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过这样一件事。
那是同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在那天的工作结束后，深夜两点多，我走进情人旅馆街附近的一家扑克牌游戏店。这是一种店牌上打出“一日元游戏”的赌博店，赢了以后可以像弹子赌博游戏房那样换得奖品，再拿奖品换得钱。这种游戏并不合法，但那时我有了点钱，也偶尔玩玩赌博性的游戏，只不过玩的金额比较少而已。
这家店在地下一层，一般的综合性电子游艺厅只能开到十二点，而这家店由于规模很小，游戏机的种类也很少，可能在注册时耍了点手腕，比如按照“咖啡厅兼营游戏机”登记，就获得了彻夜营业的权利。
店里当时只有一个客人，年龄在二十五岁左右，穿着艳俗的西服套装，头发烫的是那种典型的黑社会“专用”的短平小卷花头。我瞟了一眼他的左手手指，缺了一根小拇指，看来
这是一个黑社会里很年轻的小喽。
他一边玩着游戏，一边与那位中年店员好像关系很熟地交谈着。
“喂！M先生，快让我赢一点吧！这台机器的设定是不是太低了？”每一台游戏机的赔率都是可以设定的，有的店家因为生意不好，为了招揽客人，就会把设定调高，使客人很容易赢钱，然后再将设定调低，那么，客人就只有“填楦”的份儿了。当然，一般客人是不知道某家店及某台机器的设定赔率的，不过老手只要试上几把，大概就能知道这台机器是否能赢钱。
“哪会呢？我们可一直是良心店啊。怎么样，最近你们的生意做得不错嘛！听说你们每天晚上都去韩国酒店狂欢，泡韩国妞儿。”
“不行，不行，我们又不是大组织，有钱的只是头儿，哪能轮得到我们这些人？像我这样的小喽哪有什么指望。真羡慕那些胆大敢自己干私活挣钱的，我原本也想试试，谁知，你看，手指头被砍掉了。哈——哈——哈……”
看样子这个年轻人是管理这家店的某一黑社会组织负责收钱的，难怪他们两人这么熟。黑社会中大多纪律严明，不许成员额外收取保护费等，万一破坏了规矩，要么挨一顿臭骂毒打，要么被扫地出门，切手指头还不算最重的惩罚。
这时，随着自动门铃的一声鸣响，几个中国人走了进来。他们嘴里冒着浓烈的酒味，嘴里说着一些听不懂的方言。
是福建人！
皮肤较黑，眼睛比较大，额头宽宽的，颧骨高高的——这就是一般福建人的特征，眼前的人们也同样具有这些特征。另外，看上去还很凶。他们和在池袋的中国餐馆里见到的那几个不准备干好事的上海人明显不同。他们在那个年轻的黑社会成员面前一点也没有收敛的迹象，还故意挑衅般地在他面前大口吐着痰。我一边注视着自己的游戏机画面，一面紧张地担心着，不想有什么不测发生。
我看了看那个日本年轻人，他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将一个空易拉罐向那帮福建人踢去。
第三部分：去脱衣舞场看看犯罪浪潮（4）
我假装去厕所，走到那个年轻人身边，附耳向他耳语道：
“那帮人很危险，小心点！”
我是认真的。但他却厌烦地瞪着我说：“你要干吗？”然后用没有小手指的那只手拨开我，让我走开。
看来他没有听出我的中国口音，否则也应该会有所顾忌，真是个不识相的家伙。那帮福建人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我本能地感觉到要发生什么——结果证明我的担心是对的。
那伙人玩游戏还不到五分钟，就开始对着游戏机又踢又打起来。
完了，要出事！
我假装没有看见他们，低头玩自己的游戏，但那个日本黑社会的年轻人可不干了，他可是这家店的“保护者”，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呢？如果坐在那里不声不响，岂不把自己的脸都要丢尽了？保护这家店可是他的职责，更何况那个中年店员也一直恐怖地看着那些福建人，这时也向他嘀咕起来。
年轻人气势汹汹地站了起来，将手里正喝着的可乐罐向那几个福建人扔了过去：
“混蛋！你们这些外国佬！干什么呢？赶快给我滚出去！”
刚才一直大声叫嚷着的福建人都一下子愣住了，接着，他们同时站了起来。面无表情，一个个都冷若冰霜。其中一个脸色阴暗、眼光可怕的瘦高个一言不发地向年轻人走去。
嗵——
随着一声低沉的声音响起，黑社会成员的下身被突然踢中，他“噢！”地大叫着跪倒在地。
那个瘦高个回头给同伴们使了个眼色，几个福建人一齐冲上去，用椅子狠砸那个年轻人的脊背，抓住他的头发将头向地板不住地猛烈撞击。鲜血立刻流了出来，那个中年店员欲来制止，也立即被打倒在地。
危险！
我迅速看了一眼大门，离我只有几米远——逃吧！
一个福建人回头看着我，嘴里说了一句什么，然后用手指着我的脸冲我走来。由于我上班时的穿着一向比较讲究，今天又是没有回家直接来这里玩，估计他们把我也当成一般的日本客人了。
我用尽全力推倒了面前的游戏机，使它挡在了我和这个人之间，趁着对方一时无法接近我的间隙，我向大门口飞奔而去。在出门的一瞬，我看见那群福建人神情紧张地看着我的方向，嘴里大声叫喊着什么。
此后的数日，我没有去上班。后来从铃木的口中得知，被那些福建人打得不成样子的年轻人，是歌舞伎町里一个势力弱小的黑社会组织的组员，他被打成了重伤，住院去了。
“我还听说——”铃木最后加上了一句，“他的睾丸都被那伙人剜掉，滚落在地板上了！”
第三部分：去脱衣舞场看看犯罪浪潮（5）
令警察不解的是，这伙福建人并没有抢劫店里的钱，打完人之后很快就逃之夭夭了。我想，他们大概是担心我逃走后打电话报警，所以慌忙逃离了。
后来，这一有伤日本黑社会面子的事件并没有被公开，“睾丸事件”只作为“道听途说的谣言”在歌舞伎町流传了一阵子，也就逐渐被人们遗忘了，但是，我却是亲眼目睹了整个事件。
犯罪问题像阴影一样，笼罩着歌舞伎町。我耳旁常常听到一些日本人被中国黑社会暗算的流言，但据我所知，其中大都是编造的谣言。实际上，不管中国人在这里增加了多少，有多少中国人走上犯罪道路，歌舞伎町也依然还是日本人的天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当时日本的一部分新闻媒体过于渲染一些干坏事的中国人和中国黑社会的可怕，他们一遇到发生了中国人犯罪的案件就大肆报道，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歌舞伎町已经被中国人黑社会所控制了，这就未免太夸张了。
我虽然碰到过那次福建人暴打日本黑社会成员的事件，但这种事情毕竟还是极少的。只不过当时显著增加的中国人犯罪活动和不良中国人频繁出现，促使这些传言更加危言耸听起来罢了。虽然犯罪的人增多了，但是，真计较起来，也不过是近六十万在日华人中的极少数。然而，使我感到极其愤怒的是，因为这一小撮犯罪的中国人，使得日本的警察和许多日本人都对中国人另眼相待。在90年代中期，我还曾经在位于高田马场的一栋公寓楼入口处看到过这样一张招贴纸，上面印着“如果看到中国人，请马上打110报警”，这居然是管辖区的警察局张贴出来的。我被日本警察这种侵犯人权、毫无道理的做法惊得目瞪口呆。
不过，在“福建人痛殴日本黑社会事件”发生以后，我真正开始感到了一种生命将要受到威胁的不安。因为我在歌舞伎町已经太“有名”了。我担心，迟早会被这些不讲信义、财迷心窍的同胞们暗算的。
于是，时常站立在歌舞伎町大街上的我，也不得不与日本警察打起了交道。
话说回来，在歌舞伎町时间待长了，我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从黑社会成员到街头小痞子、皮条客、陪酒女、风俗女、毒品贩子、流浪汉……可以说，都是些与普通市民相去甚远的边缘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人都是繁华都市里生出来的畸形儿。
君临于由这些畸形儿组成的世界当中的上层人物可以说就是黑社会，而唯一能与他们相对抗的势力，也是在这条街上生存着的另外一种不同的人物——那就是警察。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政府发起了一股打击黑社会势力的“清扫运动”，警察和政府号召小业主们拒绝向黑社会缴纳保护费，并在各个警察署专门设立“黑社会投诉部”，一旦有店铺或者个人遭到黑社会的骚扰，警察便马上出动，给黑社会以打压。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的黑社会组织是不可能完全消亡的，但是在政府的强压之下，黑社会的行为也大为收敛，他们将资金转向正当行业运作，逐渐摆脱了“暴力、凶恶”的形象。像先前说的歌舞伎町黑社会游行的渐渐衰弱，也是这个原因。到今天，黑社会已经基本上不敢对平民进行威胁了，而即使偶尔发生枪击事件，也大多是派别之间的争斗。
起初，我完全无法分清警察与黑社会成员的区别，特别是那些专门对付黑社会的便衣刑警，他们的外表看上去比黑社会还像黑社会。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剪成黑社会成员的那种短平头。而且，他们跟黑社会一样，几乎每一个人的目光都是冷峻的。
在这条街上，没有黑社会做后盾无法生存。但同样，不和这些警察打交道也同样没有出路，而且，如果说有黑社会撑腰可以保持在这条街上生存的最低保障的话，那么，有一些警察朋友就等于有了稳固自己地位的“杀手锏”。特别是在最关键的时候，警察有时要比黑社会更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可是，与这些“条子”交往必须掌握好分寸，和他们太近了不行，会引起黑社会和周围的反感与怀疑。太疏远了也不行，那也就会成为警察们的“眼中钉”。尤其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更是要加倍小心，不然可能会更麻烦。
第三部分：去脱衣舞场看看犯罪浪潮（6）
1989年的一个冬日，我第一次被刑警盯上。
“你，中国人？”
一个五十岁左右、体格健壮的男人突然发话。来者不善，他的表情很凶，我一惊，还以为他是黑社会的。当时正是我遭到一帮日本人皮条客袭击之后，担心黑社会的人来找麻烦，把我赶出歌舞伎町。
“是！我是从中国来的，姓李。”
我尽量保持笑脸，态度恭敬。那个男人毫无顾忌地再三打量着我，态度蛮横。
“干吗呢？你在这儿？”
“我带外国游客到店里去。”
“拉皮条的？还没听说过有中国人在这里拉皮条。你没有那个吧？”他晃了晃手指——看来我被当成了非法滞留者了。我对他的身份越发感到不解，因为如果是黑社会的，应该不太关心外国人的滞留资格。
“喂！跟我来一趟。”他强硬地命令道。
看来今天的收入是要泡汤了。我无可奈何地被他带到了剧院广场旁的派出所里，这时，我才明白，原来他是警察。
警察大多数都是他这种德性，他们从不会先亮出自己的身份，态度傲慢而蛮横。几乎没有人会说出自己的名字，最多只是亮一下手里的黑色警察证，然后想问什么就问什么，问完了便扬长而去。
这一次也同样。
“语言学校的学生做这种没有脸面的事可是不行吧！不过，你不是不法滞留的人，今天就到这儿吧！喂！不用再坐着了，你可以走了。”
日本警察里有一大半都是这种一见你是中国人就怀疑你是犯罪分子的讨厌家伙。但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尽管不情愿，我感到我还是必须与这些令人讨厌的日本警察们打交道。碰到危险时，我不相信这些家伙会来真心保护我，但至少可以在与那些与我敌对的中国人和日本黑社会势力较量时多少起点作用。所以，我一有机会就在警察面前装出一副“协力者”的样子来。这，也算是被逼无奈而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
不过，说句实话，和他们大多数人打交道可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这些家伙比那些黑社会成员的口气还要大。
其实，在日本的黑社会成员可以算是最不歧视外国人的一类人了。只要利益相一致，他们才不管对方是中国人、韩国人还是伊朗人，谁的本事大、谁能够使他们获得利益，他们就会和谁一起合作干事，而且，本来日本的黑社会组织当中就有非常多的朝鲜后裔。
与此相反，日本的警察却对外国人持有极强的偏见。不过，这也难怪，外国人与日本警察的确是发生过很多次极不愉快的交锋的。
比如1992年9月，一名警官在履行公务，盘查可疑人员时被对方突然开枪打伤。虽然后来证实犯人并不是大陆来的人，而是台湾的黑帮成员，但这件事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下，还是让日本社会震惊。而1994年在歌舞伎町发生用青龙刀砍死人的“快活林事件”，使得日本警察们恨不得将全体中国人都当成他们怀疑和打击的对象。正因为此，即使与那些警察有交往，我也会在心底里加以防备。
于是，我有选择地与一些刑警开始了交往。他们当中有警视厅搜查一科的刑警、有国际搜查科的刑警、还有专门对付黑社会暴力组织的刑警。另外，我在管辖歌舞伎町的新宿警察署也有了几个熟面孔。现在，我的名片夹里总是塞着各路警方人员的名片，以备不时之需。
第三部分：去脱衣舞场看看骗与爱（1）
1992年，这一年令我终生难忘，我的生活就像电影和电视剧一般，发生了各种变故。
1990年10月，我与爱梅离婚后，马上搬到了中野的一栋名叫“WHITEHOUSE”的公寓楼里，住进了一室一厅，房租是十二万七千日元。这里离我的学校“东京流行服装学院”很近，特别是我能从窗户上远眺西新宿的高层建筑群，这一点使我很满意。我是那种喜欢住在都市正中心的人，虽然这次搬家我向黑社会借了二百万的搬家费，但是，我想凭我当时的工作情况，还是很快就可以还清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要抹去一切和爱梅有关的记忆，这样，我才能从我的第二次失败婚姻中复苏过来。
不过，我是一直在走桃花运的。在南希之后，我又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新的女朋友。她当时是东京某私立大学的留学生，上海人，有一个可爱的名字，叫悠悠。
悠悠比我小五岁，个子高挑，有着时装模特般的窈窕身段，又大又长的两眼非常妩媚，是一个标准的上海美女，而且，听她说，她在出国前曾经获得过上海礼仪小姐的冠军。我第一眼见到她，血就一下子冲向头顶。
我这还是第一次和上海女孩交往。后来，她还成了我的时装模特。
悠悠当时刚从一个上海男人那里逃出来，就像一只迷路的猫咪一样，又可爱，又可怜。而她的性格也像一只猫一样，让人难以捉摸。她总是悠闲地躺在床上，手指间夹着一枝细长的香烟，一边抽一边看着窗外发呆。尤其是她那喃喃的上海普通话，对于我来说，简直就像是一针强效的兴奋剂，每次她趴在我肩头或怀里嘀嘀咕咕地说什么的时候，我就完全被麻醉了，一点也听不进去她在讲什么，总是迷迷糊糊地用嘴将她的嘴堵住，然后就顺势滚到床上或者瘫在地板上……
于是，我们的关系不断升级。在我的要求下，悠悠搬来与我同居。
我们两个人常去专卖中国食品的杂货店“知音”，像一对恩恩爱爱的新婚夫妇般买一大堆从国内运来的河鱼、螃蟹、虾、甲鱼等新鲜货回家，一起做着吃。
我烹制辣味的湖南菜、悠悠烹制酱油较多的甜味上海菜，然后在床前的小桌子旁一起享受。
曾经是舞蹈演员的悠悠，斜躺在床上，可将她那优美的长腿高高抬起，挨到她的耳朵，对从镜子里欣赏她的我媚笑着。
我也迎合着他摆出一个造型。片刻之后，慢慢将手伸向悠悠的身体……我们能在身体韵律中找到共鸣，这是和其他女人之间不曾有过的体验。
悠悠的柔软肢体与我的热情阳刚相碰撞，简直就是那对“天生一对”的最完美的注解。身体上的和谐让我对悠悠产生了越来越深的依赖。
我们俩都喜欢喝甲鱼汤。有一天，我收工后从歌舞伎町回到家，听到阳台上有很大的声音，以为出了什么事，赶快奔过去，原来是悠悠，她的表情很恐怖，紧皱双眉，两眼充满仇恨般地盯着手里拿着的塑料袋，里面不知道装进了什么，正奋力往阳台的水泥地上一下一下摔打着，嗵—嗵—嗵—，地板发出沉重的响声。我急忙打开阳台门问她：
“悠悠！你在干什么？出了什么事了？”
突然听到问话，悠悠一惊，回过头看见是我，随即绽开了笑容，扑进我怀里，白皙的小脸上和尖尖的鼻头上满是密密麻麻的汗珠。
“你终于回来了！我非常想吃这个。”
她说着打开了手里的塑料袋。里面一只满是血污的甲鱼正痛苦地挣扎着。
“啊！是甲鱼呀！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了呢！”
“我不会杀甲鱼嘛！我怕被咬了手指，所以想把它摔死。可怎么也摔不死它。”
杀甲鱼从来都是我的工作。尽管如此，一向文静的悠悠当时那种发狠的神情还是让我很担心。
“你不会哪天也把我当甲鱼给摔成这样吧？”
我嘴里虽然开着玩笑，但心里却真的有些担忧。
第三部分：去脱衣舞场看看骗与爱（2）
“神经病！胡说什么呢？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哎！你是不是打算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啊？不然怎么会这样问我？”
说着，她扑哧一笑，就是这一笑最可怕，这笑容里面藏着诱惑男人、让男人屈服的“毒药”。当时的我就是一个已经深度中毒男人，如果早一点认清她的本质的话，我的1992年就会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我这个在夜晚的歌舞伎町都没有被打败的男人，却被眼前的上海小女人轻易地就给俘获了。
中野的公寓下面二楼有一家美容美发店，出于方便，总是喜欢去那儿理发。
成为久美子常客的重要原因是，她也作为留学生去过澳大利亚两年，与当年的华裔谈过恋爱，她还对辣味的中国菜特别钟爱。
那家美发院的女店长名叫久美子，年龄比我小三岁，却总是像个大姐那样关照我，听我诉说一些个人的烦恼，帮我想办法、出主意。她曾在澳大利亚留过学，还跟一个中国男孩谈过恋爱，所以非常能理解我在异国他乡的处境。我也带悠悠一起去过，久美子的技术不错，我们成了她的常客。
有一次我去剪头发，看到一个比真武还要胖出几圈的男人在里面和女孩子们聊兴正浓，那些平时略显矜持的女孩子像接待她们所崇拜的影星那样热情甚至谦恭地围着他，听他神侃。那男人身穿和服，头上还扎着一个发髻，打扮的那些相扑运动员们差不多。见我饶有兴趣地注视着他们，久美子走过来告诉我：“你知道吗？那个人就是若乃花大关。”
我说难怪这张脸会这么熟悉，他就是电视上常出现、报纸上也常登出大幅照片的那个日
本相扑明星，那段时间他正与这家美容店的一个女孩谈恋爱。我过去请他签名，他还和我握了手。他的签名我至今还好好保存着。
不知道为什么，和久美子在一起我感到心情非常轻松、愉快。不知不觉中，我不理发时也常常光顾她那儿。久美子休息时，我们还会一起去咖啡店坐坐。
1992年这一年，是我的生活中最繁忙的一年。“东京流行时装学院”还有一年就要毕业，已经开始进入毕业制作的准备阶段。毕业时间迫在眉睫，必须得考虑下一步的出路，这可实在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我的学生签证只能拿到次年3月了，这之后的签证……眼前还有歌舞伎町的工作，“竞争对手”越来越多，不容我有半点疏忽和怠慢，我好不容易才在歌舞伎町取得了比较稳固的地位，得到周围的认可。同时，收入已经相当可观，它足以支撑我在日本继续我一直以来想从事的事业。日本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充满了机会的“黄金”之国。
说真心话，我还想再在日本待上几年。然而，那时悠悠对于我已经胜过一切，我被她的娇嗔所迷醉，只要能和她结婚，我情愿放弃留在日本，和她一起回国。
1992年2月，我带上悠悠一起回到上海，拜见未来的岳父、岳母，我感到自己幸福极了。
在上海短短的几天里，我们为选择在哪里办结婚喜酒、都请些什么人来参加等事忙得不亦乐乎，每天都在极度兴奋当中度过。
我必须得做出一副在日本获得成功、凯旋的骑士模样，在这种时候可不能小气，因为我知道上海人是很讲究排场的，尤其是这么一位上海美女肯屈尊嫁给我这样一个出生于湖南（上海人认为除了上海以外的地方都是乡下）而且又离过婚的男人，更不能让她在家里人面前有半分的失意，现在如果显出了小气，那可要一辈子在女方家人、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我们决定比照名人的样子举办结婚典礼，在东京和上海各办一次，让悠悠好好风光一场，在亲朋好友面前挣足面子。
在上海待了三天以后，我赶去四川，向父亲汇报结婚喜讯，母亲这时早已去世了。
当时，父亲已经再婚，他与妻子住在成都，过着隐居生活。父亲原本在故乡湖南当教师，几年前因“芙蓉学院事件”，移居到四川，现在他已经剃光了头发，皈依佛门，成了居士。
第三部分：去脱衣舞场看看骗与爱（3）
出国已经四年了，我才得以在成都与父亲重逢。我从小就整天跟着母亲，与父亲关系一直都有点疏远。原本在上海办完事就应该立即返回东京，但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冥冥中上苍的暗示，我突然想起了父亲，迫切地想见他老人家一面。于是，临时决定去成都。可是悠悠怎么也不愿意跟我一起去，所以，我只好一人独行。得知我在日本生活不错，马上又要再结婚了，父亲非常高兴，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流下了眼泪。
仅仅过了两个月后，父亲李正平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了，终年六十三岁。
从上海回东京三个多月后，我接到了一个从中国大使馆打来的电话。
“你说过要和悠悠结婚对吧？”
打电话来的是大使馆领事馆的一个朋友。
“没错！等我从学校一毕业，我们就打算去办手续。前不久我刚刚和她一起去上海她家里见了她的父母。”
“你说的是真的？没开玩笑吧？”
“当然是真的，这还能说着玩？她父母也已经同意了我们的婚事。我们准备明年在东京和上海举行两次结婚典礼，到时候请你一定参加。”
“这可麻烦了……”他欲言又止。
“怎么了？出了什么事了？”我问。
“你先冷静一下，听了先别着急。其实，昨天悠悠到大使馆办结婚手续了。”
“啊？！她为什么要瞒着我自己去……”
“我要告诉你的是，她登记结婚的对象不是你，而是一个日本人。我见到时，非常吃惊，所以马上给你打电话。”
原来，悠悠是和一个日本公司职员结婚了！
我简直就像是一个小丑一样被她给耍了。这么长时间，从房费到生活费，一切的一切一直都是我在支付，还有给她买的那些价格昂贵的名服装、首饰等等……连去上海的往返路费和所有开销，也都是我支付的。而结果，悠悠从一开始就并没有想和我结婚的打算，我只不过是她可以利用的一个工具而已，把能榨的都榨干了，最后一脚蹬开了事。
“结婚”只不过是一个“诱饵”而已。
可既然是这样，又为什么还要专程让我陪着去上海见她父母呢？她的这种做法也太过分、太……
听到这个消息，我直接驱车去悠悠工作的地方。那是一家中国餐厅，我第一次见到悠悠
就是在这里，她是一个毕恭毕敬的服务员，我是一个出手阔绰的顾客，当时我一次就塞给她一万日元的小费。后来我和悠悠同居，我劝她不必继续在这家店做了，可是她却坚持说，如果自己在日本没有什么工作做，会闷死的。
我到了店门口，正碰上悠悠下班。我没有看见她打车，却是直接上了一辆陌生的小汽车，司机位置上也是一个陌生的青年男子。看到这个，我气都不打一处来，上前就把她拽下车来，厉声问道：“悠悠，你为什么要骗我？”
悠悠愣住了，她没有料到我会在我的上班时间来找她，她盯着我的脸，眼睛里充满了闪烁不定的神情。
那个男的见到我，二话不说，踩了油门就跑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男人是悠悠的语言学校的韩国籍同学，也是悠悠和那个日本职员之间的介绍人。当时我还以为他就是要抢走悠悠的男人，心里顿生一股恶气。我想我当时就差拨电话叫人痛扁他一顿了。
第三部分：去脱衣舞场看看骗与爱（4）
悠悠缓过神来，开始哭着跟我辩解：“我并不是有意要骗你的，我是真心喜欢你，所以更无法将真情说出口……我本来确实应该在去上海前将一切告诉你的，但我不敢说……”
我想她的这些话应该是真的，一回想起我们的缠绵和激情，我就不忍对她发脾气，但是，我心中的怒火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平息了呢？
“浑蛋！你这个骗子。你把我当傻瓜了怎么的？既然是真心喜欢，为什么还要和别人结婚？”
这句话根本就是多余。跟爱梅一样，悠悠也是被金钱和利益迷了心窍，也可能就是为了留在日本。想在日本，过上好日子，自己又不想去工作，找个日本人是最合适的。
我又算什么呢？跟我结婚能得到什么好处？我明年就要从“东京流行时装学院”毕业了，一毕业，自己的签证都没有办法解决，哪还顾得上她。从我这样的男人身上是得不到更多实惠的。趁着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多利用几次，利用完了就扔掉。我想，这可能才是她当时的真正想法。
我们一路无语，回到了寓所。可是，我们之间似乎什么都没有了。悠悠现在只想逃，是的，从她的眼睛里，我再也看不到她曾经的温情脉脉了。
“我们结束了！现在就给我从这个房子里出去！”
我无望地叫道。
听到我的叫声，她没有再说任何话，站起身就开始收拾东西。
“喂！听着！把我给你买的那些衣服和首饰都留下，不准带走。”
我不想显得那么小人，但不这样不足以平息我的怒火。
但是，她并没有把我的话当一回事，相反，也摆出吵架的态度：“给了我的东西就是我的，我想带走就带走。”这下，把她的上海人的精明和小气暴露得一览无余。她指着墙角里我们积累的避孕套盒子，说，“看看这些，我就算是卖，也不止你这些东西了！”
平时几乎从不发火的我这时再也忍不住了：“你给我滚！你这个上海婊子！”
我怒吼着一巴掌打到她的脸上，把她赶出门去。
从那天以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都对自己的同胞“中国人”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他们只会给别人穿小鞋！他们为了钱不择手段！他们都是骗子！特别是在日本的上海人，我已经不想再与他们打任何交道。
同时，对产生这些想法的自己，我也生出一种无法用语言述说的厌恶之情。
不过，我的这些想法也随伤口的愈合渐渐消失了。到现在，我对同胞再也无法燃起过去那种强烈的老乡意识。其实，大部分中国人都有比较强烈的“老乡”意识的。遇到同乡就会感到亲切，关系也都比较密切，拧成一股绳。经历了许多事情以后，我渐渐感悟到，不论什么样的人，中国人，韩国人，或者日本人，或者是中国人里的上海人、福建人、台湾人，甚至香港人，说到底都是一样的，大家都一样辛苦地活着，为了生存而努力奔波，他们可能会因为金钱利益的引诱而犯错，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他们也可能因为良心的驱使，而从事很多慈善的事业。每个人都是凡夫俗子，有爱也有恨，有优点也有缺点。每个人都是上天造出来的普通的人罢了。
第三部分：去脱衣舞场看看骗与爱（5）
90年代中期开始，我注册了自己的公司，招了多名员工和我一起招揽客人，就没有照顾湖南人而排斥别的地方的人的意识。也不会因为哪个人和我是湖南老乡，就对他另眼看待或提高待遇，而是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所以，我的伙伴中有上海人、东北人和其他地方的人。
那么，被悠悠欺骗后，我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改变呢？是不是就因此情绪低落，整天萎靡不振呢？我可绝不是那种软弱的男人。
不管怎么说，当时她也是我真心想要结婚的女人，被骗后是有些接受不了，感情因此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但是，要在夜晚的歌舞伎町生存下去，不被别人打垮，就必须有坚强的意志，换句话说，脸皮不厚一些是不行的。不管心里有多痛苦，即使心在抽泣，外表还必须做出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那样平静。只有这样，“对手”才不至于乘虚而入并打垮你。如果有人看出“李这个家伙最近好像心思不对，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情”的话，自己就有可能会被人趁机摧毁。这，就是歌舞伎町存在的真理，在这条街上，是不允许流露出丝毫软弱的。弱者，在这里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我像以前一样，昂首阔步地奔走在夜晚的灯红酒绿当中。
这时候，我遇到了这样一件事。
把悠悠赶出去后，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当中。
区役所大街上，有一家“卡巴库拉”陪酒店是日本人开的。里面的陪酒小姐也全都是日本人。一般情况下，我常带客人去中国人的店，所以，难免很容易和这家日本店有了隔阂。原因是我站在这家店门口把过往的客人拉到中国店里，“抢”了他们的客人。“卡巴库拉”的人当然会生气。
起初是“卡巴库拉”专门雇来拉客的家伙向我表示抗议，我没有理会，最后，店长亲自出来找我的麻烦。如果我还继续不理睬他们，最后他们的“后台”一定会出面的。尽管我与极东会的头目认识，但这一次与以往的情形不同，我的“后台”恐怕也未必会为了我这个外国人而得罪日本人，我也不想让他们夹在我和日本人当中为难。
那么铃木呢？如果找他也许会帮忙，但这家伙非常认钱。如果找他帮忙，除了每个月定期的保护费外，他肯定还会要求附加的报酬，这种事情也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因此我决定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我决定自己到这个店去当客人，去花钱。
“店长，你先别生气。我并没有抢你的客人的意思，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把去你店里的客人硬拉到别处去。即便是我想这么做，也做不到啊！我也不愿意把事情弄大，这样吧，今天我就先当一次客人到你的店里去玩玩，咱们好说好商量。”
其实，店长人不错，他尽管有些不高兴，但听我这么说，就答应了。当天，我在他们店开了一瓶两万五千日元的威士忌，一杯又一杯、很大方地请店里的小姐们喝饮料，一次就花了五万多日元。
“店长，今天玩得非常愉快，我还会偶尔来玩玩的，请多关照啊！”在店长客气地送我出门的时候，我也很有风度地向他致谢。我知道，这件事情已经摆平了。
不曾想，结果根本就不是什么“偶尔”的问题，从那天以后，我居然迷恋上了这家店，几乎日日光顾。
为什么会这样呢？过去我也因自己的工作关系时不时地在台湾人和大陆人的酒店喝酒，有时候是为了不得不和警察或黑社会拉关系。然而，作为客人进入日本人的酒店，里面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日本人的酒店比中国台湾人和大陆人的酒店服务好多了，他们的服务实在是很地道的。
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是我一进店就来陪我喝酒的女孩子。她的年龄只有二十二岁，但服务细心周到，非常有眼力，也很善解人意。她留着日本比较流行的那种半披肩发，妆化得浓淡相宜，尽管容貌一般，但是在街上她总会赢得较高的回头率，是那种很有味道的女孩。当时我正好是被悠悠甩掉不久，内心非常寂寞和苦闷，非常需要有一个人来倾诉。
而霞总是认真地听我说话。
第三部分：去脱衣舞场看看骗与爱（6）
“这种女人是不是太可恶？”我一只手端着杯子喝酒，一只手揽着她的腰说。
“是啊！太不像话了。李哥真可怜！”霞有些鼻子发酸，用略带鼻音的又甜又软的声音附和我、赞同我。只要杯子里的冰一有点融化，杯上的水珠流下或喝酒时水滴到我身上，她就会马上用小毛巾给我擦干。想抽烟时，又总是在最适宜的时刻将打火机打着伸过来给我点着。我简直就像个黑社会小头目般被伺候得好好的，被当成什么人物看待。我被她的这些周到举动和柔情感动了，产生了从未有过的飘飘然的感觉。
还是日本女人温柔可人！我开始得出这样的结论。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去，而且每次都指名要霞陪我。
日本的斯那库小姐，不陪客人去饭店开房，但那只是相对而言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谁会看到大把的金钱而无动于衷呢。刚刚到日本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要想泡日本的小姐，只要连着去她的店里面喝上半个月的酒，天天指她的名，就没有泡不上的。确实，日本小姐基本上不会与第一次来的客人上床，我觉得这倒不是她们不喜欢钱，而更多的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的。
与中国社会相比，日本社会的生存压力很重，也就造就了很多的“变态狂”，这些心理上不正常的人，也许是建筑工地的工人，也许是电车司机，甚至也许是著名企业的课长、部长，表面上斯斯文文，一旦跟他去了旅馆开房间，很可能瞬间就变了一个人，轻的捆绑、辱骂，重的大打出手，甚至闹出人命。我想，日本小姐也充满了对金钱的想往，否则也不会陷身于这个行业，但是她们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而行为相对谨慎，对于不了解的人绝不会轻易开房间的。
于是，为了得到霞，或者毋宁说是为了满足我那被女人伤害了的虚荣心，我为霞大方地打开了自己的钱包。我们到中国饭馆吃饭时，专点燕窝、鱼翅一类的高档菜肴。我给她的礼物有路易威登的皮包、夏奈尔的服装、迪法尼的项链……当然还去高档饭店。我还带她到太平洋上的塞班岛去旅游，我俨然是一个泡沫经济时代的有钱绅士。
说实话，在为霞花钱的过程中，尤其是掏出现金或者刷卡的瞬间，我能体会到一种难以言表的快感，这种花钱的快感甚至超出了其他的感受。不，也不完全一样，毕竟，我在初恋般地追求一个陪酒小姐，尤其是对于备感失落的我来说，精神上的快感可能大于肉欲上的亢奋。每当霞在努力讨好我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发泄和复仇的感觉，有时候，我想：妈的悠悠，你让日本男人干，我这里也在干日本女人！我没有输给你！可是每次完事后，从饭店里出来的时候，我依然很失落。或许，我一时无法从悠悠的阴影里走出，就连这个善解人意的可爱的霞，也不能使我真正快活起来。
我和霞共交往了三个月，最终还是分手了。
三个月的时间，为她花的钱包括支付“卡巴库拉”店的花费，共用掉了四百多万日元，折合人民币近三十万元。
说实话，霞确实是一个年轻而可爱的女孩，但并不是我爱的女人。说到底，这个日本女人只是我摆脱情感痛苦的替代品，我对她不过是一个能送她礼物、为她花钱的客人而已。而我也不是她真心相爱的男人， 分手也很简单，我只给了她十万日元了事。霞有些恋恋不舍地说：“李哥！谢谢你！以后有时间还请来店里玩。”
可是，还有半年时间，我就要从东京流行时装学院毕业，我的学生签证也无法再续签了。
人生真像一场戏。我的意志就要完全消沉下去了。
我站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情绪急躁，待客的态度也缺乏耐心，结果客人都跑了，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
11月的一天，我上完学校的课回到中野的住处，可能是显得过于憔悴，美容院的久美子看到我，主动跟我打招呼。
“李哥！你怎么了？平时见到你什么时候都是昂首挺胸的，今天怎么会这样？好像快活不下去了似的。是不是生病了？”
当久美子那被太阳晒得非常健康的脸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感到了一种安全感。久美子不胖，但身体非常健壮，让我有一种可以依靠的感觉。
“你说的没错，我已经快死了。”
看到我垂头丧气的样子，久美子热情地邀请我：“店里现在不忙，我们去喝杯咖啡吧！也许我能帮帮你。”
第三部分：去脱衣舞场看看骗与爱（7）
久美子的面庞就像太阳一样呈现在我的面前，我把有关自己的一切都全部告诉了她。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在久美子的面前我都感到非常有安全感，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任何事情都不必隐瞒。只有在她面前，我才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她的年龄比我还要小三岁，但在她面前却有一种如同孩子在母亲面前的感觉，她总是能包容我、理解和帮助我。我像孩子得到母爱那样得到她的关怀，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恋母情结”？
“原来你遇到了那么多的事。真不容易！不过，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人总得往前看。我希望能看到你像往常那样开心，什么时候都充满信心的样子。”
“我现在怎么能开心得起来？工作不如意，女朋友跟别人跑了，钱全部给造光了，我现在一无所有了，明年签证也要到期了。你说，我还怎么高兴得起来？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李哥！告诉我你的真心话。你从东京流行时装学院毕业后，是想继续留在日本呢？还是已经厌倦了想回国去？”
说实在的，我当然还留恋着日本。不，准确地说，不仅仅是留恋，而是根本不想、也离不开日本。我太热爱歌舞伎町这条街了，我已经成了它的一分子，离不开这里了。学业虽然结束了，但想在日本的时装设计行业找到称心的工作是几乎没有可能的。尽管我对自己的专业充满自信，学习成绩也不错，但一个来此不到五年的中国人，想就此跻身日本的时装界，能力还差得太多。所以，我还是想继续做自己的歌舞伎町“导游”工作。可是，如果没有了签证，一切就都无从谈起。我说过，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愿干任何违法勾当的，当然包括超期滞留这样最常见的违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