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吗？啊！这么漂亮的身体只让老婆一个人占有可实在是浪费。怎么样，你愿不愿意到我的学校来当绘画课的模特儿？我平时并不刻意教学生什么，但有一点，我总是尽量让他们去欣赏、去用心感受美——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学习。”
我倍加小心地问：“当模特儿可以，不过是不是裸体的那种？”
听到我的问话，长泽先生大笑起来：“哈哈！原来你还这般害羞啊！”
第四部分：往日回首我的模特生涯（3）
在生人面前脱光衣服，这对于我可实在是无法想象的事情，更何况还要在很多人面前。而且，我即使在日本的公共澡堂，那种叫做“钱汤”的地方洗澡，都感到很不自在，何况是做模特儿。只要一想到自己站在众人面前光着身子，众人都用认真、审视的眼光一齐盯在我的身上，我都觉得像是要下地狱般不自在。
“对不起！裸体可绝对不行。”
长泽先生对我的拒绝显得有些失望，但还是说：
“没问题！没问题！那就不脱衣服怎么样？不脱衣服就没问题了吧？”
从那以后有一年时间，我每周一到两次去“泽现代服饰所”当模特儿。尽管是穿着衣服，但同时面对几十名学生，被这么多人围着，起初还是有强烈的抵触感。但是，一两个月过后，慢慢地习惯了这项工作，那种抵触感却渐渐演变成了一种被注视的快感，那种当芭蕾舞演员时常常感受到的表现欲又复苏了。
不过，歌舞伎町的活动一年比一年费神费力，结果，我的模特儿生涯只持续了一年就宣告结束了。但是那段经历还是成了我人生的宝贵经验。
模特儿工作结束后，长泽先生依旧约我一起喝茶、吃饭，谈论时装、电影等各种话题。先生除了时装设计外，还是一位了不起的电影评论家，在杂志上经常发表电影评论。每次和他在一起，他给我留下的印象都是精力旺盛、信心十足，不时带给我新观点和新认识，使我耳目一新，我丝毫没有那种和一位老人谈话的感觉。
1999年6月22日，我得到了长泽先生去世的噩耗，他终年八十二岁。
我参加了在青山殡仪馆为他举行的葬礼。葬礼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参加葬礼的人的衣着尤其引人注目，很多人的打扮都极富个性色彩，令我非常吃惊。他们的黑色葬礼服一点不像通常的葬礼时穿的那几种固定样式，充分显示了“长泽流”的葬礼风格，这也算是给他时装界大师的一个完好纪念和总结。
我想，我一生都不会忘记这位在日本结识的老师，他是一位真正有自由人格的老人。
在与长泽先生的交往时期，久美子平安地产下一子。孩子很可爱，继承了我的眉清目秀，也继承了他母亲恬静的微笑。在歌舞伎町的紧张工作之余，我把心力都投入到了对孩子的抚养上。
歌舞伎町的导游工作是从晚间七点开始，第二天凌晨结束。所以，我在白天的时间都可以匀出来陪我的儿子。虽然每次回家我都很疲累，但是，一见到我的大胖儿子躺在婴儿床里，伸展着柔软的小手小脚，试探着这个世界，我的心里就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对生活的热爱。我甚至觉得，我以往的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
给儿子换尿片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而且，我津津有味地乐在其中。这在日本的男人世界中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因此，当久美子把我对孩子的悉心照顾告知她的父母和兄长时，她的家人都纷纷对我刮目相看。
不过，让我感到微微有些烦恼的是，久美子对我的爱已明显地变淡了。她关注的重点已经从我转移到了儿子身上。我们家庭的重心就是孩子。孩子哭闹时，家里就会乱成一团，给他喂食，检查他的尿片是不是湿了，或者捧出一堆玩具逗他，而当孩子欢笑的时候，家里也如沐春风，其乐融融。
看着一天一天长大的儿子，我暗自下了决心，我要让我的儿子得到日本最好的教育，成为日本最上流的人。于是，我将更大的精力投入到歌舞伎町的导游工作中，去捞取更多的资本。
正在这个时候，歌舞伎町的犯罪阴云越来越浓。站在歌舞伎町的街头，我甚至可以清晰地嗅到贪婪和欲望不断增长的气息。但是，为了更好地生存，为了我们一家的未来，我只有拼命工作。
第四部分：往日回首我的模特生涯（4）
1994年4月的一天，我像往常那样站在中央大街上等待客人。从靖国大街方向大摇大摆走过来七八个人，一眼就知道他们是中国人，我当然照常不失时机地迎了上去。
“你们是中国人吧？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们介绍有意思的店。”
他们的容貌给我一种预感——他们是一伙福建人！其中的一人刚开口说话，立即证实了我的猜测，他用福建腔很重的普通话回答：“有意思的店？你说什么店？”
我一下子被这帮福建人给围住了，我本来只想像往常那样招呼客人的，但他们的表现却像是要找我的麻烦，每个人的脸上都是一副凶相。
“我姓李，是歌舞伎町的导游，请大家多多包涵。”说着，我拿出自己的名片。
当然不是所有的福建人都不好，一般福建人都很努力，也很能吃苦，有更多的福建人在日本都不哼不哈地努力工作。还有那么多认真的留学生，他们中也不乏福建人。眼前的这群福建人虽然不善，也许是因为第一次来歌舞伎町，内心有点紧张，本能地表现出敌意罢了。想起自己刚来这儿时也同样表现出紧张和好奇，而在这几年的导游接待中我知道，大部分第一次来这里的中国人也都因为紧张脸部肌肉都绷得紧紧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属于同一种情况。
不过，他们蛮横的动作让我的戒心一下子又提了起来。一个人从我手里一把抢过名片，递给同伴，然后说：
“这位兄弟说要带我们去有意思的店，走，咱们去看看到底哪儿有意思！”
他说着发出一阵怪笑，然后斜着眼睛看着我，接着说道：“正好！我们正想到哪儿去喝上一杯呢！怎么样，就劳你驾带我们去一趟啦！不过，如果不像你说的有意思的话，那到时候你可小心着点儿！”
果然不是什么好人，从好人嘴里是不可能说出这种威胁人的话的。这是在日本的繁华大街，又是在红灯区，能用这种口吻说话，这可不是一般的小痞子做得出来的。我开始紧张了，虽然还谈不上怕他们。
我在歌舞伎町摸爬滚打了整整五年，什么样的情形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对手没有见到过，何况当时的我背后已经有了颇具威力的靠山，别说对方仅仅只是些乡下小流氓，就是黑社会的我也有对付他们的自信，何况眼前这群人的感觉还看不出是黑社会成员，充其量不过是乡下来的一帮恶棍而已。
只是，把他们当做客人带到店里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万一他们在店里找茬闹起事来，或者不付钱就跑掉，那我的信誉可就没了。
我犹豫了片刻，打算带他们去平时和我关系不错的一家名叫“倾心”的上海酒店。我用手机打电话给那位老板娘，悄悄地将事情原委说清楚。她听后回答我：“按说不愿意这些人来，但最近店里的生意非常不好，客人很少——你还是带他们来吧！”
他们进店后仅仅过了三十分钟，就又回到了我站着的中央大街上，一伙人将我团团围在中间，开始大骂：“什么有意思的店，你居然敢骗我们！好大的胆！”
“怎么连一个陪酒的小姐都没有？”
“里面怎么就一个上海老女人？你这混蛋，我宰了你！”
我一边劝阻他们不要发怒，一边马上打电话给那位上海老板娘问是怎么一回事，老板娘哭着诉说：“我告诉小姐们马上要有一帮福建人来，她们一听就都给吓跑了。以前也有福建客人来过，不满意小姐的服务态度，抓着小姐的头发连踢带打，把别的客人都赶跑了，所以大家一听说是福建人就害怕。他们刚才没有付钱就走了。”
没有办法！最后，我给了他们一万日元才算了事。
第四部分：往日回首我的模特生涯（5）
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解决了。可是，两天之后，突然发生了一起杀人事件，就是我介绍那伙人去的那家倾心酒店的老板，被两个福建人给杀了。我想，莫非就是这伙福建人干的？那我岂不成了引狼入室的人了？我慌忙去打听消息。因为和这家店有回扣约定，关系又比较熟，各方面的消息都自然汇集而来。原来，犯人并不是和我发生争执的那帮福建人，但是跟他们是否有关就无法查证了。
“倾心”店是由一对上海兄弟一起经营的，老板娘是兄长的妻子。事件发生当天，兄嫂两人出外度假，只有弟弟一个人在店里。据我掌握的情报所知，其实兄弟俩和那两个福建人早就认识，不但认识，他们原本就是一伙的。这兄弟俩过去就和福建人一起做着制作和贩卖假护照的非法勾当，这次是因为分赃不均，彼此发生了口角。
当时，我正好到店里去收回扣。看到两个凶巴巴的颧骨突出的男人已经在店里，正跟店长谈着什么，这自然没有引起我过多的注意。我还以为他们只不过是来店里喝酒的客人，跟店长闲聊而已。而在我离开数小时后，惨案发生了。他们在谈论中意见不和发生了争执，争执不下，最后福建人拿出了匕首。店长被一个福建人用匕首扎死，而另一个福建人也在打斗中被击中要害死亡，剩下的一个人当场逃走。当时的新闻报道说那是一桩抢劫杀人事件，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一个星期后，我和老板娘一起到位于新宿区下落合的殡仪馆去参加葬礼。被杀的那位店长的照片被挂在佛坛前，简单的葬礼完毕后，遗体当即被送去火化。
参加葬礼的人正在休息室里等待火化。我茫然地注视窗外，一辆警车停在火葬场，车厢后面的门被突然推开，一名手上铐着手铐、腰上绑着链子的中国男人跳了下来。
原来是老板娘的丈夫，遇害店长的哥哥，他已经因伪造和贩卖假护照的嫌疑而被警察拘捕，此刻是被特别允许与弟弟做最后的告别来了。他那被铐着手铐的手在空中乱舞，发疯般号哭着：
“啊——啊——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你！啊——唉——”
一片寂静的殡仪馆里，只听得见他一人那野兽般的号啕大哭声，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不过，流血和死亡在歌舞伎町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妖艳而美丽的歌舞伎町，也许恰恰是需要凡人的血，才得以滋长壮大的。1994年8月10日的夜里，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在区役所大街后面一家名叫“快活林”的中国餐馆里，几个吃饭的北京黑帮头目遭到上海黑帮团伙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数人受伤。这一事件被通称为“快活林事件”，它不仅仅让歌舞伎町的人们感到吃惊，并且震撼了全日本。
当时上海黑帮使用的武器是“青龙刀”，这更给这一事件增添了神秘色彩，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争相将整个事件渲染得耸人听闻。以至于后来一段时间，当我在歌舞伎町街头等客人的时候，遇到些日本熟人，他们总是跟我开玩笑：“喂，李，今天上班来没带着青龙刀啊？哈哈哈……”
当时的我已经相当了解歌舞伎町的地下世界，事件发生的那家餐馆、械斗双方的多名成员我都知道，和其中的几个人还有过交谈。
“快活林事件”的犯人逃走，至今都没有归案。由于这次事件的性质是属于华人帮派之间的争斗，更是由于是在歌舞伎町最为繁华的晚间发生的，因此对于日本社会的冲击力相当巨大。很多歌舞伎町的日本老板、商会等对于中国人的反感也达到了一个高潮。东京的警视厅一方面迫于日本社会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觉得中国人实在闹得太出格了，于是便展开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歌舞伎町大扫荡”，尤其是针对外国人犯罪现象给以重拳出击。在那半个月的时间里，很多雇用了留学生和黑户口的中国人经营的斯那库都无法营业，我的生意自然也受到很严重的打击。
“快活林事件”发生后，中国人的犯罪事件急剧增加。
第四部分：往日回首我的模特生涯（6）
偷渡、假结婚、黑户口等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一小撮人走到哪里，哪里就不得安生。一伙人胆大妄为、恣意横行霸道，几乎无恶不作。犯罪的形式和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很多事情是国内同胞不能想象的。偷盗、卖淫、假钞票、伪造信用卡、走私枪支、赌博游戏店里的作假、地下赌场、摇头丸等毒品的走私和贩卖、地下银行等等，犯罪手法简直是五花八门。同时，强盗、强奸、绑票、杀人等恶性事件也有大幅度增加的趋势，90年代的外国人犯罪成为日本的一大严重社会问题。
由于我的工作性质，我与在日的中国人的接触非常多，所以常能掌握许多犯罪的“内部情报”。为了打听消息，很多刑警都跑来找我。我已经以歌舞伎町的中国通而闻名，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是与中国人有关，这些刑警们就一定会接二连三地跑来找我打听情况。记者们也开始上门来找我做各种采访，他们甚至将我拍进采访镜头，有时候还需要按他们的要求做一些“表演”性发言。比方说他们在拍某一偷渡蛇头题材的采访报道时，曾让我作为采访对象说了一些话，等到放送时，我发现我的脸被加了马赛克遮住了，而且居然被冠之以“蛇头”之一来报道，而我的话也被充做“蛇头”的内部机密来向观众公布。就这样，在不知不觉当中，我在记者和新闻媒体中也开始“红”了起来。
但同时，我也意识到，如果我真的把自己所掌握的有关中国人的全部“机密”出卖给日本警方和记者的话，对于偷渡客和蛇头这些亡命徒来说，想要干掉我也是易如反掌的事情。而如果我拒绝与警察合作的话，一旦我遇到了麻烦，诸如来自日本黑社会的，或者来自中国人黑帮的敲诈和挑衅，警察或许不再对我进行保护甚至懒得插手，那么我的处境就会十分险恶。这就决定了我必须采取一种“走钢丝”的方式才能够继续在歌舞伎町这片土地上生存。
在9月份的时候，我听说来自中国东北的一伙刑满释放人员与东京的黑帮合流，进入到歌舞伎町，经过一番打探，他们准备对一家珠宝店实施抢劫。
这伙人的第二号头目在没有“黑”下来之前跟我是朋友，而且有一次因为没有携带“外国人身份证”被警察扣下，是我跑去警察署向警察解释，并把他保出来了。虽然后来一直没有太多的联系，但多少算对他有个搭救之情。后来他的签证过期，成为黑户口之后我们就一直没见过面。
但是这次他带着手下来歌舞伎町“踩点”的时候，偶然在街头遇到了拉客的我，攀谈了一阵，他知道我在此地谋生，就怂恿我跟着他们去“发大财”，我当然婉言谢绝了。在他们准备动手的前一天下午，他特意给我来了个电话，让我这两天不要上班了，因为“可能会出点事”。当时我还没太在意，因为歌舞伎町每天都会发生大大小小的意外，我早已习以为常了。
可是没想到那天后半夜，一个叫松本的刑警在街头找到我，匆匆把我拉到“上高地”咖啡店，非常紧张地问我是否知道新从中国过来的一批“老手”要对某家珠宝店行劫的风声。我的脑子里一下就闪出我那个旧日的朋友，而且，与下午接到的电话相联系，我估计松本说的就是他们。
我一面摆弄着咖啡杯里的小调羹，一面考虑如何回答坐在对面的松本。如果我说完全不知道，等于是自欺欺人，我站在歌舞伎町大街上这么多年，对于这么明显的外来势力的光临居然会茫然无知？这肯定骗不过松本，否则他也不会来找我询问。而且，如果他知道了我“揣着明白装糊涂”的话，今后我的日子也就不会好过了。我可不能冒这个险！但是，要是我告诉他，那伙人就在明天动手，私人友情且不说，那些劳改释放犯还会让我在这块土地上存活几天？啊！真是麻烦啊！
我端起咖啡，呷了一口，尽量让自己的心绪平静下来。很快，我的思路便理清楚了：“松本先生，如您所说，从上周开始，确实有一些从未在歌舞伎町露过面的大陆人，连续几天在这边转悠，您知道我工作的性质，我便上去，想引导他们去看脱衣舞或者其他什么的，但是他们似乎不感兴趣，我也就没有继续纠缠——您知道，我一向做事是很规矩的。”说到这里，我有意停顿了一下，观察松本的反应。
他显然不满足我所讲的这些，还希望我继续说下去，期待地看着我，甚至忘了端在半空中的那个咖啡杯。
第四部分：往日回首我的模特生涯（7）
我想，我能说的，也就是这些了。总不能连我保释那个朋友的陈年旧事都抖搂出来吧？而且，说实话，当时我并不能确认我的老朋友要做的事情就是松本想要知道的这一桩。于是我摊了摊手，说：“您是职业刑警，您认为，如果谁要作大案，会提前通知我这个街头的引路人吗？”
不过说良心话，我最最担心的还真是他们那一伙人，倘若他们真的行动，还被警方查出那个人是我的朋友，我就完了。因为日本警察署的档案里会有我去保释他的记录，再加上松本在案发之前亲自询问过我，我竟说一概不知。这实在是太冒险了！一旦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我只能向警察说，在歌舞伎町没有见到过这个朋友，当然对他们的行动计划一无所知。我知道警察最终也会拿我没办法，因为我毕竟不是同谋，但是我却没法继续在歌舞伎町混下去了。
好在第二天那伙中国人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风声，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他们放弃了打劫珠宝店的计划。而且此后他们再也没有在歌舞伎町中出现过，我提了很久的心才一点点放下来。
就在频繁地与犯罪分子和警察的交往中，我认识了一个警界的朋友。本来我是从心底厌恶那些表面冷漠、内心其实与黑社会一样贪婪的警察的。但是，这位朋友却不一样。我想，他应该算是一个特例。
我和名高第一次见面是在1994年10月，那时，“快活林事件”的阴影还笼罩着歌舞伎町。
深夜，我在工作的间隙抽空走进那家名叫“后乐面店”的地方，正哧溜哧溜吃着加肉拉面，一个面色黝黑、体格健壮的中年男人径直坐到了我的旁边。
“嗯……吃什么好呢？”他自言自语道，之后随意地看了眼我的面碗，突然搭话说：
“原来还有拉面。兄弟！这味道还不错吧？”
他的眼光很犀利，但并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眼光，眼睛深处有一种富有人情味的温情，我也就没有了任何戒心，很自然地回答他：“这加肉面味道很好，和我母亲做得很像。”
“哎！这不是拉面？原来还有叫加肉面的名字。好！我也来一碗。”
面上来后，这个男人大口吃了起来，吃得很香。
我饶有兴趣地注视着他那吃得酣畅的样子。
他抬头笑了，跟我说：“噢！真的很好吃！谢谢！”
我吃完面，离开面店，重新站到大街上。
那个男人跟着走出来，一直走到我的身边，一边对我表示谢意，一边掏出张名片递给我，脸上还现出一副不好意思也不太自然的表情说：“对不起！其实我是……”
原来他是警视厅国际搜查科的一名刑警！名片上清楚地印着他的姓名、工作地点、电话号码、联系方法等，这还是第一个不是因为公务而给我名片的警察。
“其实同事早就告诉过我李先生的情况了，我自己也经常来歌舞伎町，每次在大街上看见你，都被李先生的风度所吸引。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
在这里，我不便公布他的真实姓名，因为我觉得他和我看过的某日本电视连续剧里的一个叫“名高达郎”的演员长得很像，所以在这里就姑且叫他“名高”吧。还有人说他长得像很受日本人欢迎的香港武打明星李小龙，有一次当我这样提起时，他还很不好意思，脸都红了。
那天名高并不是为“快活林事件”，而是为了调查别的事件来找我了解情况的。内容是有关某一重大盗窃团伙，我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了他。
“多谢你告诉我这些宝贵的信息。以后可能还会麻烦到你。当然，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也一定请告诉我。我会尽量帮你的。”他的笑容很温和，像秋天透过梧桐树叶洒下来的阳光。
从那以后，名高与我成了超出警民关系的朋友，他与那些寄生歌舞伎町的蛀虫有着本质的区别，我在心里将他们划成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第四部分：往日回首一朵妖艳的毒花令人成瘾的毒品（1）
我说过，歌舞伎町就像一朵妖艳的毒花。是的，除了色情、凶杀，歌舞伎町暗地里流行的还有令人成瘾的另外一个东西——毒品。
1994年冬天，新宿的街头寒风凛冽，歌舞伎町一些布制的招贴画迎风飞舞着，上边画的都是那些招徕生意的裸体的女人，看上去似乎是一些耐寒而色情的女子正在寒风中激情地跳着脱衣舞。已经看惯了这些招贴画的我，对此兴味索然。天寒地冻才是最真切的感受，我真想一头扑到温暖的家里，和儿子一起玩他的小布偶。不过，我必须工作。
迎面走来一个瘦高个的中国男人，他身穿米黄色大衣，里面是一身黑色西服和深红色衬衣。他站到我的面前，眼球向外突出，异样地发红，有点像某种爬虫类动物。他给我的感觉有些不干净，让人本能地敬而远之。
“大哥！天真冷啊！”他笑着对我说。
我嘴里一边吐着白雾，一边用脚跺着地面，点头回答：“是啊。”
“大哥！真服了你。这么冷的天，居然还能一直站在大街上。我已经看见你很多次了。”
这男人边说着，边发出一阵令人很不舒服的笑声。我每天都固定站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当然免不了被各种各样的行人注视，但被眼前的这个令人不舒服的男人说注意过很多次时，我的心里还是有毛毛虫爬过的感觉。
“我想去洗个热水澡，你知道哪家店允许让身上有刺青的人进吗？”他问。
“你是黑社会的？”
“不错！香港的。”
男人似乎很是得意，又发出一阵令人讨厌的笑声。
我打算先把他带到能进的店去再说。
走进一家色情澡堂的自动门，他把大衣交给迎上前来的店员，回头对我说：
“你的钱我付了，一起进去洗！”
“对不起！我现在正在上班。”
我拒绝了他。但他并不死心。
“那这样怎么样？除了洗澡的费用，我再另外给你两万日元小费。”
一个小时两万元钱也是值得的。我答应了：“那我在休息室里等你一小时。我要是现在洗了澡，待会儿出去就更经不住冻了。后边我还要站大半个晚上呢！你在里面，如果有什么事，就招呼我一声。”
于是，他交了他一个人的钱，然后又从钱包里那一沓厚厚的万元钞票中抽出两张放在我冷冰冰的手掌上，说是给我的。
“你可得在这儿等着我出来啊！”
他又发出一阵怪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把黑色西装和深红色衬衣一股脑儿脱下，露出精瘦的上身。他的脊背上纹着一个被蛇缠绕着的裸体女人，在厅堂的昏黄灯光下发出一种邪诡的光亮。
第四部分：往日回首一朵妖艳的毒花令人成瘾的毒品（2）
和我关系很熟的店长慌忙用身子挡住他，催促道：
“您请！里面请！”
幸亏当时只有我们两个客人。一般的色情店铺为了避免惊吓到别的客人，也会在店门前贴出“禁止文身者入内”的告示。
可那男人脸上依然浮现出满不在乎的笑容，突然将裤子也在我们面前脱去。
店长面有难色地看看我，我慌忙用广东话催促：
“你，快！赶快进去吧！”
精瘦男人邪邪地笑着，消失在楼道尽头的小房间里。
结果，他并没有按时出来，而是延长了时间，大概是在里面跟色情女郎一起，不断消磨时间……我在休息室里被迫等了三个小时。
店长担心地跟我说：
“那个人很危险，我看他一定在注射毒品。”
他说着在自己的胳膊上做了一个打针的姿势。对！那家伙要是不吸毒，怎能在里面持续三个小时？
又过了半个小时左右，那男人终于从里面出来了。
“不好意思啊！”他说着又掏出两万日元给我。
我甚至有些不愿碰到他枯瘦的手：“那，再给我一万就行了！”
他依旧嘿嘿笑着回答：“两万都给你。然后，陪我去喝一杯！”
我看了看手表，已经是深夜十二点了。我正犹豫着，那男人固执地拉了我出来。
真没办法！今天真够倒霉的。我跟在他身后没走几步，冷风迎面让我打了个寒战。
刚走出一条街，正好和我的“保护人”铃木打了个照面。
“啊！您辛苦了！”
我给铃木鞠了个躬。谁知，那男人在一旁用广东话说：
“兄弟，你怎么在日本的黑社会面前这么低声下气的。呸！日本黑社会有什么可怕的？”
他说着挑衅似的将一口痰吐到铃木的脚边。这个浑蛋！我急了。谁知铃木居然没有恼怒，只是脸上显现出一种尴尬的笑容，说：
“小李！你怎么还有这么不懂礼貌的朋友？”
“对不起！这个人一点不懂规矩，我会让他收敛着点的，请一定忍着点，别发火！”
第四部分：往日回首一朵妖艳的毒花令人成瘾的毒品（3）
我正好言劝解着铃木，第二口痰又飞到了铃木脚下。铃木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起来，他气势汹汹地冲到了那男人的面前。事态再这样发展下去，就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了。不管是香港的还是日本的，黑社会的人都不是好惹的，再说真的弄到火并街头，我也摆脱不了干系。我慌忙站到那香港男人的面前，用两只手按住他的两肩，紧紧盯着他的眼睛，语气坚决地用广东话说：
“求求你！给我一个面子，就算是帮我一个大忙！我低声下气也是万不得已的。这里不是中国，不是香港，这是日本的东京。我在这里是一个外国人，我必须生存，必须养家糊口。求求你！千万别在这里惹事！”
两个人都被我的高度紧张弄得有些僵住了，局面暂时沉默着。但周围已经有一些路人停下脚步，注意着这边的动静。我又转向铃木：
“待会儿我会去找你的，请一定忍着，先去忙你的吧！”
听了我的话，铃木默不作声地点点头，随后转身消失在人群当中。当天晚上那男人走后，我将包着两万日元的纸包塞给铃木，才算平息了他的不满，可当时他的样子着实吓人。
在街头闹过以后，我和那个男人一起进了一家韩国烤肉店。一杯生啤酒下肚，我们先是随便聊了些不相干的话题。那男人对面前的烤牛肉没动一下筷子，倒是要了三个人份的牛肝烤着吃了，只吃得满嘴都是牛血，一边还不时地发出怪笑声。真是个让人从心里感到不舒服的古怪家伙。没办法，谁让我被他抓住了呢？
一个小时之后，看两边的桌子都空了，那男人开始转变了话题。
“你吸毒吗？”
我坚决地摇了摇头。
“那，卖过吗？”
我再次将头摇得像个拨浪鼓。
“想不想发点横财？”
我坚决地摆了摆手，又合掌给他拜了拜，表示求他不要让我和毒品有任何关联。难怪这家伙能在洗澡店待几个小时。果然是毒品起的作用。
“这可是桩能发大财的生意，这份活也不是轻易能找人做的。刚才你用两手按住我的时候，我就感到你有这份能耐，因为你遇事不乱。连日本黑社会的家伙都能听你的，算你有本事。你就跟着我干，保证有前途。只要你拉客人的时候偷空搞上一点，随便就能赚两套买房子的钱。”
当时，日本媒体的报道说，日本卖的毒品大多是朝鲜制的，不过都是一些伊朗人和泰国人在贩卖，还不知道有中国人干这行。
“有中国人卖这个吗？我好像没听说过。”我机警地问他。
“所以才找你的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本来就是个拉皮条的，既有客源，又不会引起警察的注意。谁会想到你敢在大街上公然贩毒呢？这简直就是个死角？”
我注视着男人那充血的双眼，毅然说道：
“我不是拉皮条的，我是个导游！”
空气瞬间凝重起来。
第四部分：往日回首一朵妖艳的毒花令人成瘾的毒品（4）
如果他再继续提什么要求被拒绝的话，这家伙身上的血恐怕就要沸腾起来了，到时候保不准他会怎样发作。我不想把局面闹到不可收拾，于是将口气又缓和下来：
“钱当然想挣，房子也想要。但我早就对着我孩子熟睡的脸发过誓，不管有什么情况，也绝对不会和毒品沾边。”
看着我认真的样子，他说：
“原来是这样！拿孩子来说事，那我得投降了。”
他没有再继续要求下去。
“这顿饭算你请了！
那男人脸色阴沉，说着话就站起来，径直走出门去。此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他。也许他现在还在歌舞伎町的某个阴暗角落里窥察着，寻找那些能够帮他推销毒品的中国人。
毒品，这个词以前似乎和我的生活很遥远，但从这个香港黑社会家伙出现之后，仿佛突然间成了我身边的一桩平常事物。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摇头丸正是从1994年冬天开始流行的。
这天，我百无聊赖，我没什么兴致，就提前结束了工作，准备在回家之前先到一家很久没去了的中国人开的酒店喝酒。店里新来了几个小姐，其中有一个歌唱得不错，她自称是国内某省歌舞团的演员。我和她多唱了几首歌，到夜里十一点左右才从店里出来，独自一人经过新宿大剧院后面的情人旅馆街往地铁方向走去。
刚走到一个暗处，突然，一个有些沙哑的声音用中文问我：
“你一个人？”
我侧头看去，向她摆了摆手。
“一起去玩吧！”
这时，我的眼睛已经能适应黑暗，我说话的是个看上去年轻，但体态相当丰满的中国姑娘。我对她站在这里有些好奇，因为这附近有很多站在街头的流莺，但大多都来自南美和东南亚，中国人极为罕见。说良心话，在这一带的街头流莺是最辛苦的，她们不用拉皮条的，因为她们直接推销自己。但在夜晚风寒的街头，连我都觉得冻手冻脚的时候，一直站着或踱来踱去的她们还得穿上暴露性感的服装，她们的辛苦便可想而知。我不大明白，她们为何不找一家店铺，而非要流浪于街道？但我知道她们的背后，同样被黑社会无情地操纵着。我听铃木说过，这些街边妓女一次卖身能得到一万五千日元，但至少要上缴六千日元给黑社会。
基于某种同情和好奇，我温和地问眼前的中国女子：
“玩什么？去哪儿玩？”
“去跳舞怎么样？”
她一边说着，一边炫耀似的把她的两只丰乳靠了过来。我这才看清了她的脸，她长得并不漂亮，表情倒挺可爱。
“到哪儿跳？”我想在回家之前再去蹦蹦迪也不错。
听到这问话，她扭着腰说：
“你知道新宿有一家地下舞厅吗？”
“地下舞厅？还有这种地方？不知道。”也许我的关系户里需要再添加这么一个店了——我的职业病又犯了。
她笑了，示意我和她一起走。
第四部分：往日回首一朵妖艳的毒花令人成瘾的毒品（5）
原来她说的“地下舞厅”就在新宿区役所大街上一座楼的五楼上。走进去，我发现这个地方平时是一家普通的酒店，只是晚间被人租下来，当做舞厅使用。这个大致有三十帖塌塌米大小的店内，像早晨上班高峰的满员电车一样，被涌动的人流挤得水泄不通。细看这些人，几乎全是年龄在二十多岁的男男女女，从很多人的神情装束上看就知道是中国人。他们在充斥着整个空间的激烈疯狂的音乐伴奏下，一律拼命地摇着头，跳着一种我从没有见过的独特的舞蹈。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幅情景看起来就像是炼狱里的狂欢。
我们挤到柜台前，找了两个空位坐下，要了两杯啤酒。然后碰了碰杯。
“我姓林！今天好好玩玩。”
她大声说着，脸上露出一种奇怪的笑容。随后，她从包里取出一个白色的纸包，打开后，里面是五粒蓝色的药片。我的脑子里立即浮现出“摇头丸”三个字。“摇头丸”当时在旅日中国人当中迅速流行，是一种软性毒品，片剂，分蓝色、白色、灰色、粉色等各种颜色。效果相同，此前也有人到我的面前来兜售过。我听说人吃了这药后，身体会随着音乐不知疲倦地摇摆，同时连续地摇晃脑袋，同时会产生一种独特的陶醉感。所以它被称做“摇头丸”。
也许是因为环境的缘故，我的心不知为何有些动摇，借着已有的轻微醉意，我试着从她的手掌上取了一粒放进嘴里。
在林的催促下，我跟着她挤到舞厅中央。
她像一根被拧紧了的橡皮筋一般，一下子朝相反的方向弹了起来。她的身体随着狂躁的金属般的音乐疯狂摇动，动作竟然变得灵敏而轻盈，与她那有些肥胖的体形极不相称。看到动作缓慢的我，她大声狂叫：
“快！快！加快动作！把头摇起来！摇起来！”
拼命摇着头的林的身姿一下子就感染了我，我也不由自主地随着她越摇越快、越摇越快。
不可思议的幻觉开始出现——
轰然的音乐声直冲我的脑顶，鼓点像是一下下敲在我的脑壳上，那些枪弹般的音符密集如雨，而我宁愿被打成筛子。
视野开始模糊，全身被汗水浸得透透的。
肠胃里翻江倒海，一阵恶心突然袭来。
我停住摇动，用手捂着嘴，奔向厕所。
我跌跪在便器前，一气狂吐起来。所有的内脏都好像要从嘴里一齐吐出，剧痛难耐。我整个人几乎虚脱，但与此同时，却有种病态的舒坦感觉，因为身体一下子变得飘飘然了……
第二天早上，当我在情人旅馆的床上一觉醒来时，头颅内阵阵剧痛。我侧身看到了睡在旁边的林，她那化妆褪去的脸又丑又肿，在睡梦中张着嘴，嘴角上还留着口水的残痕。她睡得很香，甚至还打着鼾。我感到一阵恶心。
我知道自己此时一丝不挂，但全然不知昨晚后来发生过什么，包括我是怎样走进这家旅馆，又是怎样爬到这张床上。
我看了看床头的小柜子，一只撕破的避孕套包装袋躺在那里。我不禁苦笑了一下，在那样的糊涂状态下，我还没有忘记带上套子。呵呵。很好。
我强忍脑袋的疼痛，起身在沙发上俩人混杂在一起的衣物中找出属于自己的穿好。在镜子前，我用冷水洗了一把脸，这才觉得好些。我走到房间门口，摸了摸身上的财物，没缺什么。我看了她一眼，林还在熟睡。我打开门，然后关上。
后来我在第一次遇见她的街头又见过她一次，我们彼此都一愣，随后才认出对方。不过，她只是对我笑笑，朝路边另一个男人走去，我猜想，那应该是她的下一个猎物。
第四部分：往日回首一朵妖艳的毒花令人成瘾的毒品（6）
再往后，我没有见过林，虽然我经常穿行于那几条小街，经常被故意暴露的拉美女郎拦住。
而我和毒品的接触，那是唯一的一次。此后，有人劝过我吸大麻，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承认那一晚，我确实感到了内心的空虚，但毒品并不能真正地填补消解这种空虚，它只是一个骗子，暂时用幻觉欺骗你，随后骗局揭晓，你只会立即感到空虚在加倍地增长。
要消除空虚的最好办法其实就是找到空虚的源头，然后，掐掉它。
那天我离开情人旅馆回到家，当我看到妻子抱着儿子给他哺乳时，我突然明白了我的空虚的来由。久美子只是抬头跟我打了一声招呼，却没有说更多的话，她没有问我为什么回来晚了，也没有问我昨晚去了哪里，跟谁在一起。她继续低头望着儿子，口里只是欢喜地叫着“宝贝，宝贝”，眼睛里充满了甜美的母爱。
我看着她们母子俩，禁不住开始苦笑，脑海里突然闪现出父亲那皈依佛祖的光头，我仿佛体会到了当年父亲对我和母亲亲密的嫉妒和无奈……
1995年，歌舞伎町开始流行一种叫做“依妹酷拉”的色情店。所谓“依妹酷拉”，就是把英语的“image”和“club”的日语发音混合在一起，创造出的一个新词。日语就是这样，动辄出现一些来历古怪的新词汇，而且还是你在字典上找不到解释的。比如这个“依妹酷拉”，向外国顾客介绍这种色情店的具体服务内容，就堪称是一件难事。它里面的服务内容真是五花八门，什么“痴汉游戏”、“小姐游戏”、“夜潜游戏”、“AV导演游戏”、“AF游戏”……就连我这个歌舞伎町的老江湖，彻底弄清这些五花八门的“游戏”内容还花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比如，最初看到“AF”这两个英文字母时，我想到的是照相机方面的专业用语，于是就寻思这该是怎么个玩法，但一问之下，原来是“肛交”的意思。
在了解了“依妹库拉”店的大体经营内容之后不久，我与坐落于第一番大街的一家名为“黑桃A”的店铺成功签约，它成了我介绍的第一个 “依妹酷拉”店。随后，我还和这家老板雇的店长善男成了朋友。我有一次成功地给他们介绍了一个香港来日本拍电影的剧组，五六个演职员去玩得很尽兴，而财大气粗的制片人临走时还给了善南十万日元的小费，说是店里人人有份。善男要给我一半，我只收了一万。善男对我非常感谢，感觉也亲近了好多，此后就改口叫我“大哥”。
晚上我站在街上，善男时不时地会从店里出来找我说会儿话。他比我小四岁，既然叫我“大哥”，和我说话每次都使用敬语。
“大哥！辛苦了！每天站在大街上，真辛苦啊！最近生意不错吧？唉！经济不景气，我们店里的生意可是糟透了。有客人一定给我们带来，外国人也非常欢迎。”
他的身高有一米六五左右，非常瘦，脸色总是发青，一副很不健康的样子。我觉得是在那种灯光阴暗的房间里待得太久的缘故吧。只要他一笑，就露出缺一颗门牙的“内幕”。虽然日本人牙齿有毛病的太多，但他这副样子看上去还是有点像脑子不怎么好使的感觉。不过，我知道他是个品质不错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