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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余又生出了一个主意，他说要不我们先订一个婚吧？办几桌订婚酒，把亲戚朋友都请来，把你们双方的领导同事也请来，吃一吃喝一喝，大家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吗？是不是？谁还会说什么呢？人家还会像以前那样看你们，不会低看你们的，是不是？但余小惠又不同意，她说还是演戏。老余说我是为你们的名誉着想啊。余小惠说，演戏就能把名誉演好了？我不演。
我想她骨子里还是不愿跟我结婚，她巳经很讨厌我了。然而出人意料的，她又会突然跑到我那儿去。这样的事大约有过两次，两次都是晚上十点以后，她轻轻地敲我的门，轻得只让我刚好能听见。我开门后她便飞快地闪进来，带着一股风，像做贼一样。我真搞不懂她。我当然希望她来，她越是这样，我对她的欲望越是强烈。
但我确实拿不准我们会不会结婚，我心里没底，一点底都没有。不过我还是叫人把我那套一室一厅贴了墙纸，买了一张双人床和两条大被子，又买了些枕套被套垫单什么的。在这方面我完全外行。我只有一个想法，不管结果怎样，我都要作好准备。只要余小惠愿和我结婚，我便立即和她结婚，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我都没有理由在这桩婚事上讨价还价。
本来我可以请我妈帮我操办这些事，可那天回家我还没开口，我妈王玉华就情绪激烈地跟我说她自已的事。显然她不知道我的事。差不多全城都知道的事，王玉华却不知道，可见她是怎样深深地陷在她自己的事情里边。她的事总是和我父亲徐文瑞有关。她嫁给徐文瑞不到一个月，徐文瑞就做了右派，她作为一名代课老师，眼看到手的转正机会也泡了汤。她因此恨死了徐文瑞，也恨死了徐文瑞让她怀了我。她一直犹豫着，要不要把这个孽种打掉？结果犹豫来犹豫去，最后还是在一个雨季里把我生了下来。因此我的生命比别人更多了一层侥幸的成份。小时候我常听她说，我怎么会把你生下来了？说这话时她总是怔怔的，似乎还没有回过味来。虽然她和徐文瑞后来还是离了婚，但她的境况却一直没有好起来。而我父亲徐文瑞摘帽以后就像一棵枯木逢了春，一个本来蔫不拉叽的人一下子鲜活起来了，经过几年苦心经营，成了一个什么速记学会的会长，到处讲学，并且在师院谋了个客座教授的头衔。他不但有了事业，还收获了新的爱情，那女人据说是个政府里的副科长。
王玉华看不见我心不在焉，她坐在我们扁担巷老家窄小灰暗的屋子里，满怀幽怨地说：“什么副科长？不过是个四十来岁的寡妇罢了。”她嘴边有一道短短的、年深月久的皱褶，生气时皱褶就会变成一个凹坑，现在这个凹坑又出现了。她两眼直直地看着我，“你给我说句公道话，这么多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我跟他离婚是为什么？是不是为了你？可你是我一个人的吗？难道他没份？现在他倒好，又直起腰来啦，就把过去丢得干干净净啦，和别人打得火热啦……”她忿忿不平，怨气冲天，但她说着说着忽然不说了，疑惑地问我，“你在听吗？”
“嗯？”我说，“嗯。”
“你会为我说句公道话吗？”
我说：“嗯。”
“你脸上怎么有一块青？你摔跤了吗？”
“嗯。嗯？”
“你怎么老嗯？”她厉声说，“你在敷衍我！你嫌我烦是吧？你讨厌我是吧？可这种事我对谁去说呢？我不对你说，我对谁去说呢？我只有指望你啊，我这样一个女人不指望儿子你还让我指望谁呢？可是你却敷衍我！”她激动得站起来又坐下去，但目光却始终对着我的脸，“你听都没听，嗯啊嗯的，你敷衍谁呀？我不是你妈吗？你看你一副心不在焉神不守舍的样子！”
王玉华又哭了起来。她在我面前老是要哭。她变得特别爱哭。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怎么跟她说我的事？怎么跟她说余小惠？我说：“你不要哭，你哭什么呢？”她骂道：“你说我哭什么？我怎么能不哭？我指望谁？你叫我指望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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