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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后，枪声响了。他没听到。只觉被什么猛地击撞了一下。头部哄地一下很热很红地涌上。就有什么东西往外跑。非常嘈杂的脚步声。一扇很宽厚的门开了。一长匹暖流从类似玻璃的一大块天幕上缓缓。缓缓。缓缓。缓缓。缓缓。缓缓……凝固。

周围真的很美好。天从来没这么蓝过。自己仿佛依靠在一棵翠玉雕砌成的石榴树上。云彩飞快地从枝桠间掠过。还有蓝色的一团一团的风。树上缀满了晶莹的水钻和红蓝宝石。他觉得风正在渐渐地吹散自己，从脚部开始。或者换一种说法，自己正在慢慢地融入这温暖的风团之中，也从脚部开始，并随着这扩散得越来广阔的风团云团，流进那根浮动着的地平线，就像跌落的瀑布或被吸进漩涡眼中的巨流。他看见自已被融化成乳白色的雾霭般的清淡。真的很清淡。他甚至特别的自豪。在风驰电掣般掠过大地上空的时候，他正视了他曾那么熟悉的每一双眼睛。正面地诚挚地恳谈般地说透了所有的遗恨。但似乎又没有谈到恨。只是说了些展望。无言地把百年后的展望闪电般浏览。全都有一双温暖的手。统统举起来、仿佛希腊古剧场两旁的歌队。戴荆冠穿灰袍的男声部和戴桂冠穿白袍的女声部。吟诵一首无字的歌。缓缓行进。但突然间，心区一阵剧烈的疼痛，使他不得不强忍住颠踬，从地平线上抬起头来。这时，他身体的大部都已化成了雾霭，和沼泽草原上的洼地融为一体，他艰难地抬起那颗仅剩的头颅。这是一颗硕大的黑灰色的头颅，支撑在同样变得十分粗壮的颈脖子上。

他看见有两个人向他走来。

模模糊糊地很难看得清楚。他最后一次挣扎。一个看清了，是黄克莹。（为什么不带着她的妮妮？）另一个……就只能凭感觉了。飘飘忽忽的……不知为什么，这时他居然非常非常希望这另一位是……经易门。是的。他想再看一看他，经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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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通海前，曾特地找了城里几位最有名的老中医，就所谓的“五十二岁”问题，作了一次专门的咨询。他们不相信。后来我又找了几个西医。也不信。后来我在人大做“调干生”，跟我们的几个校医也谈过这件事。他们就更不相信了。他们甚至要追问我这种荒唐言论的来源。我就赶紧走开了。事实上，这几十年，我走遍大江南北，也真的再没听谁说过谁家的男人一概地活不过多少岁的事。中国男人的平均寿命是实实在在地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我一直想淡忘了这件“荒唐事”。在大多数的日子里也的确把它淡忘了。只是有一回，那是在北京。下午五点多钟光景。冬日的夕阳像一盆被人放凉了的热水懒懒地散着白光。我走过虎坊桥。当时的广安门内大街还没得到如今的改扩建，依然还是一派北京老城的景象。就像是老上海的南市区或老北门。曹家渡。但我喜欢北京的南城。从来也没喜欢过什么王府井东单西单。因为比起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繁华的商业街区，它们实在算不了个什么。而老北京的南城，确确实实是全世界独一份儿的。我从珠市口大街往西来，经过著名的晋阳饭庄，正要通过虎坊桥十字路口往南拐去，却被一个人重重地撞了一下。我哎哟了一声，回头想跟人理论理论，却见那个撞我的人慌慌地朝我点了一下头便向北拐了。一面之下，我心里一痉。此人脸熟。肯定在哪儿见过。我正在苦苦追思，那人却慌慌地向琉璃厂去了。我忙跟了过去。一路走，一路想。心里突然一亮，是他？“这个人个头虽然不高，穿着固然黯旧，但举止谈吐无一不显示出他内心的清朗和精细……”是当年谭雪俦画下来，让大家侬样去找的那个？是让那位程宝霖先生暗暗惊叫，“忙回到自己家里，从阁楼上翻出一部涵芬楼刻本《北窗吟稿》；拍去函套上的灰尘，拿青蓝细布用心包好，悄悄送到谭先生跟前”，就在卷首画着的那个？“那个头戴花翎、身穿朝服、佩戴朝珠，端坐中堂的”叶大人？这些年，我一直在翻阅《北窗吟稿》。收集著有关中国的地方史料。我熟悉那幅“绣像画”。

拿叶大人的“尊像”和眼前刚见到的那个汉子一比照，简直叫人不敢相信，这二者竟如此相像。甚至可以这么说，让一百多年前的叶廷眷大人摘去顶戴花翎，脱去朝服朝靴，再让他换上半新旧的二尺半短打衫裤，活脱脱就是眼前这个故意撞我一下的“家伙”。

这怎么可能？

他干吗要撞我？是有话要对我说？是想告诉我什么？

我定定神，紧紧步子，跟了上去。我想这一回我一定要看个分明，问个清楚。我不愿让“五十二岁”这样的荒唐说法再在心里搅扰一百年。眼见他走进了一家古瓷古砚店。这时，我与他相距也就只有十来米八九米了。一会儿工夫，我也追进了店堂。店堂并不大。他不在。也不见。再回顾四周。仍不见。左找，不见。右找，也不见。女店家甚至斩钉截铁地说，没有这样的人进过店门，更别说有这样的人出了后门。因为这家店的后门半个来月前就封死了。只等市政府派古建队来做整条街的大翻修。

那……人呢？

人呢？

我转过身，突然听到了一种古怪的声音。木凸。木凸。木凸。

木凸木凸木凸木凸木凸木凸木凸木凸……

木凸木凸木凸木凸木凸木凸木凸木凸……

木凸木凸木凸木凸木凸木凸木凸木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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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完《木凸》的最后一行字，我曾在自己那间并不算宽裕的书房里徘徊了许久，说不上是喜是忧，是沉重还是如释重负，只是木然，只是不知如何是好。真是一旦分手，却又难舍难离。

当初，《木凸》发表，朋友中就有暗觉“诧异”的：陆天明这家伙往常手里的活儿挺“慢”。一部二十来万字的《桑那高地的太阳》、三十多万字的《泥日》，都得花三四年时间经营。这一回，居然在《苍天在上》之后不到一年，就又拿出了一部三十多万字的《木凸》，真是“一度往常”啊。其实他们有所不知。《木凸》，原本就写在《苍天》之前。那时间就已经折腾了两年，搞了两稿。后来半中间插进《苍天》，不得不停下。虽说停下，但只要一有可能，我仍会去“谭家门里”走动，或窸窸窣窣地翻检，或闭目回顾酝酿，积攒种种与它有关的新的苦恼，或激动，感喝。再加上最后为定稿而用去的这一年时间，那么，说《木凸》前前后后差不多花去了我五年时间才终得面世，实在是并不为过。

五年，的确是够慢的了。够折腾的了。而且就像在写《泥日》时一样，除了为职业所“迫”，不得不写一点。需的电视剧以外，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它们。在此期间，我再不写其它任何文学类型的文字，稍稍夸张一点说，甚至都再也没有享受过除睡眠以外的任何一种“休息”、“休假”。我之所以如此地“竭诚”，甚至可以说“竭诚”到有点“愚驽”的地步，不只是因为我天生就写得“慢”，该着在一部大作品上多花些时间；主要还是想能写出一点、留下一点“真东西”。我希望几十年、或者更长的一段时间后，人们在非常市场化的奔波喘息之余，假如有兴趣再来寻索中国文库，再打开《桑那高地的太阳》、《泥日》、《木凸》时，（当然也包括《苍天》）能发出这样一种感慨：这些作品，每一部都的的确确表现了一个真正存在过的“中国”，真正发生过的中国人生，蕴有某一类文学家的真诚思索、竭诚奋挣和探寻。当然也包括此类文学家对语言表述艺术的种种追求和探索。是那种竭力想体涵巨大历史的真文学。

我做到了吗？

我总在忐忑之中。所以，我时时告诫自己，慢一点没什么，甚至涩一点都没什么，但一定要真，要深。一定要沉住气。拿出的每一部作品都应该有点新东西。既不要沿袭了以往的别人，更不要“抄袭”了曾有过的自己。多少总要造出一点“特色”。也就是说，总还是要在某一点上求得一点突破，起码也应该是对自己某一点的突破。求得一点真正的进步。就像我在《泥日》后记里曾说到过的那样，不断地打破那个陈旧的“我”，释放出一个肯定在更新着的、对历史对时代、最终是对人民负责的真正在独立思考着的“我”。

我做到了吗？

依然是一番忐忑。

警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