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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
青山依旧在-一个劳动模范的一生
作者：不详
陈永贵来向高华堂学习（引言）
“打起硪子，嗨嗨呀，”随着领号声接着众人齐号：“吆嗨呀嗨嗨呀！”上百人的混杂声加杂着人们的干渴和长时吼叫的沙哑声，硪子打地啪啪声，震荡云霄，对面山崖中也发出巨大的回荡声。一般的吆喝声后，是指着某人呼叫的号子声：“张大嫂呀，嗨嗨呀，挑四筐呀嗨嗨呀…………”
号子声回荡在山野。这是1958年农历的十月中旬、在湖北的郧县大堰区、翻山堰村的半山坡的一个山坳里，人们劳动的情景。翻山堰东旁崎岖的小山梁的一条渠上、一座坐北向南的山坳——赵家坡，正在拦坳口修坝，修一座库容15万m3的大水塘。丘岭的山地虽然是初冬，但山凹的阴坡上经过太阳的照射，花花拉拉的集雪片子举目可见。
乌鸦冻的缩着头呆在老树上任凭寒风迎头吹，也不想觅食。小鸟在小树丛中不时的飞来飞去啾啾的叫着，也怕天冷，不愿离开树丛窜来窜去的飞。今天是一个晴天，但刮的山风刺骨的冷。
小山坳里上千男女老小的社员，分布在对坡上和正在修建的土坡上，人们脱去了棉袄，嘴里吐着灰白的雾气，头上汗涔涔的冒着蒸气，挑土的挑着四筐或者六筐争着朝前跑；上土的都抢着上筐；挖土的更是不甘示弱，不敢直起腰来喘口气，不时的朝自己的背后瞄一下，生怕落到了别人的后边。
水塘里边新修的公路上正逶迤蜿蜒的行进着几十辆不同颜色的小车子也没人看见，直到车子全停了下来，车上的人们都下了车，在公路边上向工地上指指点点时人们才发现。高华堂正在土坝西头清除山坡上的杂草，县农工部长的彭秘书喊他，他和彭秘书一溜小跑上了公路，没等彭秘书介绍，农工部熊部长（这里是熊学海的蹲点）就首先迎了上来，指着那位身材魁梧的大个子说：“高华堂同志，这是我们的省委书记王任重同志，他领着全国各地“三治”建设（治山、治水、治土）贡献突出的人来我们这里参观，你要好好的他们学习”。高华堂以前见过省委书记王任重，他急走了几步微笑着，很拘束的去和王书记握手。王书记握住高华堂的手说：“小高啊，你辛苦啦，你们这里干的很不错呀”！并一手指着工地说：“看你们那硪子打的多高哇，挑土的筐子上多满啊，都抢着挑双筐，这么冷的天气人们都穿着单衣还冒汗”。接着他一一作了单独介绍，其中他介绍到一个头上裹着白羊肚手巾、比高华堂还大几岁的青年人说：“小高呀，这位同志是我们的远客，他是陕西省大寨大队的书记，叫陈永贵。他说你们的三治建设搞的很不错，特意要求来这里看看的，你可要认真的好好向他们介绍介绍噢”。说到这里，高华堂和陈永贵四只手紧紧的握在了一起。高说：“对不起，我们做的很不够，没有你们做的好，还要好好的向你们学习才行”。
王任重指着下边正在热火朝天的挖土的、挑土的、打硪子的人群说：“小高呀，你看人们的干劲有多大，这么冷的天人们都是穿的单衣，挑土的都是跑，嘿，你看那个女的个子不大还挑了四筐，还在朝前抢着跑，你看这硪子打的有多高，有多整齐，声音有多清脆，还震山影子，书上形容声音大是响彻云霄，这里也不用形容可真是响彻云霄”。他一边说着还一边用手指工地，这时参观的人也都齐排排的站在他们的两旁，随着他们手指看去，大家都带着羡慕的心情。接着王任重书记又问：“这个工地上有多少人？”高华堂不假思索的说：“953人”。“是一个大队的人？”“不，两个大队，我们公社六个大队，我现在是书记，我是个领头人。原来我是翻山堰的书记，我们把翻山堰的地都改成了田。可我现在是公社的领头人，那就是领导全公社的社员都起来改田，大家都要求改田，翻山堰田有个好的自然条件就是有居高临下的水源，别的大队都来看了，都想把他们的地也改成田，可就是没有翻山堰的自然水的条件；不说是改田，种旱地也是三年两头旱，有些薄地能旱的断收，人们每年爬起来都想望个好收成，可每年盼来还是老样子，真是来年巴着来年福，来年还打光屁股。在解放前我们这儿每逢天旱，就到山里头的木龙潭去祈雨，总祈不来雨，现在解放了，破除了迷信，不祈雨了，要把旱地都改成田。要改田就要解决水的问题，我们测算了一下假若一年流的自然水都管住，蓄起来，能供四个大队用。我这几年采取了顺藤结瓜的办法，用翻山堰的水多牵几个藤，这藤就是开渠。”说着高华堂顺手朝下指着说：“我们脚下的这条渠顺着这往下弯弯曲曲的山梁子已一直修到了你们来时的第一个山顶，那里叫九里岗，这条渠共长45里，一路上共修了12口水塘，塘的蓄水总量12万立方米左右。因为地形不同，修的大小不等，每口塘每年只蓄二塘水，就够两个大队用了”。“一口一年咋能蓄两塘水”。不知是谁问了一句。高华堂接着说：“其实要用塘的水的时间也只是农历的五至八月间，这四个月也正是每年的卡脖子旱时间。水稻的生长期也只是120多天，也是在这个时间里。可是河流是一年流到头，也就是一年要流365天多；可我们需用水的时间是统一的又是都在这一个时间里，所以我们采取了把二百多天不用的河水全部蓄起来；到初夏开始用水时，各自用的水都不太多，就多用河水，少用塘里的蓄水；到盛夏大用水时就用塘里的水，塘里水一边用着一边用天然水补充，就不怕遇到大的旱情。我们现在修这个大水库一次容15万方水，用它来做总的调节。先解决远的后解决近的，先调济干旱地方，把那里的小水塘尽量先充足了，逐步朝离主河近的地方调；我没有专门的管水员，这样已习惯了，现在没有人抢水争水和浪费水了。洞耳河我们还建了一个60万立方米的大水库，截止到现在我们全公社6个大队新改田3800亩加上原来的山沟田共4800亩，新修水塘109个，修渠50多条。现在我们公社范围内的大河小河大沟小岔的自然水已基本上治住了，在没有保证我们自用时，是不准它流出去的，现在在治理自然河流水的同时，我们还要治住暴雨所产生的洪水。
“我们这里全是小丘陵山区；坡地多，坪地少，土层薄，人们都习惯留一点白地冬季挖（深翻）地，到夏天一下大暴雨就把地里泥土冲走了。这样每年挖，每年冲，地越冲越薄，人越冲越穷。夏秋间的暴雨特别多，一下就特别猛特别大，泥石流象饿狼猛兽一样，田地、房屋碰到就一扫而光，冲下江河寸草不留。所以自古以来的人都是一句说法，叫水火无情。现在解放了又走向公社化的道路，我想是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大家想，我们河水能治，山上水也一定能治住，河里的水大，一条大点的河可修，几十个塘库就能把它锁住。这山上的水主要是来自天上，主要是山上没有蓄水的地方，我们在每面山上修上几座水库就把山上的水治住了。以后再下暴雨也不再是洪水而让它是清水。所以我们决定把所有的山坡上都修小水库，每平米修一个，象鱼鳞甲一样排列，人们以形取名叫鱼鳞坑，里直外圆一尺深，里边挖5寸深5寸宽一米长一个水槽，蓄水，这样下再大的暴雨也能够蓄下。我们每个大队都办起了林树幼苗基地，到了明年再把每个鱼鳞坑栽上树，鱼鳞坑里栽树也容易活，这样治水的同时也治了土，治土的同时又治了山，水、土、山同时治理。还要加上高山、浅山和河路边的治理，我看到我儿子的一篇课文这样说：‘高山远山森林山，近山低山花果山，山坡背松柏树，杨柳栽到河道边。’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实施的一种方针。九里岗以上约七里的地方，那里原来叫茶亭，在那周围共有1000亩坡地和坪地都划作果山基地。原来叫茶亭，现改名叫花果山了。过去这里方园上百里的大地主也没有盖楼房的，现在我们已动工就要在那里盖大楼房，今年年底就可竣工。叫那些少数人对入社不满的看看，入社到底好不好。我们还修了电站，”说着他顺手向对门坡一指，说：“电站已开始发电了，我们这个电站在郧县还是第一座。发电量虽然只有20瓦，但它白天可以利用水轮机加工米面，晚上发电照明，虽然它的能量不大，照明的地方只有翻山堰这一个村，但这个头开了，这个地方的水利资源开发了，将来发展就不可限量。因为横穿我们公社稍大一点的小河有三条，都是居高临下，都能发电灌田。说着他又指着对门山坡上的电站说：“你们看就这个电站，它的水头是30米高，水用来发完电，又顺渠流过来放到了这个大水塘里把它蓄起来，供五星和家康两大队水塘补充蓄水。下边满了它蓄下，下边塘浅它补上，起到互蓄互补的很好作用”。
王任重书记插话说：“是啊，同志们，高华堂的做法有多么的科学呀，他首先是要管好水，把水管住了还要用好水，就是一水多用，把管住的水用来发电、加工，再来灌溉。把山当作水库再栽上树，根据不同的山种不同的树来为人类造福。把水土保住了，把山坡开发了，要不然能说他治山、治水、治土，在这几个方面做出了典型？我们大家一边看看他们，想想我们，他从客观实际出发，以科学的态度办事，根据不同的山植不同的树，都是为了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后代。我们今天到会的虽然是全国各地的，但主要来自山地和丘陵地区的人，我们每个人也都要像高华堂一样。每个地方都没有相同的地理条件，虽然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不一样，但只要同样有一颗战天斗地的决心，就会干出人定胜天的效果来。高华堂同志讲的是他们怎样把这里原来很穷的地理条件和环境，改变成了天顺人意、地遂人愿的人间福地，随人所想而造福于人类，我们到会的每个同志虽然都在本地是有所贡献的人，你们都在你们那地方多少都出了点名，可你们在听了高华堂的发言后也应想到地是一样的地，人是同样的人，他们能做到的事情我们那里能不能做到？还要想到光你做不行，回去后还要以你为领头人，带领大家干，做出典型来，到那时旱地不怕旱了，水地不怕涝了，山秀了水也清了，花也更艳了，青山绿水花花世界，丰衣足食，人面桃花。”
王任重书记又说：“我们回去后要拿出实际行动，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这种精神，学习他们这种干劲，他的典型材料我们省委已做了讨论决定，已向党中央报上去了，希望今天到会的要认真学，没到会的人也要学，要以翻山堰为示范，在全省、全国开展三治建设运动”。
听着高华堂和王书记的讲话，陈永贵不禁仔细端祥起高华堂：眼前的高华堂，个头比中等身材还偏矮一点，走路时头有点稍微前倾，脊背有点罗锅，标准黄种人的黄白的脸色，五官端正，一对大眼上单眼皮偏薄，绷的很紧，鼻梁直而丰满，一双厚实的耳朵紧贴脑后，特别是一张偏大的嘴巴，嘴唇稍厚，不说话时闭的很紧。陈永贵想起了以前印象中的高华堂，曾听的一首歌这样称赞：“郧县大堰乡，有个九里岗，三治红旗高华堂，赛过夏禹王……”。
此时的陈永贵还是山西省西阳县大寨大队一个寻常干部，他也在抓农业生产，但还没有名气，没有后来那么响亮全国乃到全世界的知名度，他很善于学习，听说高华堂的事迹后，不远万里，风尘仆仆赶来。他取长补短，发现大堰乡的“三治”经验，迅速就悟到大寨的实际，马上就想到了把大堰的做法创造性地运用到大寨的建设中，由此而成就了陈永贵的大寨红旗。
他还看过一本小册子，描写湖北的郧县大堰乡九里岗是一个穷山恶水、人贫地薄的小丘陵山区，自从出了高华堂以后，这里的山变绿了，水也变清了，地也变肥了。这本册子名子是《青山不老，水有情》，说很早以前，有一对老夫妇，住在深山老林里，他们勤劳善良，一生只生下一女，此女生来聪明伶俐，美丽大方。老夫妇爱若掌上明珠，取名青山，青山长大成人嫁给一个小伙子，名叫洪水。洪水无父无母，自小浮流浪荡，不务正业又无人管束。自从青山带着丰厚的嫁妆嫁给了他，他就带着妻子的嫁妆和丰厚的财富，去消遥游荡任意挥霍，妻子在家哭干了泪水。就在这时这个地方出了一个高华堂，他看到他们的家是这样的不和睦，妻子整天哭哭泣泣，洪水喜怒无常，高华堂生气了，他一手牵水，一手平山，使它们夫妻和好，使洪水不再随意发怒生气，不再拐带着妻子的嫁妆和资财到处撞荡了。
高华堂的再次介绍打断了陈永贵对事故的联想，高华堂指着斜对面的四条山梁说：“这脚下的山，是九里沟渠的起点，对面那个小短山梁叫三里岗，再那边的一条岭子叫西岭，再朝那边的一个岭子叫台子岭，从台子岭再朝西去叫五里蹽坡，看得见的这些田共812亩，1600多个田，这些田是从1952年开始到现在才改成的。其实真正的改田也只是到了入社以后才大力进行的，才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原来也有人改田，但很少，我们这里叫翻山堰，光绪二十七年（1868年）立有石碑为证。
那时虽已修了翻山堰，但我们这里只两三家地主有田，穷百姓看着水从地边过却不敢浇地，庄稼眼睁睁的旱死，没有饭吃。几家地主争水打的头破血流。经官府解决才立下此碑以免纠纷；这里的人很早以前就懂得改田的重要，所以有一个说法：“一水顶三旱”，一个工改的田只要能栽兜秧苗就划算。穷百姓虽懂这个道理，但没地可改，就是改了田地也不让放水，土改以后土地成了人民的，人们都想把自己的地改成田，但困难还是很多的。
单干时，改田各自为阵，各改各的，随弯就地，能改多大就改多大，只要能成田就改，改出来的田七大八小，高低不等，很大一部分田，虽然改成了，但根本不能用牛耕种，只能靠人工挖田栽秧。这里虽然不缺牛，但不少的田没有一头牛长，如果把后边拉的犁算上，一头牛加犁在田里转身也难。单干是改不好田的，只有互助了才能多改田。人们的思想是各自为政，不能成块，也不能成片。儿童课本上有一篇课文道的很是明白：“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互助组好比石板桥，风吹雨打不坚牢，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共产主义路一条。所以，我们这里改田还经过了一个从互助组的田到人民公社的田的过程。由小田到大块田，由分散到大片，由大片变成水平线盘山转的田，所以我们要走人民公社的道路；只有人民公社的道路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
山上到山下，一坡一坡，一山一山连成大片的改。从下朝上看，那一面一面的山田自下而上绕山转，象梯子一样一直绕到山顶，山顶上正好是冬日的睛天，雾收到了山顶，正好遮住了最上端的田埂，就象通向天宫的天梯被烟雾燎绕着。从上朝下看，田里长着绿油油的麦苗象铺着绿毡子的一级一级的台阶。高华堂向参观的人讲着，陈永贵又想到他们那里和这里都是大于45°的山坡地，所不同的就是他这儿有居高临下的水，没有这样的水，也可以把它改成梯子一样的地呀。对！回去了一定要把我们那里的山坡也一面一面的改成梯地。他想到这里，就不由自主的小声问了高华堂一句：“你是啥会儿想起来要把这样的山坡改成山坡田的？”陈永贵这一问，就勾起了高华堂温温的历史回忆------
上部 饥饿诞生理想
一、高华堂的童年
高华堂的父母都是穷人，是讨饭中结成的夫妻。那年来到大长井口的一条小沟里，就在这里结草为屋。男人开荒种地，女人靠要饭维持生活。贫穷和劳累的折磨，使高华堂的父亲过早去世了。
他们的草屋建在沟脑的山坡上，一条沟被年复一年的山水冲洗得干干净净，白花花的一直铺到沟口，两面山坡上有父亲一镢头一镢头挖出的二三亩挂轴子坡地。父亲死后就靠他唯一的大哥一个人来用挖镢耕种。
高华堂大哥1900年出生，身材魁梧，很是勤劳。每天早晨吃罢野菜和稀苞谷糁，一边吸着自己种的旱烟，一边穿着草鞋打绑腿。他们家开的是挂轴子坡地，只能种包谷、荞麦和粟谷。坡陡土少，苞谷长的跟烟袋杆一样粗，苞谷穗长的象鸡头那么大，每个穗上也只长有稀稀拉拉的几十棵粒，人们称这种苞谷叫野鸡更，这是说野鸡随便伸一下头都能啄到苞谷粒。每年在那坡地上掰下的苞谷穗连苞谷壳也只有几背篓。大哥比高华堂大十几岁，家里的体力劳动全靠大哥一人。
每次出去要饭高华堂都是跟在妈的后面，妈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个子又不大，拄着个棍子，挎着个野藤子编的篮子，棍子既可拄着走路又可以打狗。那时候有钱的人家都养狗。
有一次要饭，人家没有饭了就给舀了一碗汤喝，高华堂一喝觉得比饭还好吃，就叫妈尝了一下，问这是啥汤，妈喝了一小口说：“娃子，这是白米汤”。他问妈，我们那里有恁多地，也有恁多水咋不多种白米，都吃白米饭、喝白米汤多好!，妈说：“娃子，要吃白米饭得要先改田，有了田才能长出白米来”。高华堂说：“等我长大一定要改田，把所有的地都改成田。”妈说：“娃呀，那地不是我们的，那水也是人家地主的呀”。
高华堂就从此下定决心，长大了一定要获得土地，把所有地都改成田，叫穷人们都有白米饭吃都有白米汤喝。
从高华堂能记事起，他妈就显得很苍老，身体一直不好，瘦小的个子佝偻着腰，花白的头发一脸的皱纹。每次出沟要饭都要从高家大院过，虽然他们同是高家的宗族，但人家是个富家，他们是个要饭的。院里住着的一户，人们都称呼他高大爷，他的真名子也没人过问过。他家里办了一个私塾学校，只有几个娃子读书。请了一个教书的先生，瘦高个，穿一件黑布长衫，戴一顶黑瓜皮帽，帽顶上有一个红疙瘩，窄长脸，黑里透黄，戴副老花眼镜，看人时把头低下一点向前倾，从眼镜的上边看人。高华堂每次和他妈从那儿过，都舍不得走，总要趴到窗子上瞄几眼听一会。有一回他正趴着窗子朝里看，那位先生出来了，摸着他的头对他妈说：“这个娃子，从相上看，他将来早成器，叫他也到我这里来念书吧，将来对你们也有好处。”他妈听到这里，麻利一把拉起儿子就走，边走边叹着气说：“娃呀，不是妈不让你读书，你看我们家连饭吃的都没有，哪有钱让你读书啊。”他妈这几句话深深的刺痛了高华堂幼小的心。自那以后，每次要饭从那里过，总是拐弯过去，再也不从那个学堂门上过了，以免他妈伤心。
他渐渐的长大了，和妈一起出去要饭怕人家笑话。就每天和大哥一起上坡做活。可大哥总嫌他太小没有力，让他在地边玩，这样半做半玩的高华堂到了15岁，他觉得自己不小了，不能光靠哥哥一个人养这个家了，应该出去挣饭吃了。在家里苞谷糁搅得都很稀的，逢啥节日想吃顿好饭也只是把苞谷糁搅的稠一点就算是吃的好了。就是每年过年也只是拿苞谷到沟外换一点白米回来掺上小米做一顿干饭，这叫做两米饭，这就很不错了。吃这种饭不能吃快了，大口的吃就噎人，能叫人噎的直打嗝和掉眼泪。每回做这饭，他妈总是坐到边上打草鞋，让他哥弟俩吃。一边打着草鞋一边说：“吃慢点，莫噎着了，锅里还有。”
二、当长工
高华堂逐渐长大了，就要求在外面找个事干。每次说了大哥总疼爱的说：“你还小不能出去做活。”可高华堂总是缠着大哥说我都成人了还叫我在家里。在他多次的纠缠下大哥总算是答应了，也就是在他16岁那年，大哥就答应他去给当地的最大地主刘太锋的二儿子刘应典当伙计（就是长工）。那时当伙计有两种，一是大伙计，二是小伙计。大伙计是一年到头给地主干农活；小伙计是一年到头为地主放牛和做家务活。
刘太锋是郧县城北走45里、方园上百里最大的财主，家住大长沟口也就是翻山堰的堰头。一个大山坳里，主房座东向西，依山傍水盖了一大片房子，有前庭房，后院子，厢房，马厩，还盖有旅店和各色各样货物的大高行铺面，象一座小型的古时商行街市的样子，街道一律用青石铺面。他们是半农半商。有几百亩地租出去收租，还留一部分土地靠长工耕种。他们家商行的各种货物齐全，不亚于县城的商行。每年一到腊月那里更是热闹非凡，周围上百里的人家都到那儿卖山货，买年货。有挑脚的、吆骡的、背背篓的和背包袱的远客，他们还开店铺供远客住宿。要不然，那方园几十里的儿童斗口时，都会说“你算啥子！我还去过刘太锋家的呢？你去过没有？”可见当时刘太锋商行的繁华了。
刘应典家请了高华堂在内的三个大伙计一个小伙计（放牛的）。那两个大伙计都是三十多岁的人了，都是老实巴交的，高华堂虽小但他勤快，讨得那两位欢喜。坡上的活是他们的，高华堂只打杂和挖那犁不到的地边，但挑粪一类的活就和他们一样干。
去时讲定的，一年的工钱是二斗苞谷。一天三顿吃的都是苞谷糁，农忙时搅的稠点，农闲时就搅的稀一些。有时放点绿豆或小豆，但都还能吃饱。高华堂在那里干的时间长了接触的人也多了，他想他都是一个大小伙子了，老是象这样的给人家干活，总不是个长事。要么得做个啥生意，要么就出门去学个手艺，都比给人家当长工强。做生意赚钱快，可没有一文钱，古来的人们都称“生意无钱、客无本”。他只有一身的力气哪有一文钱？只有学个手艺，手艺学成挣的钱是我们自己的。我挣了钱也能叫我妈吃上饱饭，还能买米做干饭吃，喝上米汤。他想我今年就算了，明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这样的再干了，但他只是想，也没给谁说。过小年的前一天，刘家给他们几个大伙计每人量二斗苞谷，回去过年，吩咐正月节（正月十五、十六）一过都按时再来。
高华堂把二斗苞谷背回去给他妈说：“妈，这可稠稠的搅几顿苞谷糁吃。”那时的穷人家，锅里不放上野菜吃苞谷糁饭就算是过年了。
虽然刘应典的家离他们家只有几里路，但他一年未回来，到家了这才知道大哥今年已接了媳妇，因为两家都穷，就没有接客吃酒，边在外打长工的高华堂也没告诉。大嫂模样长的不错，还怪勤快的，晚上一吃了饭，她就给大哥端洗脚水，然后就到厨房里帮妈洗刷。就乘这个时候跟大哥说：“大哥，我明年不去刘家干活了。”大哥一听，正在洗脚的手都不动了，盯着他好半天才说：“咋弄的，有谁欺负你了？干的好好的人家又没欠你的工钱，一年二斗苞谷你都背回来了，还有个啥说的。”高华堂说：“大哥，不是这个意思，你看我都是大人了，老是帮人家不是个事。你给我找个师傅，我明年出去学个手艺，三年手艺出师了，我以后挣的钱是我们自己的，帮人家一辈子有啥用，学个木匠铁匠都行。”大哥听了，想了一会也觉着这话说的有理。就甩掉两只手上的洗脚水说：“这倒也是个正理，行！三叔就是个木匠，我抽空和他说一下看他行不行。”第二年的正月初三，大哥去给三叔拜年，就便跟三叔说了高华堂想跟他学木匠的事，三叔一听一口答应说：“自己的侄儿子我哪有不带的，过了正月节叫他来就是了。”
三、学木匠
木匠三叔高文计，家住沟外高家大院，离高华堂家也不很远，要饭也经常从他们门口过。
那时学手艺规矩也很多，首先是要置一桌酒席，请师傅到场，再找一位师爷到家，写个字约：师傅包徒弟三年出师，徒弟出师时（就是离开师傅单独做活），给师傅办个四色礼的篮子谢师，师傅要给徒弟一整套工具，因徒弟在当学徒这三年，除了过年之外是不准回家的，吃住都在师傅家，外边有活就和师傅一起出门，若外边没活，就在师傅家里给师傅做庄稼；或在家里挑水，喂猪打柴，挑粪，啥活都干，一早一晚还要给师傅倒洗脚和洗脸水，早晨还要给师傅倒夜壶，要是徒弟多了，还抢着做，都巴望师傅早点把自己教出师。
三叔的木匠手艺在当地还是吃得开的，不管是盖房子划起架，做嫁妆或是桌椅、家具，都做的很好。做木匠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上半年是做棺材和盖房子的多，下半年做嫁娶的家具多。麦秋两季的收种时间手艺活都少，徒弟们都在师傅家收割安种，高华堂在三叔家已学了一年多了，那天正是冬月里，正是做木活的时季，正在给常文理家做活，保长高文英跑过来看见，就一把拉住高华堂说：“好小子，你兄弟俩按规定三丁抽二两丁抽一，你躲到这里做活，不去当兵我到那儿去找当兵的？”，不由分说用绳子一拴当天就送到了乡长李洪保的家里。当时乡公所设在洞耳河，也就是乡长李洪保的老家那里，李乡长当时也是出了名的地主绅士，还兼国民党的县参议。那时正在盖乡公所，工头是全乡远近出了名的老师傅叫杨明海，和李乡长交际甚厚，杨师傅带了十几个徒弟在那儿盖乡公所，高保长把高华堂送去时乡长正在和杨师傅说话。保长跟乡长插说了几句，也是交了差，又送了一个兵就是了。杨木匠就问高华堂“这娃子多大了？”高华堂说“不到十八岁。”又问他：“咋把你拉来的？”高华堂答：“正在跟我师傅一起做木活，他把我拉来了，现在连我妈都不知道”。杨木匠点点头对李乡长说：“看起来这娃子怪机灵的，也学过木匠，我这里正缺人，不如就叫他给我当徒弟留在这儿做活算了。”李乡长想了一会说：“行，就叫他在这里干活算了。”这时杨师傅拍了拍高华堂的肩膀指了指工地说：“你先到那儿去干活，就算我的徒弟了。”高华堂这时含着眼泪快快的去工地上了。
师傅杨明海四十多岁，细高个瘦长脸，黑里带黄，浓浓的眉毛，一双眼睛细长有神，怎么看总是带着慈祥样。穿着青布对襟褂子，黑裤子还打着撩脚（就是把裤腿一角塞在袜子里）。穿一双千层底的黑布鞋，一杆四、五尺长的旱烟袋很少离嘴，从外表上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精练的社交场上人。因为他和乡长处的很好，他带了十几个年青的徒弟，没人敢拉他的壮丁，实际上杨师傅既是他们的木匠师傅，又是他们躲避壮丁的保护伞。给他当徒弟有个安全感，都愿意给他当徒弟，干起活来也特别下力。
高华堂因为在他三叔那里学了一年多的木匠活，来这里干了不久就会画架。就是师傅画的架别人看不懂，他一看就懂，象个大师兄，还教一教别的师兄。有时杨师傅不在场就由他安排师兄弟咋做，杨师傅也早晚在徒弟们面前夸他聪明、勤快、将来有出息。干了一年多也就正式称杨师傅为师傅了，因为在这一年多中有一次杨明海专门把高华堂领到他三叔高文计的家，并对他三叔说：“高华堂是你的徒弟，现在我那儿做活是为了躲壮丁，徒弟还是你的徒弟，我给你领来了。”可他三叔麻利说杨师傅：“看你说到那去了，你比我面子大，手艺又比我好，华堂是我侄儿子，你能照顾照顾，就是给我们面子了，我都承情不过，你还说他是我的徒弟，我这就拜托你了。”一边说着还双手一抱拱了拱手。
四、结婚
高华堂家在小西沟，一出沟就是车货垭子，（因垭子的里边住的大财主刘太峰，刘家开着大商号，所以这里叫车货垭子）。垭子住着一个铁匠师傅叫陈安有，这陈师傅虽是铁匠，但主要是做一些菜刀和门扣吊类的小活，炉子小做不了大活，但生意也还不错，做铁匠活比木匠挣钱，不是古来人们有句俗话说：“铁匠炉上冒股烟，胜过木匠砍几天。”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陈铁匠和杨明海师傅在一起喝酒，杨师傅谈起了高华堂是他的徒弟，他怎样聪明和勤快，说话无意可听话的确有意，陈铁匠四十多岁了只一个独生女儿，就有意招高华堂为上门的女婿。两个师傅在一起商量，由杨明海一说就成，当年冬的就把高华堂招到陈家为上门女婿。这年是1946年的冬天，因两家都是穷人也没铺张什么，就那么简单的招婿成亲了。结婚后，他已是一个出了师的木匠，嫌老丈人家的炉子太小了，就自己做了一个大风箱，买了大钻子，帮着丈人做大活。高华堂虽然是跟丈人学铁匠，但在木活上也不是外行，也当老丈人半个家，所以来请他们做活的有钱的给，没钱的就不要或少要，有时说先赊那儿，其实也是不要了。
高华堂是木匠，给谁家修理和维修犁耙农具他总是主动找着帮忙，不收人家的钱；岳父陈安有也是个穷人，对女婿给邻居帮忙做活不收钱也从不计较。
这年的秋天高华堂的大儿子出生了，一家子喜的都合不拢嘴，陈安有老两口喜出望外。
也就在这年的腊月间八路军来了，也就是解放了。第二年的正月，八路军就安排工作队到了，工作队指导员刘超到了响耳河堡，他是河北人，解放部队留下的，大家叫他刘指导员。
五、工作队的生活
八路军来了，保长高文英每天躲到家里不敢出门，第二年也就是1948年初春，还没有过正月节突然来了一位穿着一身灰布军装的人，年龄不足三十岁，背着背包，来到了这个堡；他先来到大长沟，见路边有两间低矮的乱草房，就到了这家门前，看没有锁就问：“有人在家吗？”黄国瑞从屋里出来，一看他这身打扮说：“家里穷，也脏，也不敢请你进去，你有啥事说吧!”来人说：“老乡，我是八路军部队上来的，来你们这个堡是搞土改的，就是来为穷人说话办事的，你贵姓？”黄国瑞说：“家里穷的揭不开锅还贵呢，免贵姓黄。”那人说：“我就来为穷人办事的，你们这里的穷人多不？”“那可不少！”黄应了一句，一边把来人朝屋里让，说今天就在我们这儿吃吨菜糊糊，又叫屋里人（妻子）把锅里多搅半瓢葆谷糁，少着一点红薯叶酸菜。饭端上，他们就着水缸盖，边吃边谈。刘指导员又寻问了这里的最穷的户，问他的住地离这里远不远。黄国端说：“这沟里户不多，人家大部分都在沟外，吃完饭我们一起出沟外，先找几户穷得很的户，找避静的地方先和他们谈谈”。当天下午又分头下去发动穷苦农民，要大家今晚上吃了晚饭后都到后山坳的去开会。这天晚上刘指导员在高华堂家吃饭，吃了晚饭就和高华堂一起到那约定山坳里等开会的，没等多长时间相约的十一人全到齐了。黄国端见人已到了，就先发话了，说：这位军人，是八路军部队的指导员，他来我们这里工作，现在有刘指导员给我们讲话。
刘指导员轻咳了一下就说：“我姓刘，叫刘超，是解放郧县后大部队开走时留下来的，我们这次留下来不少，在部队是指导员，搞政工的干部都派到农村去搞土地改革，所谓土改就是说耕者有田，人人都要分到土地，土地从那里来，就是没收地主和大财主的，包括没收他剥削人民得来的全部财产，没收来了根据穷人家的人口多少平均分给大家。由谁来没收，就是靠我们当地广大的穷苦农民没收。我们今天来了十一位，这十一位就是我们这个村的第一批贫苦农民积极分子，说到这，他解释一下说，我们县统一规定原来的保就改为村，我们这次土改就是以村为单位进行。今天把会开了都下去抓紧时间发动，发动起来了还要成立农会，农会就是村的最高权力机构，农会成立以后，一切权力就归农会。这个村里哪些户的土地和财产应该没收，没收以后应该怎样分配，这些权力都由农会来决定，所以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是要把农会成立起来，要发动广大穷苦人民一起来选农会主席，副主席，但一定要给群众讲清要选的人一定是穷苦的苦大仇深的，敢为广大穷苦人民办事，办公道事，大公无私才行。农会成立了就要开始打土豪分田地，这些地主老财决不会自动的把土地和财产交出来，这就要我们农会把大多数的群众都团结起来，和地主斗争。我们大家团结起来了，就要把他们孤立起来；我们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他们也组织起来和我们斗，我们分了他们的田地财产，我们穷人翻身了，能不能保住我们的翻身的胜利果实，这个问题也是要解决的，那就在成立农会的同时还要成立一个翻身队，翻身队员就要挑选贫苦农民中积极的青壮年参加，翻身队成立，队员们要佩枪”。“枪现在在那里？”说到这里高华堂小声插了一句。刘指导员接着说：“枪有的是，解放军开拨时给留了一批枪械弹药，翻身队成立，成员选准了，我写个条子到城里去挑。”说到这里他又说：“我就说到这，下面大家议一议看。”接下来黄国瑞说：“没事了我们就走。”说着伸手去拿刘指导员的被包，说：“刘指导员说我们都是穷人，你也不嫌我家穷，还是上我们家去歇。”高华堂也伸手去拿被包说：“进你那沟里还有几里路，我们就在这住，去我们家歇。”“行！去高华堂家歇。”刘指导员接口说。说完人们都各自散了，刘指导员就和高华堂一起去了。因高华堂是个木匠，找两块支床的板子还是不难的，两个人一起动手在堂屋里支了个简易床。刘超和他坐在木板床上，刘问：“小高今年多大了？”高答：“今年24岁。”刘问：“你读过书没有？”高答：“还读书呢，连饭都没有吃的还读书，自我记事起就是和我妈一起要饭，我爹死的早，我记不清我爹啥样的。”刘问：“你们这儿有那些人家最穷，有哪些人家最坏？”高华堂说：“我和我师傅长期走东窜西的在外做木活，倒是知道一些。说最坏的象保长高文英、刘应典、贾道前、杨寡妇、贾良成（副乡长）……”“你再说说最穷的。”刘指导插话说。高华堂接着说：“象我们这里的穷人多街求的很，差不多都穷，有钱的户还是不多的，穷的很的人向今天晚上去开会的黄国端、陈启书、吴著礼、查四爷，这些人都是穷人，洪春坡、陈启银们一大家子，孙君莱们，最可怜的象杨明道和他瞎子妈。杨明道这几年一直在外头帮人家做活来养活他瞎子妈，人倒是个聪明人就是穷的梆梆响。”他们俩个不知不觉的谈得很晚了，刘指导员说：“天也很晚了，明天再谈吧。”说着刘指导员站起身开始打开他的背包，准备睡觉，高华堂也站起来准备帮刘指导员铺床，谁知不等他伸手刘指导员已麻利打开了背包，高华堂也进了里屋。刘指导员稍停了一会，又把背包悄悄的卷了起来，挟在胳肢下吹灭了灯慢慢的溜出了后门。正月十几的月亮特别明亮，照得山坡上一遍银白色，只有背阴的地方黑沉沉的，似乎还有雾气一样灰蒙蒙；山梁上小树丛中时而传来猫头鹰的鸣叫声，它那斯哑声——亨呼！山里的人称这种叫声是不吉利，是要死人的，夜晚在山野中听到使人寒栗，刘指导员一支胳膊挟着被卷，一只手握着手枪悄悄的摸到他白天看好的一个山坳里的一个苞谷杆笼子跟前，蹲在黑阴处听了一会，没有动静。他摸了一块石头甩向苞谷杆笼，还是没有动静，他走向笼子，铺开被子就在那过夜。第二天早晨还没大亮，刘指导员想趁高华堂一家还没起床再溜进屋去假睡，谁知一进门就碰上了高华堂。两人稍一愣神，高华堂抢先说：“刘指导员你把我吓死了，夜里我起来后想看一看你睡的咋样，谁知我到床上一摸，什么也没有，就赶紧四下打你，最后出后门才找到。要是找不到你，怎么办啊？你是来解救穷人的，你这样的一个命丢了我可赔不起呀。”刘指导员听到这里微微一笑说：“看把你吓的，我手里还拿着枪呢！我刚睡下，就想到现在不是太平的日子，国民党的残余势力还不小；还乡团夜壶队，白天钻在山沟里夜里还会兴风作浪，他们还会作垂死争斗，他们啥事都做得出来，以后阶级斗争的日子还是很长的，而且斗争还很复杂，我们每个人都应时时提高警惕，防备着阶级敌人混进我们的队伍里，要时时注意着我们队伍里人会出现少数人头脑不清，分不清是非，通敌叛变，卖身求荣。我们时时刻刻要提高阶级警惕性，站稳阶级立场，对每个人和他办的每一件事都要进行阶级的分析。”高华堂插话说：“看我们俩个光站这儿说话，冷哈哈的，昨夜你都没睡好，站到外头光顾说话，快进屋去。”进屋后刘导员给高华堂说：“你给昨天晚上开会的人通知一下，叫他们每个联系的人今晚上天一黑就到。”说到这里，刘指导员迟凝了一下，高华堂接上说：“还到昨天晚上那个地方？”刘指导员说：“不到那里，再选几个地方，看看那里合适。”高华堂一连说了好几个山坳，最后说到朝阳寺那个破庙，刘指导员同意了。“那就放到朝阳寺去，你今天就去通知他们。”
六、打土豪
经过十几天的组织发动，以苦大仇深的穷苦人为主体的群众组织，组织起来了。经过充分的发动群众进行选举，并把响耳河保改名为响耳河村。选出了村农会主席陈启银，副主席黄国瑞，翻身队长高华堂，农会委员有杨明道、陈启书、洪兰英。
农会组织起来了，农会的领导班子也成立起来了，马上需要进行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土地改革。
正月快过完了，还有两天就交二月了，春天的阳光特别明媚，快到中午的时候才有点暖和，一早一晚还是冷嗖嗖的。山里的穷人往年在这个时候都还是缩着头，双手互插在袖管里或是蹲在避风向阳处晒太阳，或是呆在谁家圪塔柴火炉边，伸着熏黑的双手烤火。可今年不同了，今年解放了，穷人要翻身当主人了，每天大会小会各种不同会一个接一个的开。
这天刘超要去给工作队汇报前段工作，并研究下一步的工作。他从响耳河村到桃花沟村，翻过几个小山梁，站在一个山梁上，他有点熟，他解开了几颗扣子，敞开胸让山风吹，一边想着今天应该汇报的几个问题。
队长谭道朋住在桃花村，离响耳河只有十几里的路程。
谭道朋四十多岁，大个子，一张偏黑的长脸，早晚绷得紧紧的，给人一个武夫的印象，但听起他对人谈话和在大会上讲话确实文质彬彬，低声小语，慢条斯律的。前几天在桃花村的农会上讲话，他声音不大说：“你们认不得我吧，我叫谭道朋，有的人说怕土匪，可我就是个土匪，但我这个土匪和别的不一样，我是跟着八路军走的专打国民党的那帮子土匪，听说你们这里国民党的土匪残余还很猖狂，你们有的不相信共产党的可以给他报信，有本事叫他夜里悄悄的来，能把我谭道朋捉了那是他有本事，老子就是要在这里搞土地改革，要打倒老财恶霸，为广大的穷人撑腰作主。”他说的话虽声音不大，但句句都掷地有声，听话的人都没有敢出声，就连爱吸旱烟的喉咙痒的难受的人，也只有用手捂着干嗯不敢发出声。他是解放军解放郧阳时的一位团长，解放军走时把他留下搞土地改革的工作队长，他来时和其他村工作队员不一样的就是多带了一个只二十岁左右的小个子警卫员，挎着一枝小型冲锋枪和他形影不离。
刘超来到后，因都是熟人也不通报，他就照直朝他屋里进，一进屋见谭队长正在向县委写工作报告，谭队长一看是小刘来了，也不寒喧只问了一句“你来了”，就给他倒了一杯子白开水，刘超接过杯子先咕咚咕咚喝了一气把嘴一抹，不等刘超说话，谭队长就先开口了：“昨天下午，洞河村的伊志才已来过了，他已把他们那个村的情况汇报了，就是你和黄草凹村的没来，今天你来了那就开始说吧，把你们那里进展情况、有没有阻力和存在的问题，都谈出来，我们共同研究，土改的问题不能拖，要越快越好才能稳住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