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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书《非常情爱》整体介绍

《非常情爱》是畅销书作家徐兆寿继“问题小说”《非常日记》、《生于1980》之后推出的又一部问题小说。这部小说是以十五年前在山海关自杀的天才诗人海子的部分心理活动为素材，杂取众多九十年代前后一些文艺界和思想界狂才的成长、成功和死亡经历而创作的一部惊世之作。如果说《非常日记》和《生于1980》只是摹写了当代青年在成长中的种种心理困惑问题，那么，《非常情爱》则直击灵魂深处，直接揭露当代青年信仰中的深层问题，直逼价值主题，在立意上要远远高于前两者。

小说的主人公张维是一个天才诗人，他多情而敏感。初入北方大学后，他对知识和学问充满了渴求，他用满布了焦躁的血丝的双眼寻找着真理和良知，翻遍各种书籍去寻找一个答案：人有灵魂吗？人之前是怎么回事？人死后又去了哪里？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但是被誉为是中国的良心、中国思想界的先锋的北方大学充斥着狭隘和平庸，所有的书籍也放弃了对人生终极的回答，这都使张维感到彻底的失望。他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先后丧父丧母丧师丧友，又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抑郁症和孤独症，并出现了幻觉，最后“疯”了。由于陷入人生无意义的困境中，他前后自杀过三次，两度退学。就像浮士德在书斋中苦思冥想，追寻宇宙之初造化万物的本原而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成果，而欲服毒自杀一样，张维似乎从进入北方大学起就注定了如浮士德般曲折的追寻，他如同浮士德一样探索世界和人生的奥秘，体验种种又一一否定：知识、学问、爱情、艺术、宗教等等。浮士德在对自然的改造中获得了真理，而张维也在顺应自然的和谐中抵达了生命的澄明和本真。可以说，《非常情爱》的情结发展、结构运行明显地与《浮士德》构成了对应与参照。

但并不能因为这样介绍，你就以为《非常情爱》和《浮士德》一样枯燥乏味，充满了说理气味，相反，《非常情爱》非常引人入胜，阅读者往往是一口气读完的，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与灵魂的对话。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如小说中有关情爱的阐述是围绕主人公与七个女子之间的感情纠隔而一一进行的。张维对大学时的女朋友吴亚子可以说是深爱笃之，愿意为她付出一切，可是，他发现他们的人生目标与生活理想是那样地格格不入，他们因此而陷入痛苦并分离。这时候，他认为爱情是毒药。当他终于从死亡中活过来后，却又陷入另一场师生恋中。他所爱的女人穆洁既是有夫之妇，还比他大好多。他爱上这个女人不仅仅是因为她的美丽和渊博的学识，还因为她的灵魂。他以为她是他的红颜知己，是最能理解他的。他对她的信仰也非常尊敬。然而，残酷的现实粉碎了他的梦想。她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了他，回到了世俗世界中，也使张维真正地疯了。在此期间，他还和另外几个女子有过感情纠隔，甚至有肉体接触，在灵与欲的交织中，使他尝够了爱的酸甜苦辣。最后，在灵魂恢复平静后，他才悟出真正的爱情是一种自由，是一种自在。在这部小说中，作者痛过一些人物之口对当今流行的爱情观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又通过主人公的口吻道出了爱情的真谛，对正在成长中的青年是大有裨益的。

《非常情爱》给我们透露了这样一个野心：作者企图想完成中国作家在文化追求上的一个梦想，即书写几代人的文化命运，探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张维、易敏之代表了两代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命运和归宿。他们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中，都走过了一条从传统东方文化到现代西方文化，再从西方文化重新审视古老的东方传统文化，最后溶几种文化为一体的阵痛之路。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都走过和正在走着的一条文化道路。

关于本书问题小说专业户

“问题小说专业户”又出问题小说

徐兆寿新作《非常情爱》两年前就在地下流行

被圈内戏称为“问题小说专业户”的西部校园作家徐兆寿，继问题小说《非常日记》和《生于1980》之后，又一部问题小说《非常情爱》即将问世，小说主人公张维的原型竟是选择山海关自杀的已故天才诗人海子。由于情爱题材的特殊性和敏感性，又涉及到大学生的信仰问题，前后改了六次，删去了16万字。

昨日，记者采访了徐兆寿。他告诉记者，即将于下周出版的《非常情爱》写的是一代人的信仰问题。小说主人公张维的原型取材于已故天才诗人海子，又与海子大不同，但基本上没用海子的任何生活素材，只是取用了部分心理和文化活动素材。张维跟海子一样，上的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沉迷于诗歌和哲学中，企图创造自己的文化王国，但他一次次遭受打击，数次退学未遂，便走上了自杀的道路。在几次自杀未遂后，他的老师和周围人都行动起来，要拯救这个天才，却不知张维要拯救的是整个世界。对于现在的书名，徐兆寿说他不喜欢，是出版社改的，原名叫《别来拯救我》。小说两年前就写出了，因为争议较大，前后修改了六次，从原来的53万字删减为目前的27万字，好多敏感内容都删去了。

该书责任编辑高育红昨晚接受采访时说，之所以把原书名《别来拯救我》改成《非常情爱》，并不是想用“情爱”来吸引读者的眼球，而是想打造作者的“非常系列”，中国青年出版社曾出版过他的《非常对话》，加上之前《非常日记》，“非常系列”的作品在国内文坛已有不小影响。高育红还说，与《非常日记》一样，《非常情爱》也是值得当代学子一读的文学作品。《非常情爱》初稿写完后，作者给周围的大学生看，征求他们的意见，已在兰州地区的大学校园里暗暗流传了两年。几乎所有看过这本书的人都认为，这是徐兆寿近年来最好的作品，也是近年来文坛少有的好小说之一，与海子当代的死一样，读后让人吃惊！

本报记者 倪方六

《江南时报》 (2004年09月02日 第十八版)

关于本书撤离与抵达

——评徐兆寿《非常情爱》

(张大伟　　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200433)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坛，已经成为了私人化甚至躯体化写作的张扬空间，对人的自然属性的关注超越了对人和人性的分析和描述，对人生的追问和思考。作家们津津有味地优游在了感官的世界里。徐兆寿的《非常情爱》的出现，应该是对当下文学创作这一向度上的重要贡献。教师的身份、大学的环境，使作者一直关注着青年学子的困惑和成长，从《非常日记》对压抑青春的书写、《生于1980》对情感纠缠的叙述，到《非常情爱》对人生问题的追寻和心灵的拯救，所有的创作都沿着人物的心理轨迹走向深入，都是面向心灵的创作。《非常情爱》更是在叩问人生的主题之下，以类似于成长小说的结构模式，使主人公历经诸种磨难终于抵达生命的本真。

在人类的心灵神庙里，知识、学问、爱情、艺术、宗教一直都被神圣地供奉着，它们所散发出的圣洁光辉吸引着人们对它们的不懈追寻，文学也从来没有放弃对知识、爱情的渴望，对宗教的虔敬。然而在《非常情爱》中，主人公张维曾经苦苦追寻着知识和爱情，但又清醒地从中撤离，返归了生命的本真状态。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不朽的杰作《浮士德》的精神承传，或者说，《非常情爱》运行着《浮士德》的隐形结构：张维如同浮士德一样探索世界和人生的奥秘，体验种种又一一否定：知识、学问、爱情、艺术、宗教等等，最后，浮士德在对自然的改造中获得了真理，而张维也在顺应自然的和谐中抵达了生命的澄明和本真。

张维一直叩问人有灵魂吗？思考着一个个重大的命题，和教授们争论，并以犀利的言词将教授们一个个问倒。他不止一次地书写张维的忧愁、他的孤独和郁闷。忧郁和孤独构成了张维内心最主要的心灵表征。他的退学、自杀，实质上正是这种忧郁和孤独的极端表现，在他的两封退学书里，已经将这种孤独和忧郁导致的绝望表达得淋漓尽致。只有到了他感觉到与苍穹息息相通、互为一体时，才真正意识到生命被一些荒谬的言论禁锢得太久了，也否定了自己过去的激情和对功名的追求，真正意识到人的有限的知与那无限的无知相比，太过于渺小。在这回归自然的过程中，张维终于成了凡人，也成了真正的英雄。一个思想家的形象最终在伟大的自然间浮现出来。这正是小说的追求。小说分明是在塑造一个当代思想者的形象，一再地诉说关于生命和世界的本质问题。

另外，《非常情爱》无论是在文本的内容思想还是艺术表达上，也显示出了从西方、现代性的撤离，向传统、向东方的抵达。在张维的心路历程中，西方哲学、艺术、宗教等等，一一被他扬弃了，他最后完全是东方式的顿悟，东方式的天人合一。走上了中国传统文人回归心灵的道路，以平和、宁静、宽容的心境归隐山水。

艺术上也是如此，前面还有那么点先锋式的叙述方式（“许多年后”），后面越来越倾向于传统的白描，传统的平实。

关于本书百年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评徐兆寿的长篇小说《非常情爱》

阿城

徐兆寿是在去年以“中国第一部大学生性心理小说”《非常日记》红起来的西北作家，而恰恰也是在去年，我从湖南考入徐兆寿所在的西北师大攻读研究生。说真的，我对他的那部日记不怎么感兴趣，甚至说有些讨厌。因为这讨厌，当我的师兄弟们在阅读徐兆寿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张维的精神时代》的手稿时，我便想看看这位身边的作家究竟写了些什么，水平又怎么样呢。本来只是想随便翻翻，没想到却一页页看下去，被他吸引了。听师兄弟们说，徐兆寿是让大家给他提意见，越是反对的越好，可以是口头的，可以是书面的。我跟他不认识，本不想说什么，可是好几天以来，大家都在谈论它，我闷得慌，于是就写下如下文字。

在我看来，徐兆寿的这个文本在现当代文学中是非常独特的，其独特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其精神特质，二是其叙事模式。

读完这部小说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极高的修养，一般人是无法企及的。小说的主人公张维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但他又因为两封神秘的来信而专注于终极价值的关怀。于是，从进入北方大学以来，他就开始罹难了。

先是对爱情的怀疑。“在他第一眼看见吴亚子后，就知道自己被残酷地夺走了。那么无端，也那样武断。”但吴亚子对他所追求的一切充满了厌弃，要他放弃追求，跟她走。在真理与爱情之间，他放弃了爱情，但也在一种痛苦中生活。

然后便是对大学的质疑。他前后写过两份惊世骇俗的退学书，坚决要退学。在他看来，大学里没有正义，也没有良心，更没有真理，他对大学彻底地失望了。在第二份退学书上，他写道，这个时代已经被欲望挟持了，世人都在受难，但是却没有圣人出现，没有英雄现世，于是，他想拯救世人于水火之中。“当年释伽和达摩为了拯救世人，探寻生命与世界的至理，可以离开王宫，我也可以离开我的亲人，离开我的爱，离开我的大学。虽然我现在不知道自己去干什么，但我知道，我走的是一条神圣的精神之道。再见了！一切为恶者，我将为你们去承领惩罚；一切为善者，我将为你们而送去赞颂。”这是他的誓言。就是因为这疯狂的誓言，他被认为是疯了，有了精神病。但在他得知自己身世后，他又痛苦地回到了大学。

然后便是自杀。因为信仰的彻底丧失，使一切都陷入一种无意义的状态中，但生性敏感的他，是无法像常人一样生存下去的。他自杀了，带着深深的遗憾。然而，两次自杀都没有成功，他被救了。这使他认识到，自杀也没有意义，自杀也无法呈现人生的意义。

然后便是质问。他质问过哲学大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他没有得到答案。他便又去问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宗教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但结果都是一样的，他失望了。最后，他躲在图书馆里，去问那些逝去的大师们，然而他还是失望了。在一无所获中，他流泪满面，满目沧桑，满心的伤痛。他又一次自杀了，可是他又一次被救起。生不能生，死不能死，他陷入真正的大痛苦中。

在这一系列的事情发生后，中文系主任李宽因为自己儿子也患有与张维相同的精神病，而对张维非常同情，于是，在他的主持下，一场拯救张维的行动开始了。周围大部分人认为张维患上了精神病，都觉得他不正常。在误解中，他被孤立了，他真正地得病了。失眠症，抑郁症，自闭症，狂想症，自杀症等等这些现代疾病他都得上了。他的身心受到了极度的伤害，真是生不如死。在这个时候，他被李宽介绍去找美学大师易敏之。在与易敏之的斗争与和解中，他慢慢地轻松了，回到了生存的意义中。直到易敏之死后，他才恍然大悟，顿悟到人生的真谛。他一无所有地去了西部。

这就是张维的精神史。他经历了中国现代文化到西方现代文化，然后从西方现代文化到西方现代宗教，再到东方宗教，最后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漫长的道路。当然，他的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并非简单的回归，更准确一些说，是一种改造。而这条道路正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

这部小说所呈现的是中国三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胡理是现代儒家学说的代表，朱四维是现代道家学说的代表。朱四维在“文革”中荒诞地死去，而胡理在经过文革后忽然不述不作，进入玄学之中。这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易敏之等则是第二代中国学人的代表。易敏之是胡理的传世弟子，因为反右运动，又与朱四维生活了十几年，深受朱四维的影响。八十年代，他又受到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他说，他是真正的过渡性人物。不到六十岁的易敏之也突然间述而不作，有了隐居的想法。而张维等代表了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在张维的身上，不仅传统的儒释道精神在起作用，而且西方的尼采精神和基督精神也在起作用，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居然经历了中国百年来知识分子的全部精神脱变。

这就是徐兆寿的这部小说所揭示的主要精神内质。我以为，这在当代作家中是非常了不起的。他几乎爆了一个冷门，也可以说他填补了中国作家书写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命运的空白。这不仅仅需要作家有很强的文史哲方面的修养，同时还需要一种勇气。而读这样的作品，同样需要这两样东西。在现代主义的文学传统下，中国的现当代作家都曾一味地“反映”过现实，他们所关注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命运，这是一种局限。这种局限在先锋派作家那里得到了一定遏制。先锋派作家开始写人的心灵了，开始专注于人的精神世界。从文本来看，徐兆寿很显然也是从先锋派作家脱变而来的。同时，他似乎又深受罗曼·罗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影响。小说中，大段大段的哲学对白和心理描写使这部作品有了极强的理性思辨色彩，对终极价值的彻底探讨和激情四射的直抒胸臆使这部作品具有了浓厚的形而上的质地。而这些恰恰使这部作品打上了“不朽”的烙印。无庸置疑，它是中国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卡拉马佐夫兄弟》。

除此之外，这部小说的叙事风格也是值得一提的。

前面已经说过，徐兆寿貌似在讲故事，但实际上却在讲述心灵的历史。这是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反动，同时也是对先锋派小说的反动。从书名《张维的精神时代》就可以看出，徐兆寿不是要告诉人们张维的故事，而是要讲张维的精神。对一个人物的讲述，可以从看得见的人物的现实轨迹来讲述，这恰恰就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手法，但也可以从看不见的内在的轨迹来讲述，可以不要故事，可以荒诞不经，可以模糊人物的形象，这就是先锋派小说的特点。徐兆寿取其所长，避其所短，一方面他运用了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段讲故事，但在讲故事的同时，却着力讲述人物的内心世界，给人们展示那个看不见的世界，使小说摆脱了现实主义“反映现实”的束缚；另一方面，他也动用了先锋派小说对人物描写的手法，专注于人物的病态心理和内心的挖掘，但又坚决放弃不讲故事的偏执，放弃了散文化的手法，尽量地使人物具体化，使一切明晰化。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近年来，先锋派作家纷纷更弦易张，向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学习，开始讲故事，但先锋派作家的另一个特点没变，就是反对理性，这就是使小说缺乏了质感。徐兆寿在这部小说里，恰恰展示的正是理性。这部小说似乎在向先锋派小说宣示：应该进一步向人类所有的小说学习，不要偏执，不要一味地为创新而创新，形式是次要的。

在叙事结构上，《非常情爱》也有其特殊的意义。徐兆寿借鉴了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的特点，但又不完全是摹仿，而是进行了改造。他把小说分成了近一百个小部分，每一部分都按了一个小标题。这些小标题也不像章回体小说那样具有很强的故事的概括性，而是一个引子。它是为增强读者的阅读兴趣而专设的。同时，他在小说中设置了很多悬念，使读者不得不继续读下去。这些在先锋派小说中是很难见的。

关于本书开拓小说题材的新领域

——跟《非常情爱》有关的一些问题与回答

问：你能不能给我们简要地介绍一下《非常情爱》这部长篇小说的故事情节。

答：好的。小说的主人公张维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他多情而敏感。有一天，他收到一封内容神秘的来信，于是，他开始有关人生信仰的追问。从那以后，他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先后丧父丧母丧师丧友，又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抑郁症和孤独症，并出现了幻觉，最后“疯”了。由于陷入人生无意义的困境中，他前后自杀过三次，退过两次学。人们觉得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便开始拯救他，于是便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他前后曾与七个女人谈过恋爱，最后还是孑然一身。他与一代美学大师易敏之的交往，将他从形而上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疯狂过后的张维，终于回归平静。

《非常情爱》试图想完成中国作家在文化追求上的一个梦想：即书写数代文化人的文化命运。张维、易敏之代表了两代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命运和归宿。他们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中，都走过了一条从传统东方文化到现代西方文化，再从西方文化重新审视古老的东方传统文化，最后溶几种文化为一体的阵痛之路。我以为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都走过和正在走着的一条文化道路。

问：为什么想到要写这样一部小说？

答：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中国传统小说基本上遵循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注重以故事情节来讲故事，以此来提示人物的命运，这种方法注重的是人物活动的现象，很少对人物的心灵进行深入地揭示。先锋小说开始注重对心灵的揭示，但却拒绝思想与文化，同时也拒绝讲故事，这就使小说不能深入。我可能是深受二十世纪初世界文学的影响，特别是罗兰•罗兰、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等的影响，尤其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因此想从心理学的角度入手，深入揭示中国知识分子一百年来的精神史。在创作方法上，我试图想把传统的叙事方法和先锋派小说的叙事方法结合起来，既注重故事情节的发展，同时又从人物心灵的角度来展开事件。这是我写这部小说的一个文学上的初衷。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文化与哲学上的。正如小说主人公张维一样，我也一度曾有过自杀的心理，也同样执着而疯狂地追问人生的终极性问题，同样啃过十几年哲学与科学著作，一方面想弄清楚人活着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搞清楚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的走向上究竟会迈向哪个方向。它不是一个虚妄的问题，而是每日每夜时不时地在左右着我们的一个命题。我们总是要问，做这件事有什么意义吗？这个意义是谁来肯定？是西方文化中的因素，还是我们中国文化中的因素？西方文化真的比我们中国文化先进吗？它是不是真的代表了一种方向？我们中国文化究竟有哪些优势？我们真的可以放弃吗？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文化的浸淫之后，真的就会放弃中国文化吗？等等。这些基本上都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探索的问题，也是我十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非常情爱》算是我的一次大胆的尝试。

问：这部小说有原型吗？

答：当然有，不过，也很难说清他是谁。小说主人公张维的一系列精神征候与自杀的心理特质，与八十年代后期天才诗人海子、顾城等的精神追求与情感困境很相似。我一直觉得诗人的自杀是一个时代的大事件，而对它艺术的揭示则就显得极有意义。

问：在你之前，有多少作家写过这个主题？

答：这个我没有统计过，但就我的阅读范围来看，很少有作家写这种终极关怀方面的主题。一方面是很难写，它要求作家必须具备非常高的文化素养，需要作家能将这种主题化解在小说文本中；另一方面可能是受到时代的局限，二十世纪初，中国的作家基本上都是以文学救国的，多是革命性的，到了解放后，作家又要写阶级斗争，改革开放后，作家们又在写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再后来，作家们虽然摆脱了政治的束缚，但又去写先锋文学，似乎一直没有注重到这种文化上的解读，当然，据我所知，很多作家是排斥这样的写作的。我说这一切并非是说明我自己已经具备了多么高的修养，而是我一直在这方面有所思考，所以也想试尝一番。

问：以你的意思，这是一个新的领域？

答：否。这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常常遇到的生活常态，并非是我发现了什么新领域，只不过是很少有人涉足过它。

问：你写这部小说花了多长时间？

答：若要说准备的时间，至于也有十多年了吧。若要说写作的时间，前后不过半年。

问：听说这部小说要五六十万字，你不觉得它太长吗？

答：是很长，也不适宜于普通人读。我几次修改都曾试图将中间的部分章节删减，都未成功。出版社也认为它太长，不好卖。但是我自认为故事情节很好，很吸引人，我还借鉴了一些传统小说的手法，用了一些吸引人的小标题，只要你一脚踩进去，你就得涉足而过。当然这只是技巧而已，重要的是，它就像是一条大河，在你渡过它后，你对人生的认识肯定会有一些新的启示。这部小说是我迄今为止写得最为沉重也最有激情的一部小说。它代表了我的一种高度。

问：你觉得它比你以前的《非常日记》和最近要出版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生于1980》，有什么不同？好在哪里？

答：《非常日记》的故事性并不强，它的原生态性质比较强，是一个能产生多种意义的文本。比如，我本来的意思是要揭示中国当代大学生生存的苦闷与迷茫困境，是要说说有关信仰的话题，但出版者和一般读者却抓住了它是“中国第一部大学生性心理小说”这样一个话题。《生于1980》则完全是一个很好看的小说文本，注重的是它的小说的完整性。它们两者的叙事风格及语言特征都是不同的。《生于1980》似乎是另一种风格的《非常日记》，同样也是揭示了一个尚未被开发的领域——八十年代出生的、一群在生存环境和生存背景上有着特殊性的、在对待人生与世界的态度上与前几代人有着巨大差异的独生子女大学生的生活、学习及内心世界。它们写的都是冰点，但马上就会成为热点。

《非常情爱》与它们又是不同的，在叙事风格上如前所述，在立意上则远远地高于前两者。它写的并非热点。也许在思想界它一直是个热点问题，但它绝不会成为小说界的热点。我相信，写这种小说的人不会多起来。因为它没有卖点。它讲的是人的终极性问题，是一个晦涩的主题。然而，对于那些真正的写作者来说，这必是他们要走的一条道路。对于那些注重思想与精神的人来说，它无疑是一块难得的蛋糕。从我自己的写作来说，《非常日记》和《生于1980》我都可以不必去写，但《非常情爱》却不能不写。

关于本书另类小说：《非常情爱》

张羽

如今是个哲学冷落的时代，文学作品不屑于在里面探讨哲学，文学批评更是把哲学的剖析视为圈外的批评。也许正因为如此，《张维的精神时代》才显得有点另类吧！我认为，作品中主人公一直不懈进行着哲学的反思：他经历了哲学理性在现实中难以着陆之痛，他经历了哲学、科学剥离终极关怀后的信仰危机，最后，他在西方宗教哲学的宽容与感恩意识中得到超越、在东方哲学的泛神的生命力流动中完成了和谐圆满的哲学探索。当然，这仅仅是我的片面之见，具体还得让作品说话：

与小说中主人公承受着思想着陆于现实的痛苦一样，作者在处理小说过程中也表现出相同的迹象。诗人气质的人写小说，同样要经历一个思想着陆的痛苦。诗人奔跑呐喊在上帝缺席的黑夜，小说诞生在现实的白天。诗人写小说意味着由一种悲壮的追问转换为一种不动声色的叙事。让普罗米修斯头顶燃烧着天堂的火种，眼前上演着人间的悲剧，但却不让他哭、不让他唱，只允许他平静地说一句：这就是生活。然后，不动声色地去讲述你我身边每天发生的悲剧。这，谈何容易？作者的处理方式是：把哲学的思辨、把诗人的痛苦安置在日常的话语场景中，这让诗人悲壮的追问不至于湮灭，同时又找到了现实存在的合法空间。这让文本在保持小说客观叙事的同时不至于丧失诗人之思的严肃性与悲壮性。作品始终贯穿着一条不懈追问的灵魂，避免了严肃的哲学命题在荒诞现实处境中流入后现代无原则的表现立场。

就作品整体而言，前三分之二节奏紧张激烈，有着浓重的西方现代情结。这时候主人公是思辨呐喊式的语言，哲学与理性在日常话语场景中产生了巨大反差，表现了现代人荒诞焦灼的生存处境。当小说发展到后三分之一时，节奏表现出轻松高妙的和弦。宗教拯救的温暖面纱与东方泛神的智慧冲淡了文章前半部分的焦灼，也冲淡了形式与节奏上的紧张气氛。

在小说中最为精彩的是几次对弈。与易敏之的对弈是形而上领域的拆招解招；在医院与医生和护士的对弈则表现出主人公得到了形而下的生活化解，达到了一种砍柴担水莫非妙道的境界。这时小说的氛围与节奏让人想起阿城《棋王》中的老庄哲学。

在小说细节上有两点不同的看法：第一，小说到后三分之一时应该提升日常话语场景。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打柴担水都是妙道。只有那些绽放的瞬间、凝固的富有玄思意味的生活场景才是与东方的哲学智慧合拍。如几次对弈的场景设计就很精彩。第二，主人公心理变化，从精神抑郁症到精神分裂症再到妄想症应该是似真似幻的、非真非幻的。文中的表现似乎近于真而远于幻，条理性有余而紊乱性不足。

这是我对本书的看法。“但你的花园——你的书就像是你的花园——应该由你来修剪。”有谁能比作者更能了解自己的作品呢？

作者：西北师大现当代硕士研究生

关于本书文字深处的理想与寂寞

——读徐兆寿的《非常情爱》

文/李勇辉

与《非常日记》一样，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静静地将徐兆寿的新作《非常情爱》一口气读了下来。然而，与其成名作《非常日记》不同的是，多了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因为它容纳的新质解放了习惯性的阐释思路，使读者渐渐感觉到了一种豁然，然后一种快感袭上心头。于是，我便让全身的毛孔尽情的张开，全身心释放这阵阵快感。

小说讲的是北方大学才子张维出生在陕西一个贫穷荒凉的乡村，其父张继忠多才多艺，也曾是北方大学的才子，因那场为人熟知的政治浩劫而下放到大西北，来到陕西偏远农场仍未逃脱非人的折磨，被送进监狱并劳改。张维的母亲为了探望张继忠数遭蹂躏，生下张维之后未等张继忠出来便离开了这里，她觉得无颜面对他们父子二人，所以张维失去了母爱。正因为这特定的出生使张维具备了敏感、多思等一些复杂的具有创造性的性格，其父言传身教又充实了张维的艺术天赋，他凭着自己的天资和勤奋考上了北方大学中文系。

北方大学丰富的人文资源和浓厚的学术气氛使得张维如鱼得水，他自由地遨游在这片知识瀚海中尽情地吮吸着这片天空洒下的思想甘霖。然而，随着知识面地的拓广，张维渐渐出现了信仰危机，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于是先后做出了退学和自杀的行动。然而即使如此，他还是觉得没意思，其中当然包括自杀。不得已重拾书本，被父亲骂回了北方大学。

在中文系主任李宽的帮助下，张维认识了哲学大师——易敏之，易饱受“文革”磨难，但又有幸成了当时哲学界两大泰斗胡理和朱四维的传人，其学问在全国大有名气。张维后来考上了他的研究生，可惜未毕业，易老师便因病归西。张维坚持自己的观点，与一切悖论做斗争，因为张维的思想过于超前、激进，大家认为他是个疯子，便想方设法去帮他、拯救他。他却认为他是对的，只不过是这个世界不理解他而已，他告诫大家他很正常，请大家别来拯救他，反而是他要用自己的思想来拯救别人，拯救这个时代。小说的结局是张维像晚年的易敏之一样归于平静，归于道家无为的自然中去。

小说给我感触最深的有两个地方。其一是张维的失眠。因为他多思，头脑中至始至终都充斥着大的哲学难题，但他一时又理不出头绪，加上又不进行体力劳动，便陷入失眠的恶性循环之中，以后又经常出现幻觉，导致精神失常。不过，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精神失常是一种深刻的自我放纵，是在无人的荒原上狂乱的奔跑。说实话，失眠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我也经常失眠，但导致我失眠的原因主要是宿舍后面在施工建房，巨大的噪声污染实在太可恶了，再就是因为我属于一个完美主义者，一切从优的原则弄得我力不从心，身体几度透支。

其二在于张维的勇气和豪气是我倍加欣赏和叹服的。易敏之的死对张维的打击太大了，他又想起了父亲的遭遇，加上刘全贤、林志高等小人的落井下石，使得张维忍无可忍，提着藏刀来到他们家里，逼他们说出事实真相，最终使这帮卑鄙小人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该书作者匠心独运，紧扣时代脉搏，将现今“象牙塔”出现的严重问题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出来，并对现代的教育机制提出质疑，独立地预见了如不改革将出现一些什么更严重的问题。这些从书中描写的同性恋，大学生同居泛滥，学术腐败等现象均可体现出来 。作者着意指出的是在这个大众高呼创新的年代，行动的付出却是微乎其微，张维的创新无疑是被棒杀了。其次，奴性思想也愈演愈烈，只要一有难处，大家便纷纷逃避，害怕惹祸上身。张维在最需要关照的时候，不仅穆洁、老吴这些知心至交远离了他，就连林霞，也要劝张维打退堂鼓，可怜的张维只有孤身奋战，像当年的谭嗣同一样“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张维的性格和人格是值得深思的。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在他的研究中指出：一个群体或个人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只得到扭曲的承认，就会遭受伤害或歪曲，就会成为一种压迫形式，它能够把人囚禁在虚假的，被扭曲和被贬损的存在方式之中。人是需要理解的，价值信念是需要得到他人的认可与承认的。但是，张维不仅在物质上陷于贫困的境地（只能靠微薄的补助的稿费维生），而且始终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只有在易敏之那里才寻得了那么一点点安慰。但现代文明所强调和追求的是赫尔德所称的“本真性”理想，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独特的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每个人都有他或她自己的尺度。自己内心发出的召唤要求自己按照这种方式生活，而不是模仿别人和生活。

如果我不这样做，我的生活就会失去意义。这种生活实现了真正属于我的潜能，这种实现也就是个人尊严的实现。正因为这一点张维恰好做到了，才不致于他的精神遭奴役、思想被枷锁，未被异化为群氓或禽兽的思维，才不致于像《沧浪之水》中池大为一样在痛苦的心灵搏斗中从精神防线撤退下来，被现实的力量逼迫就范。

与张维有着重要关系的两个人是父亲张继忠与导师易敏之。这两个人有着几乎一样的遭遇。二人均受文革迫害，但被迫害都与女人有关，结果又不得不从女人那里找到温存，归宿于女人。曾记得《大雪无痕》中一段精彩的对白：“你怕水吗？”“我在学校是游泳的好手。”“我可不敢下水去游泳，水是有形物质中最不可捉摸的东西，她最具生命力，又最具毁灭性，我们从母亲的羊水中诞生，又在泥土的水分中丧失。水可以使我窒息、自卑。一跳进水里，就感到自己成了一个孤苦伶仃的婴儿。”女人是水，一语道破天机。另外，二人在农村下放时风俗民情的刻画点缀在小说中，有种锦上添花的感觉，读起来十分舒服，具有调节读者情绪的功能。

说句心里话，写这种高级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难度系数是非常大的，这不仅要求作者具备扎实的文史哲功底，使书中人物每个人的观点都能够自圆其说；还需要作者拥有不囿传统，开拓创新的勇气，以及能耐住文学理想处的寂寞的心理准备。

摆在作者面前的新的道路并非只有写这种不会被多数人能接受能理解的小说这一条，而是有许多条供他选择、检阅和查找，因为澄明的天空永远是既自由而又广阔的，但他的精神鼓起的巨大的音乐之羽翼，以它空前的活跃，强大的生命力，向我们揭开了神秘的未来世界的面纱。

鲁迅在他的那个时代里是寂寞的，但面对黑暗，鲁迅从没有让自己的思想火花退场。我们这个浮躁的时代里更需要有冷静的思辨者作航标。这一点，无论是书中主人公还是作者，我想，他们应该都做到了。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2002级丁班 通联：西北师大10号信箱 邮编：730070

关于本书我们需要这样的文学

——评徐兆寿的《非常情爱》

西子

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又需要什么样的作家？

答案众说纷纭，但在评论界有一个大多数人能相对认同的答案，那就是书写我们民族命运、批判性地高标我们民族精神的作家和作品。我们期待了很多年，有很多作品也曾经满足过我们的愿望，但相比那些世界级的伟大的作品，如《战争与和平》、《约翰·克利斯朵夫》，我们总是很失望。在所谓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影响下，几代作家都致力于中国政治命运的书写，特别热衷于描写农民的生活，而对中国人的文化命运和精神生活很少关注，这就使我们的文学始终停留在低水平的层次上。近年来，一些作家注意到了这个局限，开始关注知识人的生存命运，如《中国1957》、《沧浪之水》等。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文学的走向，但是，使人失望的是，它们只不过是关注了知识人而已，它们仍然停留在一种知识人的政治命运的书写，这就使它们很难摆脱政治的局限。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作品很难有崇高的立意与彻底的批判精神。

但在我读了徐兆寿的《非常情爱》后，我几乎要流泪满面了。它不仅淋漓尽致地书写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困惑和信仰危机以及荒诞、平庸、无奈的生存状况，它还满足了我的一种文学期待。

在一般人看来，出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追求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我们这一代是有福的，因为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因为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了非人的政治运动，所以人们对我们这一代人充满了期望和妒嫉，同时又对我们这一代人充满了失望与愤怒。这是不公平的。

没有了鲜血淋漓的战争，便要经历内心的战争，这战争比真正的战争更让人难以忍受，难以排遣，所以自杀者此起彼伏，令人触目惊心；没有了大起大落的政治运动，也就没有了英雄的战场，平庸、苦闷、无聊、压抑、失眠这些疾病便缠扰人类，信仰失落，理想低首，欲望四起，自杀者有理了。这同样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时代，这同样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战争年代。这恐惧，这战争，似乎更接近人的本质，更能揭示人的生存悖论。这就是《非常情爱》所告诉我们的。

在我们的大学时代和研究生时代，我们都曾或多或少地经历过小说主人公张维的痛苦。张维有什么样的痛苦呢？他从小因为政治的原因失去了母亲，后来在上学期间又先后丧父丧友丧母，最后他还失去了他生命中至关重要的几个人：良师益友易敏之和他深爱着的人吴亚子、穆洁等。他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抑郁症和孤独症，并出现了幻觉，最后“疯”了。由于陷入人生无意义的困境中，他前后三次自杀，两次退学。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在平凡的年代里，他却在内心中进行着轰轰烈烈的精神斗争。他被人误解，被人孤立，被人打击。他孤立无援，但他从没有放弃过。我们何曾没有经历过张维的这些痛苦与打击呢？我们何曾没有过自杀的念头？我们曾长时间地失眠，“疯”过，直到现在，我们仍然被“理想的失落”和“人生的无意义”这两条鞭子抽打着。张维是我们生活与追求的极致，我们所不能做的，他做到了。他是我们的理想，是我们内心真实的自己。

在这个时代，在大学校园里，可以说张维的影子无处不在，但是有几个人曾经向张维那样不懈地追求过？又有几个人曾经理解过他们？海子自杀了，顾城自杀了，一个个的大学生在自杀，疯了，有几个人为他们说过话？而他们，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敏感所在。他们是我们的另一面。侥幸生还下来的我们，在回首危险的青春时，就会看到青春的尸体在笑，在痴，在哭，仍然在追求，仍然在爱。而生还下来的我们这一个，是究竟应该活着呢，还是已经死了？于是我们又开始追问了。在追问中，也许我们又复活了。这就是我泪流满面的原因。

揩干泪水，掩卷长思，我却又惊又喜。我是在不知不觉中读完了徐兆寿《非常情爱》，读完之后才发现它竟然长达五六十万字。说真的，因为学业的原因，我曾耐着性子读完了《战争与和平》、《约翰·克利斯朵夫》、《追忆似水年华》等这些皇皇巨著，除了它们，我再没有读过这么长的小说。究竟是什么吸引我一口气读完这部巨著的呢？是什么满足了我长久地来的一种阅读期待？

前面我已经说过，这部作品是写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它对我一如亲人。阅读它就是阅读我们自己。这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但除了这些，这部小说还有几点是必须要说的。

在现当代文学中，写知识分子的小说为数很少，有质量的更少。除了前面提到的两部外，《围城》是我们熟知的另一部。但这些小说基本上都是遵从了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段，所写的也是人物的现实命运和政治命运，在人物的精神和文化上挖掘得很少。《非常情爱》正是着力挖掘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命运与文化轨迹，重笔描绘他们的心灵史，是一部独特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