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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判了一年半，还是在那家区法院，不过这回是刑事庭。我没有请律师，有了上回的经验，我知道律师只是个摆设。再说我还怕律师坏事，怕他的辩护激怒陆东平。从另一方面说，我巳是南城大名鼎鼎的流氓，单位上正在等我办停薪留职，我还在乎再背一个故意伤害的罪名吗？所以我相当平静。虽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有今天，但当现实摆在我面前时，我自己都为自己表现出来的平静感到吃惊。除了回答一些问话，我没有为自己作一句辩解。
南城的大小报纸又为我浪费了不少版面。作为一种新闻，我大约具有一种延续性，所以浪费一点版面还是值得的，起码当天的报纸要好卖一些。尤其是南城晚报，直接把最初那篇报道的标题变通一下，《不拿画笔拿刀子，画家原来会杀人》，－－基本上就是套用，但效果很好，据说当天卖得最好的报纸就是南城晚报。
在看守所度过的第一夜是个不眠之夜。我倚靠着最里边的一面墙壁坐着，听着别人此起彼伏的鼾声，一点睡意都没有。看守所的墙壁是天下最冷的墙壁，它的寒气就像一根枪刺一样，直入人的心脏。我的心都被它冷透了。这确实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监室里的空气温乎乎的，就像一泡刚撒不久的尿－－我的比喻是恰当的，进去过的人就知道，真是臊气熏天－－它的墙壁怎么会那么冷呢？它甚至还泛着一种滑溜溜的蓝调子的光，从高亭子那儿飘过来的光亮是朦朦胧胧的，雾一般的，它的这种暗蓝的、坚硬而光滑的反光是怎么回事？这里的墙壁自己会发光吗？一些年以后我画了一幅画，画面上是一坐一卧的两个裸女，背景就是一面这样的墙壁。
我在看守所呆的时间很短，但印象很深。我的印象就是一面那样的墙壁，森冷森冷的，泛着滑溜溜的却是凹凸不平的光亮。
我服刑的地方是一个湖滨地区，叫长湖农场，离南城不远，不到一百公里。我在这片冲积平原上种棉花。这里的土地含沙量很高，属于沙质土壤，透水性强，特别适合种棉花。我去时正赶上摘棉桃，第二年才真正种了一季棉花，回来时已是第三年春天，地里的棉苗才刚长出两片嫩绿的叶子。
余冬来看过我一次。他其实没必要来的，可见他内心还是感到不安。他对我显然比过去温和了许多。但他没说什么，他跟我也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大概并不情愿来这儿看我。也许他还在想，那一刀究竟是他捅的，还是像我说的那样，是我借他的手捅的？所以他坐在那儿不时地瞟我一眼，把两个大拇指对顶着，哔哔剝剝地扳指甲盖。我问他，“你姐还没有消息？”他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会儿，又缩回去了，盯着自己那两个忙碌的大拇指。涉及到他姐姐时他总是这样，抵触情绪很大，但最后还是作了一点妥协，在喉咙里咕哝着说：“没有。”他说这话的时候像他妈妈一样，下巴一扭一扭，看来也是十分的不情愿。
我妈来过几次。是两次还是三次？她总是哭着来又哭着走，我觉得她一直在哭，几乎没说过什么话。每次她都哭着问，怎么回事啊？莫说她搞不清怎么回事，就是我自己也说不清怎么回事。我只能说清已经发生过的事。就像我们看见了漂在水上的树叶，我们却说不清它们具体是从哪棵树上落下来的一样。
有一次我妈哭着说：“你呀你呀，工作没有啦，房子也没有啦，你什么都没有了呀，你说你怎么办哪你！”
她说她到我单位上去看看我有没有信件，我们领导把她叫去，要她把我的房子腾出来。她问为什么？领导说徐阳已被开除了公职，怎么还能占住我们的房子呢？她说徐阳又没犯什么大罪，凭什么开除他的公职？他没有了公职怎么呢？房子也不让他住？都说打了不罚罚了不打呀，你们怎么又打又罚呢？我妈表示坚决不腾房子，她说我不腾，要腾也要等徐阳回来，你们跟他说，叫他自己来腾，不关我的事。我妈对我说这些时满脸是泪，泪水爬进褶沟里，把一张苦黄苦黄的脸弄得像一张密密的闪着银光的蛛网。“徐阳啊，”她哀哀地说，“你怎么会弄成这样呢？你将来怎么办呢？你还没成家呀，你这样子还有哪个女人肯嫁给你呀？你怎么会落得比我还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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