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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撂下电话就去了他那儿。我没想到洪广义跟我说的是另一件事，而我确实把这件事给忘了。洪广义说：“你怎么能忘了呢？我们不是说娱乐城吗？说你当总经理吗？你答应了的，不记得啦？”我说：“是吗？开玩笑吧？我怎么没一点印象？”
其实这时候我巳经记起来了，我还记得我唱过歌，唱“一无所有”和“什么都有了”。可那不是喝多了闹着玩吗？我的脸还是下意识地绷着，但我尽量让它笑。我用力挤我的脸。我笑得很不自然，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充满了戒心的人。我笑着说：“包子，你也不想想，我怎么能当总经理呢？我不是那块料我怎么会答应呢？”我故意停顿一下，接着又说，“我昨天喝醉了，做了什么或说了什么都不作数的。”
洪广义笑笑说：“你做了什么呢？你什么也没做，就喝了几杯洒，说了几句话，可男人说过的话怎么能不作数呢？就算帮我的忙，行不行？”他一脸真诚，一点也不像开玩笑的样子。他说：“我是认真的，希望你也认真考虑一下。”
而关于那个橙色的小房间，那个有着浅褐色皮肤的叫阿梅的女孩，洪广义一个字都没提。我当然更不会提。我们以后都没提过这件事。这件事就像没发生过一样，就像一个长在腋毛里的痦子，谁也看不见它。
13.
直到这一年年底，我才还清了洪广义的钱。连头带尾算起来，这笔钱拖了快有五年了。这五年我都躲着洪广义，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尤其是陪客户吃饭泡歌厅的时候，我都担心会突然碰到他。万一碰到他，我该怎么对他说呢？我甚至担心他会到扁担巷去找我，他知道我妈住在哪儿。但他没去。从这一点来说，他确实很够意思。
对于我来说，这实在是一笔沉重的债务。它不光是钱，还有许多说不清的东西，像一团乱麻似地窝在我心里。那天去找洪广义还钱时，我心里的感受非常复杂，把钱交给他以后，却又顿时轻松了下来。洪广义真不错，一点都没有怪我的意思，见了我还是和五年前一样热情，又是让坐又是倒茶，反倒让我愈发窘迫。他嗬嗬地笑着说：“徐阳你真是的，还记得这点钱哪。”我说：“我一直放在心里，只是拖的时间太长，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洪广义摇着他的大头说：“你何必呢。”
那个身材高挑的长头发女人也在，洪广义又叫她去安排包厢，他说：“今天一定要在一起吃一顿饭。”我怎么好意思吃他的饭呢？可他拖住我不放我走。他力气很大，死死地抓住我的手，说不吃饭就是不给他面子。他把话说重了。我还能给谁面子呢？但他这么看得起我，我只好厚着脸皮吃他的饭。
吃饭时他不断地说我们小时候的一些事，他说：“徐阳你小时候口袋里总装着许多小木炭头子，走到哪里画到哪里，最喜欢画苹果树，有一回在人家门口墙上画苹果树，被一个老太太追得屁滚尿流，从后门钻进我家里，还记得吗？那老太太一双小脚，根本追不上你，可你却脸都吓白了，记得吗？”
长头发女人听得一个劲地笑。她看起来还不错，很得体，笑得也不讨厌。
但我没有笑。我忽然发现我似乎有些老态了。那些事对于我来说已经很遥远很模糊了，就像一张纸，早就发黄了。
不知道是因为酒还是因为洪广义的话，我的鼻子一阵一阵地发酸。我透过大玻璃窗看着外面温暖的阳光，看着在阳光里的冬天的南城，用力吸着鼻子。但不管我怎么吸鼻子，我的鼻子还是越来越酸，似乎有许多东西堵在那儿，就在鼻头那儿，又酸又胀。我的眼睛就湿了。我的眼睛湿得很突然，觉得一股热乎乎的东西一涌，就湿得一塌糊涂。我不好意思伸手去拿餐巾纸，便低下头用指头擦了擦。洪广义和长头发女人都装作没看见。洪广义端起杯子跟我碰了一下，我仰起脖子一饮而尽。
酒是一种什么东西呢？它就像一把钩子，把我心里许多东西都勾出来了。我心里堆得满满的，像一个窖一样，那些东西都在那里发酵，冒着泡沫涌来涌去，弄得我非常想说话。那些话都挤在喉头，都争先恐后地想蹦出来，我一次又一次地把它们咽回去。后来洪广义说了句什么，我忘了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是安慰我，我的眼睛又湿了。这一次湿得很厉害，我怎么也擦不干它了，同时我也管不住我的嘴了。我泪汪汪地看着他们，我的嘴如同溃缺的堤坝，我的话像洪水一样泻了出来。我对他们说我心里有多难受，我从五年前说到现在，从这件事说到那件事。他们都认真地听着，我不知道他们听明白了没有。我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我又说到我的婚姻，说到婚姻时我的泪水巳经干了，我说：“不说了，包子，我们喝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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