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3月28日，爱梅生了一个男孩。我见到儿子，欢喜得嘴都合不上了。爱梅把丈母娘和她的哥哥、表弟一起办到日本，照顾她和孩子，我身上的负担一下子加重了，家庭的开销也立刻增加了好多。丈母娘来后不久，妻子马上又回到那个“相亲俱乐部”打工，她骗自己的母亲说在饭店做服务员。昏了头的日子又重新开始了。我无法掩饰愤怒的心情，但看到孩子可爱的睡相时，又什么都能忍下来了。
我成了一个身兼数职的男人。“东京流行时装学院”的学生、专为外国人服务的导游、丈夫、父亲。现在回顾当时的情景，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那会儿从哪儿来的那么大的能量和精力？而且最重要的是，自己还有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能逾越过去的自信。
当我告诉真武自己有了儿子时，他像自己当了父亲一般高兴。我们在区役所大街上的一家寿司店“野郎寿司”举杯庆祝。
他一边往嘴里塞着裹着金枪鱼片的寿司，一边说：
“小李！你不是说夫妻关系不好吗？该干的时候还是毫不含糊啊！孩子长得像谁？”
经他一说，我突然发现自己还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拍着自己喝多了酒精的脑袋，想回忆儿子长得什么样，但却想不清楚。眼睛好像是细长的，耳朵是小小圆圆的，鼻子嘛……我突然愣住了。而且，我的脑海里又晃过了爱梅有外遇这件事。
“哎！这么一说，跟我长得可一点都不像啊！”
第二天早上回到家，我一遍又一遍仔细地盯着孩子的脸。
“确实不像我！”
眼睛倒是很像爱梅。爱梅过去的眼睛就是这种细长的丹凤眼，可现在却拉出了大大的双眼皮。到日本之后，她改变的不仅仅只是对我的态度问题。这一年当中，她的外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单纯只是热衷于浓妆艳抹，她做过几次整形手术。原本细长的单眼皮，现在变成了漫画里的美女那样的大眼睛。原来从正面能看见两个鼻孔的鼻子，早已变得没有人能认出来。除了脸，她那对让男人盯住了就不再愿意离开眼睛的E罩杯巨乳，实际上里面注了什么硅胶。她在整形和美容化妆品上花的钱，在中国都能买套不错的房子了。
第三部分：去脱衣舞场看看就此分飞（8）
妻子什么都变了。她不再是我在中国时认识的那个天真的女孩子，也不再是刚结婚时那个言行中流露着甜蜜温柔的妻子。
我有些恼恨地问她：“你不觉得这孩子没有一点像我的地方吗？”
“不会吧？”
“可是确实不像啊！”
“你想说什么？什么意思？是不是想说不是你的孩子？”
我用话套她：
“我知道你跟个小职员在一起混。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和那个男人的？”
我发现爱梅的脸色在瞬间起了变化。
“你有什么权力说别人？你跟那个日本女人的事我还来不及跟你算账呢！你给我收敛着点儿！”
我再也忍耐不住了，叫了起来：
“是你先开始的！你这个婊子！”
“你居然对自己的老婆能骂这种话？别以为我还会原谅你。没错！我有个日本男人。那又怎么样？你这个丢留学生脸的拉皮条的，就凭你的本事，在这异国他乡能养活我过上好日子么？要是不来日本，我何至于跑去做什么诱饵？这不都是你造的孽？想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告诉你吧！连我都不知道。”
来日本后我第一次哭了。全身震颤，强忍着声音，我蹲在墙角，抽泣起来。
孩子生下来三个月后，我和爱梅分居了。她不知在哪儿重新租了房子，带着她母亲和孩子，头也不回地走了。最终，孩子交给她的母亲，带回了中国。
在那以后，我和她在离婚问题上不知吵了多少次。我想，我真不应该当初介绍她到“相亲俱乐部”打那份“诱饵”的工。没有多长时间，爱梅就被泡沫经济时代日本有钱人的做派迷惑住了。说到底，我只是个没有钱没有地位的穷留学生，靠当引路人能挣几个钱？而她心里巴不得尽早和我离婚，找个日本人结婚。到时候签证也有了，好日子也不愁了。想要钱，却又不想劳累，还想过好日子，想永远待在生活环境优越的日本。她一定是这样想的。
1990年10月，我们正式离了婚。我的第一次婚姻维持了四年，这一次也正好满四年。人家说婚姻有所谓的“七年之痒”，我却过不了四年这道门槛。我还是挂念着那个孩子，于是在离婚之前，我提出了要做DNA亲子鉴定的要求，但却被爱梅拒绝了。从那以后，我在日本没见过孩子和爱梅。她不在那家“相亲俱乐部”打工了。我不知她和那个日本男人之间的结果是怎么样，我知道，她后来回了深圳，住到了我们两在一起时的房产。近来，我又设法找过她和孩子，但是她卖掉了以前的房子，不知现在何处。无论如何，我愿意祝福她。毕竟，她曾经是我的妻子，我的爱人，我生命中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
第三部分：去脱衣舞场看看随波逐流的人（1）
和真武的交往可以说不断地在发展。
歌舞伎町中的各色人等一直把他当成我的“后台”，但实际上他与我的关系已经相当于“朋友”了，他好像也为交了我这样一个朋友而显得很高兴。我不时被他叫去参加一些他的同伴之间的聚会，每次他都会把我这样介绍给大家：“这位是从香港来的李先生，是我的兄弟，请大家多多关照！”
偶尔，他还会叫我去一些与他工作有关的正式场合，开始我还很紧张，可他交代我：“你什么也别说，只在我旁边坐着就行了。”然后，他会这样给对方介绍：“这位可是香港黑道上的……”不管平时表现得怎样温和，黑道上的人毕竟还是黑道上的人，所以我常常被他当做吓唬对方的工具。不过，这就好比是一种交换，因为原本他做我的后盾也是没有索求报酬的，我们彼此便形成了这种默契。
于是，我们之间的友谊日渐加深。但说到底，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真武没有向我要“保护费”。如果是最初我还挣不到钱的时候还能理解，但后来当我挣的钱越来越多时，他依旧没有开过口。何况，我的收入有多少他又不是不知道。而且，后来我才得知，真武欠了几百万日元的债。
不过，真正的黑社会成员是酷爱脸面的，不管多么缺钱，他们外表上也要做得让人看不出任何破绽。面子和自尊心高于一切，这一点和中国人的性格比较相近，真武就是属于这种人。这可能是一种武士道精神的延续吧。
所以，想来想去，真武从未向我要过一分钱，只能说，他应该是挺喜欢我的，他一定是把我当成了他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朋友来对待，而我也同样。最后一次见到真武是我正为离婚困扰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大概是在1990年9月前后吧。
一天晚上，我正站在大街上“当班”，真武像往常那样，身穿白底黑条的西装，昂首阔步地来到我的身旁，用中国话和我打招呼。
“你好！小李！”
“好！托你的福！真武。你的中国话说得不错嘛！不过，在你最喜欢的香港，说的可是广东话哦。”
“是这样啊！那，广东话的‘你好’该怎么说？”
“雷——侯——！”我告诉了他广东话的发音。
于是他一脸满足，一路“雷侯！雷侯——雷侯……”地高声练着发音，淹没在歌舞伎町嘈杂的人流当中。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真武。他突然从歌舞伎町消失了，没有留下一点消息，也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状况如何。
他喜欢成龙、洪金宝的功夫片，在日本就可以得到满足。可是，我答应他去香港时为他导游和去大富豪的事，就永远成了泡影。 回想到他为我撑了两年腰，还从为付过他钱，实在有对不住他的感觉……
1991年上半年，也就是在真武消失不到半年的时间，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山口组成员铃木出现在了我的生活中。
真武消失后，歌舞伎町的人们开始还在猜测他的去向，后来，也许是觉得他不会再回来了，他的威慑力也随之消散，而我也再次成为那些日本皮条客的排挤目标。但是，这一次这帮家伙并没有像过去那样直接出招，对我当街发动群殴，而是找来他们的“后台”来威胁我。
“喂！中国小子，是谁允许你在这儿拉客的？”
铃木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一开始就采用了盛气凌人的口气，想用他的气势来镇住我。他的个子很高，体格健壮，面孔长得像漫画上的标准的坏蛋，他身后不远处是那些用他来吓唬我的日本皮条客，他们一个个在那里窃窃私笑。这些家伙可能盼着我跪倒在这个黑社会壮汉的面前乞怜，然后任他们摆布。
第三部分：去脱衣舞场看看随波逐流的人（2）
此时的我，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那个没有什么经验、不知所措的中国人了。我以不变应万变，一直静静地等他发完威风。几年的“斗争经验”使我清楚地知道，他来找我的唯一目的就是钱，这是明摆着的事。
我没有用什么强硬的方法和他抗衡，而是略施了点小计，便收了他的威风：
“铃木先生！干脆这样吧！你看我们找个咖啡店谈谈怎么样？”我提议。
话一出口，铃木感到很意外，可能没有想到我这个外国人这么“入道”，刚才的威风一下子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稍微顿了一下，马上咧嘴笑着点点头。
在“上高地”咖啡店里，我和他“推心置腹”，让他觉得我是一个很勤劳但运气不佳的外来单干户。我苦苦抱怨目前生意的不景气，做出一副垂头丧气的倒霉模样。我央求了半天，磨了近三个小时，最后以每个月只交一万日元了事。从此，铃木就变成了我的“后台”。
其实，在他来找我之前，真武的不辞而别使我不仅感到友情上的失落，更重要的是，我的拉客工作将面临很严重的威胁。我本来就在考虑应该找一个正式的“后台”来撑腰，但前提是我不会自己主动上门去求的，只等对方自动上门来。为什么呢？因为越来越多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人，特别是来歌舞伎町消费的华人越来越多，因而我的地位也将变得越来越特别和重要，无论哪个“后台”都不会无视或者轻易放弃我所能够带来的利润。
铃木恰恰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不期而至的。既然他是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山口组的成员，而且，外形看上去也孔武有力，能够替我挡去不少麻烦。所以，我就做了个“顺水人情”。
生活是真实而残酷的。
生活是不会停止的。
人要吃喝拉撒睡，还要满足自己的七情六欲。在战场上，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回到家中照旧吃饭、睡觉、喝酒、做爱，还要开玩笑、大哭大笑，也照样骗人或被人欺骗、与人争吵、恭维人或被人吹捧……啊！人，真伟大，人，万岁！
忘了是哪个心理学家还是社会学家说过，人的最基本的欲望是生存，而在生存这一首要问题得到解决之后，自然会考虑发展这一主题。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而且，东西方的哲学有着惊人的共同之处，上述理论用我们古人的话来解释，那就是：饱暖思淫欲。
1990年10月与妻子离婚后，我重又恢复了自由之身，我只有三十岁，精力也依旧充沛。我在“东京流行时装学院”紧张的学生生活和繁忙的导游工作当中，也不放弃对爱的追求。事实上，在东京流行时装学院上学的同时，我又有了女朋友。
南希出现在第一番大街，是在1991年的夏天到来之前。
当时我站在街上拉客，南希主动上前和我打招呼。
“你好！”她用英语说。
英语能力十分欠缺的我愣了一下， 她马上换成蹩脚的日语继续说：
“我，在这里，工作，行吗？”
她就是南希，当时二十八岁，是出生在英国的犹太人。他们欧洲人就是自在，她在世界各地一边周游，一边摆摊贩卖一些小首饰、小挂件什么的，就这样游历到了亚洲，在汉城待了一年后来到日本，看到在歌舞伎町也有做同她类似的小生意的外国人，于是也想在这里支一个摊位。
她属于是比较娇小的那种西方女性，但胸前晃动的两个丰乳和肥臀使我无比兴奋，就像长途跋山涉水之后的蜜蜂撞上了一片梨花林。我天生就喜欢丰满而性感的女人！
弄明白她的目的后，我立即打电话给我的“保护人”铃木。通常从以色列等地来的外国人在歌舞伎町街头做小生意的，每个月要交三至五万日元的保护费，因为我的“面子”，铃木痛快地答应只要她交一万日元就可以了。我收起电话，为了将她“套牢”，我将和铃木的讨价还价添枝加叶地告诉了她，当然，我不会吝惜适当地夸大一下自己“势力”。南希高兴极了，夸张地表达她的感激之情，一下子扑上来紧紧抱住了我。
第三部分：去脱衣舞场看看随波逐流的人（3）
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俩像一对搭档那样，在街头开展自己的生意。南希的摊位非常简单，在两个纸箱子上面摆放两个特制的托板，罩上黑绒布，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了银色的小饰物，包括戒指、耳环、项链和各种体钉，日本的年轻人模仿西方人的“酷”，把这些“体钉”穿在鼻子、耳朵、嘴唇、乳头、肚脐甚至阴部，我见过杂志上登过的最恐怖的家伙身上竟然钉了一百六十多个这样的“体钉”，当时我想别说上飞机时他过不了安全检查关，就是死了拉去火葬之后也会烧出一大块金属疙瘩。南希对她的生意很在行，经常是一边制作商品一边招呼客人，由于她的商品大多是随意发挥的，很有个性，因此销路还不错。
我和南希彼此能够互相照应。南希买饮料或者上厕所时我帮她看着摊位，有西方游客经过时，她替我宣传，帮我做翻译。同样，有华人游客对南希的商品感兴趣时，我就替她翻译，还充当一个优秀的推销员。我喜欢闲谈，南希也是个开朗而外向的性格，一有空闲，我们就聊天。我们谈话时用的是日语。她的日语不好，发音非常奇怪，我只能听懂一半的意思，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的交流。
异国他乡，两个孤男寡女，天天在一起熬生活，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我们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并且有了更深一层的关系。
说实话，第一次和西方人做爱，我非常好奇和兴奋，尤其是以前看过很多洋鬼子的“毛片儿”，很早就有“跟洋妞儿试一试”的冲动。但实际上经历了之后，才知道和期待当中的情形根本不同，结果完全不尽如人意。看来西方人的体格乃至器官和东方人的就是不合，让我深刻地领会到了很久以前就流传的那个“耳挖勺和耳朵眼之关系”的笑话。
没过多久，南希也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了。
说到底，我们只不过相当于在路上偶尔擦肩而过的两个异国陌路人，互相的吸引中包含着很多并非友情和爱的因素，比如寂寞，比如性饥渴，比如需要排解的乡愁。我也就没有、或者说也不能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毕竟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昨天还在朝夕相处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一下子销声匿迹，这在歌舞伎町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可以说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可是，几个月后，南希又意外地出现在这条街上，挺着一个大肚子。
我后背都凉了，出了一身冷汗——莫非，她怀的是我的孩子？
然而，她的身旁还多了一个留着长头发的日本年轻人，这使我隐约感到一丝不太确定、不太明显的轻松。
“李，你好！最近怎么样？我和这个人结婚了。”
我虽然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仍然觉得这事情过于唐突。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我怎么一点也没有察觉？唉！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种事情在歌舞伎町也并不算是什么稀奇事。我若无其事地跟南希的丈夫打个招呼，那个家伙朝我鞠了一躬：“听说您以前很照顾南希，多谢了，今后仍请多多关照。”看上去这家伙也就二十出头，也不像有正当职业的工薪族，可能是一个自由职业者。
接下来，南希和她的那个年轻丈夫又在这条街上继续了几个月多的买卖，然后，再次像风一样消失了。
曾经趁着她丈夫不在，我半开玩笑般地问南希：
“孩子什么时候生？到底是我的种还是你丈夫的种？”
南希听到我的玩笑后，哈哈地捧腹大笑，没有回答，但说不定她心里完全是另外一番滋味。也许早在我之前，她就认识了她的丈夫，而情人旅馆的一夜，只不过是她对我照顾她那么久的一种回报吧？不过，到底是怎么一种情形，看来永远都是一个谜。
第三部分：去脱衣舞场看看随波逐流的人（4）
1991年的仲夏夜，歌舞伎町的霓虹灯闪烁着异样撩人的魅力。
我像往常那样一身正装，伫立在歌舞伎町的喧嚣当中。
西装革履，头发梳理得像英国绅士般一丝不苟，胡须剃得不留下任何痕迹。身高一米七八，体重五十四公斤。对自己的外表充满信心——我笔直地站立在大街上，不管天气有多炎热，我依旧衣冠楚楚，毫不马虎。头上的汗水可以用女孩子们送的夏奈尔手绢拭去，腋下也自然不会忘记及时喷上除汗香剂，所以，我根本不用担心过往行人会从自己身上嗅到异味。一切都是那般完美，简直用言语难以形容。
我点着一枝万宝路薄荷烟环顾四周。一些着五颜六色日本夏装和服的年轻女子从我身边款款走过。那些身穿旗袍的妖艳的中国女孩虽然也很性感，眼前这些着夏装和服、踏着小碎步前行的日本女子的身姿同样令我抑制不住怦然心动。
白皙的脖子、清晰的锁骨、凸显的丰胸、和服下那扭动着的腰肢燎起了我的欲念，这欲念与炎热同步，使我难以再平静地站立下去。
已经过了晚上十点了，我突然感到腹中一阵“骚动”，饥饿感朝我袭来。我这才想起午饭之后我只喝过几瓶软饮料，于是便往与剧院广场相反方向的那条小路角上的 “后乐面店”方向走去。
平时，这会儿我一般都会招呼哪位同行或某家店的小姐一起去“青叶”或“上海小吃”去吃些诸如甲鱼、螃蟹什么令人有胃口的东西，但是今天却没有这份心思。我忽然想换换口味，重温一下那种带着家乡风味的加肉拉面。
吃完拉面，走出店门，外面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
我喜欢夏夜降雨，雨飘洒在被白天的炎热晒透了的柏油路面上，脚下会升起一层薄薄的白色气体，灯光映照着，更使这条迷人的街道呈现出一种梦幻般的色彩。
我在“后乐面店”对面剧院广场中的一家电影院门前避雨。
掏出一枝烟，点上。缓慢地深深吸上一口，然后一点一点从嘴里吐出烟来。
一名在大街上为“卡巴库拉”陪酒店拉客的年轻女子将手帕顶在头上，一路小跑来到我的身旁。她那被雨打湿的头发经灯光一照，现出一轮彩色光环。
“雨说下就下起来了！看来今天很难拉到客人了。”
我一边说着，一边递上手里的干手绢。
“谢谢！”
她微笑着，用声调奇特的中国话道了谢，然后告诉我，她早就知道我。这可一点也不奇怪。在这一带，我可比那些日本人皮条客资格老得多。
于是，我们一边在房檐下避雨，一边兴致勃勃地聊了起来。
这位刚刚年满十八岁的女孩告诉我一些她自己的事。比如她崇拜某位歌星，抗日战争期间她奶奶曾在中国东北住过。另外她还问我一些诸如对日本年轻女孩的某些奇异穿戴的看法之类的话题。她说这些的时候，就好像在与她的一位同龄朋友谈天，没有一丝隔阂感。我也对我们的话题充满兴趣。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嘭——”
一声巨响突然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一瞬间，我甚至误以为是一个响雷，因为声音实在太大了。
“啊——”就在这声音响起的同时，身旁的女孩发出了一声尖叫。
第三部分：去脱衣舞场看看随波逐流的人（5）
我一下子愣住了，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很快就明白了一切。
在“后乐面店”前面停着一辆小轿车，一个年轻女子正呈“大”字躺在上面痉挛着。“是她……”我认识这个女子。
“有人跳楼自杀啦！”
立刻有很多人围在了小车周围。除了那些过路行人之外，他们全是些在歌舞伎町谋生的各色人物，有皮条客、性感服务女、陪酒小姐、招呼客人的风俗店女……
他们之中不乏我认识的中国酒店的老板娘、陪酒女和一些面孔熟悉、常在这一带转悠的游手好闲的中国人，当然还少不了一些在歌舞伎町一带活跃的黑社会成员，而且每一张脸上都泛着充满好奇的红光，眼睛也发出异样的色彩。也许，每天周而复始的生活使人感到麻痹了，大家都喜欢感官上的刺激，我也不例外。
很快，随着一阵鸣叫声，救护车和警车都赶到了，现场唧唧喳喳乱作一团。日语、韩语、英语、泰语，还有普通话、上海话等等各种各样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真是热闹非凡。
小轿车周围迅速被拦上了黄色的警戒线，围观的人群对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出了不满的怨声。但很快，这一切都被一阵欢呼声所替代，我也忍不住脱口叫了出来——她还活着！
原来，是那位曾做过为男人洗澡的风俗店女智子，她从“后乐面店”所在的那栋九层大楼的楼顶上跳了下来，幸好落在停着的这辆小轿车上。她在落到车顶的瞬间，没有反弹再摔到地面上，只是陷在车顶上，这一切简直太偶然了。如果摔到地上的话，她早就头颅碎裂，脑浆和鲜血四溅，一命归天了。如果再继续想象的话，那更让我后怕：如果正巧我就在那个位置站着的话……要知道，那可正是我平时固定站的位置。
对智子本人不知道到底算不算是一件好事，她没有死。看着她痛苦挣扎的姿态，居然还有人发出了失望的声音：“啊!怎么没有死!”说这话的是一个黑帮小组员。
只要一想起她那像中国农村姑娘般淳朴的笑脸，我就会有一种揪心的感觉。
她就是被歌舞伎町这一“毒牙”毁掉的可怜的女子之一。
智子——我认识她是在自杀事件发生的半年前。她的年龄我没有问过，我想应该在二十五岁上下。她长得有些胖，脸也不好看，但还是有一种让人说不出来的可爱之处，至少不令人生厌。
那是一天傍晚，我到一家与我有契约的日本人开的性服务澡堂去拿我应得的那份报酬。当时正巧店长外出买东西，出来接待我的就是智子，她很大方地说：“你是李先生吧!我知道你。你是专门拉客人的对吧？经常给我们带一些外国客人来的。”
智子对初次见面的我没有任何生疏感，很自然地跟我搭起话来。我笑着问了她的名字，然后订正她说：“我不是拉客的，是导游。”
从那以后，只要遇到我在街上招揽生意，智子总会走过来打招呼，聊上几句，时不时的还会递给我一罐咖啡或其他什么饮料。她总是一身夏奈儿的名牌装束，但不幸的是，她的打扮总是与她有些不相称。
圆圆的脸、容易轻信，这就是她。每当我看到她那纯真的笑脸，我就不能不暂时停下工作与她寒上几句，她甚至会一脸认真地听我告诉她歌舞伎町有十七个外星人这种不着边际的话，并信以为真。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她其实就已经有些要出事的苗头了。
“你知道外星人是什么样的吗？”我问她。
“我怎么会知道？我们还是谈谈别的吧！李哥，你有女朋友吗？”
“我有老婆!” 那时候我还没有跟爱梅离婚。
“不会吧？不可能，你骗人！不行，你怎么会有老婆？”
“我为什么不能有老婆？”
“不行就是不行！——哎！我跟你说，昨天我又输给‘大工源'了！”
“大工源”是一种非常有人气的弹子赌博游戏机。这一机种拥有“爆裂机”之称，之所以有这一称呼，是因为输赢都非常大，是一种赌博性极强的机种。如果坐上一个好台，一天甚至可以挣到二十万日元以上。而一般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一个月也拿不到二十万日元。相反，如果运气不好，一下子就输掉十万、二十万日元也是极其正常的事情。而这些弹子赌博游戏机是那些被称做“扒金宫”的弹子游戏房提供的，就是以前陈海波和范勇经常去的地方。由于日本的法律明文规定不许赌博，所以这种“扒金宫”在名义上仅仅是游戏房，客人用现金购买仅限该店使用的代币，然后将代币投入机器中，机器画面（近年来大多换成液晶显示屏了）中的图像便会转动起来，客人随即分三次选定图像，如果三次停止的图像显示了同一号码，就算客人赢了，机器中会流出一部分钢珠，客人赢得越多，钢珠积累得便越多，最后，客人将钢珠交给店里的服务员，由服务员计数后，发给客人相应的“奖品”，也就是标志钢珠数量的小牌。比如客人一共赢了三千二百零五粒钢珠，而这家店规定五百粒钢珠等于一张小牌，那么最后客人便可获得六张小牌，剩下的二百零五粒钢珠则可以交换为一包香烟或者两盒巧克力等。这样，在形式上这家店并没有给客人提供赌博服务，但是，在离这家店约二十米远的地方，会有一个小窗口，专门“收购”奖品的小牌，比如每张收购价格为一千日元，那么刚才的客人就可以从那里换回六千日元。有一些人每天就沉湎在这种变相赌博当中，有输有赢，当然总体上说，最大的赢家永远是店方。
第三部分：去脱衣舞场看看随波逐流的人（6）
那一阵子，我偶尔也去玩儿，智子对它简直就像对自己的恋人那般着了迷——如果那时她有一个能让她从心底信赖的恋人的话，也许……
在这次闲谈后不久，我从她在的那家澡堂的店长口中得知她已经辞了那份工作。我问了理由，店长笑着给我做了一个往自己的胳膊上注射的姿势。
智子在注射毒品！我立即想起她的那些不着边际的话和一些奇怪的神情，原来如此。还不仅仅只是这些，后来我还从一个黑社会成员那里，听说智子还向黑社会借了十天就要收取百分之十至二十利息的高利贷，最终总额超过了八百万日元。
在歌舞伎町，有好几家这种专门为风俗店女提供高利贷的机构和个人，他们的生意大都很红火。那些为还债而落入红灯区、进入风俗店挣钱的风尘女子们，有很多都因心情忧郁、逃避现实开始吸毒或注射毒品，结果，她们不但没有还清债务，还背上了更多的新债。这些女子一旦被毒品困扰，没听说过还有谁能重新开始新的人生的。想想也是，如果她们中的谁具备能戒毒的坚强意志，当初也不会跑到这儿来挣钱了。
这样的女子我已经亲眼见到了不止五六个，她们的悲剧命运和结局都大致相同。被黑社会榨干了油水，被老板所骗，陷入毒品当中不能自拔，最后不知什么时候，便悄然从这条街上销声匿迹。
大约两个月后，我在剧院广场附近的一家弹子赌博游戏房又碰到了智子。
当时智子脸上正挂着两个又大又黑的眼袋，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两眼无光地盯着座位前的“大工源”显示画面。身体虽然还像过去那样略有些胖，但昔日饱满的两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变得瘦削而憔悴，那神情看了真让人心痛。我坐到了她身旁的位子上。
由于店内机器的轰鸣声不绝于耳，我必须大声说话才能够让她知道我的存在：
“智子，很久不见了！”
听到我的声音，她朝我转过头来，小声应了一下，但整个脸就如同木偶那样没有一丝表情，然后又漠然地对着弹子机继续较劲。
每家弹子房都为客人们准备了很多如单卡收录机那么大小的塑料盒子，用来装赢到的钢珠。看到她身边空空如也的塑料盒子，我知道她今天的手气很背。
我从自动售货机里买了一罐咖啡递给她，说了一句：“你的脸色不好，还是早点回家休息吧！”她接过咖啡，嘴巴动了一下，似乎在向我道谢，但是眼睛却一直没有离开显示屏，我知道根本无法使她离开这个鬼门关，便无奈地走出了这家店。一个星期后，就发生了前文所述的自杀场景。
事后我从一名认识的警官口中得知，事件发生当日，智子因为注射了毒品神经处于错乱状态中，想必她当时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从楼顶上跳下来的。
智子自杀之后，大约又过了几个月后的一个冬日，我正在街上埋头于我的歌舞伎町“导游”工作，突然，背后被谁拍了一下，我回头一看，竟是智子笑眯眯地站在身后，还是那张胖胖的脸，上面并没有写着什么特别的信息，一如既往。
“智子？你还活着！”
我有意开着玩笑。
“我可死不了。连骨头都没断一根。哎！李哥！跟我一起去弹子房赌一把玩玩吧！”
她边说边满不在乎地笑着。这女子可真是个怪人，发生了那样的事，她还照样没事人一般又回到了歌舞伎町……
第三部分：去脱衣舞场看看犯罪浪潮（1）
所谓“斯那库”（陪酒）这一行业，本来是由日本人占据着的，但是在泡沫经济时代，来自台湾、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年轻女子大量涌入歌舞伎町，她们从日本陪酒女郎身边夺走了大批日本客人的同时，也将这些日本客人消费的大笔日元寄回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女孩的“进入”，又使歌舞伎町陪酒女郎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几经争斗，逐渐形成了韩国店与中国店平分天下的格局，而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店渐渐变得屈指可数。
最早的日本人经营的斯那库百分之九十都是强调“卖艺不卖身”的，大多是陪客人唱唱卡拉OK，喝酒聊天，顶多就是打情骂俏。在泡沫经济时代，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陪酒女郎为了赚取日本人钱包里的日元，开始破坏“行规”，使得日本店日益萧条。而90年代开始，中国人开办的酒店一家接一家开张，“服务项目”也越发朝着“简单明了”发展，直到今天，如果哪家中国酒店还敢称“卖艺不卖身”的话，保证它门可罗雀。
而且，很多酒店也渐渐发展成犯罪的温床。比如，到90年代末兴起的盗用信用卡的犯罪高潮，有些店主与伪造信用卡团伙勾结，在店里的刷卡机上连接一个信号读取器，客人结账时在刷卡机上留下的个人资料同时也被这个读取机获得，然后店主将这个读取机交给犯罪团伙，他们就能很快地复制出这个客人的信用卡，然后在香港、汉城等地疯狂购物。
曾经有好几个跟我有合作的店主，向我打听是否能够介绍伪造信用卡团伙给他们，因为每提供一个客人的数据，他们都可以获得非常丰厚的报酬，我一一回绝了。而且，我一旦知道哪一家店在进行这种交易，便会以各种理由解除合作关系，或者不再将客人往那家店里介绍。尽管这样我的收入会受到明显的损失，但是我不能让我领去的客人一个个遭到这种犯罪的袭击，那样不仅使我的信誉受到损害，而且，日本的警察也不会让我这么轻松地在这条街上继续站下去了。
继斯那库之后，出现了各种保健按摩店，也是走的色情的路子。首先韩国人开始经营保健按摩店，由于价格适中，效果良好而受到日本客人的欢迎。马上，在歌舞伎町一夜之间就冒出了很多华人按摩店，尽管不能否认其中有的店确实是有经过专业培训的保健按摩师，然而绝大多数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按摩的牌子，却做着色情的勾当。
刚开始的时候，为了给客人做介绍和服务说明，我也试着进了一家名为“丝绸之路”的保健按摩店。为了体验“一般客人”所享受的接待，我没有暴露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一个东北口音的小伙子很热情地请我换鞋，并半跪式地给我准备好拖鞋，使我觉得他们的服务精神还可以。随后，东北小伙子用不太熟练的日语向我介绍他们的服务项目：“基本保健六十分钟八千日元，每延长半小时三千日元，您今天是第一次来，我们可以按八折优惠。”我沉住气，问他还有什么服务项目，他很机灵地说：“我建议您试一试我们的VIP服务，六十分钟才一万五千元，怎么样？”
“哦？这个VIP都有什么服务啊？”
我装出饶有兴致的样子：“可不可以……这个——”我将两手指尖对上，向怀里扇动了几下——这在日本就是性交的意思。
小伙子有些神秘地说：“这个——您可以同小姐商量，我们，不能直接说的。”说完，拿过一本影集样的册子，打开一页，“这位，娜娜小姐，手法很好。这个，叫幸子，您看，长得很卡哇伊吧，才十九岁啊！”
我从心底感到悲哀。五十年前，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许多中国妇女身负国仇家恨，为了不做“慰安妇”，甚至以死相抗。而在国力强盛、经济发展的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女孩子远渡重洋来这里从事色情行业呢？！我真的想不通，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传统尊严的迷失？
为了工作，我不得不把戏继续演下去：“这样吧，我先做个基本保健，到时候再说吧。”
小伙子将我引到一间用木板简易隔离出来的“按摩间”，这里的灯光微弱，勉强可以看到对方的五官。
小伙子退出后一分钟左右，我“指名”的丽华小姐进来了。她学着日本人的样子朝我鞠了一躬，然后用比刚才那小伙子还不流畅的日语结结巴巴地说：“初次见面，请多关照。”然后背书般地一个词一个词地说：“请——把——衣服——脱掉，只剩下——内裤，躺到——床上。”我的天啊，真正的日本人恐怕根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这样的日语水平也敢单独接待客人？我心里直打鼓。
第三部分：去脱衣舞场看看犯罪浪潮（2）
我按照她的指示，躺到了类似国内诊疗台那样的一张床上。说实话，这位小姐的手法实在不敢恭维，要力道没力道，找穴位就更别提了。熬过了漫长的五十分钟，小姐退去，那位小伙子进来，微笑着问我是否需要“升级”，我觉得根本没有那个必要了，便对他说：“今天没有时间了，以后再来。”
后来，我听说这家店还算是比较“干净”的，没有强买强卖的行为，有的店里不管客人是否需要，派出小姐上去就扒客人裤子，然后还“克扣”客人的时间，以提高床位使用率。当然，这样的店统统维持不了多久，便吓得客人唯恐避之而不及。但是那些经营者也真是敢想敢干，到了后来，有些店开张不到一个月就倒掉，他们也不怕，因为根本也不需要回头客，凡是被拉进店的客人就狠宰一刀，到了一个月，不会再有新客人来了，或者惹上麻烦了，便关门溜之大吉，过不久换个铺面，重打鼓另开张。
然而，这些中国酒店和按摩店等的开张，使得歌舞伎町涌进了大量的华人，这是有目共睹的。他们要么是签证过期潜伏下来的留学生，要么就是经过蛇头运送、偷渡上岸的淘金客，他们带来了各式各样的中国话，也带来了复杂的背景和人际关系。从常理上讲，人数越多，坏人出现的概率当然也就越大。更何况，他们来到的地方是本来就不太平的歌舞伎町，这里本来就充满了暴力和色情。
当时，在新宿、池袋这一类中国人聚集的地方，在中国餐馆、咖啡馆里往往都会有中国人在那里海阔天空地谈论犯罪。他们中有的是小偷们在商议下一步的行动，有的是专靠弹子赌博游戏房作假赚钱的团伙在互相交换情报。他们以为日本人听不懂中国话，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地、旁若无人地大声商讨犯罪计划。
我有时能听到闲逛在歌舞伎町的中国人说着这样的话：
“日本可真是个犯罪天堂！”
“只要一踏上日本的国土，当小偷就等于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骗日本人简直比在中国骗一个小学生还容易。”
1992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在池袋附近办完事，肚子有点饿，抬腿随便走进一家门面有些旧的中国餐馆。
虽然已经到了晚饭时间，但看来店里的生意并不好。除了比我先来的三个客人外，没有别的客人。我一眼看见满是油污的墙上爬着一只蟑螂，于是打了退堂鼓。正打算扭头走出去另寻一家，却听见坐在最里面那张桌子上的三人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大声喧哗的年轻客人说的是上海话，好像谈论的不是什么好的勾当，我心里一惊，便决定在这家店坐下用餐，且听听他们要做的事情，别到时候影响了自己的生意。
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注意，我有意找了张桌子背对着他们坐下。向店里那位无精打采的中年男服务员用日语点了份烩面，然后拿起一份当天的体育报，假装看着。我虽是湖南人，但因为平日与开酒店的上海老板娘接触比较多，几乎能听懂上海话。
“不行！那儿有黑社会的把持着。”一个人嚷嚷道。
“黑社会有什么好怕的？那帮家伙平时又不会带武器。”
“碰到警察怎么办？”
“怕警察还能挣到钱？遇到麻烦赶快跑就行了。反正又没有人认识我们。”
“不过，还是不想与黑社会有冲突，有没有别的办法？”
“你怎么这么包！真有什么就揍一顿，日本的黑社会都是些没用的东西。”
他们三个人好像在谈一宗什么“买卖”，无法明确知道到底是何种勾当，但大体上听得出来，好像是准备从饮食店或酒吧一类的地方抢钱。我假装不经意地瞟了他们一眼，从外表看不出异于常人，与普通的语言学校学生没有什么区别，衣着上一点不像是干坏事的那种人。
可是，仅从外表是无法判断人的好坏的。
第三部分：去脱衣舞场看看犯罪浪潮（3）
后来成为歌舞伎町最大势力的福建黑帮，他们当中不管是偷渡来的、犯罪潜逃的，还是老老实实的留学生，都一律不注重自己的穿着和打扮。在每天工作的歌舞伎町乃至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东京街头，最让我感到恐怖的人，不是那些衣着华丽时髦、大摇大摆招摇过市的黑帮分子，而恰恰是这些穿着落伍的汗衫加廉价运动鞋、尽量躲避众人眼光、阴着脸自顾自走路的中国人。换句话说，我最害怕的就是这种福建帮。 相反，北京黑帮和东北黑帮却与日本的黑社会有类似之处，打扮得非常招摇，他们倒比较容易从外表上区分出来，当然这也要因人而异。
后来，那三个上海人又开始大声议论其他的事，我感到他们刚才说要做的事也只不过像是吹吹牛而已，便随意吃了点烩面，赶紧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