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校长先生，既然：“北大学生卖肉完全正常”，那么何不大刀阔斧地实行改革？在北大开设屠夫系，内设屠宰专业，拔毛专业，剔皮剁骨专业，那样卖起肉来岂不更专业。
李教授不愧在官场上混得久了，深谙为官之道，懂得见风使舵。既然顶头上司发了话，得当圣旨来接，弯子转得倒挺快：
没错，我确实说过愿意提供帮助，现在你来问，我还是这句话，可有的报道不全面，北大开创至今，毕业生少说也有几十万吧。“包”得过来吗？也绝不可能“包”。出了校门就是独立的人，出了校门就要学以致用自己打拼。打拼的路子很多，个别学生当街卖肉也不足为奇，谁规定了北大的学生就不能卖肉了？我看陆步轩卖肉就卖得挺讲究，他诚信经营，善于推销，卖出了水平，卖出了名气，他给肉店取名“眼镜”，就很有见地。虽然他初次分配没能“专业对口”，但自我选择时多少发挥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优势。现在的大学生动不动就抱怨就业难，“专业定终身”的过时观念，应该摒弃，“宽口径，复合型”的素质教育必须推行，一流高校赋予毕业生的，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业保险”，应该是一流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能力。多元化的社会，肉能卖得好，也是出息。
大家都是胸膛挂笊篱——劳心过余。且看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怎么说：
也说“陆步轩现象”
近日，“北大毕业生长安卖肉”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北大学子陆步轩，毕业后被分配到家乡陕西长安县的一家机械配件厂工作。由于学非所用，想调动工作也未办成，几次波折，最后只好当街开起了肉店，维持生计。
这件事之所以引人注目，除了“北大毕业生”与“卖肉个体户”的鲜明对比，也与人们关心西部大开发中的人才成长和使用环境不无关系。因为在此之前，为动员应届毕业生到西部去，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优惠措施。然而“北大毕业生长安卖肉”，却与此形成了强烈反差，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人们关注的，不全是陆步轩个人的命运，而是西部有怎样一个人才成长和使用的环境，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陆步轩这样的处境？难道仅仅是个人时运、能力不济，才出现这一现象的吗？
虽然“北大毕业”说明不了什么，但从陆步轩的成长轨迹看，他绝非是人们所说的“高分低能”的那种，在毕业分配不尽合理的情况下，他曾努力改变过；在无奈只好下海经商的时候，他还曾“红火”过；即使生意失败，只能卖肉为生，他也显示出肯动脑、会用脑的一面，一个“眼镜肉店”的店名，起得何等有创意！据报道，在经营上他也有板有眼，声誉颇佳。然而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他在学校所学的语言专业，不能用来支持他单枪匹马闯市场。尽管卖肉为生，合法经营，并没有什么不光彩，但是对陆步轩来说，显然用非所长。
有人认为，人就是要适应环境，逆境才能锻炼人；还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优胜劣汰”，陆步轩虽是名校毕业，生意却没有成功，那他就不算人才。中国自古确有成大才者要“饿其体肤”、“劳其筋骨”之说，逆境中确有成才者，然而实践也证明，并不是人人都是超人，恶劣的环境同样能阻碍人才的成长；人才也并非“全知全能”，既能打鸣又能下蛋固然最好，但却并不完全符合人才成长和使用的规律。
十七 新闻的力量(4)
调查数字显示，东部平均每100人拥有科技人员18名，西部只有2名，东部乡镇领导的学历在大专以上的占64%，西部不足20%。西部确实急需人才,但是也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呼吁人才匮乏,一方面本地人才未得到充分利用；一方面花很大力气引进人才,一方面却是人才用非所学,造成浪费。如果不改变人才使用的大环境,如果不是用求贤若渴的心情去关心人才的成长和使用,还会出现更多的“陆步轩现象”,从而使有志于参加西部建设，特别是有志于建设家乡的西部学子感到寒心。
同情、怜悯弱者，是人们的天性。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舆论一片哗然，一时之间，眼镜肉店门前，车水马龙，门庭若市。陕师大实验中学、《法制日报》内参部、《西北化工信息》、航天中学、陕西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陕西民俗博物院、西京大学、华山学院等数十家单位派员登门与我洽谈，更有数以百计的企事业单位打来电话，发来信函，向我伸出橄榄枝。感人至深的，当属三原县教育局、《西藏青年报》所属的《作文精选》编辑部、西安工程科技学院，他们为挖走我这个“人才”，主要领导屈尊移驾，三顾茅庐，情真真意切切。
这一切，给长安区委、区政府造成了无形的压力，尽管我回乡已经十五年，其间经历了太多的变故，区委、区政府的班子更换了一届又一届，我的具体情况现任领导不一定十分清楚。但在《华商报》初次报道的当天，区政府办的一位科长即约我吃饭，打探口风。第二天清晨，一辆黑色桑塔纳2000型轿车停在我门前，我同学的堂兄走下汽车。
我的同学1984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与环境保护系，环境工程专业，与我同年毕业，分配至西北电力设计研究院，工作不太顺心，遂下海经商，深知经商之苦衷，多次在其堂兄之前提及我，其堂兄在任长安区×镇党委书记时，与人事局长交好，曾千方百计找到我，以个人的名义将我介绍到人事局长跟前，希望为我解决工作问题。尽管当时并未办成，但我知道长安的事情错综复杂，堂兄尽了力。我非忘恩负义之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只恨自己位卑言微，报答无门，遂将之看作兄长。
兄长告诉我，他刚调入区委办公室，区上领导对我很关心，此前三天，他还与书记谈及此事，拟调我到某单位从事文字工作。不料短短几天，竟让《华商报》给搅和了。他现在在区上，与领导接触较多，又是我同学的哥哥，如同我的兄长一般，希望我沉着冷静，遇事多找他商量，以免做出鲁莽之事，令亲者痛，仇者快。临走，又问我有什么想法和要求，他可以带给领导。
对于兄长所言，我自然深信不疑。我的根虽然扎在长安，可这么多年，混得不如人，自惭形秽，与外界接触甚少，身边还真缺少遇事帮我出主意、想办法的贴己人。难得兄长热心，又见多识广，便愉快地答应。
2003年8月1日早晨，星期一，即《华商报》连续报道的第三天，天气炎热，我照例在肉店里忙碌着。
见得多了，我的神经已经麻木，新闻归新闻，报道归报道，说得天花乱坠，子虚乌有的东西，既不得顶饭吃，又不能当衣穿，哪有花花绿绿的人民币来得实在？所以尽管采访的、关心的、甚至还有瞧热闹看笑话的，把我的门槛都能踢断，我仍不为所动，门照开，肉照卖，养家糊口的手段，一天都不能丢弃。
约九点钟，区人事局干部科×科长来到我的摊前。
“×局长来看你，能不能将手头的活路放下，说几分钟话？”
我毕业那年，×科长就在干部科，主管学生分配。不过那时他还没有官衔，一个小办事员的角色，拿不了大事。
我为了毕业分配，多次跑人事局，与他也渐渐熟识起来，此后几年，街上经常碰面，可能贵人多忘事，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想不到如今升任科长，居然一口能叫出我的名字。
我对×局长个人印象不错，很想与他搭讪，无奈夏天卖肉集中于早晨，买主太多，刚打发完一拨，又来了一帮，实在走不开。我总不能为了接待局长而冷落了主顾，将肉放臭在自己的手里，丧失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所以没有立刻屁颠屁颠地去打进步。待买主稍淡，已接近中午十一点，人事局几位局长仍在车中耐心等待。我很抱歉，急将他们往房子里让。可是店面太小，到处油腻腻的，还是空调车上凉快、舒服。我也顾不得客气，姑且上车聊上几句。
寒暄之后，局长问起三年前想调入某中学的情形，我实话实说，据实以告。局长嗔怪我遇到问题缘何未去找他，倘由组织出面协调解决，也许事情会好办得多，至少不至于弄到今天这种尴尬的局面。
当初，我混得没办法，想去某中学讨口饭吃，人事局与我挂面不调盐——有盐（言）在先，组织只负责办理相关调动手续，教育局、学校方面需要我自行疏通。后来事情卡了壳，我也曾想过寻求帮助，一是我与人事局不沾亲不带故，而且有约在先；二是局长日理万机，确实很忙，平时很难找着。电话预约，又与身份不符，思来想去，觉得可能命中注定有此一劫，反复折腾，不仅会于事无补，反而会成为人们饭后茶余的谈资，遭人嗤笑。
人事局主要领导此次前来，共有三个目的，一是代表组织看望我，对我多年的辛苦奔波表示慰问；二是征询我对组织的建议和要求；第三表明态度，诚挚地希望我留在长安，为家乡的建设出力。
十七 新闻的力量(5)
第二天，即2003年8月2日，《华商报》刊登通讯员王××采写的消息：
……7月26日，27日《北大才子长安街头卖肉》、《状元卖肉引出的人才话题》的报道在本报刊登后，长安区委、区政府领导十分重视，主动找陆步轩了解情况。区人事局登门看望了陆步轩，根据他的专业专长牵线搭桥，积极为他创造就业机遇。陆步轩表示，对区委、区政府的关心十分感谢。区人事局表示，尊重陆步轩对工作的选择，如果他愿意继续在家乡工作，将充分考虑他所学专业，在双向选择的前提下安排好他的工作。
我真弄不明白，与人事局领导偶然于汽车之中匆匆会面，身旁并无局外之人，新闻单位如何知晓？不由得感叹新闻工作者嗅觉之灵敏，如人们肚中之九曲蛔虫，见缝插针，无孔不入。
从新闻报道的第一天起，我就给自己立下规则：遑论承诺得如何天花乱坠，对于境外记者，一律三缄其口，避而不见。一些官方主流媒体，尚且已经把我这个很特殊的个案，上纲上线，三拉五扯地与中国用人体制联系到一起（听说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看我是否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倘若再来一些境外记者，稍不留神，扯到自由、民主、人权方面，借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抓个现行，那我岂不成为千古罪人，遭万世唾骂，浑身是嘴也难以说清吗？
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有档子栏目“新闻追击”，我误将其当成凤凰卫视记者，刻意回避。他们穷追不舍，追得我等鸡飞狗跳，四处乱窜，曾闹出不少笑话。
某市市长百忙之中，亲自打来电话，要来长安看我。我受宠若惊，感激涕零。因为此前我结识的屠户肉贩能有几十打，社会闲散人等能拉几车皮，几时见过朝廷大员？于是推掉一切事务，不敢再有安排，如新媳妇第一次见公婆一样，精心梳妆打扮一番，诚惶诚恐地呆在店里，耐心等待市长的大驾。
约下午三时，一辆黑色奥迪轿车停在店前，车上走下二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其中较胖的一位腋夹公文包，腆着腐败肚，一看就知道是当官的面相。
我急忙擦脸净手，迎上前去谄媚地一笑：“×市长，辛苦啦，谢谢您！”我正为自己的胡叫冒答应而自鸣得意，心想必定会歪打正着，在市长心目中留下美好印象。
“不敢当，不敢当！我不是×市长。”来人头摇得像个拨浪鼓，谦虚得像个小跟班。
原来政府办主任会同人事局长来了。他们说市长临时有紧急公务，抽身不开，委托他们对我表示慰问，希望我得暇去他们市看看：“一个电话，我们派车来接，挺方便的。”
高兴了半天，未见到市长，内心未免有点失落，然而政府办主任与人事局长像宽厚的长者，热情而慈祥，我不禁又有些飘飘然：“是金子总要发光。”于是也以为自己一夜之间仿佛真的变成了人才。
几天以后，西安电视台“关注”栏目回访，为了弥补替他人作嫁衣裳的缺憾，决意要将此事追踪报道到底，非弄出个张道李胡子不可。那天听说某市邀请我前去考察，便急不可待地拉着我一同前往。
这些年来，我心灰意懒，不求名不图利，新闻报道也并非出自我的本愿，但媒体确实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全国无以数计的观众、读者关心我，同情我，更有数以百计的单位邀请我，使我为之动容，归根结底，西安电视台是始作俑者。从这一点来讲，是他们让我再世为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我很感激他们，不忍心违拂他们的意愿；再者，某市即使作秀，摄像机架在面前，无冕之王一旁见证，慑于新闻舆论的压力，也将会是另一番景象。于是狐假虎威一般，我同意与西安电视台一同前往某市考察。
我们前脚走，上海电视台两名记者搭乘出租车开始盯梢。我将怀疑其为境外记者的疑虑告诉了西安电视台的摄像伍伟，他也认为很像，“无论如何，不可掉以轻心！”
不怕一万，单怕万一，为了不至于捅下娄子，惹下祸根，我们一商量，决定甩掉他们。
如同上映影视剧，司机张师傅依仗本地人氏，路况熟悉的优势，撇开大道，曲里拐弯，专走背巷，而且车速飞快。然而未想到出租司机是吃干饭的？前面跑得快，后面追得欢。待上了高速，回头一看，甩掉了尾巴，张师傅方舒了一口气：
“跟我玩，门儿都没有！”
张师傅打开关闭已久的话匣子，五马长枪地神侃起来。正自吹自擂车技如何神奇之际，突然如鲠在喉，话语戛然而止，原来不知不觉间，尾巴又咬了上来。一行人面面相觑，目瞪口呆。在宽阔平坦的高速路上，再想甩掉已绝无可能，索性豁出性命，不再理会，看他咋地？
一路无话。
走进市政府，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政府很朴素，整个办公大楼破破烂烂，与想像之中的权力机关相去甚远，内心不觉产生好感。
市长正在参加重要会议，人事局一位副局长热情而周到地接待了我们。副局长几次想打电话联系市长，拨通又挂断，欲言又止，我隐隐约约感觉到市长先生必定十分威仪。
闲聊之间，伍伟他们无话找话，问起该市前段时间，有位上访老人在市政府门前与保安争执之事，副局长的回答不能自圆其说，令人难以置信。
十七 新闻的力量(6)
据副局长言，发生口角后，老汉十分下作，竟用手抓保安的下身。保安为了维护政府形象，保持了极大的克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搡了老汉一把。老汉借势躺倒在地，耍起无赖。
依照常理，农村老汉迫于无奈越级来市政府上访，作为弱势群体，本应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我怎么也不能想像一个乡下老人，竟然如狼似虎，视堂堂市政府为无物，除非是个神经病。
由于条件所限，我不经常读报。为了印证副局长的话，我请《华商报》记者李杰专门将相关报道从网上下载下来，分析判断。果然与副局长所言大相径庭。
这虽然是不经意的一件小事，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执政机关的作风可见一斑。有了先入为主的成见，后面的程序便不再重要，碍于伍伟他们的情面，勉强等到即将下班，与市长匆匆见过一面，草草看了几个地方，谢绝市政府的宴请，即要告辞。
市政府执意派车相送，太过执拗显得生分，恰好上海电视台没车，于是让上海台两位乘坐市府专车，我与伍伟他们挤一辆车返回长安，这样路上不拘束，说话也方便。
可能某市政府的司机对西安路况不熟，进入西安张师傅终于如愿以偿，甩掉了尾巴。回到肉店，已然万家灯火时分，拂去身上的浮尘，未及休息，上海台已经赶到，嗔怪我等故意甩脱他们。我将担心对之坦言，他们则拨通电话予以证实，果真为上海电视台“嘉实传媒”，悬着的一颗心方始放下。
西安工程科技学院很早就表达了接收我的意愿，该院人事处李水龙、冯林两位处长先后两次来到眼镜肉店，诚邀我前去该院任教。见我犹豫不决，去留不定，8月11日，主管教学与科研的副院长黄翔教授，在二位处长的陪同下，冒着大雨，屈尊移驾，代表学校党委亲自登门，承诺在学校职权范围内，破格晋升中级职称；解决住房及孩子上学、入托等问题；鉴于我十多年来未动书本，业务生疏，可以先去《学报》，给走上讲台一个缓冲的机会，待条件成熟，再正式任课。黄院长表示：“尽学校最大可能，努力营造一个大的发展空间，使人尽其才。”
我感动非常，在小师妹刘喜梅的怂恿下，当即表态：愿意去该院考察、详谈。次日刘喜梅发表新华社《每日电讯》：
卖肉的北大才子陆步轩返校执教
西安工程科技学院副院长黄翔教授，8月11日冒雨来到眼镜肉店，耐心地向陆步轩介绍了西安工程科技学院的情况。
当天陆步轩接受了黄翔副院长的邀请，准备到该校人文学院教授汉语语言学。此前，这位北京大学毕业生因在家乡开一小肉铺而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舆论哗然一片，各界议论纷纷，最着急的莫过于长安区委、区政府。尽管我的个案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与现任班子关系不大，但事情出在长安，迫于舆论压力，他们认为解决好我的问题是必要的，为此区委召开了专门会议。鉴于我同学的堂兄与我熟悉，又帮过我的忙，遂委托他与我联络，于是，眼镜肉店门前常常可以看到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
表姐夫1986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物理系，在解放军西安通讯学院任副教授，他们两口子都在高等院校任职，喜欢高校的工作环境。那年我试图去某中学教书，也是他们提起，并从中牵线搭桥。中学未去成，我倒没在意，他们却窝了一肚子火，现在有机会，使劲鼓捣我去高校：
“没有什么可留恋的，走出去，永远离开这伤心之地！”
这样，在去留之间，无形之中给“去”的一边增加了砝码。
8月中旬的一个双休日，受黄翔副院长之邀，我前去西安科技工程学院实地考察，表姐夫陪同。尚在去学校的路上，长安区人事局某副局长好几遍打电话，说受领导之托，要与我面谈。我答应回长安后立即与他联系，方才作罢。
尽管尚在暑假，黄院长还是约齐了家住西安的人文学院中文系部分老师与我见面，参观了学院图书馆、系办公室，赠送《汉语大字典》并专业书籍，最后合影留念。
我是个神经末梢感觉迟钝的人，不易大喜大悲，但那一刻，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即表态：“若非意外情况，必定来校任教。”
我的根毕竟扎在长安，既然去意已决，更要与地方官员协调好关系，免去不必要的麻烦。遵照兄长的建议，我找区委主要领导说明情况。在书记院，见到了区委书记与副书记，书记年龄与我相若，这是迄今为止，除了同学之外，我见到的职位最高的官（长安撤县设区后，区领导为地市级；我的同学程凯，现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副省级），本以为很威严，见面后却很和蔼，与我这个一介匹夫对面而坐，促膝而谈。
据兄长讲，书记与人谈话，从未离开过自己的桌椅，当然省市领导除外。今天能与我面对面侃侃而谈，实是给足了天大的颜面，否则，居高临下，不怒而威，将会是怎样一种场面？于是我觉得自己很荣幸。
书记让烟、倒水之后，首先我对领导的关心表示由衷的感谢；其次针对一段时间以来，新闻媒体的炒作、社会舆论的导向给长安形象造成的不利影响深表歉疚；再次言明将境遇公诸媒体并非出自我的本意，发展到后来的结果更是始料所不能及的。接着讲述了西安电视台与《华商报》采访的前因后果。
十七 新闻的力量(7)
书记很开明，抑或城府很深，他丝毫没有责怪我的意思，并对我的处境表示理解和同情，一番自我批评倒弄得我很难为情。最后书记代表区委、区政府表明态度，真诚地希望我能留在长安，为家乡的建设出力。
至此，事情似乎可以划上圆满的句号。但世事难料，后来的发展，完全出乎我的预料。
十八 连锁经营的泡沫(1)
我有位朋友毋建铭，西安师专毕业，曾在《长安报》任编辑、记者。1992年，我参加农村“社教”时，铺盖卷儿放在农村，偶尔回韦曲时没地方住，就和他挤一张单人床，一起喝酒、吹牛、拉广告、写文章等，可以说是无话不说、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毋建铭的父亲原为临潼县委书记，临潼撤县设区时，调任西安市农经委主任，可惜英年早逝。临去世时，才将唯一的儿子调到市政府办公厅。现为市政府《政报》主编。
一次我从某杂志看到一则脑筋急转弯，稍加改编，讲给他听：“建铭的妈妈有三个孩子，老大叫大毛，老二叫二毛，那么老三叫什么？”
建铭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叫三毛。”回过神来，将自己给逗乐了。
建铭调走后不久，我下海淘金了。时空的距离拉开了心扉的距离，见面的机会逐渐减少，以后又结婚生子，携家带口的，各人忙乱各人的事情，联系更加稀少。
2003年，新闻传媒热炒眼镜肉店时，毋建铭带着他企业界的两位朋友来看我，酒桌子上极力鼓捣我注册“眼镜肉店”商标；中央电视台二套“对话”节目中，一位先生发表评论时，也说“眼镜肉店”品牌的商业价值何止千万。
对此，我曾经心动，但考虑到鲜肉的寿命有限，利润薄极，又迟迟下不了决心。直至2003年8月22日，《西安晚报》报道，西安、兰州两位名牌大学毕业生抢注“眼镜肉店”商标，聘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教授专门指导，欲开肉食连锁店。
报纸我不常看，对此也并不知情。一位鸣犊的老乡叫孙小林，原来在《长安报》社印刷厂工作，后来聘任到《西安晚报》当校对，仍住在韦曲。一天深夜归来，特意带来报纸的校样，怕打扰我睡眠，悄悄地从门缝中塞了进来，担心我见不到，第二天又特意告知我，才引起我的重视。
“不就是几千块钱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内心如此想着，可杂务繁忙，分身乏术，便与陕西通大商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联系，欲将商标注册事宜委托他们办理。
世间的事说来也怪，时运到了，想瞌睡便有人递来了枕头。2003年8月上旬，美国特思国际集团总裁周斌先生打来电话，说他正在香港参加一个商务会议，从网上知道我的情况，打算开完会绕道西安，前来看我，并粗略谈及双方合作经营肉类连锁的意向。
本人孤陋寡闻，对于外资企业知之甚少。常听人讲外国人的经营理念如何超前，管理方式如何先进，但只是耳闻，没有机会目睹。倒真想见识见识“假洋鬼子”的手段，便爽快答应。
不一日，又有人从大连打来电话，自称姓孙名玉光，北大哲学系1979级学生，周斌的密友，受周斌之托，拟来长安与我面谈合作事宜。现代交通方便快捷，顷刻之间，便到了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因为校友这层关系，一切变得轻松而又简单。表姐夫作陪，我与老孙在西安钟楼饭店边吃边谈，丰盛的晚餐之后，协议便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从西安归来，已接近午夜，大街上的行人稀少了许多，打字复印门市部都已打烊。老孙购买的又是返程机票，第二天拂晓就要启程。于是协议变成了君子协定，没有任何文字为据。
过了几日，老孙又来，摆谱似的，住在长安最豪华的金长城酒店。那段时间，天老是下雨，老孙戏谑地说他一来，西安就下雨，是他名中有“雨”（“玉”“雨”同音，按照训诂学的原则，音通则义同），给炎热的西安带来了雨露与凉爽。而天凉人们胃口好，肉则好卖，我的生意如日中天，火暴非常。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也暗自祈祷：愿老孙的西安之行能够带来财气，大家发财。
因为天雨，除了偶尔出去转转，老孙大部分时间都泡在酒店里。在我的印象里，好像电话不用缴费一样，老孙的电话贼多。过了几天，老孙说他有事要去北京，担心所带现金不够。我赶忙声称自己没钱——如今这世道，坏人连累了好人，且不说金蝉脱壳，走得无影无踪，借钱时是孙子还钱时是大爷，钱财千万不可露帛。
“你误会了。”老孙急忙解释，然后给了我一个上海的电话号码，让我打电话找一个姓纪的，请他电汇三万块钱过来，又不要告诉对方他在这儿。
我有点莫名其妙，愣在那儿没动。
“跟他不要客气！”老孙给我打气，说那是周斌在上海的一家分公司，一切安排好的。
我不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又不好意思多嘴多舌，反正在电话之中谁又不见谁的面，谈不上丢人现眼，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冒冒失失地照着打过去，还真管用，三万块钱现金一分不少地很快汇了过来。至此，我开始打消疑虑，钦佩老孙的神通。
据老孙讲，他大学毕业后，供职于《吉林日报》，后跳槽到香港《大公报》，任该报驻大连记者站站长。年过四十，胳膊腿僵硬了，不再适合没日没夜的新闻工作，便辞了职，与周斌合伙做生意，现任美国特思国际集团副总裁。
老孙去了北京，此后很长时间，再无消息，所留的电话号码，不是关机，就是不在服务区。这时，好消息与坏传言不断袭来，我在漫长的焦急中等待。到后来，已经失去了耐心，基本不抱什么幻想，只待开学，去西安工程科技学院报到——也许换换环境，可以改变心境，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
十八 连锁经营的泡沫(2)
在我的记忆里，2002年至2003年，西安气候异常，冬日奇冷无比，晚上进购的肉，第二天清晨结成了冰块，连骨头都难以剔下来，非得放在火炉旁烘烤不行。据某建筑工地老板讲，最冷的一夜，室外居然降到摄氏零下37度，在西安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春天虽温暖，但来去匆匆，眨巴眨巴眼睛，已经溜得无影无踪。夏季酷热难耐，真是冬有多冷，夏有多热，40度的高温也算稀松平常，近八十度的温差！试想，将手放入0度的水中，冰凉透骨，然后逐渐加温，至80度时，人的手如何承受得了。可见，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多么恶劣，而人类的适应能力又是何等顽强！到了秋季，阴雨霏霏，连绵不断，好久见不着太阳，仿佛将人也要下霉一般。
久等老孙不来，合作之事渐渐淡出了我的视野。
2003年8月下旬的一天傍晚，风大雨疾，行人匆匆。我心慌瞀乱，即将关门，一辆挂上海牌照的小汽车停在了门前。我以为是隔壁餐厅的主顾，未加理会，不料老孙却走下车来，同行的还有两位。老孙向我介绍，较胖的一位是他的好友，来自美国加州的周斌先生；另一位是上海某服装贸易公司老板纪雪明，就是曾经汇过三万块钱的那位。
“本该早点过来，可是事情太多……”周斌摊摊手，耸耸肩，作出无可奈何的情态，浓重的东北口音夹杂着些许英文，伴随着手势，颇有洋鬼子的韵味。
当晚我们一行四人驱车来到西安朱雀门附近的四川会馆。席间，周斌用他的数码相机拍了不少照片，说是要传到北京，请人民日报社“漫画与幽默”的主编徐鹏飞先生给我画像，作为注册商标。此前，老孙也曾多次说过，徐先生是他在《吉林日报》的同事，在漫画界享有盛誉。我也曾请《华商报》的李杰将我的资料照片传送给他。这次老孙进京，便是为了此事，不知何故尚未搞定。
我们边吃边聊，不知不觉到了午夜，服务员收拾桌椅，等着打烊，我们才回过神来。周斌刚从地球的另一面过来，要倒时差，谈兴正浓，我们几个可有点招架不住了，尤其是我，早上必须早起，多年养成了规律的生活习惯——按时作息，于是提议早点休息。本来他们打算住在市内，顺便兜风，观赏古城夜景，没想到全被我打乱了。
户县双庄屠宰场老板杨伟，曾多次与我联系，希望能找到双方合作的结合点。此次周斌他们前来，汽车方便，在与我洽谈合作、考察西安市场之余，便有了户县之行。
据杨伟讲，他们距离西安市区仅半小时的车程，但车速达到九十迈，一个多小时才赶到。小车尚且如此，倘若换作货车，跑一趟至少需要三个小时，冬天勉强凑合，到了夏天，如果从他们那里进货，耽误时间不说，倘无冷藏运输设备，一流的货，到了西安市场，便会成为“注水肉”；倘用冷藏车运送，又会失去新鲜度，成为四川人所谓的“冻——肉——”。总之无论其他条件如何优越，在地理位置上，首先占了下筹。
双庄屠宰场修葺一新，硬件设施堪称一流，设计能力为日加工生猪三四百头，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屠宰量只有二三十头，难怪老板杨伟心急如焚，四处寻找合作伙伴。
周斌是做服装贸易生意的。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对于杀猪卖肉，自然知之甚少。作为投资商，考察市场必不可少，不能稀里糊涂地将“富兰克林”打了水漂。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所以，尽管那时的我已经折腾得焦头烂额，还是尽量抽出时间，陪他们四处考察，好在有从上海开过来的汽车代步，方便快捷了许多。
我眼里没水，不会讨价还价，因而很少转悠服装市场。一件衣物索价三百，还价一百五，连腰砍！我觉得心够黑的，老板必定大放血。岂料行家只扫了一眼：“什么玩意？只值二三十块。”
我猜想，周斌他们可能将杀猪卖肉与服装贸易生意相提并论，误以为有较大的利润空间。考察市场时，很少考虑中长期运营成本，一味追求气派、洋火。老孙也跟着人云亦云：
“考虑问题要有前瞻性，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只看到眼前利益。”
对于他们的做法，我最初持保留意见。反过来一想，这么多年，自己局限在狭小的圈子里，很少在大千世界走动，成为井底之蛙，看待事物也许管中窥豹。可能他们是对的，他们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来，见过大世面，对经营管理又都是行家里手，依照他们的方略，说不定会别有洞天，所以，最终还是少数服从多数，遵从了他们的意见。
周斌在西安呆过五天，签订了合作协议，确定了短期发展目标后，就飞回了美国，留下老孙、老纪负责具体实施。
不久，周斌通过长春公司转过来五十万元人民币，放在临时账户里，作为西安公司的注册资本和前期启动资金，但问题随之出现。
首先，按照最初的约定，我们应当申请注册中外合作企业，享受国家许多优惠政策，但我是个体经营者，依照有关规定，自然人不能直接接纳美元与外资合作。老孙与我商议，既然做游戏，就得遵守游戏规则，权宜之计，先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就近在长安区注册私人公司，待业务发展，需要大笔资金时，再想办法予以腾挪。由于我两人同为北大毕业，老孙的意思，也跟母校沾点光，揩点油，拟名“北大仁食业有限公司”，谁知去工商局一查，北大已经实行了品牌保护，该名称不能使用。老孙就与周斌电话沟通，好几天不能确定，时间白白耗着，实在没辙了，于是干脆沿用美国公司的名称——西安特思食品有限公司。
十八 连锁经营的泡沫(3)
接着，去工商局注册，验资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周斌转过来的钱放在建设银行，但不能作为注册资金，理由是我们两人注册个体企业，为防止洗钱行为，公司的资金不能转入个人账户。咨询了好几家会计师事务所，都表示这是新规定，爱莫能助。一时之间，我与老孙去哪里筹措几十万元资金？事情因此拖了许久，几乎无计可施时，西安某会计师谢鸣打来电话，让我联系原长安造纸厂厂长，现为西安高新开发区某会计师事务所高级注册会计师王宗让先生，他在长安人熟，看能不能另辟蹊径。王先生是老熟人，找起来不费吹灰之力，一个电话人就到了。说明情由，王先生倒笑了：
“正路不行，就来邪的。”看过银行提供的对账单，“刷、刷、刷”提笔写了资金证明，“啪”的一声，盖上朱红大印，末了，还怕我们人缘不熟，再受为难，又陪我们一起去工商局，说说笑笑，完成了注册手续。
相比之下，去市技术监督局办理代码证则要简单得多。拿着工商营业执照，带上有效证件及相关印鉴，交足了费用，不出两三天，跑上三四趟，代码证便到手了。有了代码证，再在银行开设正式账户，死钱就盘活了。
经历了登记注册手续的繁复过程，老孙大发感慨：“早知办公司如此麻烦，开始先不注册，运行起来，有关方面自会找你。”话虽如此，几十万资金总不能提现，即使提现，也不可能带在手头，拎着大量现金，危险性大权且放在一边，公安局不立案侦查，告你个走私贩毒，那才是咄咄怪事。
自从我一夜成名，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说话做事，都得小心翼翼，唯恐留下什么蛛丝马迹，被人揪住，捅将出去，时不时地搞点花边新闻，弄得沸沸扬扬，引得人们指手画脚，转过头去戳脊梁骨，反倒不如过去活得舒心自在、无所顾忌。
贾平凹先生对于名人的论述很精辟，摘抄于此，与诸君奇文共欣赏：
一般人以为作了名人就十分幸福，以致尽一切努力追逐名，其实名人头脑一时冷静下来，各自是一肚子悲酸。中国人越来越热衷出国留洋，未出国留洋的人觉得出去了就必然发财，而出国留洋者即便在国外做牛做马，回来时也要装个人模狗样来显阔。人一旦成为名人，名字是自己的，别人用得最多，从出名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了自己的安静和真实，完全凭着别人的好恶来活着，说好时说得水能点灯，一俊遮百丑；说得不好时，猪屙的狗屙的都是你屙的。人常说，淹死的是会游泳的，挨枪的是耍枪的，名人以名而荣，名人也以名而毁。未名人和名人的区别，就是《围城》的定义：没进城的想进城，进了城的想出城。
大肉是时鲜食品，寿命有限，而主顾多为回头客，本大利薄，生意比较稳定。虽然与周斌达成合作意向，但具体如何操作，我心里没谱，只能看老孙他们有何高招。因而，对于合作，我持审慎态度，除了几个非常亲密之人，对外界没有透露片言只语。但纸终究包不住火，瞒过十多天之后，嗅觉灵敏的新闻界，还是闻到了异样的味道。先是《三秦都市报》，在2003年8月16日率先登出消息，“眼镜肉店成为香饽饽，美企业慕名前来投资”，文中说得有鼻子有眼，如同亲身经历一般，比我这个当事人知道得更为详尽。接着其他媒体蜂拥而至，开始第二轮采访大战。对于绝大部分新闻媒体，我干脆装起了糊涂，一问三不知，有的甚至避而不见。我当时的想法是，前面的路是黑的，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不要急于表态，能隐瞒多久先隐瞒多久。
然而，对于有的媒体却是不能隐瞒的，譬如西安电视台与《华商报》。我这个人成不了大事，就是书生意气太浓，胸无城府，心肠太软，总有一种感恩图报的心理，认为没有他们的关注，哪会有自己的今天？倘对恩人胡言乱语，则辜负了他们的一番美意，有好心当作驴肝肺之嫌，扪心自问，愧对自己的良心。所以，当《华商报》记者江雪与李杰再次登门的时候，我闪烁其词，大致谈了自己的想法，回答了一些问题，并叮嘱他们事情未定局前先不要见报。没想到第二天即2003年8月16日偏偏刊登出来。也许是行文与口语之间的差异，报道与我的本义不十分相符，最起码在语气的运用上将我的犹豫变成了肯定，使我猝不及防，一时间非常被动。
比如原先说好要到西安工程科技学院教书，我也十分向往大学的生活，在那里，既可以安安静静地读书，还有人按时发工资，而且据说工资还不低，养家糊口足矣。自1989年从学校毕业，我怀着满腔革命热情，自不量力地企图改造社会，不想却跌进社会这个大熔炉里难以自拔，一眨眼十多年成为过去，其间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转眼之间，恍若隔世。而今，可谓再世为人，对世间的一切，什么名、利、金钱、地位……都看得淡了，深切地体会到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哲理。现在有这个机会，利用劫后余生，捧起久违的书本，静下心来潜心治学，教书育人，做做学问也是不错的选择。
然而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几乎没有思考、回旋的余地。世间许多事情由事不由人，作为主宰万物的人类充当了被动的角色。西安工程科技学院的黄翔副院长并人事处两位处长，牺牲休息时间，多次来长安，我也与他们达成协议，虽然未形成书面契约，但大丈夫一言九鼎，岂是说反悔便反悔的吗？况且新华社播发了“每日电讯”，全国媒体纷纷转载，早已铁板钉钉，天下皆知。即使不去学校，也容我将其中缘由向校方解释清楚，免得真心实意帮我助我者热脸遇上冷屁股，岂不教人寒心，日后当如何面对？
十八 连锁经营的泡沫(4)
而这一切实在太突然了。当时尚在暑假，学校的工作还不正常，否则，后来的一切可能就不会发生。
一位哲人说过，人生最紧要处往往就是那几步。倘若一步跟不上，就步步跟不上，事情的走向常常系于一念之间，容不得半点思考掂量。先是来了个北大校友，接着美国老板大驾光临，新闻媒体也跟着凑热闹。《华商报》刊登“陆步轩要与人合作办公司”的当天，我正在肉店忙碌着，还没来得及看报，西安工程科技学院的两位处长径直找上门来，质问我怎么回事。我措手不及，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只能推托稍后将给黄院长去电话，细说情由。事实上，我在思量台词，我想去学校，梦寐以求，但报纸上如此说了，白纸黑字，言之凿凿，我再出面予以否认，在人们眼里，岂不是出尔反尔，成了反复无常之辈？
所以，思虑良久，我只能这样解释：自己的专业荒废了十几年，如果到大学去，已经没有优势可言，因为大学里博士、硕士多如牛毛，自己的学位低，要拾起专业至少需要两三年，然后牵扯评职称，倘若再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又得五六年光景，这样不知不觉间十年光阴又要过去，而人的一生究竟能有几个十年？权衡利弊，与其在大学发展，不如继续经营肉店，自己从事肉食行业好几年了，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轻车熟路，再加上美方的资金与先进的管理模式，有可能将肉食的品牌做大做强。
我头脑蠢笨，除此之外，实在想不出更合适的台词，我还能再说什么？反过来一想，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我已经人到中年，携家带口的，大半辈子已经过去，是过一天少一天的人了，如果再如年轻人一般，争强好胜，累死累活又有什么意义？“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兵法亦云：置之死地而后生。商场如战场，断了退路，不再瞻前顾后，一心一意做生意，说不定真能有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