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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领导,老胡呢?他说老胡呀,人家不干了,回家享福去了。我说他享什么福?他没儿没女他享什么福?
我在单位的走廊上走了走,又去从前的工作室看了看。工作室里堆了几个破柜子和一些椅子,墙角上有一面蜘蛛网,地上有一块调色板和几支黏着一坨干颜料的画笔,一只画框被乱扔在柜顶上。我把画框拿在手里,灰尘立即飞起来。我对着画框发了一会儿呆,心里很惆怅。
我开车去了老胡家里。老胡家在郊区,我去的时侯已是黄昏,老胡正在门口鼓着腮帮吹一只煤球炉。他干吗不用手上那把破扇子呢?烟气将他的脑袋罩住了,呛得他不住地咳嗽。我的车滑到他身边。他转过脸来看着,用一根中指擦擦鼻头。
这个黄昏,我把老胡带回了南城。老胡不肯跟我走,他说:“我奔七十的人,我还给你打工?我不去。”我强行将他往车里推,他倚着车门说:“实在要去,你也让我带几件换洗衣服呀。”我说:“好吧,你去拿吧。”我跟着他进屋。那是一个小披厦,积郁着一股霉味。老胡一边捆一床被子,一边摇头叹着:“你还怕我跑了吗?你这是何苦,要拖我这个累赘干什么?”我不接他的话,只催他快点。老胡说:“你催魂哪。”老胡上了车还在嘟嘟哝哝,“你让我去干什么?除了坐吃等死我还能干什么?”我说:“看看门,当当传达打打杂,你想不干都不行。”老胡不再说话,把脸扭到一边,用手去抹眼睛。我见他肩膀抖抖的,便拍拍他,他像小孩似地扭一下身子,用手将我的手挡开。直到进了市区,车在高架桥上跑着时,他才平静下来。他把脸贴在车窗上,看着满眼流动的灯火,像电视主持人一样学着港台腔说:“真爽。”我给他揿下车窗,风将他灰白的头发吹得立起来,他又说:“真他妈的爽。”
我给他在办公楼里收拾出一个杂物间,用胶合板拦腰一隔,里面放一张床,外面放一张桌子。门口跟所有的办公室一样,也钉一块牌子,牌子上写三个字:收发室。他看看牌子,像小孩子一样笑着说:“我又参加工作了。”
大约两个月以后,我成为了南城市政协委员。这也是洪广义操办的,跟我们单位领导的瞎吹无关,那家伙一无所长,除了吹牛还是吹牛。我的界别是工商联。开会时,文化界的人就在我们旁边,美协有几个人也在,他们有的装着不认识我,有的则非常夸张地跟我打招呼,甚至搂肩搭背,显得异乎寻常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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