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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当即被送到了附近的一家医院。她的胎气被伤动了，身上倒伤得不重，除了踝骨移位和右前臂骨裂之外，就是一些擦伤和碰伤。她把她妈妈叫去了，却没有通知我。就是从这件事开始，她不再理我了，也不再要做一块温柔的海绵了。
我知道这件事时已是事后的第三天了，有一个交警队的电话打到我办公室，问我是不是冯丽的家属？声音很年轻，也很生硬，我觉得有点不对劲，便问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对方说事已经出过了，你来一趟吧。于是我匆匆赶到交警队，然后又赶到医院。我看见冯丽身上裹了许多白纱布，手和手臂、肩、膝盖和小腿，还有脚，都被白纱布缠起来了。左脸上也蒙了一块，由两条胶布从左脸搭到右脸，一条经过下巴绕在腮帮上，另一条从眼角斜到脑门上，使另外半张脸像个不规则的几何图形。
那是一个苍白的几何图形。我觉得苍白真是一种沉甸甸的颜色。
我就这样看着半张苍白的脸和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很泡，一看就是哭肿的，目光从厚厚的眼睑里透出来，很散漫地朝我晃了几下，便朝着天花扳。两滴泪水分别从两个眼角里滚出来，一滴浸湿了胶布，另一滴在脸上爬着。我替她擦了擦。那滴泪很凉。我想擦掉它滑出来的湿痕，但冯丽用力甩动脑袋，不让我的手再碰她的脸。
她说：“你别假惺惺的！”
她又说：“不要你管！”
我不好再说什么。她妈妈在医院里侍候她，忙进忙出的，看也不看我一眼。她也不看我，把脸侧向一边，用后脑勺对着我。阳光从窗外斜进来照在她床上。我替她把窗帘拉上了，又坐了一会儿，就去了扁担巷。
我对我妈说：“你差点杀了她。”我妈迷惑地看着我，说：“我差点杀了谁？”我说：“还有谁？冯丽！她出车祸了！”我妈的脸刷地一下也白了，白得更难看，又黄又白，像一张草纸。“人呢？要紧吗？你快带我去看她。”她说话时连嘴唇都在抖。坐在车上她又说，“你看你怎么说话的？这跟我有关系吗？我不过那么说一说，她怎么就……不小心出了车祸呢！”
冯丽在我面前只流了两滴泪，看到我妈时却分外激动，泪水哗哗地涌出来。她居然一点也不怪我妈。她说：“妈呀，我差点流产啦！”然后就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似的，呜呜地哭着，说不出话来。我妈用薄瘦的手轻轻拍着她肩上的纱布，皱紧了脸，一边欷歔着一边用力点头，好像她的委屈她全知道。她们的亲热连她妈都有些嫉妒，她妈说她，“这是干什么？亲家母才来，你就抱着人家哭？”
冯丽一边治伤一边保胎。为了保胎她吃够了苦，治伤要舒筋活络，而保胎却正好相反，怕的就是舒筋活络。她对我妈说：“我一定要保住，我不会跟他离的，我是离过婚的呀。”她的话说得很混乱，但我妈听得懂，我妈附和着说：“保住，不离。”
洪广义也听说了这件事，他没到医院去看冯丽，而是跑到歌厅里听了一晚上的歌。听了歌之后他把我约到绿茗茶楼，一见我就说：“我听了余小惠唱歌。”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没接他的话，只是看着他。他忽然叹了一口气，说：“后院起火这种事，按理说是越少越好，可我也不好说什么，我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点点头，也叹一口气。他想了想问我：“老婆没什么事吧？”我又点点头。他说：“没事就好。”
他又问我：“你打算离吗？”
我看了他一会儿，摇摇头，“我说不出口。”
他说：“那你还是想离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她吗？”我知道他指的是余小惠。我又摇摇头。他说：“不为她？那我就猜不透你了，你还留她在这儿干什么呢？下不了决心？”我还是摇头。我把脸皱起来，说：“这不是下不下决心的事，我说不清，反正也不影响生意，能帮她一下就帮一下吧，再说我也欠她的。”洪广义也摇头，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种事不能说谁欠谁的。”我说：“话不能这么说。”他说：“那怎么说？就是欠你也总不能欠她一辈子吧？这世上还有一辈子还不清的债？”我转着手里的茶杯，看着杯子里的茶叶沉沉浮浮，说：“弄不好就是一辈子的事。”
洪广义叹道：“你呀，还是书生气十足呀。”
我苦笑着说：“我哪里还有书生气？哪有我这样书生？”
最后洪广义又举他和娟子的例子，事情过去了这么久，这是他头一次跟我说这件事，言语上还在怪娟子，说她不干脆，不应该跟他纠缠。他认为这种事就是这样，一刀劈下去，断了就断了，拖泥带水是要吃亏的。我觉得他的例子对我不合适，但我没吭声。洪广义便摇着头说：“你自己认定的事，我也不好怎么劝你，不劝啦，你自己看着办吧，但前提是要把绿岛办好。”我点了点头。我说：“放心吧，这个我懂。”洪广义说：“懂就好，我怕你不懂。”
冯丽转到中西医结合医院去了，这家医院将治伤和保胎的矛盾统一得比较好，帮冯丽把胎保住了。我对冯丽的做法感到纳闷，她既然不理我，干吗非要千辛万苦地把胎保住呢？保住干什么？女人真是说不清。
冯丽住院期间，她的生意主要靠她那几个伙计。那个叫萝卜的年轻人三天两头的会到医院里来一次，把店里的生意说给她听，有时候还会把账本带来。我碰到过萝卜好几次，萝卜总是对我笑一笑，他看起来像个农村的高中生，瘦精精的，手指上的骨节像树疙瘩。萝卜来了冯丽很高兴，萝卜一走她就把脸冷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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