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该吃晚饭的时候,他和“薛姐”都没那心思自己做饭,上外头街边,随便找了个大排档,随便凑合了几口,回到省新华书店库房后头的那个小楼里,甚至都不想去开灯。那晚上,“薛姐”留下了。没走。上床后,他们头一回像一对陌生人似的,拘谨地躺在同一个被窝筒里,半天也不向对方伸过手去。黑暗中,他看到“薛姐”闭着眼睛,直挺挺地仰面躺着,缓缓地直喘着粗气,而后眼角处就亮亮地滚出两颗颤动的泪珠。而后她整个蜷曲了丰满结实的身子,索性侧转过去,背对着韩起科,大声地抽泣起来。他忍了一会儿,最后还是不忍心,便伸手去抱她。她一把抓住他冰凉的大手,把它贴到自己滚烫的脸颊上,而后用牙齿尖使劲咬他的手指,并窒息般地恸哭起来。
那天晚上,他俩仍然做了一回爱。跟以往那无数次知冷知热掏心掏肺的“零距离接触”不同的是,这一回没等完事,韩起科就松了劲儿,并从那逐渐变得温软湿润扭动的身体上悄没声地滚落到一旁;而后赤身裸体地坐起,拽过一件衣服遮住自己的下身,并从衣服兜里取出一包新买的硬壳儿“红塔山”,小心地撕去盒面上那根细长的塑料封贴,取出一支来点着,默默地吸着。“薛姐”吃惊地一下坐起,问:“你学抽烟了?找死啊?!”说着,就伸手过来上他嘴边夺烟。她一扑,仍裸着的上身便整个白生生地一晃。她这是从“狼”嘴里夺食哩。
“狼”自然是永远也及不上“人”
当然要落空。紧接着,她又慌慌地夺了两回,都让他轻易地躲过了。“我跟你怎么说的?这一辈子别学抽烟赌钱,别跟那些男人似的,本事不咋的,先学一身臭毛病。我不要看你这样。”她微微地喘息着,脸却胀得通红,还嗔责,数落。他不还嘴,也不反击,只是一边小心地防备着她,一边却仍在一口一口地慢慢地吸。“你气我?好吧!”她一赌气,侧转身躺下了,继续咻咻地喘。他斜瞄了一眼她那在月光下显得越发柔软宽厚的光脊梁,却仍然保持着沉默,仍然在吸着他的那支烟。直至空气中月光中慢慢布满难闻的烟气,直至他自己都讨厌起那烟油的恶臭。但他没去掐灭它,只是由着它慢慢地在他手指间自燃下去,燃出一截浅白色的灰柱,陪着他一起在月光下,在也算黑暗的房间里,在“胖姐姐”赌气的喘息声中,默默地呆坐。后来,“薛姐”怕他着凉,也曾支起半边身子,想把他用力拉回到被窝筒里去的,甚至想把他重新拽到自己的身上来。但拉了一下,韩起科纹丝不动。再拉第二下,韩起科仍跟生了根的石墩子似的,一动也不动。再拉第三下,她真生气了,拽过件衣服,裹住自己的上身和腰部,便上卫生间去了。
……一个多星期后,韩起科辞去公司营销部副主任的职务,正式投到“赵老板”赵光门下。这主意其实是赵光、“薛姐”和马桂花等人认真商量确定的。他们权衡了一下起科今后的前程,也不是说他就一定不能留在省城发展。但实事求是地说,以他的现状来权衡,他真还需要一个“进补”“见习”和“热身”的过程。假如现在就这样把他强留下,最后的结果一定是,高不成低不就,半死不活地做僵在一个相对低的层次上,搞得大家都会十分地遗憾和难堪。马桂花执著地认为,韩起科是一个有巨大潜在能量的人。在许多事情上,他能发挥他的巨大影响。赵光和“薛姐”没跟她争论。但在有一点上,这三人的认识却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韩起科的能量和影响,他相对的长项,目前还是在冈古拉和哈拉努里。而赵光留在哈拉努里的那个分公司,当前正缺这么一个真正能在那儿“压阵”的人。赵光到省城来发展后,把冈古拉和哈拉努里的公司业务暂时都交给了张建国。应该说建国干得挺勤谨,但在赵光看来,不是十分理想。“这孩子”……(这两年,原小分队的人发现,赵光这家伙说话口气越来越大,说到原小分队的伙伴,总是称“这孩子”,“那孩子”,好像他已成了他们的“爷”似的。对此,大家一开始总觉得特别别扭,在背后也有许多议论。但当面却谁也不说啥。只说是没必要跟这家伙去“计较”。时间一长,不仅不计较,对这称呼居然听着也不那么别扭了,甚至觉得也没啥不可以的了。唉,人呐。)赵光觉得张建国“这孩子”守成有余,拓展力不足。而,现如今,不能顽强拓展进取者,肯定也无法守成。如果把韩起科拿到那个位置上,都不止是“两全其美”的事,甚至可以说是“三全其美”。(既妥善安排了韩起科,又加强了哈拉努里分公司的领导力量,还不会太伤了张建国的自尊心。)三人商量下来,觉得最担心的当然还是韩起科愿不愿意屈尊去做“赵老板”的部下。赵光却大度地放量说,这好办,只要起科愿意上我的公司来干,他当老总,我当副手。但谁也没想到的是,跟韩起科一提这事,他马上就同意了,不仅同意回哈拉努里,而且还斩钉截铁地不当那个“老总”。赵光又说,那就委屈你当副老总。他还是斩钉截铁地说,不。“那你当什么?”大家问。他说:“我在这里是营销部副主任,上那儿还从副主任开干。我不想沾谁的光。否则,就免谈。”大家还想劝几句,赵光忙说,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咱们就听分队长的。别的我来安排。赵光这小子也是有办法。他立即以公司总部的名义给哈拉努里分公司发了道指令,改哈拉努里分公司为“总公司第二营销部”。该营销部暂时只设副主任两名。“现任命韩起科先生为该营销部第一副主任,全面主持公司在哈拉努里地区的工作。张建国先生为第二副主任。此命令自签发之日起立即生效……”这样,既满足了韩起科只当“副主任”的要求,又在实际上把哈拉努里分公司的操作大权交到了韩起科手上。这一点,正如赵光他自己在很多年以后很得意地总结的那样:拿我和韩起科相比,我承认,有许多地方我不如他。但有一点,是韩起科致命的,也是他永远及不上我的地方,那就是,在很难让各方都满足的关键时刻,我能做到既满足这个,又满足那个。在很难做到不伤害各方的情况下,我又能做到,既不伤害这个,又不伤害那个。您可别小看了这个“既……又……”的能耐,这可是在一个群体中当好领导者所必需的基本素质之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善于妥协和善于斡旋的能力。说一句开玩笑的话,在这一点上,“狼”自然是永远也及不上“人”的。
回哈拉努里的前一天晚上,“薛姐”来给韩起科送行。韩起科备了一点酒菜,(特地买了红葡萄酒和专门用来喝葡萄酒的大肚子酒杯,)还点了两根白蜡烛,穿了件天蓝色的新衬衣。
无法接受这种“清醒”
“薛姐”爽朗地笑道:“干吗呢,要跟我搞诀别仪式呢?”他笑笑,没多说话。“薛姐”一边喝,一边大口大口地嚼着她特别爱吃的那种蒜泥醋汁芥末凉拌海蜇皮,一边语重心长地说了不少嘱咐的话。他却仍只是笑笑,不说话。吃完,喝完,说完,满脸布满红扑扑酒晕的“薛姐”,喘着长气,先把鞋蹬掉了,再往床上一倒,慢慢地解开自己的衣扣,然后像个大白猫似的,慵懒地蜷曲起身子,冲韩起科招招手,让他过去帮她扒衣服。韩起科收拾了碗筷,在毛巾上把手上的水迹油迹擦净了,去坐到她身旁,握着她胖胖的凉凉的小手,低头坐了会儿,然后探过身去,抚平她散乱的短发,又替她把衣扣一粒一粒地慢慢扣起,说了声:“挺晚的了,回吧。”“薛姐”一愣,侧过脸来,考询似的打量了韩起科一眼,一声不吭,就从床上坐起,穿上鞋,拿起自己的那件纯毛风衣和名牌手包,板着脸向门外走去了,但走到楼道口却又站住了。省新华书店库房后头的这幢小楼,其实只是幢简易楼。房门外的走廊是敞开式的。楼梯也是敞开式的,直接挂靠在楼体外侧的山墙上。站在楼道口,越过那一片片高矮不一新旧不等的屋顶,就能看到老人民广场上那一丛丛浓重的树影和新省委大楼广场上璀璨的灯光。韩起科料到她会生气,也料到她会拿起风衣和手包,啥话也不说,转身就走,但就是没料到她居然好像受了千万重委屈的小丫头似的,眼眶里闪烁着泪光,在急火火冲下楼梯的那一刹那间,收住了脚步。于是他在她身后也静静地站了下来,一动不动地站着,听她粗粗地喘息。他知道只要他再往前移动半步,柔柔地贴住她后身,再把两只手从她腰后抄到她身前,或轻,或重地把她围抱住,甚至都不用说什么道歉的话,一切不愉快都会“灰飞烟灭”,一切又都会变得跟从前似的那么“简单”“明了”。她会立即尽释前嫌,返转身来,倒在你怀里,赐你一千个一万个“大嘴巴亲吻”。他知道,“薛姐”是真喜欢他,真需要他。但现在他已经同样很清楚,她不可能让他进入(或占据)她生活的全部。在这方面,她是那样的清醒,就像在装修布置一套新房似的,哪个家具哪件装饰品该陈放在哪个位置上,该占多大的一个地盘,该动用多大一笔预算,该在某个局部达到一种什么效果发挥一种什么作用……她心里绝对有数,都安排得恰如其分,不会发生任何一点错位、越位、不到位现象。而他,也就是她心中这幢“新屋子”里众多她“心爱”的“必要”的“家具”“装饰品”中的一件,永远只能是“其中之一”。他不责备她的这种“清醒”。但却无法接受这种“清醒”,也不能接受这种“清醒”。在要返回哈拉努里的前夕,他终于明白了自己在她生活中的“身价”和“位置”。其实,韩起科,你进一步想过这个问题吗?在现代社会中,谁又能占着谁的“全部”?想占全部,可能吗?应该吗?“再也不跟我见面了?”她突然转过身来怔怔地问。
“……”面对这样一种伤心的逼问,他多少有些难堪,内疚,躲过她灼灼的目光,只说了句:“时间不早了。要不……要不,我叫个出租送送你?”
“不用。”她很生硬地一口回绝了,噔噔噔噔地快步跑下木质楼梯板,然后连头也不回地消失在深秋夜晚那种特有的雾霭和悲凉之中……
具有重大含意的“预兆”
韩起科的事,也许打根儿上起,就不该由我来说,更不该由我来说得那么多。我真的怀疑我自己能不能客观准确地向你们描述这个“狗屁孩子”所经历的一切,尤其是他内心在这些经历中,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和层层回澜。但是我总想说说他。即便过了这么些年,也仍然控制不住自己这方面的冲动,也无法忘记了他……前边我说到,那天我从“灰鸭嘴村”回到家里,责怪马桂花,这么长时间一直对我“隐瞒”“封锁”韩起科返回哈拉努里的消息,而马桂花居然也“稀里糊涂”地接受了我这通责怪。其实,事后我细细一回想,在此前,我曾见过韩起科一面,而且那一面还是马桂花“引见”的。为了她的这个“引见”,我还嘲弄过她,生过一丝妒意。只是那回的事情,发生得十分仓促,跟韩起科的那一面见得也有些“没头没尾”,时间又很短促,就像大地震前某一个村子的某一个麦垛背后突然闪过的一道白光,总是难以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只有在事后,大祸发生了,人们才会捶胸顿足地后悔,如果当时能重视这道白光的启示,可能就会减少多少多少损失。但谁会把某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子里一个更不起眼的烂麦垛背后闪过的那一道微不足道的光,跟一场天崩地裂、山呼海啸的大地震联系起来呢?几百万年来,伴随着人的生生息息,大大小小的地震已发生过多少回了?但有多少人重视过这一道游走在地平线上、高岗背后、丛林中间、洼地底部的白光?人们在攫取眼前实利的忙碌中,总是轻视了那些具有重大含意的“预兆”……在掂量“眼前实利”和“预兆”的天平上,人们总是会不自觉地倾向前者。虽历遭惩戒,也一再表示“接受教训”,但还是“坚决不改”。这又能怪谁呢?那天的事情是这么发生的。当天,我约了马桂花回家来“谈话”。谈我俩的关系。到家已是午夜时分。那时,在农科所工作的马桂花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不在家住了。我父母经我说服,前年总算同意搬离畜医站,进城来生活。但他们住的是我原先在市政府大院里使用的那套两室一厅的老房子。老两口不愿跟我们住一块儿的主要原因,就是不想看到我和马桂花老这么“别别扭扭”。他俩“心烦”。他俩怎么也想不通,像马桂花这样,长得又好,又懂事,又肯干的媳妇天下少有,我怎么就不能跟她处好关系?他们总觉得是我在“欺负”她,有“陈世美”之嫌,又不忍心跟我“打嘴仗”,便采取眼不见心不烦的政策,搬走,另住。
……前一段时间,我跟马桂花也长谈过几回。我告诉她,我对她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不想你去拿文凭,不想你实现啥“自我价值”,更不希望你跟别的那些夫人似的,装出一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样子,帮我去争狗屁面子。我没这个要求。我甚至都不要求你有多么温柔,多么体贴。我只要求你一个“本色”。你别“自卑”。即便像我们头一次见面时那样,你只穿着那双有破洞的布袜,但依然无所顾忌地露着你那个时而粉红、时而苍白的大脚拇趾,踩着嘎吱作响的地板,无所顾忌地来回走动。我需要你那样一种自信。因为有自信就会有活力,有活力就会有魅力。我一次又一次地向她描述,八九年前的那一天,你和韩起科从那个沙黑里克驻点站,把我接回冈古拉,那一路上的种种情景,当时你那么兴奋,甚至也很张狂。
“但来到我身边后,你还这么‘疯’过没有?没有了。你为什么不‘疯’了呢?你可以‘疯’啊……我的小桂花……”
我问过她“为什么”,“为什么会生活得那么别扭?”她惶惶地看着我,她说“不知道”。
她说她“没觉着别扭”。我忍了又忍,终于问了一个积压在我心头多年的问题:“你心里是不是有别人了?或者说,你一直丢不下你过去喜欢过的什么人?”“没有!没有的事!”她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污辱似的,叫了起来。“那我们……我们……”我喘着粗气,斟酌着下面所要说的每一个字,极艰难地跟她谈了自己思考多时才想出来的一个权宜之计:“我们暂时分开过一段日子。行吗?两个人都冷静地想一想,这些年,咱俩到底是哪儿错位了,并且对双方今后的生活,也都仔细掂量一下。”她当时一下怔住了,脸色立即苍白了,眼睛却干热干热的,直愣愣地盯着我,一口接一口地倒吸着冷气。这时,我真希望她能大叫,能扑过来厮打,或者扑过来抱着我,或大声或小声地求饶……但她没有。她只是愣怔着,一口一口倒吸冷气,足足沉默了十来分钟,说了四个字:“好吧。随你。”就这样,我们“暂时”地分开过了。我让农科所的那位所长在单位附近给她找了一间房。我告诉那位所长:“别上外头乱说去。她只是想一个人有更多的时间读点书,熟悉熟悉业务。没别的事。”那位所长是我提拔的,自然是个明白人,连连点头答应,让我尽管放心。分开住后,我当然隔三差五地还经常去看她。她不时地也像那天那样,回来看看这个对她来说本来就一直是“陌生”的、现在应该说更“陌生”了的家……我们再没有亲热过,更没过过夫妻生活,不仅在心理上,在生理上好像都有了一层真正意义上的隔膜。
内心朦胧的一种冲动和向往
有一回,也像那天似的,她回来看我,在“家”里待得很晚。她还做了我爱吃的揪片子,煮了白水羊头,切了一大盘香菜末,熬了满满一小碗花椒红油,捣了一碟蒜泥,当然也没少了她拿手的“拔丝土豆”和“(洋)葱爆回锅肉”。还开了一瓶当时在这一带卖得挺好的奎屯大曲。很少喝酒的她,那晚还特意陪我喝了两盅,陪我玩了一会儿“老虎、杠子、鸡”。我也许是喝得有点儿高了,颤颤地放下玻璃酒杯,直愣愣地瞧着她,心里感到无比的委屈,酸涩。在我看来,她依然是那么的秀丽,那么的健壮,那么的纯真,我轻轻地吻过她……纵情地抚摸过她……期待过她……也真正地得到过她……我知道,她是尊重我的,敬重我的,感激我的,她曾经为我展开过她的一切,我像一阵狂暴的热风从这片紫花苜蓿地上“劫掠”过。我向自己郑重做过承诺,我要做个最负责任的男人,要尽心呵护我的“小桂花”。即便在与她分开过的一段日子里,有过那么多的女子,(说“多”,也许有一点夸张了,说“很有几位”,却不含一点自负的意思,)向我表示要到我空关着的家里来“看望”我这位“领导同志”,替我收拾那个“可怜”的家。有一两位甚至明确暗示,她们在我这儿并不期待什么“结果”,只是希望能照顾一下“可怜兮兮”的我。对此“善意”,我都婉转地却决绝地“谢绝”了。我无意把自己塑造得那么“崇高”“圣洁”。但这的确是我那段时间里的真实写照。那天喝完酒,小桂花进厨房去洗碗了。她说已经太晚了,她得赶紧走了。我摇摇晃晃地跟着她走进厨房,嘴里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连我自己都听不清的话,大意总是:留下吧,别走了,何必呢,等等等等。她以为我在跟她开玩笑,也就没怎么搭理我,只是背着身,在水池子跟前洗她的碗。她一心一意地洗着。她做任何事都是那么一心一意。干净利索。而她一心一意的时候,正是她最吸引人的时候。早就过了换季的时候了,人都只穿单衣单裤了,她却还穿着毛衣。(估计下边还穿着毛裤哩。)大概也是因为从小就在荒原上生活的缘故吧。荒原上基本没有春秋天之说。往往脱掉棉袄皮袄,过个三五天六七天,就得“光膀子的干活”了。所以,她(们)对季节的感觉,远不如这边的人那么敏感。在衣服的换季方面,也远不如这边的人勤快。(当然,这边的人又远不能跟口里的人相比。)毛衣还是结婚时我给她买的。后来我说再替你买一件吧。她死活不要。现在看来,毛衣已经嫌小了。是的,这些年,她还是长大了。毛衣紧紧地绷着她。衬着她的结实,又衬着她的忧郁。一时间让我涌出许多许多的歉疚感。哦,小桂花,我真的没能照顾好你,没能让你过得像想象的那样舒心。小桂花……我走了过去,一把把她轻轻地揽了过来,然后握住她那双湿漉漉的手,轻轻地嘟哝着:“桂花……哦,桂花……桂花……”我感到她浑身上下整个都哆嗦了一下,然后惊恐似的用力抽回了手去,不知所以地看着我,并身不由己地一点儿一点儿地,慢慢地向后退缩去…………那天,她还是回她独居的小平房去了。以后,她还是会顺便来看看我,我也隔三差五地会去看她一下。但从那以后,我俩再也没在一起喝过酒。没有了…………那天晚上,马桂花一见我,就告诉我,韩起科回来了。我对她说,今天晚上,我俩不谈韩起科,也不谈任何人,只谈我们自己。她却固执地又重复了一句,韩起科回来了,他要见你一面。当时我真有点恼火。说老实话,我一直有这种感觉,马桂花之所以不能全身心地融入我的生活,很大的一个障碍,就是因为她一直存在着一个怎么也消除不掉的“韩起科情结”。对此,我其实是一直“耿耿于怀”的,只是努力控制着自己,不把它表露在脸面上而已。为此,我做过一件挺“阴暗”的事:私下里派人调查她和韩起科过去的“关系”。但所有的调查结果都告诉我,他俩之间没那种“事”。即便一定要说有什么,那也是马桂花作为十六七岁的一个女孩,内心朦胧的一种冲动和向往。(话又得说回来,那时节,在冈古拉荒原上,对韩起科有“冲动”和“向往”的女孩又何止马桂花一个哩?!)“想见我,干吗不直接给我打电话,走什么夫人路线哟!”我一边换拖鞋,一边不紧不慢、不阴不阳地问。回到家中,能看到马桂花,我自然是高兴的,但她一张嘴,又是“韩起科”,我心里的那点不痛快,遮拦不住地发作起来。
“啥夫人路线嘛?人家不是不敢直接来打扰您这位市委领导嘛?”她为他辩解,脸微微红起。
“他不敢来打扰市委领导,就敢打扰市委领导的夫人了?”
“这咋能算打扰?”
“不算打扰,你脸红个啥?”她这么精诚为他辩解,更激起了我的不快,便索性支起了眼角,直直地点戳了她一句。
“我怎么脸红了?”她大红着脸否认。
“你自己瞧。”我随手扔了一面小镜子过去。
“……”她没接镜子,也没往里瞧自己,只是直愣愣地看着我,那意思仿佛在说:“我又没做啥亏心事,我没必要脸红。我也不会脸红。”她常常这样。明明很自卑,却不承认。明明活得像个受气包似的,却总说自己挺自在。明明脸大红,又不肯承认。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是真诚的。没有半点故意要掩饰或矫装的成分。她是真的不知道自己的现状?还是略有所知,却惶惑地不想去承认它?这正是最让我伤脑筋的一桩事情。有时,我真的觉得她有点可怜,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她才好。我有时也想,当时假如不娶她,让她跟着父母落实政策回老家去,是不是会好一些?老家离冈古拉千山万水,那儿的一切不会那么容易地触动她记忆库中的那些陈货。那样,也许她就会比较容易跳出对冈古拉的这些顽固的记忆,比较顺畅地去接受和正视新环境所要求于她的一切,而“塑造”出一个新马桂花来……
不会有贪污受贿之嫌
我是第二天下班前见到韩起科的。那时他刚回哈拉努里,在赵光那分公司里当他那个“副主任”。他有点拘谨。“喝茶呀。上我这儿来,还拘谨啥么?是不是要喝奶茶?我这可是最好的花茶。我去北京开会时,在他们那个马莲道茶叶一条街买的。那家伙,整个一条街都是卖茶叶的。听说华北几省的茶叶商都上那地方去搞批发。真是大手笔。”我指着那杯新泡的茶,对他说道。“是的……这茶挺好喝……挺好喝……”他端起茶杯,小小地抿了一口,附和着说了一句。“怎么样,当公司老总的味道,不错吧?”我往椅背上一靠,笑着问。“我哪是老总。不是的。”他忙声明道,“打工仔。赵光的打工仔。”“这个哈拉努里分公司不是已经明确由你来主管吗?”我问。“那也还是在打工。重大决策,还是得赵光说了算。这小子行呐。”他谨慎地说道。“你也不错嘛。”我夸了他一句。赵光这个分公司,是我们市里一个利税大户。现在既然交到韩起科手上了,我当然不能怠慢他,更不能小觑他。“不行。
我不行。“他谦和地笑道。这时,我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眼。这小子这么些年,还是有很大的变化。人是充分长开了,好一副男人架子。上嘴唇上居然像西亚的阿拉伯人似的,留起一抹黑黑的胡髭。白净的国字脸上却总显出一种疲惫和忧郁的神情,恍恍惚惚,好像心事挺重。
我猜着,他是遇到什么难题了,才找我来的,便等着。但他犹豫了一会儿,迟疑了一会儿,却说了这么一番话:“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可我还是回哈拉努里来吃这口‘回头草’了。看来,我真不是一匹‘好马’。回来,一切都得从零开始,真的是很难。不过,能找到顾书记这样一个老领导,老熟人,也算是我不幸之中的万幸吧。今后希望顾书记,多指点,多关照……”说到这里,他轻轻地叹了口气,低下头去,又默默地坐着了。我模棱两可地哼哼着向他点了点头,却在暗自问自己,眼前这位满嘴说着这世界上最俗最俗的客套话的人,真是“韩起科”?几年前,我初到冈古拉,他“傲慢”得都不肯叫我一声“顾校长”,而今天,却以“找到顾书记这样一个老领导,老熟人”,为他的“万幸”。类似这样的客套话,狗屁话,我每天能从无数人嘴里听到无数遍。可以说,我早已不把这一类话当“人话”
听了。
只是从来也没想到过,韩起科有一天也会跟我来这一套。这一番风水轮回,还不到十年光景啊。这就是人生?我心间不禁微微地颤栗了一下。
默坐了一会儿,他歉疚地说:“如果顾书记要不嫌我烦,以后,我想常来向您求教。不过您尽可以放心……”说到这儿,他又说了句很滥俗、很没水准、也很不可笑的玩笑话:“我……我不会来跟您借钱的……”
“哈哈哈哈,说啥呢?借钱?你们这些办公司的人跟我们这些穷官僚借钱?哈哈哈哈……”
“……我也不会来特别为难您的。就是……就是……有啥想不通的事,请老师还给我指点指点,顾问顾问。”他又认真起来。
“顾问,可以啊。但那是要付顾问费的。”我跟他调侃道,并故意用一种咬文嚼字的语调,很夸张地把最后那句话强调了出来。
“付。当然要付顾问费。您说咋付吧?月薪制?年薪制?还是计件制?”他赶紧问。问得很认真。
“哈哈,顾问费,还有什么计件的?”
“那就是……那就是……您对我们做一次指导,我们就付一次酬。或者这样,年薪制,再加计件。行不?我马上给您正式发个聘书,回去就办这件事,聘您为我们分公司高级顾问。”
他向前挪动了一下身子,急切地探问,还跟我来真格儿的了,居然完全看不出,我说这话,只是在逗他“玩”哩。“哈哈哈哈……”我大笑起来,“跟你开玩笑哩。你不知道,党政领导干部是不可以介入企业具体的经营活动的,并且也严禁从企业获取任何报酬。你想害我呢?你这个韩起科!”他犹豫了一下,将信将疑地看了看我,问道:“明着不拿,咱们暗着拿。不行?”
这时,我立即从靠背椅上直起上身,伸出一根手指,直指他的鼻子,嗔责:“哎哎哎,你这个韩起科,怎么也学会这一套了?什么叫明着不拿,暗着拿?啊?谁教你的?”
他脸微微一红,说道:“赵光说……”
我立即打断他的话。这时,我非常想提醒韩起科,以我这些年对赵光这小子的了解,他绝对是一个“好人中的坏人”。他很聪明,很机灵,很会办事,也有相当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也许从他行为总体的动机和目的来看,作为一个“人”可以说他是个好人。但他绝对能做得出“很坏”的事情来。比如韩起科说的“明着不拿,暗着拿”那一套,正是赵光玩得最顺手的把戏。这小子几年前就给市上好几位领导的亲属在他的公司里安排了个“虚职”。不用这些亲属去上班,他每月照样给他们开工资,每季度都给他们分红利。他用这样的方法,“合理合法”地报答那些领导一贯以来对他公司的支持和关照。那些领导因此也不会有贪污受贿之嫌。后来,纪委发文禁止领导干部的亲属在本地经商。他又想了一些别的办法,比如说,他又找到某一位领导多年前退休的老司机去他公司就职,通过这位忠诚的老司机,继续跟那位主管领导保持来往。等等等等吧。世界上就是有这样两类人最不好相处,也最难防范。
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敬重”
一类就是赵光那样的“好人中的坏人”。另一类则是“坏人中的好人”。跟这两类人打交道,稍不留神,都有可能陷自己于不拔。回过头来,恐怕连叫爹叫娘的机会都找不见……但又觉得这些话在这时候从我嘴里说出去,很不合适。赵光毕竟还是哈拉努里市新补上的政协委员。多年的利税大户。而且的确也没发现他做过什么太出格的事。所以话到嘴边,又换了个说法:“赵光这小子有能耐,这些年眼光放得很开,头脑搞得很活,企业也做得挺大,应付方方面面的关系也很有点办法,很有点手段,不过……”说到这儿,我停顿了一下,略略地整理了一下思路,以求把下面的话说得更准确一点。“不过,起科啊,在付出了相当的代价,积累了一些人生经验以后,你应该懂得,凡事都应该开动自己的脑子,去过滤,澄清,严格地用党的方针政策去过滤,去澄清。过去盲从高福海是不可取的,现在……现在盲从赵光,恐怕也是不可取的吧?你说呢?”
“是。是。”他诚恳地看着我,连连答应着。而后就发生了一件让我当时不太理解,也不太愉快的事。在我说了那句“过去盲从高福海是不可取的,现在盲从赵光恐怕也是不可取的吧”以后,他就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了,有些坐立不安了。没过几分钟,突然起身说:“不耽误顾书记了。您时间太宝贵了。我……我下一回再来看您吧。”然后丢下两盒西洋参含片,两盒蜂皇浆口服液,两瓶茅台,两条云烟,就匆匆走了。当时,我还真有点纳闷,这小子干啥呢,怎么这么没意思呢?说走就走了?难道就是为了给我送这点根本不值什么钱的东西来的?在经历了那样一场大磨难之后,怎么还显得那样的不沉稳,不老练,不谙人情世故呢?当时,我真的认定这小子“完了”,不会再有什么出息了。甚至想,下一回再说要见我,我还真得考虑考虑,要不要拿出这点“宝贵时间”,搭在他身上哩!随后,杂七杂八的琐碎事一涌上来,也就把他彻底给忘了……事隔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天,正是我无意间说出的那句话,“过去盲从高福海不可取,现在盲从赵光恐怕也是同样不可取的吧”,极大地震动了他,甚至都可以说“震撼”了他。一下子让他坐不住了。关于“盲从高福海”的问题,他曾有过某种程度的反思;但“盲从赵光”……盲……盲从赵光?这可能吗?他韩起科盲从赵光?哈哈。哈哈。简直是滑稽可笑嘛。
纯属无稽之谈嘛。起先的几秒钟时间里,对我的这种说法,他甚至产生了一种本能的排斥,反感,只是碍于我的面子,他才没有加以反驳,但也愣怔了一下。而就在这格登一愣的刹那间,一种雾似的迟宕和莫名的疑虑从他潜意识中涌出,并慢慢攀升,扩散。“难道我真的没盲从过赵光?赵光……”他突然这么反问自己,脑子里迅速闪出回哈拉努里后这一段时间以来,跟赵光之间多次交往的画面、交往的感觉、交往的自省,以及交往中曾隐隐产生过的某些疑虑……他开始有点发呆了。
离开省城前,赵光曾找他长谈过一次。赵光亲自开车,把韩起科拉到公司驻省城的“临时办事处”。那地方离老人民广场不远,在一条大斜街的小巷子里。这个地段的房价高得出奇。赵光花高价在这样一个小院子里租了几间平房。重新做了一番装修。窗棂都改成了多格似的那种,很有些古色古香的味道。为了求得整体的一致,征得房主的同意,他把没租下的那几间厢房的外墙,也都粉刷了。把它们的窗棂也做了同样的油漆和改装。他自己兼了这办事处的“主任”。院子应该说是相当的幽静。青砖墙上布满了很厚一层的爬山虎藤。深秋时节,藤子和叶子纷纷地都转换出那种橘黄和棕红颜色,给清凉的院子平添了许多热烈和明快。真可以说是难得一块闹中取静的好住处。“办事处”里还专雇了个厨师,雇了一个很年轻的女服务员。他俩刚落座,那个大约只有十八九岁模样的女孩便用托盘送来了两盅盖碗茶。女孩举手投足间,让人看出是受过相当的专门训练的。“省城里的业务还没怎么太开展起来,有必要花这么大的代价,在这样一个地段租房子来做这么个办事处?”进了屋,韩起科就小声地问赵光。院子的幽静,干净和房间里陈设的规范,使他自觉不自觉地放低了说话的声音。赵光只是笑笑,并没做什么回答。后来韩起科才搞明白,正因为公司业务没怎么搞起来,赵光才需要这么一个“办事处”。这办事处,实际的用途就是招待一些关系户来吃住和“休息”的。吃好玩好的同时,再谈生意。搞文学的都知道一句名言,叫“工夫在诗外”。而在生意场上,就更得是这样了。几天后,韩起科回冈古拉,看到一系列让他惊喜、又让他瞠目结舌的变化,其中也有类似的东西,让他不胜感慨,这自然是后话了。
“一会儿,就在这儿吃中午饭。我这厨师,走的川菜路子。白案红案都行。很有几个拿手菜,能端得上桌面。你尝尝。”赵光笑道。
“嗨,啥川菜鲁菜的。大牢里呆这么些年,但凡有点油星子,有点肉片子,在我嘴里嚼起来,全都是好菜。那天在哈拉努里聚餐,你没瞧见?我一个人把餐桌上的肥肉块全包圆了。白花花的纯油膘,我足足吞了有大半碗。”韩起科也笑了笑,说道。
“都过去了。都过去了。”赵光笑着叹了口气,安抚道。
赵光今天特地把韩起科叫来,是要对韩起科有所交代。赵光为人精明。他懂得,“韩起科”这块牌子在哈拉努里、在冈古拉的相当一部人中间,会产生相当的商业效应。但实事求是地说,他力邀韩起科到他公司来做事,还不完全是一种“商业谋划”。这里还是有相当的情感因素。也就是说,他跟原小分队的那些人一样,对这位原先的“分队长”,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敬重”。(也许说是“敬佩”更恰当一些?),一种“怜悯”。对他依然保有着一种“战友情结”。
求得一个必须的“大前提”
同样是冈古拉荒原上长大的他,在精明之外,依然保留着荒原人固有的那种“好帮助人”的“热血”劲儿。从这个角度说,他是真心地提供方便条件,以帮助韩起科改变目前的生活“困境”,并且毅然决然地做出了把哈拉努里分公司交到韩起科手上的“义举”。但是,真把哈拉努里分公司交给韩起科了,他又有许多放心不下的地方。或者说,冷静下来想一想,他还是很为韩起科担心,也很为自己那个哈拉努里分公司担心的。韩起科脱离现实社会已有八九年了。而这八九年间,正是这个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八九年。除了国旗国号国歌没变以外,这些年,连宪法都在不断地修改补充之中。(有一度,有人提出要变更国歌内容,让当时的中央领导明智地制止了。)如果韩起科依然用他当年管理小分队的那一套办法来管理分公司,或者用他在监狱里获取的人生感受来处置分公司面临的重重复杂而又极其微妙的人际关系,那,事情一准要砸锅。赵光相信韩起科会付出非常人所能付出的那份努力,去重新“学习”。但有些必须打的“防疫针”,他还是得提前给这位原“小分队队长”见血见肉地打上。
他着重要给韩起科说清,“商”和“政”的关系。处理不好各种层次层面上的“政治关系”,你就绝对地不要设想着能把这个“商”经营好了。其次他要提醒韩起科,务必处理好公司业绩和地方行政长官业绩之间的关系。这是细化处理“商”“政”关系的关键项目。作为分公司的受托经营者,你当然要“惟公司利益为上”。但是,这个“为上”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千万不能伤及当地行政方面的利益。不仅不能伤及,而且还要“周到地顾及”。只有这样,你才能理顺方方面面的关系,为公司在当地的发展,求得一个必须的“大前提”。由此而“一顺百顺”。
“一顺百顺!”赵光说到这里,又特地用很重的语调,重复强调了这四个字。“否则,就‘一损俱损’。”然后他又补充了这样几个字,力图从反面来加深韩起科对这个问题的印象。
当然,还有一句话,他非常想说,却又不能直露地说出口,那就是他特别想提醒韩起科,千万千万,不能再像过去似的那么“一根儿筋”了。赵光一向认为,当年韩起科放那把火,就是他那“一根儿筋”的思维方式产生的直接后果。“一根儿筋”让这小子犯了大罪,吃了大苦,出了“大名儿”,也总让人为他操着一把心。而后,这小子起身在他身后的那个大柜子里取出一大包扁扁的用旧报纸裹着的东西,让韩起科猜。韩起科疑惑地打量打量那包东西,再打量打量赵光,无论如何也猜不出这一大块“扁家伙”能是啥玩意儿。赵光嘻嘻地笑笑问:“真猜不出来?连这都忘了,分队长哎,我真该打你的屁股了。”他解开外头包着的几层旧报纸,露出里边的真家伙时,韩起科真的愣住了,心里还一热,一酸,差一点都把眼泪逼出来了——那里头包着的竟然是当年他小分队办公室墙上挂着的他们小分队的队徽。
一只伸展着双翅的黑雀和一颗通红的五角星。“你收……收……收着它,干吗呢?”韩起科怔怔地问。他真不愿意赵光看到他此刻眼眶会忍不住地湿润起来。
“怎么了,我不该收藏它?”赵光故意问道。
“不不不不……”
赵光告诉韩起科,那年他被捕后,小分队办公室马上就被封掉了。当时小分队的人都非常紧张。不知道韩起科在办公室里还存放着什么文字材料,这些文字材料里记载的内容会不会加重韩起科的“罪行”,会不会连累小分队的其他成员或连累冈古拉别的什么人。决定连夜翻窗进去把相关的文字材料全部“偷”出来。偷了两回。头一回是张建国孟在军去的。偷出的东西没啥用。大伙还不放心。赵光又去偷了一回。还是没偷出什么有用的材料。应该说,办公室里本来就没什么能连累谁的材料。一帮十六七岁的狗屁娃娃,能攒什么“材料”?!大伙只是在当时那样的气氛下,神经有些过敏罢了。后来,韩起科正式被判刑了,事情也慢慢平静下来。赵光却又去“偷”了一回。那回的行动,谁也不知道。他自己决定的。他只偷出了这块“队徽”。一直把它当个纪念品悄悄带在自己身边。
“我们就是这样一群黑雀。来自冈古拉的黑雀。我不想让自己忘了这一点。你说呢?”很少让自己动情的赵光,说着,眼圈也略略有些红润起来。
当时韩起科没吱声。重新看到这块“队徽”他有撕心裂肺般的疼痛感。一时间居然不知说什么才好。那天在赵光整个说话的过程中,他一直没怎么吭声,赵光说的所有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极其新鲜,绝对新奇的。他生怕漏掉了什么。他想判断这些话中,哪些更重要,更紧迫,更需要他牢牢地记住的。但一时间他又没法去做这个判断。他没有做判断时必须的理论参照“标杆”,也没有做判断时不可或缺的经验依据。所以只能从赵光的表情上、语气上去猜测它们的重要性,因此就听得特别的专心致志,两眼也一直死死地盯着赵光。一直到谈话结束,到中午饭的餐桌上,他都没说什么话。一直在暗自消化、琢磨赵光说的这些话。
场长政委请来的“贵客”
他直觉到,赵光这是在跟他“交底儿”。这些话句句都带着赵光这些年挣扎奋斗时付出“血气”和“汗气”。都是“肺腑之言”。这里没有一句是空话虚话。句句都显得那么的沉甸甸。应该说,回到哈拉努里后,他之所以会那么着急、又那么虚心地通过马桂花来找我给他当“顾问”,也是因为在认真回味了赵光的这些经验之谈后,他担心自己领会不透,也落实不好,而把公司的事搞砸了。这方面他又显示了他那一贯的“一根儿筋”的执著了。
后来,他又去了一趟冈古拉。他去冈古拉是为了考察公司业务,同时又以他那特有的“一根儿筋”精神,结合实际情况,思考、制定出一个适合他去做的“商”“政”结合方案。在冈古拉转了十来天。转的结果,可以说令他感慨万千。他几乎完全认不出那个曾经的“冈古拉”来了。过去人们常用一句老话“物是人非”,来形容时过境迁所给人产生的悲凉感。而在那十几天里,只用这个“物是人非”来形容冈古拉给他的感觉,显然是很不够的了。人,自然是已经没几个能认得的了,即便是物,也早不是曾经的那个“是”了。那条黑杨木板路早拆除了,只留了一点痕迹在磨坊拐角处的小树林里。自从场部通上了从外头大电网送来的电以后,就建起了由电力带动的面粉厂,那些个老式的用水做动力的磨坊在长满了蜘蛛网以后,必然就挨个儿地倒塌。替代那条黑杨木板路的是一条去年新修的水泥路。有一千来米长,八十多米宽,据说都可以起降波音飞机。(他完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在冈古拉花这么多钱,修建这么高规格的一条水泥路?只是为了让上边来的领导惊讶一番,真切地感到此地“旧颜换新貌”而已?)场部机关、子女学校和幼儿园都正在翻盖新楼。一个个沸腾后又平静下来的石灰池和大堆大堆的红砖、杉木杆儿散布在各个工地的各个角落。而包围着工地的则是一排排一幢幢他熟悉的破土房和覆盖着枯黄杂草的土包。天气还不算很冷,四处依然是泥泞,寂静和空旷。而只有这些泥泞、寂静和空旷,是真正属于他记忆深处的东西。这两年冈古拉有钱了。几家世界知名快餐企业进军中国大陆后,都认定冈古拉的土质和自然环境非常适合出产他们那“炸薯条”所必须的“马铃薯”。于是蜂涌而至,由他们提供技术,提供资金,提供当种子用的块茎,还派来专家手把手指导,在冈古拉相继建立了几个相当规模的专属“马铃薯种植基地”,这使得冈古拉土豆的产量和身价都急剧地往上翻了多少倍,成为冈古拉一大财富增长点。另一大项收入,就是赵光给搞起来的“甘草和肉苁蓉”买卖。这次回冈古拉前,还让韩起科进一步体会到了赵光在冈古拉的“声望”。原先对自己回冈古拉,他多少还是有些顾虑。因为当前在冈古拉主持工作的领导,大部分都是当年那批退伍军人。自己跟他们发生过直接的冲突。他们也都知道他的底细。他担心他们不会欢迎他到来,甚至还担心他们会暗中刁难他算计他。但事实上,当这些领导知道韩起科是作为赵光的全权私人代表,来冈古拉考察进一步开展“甘草和肉苁蓉”的深加工业务时,他们开着玩笑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却是:“韩总啊,你多年都不回来了。冈古拉人民想念你啊!来来来,一定要干了这三杯酒!”他们把他安排到特地给外国马铃薯专家盖的那个小楼里去住套间。一日三餐都由场长政委副场长副政委亲自陪着在专门的小餐厅里用餐。小餐厅里悬挂的是枝形水晶吊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