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真是我一生中最无耻的时候，我为我吃下去的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张条子最后是怎么写的，在这儿我不好说，还是让我顾及一点脸面吧。反正就是那个意思，让人一看就明白，一点也不拐弯抹角。说实话这个阿秀真不错，虽然只收了我一张欠条，但她很讲职业道德，工作起来兢兢业业，尤其是表情和声音，让你觉得她随时都会昏死过去。我知道这不是因为我的能力，我绷得太紧，心里毛毛的，因此并没有几个太像样的回合。可是即便这样，完事之后她还不忘安慰我一下，好让我觉得没有白花钱，觉得自己干得还像那么回事。
“做你的生意真是划不来，人都被你累死了。”她说。
我心里空茫一片，但身体却是麻酥酥的，感觉非常舒服。
这件事情过后我便惴惴不安，一连几天我都在注意圆脑袋小伙子的脸色，揣测他们看见那张欠条后会不会生气？会不会又罚我的饭？我希望能从小伙子脸上看出一点什么。但我什么也没看出来，他的脸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就这样忐忑了几天之后，我便懒得去想了。我想反正我是再也不干这种事的了。
然而没过几天，我又忍不住故伎重演，用一张欠条骗了另一个小姐。我发现这是一件容易让人上瘾的事。说起来也许有人不信，但我就是例子，我一下就上了瘾。我心里像长了癣疥一样，奇痒难熬。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骗那些小姐，她们来自一些酒店宾馆和夜总会，都特别好骗。她们都愿意抽空多做一单生意，多挣一点钱。其中也有人不相信我的条子，我就对她说，你知道这些画有多值钱吗？好几千块钱一幅呀。我这么一说她就相信了。我只要说到钱，她们的智商马上就会大打折扣。我一天比一天平静了，我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画她们了。我画得很专注很投入。她们长相不一，形态各异，我沉溺在线条的起伏和色彩的变化里，有时候我想，就这样画到死也行啊。
现在我把这些都说出来，还是觉得有点难为情。但我不是要反省或检讨自己，而是想说一个人千万不能像烂泥一样活着。你要是像烂泥一样活着，你也终究会成为一坨烂泥的，不信你就试试。当然，我这样说不是企图为自己辩护，有什么必要呢？道德之类早已与我无关，我就是一坨烂泥，我没想不认账。
有一天，圆脑袋小伙子像开牢门一样，哐当一声打开钢筋防盗门，把一只饭盒丢在我面前，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沓纸条在我面前晃着，“数数吧，看欠了我们多少钱！”他问我打算怎么还钱？我说我没办法，不这样就画不下去。他说：“你好意思，吃鸡就吃鸡，还找什么理由！”我解释说我不是找理由，事实就是这样。他说：“事实个屁！”他要我每个月必须多画十幅画，这样我每个月就可以从他们手上赎回一张条子。我说你们真的都给了钱？他冷冷地看着我，哼一声，却不说话。
几天以后我那里痒起来了，痒得我龇牙咧嘴。我不知道是病，还以为那儿又长了虱子，我蘸上用来稀释颜料的松节油在那儿揉搓，想用松节油杀死它们。但它们不怕松节油。直到有一天，一个叫阿莲的小姐看着我那儿发出一声惊叫，像个兔子似地从我身边跳开，我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
“你得了病啦！”她愤怒地说，“得了病还这么干，想坑人哪！”
她又说：“快去找人给你打针吧，要不把你连根烂掉。”
她的话居然使我有了一丝隐约的莫名的快感，我心里说烂掉就烂掉吧，关我屌事。我甚至恶狠狠地想象着自己溃烂的情形。我咬着牙忍受着它的刺痒。但它痒得越来越厉害，像有一把绣花针在那里扎着，后来绣花针又变成了锥子。我终于抗不住了，便对圆脑袋小伙子说：“我病了。我想去看病。”
他说：“你病了？哈哈！你是说你想要钱去看病？”
我点点头。
“你看起来没病呀。”他盯着我的脸，快活地笑着，浑身一抖一抖的，“你哪像个有病的人呢？你说你哪儿有病？嗯？你怎么不说呢？”
我没说。我不再说什么了。然而我还是忍不住，那儿太难受了。一天黄昏，我盯着那把大锁看了许久，然后我就到处翻找，终于在厕所上面一块模板上找到了一根一尺来长的螺纹钢，我用这根螺纹钢撬开了那把大锁。我撬锁时很凶，像个暴徒似的，听见它发出沉喑的破响，心里觉得非常解恨。我咬紧牙关，眼珠子都暴出来了。我把一根小拇指般粗细的锁鼻子撬得像一条垂死的蚯蚓。我让它就那样弯曲着吊在那儿，然后拿了两幅规格小一点的画，用纸包好，夹着走了。我想也许我能找到一家私人诊所，能用这两幅画跟人家交换，让人家给我打两针。
我走在大街上。这是我第一次走出那个房间。我忘了我在那里面呆了多久，一年？两年？或者三年？城市表面上像个用金箔纸糊起来的庞然大物。我从大街上踅进了小胡同。我知道治这种病的私人诊所一般都在小胡同里。可是我走过了许多黄黄的、灰扑扑的小胡同，却一无所获，当我根据一张贴在一个墙角里的广告找到一家诊所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钟了。诊所所在的小街很昏暗，许多门脸都是鬼鬼祟祟地半开着，灯光红红的，里面坐着三两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我不知道我画的那些小姐中有没有他们从这儿找去的，但我知道我找对了地方，为了避开可能遇到熟识的小姐，我尽量把自己缩在杨槐树的阴影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