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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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雀群(陆天明)

简介

《黑雀群》是陆天明继《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之后又一部长篇力作。作品以西部地区冈古拉荒原为背景，用犀利的笔锋，细腻地刻画了青年韩红程、农场场长高福海、我等二十余位各个阶层人物的生活、命运与个性，通过主人公命运变迁的叙述，展示了一幅令人扼腕叹息的历史画卷，对人性和社会行了深刻的剖析，是陆天明近来在艺术上的重大突破的佳作。...

一个“圣徒”式的人物

由于月色皎洁，所以眼前的一切都黑白分明。她带我急走了有十来分钟，还走了一大截下坡路，好像是到了干沟里头，然后走进一座废置了的屠宰场。即便在冬季，我仍然能闻到一股遗存的骚腥味儿。据说这两年，高地上可宰的牲口越来越少，已经关闭了好几个屠宰场。有的就此废弃了。有的，比如这一个，改作剪毛站。也就是说，到来年初夏时节，本场畜牧队和附近好些个牧业公社大队都会把羊群赶到这儿来剪毛。公家的人则开着一辆辆布满尘土的旧卡车，长途“奔袭”千百公里，从各地赶到这儿来收购高质量的羊毛。冈古拉会派出一大批出色的剪毛能手，聚集在各剪毛站上，为农场赚取这份辛苦的手工钱。剪毛站的收入（再加上农场自己卖羊毛的所得），能给农场发上两三个月的工资，应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财政收入。高福海当然得重视这档子事，于是明令由小分队来管理各剪毛站。小分队还受各公社大队的委托，监督那些赶着羊群来剪毛的牧民，以防备他们趁远离公社大队领导之机，偷宰偷吃集体的羊只。这方面的工作，只是义务帮忙，并无酬劳。但你监督得好，羊只丢失得少，明年人家还上你这儿来请你剪毛，还让你赚这份手工钱。要不，人家就上别处去了。

马桂花匆匆把我带离她家后，一直紧张地下意识地拽着我的手。走出好远了，快要下大坡了，她才把手撒开。在她那只小手的牵握下，我的手从冰凉，微温，到发热发烫出汗。而她的小手却一直是冰凉的。她带我去的这个屠宰场（剪毛站）离场部最近，规模也最大，分工归她负责管理。她在这儿拥有一大间归她使用的房间。房门上挂着的那把铁锁，我想肯定也有一公斤重。门打开后，她抢先冲进屋，风卷残云般，把晾晒在铁丝上的某些不宜让男人看到的女性专用物件，还有一早出门时没来得及归置起来的一两件脏衣服，一两本旧书，一两页用来练习钢笔字的废纸，一两块放在火墙上早已烤得焦硬焦硬了的苞谷馍片等等等等，一古脑儿地抢收下来，扔进床底下那个用马口铁皮制作的大卡盆里。甚至把两双刚洗净晾起的袜子，也一并给收了起来。

“您坐……坐……我这儿挺脏的……”她自己却不坐，一直在屋子中央惶惶地直转圈；一会儿说：“给您烧壶水吧？”一会儿又呆呆地自言自语似的问：“我爸会找到这儿来吗？他这人看着憨厚，其实特别聪明……”并不时走到窗户子跟前去倾听外头的动静，显得特别的焦虑和不安。

“刚才听你跟你妈说，你老爸和朱副场长李副场长，还有赵光的爸爸，暗中都在反对高场长。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问。

“这……这……”她的脸微微红起。说话的声音一下低了许多，底气也明显不足。她似乎蓄意地要跟我回避一点什么。

“你估计，你父亲他们这会儿带着你表舅上招待所去找我，是不是趁机想把事情闹大？”

“不清楚……”

“他们会找到你这儿来吗？”

“很可能……”她心不在焉地答道，突然间紧张起来，冲到窗户前，听了一下，回过头来对我低声地叫喊道：“他们来了……您听到了吗？”我侧耳细听了一下，可什么也没听到。她却坚持说：“他们来了……我听到他们脚步声了。他们真的来了。你别出声。”她一把拉起我，把我送上“阁楼”，安顿在一个特别黑的角落里，然后又快速跑下去，从窗户里跳出，把房门反锁上后，又从窗户子里跳回来，插好窗户插销，灭了灯，一溜小跑，回到“阁楼”上，紧挨住我，屏住气，静静地坐下。

没过多大会儿工夫，窗户外的大空场上果然响起一阵杂沓的脚步声，直冲着这大房子而来。

还果然就是马桂花她爸和朱副场长等人，拿着手电筒朝这屋子的窗户子和门扇上直照晃。有人在说话（好像是赵光他爸赵大疤）：“门锁着底哩。”一边说，一边还用力拨弄了一下那一公斤重的大锁，大概是在核实它是否真的锁上了没有。“肯定上这儿来了。”第二个说话的人便是马桂花她父亲。不知前边我是否已经介绍过，她父亲是场部子女校（小学部）的教务主任，其人经历不凡。要用我自己的话来描述，这是一个“圣徒”式的人物。无论长相，还是气质，还是多年来的行为，都很像西方早期宗教绘画中的“圣徒”。黝黑清瘦的脸庞，细长的身躯，略略地前倾着；深陷的眼窝里永远蕴含着一种疲惫执著而又麻木呆滞顽强的神情。

悬崖勒马，好自为之

给人总的一个感觉，他总是不知疲倦、毫无悔意地在关注着自己以外的这个世界。惟一欠缺的是一件中世纪时留下的用粗亚麻布缝制的圣袍了。那是一种宽大的带头罩的深棕色的道袍。不记得我是否跟你们说过，他当年正经是个“黑户”。也就是说，他是个盲流人员。岂止是盲流，准确点说，他是“逃亡”来的。大约也就是在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他从老家“逃亡”到冈古拉。“逃亡”前是河南上蔡，还是河北获鹿，还是湖南桃源一所县中的教员，就记不太清楚了，反正是一个中学教员。当初不知因为了怎样的一档子事，跟县教育局的领导闹翻了。据说是他支持高中年级的学生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查清这个研究会“幕后”，是由几个返乡度假的北大学生策划组织的。）他们还要出版自己的油印刊物，并且已经试印了一期，到处散发。刊物对当时——五十年代中期盛行的某些农村政策说三道四，品头论足。据说，这件事当时也是惊动了很高层面的领导，下令要力劝制止。一是不能私自成立什么“研究会”，即便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行，尤其是不能搞什么“油印刊物”。甚至动员了那些学生的家长出来做“说客”。最后只剩下几名学生和这位马老师，拧着脖梗，死活也不肯认错。上面的意思是，学生可以不追究，但教师不认错，就必须处置。学校领导找这位“马老师”谈话，希望他“悬崖勒马”“好自为之”。他觉得自己没错。他觉得他们是真诚的，他们在油印刊物上说的一切，都可以公诸于世。县教育局的领导觉得他实在太幼稚，便联合县公安局一起，给他下达了个留校察看，以观后效的处分决定。这在当时来说，应该是很宽大了的。让他在处分决定上签字，他却不签。他说：“我没做任何对不起革命事业的事。你们可以把我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考验，考验我的信仰，我的忠诚程度。如果我经受不了这种考验，再处分我也不迟。”由于态度不好，追加处分，开除教职，并明确告诉他，如果再不老实，就可能会被送去“劳动教养”。当时全家人都劝他去认个错，他妈妈几乎要向他下跪了。他却说，请你们不要勉强我。我自有我的办法来向这个世界证明我的忠诚。家里人说，你现在连“饭碗”都丢了，还谈什么忠诚？他笑笑。不答。没过几日，趁一个清早，天还没全亮，家人还都在熟睡之际，他悄悄地出走了，带上最简单的一点行李，没跟任何人告别，也没向任何人说明，一直向西，向大西北方向走去，寻找一个最艰苦的生存环境，以向世人证明自己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程度。既没有带任何组织手续，也没有带任何身份证明，只揣着十斤粮票和仅有的十二元八角人民币，作为一个“黑户”，“盲流”，他在冈古拉落了脚……他当时是整个冈古拉高地惟一一个读过大学，又教过中学的人。高福海在组建场部子女校（小学部）时，把他调来当了“代课教师”。因为“黑户”身份，他的“代课教员”的身份一直转正不了，就这样“代”了十年课，拿了整整十年的十九元的月工资，也在干沟底下那个“黑户区”里住了整整十年。其实，从他进子女校的第二年起，就成了学校的业务骨干，很快又成了校长离不开的“左膀右臂”：全校的课表是他排的；第一堂公开教学示范课是他执的教鞭；寒暑假期间对其他教员进行业务培训，进修，也是由他来组织进行的，等等等等，但他的正式身份却一直只能是个“代课教师”，也仍然只能住在干沟底下的“黑户区”里，以十九元的月工资领导着一群三十八元九角二和五十一元一角五的正式教员。对此，他一直毫无怨言。到第十一个年头上，高福海才下决心把他从干沟底下搬了上来，才摘去了他“代课教师”的帽子，入籍为在编的正规国家工作人员。那天，他们全家都抱头痛哭了一场。他才给老家的亲人发了一封信，这是自他出走，给家发的第一封报平安的信。信上说，“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我现在又成了国家正式承认的人了……我回到了革命队伍中。我一切都好。我已经成家。你们的孙女也已经五岁了。我给她取名为‘桂花’，以纪念老家门前场院里爷爷栽下的那两棵桂花树……”那天，也许因为实在太激动的缘故，“圣徒”一动笔，居然把女儿的年龄都写错了。其实那年，马桂花已经快七岁了……

“门锁底咧，他们没在里头。”门外有人低声分析道。

“不。他们肯定在这里头。他们也应该在这里头。”马桂花的爸固执地说道，并用力地拍着门，叫喊：“桂花，你开门呐。桂花，你开开门呐……”那拍门声和叫喊声此时此刻传到阁楼上，真可谓令人“心惊肉跳”。马桂花直直地挺起上身，在黑暗中瞠瞠地瞪大眼，无意间把她的胸部紧贴住我肩膀头。我能通过她那不太坚实，但的确相当柔软的胸部，感觉到她剧烈的心跳和急迫的喘息。

“必须要找到他们吗？”这好像是朱副场长的声音。

肆意地抚摸她，亲吻她

“当然。必须找到他们。”这是赵光的父亲，赵大疤的声音。这个供销股股长，据说是整个冈古拉最精明的人。据说每年年终结算，财务上做出年终报表，在正式上报前，高福海总要请他过一下目，把一下关。而他也总能从那几百上千个烦人心火的数字里，挑出一些或无关紧要，或有关紧要的毛病。人们说，这家伙的“脑子整天在过电”，说他特别能体会社会上各种各样人的心情和需要，总能抢在社会的变化之前，先把自己变化了。比如说，关闭大多数屠宰场，将它们改作剪毛站来挣钱，就是他的点子。又比如说，高福海的那幢黑杨木大房子，除了设计图是李副场长给画的，其他一切，从组织施工，到室内装潢，都是这位赵大疤一手给操办的。最让高福海惊喜和意外的是，那天往新落成的大房子里搬，一推门，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居然在这幢建在荒原高地上的大屋子里，看到了自己小时候在北京南城那个小院里看惯了的倒挂金钟、大叶海棠和石榴，甚至还在过道的两壁板墙上看到了那种画着胭脂豆娘旗袍美女的月份牌子。（后来，他很快让人把这仿制的月份牌给取下来，藏了起来，因为那会儿外头已经开始“扫四旧”了。）这让他一下又回到了几十年前的老北京，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这些温馨点子，都是赵大疤出的。甚至还有人说，组建小分队和严格控制内部人员使用外线电话等点子，也都是他出的。当然，所有这些说法，跟韩起科的呼唤狼群一样，都属于冈古拉人嘴上“言传”的东西。这里到底有多大的准确性和可信性，只好由你们各位根据各自的人生体验，自个儿去慢慢判别了。但重要的是，以他这样一个聪明而又圆滑的人，居然也积极地掺和到“反对”高福海的幕后活动中来，这足以说明，冈古拉的局势，的确已经有它很“危急”的一个方面了。要不然，赵大疤岂肯以个人的身家性命为代价来做这样一种事？还有一个问题也是让我疑惑不解的：这几位都是高福海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们为什么一个个都暗自联络起来，反对他们的“恩人”高福海呢？个中原由何在？冈古拉到底潜伏着一个什么样的重大危机？黑暗中，我渐渐气急起来——既为高福海感到不平，也因为马桂花那越贴越紧的身子……它是那么的柔软和温暖……

“也许……我应该出去跟他们谈一谈？”我低声地向马桂花“提议”。

“嘘……别作声……”她立即制止了我。

又过了一会儿，外边静了下来，脚步声渐渐远去。说明“圣徒”他们走了。上别处去找我去了。

我们俩又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会儿。我当然还是有些遗憾。因为，那几个人一走，马桂花不由自主地松弛下来，整个身子也就不那么贴近我了，但还是离我挺近的。她盘起的腿，有一侧仍然紧挨住我盘起的腿的一侧。这所谓的“阁楼”，本来就不大，又堆放了不少剪羊毛时必须使用的工具和运输羊毛时打包用的粗布口袋，零七八碎的，留给我和马桂花的空间本来就不大。所以，我们只能近近地相挨着。

我愿意跟她就这样静静地、静静地一直坐下去。我只要把手稍稍移动过去五六厘米，就能握住她那只圆实的小手了……或者再把嘴移过去十来厘米，就能吻着她那布满细软汗毛的脖梗了……哦，这时我已经完全能闻到她那带着浓重体息的汗味儿，那是从她衣领口里散发出来的，从她黝黑的短发上散发出来的……从她那件旧毛衣上散发出来的……只要再移过去一点点……一点点，我就能把她完全拥进怀里……肆意地抚摸她，亲吻她……但我不敢……也不能……我只能默默地享受着那种腿挨着腿的激动和冲动……默默地希望她能再一次“无意地”把胸部贴靠在我肩头……说实话，在哈拉努里镇，青年团搞很多次活动，有很多次机会跟各种各样的女孩都挨得挺近。哈拉努里镇上有一些女孩其实是挺“疯”的。有些三十来岁的“老”女人更“疯”。有一回，青年团组织镇上一帮子年轻人，去附近公社帮助麦收。回来的时候，四十来人挤在一辆破解放车上。当时有一两个三十来岁的“老”女人贴得我特别紧，也让我感到心动过速，气喘加急。但在她们故意依靠过来，用她们酥软却沉重的身躯肆意地揉搓我的时候，甚至有一两次还故意触碰我下边最敏感最燥热的部位的时候，我却感到了一阵恶心，一阵寒战。一种“被污辱”的感觉忿然而起。但这一刻，面对小桂花，我却真的有些“不知所措”了。从体态上来看，她也许比哈拉努里镇街上那些个女孩、那些“老女人”都要壮实，但此时此刻，在我眼中，在我的感觉里，她却是真正“轻盈”而又“秀逸”的……“走吧。”又过了一会儿，她突然说道。

“去哪儿？”我问道。

“把您送回招待所。”说着，她就先下“阁楼”去了。

“然后呢？”我跟着下了“阁楼”，赶紧再问。

“……什么然后？”她回避我直视的目光，不想直接回答我的追问。

“你啥都还没跟我说底哩。”

“说啥？”

“那批退伍军人啊。他们到底咋的了？”

“……”霎那间，她的眼神中出现了某种闪烁不定的东西，整个人的神情也开始复杂化了。

那种祈求我原谅的目光

然后，她用一种希望得到我原谅的眼光，恳切地看了我一会儿。那神态告诉我，在没有得到高福海和韩起科的批准以前，她什么都不会跟我细说的。这是纪律，她必须遵守。“那么……那批军人来到冈古拉以后，还是发生了一些不太愉快的事。并不像你刚才说的那样，一切都好得跟到了天堂似的。是这样吗？”我希望通过改换一种问法，能先描画出事件的大轮廓。但这一招也没得逞。她依然用那种祈求我原谅的目光，默默地看着我，好像一个心里什么都明白，就是嘴里无法表达而正处于极度的心理煎熬之中的聋哑人似的。

“我是高场长点着名调来给你们当校长的。你还信不过我？”我劝说道，并故意地把语调放得相当平缓。

“但是……但是……”她犹豫了好大一会儿，最后说了一句让我非常吃惊、却又明白了许多事理的话。她说：“但是，你不是我们小分队队员。”听她说了这么一句话以后，我没再问下去了。我一下全懂了，在冈古拉许多人脑子里，只有成为“小分队队员”，才能算作最值得信任的人。即便像我这样调来给小分队队员当校长的人，因为没有“小分队”的身份，仍然不能进入最值得信任的人的行列中去的。

我不作声了。那就走吧。大概我的脸色一下子也变得不太好看了，让她觉得自己伤害了我，但又无法对此做出补救。她愧疚地低下头，默默地又发了会儿呆，这才赶紧取了钥匙，仍从窗户子里跳出，从外边打开反锁着的门，〖JP3〗把我放出，再把门锁上，然后一路匆匆把我送回招待所，再没说什么。其实，我俩有所不知，她父亲等人并没走远。这几个老家伙料定马桂花把我藏在屋里，便玩了个诱蛇出洞的小计，说是走了，其实一直在屠宰场大工棚的一个黑暗处悄悄地猫着，等我俩一出来，他们就在后头远远地跟着了。等马桂花把我送回招待所，转身一走，只剩下我自己在招待所那屋里傻不棱棱地发呆时，他们敲了敲门，并且不等我回应，就照直推门闯了进来。

名不正则言不顺

先开口说话的是马桂花她爸。他说：“对不起，这么晚了，还来打扰。”赵大疤、朱副场长、李副场长、另两个我叫不上名的股长，还有那个“表舅”，一个都不少，全都到场了。虽然刚才我和马桂花背着他们没做任何亏心事，但这会儿，真的面对他们，我还是稍稍感到了一些难堪。

“圣徒”打过招呼，我请他们一一坐下。场面上出现了短暂的沉寂。然后，仍是“圣徒”先开口。他问朱副场长：“你先说说？”圆滑的朱副场长忙摆摆手道：“你说。你说。”“圣徒”又回转身去问李副场长：“那，你先说两句？”李副场长也照样推辞了：“你说吧。说吧。赶紧。顾校长还得休息哩。”“圣徒”又周到地去瞧了瞧赵大疤和那两位股长，用眼神向他俩征询了一下。在得到赵大疤和那两位股长同样的回答后，他便轻轻地清了下嗓子眼儿，动用他那好听的男中音，低沉地说道：“那我就先说几句，也算抛砖引玉。这么晚了来打扰您，实在是出于无奈。我们几个也是商量了又商量，才下了这么个决心……”

“也是赶上顾校长代表上级组织来解决我们冈古拉的问题，才使我们有勇气下这么个决心。

“赵大疤讨好地补充道。这家伙的嘴就是好使。

“别别别，请各位千万别这么说。我可不是代表上级组织来解决问题的。绝对不是。”我忙声明。

“您是代表上级组织来做调查研究的，目的是要澄清当前流传在社会上一些有关我们冈古拉的谣传。这么说，不为过吧？”“圣徒”把他一双晒得很黑的大手分别平放在自己的两只腿面上，挺直了上身，放慢了语速，句斟字酌地说道。“我们希望您能认真对待我们一会儿要跟您说的那些情况。希望你能赶紧地把我们跟您说的这些情况报告给上级组织，请他们赶紧采取果断措施，否则，冈古拉的问题就很难得到彻底解决……”他怔怔地说道，两只眼睛也一直怔怔地，甚至可以说是灼灼地盯着我，就像两颗燃烧中的煤核儿；高高突起的颧面上不由自主地泛出两块很明显的红晕，使他本来就挺黑的肤色，这时显得越发的滞重和凝涩。那是肺结核的象征，还是只不过由于内心的不平静（或不平衡）所造成的？我说不好。但他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瘦，还要善于“自我折磨”，这却是可以肯定的了。“一会儿，我说了那些情况后，希望您不要以为我们是出于某种成见，或某种个人之间的恩怨才来编造这些情况的……”听到这儿，我已经有一点受不了这个“圣徒”了。啥情况还没说哩，就连着向我提了一大堆“希望”。干吗呀？！虽然论年龄、论阅历，你是长者，是前辈，但论职务，我是个“校长”，你只是个教务主任。而且我还带有“代表上级组织来做调查研究”的任务。

看来，跟这群人打交道，得先跟他们正正名分了。“名不正则言不顺”。必须稍稍地“回击”他一下。“马主任，咱们这么着，先谈情况，再提希望。你看行吗？”我尽量微笑地提议。称呼他一声“主任”，也是在提醒他，你是在跟一位“校长”说话。

“请您让我把话说完。”他好像没领悟我的用意，只是再度挺直了已经显出疲态的上身，生硬地反驳道，“我希望您能相信，我们将跟您说的一切，完全是出于公心……我不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没有一点私心杂念。私心杂念的问题将会困扰我们终生。但我敢保证，在这件事情上，我和今天来找您反映情况的所有这些同志，的的确确没有一点儿个人的打算……”

“这，我相信。”

“那就好……那就好……”

他又略略地沉默了一会儿，又清了清嗓子眼儿，然后郑重其事地说道：“我们想借此机会，向您反映一点有关高福海同志个人的情况……”他刚说出“高福海同志”这几个字，屋子里的气氛一下便紧张起来。在座各位的表情也一下严肃了许多倍。似乎所有人的神经都绷紧了。所有的杂音都随之消失了。一时间只听见柴火在炉膛里呼呼地响得厉害。“现在上面各级组织都认为，冈古拉的问题就是一个退伍军人问题。其实这完全是个错觉。或者说，这种判断完全是浅层次上的认识。应该说，一直到昨天晚上以前，冈古拉并不存在什么‘退伍军人’问题。而整个问题的严重性，恰恰也表现在这一点上……”

“能具体地解释一下吗？什么叫‘整个问题的严重性，恰恰也表现在这一点上’？”我一边提问，一边扭动了一下身子，调整了自己的坐姿，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一些，更放松一些。显然，今晚的这场谈话，会是“马拉松”式的，我必须为此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您大概已经知道了咧，其实在昨天晚间以前，我们这儿并没有发生什么‘退伍军人事件’.所谓的‘退伍军人事件’完全是高福海同志自己炮制出来的。”李副场长无奈地苦笑了笑，轻轻地叹口气，补充道。

“也不能说退伍军人们那头就一点事儿都没出，大大小小还是出了点儿事的。”朱副场长这么更正道。

“退伍军人那头出了哪些事，能说得更详细些吗？”我看他主动提到了“退伍军人”，便赶紧抓住不放，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情况。

看来，退伍军人问题在这儿的确是个敏感话题。我一追问，他们就有些紧张，互相对视了一下，吱吱唔唔地，谁也不挑头来接我这话茬。他们毕竟都是些“老同志”，不能逼得太狠。

由此却引爆了一个大“炸药桶”

过分地强人所难，也显得我不成熟。所以，我没紧着追问。一时间，在场的人都觉得无话可说。场面上便再度出现了那种让人难堪的沉默。后来还是赵大疤挑头打开了僵局。他说：“要说清我们对高场长的看法，也不必回避眼前这个退伍军人问题。而且，确实也回避不了。

就跟刚才老马说的似的，‘整个问题的严重性，恰恰也表现在这一点上’。“说到这儿，他指着马桂花的”表舅“，又接着对我说道：”刚好，这位退伍军人同志也在场。可以让他先跟你说说。他是当事人。他嘴里的情况，应该是有权威性的……“接着他便把脸转向那位”表舅“，说道：”咋样，小伙子，你先给顾校长汇一下报吧。“

“别别别，别说什么汇报。咱们随便聊聊。随便聊。”我赶紧客气了一句。

“表舅”是个二十四五岁的老兵，圆头圆脸，个头儿不大，跟许多刚退伍的老兵一样，在陌生场合，还显得有些木讷，说事儿也不怎么流畅。好在有赵大疤等人在一旁不时替他做些补充。细听下来，事情大致是这么一个经过：……安置这批退伍军人的工作，一开始，确实挺顺。敲锣打鼓的阶段一过，按原定的计划，高福海把他们紧急转移到那个丫儿塔去开荒。丫儿塔离场部不算太远，大约六七公里。土壤多数为适宜农耕的草甸土和灰漠土，盐化程度不算高，自然环境还看得过去。跟场部一样，它也临近一条大干沟，沟帮子上长满了细高挑的黑杨树。一到秋天，红黄蓝绿，远近高阔尽染，风不冷不热地低徊游荡，那一股恬静，舒坦，神仙老儿家的后院也不过如此。高福海早有“野心”在这儿再建个分场，只恨自己没恁大的力量，颤颤地，干过几回，都没干成。这一回，再度把这支二三百人的队伍拉到这儿，他还有这么个打算：他想从这批退伍军人里头精选出三至五名场级领导干部和十来名分场、连队级干部的“后备人马”。是骡子是马，先拉到丫儿塔荒原上来溜一溜。为了打好这一“战役”，他从全场调集了好几台状态最好的推土机，特别组建了一个机修分队随行。提前还派出一个基建队，去搭建临时住房，并派出十挂马车来回跑运输，保证后勤供应，等等等等，这一切，有韩起科的小分队和朱、李、赵等人辅佐着，自不在话下。

应该说，既“运筹了帷幄”，也“煞费了苦心”；应该说，能做的该做的，都做了……但未曾料想的是，由此却引爆了一个大“炸药桶”。

这支三百来人的开荒队一路浩浩荡荡，到达丫儿塔，已是当日下午的四点三十六分。秋末冬初的此刻，虽不算太晚，但也不能算早了。日头已然倦倦地向西斜去。荒原上最早的一抹暮色，已堂而皇之地染黑了蓝玻璃似的东边天际线。从全场征集来专程运送这开荒队的五十挂马车，卸下人和行李，便纷纷甩起一溜鞭花，打道回各单位去了。高福海已经提前跟他们把丑话说在头里了，这儿没法准备你们这伙人的晚饭，即便有那么些炊具，也没那么些肉和白面。所以，凑合着往回走吧。当然，给退伍军人及他们家属的晚饭是准备好了的。男女分开，就在露天地里蹲着吃，十人一“桌”。一“桌”两大盆菜。一盆是老爷子最爱吃的北京南城家常菜：卤水豆腐虾米皮熬白菜，连汤带水热气腾腾起锅时，再往里扔一大勺胡椒面儿。

再一盆是冈古拉农场的看家菜：回锅肉爆炒洋葱香干丝儿。每“桌”还上一瓶散白干。平时喝酒不多的高场长，那天居然端着酒杯，转圈跟那些军人们碰。高兴啊。好些年轻的老兵都喝晕乎了，摇摇晃晃往高包地上跑，然后端起酒杯，冲着着了火似的日头，扯破嗓子喊叫：“我日你妈的，到家啦！”

是的，到家啦。但先别高兴得太早。等他们扛起行李卷儿，各自拉着小媳妇的手，排着队，去找自己的“家”时，一个个却又都傻了眼了。这“家”咋是这模样儿？戈壁荒滩上一溜排列着十个当集体宿舍用的大地窖。男女分开。五个大地窖住男人。五个大地窖住女人。这怎么成呢？你想啊，这些年轻老兵绝大多数都是新婚燕尔，当初，多数人还没对象，纯粹是响应组织号召，为了来冈古拉落户，才匆匆忙忙回老家找的。当时部队只给了十五天假。一路急急忙忙赶回家，亲朋好友一起行动，好不容易相着亲，上公社登完记，差不多就到销假的日子了，又急急忙忙往部队赶，真可以说小两口连被窝还没捂热哩，又起程了。这一路上，天天守着自己的小媳妇，近看无法摸，远看不能闻，那火烧火燎的心情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就盼着到冈古拉，能有个属于自己的“窝”。再说白一点，这会儿，吃啥喝啥干啥，对他们来说都不重要，就是想进自己的“窝”里，跟自己的小媳妇亲热一下。假如到了冈古拉，你还不能为他们创造这么一点条件，你要让他们安心在丫儿塔安心开荒，难。这还不是难不难的问题，也的确太不近人情了嘛。住宿的问题，高福海当时是交给韩起科去办理的。他完全没有想到做事一向踏实尽责的韩起科，这回怎么这么没头脑，便立即把韩起科叫来责问。韩起科还挺不服气，他觉得，就算是退伍军人，就算是新婚小夫妻，暂时分开一段时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谁也不可能立时三刻在大荒原上变出一百五十幢独门独户的家属院啊。这早晚呵气成霜的天气，连土块都没法打了。（这地方建房都用土块。）能赶时间挖出十个那么大的地窖，就算是不容易了。还想咋的？怎么也得熬过这一冬一春去，到明年播完种，苞谷苗显行了，间完苗，锄过头遍草，浇过头遍水，地里的活儿也轻闲一点了，再腾出劳力来替他们盖房，也不晚啊。

相执两怨望

在这段时间里，小两口实在熬不住了，想亲热了，上戈壁滩去干嘛。红柳窝、芨芨草丛、小干沟拐弯处……哪儿不能亲热？非得摆那个谱住单间呢？高福海却狠狠儿地批评了韩起科：“你懂啥嘛？再过两年，你可能比他们还起急哩。别再跟我这儿无理搅三分了，赶紧的，组织力量，把这没擦净的屎给我擦了。”韩起科不再争辩，立即下令用场内那辆惟一一辆解放牌卡车拉上一车基建队的人，赶到丫儿塔，连夜摸黑改建这刚挖成的十个大地窖。在每个大地窖里隔出十五个小间来。每个小间里再给垒上一个双人床。高福海还跟基建队带队去的副队长开玩笑道：“你可得给我把这些双人床都垒结实了。它们要经不住那一夜的折腾，摔了我这些兵娃子，造成我战前重大减员，我可轻饶不了你！”基建队副队长还真动了一番脑子，把床垒成实心炕那样式，把炕沿砌得高高的，中间再铺上厚厚一层麦草。估计，足够这些兵娃子跟他们的小媳妇折腾通宵的了。但没料想，摁下葫芦跷起瓢，这些年轻的老兵带着各自的小媳妇，按分配的“房号”，在黑黢黢的大地窖里，拉拉扯扯地进了属于自己的那个小隔间，迫不及待地放下布门帘子，扔掉行李卷儿，一把搂过媳妇，正要狠狠地亲上一口，又发现问题了——那小间与小间之间的隔断不是砖砌的，也不是板皮，而是用苇子杆儿编成，再匆匆糊了层麦秸泥隔成。而且这隔断也就一人来高。也就是说，超过这高度后，各“房间”仍然是连通的。这样的隔断，别说阻断说话声和必不可少的喘息声，连脱鞋穿衣呼吸放屁的声音都隔不断啊。那些老兵娃子当然不在乎，但他们那些媳妇可不行啊。她们才十八九岁二十刚出点头，家在农村，大都在这次出门前，连县城都没去过。过去家里来个陌生男人，她们都只有躲一边听大人说话的份儿，连正眼多看两眼的勇气都没有。这样的女孩，你让她们怎么可能在这种几乎等同于公共的环境里要求她们敞开了自己跟男人亲热？她们推推诿诿，如嚼涩果，千难万难，怎么也进入不了“规定”情境，让小伙子们心急如焚，沮丧万分。少数“蛮横”一点的，不顾一切，总算把要做的事勉强做成了，也是情趣全无，懊恼与愤恨共生。有少数的也想到了要去戈壁滩红柳窝或芨芨丛里“办事”。但这季节，在冈古拉，太阳一落山，就能冻掉耳朵壳儿，更别说这丫儿塔荒原了，风嗖嗖的，跟刀子一般，荒天野地里，怎么解得开衣扣啊！更让人恼火的是，这少数在第一天黑里总算办成事的兵娃子，到明天，还成了大家伙的“笑柄”了。

为什么？小两口子昨晚发出的每一点声音，包括每一点恳求、每一点挣扎、每一点厮打、每一点埋怨、每一点饮泣……都让“邻居们”听得一清二楚。大伙就拿这做笑料，从大清早说起，一直说到天黑，让这少数“勇敢者”，做惨了一天的尴尬人。到第二天收工，吃罢晚饭，这些强忍了一天的年轻的老兵，带着各自的小媳妇再走进自己的“小间”，整个地窖里居然呈现一片寂静。是啊，谁还敢吱声？有的老兵娃子只是默默地握住小媳妇的手，“相执两怨望”“相拥到永年”；有的干脆抱头往炕上一躺，翻过来，侧过去地，长吁短叹；有的不知道该干啥，在炕沿和隔墙之间余下的那点寸尺空间里，转过来转去，光喝凉水也压不住心头的火，因为……因为离天亮毕竟还有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时间段……有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小媳妇，可能在老家当过几天大队妇女主任，有一点口才，也有一点抓“活思想”的经验，便凑到自己那口子身旁，低声劝道：“别这样。瞧你还是共产党员哩……”“共产党员咋了？共产党员又咋了？！”小伙子终于爆发，连件大衣都不披，硬起脖梗，吼叫了两声，就冲出小间去了。也许心情急躁了点，手脚也毛躁了点，竟然把自己家那个小间的苇子杆儿隔墙（如果也能把它称之为“墙”的话）带翻了一片。他那位妇女主任也终于忍不住了，大叫了一声：“至于吗？我又不是你租来的女人，一两天内跟你干不了那事儿，就把你急成那样？！你个狗日的，是个老骚驴呢，还是老骚羊？”大伙正不知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咋的一下把“共产党员”给扯上了，却又听那位妇女主任喊出如此坦露而又粗直的话，觉得好不痛快，跟着便哄堂大笑。但笑过之后，两天来堵在心口的那股子无名之火乘兴大增，有人带头叫了声：“走啊，找高场长去！”便呼呼拉拉涌出了一大帮人，随之又撞倒更大一片隔墙……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局面还没到失控的地步。因为，开荒队临时党支部在那两个现役护送军官的建议下，立即召开了支部扩大会。大家重温了离开部队前，部队首长的叮咛，也重温了自己在摘掉领章帽徽前的那一刻，面对军旗曾发出过的那一番铮铮誓言，集体向军旗敬最后一个军礼时心中翻滚的那股酸热和悲壮神圣……那天，高福海也参加了这个扩大会。但他一直没吱声，可能跟老寒腿疼又犯了，有点关系。另一方面，也确实，一种莫名的失落和失望，憋在他心里，让他难受得一时不想说什么。散会以后，他倒背起手，佝偻着腰，一瘸一瘸地，由韩起科陪着，去几个大地窖，默默地察看了一番，回来就把那个基建队副队长撤了，觉得他“坏了他的大事”，并要求基建队队长和指导员亲自带人去修复那些被毁了的苇子墙。“用寸板给我重做这隔墙。”“是光重做被毁底那点咧，还是整个儿底全都给换了呢？”

干部职工牺牲在这场清淤会战中

“多问的！当然是整个儿的都换。”“那……莫指望咧，整个场部都淘换不出恁些板子底咧！”基建队的这两位主官当然清楚目前冈古拉还存有多少寸板。原先库存的一点寸板（一寸厚，经过炕干处理的木板），全在今年夏天那场老龙口清淤战斗中用完了。当时突然暴发的山洪挟带大量泥沙，把老龙口几十米高的一排铁闸门全淤死了。假如不能清除这些淤泥，及时开启闸门泄洪，接踵而来的流量更大的洪水就可能把几十公里长的引水渠给冲零散了。这个损失就不是一两个冈古拉农场能承受得了的。当时有二十二个干部职工牺牲在这场清淤会战中。其中包括七个盲流“黑户”。事后高福海下令做棺材厚葬他们。而且要用三寸厚的板子来做棺材。场里没那么厚的板子，就把库存的那点寸板全拿去跟人换了。还倒贴几大车好话，欠下无数人情。朱副场长婉转地劝道：“人已经死了，咱们着重在精神上纪念他们就行了……”高福海说：“他们是替我死的。”朱副场长说：“有关当局早不许土葬了。”高福海说：“那也得看是咋死的。”朱副场长说：“可文件上并没有规定，咱们可视死法的不同而作不同处置……”高福海说：“他没规定，就听我的。”朱副场长还要劝。他不听了，一扭头，倒背起手，瘸呀瘸地就走了。

没有寸板，高福海把牙齿一咬，下令拆他的木板路！这决心应该说下得不容易。木板路是高福海的一块“心头肉”。跟五角星和黑雀是小分队的标志和符号一样，这可是整个冈古拉的标志性建筑。用时髦一点的话来说，就是冈古拉的象征，也是高福海的骄傲。高福海说，我在冈古拉干了这么些年，就给自己图了这么点享受，在自己家门前铺了这么条木板路。多年来，人们只要提起冈古拉，除了它的偏远、高寒、冷寂……他们往往就会想起这条用黑杨木板铺成的路。现在，既然高福海下了决心要拆，那就拆吧。

拆！

果然就拆了……

多次调查取证过程

得知高场长要拆场部的木板路来为大伙做房间隔断，退伍兵们还是十分感动的。

（当然，只拆用了一部分，保留了一部分。）从拆路、运料，到新的隔断建起，抓得再紧，总也得花五六天时间吧。在这段时间里，小伙子们和他们年轻的妻子们白天正常出工，晚上依然住大地窖，睡那用苇子杆儿隔断的小间，却再也没人发牢骚讲怪话。小夫妻们居然渐渐“适应”了环境，“学会”了在这毫无私密性可言的环境里“亲热”，“办事”，期待着有朝一日能住进独门独院的新房子去。

应该说，事态发展到这一地步，已经在自然地走向平静。那两位护送军官也打回电话来，请省军区的同志替他们订购机票，准备返京了。可惜，事情并没有到此就完结。订完票，他们找高场长去告别。高福海对他们说，这一段真辛苦二位了，今晚你们就别回丫儿塔了，我请二位吃点便饭，明天一早，我们一起上丫儿塔搞个活动。他俩也很高兴，说，搞活动好啊。

这些退伍老兵们也干了好几天活儿了，也该让他们休息休息，喘口气了。当晚，高福海在场部小食堂“宴请”。七个碟子八个碗，自不待细说。

第二天的活动是，带领全体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家属去冈古拉墓地祭奠。高福海的用意自然是十分明确的，他想告诉这些兵娃子，冈古拉现有的这一切，虽说还不尽如人意，那也是前人用生命换来的。一切都来之不易。他希望这些老兵娃子不要把个人眼前的一得一失看得太重。

说是墓地，既没围墙，也没大门，只有一条砂石路还算看得过去。墓地设在一片向阳的高坡地上，白晃晃的雪耀得人睁不开眼。大部分墓都不立碑。有碑的，多数字迹也早模糊不清了。墓地里长满了多半人高的狗尾巴草，芨芨和野荆芥，还有一人多高的铃铛刺。坟堆上长的是青蒿，这会儿早已枯黄。高福海坚持说，这儿的每一座坟墓，都埋着一个摄人心魄的“故事”。那天，他让小分队的队员给这些老兵娃子当“讲解员”，讲述那些故事。每个队员均摊下来，能分到四五个、五六个老兵娃子，加上家属，约有十个左右的听众。赵光和范东被韩起科派出去办别的事了，剩三十名左右的老兵娃子和家属，就由韩起科给讲解。但韩起科这狗屁孩子口才不怎么的，本来能说十分钟的话，到他嘴里，往往三五句就完事儿。高福海在一旁听得实在耐不住了，便上前，让他“靠边站”，亲自给讲了起来。事情恰恰就发生在老人家亲自讲解的过程中。事后据当时在现场的人说，高场长讲了还不到十分钟，有个老兵娃子在底下小声嘀咕：“嗨，建农场就算有多了不得，也不能搞死这么些人……”高福海一听，立马就火了。当场追查。但后来也有人说，当时压根儿就没人说那话，完全是高场长耳背，情绪又有点激动，把现场杂七杂八的声音，比如风声、跺脚声、咳嗽声、哄娃娃声，或野獾噬咬树根发出的悉嗦声，野兔乱蹦乱窜的声音……听成了这嘀咕声，闹了一场天大的误会。还有人说，当时的确有人在底下小声嘀咕了，但话不是那么说的，没说“搞”死，只说也不能“死”那么多人。这份证词当然很要害，因为有没有一个“搞”字，这话的性质和分量就太不一样了。还有人则断定，这件事完全是一个阴谋，是高福海和韩起科串通一气，事先精心设的一个套儿，挖的一个坑，目的就是要藉此机会，收拾一下这些初来乍到、心高气傲，看啥都不顺眼、吃啥都不可口的老兵娃子，让他们学老实了。在后来多次调查取证过程中，韩起科一直作证，说他当时在场，他听到那个兵娃子确确实实说了这个“搞”字。我后来问他，你到底听到了没有？他说：“你啥意思么？那个兵娃子要没说，高场长会这么去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