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不能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那个人的时候，他就只好成为别人心目中的那个人了。好兄弟，我在这里，我们当年的兄弟都很想你，很愿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你。我们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都来帮助你，让你重新在社会上站稳脚跟，然后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为你写这些文字之前，我刚从医院的急诊室回来，这具臭皮囊跟了我三十多年，居然也开始耍起了脾气。有的时候，朋友们的帮助就像医院里输液管里的那些药水，它会让你的身体重新健壮起来，所以，不要拒绝我们的帮助。
当风突然停息，当你手中那支嘹亮的铜号突然沉寂，兄弟，别忘了，我在这里，我们都在。
2003年7月27日病中急就
由于大山阻隔，沟壑纵横，延缓了语言的交融与发展，因而山西方言被公认为是最古朴，保存古音、古义最完整的北方官话。1987年夏，我们汉85级与汉84级一道，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赴山西吕梁地区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在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的一位老师指导下，我与田静、赵文秀两位同学一道，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走访，完成了山西省孝义县方言土语的调查工作，形成了调查报告。后来，该报告交由这位老师整理，并在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毕业回乡后，百无聊赖之际，也曾参照此法，对关中方言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形成了点滴见解，几次寻思整理，想到出版界不会对一位无名小辈的见地感兴趣，况且经济时代，人民币就是筹码，赔钱的买卖，天王老子都不会去干，加之我所从事的职业与此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心想这辈子与文字是无缘了，遂将之扔在一旁，慢慢地便遗失了。
那时少年气盛，意气风发，自以为学了一点东西，接触了一些思潮，便满怀爱国热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针砭时弊，忧国忧民，简直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为了让大学生多接触社会，了解国情，不要整日躲在象牙塔里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发无谓的感慨，遵照上级的指示，按照学校的安排，完成方言调查后，我们取道延安，参观革命圣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汽车在蜿蜒的山路中穿行，经过河渡时，稍事休息，生平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面对母亲河，望着浊流滚滚、波涛汹涌的大河，心中豪气顿生，我与几位同学产生了模仿毛主席当年横渡长江，从黄河上游过去的强烈冲动，被带队老师拦住，终未成行。以后再无机会，每念及此，懊悔不已。
四 求学生涯(10)
汽车继续向前颠簸，大约行驶了十个小时，宝塔山隐约显现。从表面上看，那只是一座普通的佛塔，与其他名山古刹无不同之处，它不比西安大雁塔高大挺拔，不如法门寺舍利塔精致典雅，只是不同的历史时期，特定条件下赋予了它特殊的含义，方显与众不同，与心中天安门城楼一样，现实中的宝塔山远没有想像中的雄伟、高大，未免有种失落感。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想搂宝塔山。
宝塔太粗搂不住，满怀抱住大树干。
这就是我们当初心情的真实写照。
杨家岭、王家坪、枣园等人文景观，免不了要朝圣一番，但黄土高原上如此小寨、窑洞比比皆是，除了毛主席当年坐过的那把藤椅，有点古朴，一位同学不禁手痒，摸了一把，被工作人员一顿训斥，悻悻而退以外，其他的并未留下太深的印象，倒是南泥湾之行感触颇深。
从延安城出来，翻过一道山梁，前行约二十公里，便到了当年“三五九”旅“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所在。这是一块相对低洼的小盆地，四周群山、丘陵环绕，郁郁葱葱，稻田成片，阡陌纵横，俨然一派江南气象。
附近有驻军，正要前去拜谒，巧遇当地农人。闲聊中得知，驻军不少，有好几个营，不过早已不种农田，只种少许蔬菜，自己享用，顺便摆摆样子罢了，土地大部分租给当地农民耕种，他们只管按时收租，恰应了“自古力役，兵三民七”的古语。
末了，走进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展览馆，特别注意了当年“气死牛”开荒的锄头。那是一把普通的农具，形状与一般农户所用并无二致，只是稍微大了一点。作为文物，它已经锈迹斑斑。农村出身的我，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当年郝树才竟用这把破锄头能够一天开荒四亩二分三，把牛都能气死，除非接上电动机，用电带。
曾经看过一篇通讯《毛主席到了徐水》，搞不清是徐水人民在故意糊弄伟大领袖，还是毛主席的光顾导致了徐水人民的神经错乱，竟然宣称亩产小麦十二万斤。而从小种过庄稼的领袖竟对这天方夜谭的神话深信不疑。从“气死牛”这把锄头可见，1958年的“大跃进”、“放卫星”自有渊源。
有了感观认识之后，我们来到了延安大学，聆听该校历史系老师讲解延安精神。老师走上讲台，大笔一挥：
“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几个遒劲的大字便呈现在黑板上，颇似毛主席的真迹。至于所讲内容，与革命史教材并无二致。自从《中国通史》被授课老师判了不及格，同学们吃一堑，长一智，再也不敢轻易逃课。《中国革命史》中学背，大学讲，早已烂熟于心。所以延安大学老师讲解延安精神时，就只顾模仿那几个大字了，老哑巴临摹得最为出色，甚至能够创造性地仿出“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几个字。
1988年夏，我们汉85级又与汉86级一道，受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委托，去浙江绍兴进行语言调查。早听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免不了去西子湖畔游历一番。
那天细雨濛濛，驱散了夏日的炎热。天气不错，心情更不错，雨中的西湖别有一番韵致。苏堤漫步，杨柳拂面，三五成群，细语窃窃，四周群山相映，绿地连绵，洞幽泉清，茂林修竹，山明水秀，湖天一色。末了，来到平湖秋月，泡一壶龙井，清香沁来，心旷神怡。再仔细品味曲院风荷，花港观鱼的景致，阵阵凉风袭来，柳浪闻莺，水波不兴，真乃人间仙境，使人流连忘返。
终于来到了断桥残垣，远远望去，雷峰塔已荡然无存，触景生情，不由得联想到小时候看过的戏剧《白蛇传》。白蛇经过千年苦修，现身成人，追求人间真爱，被法海和尚阻止，压于雷峰塔下，鲁迅也有《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为白娘子鸣冤叫屈，责怪法海和尚多事，拆散人间鸳鸯。然而仔细一思量，白蛇虽已成精，然终归是畜类，人畜生情，为社会法理所难容。法海和尚挺身阻止，正是出于大慈大悲之心，拯救白蛇千年道行，免坠地狱，将其压入雷峰塔下，是为了让它闭门思过，专心修行，消除淫欲。而法海和尚维护正道，何罪之有，却遭千古之唾骂？终于挨骂不过，躲入螃蟹肚下，成为人们饭桌上的美食，不由感叹：世间之事，怎的如此不尽情理？
1989年，临近毕业，本专业名义上面向全国招收研究生十六名，事实上，除了上海某大学三年级时分设了汉语专业外，全国其他高校都不设此专业，就是说，研究生基本上要从本班二十一人之中产生，而报考者只有五人，就是说只要外语、政治通过，专业课不存在问题。但我考虑到自己年龄偏大，家中经济困难，主动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选择了就业。
经过十多年的填充，中国各行各业已经基本告别了人才青黄不接的时代，大学毕业生也不再是前几年的“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就业形势已经严峻，但作为全国少数几所知名院校，北大毕业生的就业形势相对还比较乐观。春节刚过，系里就陆续传来就业信息，有北京的，也有外地的。学校负责毕业生分配的老师预计：供需基本平衡，与往年相比，没有太大的起落。
吃了这粒定心丸，同学们的情绪安定了许多，利用毕业前有限的光阴，一方面做好毕业论文，另一方面，多学点知识与技能，为走上工作岗位作最后的充电。
四 求学生涯(11)
毕业前的一段时间，每天学习文件，讨论总结。闲来无事，我们写了一首校歌聊以自慰，歌词大意是：
那年我们求学来到这里边
古老的校园有新潮的青年
讲座报告天天有，广告飞满天
于是我们欢呼
敬爱的北京大学亲爱的中文系
燕园永远是乐园
读书太多就去争取自由民主权
归来方觉世界并非那么宽
抓紧时间匆匆忙忙赶快去把恋爱谈
棋牌麻将随你选
我们的生活比蜜甜
大学四年一晃就要快过完
面对毕业分配我们都不知应该怎么办
四处推销没人要只好去考研
于是我们来到了久违的图书馆
临阵磨枪一条心
稀里糊涂过了关
最后我们相约荡漾的未名湖畔
点燃一支红塔山
回忆过去的好时光时光一去不复返
回忆过去的好时光大家一起朝前看
五 回乡征程(1)
许多年来，我一直羞于提及这段尘封的历史，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自己从云端跌落粪坑，一身的猪屎味儿，走到人前都惹人生厌，倘若再如阿Q一般，炫耀祖上如何风光，既不能被赵太爷称作“老Q”，又招不来吴妈的青睐，只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岂不于事无补，徒添烦恼。于是声言自己是文盲，不识字的人尚能杀猪卖肉，这样一来不会遭人耻笑，二来还认识秤，会算账，偶尔还能开张发票、收据什么的，字也写得不赖，自学成才似的，人们便会另眼看待，儿子走在大街脸上也风光：
“看他爸，没上过学，还会做生意，日子过得滋滋润润！”
“黄粱犹未熟，一梦到华胥。”一生之中最美好、最快乐的日子，就在这不经意间翻过去了。仿佛做了一场梦，梦境醒来还在起点，就这样，梦境被彻底击了个粉碎，各种努力都告枉然。绝大部分同学和我一样，不得不面对现实，在皇帝脚下绕了个大圈子，旅游了一圈，打道回府。
我的派遣证开到西安市人事局，参加第二次分配。此前，对于北大毕业生来说，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往年，用人单位纷纷涌进学校，毕业生与用人单位面对面地交流，倘不满意通过学校还可以调整。如今，各用人单位视学生如同毒蛇猛兽，避之唯恐不及，哪里还有找上门的道理？
在中国，二次分配，意味着毕业生的个人能力退居其次，把家庭背景、社会交往推到了前台。一鞭子吆回地方，如我这般山村穷小子，亲戚朋友不是扛锄头、镢头、铁锨的，就是拉架子车的、推手推车的，两眼一抹黑，与上流社会八杆子也挨不着，想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还找不着路径哩。
西安市人事局拟将我分配到市教育委员会，由市教委再分到莲湖区教委，然后再到某中学教书。父亲的意思，当教师是良心账，不操心，少费神，一年还有两个假期。但当时老师的地位低下，社会上盛传“手术刀不如剃头刀”，“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宁为×××，不当孩子王”，“傻的像博士，穷的如教授”，连驰名中外的叶老先生都是“满脸菜色”，脑体倒挂严重。我与王珍芳老师商量后认为，倘为孩子王，还不如当年就上了师专，省却不少费用不说，教起书来也更专业。现在名牌大学毕业，应该成就一番事业。
我把不想去学校的意思委婉地告知了西安市人事局，希望人事局能够看在名校毕业的分上，网开一面，重新安排。
“那你自己联系吧！”市人事局一位处长发了话。
在以后的几十个日日夜夜里，我骑着自行车，风雨无阻，穿行在西安的大街小巷，凡是与专业沾边的单位挨个去找，重点是原来进京有过用人意向的单位。每次碰一鼻子灰回来，总在心里给自己打气：
“再努力一次，也许距离成功仅一步之遥。”
可是几十天下来，瞧得上眼的单位，要么没有指标，要么人满为患，就连一个郊区的广播电视局也告知：
“代表单位来欢迎，个人前来概不接待。”
一家省级行政单位与我接触多次，初步同意接受我，还有意考察我的文字功底，让我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其内部刊物上。因我当初的派遣证是开往西安人事局的，需要通过省人事厅和市人事局交涉，该单位人事处处长让我先回去。
“组织上的事，需要单位出面协调，个人起不了什么作用。”处长说，还领我与宣教处长见过面。那时，“组织”二字在我的心目中是神圣的，我以为万事大吉，回家耐心等待。约一星期后，估摸着该有眉目了，于是满怀喜悦之情赶到该机关。
“协调未果，很抱歉。”处长神情怪怪的，说完随手拿起一份文件，装模作样地翻阅起来，不再多言。
亏得当年未进成大机关，否则李真似的，禁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滥用职权，贪污受贿，沦为阶下囚也未可知，真到那时，欲杀猪卖肉而不得也。
还有一家省级钢铁企业，我得到用人信息，急急地赶去，却是为子弟中学招考老师，其他岗位并不需要文科大学生。
“如果愿意，先试讲。”企业效益好，门槛也高，人事处长趾高气扬。
“倘教书用得着来企业，娘希匹。”我最烦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公仆，芝麻粒似的官，放在今天，不照样也得下岗。看到人事处长傲慢的神情，我窝了一肚子火，扭头就走。
省级单位协调很麻烦，那么就退而求其次，市级机关也凑合。通过熟人关系得悉，西安市即将升格为计划单列市，许多部门都要跟着齐步走，可能有进人的机会。这回汲取了一个月来的经验教训，托了关系，找了路子，客请了，礼也送了，但某局方面始终不肯明确表态，不说行，也不说不行，事情就这么耗着。反正他们有的是时间，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吧！也或许是礼轻人意也轻，香未烧够，搬不动大佛的缘故吧。
表姐早我几年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在附属医院工作，表姐夫是一家军事院校的老师。在西安跑工作期间，我早出晚归，就借宿在他们租住的小屋，时间长了，很不方便，尽管他们每次都笑脸相迎，热情有加，可我觉得事情悬而不决，久拖下去不是办法，很无奈，也很无趣。
五 回乡征程(2)
多方努力无果，表姐夫找到他的一位老同学。其当时为一乡党支部书记，在省委党校脱产学习。这位同学道出了实情：不必白费劲了，上峰有精神，应届大学毕业生必须下基层接受劳动锻炼。
可悲的是，在当时的非常时期，离校匆忙，我竟不知在西安还有个北大陕西校友会。多年以后，很多校友，包括现在北大校友会陕西分会秘书长、西北政法学院王鸿信老师，在谈论起这件事时唏嘘不已，责备我为何不在校友会寻求帮助，却一味依赖个人奋斗。要知道，“个人的力量在强大的社会面前是多么微不足道啊！”
报国无门，走投无路，我请求市人事局将我改派到长安县。
“想好了，下去以后可不要后悔。”市人事局那位处长说话意味深长，话中有话。
西安是十三朝古都，人才济济，而长安不过是个下属县，弹丸之地。我榆木脑袋，鬼迷心窍，一时不能领会处长的弦外之音，心想长安是生我养我的家乡，说不定到了小地方能有大用途，正好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家乡建设出力。于是，我不假思索，坚定地点了点头。
我是怀着忐忑的心情回到长安县的。
到长安县人事局报到的第一天，我一山村野小子，见识浅薄，加上第一次独自出门办事，傻乎乎的，不清楚办事程序，也不知道应该找谁，看见一间办公室的门虚掩着，就冒冒失失地推门而入：
“同志，同—志，同——志！”
里面有一位戴着眼镜的女同志在闭目养神。我连喊三声，嗓音提高了两个八度，不知是我称呼有误，引她反感，还是她正在修炼一种高深内功，进入无物无我的境界，眼睛都未眨巴一下。我怕打扰了她的清修静养，更担心触怒了公仆，引来一顿臭骂，赶紧隐身退出。
我的书读痴了，变成了猪脑子，不会脑筋急转弯。按常理，官僚主义的当头棒喝，我应该及时幡然醒悟，回过头来重新找市人事局的那位处长，打躬作揖，磕头下跪，也许他会看在上天有好生之德的分上，收回成命，如果那样，也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
天生的牛脾气害了我，认死理，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有人说，这是幼稚、不成熟的表现，碰过几次钉子，碰得头破血流，世故了，老到了，圆滑了，也就成熟了。我也赞同这种观点，但是事到如今不用说头破血流，简直是血肉模糊了，牛脾气仍未见改观，我还是过去的我，正应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老话，真没办法。
毋庸讳言，长安县并没有我十分对口的专业，即使省、市，除了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专业对口的几率也微乎其微。到了这步田地，专业不专业倒放在一边，找个落脚之地乃是当务之急。人们常说“大树底下好乘凉”。那么能进入行政事业单位，捧上铁饭碗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文字作为一种工具，说话或写文章，把意思表达准确、清楚、漂亮就可以了，一般人知道“回”字有几种写法又有什么实在意义？北大在专业设置上，一直沿用传统套路，本科生专而不宽，走向社会学非所用居多，尤其文科学生。当然，作为全国少数几所知名院校，保留传统专业优势无可非议，国粹的继承，文化的发展依然不可或缺。建议北大将诸如中文系汉语专业等部分社会应用面窄、又具有传统学科优势，不能撤销的专业改成本、硕、博连读，为一些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定向培养专门人才，免得弟子走向社会，用非所长，四处碰壁，于弟子无益，更辱没了母校的名声。
八舅爷的一位老乡曾任长安县委副书记，后来年龄大了，到县政协当了主席。父亲把八舅爷请来，说明来意，政协主席倒挺热心，二话没说，领着我直接去县城建局，闲人不搭话，径直找局长。
“老领导来了，好说。”城建局长很爽快。
末了，政协主席又给人事局打了电话，看来没有问题。几十天的奔波总算有了着落，心里踏实了许多。一时高兴，一起上街，喝酒、吃饭。当然，政协主席等人与我等非同等档次，推说有事，告辞走了。
下午去了一趟人事局，主办人员不在，让明天一大早来。八舅爷眼睛不好，在县城又没有亲戚，人生地疏，住宿困难。我与父亲便一起陪着八舅爷，回了老家。
第二天是星期六，天公不作美，飘着濛濛细雨。去人事局找人，恐怕不好找，白白浪费时间不说，再淋个透心凉，不划算。反正有政协主席的颜面，事情已成定局，煮熟的鸭子，谅也飞不到哪儿去，也不急于一时半刻的。如此想着，便产生了惰性，呆在家里，美美地睡了一觉。
星期一起了个大早，胡乱填饱了肚子，就骑上自行车，直奔县城。到人事局时，还未上班，便耐心等待。八点半左右，工作人员陆续来了，打扫完卫生，慢条斯理地点燃香烟，泡杯香茗，悠悠地坐下。我这才唯唯诺诺地走近前，说明了原委。听完叙述，办事人员犹豫了片刻：
“这里有点情况需要沟通，这样吧，你先回去，过两天再来。”
我起了个大早，赶了几十里路，等待了半天，就听到了这几句废话，心里有气，又不便发作。“也许具体办事人员真有苦衷，这岂是你一个才走上社会的毛头小伙子所能理解的。”心里如此想，便心平气和了许多，又回家耐心等待。
五 回乡征程(3)
如此反复多次，一天天地又过去了两个礼拜，事情没有任何进展。我感到蹊跷，就又找政协主席。
“没事儿，都说好了的事，你先走，回头我再给你问问。”政协主席以为有老领导的威望，底气十足，满怀信心。
三四天后，我再去人事局时，话已经变了味。工作人员开始给我推荐别的单位，比如长安报社，县一中，二中等等，说我到了那里更能发挥专业特长。我反复强调自己是学文字的，与文学关系不大，教育系统目前不打算考虑。因为如果当老师，市内条件比县里好得多；至于报社是县级小报，每周一期，每期四版，刚复刊不久，不足十人上班，恐怕不得长久（果然，在2003年全国清理整顿期刊杂志工作中停办了）。
后来辗转得知，在我即将被安排的节骨眼上，某科技副县长横空出击，将其亲戚安插了进去——政协主席毕竟年龄大了，退居了二线，再要出山，绝无可能，当今世道，人一走茶就凉，哪里比得上副县长正值当年，前途无可限量！不懂这些，能在国家机关、要害部门混？当然，这些情况我也是后来才得知的，人事局方面始终守口如瓶，而挤掉我的人恰好是我中学的同学，毕业于西安某三类学院，分到城建局后，工作安稳，收入不菲，数次在同学之中炫耀有权倾一时好亲戚撑腰云云，让人不敢小瞧于她。
县计划经济委员会需要人，但是没有编制。时至今日，我依然没有弄清指标、编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进计经委时，没有编制，可是半年之后，又陆续进来两人，人家说是带指标的，顺理成章地进入机关。其中一位是部队转业干部，国家照顾，带指标还能说得过去，而另一位却与我一样，是1989年毕业的大学生，对最初的分配不满意，拒绝上班，在家里呆了半年，后来忽然有了指标。我至死也弄不明白，国家的政策非为我一人量身定做，应该一视同仁，怎么执行起来就有了可操作的空间，这其中必有猫腻。
县人事局的意见，要么无法安排，退回市里，要么服从分配，去县计经委，由计经委再分配。我觉得从西安市回到长安县，又折腾了二十多天没有结果，再被退回去，岂不让人笑掉大牙？于是无可奈何，选择了扎根农村干革命。实践证明，这是我人生选择的又一次重大失误。若干年后，成为社会闲散人员，为生计所迫，拿起屠刀，街头卖肉，还真让某些人齿冷了。
几经改制，计经委变成了大杂烩，既有机关建制，又有事业编制，还有企业人员。当时流传，机关是金饭碗，事业是银饭碗，企业是泥饭碗。而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到了这份上，如出槽的肥猪，提起来一吊子，放下去一摊子，只有任人宰割了。这样，没有任何背景的我，理所当然地成为企业人员，为以后的下岗、下海埋下了伏笔。
计经委所属企业，大多是20世纪50年代在“土法上马，大办工业”的思想指导下，盲目兴办的工厂，设备陈旧，工艺落后，没有规模，缺乏竞争力。计经委党委办公室李副主任曾经讲过一则笑话，从一个侧面恰切地反映了当初建厂时的情况。
长安钢厂在筹建之处，资金缺口较大，不能形成流水线，好几道工序必须交叉作业，这样既浪费资源，又费工耗时。技术人员以为不妥，要求县上追加资金，完善工序。此事汇报到时任工业建设总指挥的张常委面前，张常委大手一挥：
“苞谷地里套豆子不照样高产？就这么办。”
可谓“活学活用”，许多县办工厂就是在“苞谷地里套豆子”的指导思想下建立起来的,不可避免地存在先天不足。计划经济时代,物资相对匮乏,企业勉强能够维持,一旦引入竞争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很难立足。
可惜的是，我当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年轻气盛的我，雄心勃勃，抱着成就一番事业的信心和决心，在未学会“游泳”的情况下，过早地投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注定了以后道路的坎坷多舛。
单纯从名称上看，计经委似乎牛皮哄烘，国民经济综合部门，既抓经济，又管计划。其实，在全县几十个部门中，是名副其实的烂摊子、大杂烩。它分南北两院，北院负责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行政事业编制；南院名义上管理经济，事实上权限只能管理不足二十户县办企业，而且大部分亏损，资不抵债，有行政、事业、还有企业编制。当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计划那块日渐衰微，经济这边更是朝不保夕。记得有一年，单位已经三个月没发工资了，临近春节，每人借了三百元过年。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儿时看电影，能从人名或者相貌上分清敌我；我去计经委时也是觉得名字挺唬人的，未做深入了解，以致追悔莫及。近几年来，一些高等院校纷纷改名，不可否认，一些学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变迁，原来的名称的确名不副实了。可更多的则是在高等院校放低门槛，大规模扩招之后，招生、学生就业等多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压力，不得不改名以增加生源。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某民办高校原名“××培训学院”，招生很难,几乎难以为继,请教高人之后,更名为“××大学”，大张旗鼓地广而告之,一夜之间,门庭若市,不得不在报纸上刊出“名额已满,请勿再报”的启事，实则换汤不换药，锅里依然下的是那几粒米。
五 回乡征程(4)
无独有偶，一些不法厂商，挂着羊头卖狗肉，冒用、混用知名品牌、商标，大发不义之财。一次买“喜之郎”果肉果冻，回家却发现是“喜三郎”，其包装与“喜之郎”一模一样，连笔的“三”与“之”可以乱真。别人扔过来一支香烟，以为是“中华”，受宠若惊，好几元钱一支，是卖十多斤肉的利润，可想它该是如何香醇。抽着，味道却很一般，自以为“中华”也不过如此，但仔细一瞧，原来是“中萃”，繁体的“萃”和“华”十分接近，连我这个学语言文字的，若不放在具体语言环境中，有时还真难区分。洒家嗜酒，常喝几元一瓶的烧刀子、二锅头、老白干。央视黄金时段广告“五粮液”，其包装深印脑际。一次过年回家，看商店柜台赫然摆放着“丘粮液”，与“五粮液”神似，便买了一瓶，回家孝敬老父，老父以为儿子出门摔了个大跟头，拾了一块金砖，发了大财。父子对饮，辣辣的，呛呛的，末了，父亲说：
“我看这几百元一瓶的国宴酒也上头，与跟头酒差不多。”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李鬼的板斧虽是冒牌货，但与李逵的家什酷似，有他黑爷爷的威名，行人焉有不惧之理？！
六 工作历练(1)
我是1989年9月13日赶到计经委报到的。
缘何不迟不早，选择了这个时间上班，这其中另有隐情，如今，事过境迁，说出来也不怕贻笑大方。按规定，15日之前报到，可领全月工资；15日之后则只能领半个月薪金。我家穷，确实在乎这半个月的工资，虽然只有区区三四十元，也就是官们、款爷的一两包烟钱，但却能够我家一个月的日常开销。倘14日去，万一出现意外情况，拖到15日，岂不有冒领半个月工资之嫌？“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背后遭人指指点点，非谦谦君子所为。
我人被留在计经委机关，关系却下放到其下属企业——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当时有个专用词汇称作“借调”，顾名思义,先“借”后“调”,事实上则是只“借”不“调”。领导许诺,关系下放只是权宜之计,一旦有指标,马上调入机关,并且给财务科写有手令：享受机关干部的全部待遇。事后看来这是一张空头支票。领导的官不大,仅是个乡科级,可事稠、健忘，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操心,说过的话,承诺的事顷刻就不记得了。如果追着领导的屁股,反复提醒,万一将领导惹恼了,一句“我说过吗?”当时落个大红脸。况且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几年之后,领导另谋高就,新官上任,来个新人不理陈事,你一个破借调人员如何硬气得了！
这是命，冥冥之中由上苍主宰。可能是屠夫转世，杀孽太重，也可能是祖上风水欠佳，冲撞了哪位神灵，降下这等罪责。
我报到的当天，就被安排到“党员评议试点工作组”,到距离县城十里之遥的杜曲镇长安造纸厂参加党员评议工作。
记得读过一则幽默，喜剧大师卓别林老前辈，惊闻法国举办“看谁更像卓别林”大赛,急赶去报名参加,结果荣获第二名,就是说有人比卓别林还卓别林。
我的故事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并非党员，至今也不是。让一个民主人士去参加党内的活动，并对先锋队员们品头论足岂不成了笑话。但小地方的人们行事就是如此怪异，即使现在，党员学习开会也非把我拉着不可，不去不行，还要签到。用领导们的话说:
“难道你不想向组织靠拢。”
也有这种可能，我到单位报到后，虽然单身，容易凑合，但总不能睡在撂天地里，解决住宿问题成为当务之急，计经委没有条件。把矛盾先转移给企业，给单位一个缓冲的余地，免得措手不及，使领导颜面无光。果然，五十多天后，“民主评议”结束,我回到了单位,被安排到了老家属院的门房,做起了兼职门卫。
长安造纸厂是计经委的龙头企业，有职工五百余名，刚刚完成技术改造，安装上马了长网纸机，主要生产70克、90克凸版纸、课本纸和胶版纸，产销两旺。其时，某县长从外地带来了一位厂长，听说是造纸方面的行家里手，想安排到该厂。当时造纸厂的王厂长虽然是供销人员出身，可在造纸行业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职工中享有较高的威望，一时难以更换。当然，如何过渡，这是领导们考虑的事，咱们为百姓的只能或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地摇旗呐喊。在机关工作，至关重要的一点，要口紧，该知道的，迟早都会知道，不该知道的，千万不要打听，不能克格勃似的，四处活动，传递小道消息，惹人烦。反正“民主评议党员”结束不久,王厂长就被免职了,至于与“评议”有无关系,我不得而知,也不敢妄下结论。总之,造纸厂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落伍了,后来又改制、承包给个体经营户经营,再后来就彻底关门停产了。
当时，计经委主任是部队上的一名转业干部，对开会情有独钟。所以，计经委会多，不断地掀起学雷锋，学焦裕禄，学张思德，学赖宁……的高潮。大家的耳朵都听出了老茧，他依然在那儿慷慨陈词，喋喋不休。工作热情有余，章法不足，兴之所至，不分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有种天马行空的感觉，同志们背后称之为“二杆子”。我作为一名党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可以想见工作如何忙乱。
这位领导最后的结局非常悲惨。在此之前，计经委作为县上国民经济最主要的管理部门，其主任理所当然地升任为常务副县长，而他却例外，先被调到县政法委任书记，年龄大了，退到了人大当副主任，又与主要领导意见不和，提了不少意见，涉及部门、人员众多，打击面过大，有的意见道听途说，未经核实，状子递到北京，在县委门前张贴小字报，破坏安定团结，被揪住把柄，告以“诽谤罪”“文革作风”，关进了班房。临近退休,丢掉了公职,后半生没了着落。前段时间,我在街上碰见他,已憔悴得不敢相认。
记得有一次，轮我安全值周，主任带班。睡到半夜，主任心血来潮，要到几十里之外的斗门纺织厂检查安全生产，让我去找司机。
当时电话已经很奢侈了，更何况手机。司机家住在农村，我初来乍到，只在白天去过一次，记得大致方位。半夜三更，如鬼子进村，挨个敲门，吵得四邻不安、鸡犬不宁。终于没有找到司机，主任火冒三丈，命我与他骑自行车前往。
没法了，领导的话就是命令，我只有服从的份儿。冒着飕飕寒风，骑车夜行。待磕磕绊绊赶到斗门纺织厂，天已大亮，工厂生产秩序井然，领导说：
六 工作历练(2)
“责任重于泰山,这我就放心了。”
事后,我写了一篇通讯,《×××主任夜半走单骑》，发表在《长安报》上，博得领导一悦。
有位办公室主任，与计经委主任同庚同族，都是五十多岁，同为×主任，不熟悉的人经常张冠李戴，即使同机关的人也经常胡叫冒答应，弄得领导很恼火，中层很尴尬，却又无可奈何。偏偏这位中层年龄大，资格老，即将退休，升迁无望，就倚老卖老，每日一杯清茶，一包香烟，一份报纸，碌碌无为混一天。领导看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故意气他，无事找事，让他调查如今的机关干部在想什么，干什么，言明过几天来检查。
大家以为领导在开玩笑，都没有往心里去。不料，一星期后，领导果然来检查，本以为办公室主任会措手不及，挨一顿批评。岂料这位办公室主任言出惊人，回答得无懈可击。
“机关干部在想什么？事少一点儿，钱多一点儿；在干什么？吃喝嫖赌嘛！”有诗为证：
上午坐着轮子转，
中午围着桌子转，
下午跟着麻将转，
晚上绕着裙子转。
充分展示了一个老机关干部的睿智与诙谐，令人捧腹叫绝，成为一时的笑料。
办公室大多是上了年龄的人，空气常常很沉闷，但也有例外，尤其是主任心情好的时候。有位女同志，是当地驻军首长的家属，山东人，人高马大，快人快语，说话无所忌讳：
“×主任，你说话有个歧手，爱说‘这个的话’。”
主任马上反驳：“这一伙的话，糟蹋咱的话，我倒几时说‘这个的话……’”话未说完，倒把自己给逗乐了。
党政机关务虚。在机关里干事，就是摆花架子，做表面文章，一级做给一级看。我初到计经委，满怀革命热情，给根麦笕儿当拐棍，拿支鸡毛当令箭，还真把事当事，回头想起来，真傻得可以。为了恢复瘫痪多年的团组织，在没有一分钱经费的条件下，我骑着自行车，顶烈日，冒寒风，整日奔波于各直属企业之间，做深入细致的具体工作，仅自行车就骑丢了两辆，这些人们都看不到。几个月后，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适时召开了团代会，重新组阁，手底下有了一帮人，搞起活动一呼百应。那几年，无论是3月5日学雷锋、作奉献，每年一次的上山植树，还是为北京亚运会捐款活动，计经委系统都搞得轰轰烈烈，气势恢弘。
据说某敬老院的一位孤寡老人，曾在3月5日这一天被学雷锋、做好事者拉去洗了五次澡，不但洗去了陈年老垢，险些脱了一层皮。
尽管都是一些表面文章，华而不实，却引来众多好评。但是，由于牵扯到待遇问题，计经委党委在研究团委工作时，却让四十岁出头的党委办副主任挂名团委书记，升格为正科级，报县委组织部备案，我这个具体操作人员只是副书记，还说是团县委的意思。我心中不服，曾对团县委旁敲侧击，可他们说绝无此事。
其时计经委有五十多人上班，名义上我的岗位在党委办公室，负责宣传，写材料，兼团委工作。事实上，全机关每个人都比我的工龄长，资格老，资历深，人人都是我的领导，遇到麻烦事、忙乱事总喜欢把我拉上帮忙，美其名曰“接触社会，加强锻炼”。记得那年石油紧张,计经委凭借掌握指标油的便利,搞到部分计划内汽油,但必须去西安某油库提货。要经过闹市区，别人嫌操心，不愿去，办公室为我指派了专车，押运易燃易爆危险品。
我常常早上第一个到达办公室，拖地、抹桌椅、烧开水、给主任沏茶，时间久了，便成为惯例。忽一日，写材料到深夜，或许烟抽得太多，或许浓茶喝得过量，总之熬过了眼，怎么也无法入睡，直至黎明才迷糊过去。一觉醒来，“糟糕！”太阳已高高在照。脸顾不上洗，牙也无时间刷，急忙赶到办公室，主任他们已经俨然在座。见我进来，主任便责备：
“你小子，越来越不像话了，卫生不搞，茶也不泡了。”
应该说，我有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我未把握住，一念之差，机会悄悄地从指间溜掉了。
大约是1991年初，县上召开经济工作会议，我被抽调到大会筹备组，负责大会材料，包住在长安宾馆，其间巧遇张××先生。我与张先生有过一面之缘，那还是在京求学期间，张先生去北京出差，顺便看望他在北京的学生，我与周锋锁一同拜谒了他。
提起周锋锁，此人大大地有名，自幼就有神童的美誉，长大了更是不得了，学习上颇具天分，中学时参加全国物理竞赛，荣获一等奖，被免试保送清华大学物理系深造，师生称其为长安一中“百年不遇的人才”。然而，当时清华偏重工科，周锋锁擅长形象思维，喜欢理科或文科，几次想转入北大物理系或哲学系，终因转校手续繁复未能成行。他记忆力惊人，据说过目不忘，大学入学时英语水平已达到六级，又同时学习德语、法语，两年时间，竟皆小成，令老师、同学惊诧不已。1989年春夏之交，周锋锁曾风光一时，后来曾就业于西安无线电二厂，再后来辞职下海，与几位同学在广西北海搞房地产项目，赔得一塌糊涂，现旅居美国。
周锋锁是张先生的得意门生。其时张先生刚从长安一中调任县教育局局长，他与我促膝长谈，诚邀我去教育界，去省级重点中学长安一中。我当时认为，自己刚刚参加工作，情况逐渐熟悉，接下来会柳暗花明，应该扎扎实实，立足本职，以求发展，不能朝三暮四，好高骛远，这山看着那山高。况且当时还未形成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教师的地位与而今相比相去甚远，因而谢绝了张先生的好意。
六 工作历练(3)
然而世事难料，变幻无常。若干年后，我下岗失业，赋闲在家，又想去教育界，托关系，找门路，千方百计，费尽周折，终于没有办到。想当初，即使接受张先生之邀请，拿我一个破企业身份，既无人脉，又缺乏经济基础，想进事业又谈何容易!不知又要烧多少香，拜多少佛，跑多少路，花多少钱，事情究竟能否办成，也还未知。
也曾动过考研的念头，重新考回母校，经过几年寒窗苦读，以求再次分配。转念一想，老父为供我读书，两个弟弟相继辍学，好不容易盼到毕业，分担家庭负担，竟又想一走了之，徒增老父伤心；而且，自己胡子一大把，究竟把书还要读到何时？况且学那么多“回”字有几种写法的知识走到社会又能用得几许？以后年龄渐大，结了婚，拖家带口的，便打消了考研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