收归门下”，而是根据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和陆步轩的个人能力进行了理性的选择，在文凭与实用之中选择了后者；而陆步轩的理性在于，没有因为自己是北大毕业的，就放不下架子，也没有因找不到好的工作就在委屈中愤世嫉俗。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在别人看来“低贱”得与自身身份不符的职业：当街卖肉，以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承担“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责任。敬佩之余，我们更应该尊重他个人的选择。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政府和舆论应该做什么应该不做什么呢？我真希望，政府千万不能因为媒体的报道和公众的“审判”就积极地干涉陆步轩的工作问题，或是指派哪个企业接收陆，或是强制哪个单位收留陆，这只能破坏本来很理性的双向选择，企业的人才选择权应该是绝对的；公众也不要再把矛头指向所谓的“人才浪费”和“政府失职”了，毕竟陆没有找到好的工作可能在于他个人能力方面存在着许多缺陷，比如说个人推销，自我包装、自我定位、人际交流等方面的能力漏洞，这些能力的提高都需要我们的公众去帮助他，去鼓励他，这才是要紧的事。
值得声明的是，陆步轩曾经被借调到长安县计经委工作几近三年，计经委即后来的计划委员会和工业局。工业局主管县办企业，该陆对企业情况了如指掌，绝不会睁大眼睛再往火炕中跳，即使失业之后，也不会再去企业寻找栖身之地。眼看着一家家企业停产、倒闭，一次都不可能，更谈不上多次。那么“根据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和陆步轩的个人能力进行了理性的选择，在文凭与实用之中选择了后者”实为无稽之谈。国家机关与行政事业单位臃肿庞大，人浮于事，又有“编制”这道门坎，缺乏一定的人脉背景，企业人员想要改变身份，端上国家的铁饭碗，简直难于登天。陆步轩泥腿子出身，祖上风水欠佳，人老几辈都于黄土之中刨食吃，祖上贪生怕死，既未参加老红军，又未加入老八路，社教中还是个中农成分，与“根红苗正”一点也扯不上关系，何来提携？陆步轩明明知道自己姓甚名谁，除了某中学外，从未联系过任何单位，甚至连曾经借调过他的长安县工业局都未找过，以免碰歪了鼻子。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时全国各大媒体报道、评论陆步轩的文章铺天盖地，何止千百，其观点或褒或贬，或无所谓。而作为长安区委、区政府的喉舌，其机关报《长安报》万千文章不选，偏偏看中曹林先生这一篇文章，是曹先生文采好，立意巧妙，还是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其用意显然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十七 新闻的力量(3)
《光明日报》发表郭之纯先生署名的“一家之言”，认为“才华不是一种虚名，才华也不取决于师门的高低。对于真有才华者来说，如何成就并不取决于身处何境，如贝多芬耳聋偏能作曲，大作家陈忠实几乎要去养鸡，比尔·盖茨在车库里成就宏业基础……”“如果‘才华’不能转化为‘本领’，那种所谓的‘才华’便只能是屠龙之技。”
不知郭先生是否听说过陕北拥有数项发明专利的高级工程师照样给单位看大门，咸阳街头工程师依然在擦皮鞋谋生，更有宝鸡大山中的留美博士陈声贵在养猪……这种偷换概念，以点带面的文字功夫着实了得，请郭先生注意，纵然陆步轩不济，起码是“吃得宴席打得柴”，拿得起放得下，拿起笔能吃文化饭，拿起镢头、铁锨还能种庄稼修理地球，实在混得没办法，拿起屠刀还能杀猪卖肉，还不至于把一支破钢笔故意七扭八拐，被人当作枪手，看人颜面，仰人鼻息。把您郭先生放在黄土高坡试试？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报道得多了，北大副教务长、教务部长李克安教授脸上挂不住了，“打狗还得看主人”，于是公开表示，如果需要，学校愿意为陆步轩提供必要的帮助。但北大校长许智宏先生认为“北大学生卖肉完全正常”，“行行出状元，北大的学生同样可以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甚至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让大家到美国加州或者纽约去看看，中国出去的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开餐馆的、跑单帮的、做小买卖的比比皆是，我们的大学生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研究生也是这样。现在就业完全是市场导向，所以，大家不要奇怪大学生培养出来后去干第三产业的工作。
如果王委员能够举出例子，说美国加州或者纽约的高级知识分子能够在北京、西安或者中国其他地方开餐馆，端盘子，跑单帮，做小买卖则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