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这里,小哈的心常常不禁皱缩到了一块,并且还会怦怦地快速跳动起来。
但是,事实证明,哈采英过虑了。在得知我跟他玩弄“卑劣”的“掉包计”以后,高福海并没有像她预料的那样暴跳如雷,虽然脑子里也闪过一丝要好好地收拾我一下的念头,但在呆想了一阵以后,他做出的惟一的行动,只是让马桂花把我尽快叫到他家。
等我赶到他家,他已经把晚饭吃完了。马桂花也到了。我俩在高家的过道里相遇。她气喘咻咻地压低了声音问我:“您没在学校吧?我找了好大一圈儿……听说您去我家了?有事吗?
“我忙低声告诉她:”没啥事。就是想去看看你。“她一愣,似乎有些不太相信,我会只为了”看看她“,而特地上她家去找她。而后,她问高福海:”还要我找啥人吗?要没啥事的话,我就回家去了。“高福海没留她。待她走后,高福海也没马上就追问”掉包“的事;一般性地问了问学校的近况,这才婉转地问:”听说,你在那份报告里还夹进了我没看到过的一些内容?“当时一下子我就蒙了,整个人都好像掉进了冰窟窿里,脸上却火烧火燎地红胀起来。脑子嗡嗡作响,同时又飞快地旋转起来,作出各种各样的推断,寻找各种各样可以为自己开脱的理由,并且又急速地猜测,到底是上头哪位领导那么不顾大局地向高福海透露了我这份报告的内容,把我推到了”绝境“,猜来猜去,惟独没往哈采英身上猜……我只是想到,这一回,高福海绝对不会放过我了。我所有的关系(组织关系,证明我是个共产党员;行政关系,证明我是行政二十五级干部;户口粮油关系,证明每月我可以从国库里得到二十八市斤的口粮供应;还有工资介绍信,等等等等,)都已经转到了冈古拉。整个人都在他手心里攥着。掐着。卡着。他收拾我的办法多得很。最简单的一招,就是免了我校长的职,把我放到某个生产连队(甚至都不必宣布免职,就这样不死不活地把我长期”挂“起),放到某个积肥组,起圈,垫圈;或者给我一个爬犁(是人拉爬犁,而不是马拉爬犁),天天去二十公里以外的南山牧场,往回拉羊粪。入夏后,再把我放到某个浇水班。天天上夜班,喂蚊子,在漫灌的大水地里扑腾……他可以不说明任何理由地让我这样干上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即便要说明理由,也很简单:”工作需要“,或者再堂皇一点:”革命工作需要。“在那个时候,谁能反对”革命工作的需要“?而且为了狠狠地惩罚我,今后不管谁下令来调我,他都可以不放。让我一辈子这么窝死在冈古拉。只要他愿意这么干,下决心这么干,他完全可以办得到。
“我……我这个……那个……”我顿时唇干舌燥起来,一时间,含含糊糊地都说不清楚话了,既不知道自己嘟嘟哝哝地在说些什么,更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些什么。
那一阶段的慌乱和恐惧
等最初那一阶段的慌乱和恐惧过去后,我稍稍镇静下自己。心想,不管他怎么处置我,我都要给自己这个行为留一个明确的坦诚的说法。即便不为今天,只为明天也要留下一个说法。
我不想狡辩。狡辩没用。俗话说,越描越黑。我也不用狡辩,因为在我行为的动机里,确实没有掺杂任何自私的打算。我可以昂起头来坦坦荡荡地面对天地。虽算不上什么特别的“正大光明”,但也可算是“一心为公”。只是,分到冈古拉,自己还没来得及做更多的事,就不幸折翅……而自己还只有二十三四岁……后几十年的人生之路必将百倍千倍地坎坷艰难,一切都可能要从零开始,甚至还要从负数开始……想到这里,鼻子居然酸涩起来,眼眶也有些湿润了。好在那时还没送电。高家大房间的油灯也不怎么明亮。我这些情绪上的波动,并没有让高福海觉察。我赶紧再次镇静下自己,正要开口做一番申述,只见高福海从他那张木圈椅里吃力地站起身,去拉了一下他身后的灯绳。电灯泡居然一下亮了。(后来我才知道,通往高家的输电线是单列的。他家二十四小时都供电)这些灯泡都是超大瓦数的。很有些刺眼。
“你不要跟我解释。我也不想听你的解释。”放下灯绳,他面无表情地说道,然后又慢慢地坐回到圈椅里去。眼睛里也突然闪出一绺很严厉的光束,直逼我而来。然后却又出人意料地轻轻叹了口气,沉默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又指指那两个灯罩,大概也嫌灯光有些刺眼,让我为他调整一下灯罩的角度,以减少灯光对他的直射。
“我可以处分你的……”他忽然又这么说道。
“是的。”我忙答应。
“我也应该给你一个处分。”
“是……是的……”这一回,我答应得就不那么爽快了。
“但是,现在我只要你老老实实回答我一个问题……”
“您说。”我赶紧应承。
“以你的观察,我……高福海,真有那么不正常?”
“高场长,这不是我的观点。我压根儿就没说过这话。您可以找报告的原文来对证。我只是引用了他们说的话。我只是觉得,有必要让上面的领导知道,在冈古拉有这样一种动向值得……值得……”我本来是想说“值得重视”的,但在稍稍犹豫了一下后,还是说成了“值得警惕”。
“我说过了,你别跟我解释!”他大声打断我的话。我马上闭上嘴。然后,他说道:“你跟我说实话,我,到底正常不正常?”
我一下有点急了,立马激动地站了起来,答道:“高场长,我真没说过这方面的话。这您得去找朱副场长他们……”
“你别推托。你只说你自己的看法。你觉得我正常不正常?”
“我……我……我没有这方面的看法……”
“你这样一个人咋会没有看法?你想蒙谁?顾卓群,你要再跟我打马虎眼儿,我立马撤了你的职,以无理取闹判你三年劳教!你看我能不能办到?!”说着,他脸色铁青,一拍圈椅扶手,腾地一下就站了起来。“你这么个聪明人,怎么就转不过弯来?我说这话是你说的了吗?就是你说的,也不用怕成那样儿嘛。原话出自朱副场长李副场长和马立安他们几个人的嘴,我把他们咋样了?没咋样啊。我谁都没处分,处分的是我最信任的韩起科!我这么干,你们还不明白?我现在就是想搞搞清楚,我到底咋样了,我高福海在这儿干了几十年,到头来,真像他们说的那么,变得不正常了?我只想闹清楚这一点。我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几十年。我得知道我到底落了一个什么结果。你是外来人,又初来乍到,跟冈古拉的谁都还没恩怨磨擦。
你的眼光可能会比较客观,可能说出一些公道话。我没让你一定要偏护我。我只要你跟我说句公道话。说句公道话。明白不?!帮我搞清楚我自己。明白不?!!“说到最后,他几乎喊了起来,甚至都有些声嘶力竭了。
“能……能允许我想一想……想一想再说吗?”我忐忑地,小心翼翼地问道。
“……”他没马上回答我的请求,只是闭上眼睛,在木圈椅里疲乏地默默地靠坐了好大一会儿,然后,睁开眼,坐直身子,盯住我,用一种十分温厚,甚至都有些无助和无奈的恳切,慢慢对我说道:“我就是想搞清我自己……明白吗……就是想…………搞清自己……我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几十年了……明白吗……”然后,他焦虑不安地站了起来,拖着疼痛的右腿,在大屋子里,颤颤地走动。走了大半圈,又回到我面前站住,依然用那种温厚、无助和无奈的恳切,对我重复了一声:“我就是想搞清我自己……明白吗……就是想……搞清我自己……”这时,已多日没上高家来过的韩起科,突然冲了进来。
怀着一种天生的不信任感
又一场风波,又一场动荡。他说两个小时后,让我到他屋子里去找他……
他是来向高福海报告,有几十名退伍军人正聚集在朱副场长和李副场长那儿,好像又在酝酿什么新的行动。黑早起雾的时候,小分队队员张建国,孟在军向韩起科报告了这个情况。他才匆匆撇下我,骑马离去核实这个情况。小分队队员并没彻底断绝了跟韩起科的来往。没有。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与韩起科保持着密切来往,一部分人仍根据韩起科的安排,用各种方法暗中“监视”朱、李等人,并且随时把所得的最新情况,报告给韩起科。
韩起科对朱、李、赵等这几位“老同志”一直怀着一种天生的不信任感。
他看不惯他们在高福海面前那种唯唯诺诺的模样。比如,开全场干部大会,高福海上下主席台,朱副场长总要不失时机地上前去搀扶那么一把,以在众人面前表示自己对高场长的恭敬和谦卑。但这位朱副场长的年纪比高福海还要大好几岁,身体又比高福海虚弱得多,这么去搀扶,总让韩起科心里产生一阵阵说不清的酥麻感。而那位李副场长身边却老带着本子和笔,只要高福海张嘴,不管说啥,他都会立马掏出本子来,很虔诚地做记录,搞得高福海自己都浑身不得劲,好几次笑着劝阻他:“你干吗呢,我一张嘴你就往本子上记,想秋后算账呢?”
但实际上,有好几回,韩起科发现这位李副场长在背后跟人一起悄悄地嘲笑高福海做出的某些决定。而那位赵大疤同志,是他们三人中最年轻的,也是让韩起科真正感到“可怕”的一个人。赵大疤被下放到冈古拉来之前,曾有个非常文气的名字,叫“赵邦翼”。这名字是他曾祖父留下的。曾祖父是清末秀才,志在仕途,国运中衰,无奈经商,一生郁郁不得志。让他最为郁闷的是,考察了家门后续的两代子孙,觉得里头没有一个能代他实现治国平天下的鸿鹄之志,临终前,留下这么一个“邦翼”的名字,叮嘱,在重孙一辈中,如有有志者,当以此名冠之,激扬家风。在重孙一辈中,赵大疤最聪明,最能干,眼光最远大,也最有抱负,显得最有曾祖的遗风。这名字因此就落到了赵大疤的头上。大学只上了三年,他就修完了五年的课程,提前留校当了“政治辅导员”。一腔热血,满怀激情,不幸在一九五七年却被定为中右分子。下放劳动。他也是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考验和锻炼,经过反复申请,才被批准来到冈古拉。动身前,他到派出所要求改名。一是表示从思想上跟封建家庭划清界线,再是表示要永远记住这次所犯的错误在自己心灵上剜出的这一块“伤疤”,同时也表示自己这一辈子要认真向劳动人民看齐,向劳动人民靠拢,决心起用这么一个极富劳动人民气息的名字——赵大疤。据赵光说,他父亲原先很怕见血,家里杀鸡宰羊,都不愿靠前站。但自从得知高场长特别喜欢打猎,特别喜欢身边的人陪着他一起去打猎后,就下决心学会了开枪杀生。他原先不喜欢喝酒打牌串门,也学会了喝酒打牌串门。他原先极讨厌上市场跟人讨价还价,但看到在冈古拉,只有搞供销工作才有可能经常上外头去出差,去接触外头的社会,他便下决心学会了进货采购压价哄抬拖欠转账中介回扣等等那一套为过去的他极为痛恨的处世手段,并很快精通了这一套。在小分队成立前,他几乎成了高福海身边完全离不开的一个人,一个事事时时都能给高福海出点子的人,而且能把点子出到高福海心坎儿上的人。韩起科知道,高福海在用人问题上挺难。他也想使用那种历史上既没“污点”,又特别能干肯干的人。但是,这样的人在冈古拉比较少。也就是说,这样的干部往往派不到冈古拉这样的地方来。为此他苦恼多年。后来他又真切地感到,自身条件越是优越的干部,就越难以把握,难以控制。久而久之,造成了他这样一个习惯,这样一个毛病,这样一个倾向,一个“嗜好”:偏爱使用犯过错误的干部。这样的人头上有“辫子”
,好“控制”,也好“收拾”。就像多年来在荒原上流传的一句话说:劳改员比劳教员好管,劳教人员比新生员好管。新生人员比盲流人员好管。盲流人员比支边青年好管。支边青年比知识青年好管。知识青年比转业军人好管。而转业军人中,“头最难剃”的正是那种同时拥有三块“金牌”的人。这三块“金牌”是:贫下中农,共产党员,转业军人。这一号人最“傲气”……韩起科早就觉出对朱李赵要“小心提防”。但说不出什么特别真切的理由。他曾经多次单独跟高福海汇报过自己的这种感觉。但每次都遭到高福海的严厉斥责和警告。一直到最近终于发生“密告事件”,他才悟出,自己的担心,就是某种无法排除的预感。这预感告诉他,这几位“老同志”总有一天要“背叛”高场长,背叛冈古拉。他们的心从来也没真正安在了冈古拉这块土地上,也不可能安在这样一块土地上。更让他忧虑焦心的是,在发生了“向上密告”这样一种严重的事情后,高场长为什么还不能认识到这三个人的“真面目”?他一贯精明强悍能干。现在怎么会迷糊到这等地步了呢?难道他真的有些“不正常”了?韩起科不信。在接到建国和在军的报告,得知朱副场长家里突然又聚集了几十人,在“密谋”什么以后,他觉得最后说服高场长的好机会到了,便摆脱多日来难免的沮丧,立即振作起来,推迟了跟我的谈话,策马赶去朱家,在亲眼看到朱副场长家门前的林带里栓着那么多匹马、存放着那么多辆自行车,还有一些毛驴车后,便赶紧向高家跑来。
“你怎么知道这些人一定是退伍军人?”高福海在听了韩起科的报告后,想了想,问,“你亲眼看到他们进了朱副场长家的门了?”
“这时候除了退伍军人,还有谁会几十人一起涌到他家去说事?”韩起科急切地答道,“门外林带里栓着十来匹马,扔着不少辆自行车,还有毛驴车什么的。这阵势明摆着哩。”
“自行车?”高福海拧起眉毛问。
“有十来辆哩。”
“新车,还是旧车?”
“大都是旧车。”
真正感到那种“命运危机”
“那就是了!如果是自行车,还是旧车,就更不可能了。你这颗稀松脑袋!怎么不想想,那伙退伍军人买过自行车没有?!而且还是旧车!”
“……”让高福海这么一反问,韩起科还真让他问住了。是啊,自打退伍军人到冈古拉的那一天起,他一直带着小分队负责他们的安置和转移,从来没见过他们有自行车。谁会万里迢迢带一辆自行车上冈古拉来呢?即便是刚置办的,也应该是新车,怎么可能都是旧车呢?蹊跷!
“那能是谁呢?好几十人哩。要不是那伙退伍军人,那……这事情就更复杂了。”韩起科不好意思地喃喃道。
“……”高福海往木圈椅的靠背上一仰,略略地叹出一口气,轻轻地追问道,“真有那么多的马和自行车,还有毛驴子车?”
“这,肯定没错。我亲眼见着的……”韩起科忙答应。
“……”高福海不作声了。他闭上眼睛,粗重地呼吸,紧张地思考着。从韩起科报告的情况看,有几十人在朱家聚会,这显然是毋庸置疑的了。虽然现在一时还闹不清这些人到底是些什么人,但有那么多人在一个副场长家聚会,而他作为一场之主,事先居然没有得到一点消息。事先、事中,朱也没来做任何报告,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允许的。尤其是在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后,整个冈古拉的局势已经变得十分脆弱了。恐怕再经受不住这样一次新的骚动了。
自己近来做事是不是显得过于软弱了些?对朱、李、赵他们是不是也过于显得委曲求全了些?也许更不该一时冲动,把起科和小分队都收拾了,反而使朱、李、赵他们觉得既有可能、也有必要跟他“得寸进尺”了?“但不这么做,我又能怎么做呢?几十年了,什么办法都试过了。我还能怎么着?”高福海呆坐着,紧张地默想着。“是的,我有许多可数落的地方。但是,我把自己整个儿地都搭进去了。他们真的就一点都没看到这一点?他们到底想把我怎么着?他们还以为自己真的能把我怎么着?”想到这里,他禁不住地咬住牙关,恨恨地哼了哼。如果不是小哈向他透露了“三五零八”会议的情况,让他得知,这一回省地县三级领导都下了决心,一定要解决他这个“冈古拉问题”,使他第一次真正感到那种“命运危机”,他大概还不会在朱、李、赵等人的“背叛”面前,表现得如此软弱和迁就。他知道韩起科这个狗屁娃娃对他这种关键时刻的“软弱”和“迁就”十分的不满。但他一个十几岁的狗屁娃娃,又懂得多少政治?几十年来,各种办法他都试过了,冈古拉才勉强维持到今天。起科这孩子是单纯的,坚定的,但在这关键时刻,只有单纯和坚定,又能管啥用?他只希望他别再给他添乱。但他已经感觉到,韩起科心中的那点“不满”,正在走向失控。一个失控后的冈古拉娃娃,也许更可怕。他必须在他完全失控前,先摆平了它。然后再伺机慢慢收拾朱、李、赵等人。朱、李、赵等人也真够恶的了,放出这样一种舆论,说我高福海“精神不正常”。我难道真的不正常了?我不正常?我为什么也要这样去追问自己?难道我真的也感觉到自己有些……有些……不正常了?我居然还跟顾卓群这么个年轻人去面对面地讨论这事儿……而这小子居然跟我玩了个掉包计,换掉经我批准审阅的报告,夹进私货,向上密报我“精神不正常”。我居然还要如此和气地把他找来说事儿。我真昏了头了?一点都把握不住自己了?这真是雪崩前的预兆?那种有如塌了大半边天的雪崩,跟放大了一万倍的妖魔似的,从嵬嵬群峰之巅,啸叫着翻滚着震动着,张开一千万只云遮雾罩的翅膀,以吞没一切碾碎一切摧毁一切裹胁一切的威势,直扑下来。
哦,我的冈古拉……想到这儿,高福海略略张开一点眼缝,偏过一点头去,情不自禁地从窗户子里向外瞅去。西沉的阳光这时已经显得非常非常稀薄,又非常非常寡淡了。高坡上的那片白杨林也急速地躲进灰暗中。仿佛有个正在空中移动的巨人,把眼前的一切,一点一点地都收进了他那只黑布旧袋袋子里……这时,张建国和孟在军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他俩是奉韩起科之命去朱副场长家进一步探听虚实的。两人进得屋来,见高福海脸色铁青,现场气氛不是一般的紧张,刚张了张嘴,又把已经到了嘴边的话赶紧咽了下去。
“有啥话,快说。”高福海厉声催促。
“我……我们……想跟起科说……说一点事儿……”孟在军结巴道。
“有啥,就在这儿说吧。当着高场长面说。”韩起科示意道。“你们最后搞清那群人是啥人了吗?”
“搞清了。那群人既不是退伍军人,也不是咱本场的老职工和连队干部。是一伙知青……”张建国和孟在军最后报告道。
“知青?”韩起科一惊。高福海顿时也吃了一惊。当时省里各地的知青都在闹返城。冈古拉和哈拉努里地段偏僻,人心相对也迟钝一些,这地区的一万多名知青和支边青年,暂时还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动静。虽说动静不大,但高福海一直为这事提心吊胆着,觉得这场风波的到来总是迟早的事。
“听说,出面联络这群知青和支边青年来开会的是朱副场长的儿子和李副场长的闺女。”建国和在军两人匆匆补充道。这两位副场长的子女当年并没有跟着受处分的爸爸一起来冈古拉,而是跟着他们的母亲,分别留在了北京和省城。后来“文化大革命”,要求所有的学生,不管是大学的,还是中学的,毕业了,都得到农村,到艰苦的地方去接受“再教育”。他俩一想,去哪儿不是去,冈古拉毕竟还有当副场长的父亲做依靠,便红旗招展地跟着其他那些知青一起,来到了冈古拉。
冲击各级党委和政府机关
“他们也要闹返城?”高福海赶紧问。最近他耳闻,各地知青和大城市支边青年为闹返城,有绝食的,还有冲击各级党委和政府机关的。难道朱、李等人还想利用这场风潮,在冈古拉进一步搞些名堂?还能搞什么名堂啊?“详细的,还不太清楚。但有人在传,这两天,中央要派人到冈古拉来检查退伍军人问题。
所以那些知青和支边青年,都想趁这个机会到冈古拉来找中央代表……“
“谁说中央要来人?”高福海真的吃惊了。
“这事儿,外头已经传了好些日子了……”孟在军忙应道。
“那你们怎么不早报告?”高福海忙问,并很不满意地瞪了韩起科一眼。
“我没听说。”韩起科忙解释。
“我们也是今天才听说的。”张建国也赶紧解释道,“前些日子,我们不都按您的要求,老老实实地在学校里接受整顿来着?”
高福海迟疑了一下,又转过身来问我:“你从镇政府那儿听到什么了?”
我赶紧回答:“我也有好长时间没跟镇上联系了。打电话不方便……一点消息都没有。”
“哦……”高福海慢慢坐回到他那把木圈椅里,呆想起来。
“场长,无风不起浪……”韩起科走上前,低声说道。
“你别多嘴!”高福海瞪了他一眼,吼道。
“……”韩起科忙退回去,呆立着,不作声了。
沉默了一会儿,高福海吩咐张建国和孟在军马上去叫马桂花。又吩咐我赶回学校,跟那几位知青出身的教员探探口气。探到什么情况赶快报告。我忙应下,取了大衣和皮帽,前脚刚出门,只见韩起科后脚就紧跟着出来了,只是阴沉着脸,从栓马桩上解下马来,也不骑,跟我一起慢慢走上了那条回程的木板路。他不吭声,我也没吭声。我心里也挺郁闷。高福海此时叫来马桂花,明显是要让她给镇上打电话,询问中央来人一事。按理,他应该让我去打这个电话的。马桂花认识镇机关里的谁啊?他不让我打这电话,说明他已经完全信不过我了。
唉……又走了一会儿,便遇见骑着马急驰而来的马桂花。一见我俩,她跳下马,打招呼,并问:“你们俩怎么走了?高场长那儿不是有急茬事儿吗?”韩起科对她挥了挥手道:“你快去吧。
别嗦了。高场长等着哩。“马桂花疑惑地打量了他一眼,不敢多逗留,重新纵身上马,向着高家大屋急驰而去。
这时,韩起科突然抬起头怔怔地打量了我一眼,问:“你有办法核实中央来人的消息吗?”
我苦笑着说:“高场长已经有安排了。你我着啥急嘛。”
“马桂花她问不来。”他不无担心地说道。
“她问不来,就怪不着我们了。”我淡淡一笑道。
“话不能这么说。”他略有些嗔责地瞟了我一眼,说道。
“我也不想这么说,但我现在还能咋说呢?”我反驳道,“我们现在不是都心有余而力不足?”
“如果我能找到这样一部跟外界直接说得上话的电话机,你能帮着核实这情况吗?”他问,并进一步解释道,“核实这个情况,现在对冈古拉非常重要。我们得防止冈古拉发生更大的动荡……要不然……要不然,冈古拉就真的要垮了……”
“对了,你有高场长办公室那部外线电话机上的钥匙……咱们上那达去打?”我忽然想起这档子事来,便问。
“那不行。那样做,太危险。”他说。
“那用场长家的那部外线电话机打?”
“你把我当傻瓜?嗤!”
“那还能上哪儿找到可以打外线的电话机子?”
“这你就别管了。我给你找到这样的机子,你肯定能给我把情况核实来吗?”
“试试吧……肯定的话,不敢说……”
“光是试试,不行。搞这样的机子,风险很大……”他沉思了一下,说道。
“好嘛。连你小子也怕风险啊!这样吧,我尽力去做,尽力去核实。万一核实不来,最后发生什么风险,我们共同承担。”我说道。
“行行行。就这样吧。”他立马同意了。“我去搞机子。你尽力去核实。问题的关键是要快。否则就来不及了。”
“关键是看你什么时候能搞来这样的机子。”
“嗯……”他犹豫了一下说道,“两个小时后,你到我屋里来。”
“两个小时你就能搞到这样的机子?你是神仙?”我万分诧异地问。
“这你就别管了。反正到时候你来就是了。”
说罢,他纵身上马,用力抖动了下缰绳,那匹棕红色的儿马蛋子抻长了身子骨,猛地向前蹿去,很快就消失在那一大片已然变得十分浓重的夜色里了。
太有点“天方夜谭”了
冬夜里突然燃起了一把不该燃起的火。在此前,一万多名知青冒着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密谋麇集冈古拉场部听着最后一串急促的马蹄声渐行渐远地消失,我又在木板路上呆站了会儿。“中央”这时刻派什么人来搞什么“退伍军人情况检查”嘛?!我在报告里写得非常清楚,退伍军人事件已经“结束”,现在解决冈古拉问题的关键是要搞清楚高福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而要真正搞清楚这一点,需要时间,也需要让冈古拉稳定一段时日。这时候派人来检查什么退伍军人事件,纯粹是没事找事,平空添乱嘛!是镇里那几个家伙没及时把我的情况报告呈交上去,造成上级错误决策,还是上边的人确实另有打算,另有部署?这时刻,的确非常需要直接跟上头的人通上话,哪怕能跟宋振和或张书记通上话,把此间的情况再强调强调,说说清楚,澄清所谓“中央来人”的谣言,以挽救时局于一旦。
要知道,如果整个哈拉努里地区的知青和各大城市的支边青年都涌到冈古拉来找所谓的“中央来人”,一万多人麇集冈古拉场部,万一遭遇强大寒流和暴风雪的袭击,就可能酿成灾难性的后果。即便这些情况都不发生,只是把已经平静下来的退伍军人的情绪再度激发起来,事情也很不好办。再往深里想,从知青、支边青年,到退伍军人,再“引爆”其他人群的情绪,这局面就更不好说了。局势脆弱啊!如果能及时劝阻那所谓的“中央来人”此时别到冈古拉来,就能有效劝阻那一万多人涌向冈古拉。(哪怕你缓来些日子呢?开了春再来,行不?那时,所有的公路都会泛浆,都成了泥巴汤窝窝。谁想来“闹事”,也闹不成了啊。)韩起科这狗屁孩子是个明白人。他当然知道这里的利害关系。
但是,他真的能在两个小时内,给我找到一部能直接跟外界说上话的电话机?他有恁大的能耐?
这可真是太有点“天方夜谭”了……但瞧他那样儿,好像挺有点把握似的。那就走着瞧吧。
想到这里,我赶紧骑上那辆临时从高福海家后院仓库里找出来的破自行车,回到学校去找教员中那两位上海知青了解情况。但看样子真要出什么大事了:那几位知青和支边青年教员全不在。平日里,天一黑,他们都很少出门的。真的都去参与“密谋”了?问那位从省博物馆下放来的教员,他也说不太清楚,只知他们几位是约好了一块儿走的,说是今晚全冈古拉的知青和大城市支边青年有“统一行动”。别的就不知道了。我赶紧去办公室,给高福海打电话,把这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并顺便问他,是否已经跟镇里的领导通上话。他说正让总机在要哩。“不好要啊。每回要个长途,都跟女人难产似的。要死要活地得折腾好半天。唉……”他焦虑地说道,嗓门儿都有些沙哑了。
“还要我做什么吗?”我问。
“你……”电话里传来高福海拉长了的说话声,“先就这么待着吧。”
“场长,我在情况报告里没经您允许,私自加进了不该加的内容,的确犯了严重错误……”我小心翼翼地检讨道。
“好了。这会儿不说这事儿。”高福海答道。
“您处分我吧。”我说道。
“我说这会儿咱们不说这事!你听不懂?”高福海突然火了。我忙知趣地闭上嘴。然后,他也不说话了。但只听他在电话那头喘着粗气。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又问:“你能上朱副场长家走一趟吗?”
“干吗?”我忙问。
他犹豫了一下,吩咐道:“你去请他上我这儿来一趟。”
我心里一咯噔。他们场一级领导干部家里都安着有电话。不使电话通知,为什么偏要我去走这一趟?是想试试我这个时候去跟朱李等人接触,会做什么小动作?他真把我顾卓群看成啥了?我控制住一时间涌上心头来的委屈和不快,长长地吐了口气,对他说道:“场长,这时候我不想上朱副场长家去。不想见他们。如果您一定要让我来通知他的话,我可以给他打电话。但我不去。”我特别强调了最后三个字:“我不去”。他大概完全没想到,刚才还在请求处分的我,瞬间却又变得那么“不听话”了,便不由得愣怔住了,而后却用挺平和的口气对我说道:“那就算了。电话,我让桂花打吧。”而后他又问:“学校里还有多少小分队的人?”我答:“一个都没了。今天不是休息吗?”他“哦”了一声,想了一想,又说了声:“那就算了。”便挂了电话。我看了看那块双铃马蹄表,觉得该上韩起科那儿去了,便赶紧推出那辆破自行车,向高地上跑去。但没跑几步,想到上高地,骑自行车不合适,又把车子推回屋里,锁上,撒开了步子,大步流星地往高地赶去。
但等我赶到,却见两名小分队的女队员在韩起科的屋子里等着我。她们告诉我,她们是奉“韩分队长”的命令在这儿等我的。我忙问:“起科呢?”她们说:“在那边安电话哩。”我忙问:“那边?哪边?”她们笑笑,说:“您就放心大胆跟我们走吧。”然后她俩带我向屋后的高地上走去。这是个大漫坡。而且是颇有些起伏的大漫坡。两个起伏中间,形成一些倒马鞍状的地形,当地人俗称“槽子沟”。很快,我们就沿着一个这样的“槽子沟”,向高地纵深走去。走了十来分钟,未见尽头,而脚下的雪却越来越深。“槽子沟”也越来越开阔。两边形成越发平缓浑厚的高坡。只是天黑,只凭雪光,看不太清楚坡的那边还有什么坡。我开始起喘。而那两个女孩却一切都照旧似的,互相手拉着手,依然走得飞快。我只得大口地喘着,笑着叫喊道:“孙二娘哎,你们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才下手?要杀要剐,就近吧。别费那劲儿了。我已经不行了。”她俩愣了一下,回过头来很困惑地问:“您嘟嘟囔囔地在跟谁嚷嚷呢?孙二娘?孙二娘是谁?”我知道她们没读过《水浒》,也就作罢了,忙说:“没事没事。走吧。快走吧。只是求你们稍稍慢一点儿。”
控制住遥远的冈古拉
又走了十来分钟,黑暗中,我觉得她俩把我引进了一个居民区。有树,有房子。但在这“居民区”里走了一会儿,才发现这儿所有屋子的窗户子都没灯光,黑灯瞎火的,挺有些人。再仔细一瞧,这些屋子居然没一间是完整的,断壁残垣,四下里甚至连一条野狗都没有,仿佛走进了阴曹地府。(后来我才知道,这原是一处由于耕地严重次生盐渍化而被迫放弃了的居民点。)我左顾右盼,脚下不觉加快了步子。不一会儿,走上了这“居民区”后头的一片高地。这高地缓缓隆起,同样被厚厚的雪复盖着。并在这高地的最高处,居然出现了一点灯光,还隐约出现了几个在雪地上忙碌的身影。这让我的心顿时不由得轻快了许多。
灯光所在,是一个大地窝子。那两个女队员刚把我领进这地窝子,韩起科带着几个小分队队员就迎了上来,说道:“您先暖和暖和。一会儿就能通话了。”我打量这地窝子,足有二十来米长,七八米宽。前身很可能是个大菜窖。两根立柱上分别挂着两盏马灯。地窝子当间放着一张矮腿桌子。桌子上放着一部电话机。这机子一眼就能看出是自己用零部件拼装起来的。外壳居然使用了一部老式真空管收音机的外壳。另外还有一个附件跟它相连。当时我并不懂得这个附件是做什么用的。后来才知道,它就是所谓的载波装置。联上它,就能给通话加密,别人再也窃听不到你通话的内容了。在那个年代,它也应该算是一个“高科技”装置了吧。矮腿桌子上还放着一个老式的木壳座钟。硕大的镀铜钟摆在昏暗的灯光里,喑哑地响动着。我看时针的指向,两个小时的约定已经到了。为什么还不开始通话呢?还在等什么?另外,这里怎么会有这样一部外线电话?它得到高场长批准了吗?我心里正暗自嘀咕,韩起科走过来告诉我,他派了些人去架线,也就是说架起一段线路,把地窝子里的这部电话机跟一条直通哈拉努里镇的电话线相连接上。这段线路大约有三公里左右。他安排了三个小组,分段去架。现在,其他两组的线路都已经架起,只剩赵光带领的那一组还没消息。“不会出啥事吧?这小子手脚挺麻利的。这么点儿活儿,早该完事了。”张建国担心地问。他是第一组的负责人,回来都好大一会儿工夫了。“要不,我带些人去找找?”范东问道。他是第二组负责人,回来也有一会儿了。见韩起科只是不表态,一个女队员悄悄地瞟了他一眼,低声嘀咕道:“赵光这小子最近情绪挺反常的。他不会带人跑了,去干别的什么了?”“你说他能带人跑哪了?他还能干啥去了?”张建国平日跟赵光关系最好,所以最听不得小分队里有人数落赵光。“不过,都这时候了,他们真该回来了。起科,我带人去瞧瞧吧。”范东再次请求道。韩起科迟疑了一下,说道:“别急。再等等。”韩起科嘴上说得平静,心里却比谁都紧张。晚饭前确定由建国、范东和赵光各带一组人马去架线,这三个组刚出动,他就有些后悔。后悔不该派赵光去当这组长的。赵光这小子这阶段的确有些反常。这小子跟他那个老爸赵大疤,都有点像泥鳅,浑身滑溜溜的,让人抓捏不住。韩起科被撤职后,他基本上就不怎么再跟韩起科来往了,今天说起架线安电话的事,不知道又动了他哪根筋,突然显得十分的积极。他这“积极”里,会隐藏着什么名堂呢?韩起科忐忑……不一会儿,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从雪原上匆匆响来。还有马的嘶叫声。地窝子里的人忙迎出去。刚走到地窝子门口,就遇见赵光那组的副组长王连宝带着几个组员匆匆走进了地窝子。仔细一看,连宝等人脸上都带着新落下的伤痕。衣服也有撕扯的痕迹。建国范东忙把他们带到起科跟前询问。连宝把脚扣和电工工具包重重地往地上一扔,诉说道,赵光这小子带着他们,到了线路工地上,半天也不下令开工,然后就跟组里的这几个队员说:“偷架电话,是高场长最烦心、最痛恨的事。也不知道起科到底是咋想的。他自己被撤了职,还硬拽着大家伙这么蛮干。这样下去,谁都没好下场……”连宝问他:“你刚才在起科跟前咋说得那么好听,一背过身到这儿,咋又说这些胡球日鬼的话。你是啥人嘛。”赵光说:“在韩起科跟前,你们这一大帮子没头脑的东西都跟着瞎起哄,我能说啥?反正这种事,我们不能干。”说着,招呼组里那两个跟他最要好的哥儿们就要走。连宝扑上去劝阻。双方各不相让,后来就狠狠地打了一架……“他人呢?”韩起科听完连宝的叙述,忙问。
“走了。”连宝恨恨地答道。
“上哪了?”韩起科再问。
“可能上高场长那儿告状去了吧。瞧着像是朝那个方向走的。”组里另一个队员答道。
韩起科不作声了。赵光去高场长那儿告状去了!这正是他最担心的事。如果真是这样,事情就很难收拾了。高福海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原谅有人背着他偷偷地安装外线电话的。不管这人是谁。多年来,高福海很明白,要想控制住遥远的冈古拉,就必须控制好这个“外线电话”
因此,如果他知道了韩起科偷架外线电话,绝对不会轻饶了他的。但这会儿已经顾忌不了那么多了。“哦……”韩起科强压下剧烈的心跳,又问:“线架上了?”
来得及做的最后一件事
“架上了。要不是那小子搅和,这点活儿,咱们早干完了。”连宝从桌上撕下一块旧报纸,擦了擦额角淌下的鲜血。两个女队员忙从一旁的搁板上,取下一只救急包,为他做紧急处理。“你们咋打得恁狠哩?”一个女队员心疼地问。一个脸上同样被打伤了的男队员咬着牙说道:“你可不知道,赵光那狗日的真打啊,抄起一把铁锨就往连宝头上砍哩。不过,那小子耍耍小聪明,动动嘴皮子还行,抄家伙打架,还差点劲咧!再说,他那边的人也没我们这边的人多啊!这不是自找吗?!”说着,在场的队员们又都开心地笑了起来。韩起科的脸色却阴沉得更厉害了,下令让所有在场的人赶快收拾起东西撤。包括我。他对我说:“顾校长,您也快撤。”我问:“不打电话了?”他说:“恐怕来不及了……”我忙问:“什么叫‘恐怕来不及了’?”他说:“没时间跟您解释了。你赶紧撤。快撤。”看样子,他是想留下自己一个人,用电话跟上边报告情况。即使让高福海发现了,也不会连累别人。他这么安排着,但已经来不及了。他的话音没落,高福海亲自带着一卡车的武装值班民兵,赶来包围了这个大地窝子。韩起科来得及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把连宝和参与打架的几个男队员藏进了大地窝子最尽头的一个小间里。那里最早是存放时令鲜菜细菜的地方。他来得及跟在场的队员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电话的事和打架的事,谁问你们什么,你们就死咬住一个不知道就行了。把所有的事情都推我身上。听明白了?!”高福海这一回是真生气了。他冲进地窝子,抓起那个附带有载波功能的电话机,二话不说,就朝韩起科头上砸去。韩起科没有躲。他知道这时不能躲。越躲,高福海越生气。机壳里装有一块好几公斤重的磁铁。它就带着这几公斤重的家伙,在空中飞出一个并不典型更不优美的抛物线,直直地砸到了韩起科的脑袋上,让他连连倒退了好几步,要不是后退中的身体踉跄着被土壁挡住,他怎么也会被砸倒在地的。额角立马裂开了一道两三厘米长的口子。口子里立马汩汩地涌出了鲜红的血浆。几个女队员都忍不住地捂着嘴,一下惊叫了起来。
“你真能耐啊?!在这儿给自己安电话?!你是什么干部?县团级?地师级?省军级?还是中央特派大员?啊?!退伍军人妄想违规安电话你还腆着个脸,代表我去处理他们。现在你自己在这儿偷着安电话……你还是个人吗?”高福海紫胀着脸,大声吼道。
“高场长,事情不是这样的……”闻讯匆匆赶来的马桂花忙插嘴解释。
高福海一下转过身来指着马桂花的鼻子吼道:“你给我闭嘴!我没迷糊哩!”他一边说,一边冲过去,从地上捡起沾着韩起科血迹的那部电话机,在马桂花眼前用力晃动着。马桂花怕他再用电话机砸她,便稍稍地往一边闪了一下,然后又赶紧站直了。
所有在场的人都不作声了。
额角上的鲜血流淌下来,已经把韩起科右边那只眼睑糊住了。但他却好像完全没有感觉似的,只是直挺挺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看着怒不可遏的高福海。“你还有啥事瞒着我?说!你还背着我干了些啥?说!你这喝狼奶长大的野种!说啊!!”高福海再次冲到韩起科面前,大声吼道。所有人都屏住呼吸,恨不能把各自的心都逼停跳了,害怕任何一点响动都会进一步激怒高福海,让他再次挥动起手中的那部电话机,向韩起科的脑袋上砸去。
“我没瞒您。我没再背着您干过啥。”韩起科低声说道。他这个回答让在场所有人感到意外。大伙知道,高福海最痛恨的就是有人背着他欺骗他。犯了这样的事,惯例是不管高福海怎么批评责备詈骂,你都别作声,只是低头站着,默默承受就是了。只有这样,才能缩短这种让任何人都会感到难堪的境遇。韩起科曾多次跟小分队的成员交代过这个“注意事项”。他自己从来也是这么执行的。今天他怎么破例了?他怎么还嘴了呢?他想干啥咧?想跟高福海破罐子破摔了?大伙越发地紧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