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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冬开着那辆花花绿绿的小货车一路狂奔，出南城后往北，跑过结满薄冰的农田，跑过了大片红土丘陵，把一个个村庄和小城镇都抛在了身后。大约凌晨三四点钟，他在车灯里看见了一座昏暗的小县城，便吱一声把车刹住。昏鸦在车里滚了几滚，然后被人提起来放在了地上。他的骨头被颠散了，人被颠晕了，半天都不会动弹，等他把脑袋上的袋子弄掉，余冬早跑得不见了踪影。
昏鸦弓着背干呕了一通，眼泪都呕出来了，用袖子擦擦眼睛，才发现自己是在一座陌生的小城里。小街上空荡荡的，灯光显得比雾还要灰蒙，几片枯叶和破纸被寒风吹得在街面上一晃一晃。他扭头到处看了看，又仰脸看看天。天黑得跟锅底一样。
他缩着脑袋在街上东走走西走走，最后抡起瘦拳头捶开了街边一个小亭子的窗门，人家嘟哝着问干什么？他说买东西。他说求求你啦。人家十分不情愿地打开窗门探出脸来，问他买什么？他说南城在哪个方向？人家伸手指了指，他谢了一声，扔给人家两个硬币，便朝着人家指的方向走了。大约十几天以后，他又在南城露面了，在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里唱歌。过街天街上和地下通道里都有风，像刀子似的风嗖嗖的，把他的脸吹得蜡黄，把他的皮肤都吹裂了，把他的头发吹得乱糟糟的。他棉大衣的破洞里漏出了板结的棉花，糊满泥土的皮鞋张开嘴露着脚趾头，指关节冻得像裂开了口子的胡罗卜似的。他用胡罗卜似的指头弹吉他，紫色的血便像细蚯蚓那样从指关节里爬出来，又一丝一缕地爬到了他的吉他上。
听说昏鸦又来了，余冬不相信，他跑去看。他看见昏鸦后愣住了。他躲在拐弯的口子上，愣愣地看了昏鸦一个上午，脸和耳朵都冻得通红，回来后一边哈着手一边对我说：“徐哥，我拿这个人没办法了，除非杀了他，我总不能杀了他吧？”
我问余冬：“我说过要拿他怎么办吗？”
余冬便讷讷的。
我说：“以后你别来跟我说这些事。”
余小惠从戒毒所出来后照样在绿岛唱歌，但每次都由老余陪着，来去则是余冬开小货车接送。小货车的驾驶室里只能坐两个人，老余让女儿坐驾驶室，自己搬个小凳子坐在车厢里。但没唱几个晚上，余小惠却从老余眼皮子底子溜掉了。她借口上洗手间，一去便不见了人影。老余左等右等都不见人，急得团团转，又不想麻烦别人，自己慌慌张张地到处找，蜡黄着一张汗脸说，人呢？啊？人呢？不知道他问谁。一边问一边跑进跑出，跑着跑着就歪歪地倒下去了。倒下了还没人知道，余冬来接人时才发现他爸爸躺在侧门墙根下，便赶紧把他送进医院，医生忙了一阵子，出来对余冬说，没用了。余冬张开嘴就嚎起来。
老余死于脑溢血。老余把老伴也带走了。老太太本来就臃肿得成了一堆软塌塌的肉，听到老头猝死的消息，一口气不到，人就垮下去了，沉在那把又老又大的沙发里。两口子就这样结伴走了。我参加了他们的葬礼，在殡仪馆旁边的纸扎店订了一个大花圈。那天刚下过一场春雨，街边躺着许多红红的樟叶。
春天的南城到处落的是樟叶。南城的街树全是樟树，樟树的叶子在秋冬不会落下来，只会绿得发黑发亮，到春天却渐渐变红，等春风春雨一到便纷纷飘落下来。就在这个满街都是酡红色樟叶的春天，余小惠又走了，昏鸦也在南城消失了。余小惠肯定是跟昏鸦一起走的，昏鸦吃尽辛苦就是为了等她。他终于等到了，把她带走了。我一点都不怀疑他是为了爱情，至于余小惠，我也这样认为。我也愿意这样认为。我这样想时心里很酸，但我不是在吃他们的醋，这一点我心里很清楚。我真心希望他们好，也希望他们不要再回来，尤其是余小惠。
他们似乎是往西南方向走了。余冬说以前曾听他们说过，要走的话，他们就去西南，而且大约是先去城都。
余冬找遍了南城，没找到余小惠，也没找到昏鸦，便对我说他也要去城都，他说他现在有杀人的心了。他说：“千万别让我找到他，找到了他我就一把掐死他！我要把他的脑袋拧下来！”余冬边说还边做动作，好像手上正提着昏鸦的脑袋。我提醒他杀人偿命。余冬说：“那我爸妈呢？我爸妈的命由谁来偿？”
一个多月以后，余冬黑皮黑脸地回来了。他没有找到他们。他说他到了城都，接着又到了昆明，还到了贵阳和重庆，可是连他们的影子都没见到。他眼圈都红了。他梗着粗脖子说：“我爸妈都死了，我的亲人就剩下一个姐姐了。我姐说不定也要死在那个狗东西手里。我不能就这么算了，我还要去找，我一定要把我姐找回来，可我没钱了，徐哥，你说我怎么办呢？”
我叫他别去找了。余冬说：“那我就看着我姐死吗？”我说：“那是你的事，你一定要找就去找吧，我不管，也不拦你。”他说：“你借我点钱行吗？”我说：“我没钱，有钱也不借给你。”余冬就哭了，勾着头，弯着桶似的脖子一抽一抽地哭。我发现余冬爱哭。他哭着说：“徐哥你就这样不管吗？你怎么能不管呢！”我说：“你凭什么逼我管？我非要管？我欠谁的？欠她的还是欠你的？就算欠，我也早该还清了吧？欠也没有欠一辈子的吧？”
余冬说：“徐哥，我是求你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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