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小时后,方雨林突然出现在中队长面前,而且还身穿警服。中队长忙上前拦阻:“小子哎,检讨写了没有?马局可是留了话给我的。你不能不写检讨就走。嗨,你跟谁过不去,也别跟我过不去……”方雨林什么话也不说,板着脸推开他,径直向院内的存车处走去。中队长冲着方雨林的背影叫了一声:“哎哎……你小子真吃了豹子胆了?”见方雨林没理会,骑上车已经出了大门了,中队长无奈地跺了跺脚,回转身走进办公室,赶紧去查看那一沓公文纸。只见那几页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标题上写着“我的检查”几个大字。
六
跟大多数城市一样,除了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电视台、银行和海关总部的建筑总是市内最气派、最讲究、最具有城市标志性的建筑。丁洁工作的这个电视台当然也不例外。每每走上它镜面似的大理石地面,接触镀铝的金属雕花门把,总让丁洁想起自己应该穿上百货大楼新到的那种极昂贵的“苏里”驼绒大衣似乎才更得体一些。那是一种泛着毛皮光泽、手感极好的黑色或深棕色的大衣,厚实轻暖,气质飘曳而又高贵。但有时,她又希望自己穿得随便一点。因为电视台大门前常常会有一些从县乡村镇来上访的中老年人,他们渴望能在这儿遇到一个半个好心的电视编导,能把他们的“冤情”直接在电视里曝一下光。他们大多都去过北京,在中央电视台门口千方百计地寻找过《焦点访谈》或《新闻联播》的人。他们常年在外上访,背着一个小铺盖卷,提着一个破旅行包,身上一般都比较胜,也比较臭。但他们并不愚钝,有的居然出口成章,熟记各个时期的政策条文和中央领导讲话;有的则神智不太清了,但还一个劲儿地在那儿唠叨个不停。他们中也有人一来就找丁洁。因为他们知道她是这个电视台的新闻部主任,便嚷嚷着要找她替他们做主申冤。每每遇到这种时候,在电视台大门口站岗的警卫都会提早向丁洁发信号。她便驾驶着她那辆墨绿色的欧宝车,躲过这些人,从别的门进。当然,我们在电视台大门口能看到的人中间,更多的,还应该说是这个城市里活得最神采飞扬的那部分人。他们年轻,脸上总流露着极自信的极疲劳的兴奋;他们几乎被所有的人都认做是一群正在走好运的人。
今天没有上访的人在大门口拦截丁洁。她顺顺当当地进了电视台主楼,但一走进新闻部那间大办公室时,却一下子被自己手下那些编辑记者包围了起来。新闻部的这些男女编辑记者真是一个赛一个似的年轻,穿着也一个赛一个似的现代。丁洁进门前,他们就在议论昨天发生在来凤山庄的那起谋杀案。等丁洁刚走进那间门上标有“新闻部主任”的玻璃小隔间,没等她按惯例打开电脑,调看电子邮件,甚至都没等她脱掉那件棕色的中长呢大衣,换掉沾着雪水泥水的女式彩色胶靴,冲一包袋装的雀巢咖啡,吃两块高级的曲奇饼干垫一垫饥,他们就冲了进来。当然,最先冲进来的,是那个最年轻的女记者。然后,所有的人都一下子拥了进来,真让丁洁吓了一跳。
“丁姐,听说昨天市政府那个张秘书被枪杀时,您正在现场……”0“我离现场还有百十来米哩。”丁洁一边说,一边弯腰去取暖瓶。
一个女记者抢过暖瓶,替丁洁把咖啡冲上,并问:“您知道警方对这个案件有什么判断?凶手可能是什么人?凶手的作案动机到底是什么?据说,警方昨天在来凤山庄布置了相当多的警力保卫来自方方面面的领导。凶手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对他作案极其不利的时间和地点下手?”
丁洁捧起咖啡杯,站起来耸了耸肩,做了个极夸张的姿势,笑道:“Ladiesandgentlemen,你们这是在逼我开记者招待会呢?本人没有参与各方任何活动,更没有参与凶手的任何活动。对各位提出的问题,无可奉告。记者招待会现在结束。”
“哎呀,丁姐,您当时离枪杀现场才一百来米。那杀人的枪声,您是听得清清楚楚的……”那个最年轻的女编辑噘起嘴嚷道。
丁洁立即绝口否认:“没有,我可没听到什么枪声。那枪声据说特别闷。”
“甭管您是否听到了枪声,您反正高现场特近。跟我们透露一点内幕嘛!谁让咱们是搞新闻的呢?”那个最年轻的女编辑仍不甘心。
丁法只有拿出台领导的口谕来抵挡了。今天凌晨两点来钟,台长给她打电话,强调指出,根据有关方面的指示,有关这起市政府秘书被杀案,不得以任何形式在本台的任何节目中作任何宣传和透露。尤其是新闻口,近期内一定要把好这个关;要对编辑记者重申宣传纪律。“违者,小心你们的饭碗!”丁洁半开玩笑、半顶真地强调了一句。
大家不做声了。这时,丁洁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电话是传达室的老师傅打来的,告诉她,大门口有一位警察要见她。丁法迟疑了一下:“警察?姓什么?”传达室的老师傅告诉她,姓方。丁洁一听就来了气:“姓方?是叫方雨林吗‘麻烦你告诉这个姓方的,天底下姓什么的警察我都见,就是不见他这个性方的警察。”说着,“啪”地一声,重重地挂断了电话。
传达室的老师傅当然不明这里的底细,只得如实把丁洁的态度转告给了方雨林。方雨林倒也不着急,给老师傅递了支烟,然后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趁老师傅低头去找火柴的工夫,突然一转身,向大铁门里走去。老师傅忙冲出来想阻拦,方雨林回转身对他做了个致歉的手势,又扔个简易打火机给他,便照直向里走去了。
几分钟后,方雨林出现在丁洁面前。丁洁对此似乎有所预料。丁洁太了解这个方雨林了,他想做的事,是一定要想尽办法做到的。他早跟她说过,上帝造就男人,就是为了让他们不顾一切地把应该做的事情做成了。不想做事,或没有那股劲儿去千方百计做成那些应该做的事情的人,白白地多长了那么个玩意儿,就不配叫男人。也许从小就生活得特别细致和规范的缘故,每每听方雨林把话说得那么直白和粗鲁,她总是特别不习惯,特别不自在,但心里又总是特别赞成和高兴,总觉得方雨林补足了她一生精神上所缺了的又总在企盼的那点什么东西。那是一种极租后又极顽强的东西。丁洁甚至猜到他是为了那笔“钱”而上门“兴师问罪”的。
当然,方雨林真的出现在自己面前,她还是略略地愣怔了一下,她怕他当着自己那么多部下的面,让她下不来台,所以赶紧制止他:“方雨林,你……”
方雨林却做了个噤声的手势,让丁洁别吱声,一边关上那扇玻璃隔墙的门,一边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装得鼓鼓囊囊的牛皮纸信封轻轻地放在丁洁面前。
那信封里装的果然是她送到方家去的1500元钱。
方雨林平静地:“请点一点。1500。”
不知为什么,丁洁的泪水一下涌了出来。她激愤地说道:“方雨林,你……你别欺人大甚!”
大概因为丁洁这一声喊叫太响,外间那些年轻编辑记者纷纷回过头来,向主任室投来好奇的一瞥。
方雨林再次竖起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嘘……”
丁洁拿起那个信封,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他俩一前一后匆匆走出电视台明亮宽敞的走廊。又一前一后穿过电视台大院内的一个绿化区,走到后院的一个副楼,走进一间闲置不用的小化妆间。这里没有旁人。丁洁狠狠地看了方雨林一眼,说道:“好,钱我收回。这些年算我瞎了眼!”
方雨林却说道:“我还有几句话要说。”
丁洁问:“公事私事?”
方雨林答道:“私事。”
丁洁说:“私事免开尊口。
方雨林却说:“你必须听着。”
丁洁无奈地只得说:“你说你说你说!
方雨林说:“我知道你对我好,对我们全家人好……”
丁洁更生气了,便叫了起来:“你给我闭嘴!
方雨林却说:“我打心眼儿里感激你!天地可以作证,这些年除了你丁洁,我方雨林再没有如此亲近地接触过任何其他的女性。我在对待和处理你我之间的关系上是绝对认真严肃慎重的。但是……”
丁洁冷笑一声:“好一个但是!
方雨林却说:“但是,有一种感觉在我心里已经折腾了一子遍一万遍。我一千次一万次地想排除它,但一千次一万次地排除不了。我曾一千次一万次地告诉自己这种感觉只是个错觉,但当它一千次一万次地反复出现时,我才悟到,它不完全是一种错觉。即便是错觉,我们也得重视它……”
丁洁打断了方雨林的话,说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方雨林说:“我想,你也早就感觉出这一点来了。我们俩在生活经历、家庭教养、性格层面和内心深处都存在着太多不一样的东西……你我要长久地生活在一起,的的确确不太合适……”
丁洁却说:“没有,我没有这种感觉。”
方雨林说:“丁洁,你常常说你是一个理性胜于感性的女性。在这件事情上,你为什么就不能更理智、更客观、更冷静一些?你应该相信,我刚才说的这些,是一个成熟男人负责任的表白,要做出这样的结论,对于我也是极痛苦的……”
丁洁不说话了。她脸色苍白,怔怔地背对着方雨林坐着,眼眶里隐隐地闪动着湿润的光泽。过了好大一金儿,丁洁突然站了起来,眼角里虽然仍然闪动着一丝湿润,但从整个的神情上看,似乎已经恢复了平静。她说道:“是的,我说过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女性。如果你不健忘,我还对你说过,我还是一个非常固执、特别自信、经常会耍一点小性子的女性。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让别人来决定我要什么,或不要什么。我不会强迫别人去爱什么,但也不会让别人来左右我,告诉我不应该去爱什么……”
方雨林说:“我不是要左右你,但这件事毕竟是两个人的事。而且,丁洁,你想想……你也快30了,不能再耽误了……”
丁洁说:“耽误什么?如果你方雨林急着想另找一个女人结婚成家,别拿我说事儿!”
方雨林真是有口难辩了:“怎么又变成了我急着要结婚成家?”
丁洁指着那个牛皮纸信封:“这钱的确是我送到你家去的。但送钱的主意不完全是我一个人的。我太了解你了。我知道,给你送钱,一定会伤害你这个大男子主义的自尊,但我爸一定要我这么做。他一直挺关心你爸的身体,一直也没忘记他这个老部下,还挺关心你们家的境况。所以,这钱……你要退,直接返还给我爸。”说着,“啪”地一声把那个装钱的信封又甩给了方雨林,径直走了。
七
下午4点左右,公安部派出的专家组在省厅主要领导的陪同下,分乘三辆高档凌志车由一辆警车开道,鱼贯似的驶进来凤山庄。来凤山庄门口的空场上已经停着十几辆警车。各道口都有带着警犬的巡警把守,气氛仍显得异常紧张。马副局长代表市局向部里来的专家汇报了他们初步掌握的情况:凶手作案时使用的是国产五六式手枪。从现场所找到的弹头和弹壳来看,这支枪是一支编外的黑枪。枪的来源正在进一步追查中。
凶手一共打了三枪,只有一枪击中了要害部位。这么近的距离,只有一枪打中要害,这说明凶手很可能是个新手,开抢时也非常慌张。凶手的年龄大约在三十二三岁到四十一二岁之间。身高大约在1.70-1.75米之间。右腿或者曾经受过伤,或者正有什么伤痛。脚上穿的是一双江浙一带生产的牛筋底皮鞋。他应该是张秘书的一个熟人,或者是受张秘书的一个熟人之托,来找张秘书的,否则张秘书当时绝对不会放下晚会上那么重要的事情,跟他一起到山庄后头那个旧别墅里去。现场也没有发现任何搏斗的痕迹。说明凶手是在张秘书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向张秘书开的枪。现在有三个问题很难解释。第一,凶手是怎么进入现场的?当天,来凤山庄戒备森严,不持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是绝对没有这个可能通过内外两道警卫线进入作案现场的。第二,凶手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时间、这么一个地点来作案?当时,作案现场离来凤山庄不到一百米,山庄里当时正聚集着省市五大班子的主要领导和离休后决定回省城来定居的丁司令员。市局布置了一个中队的警力做安全保卫工作。张秘书是这次重要聚会的主要组织者、市政府周秘书长的主要助手。在那天晚上虽然说不上是个众目睽睽的人物,也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关键的人物。只有傻瓜才会选择这个时间。
这个地点作案。第三,凶手作案后,离开现场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马副局长说:“我们怎么也找不到他离开现场的脚印。
如果他不是被直升飞机接走了,就一定熔化在那幢旧别墅的空气里了。但那天根本没有直升飞机飞临现场,熔化也是不可能的。我搞了这么多年的刑侦,还真没遇到这种情况。从找不到痕迹来看,凶手好像有比较丰富的反侦破经验,是一个有经验的作案老手。但是作为一个作案老手,却选择了一个有悖常理的时间、地点来作案。从枪击的情况看,开枪的时候他又非常慌张,也不像是个作案的老手。两方面非常矛盾。到底怎么回事?请各位专家显显神通。”
“那幢旧别墅有地道吗?”沉默了一会儿,一位专家问道。
马副局长说:“那里只有个并不太大的地下室,没有地道。地下室已经坍塌。经过仔细搜查,地下室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脚印。”
又沉默了一会儿,另一位专家问道:“周围都被大雪覆盖,凶手逃离现场时怎么可能一点痕迹都不留下呢?案发的时候,在下大雪吗?”
“正在下大雪。”郭强答道。专家们都认识郭强。那位专家便直接问郭强道:“凶手逃离现场的脚印会不会让正在下着的大雪覆盖了呢?”
郭强解释道:“当时我们值勤的同志离案发现场只有两百来米,听到枪声就冲了过去,也就一两分钟时间赶到了现场。
这么短的时间,再大的雪,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把踪迹全掩盖了。“马副局长接着解释:“我分析,有两个原因破坏了现场的脚印。一是,当时有几个杂务工不断地在周围清扫雪;二是,枪响以后,大批值勤的同志冲到现场去,一下把现场的脚印踩乱了。”
那个专家追问:“没有找到凶手的脚印,你们是怎么判断凶手的年龄和身高的,还断定他穿着一双牛筋底皮鞋?”
郭强解释道:“有一个杂务工向我们提供了这个情况。他说,案发前20分钟,他看到这样一个人把张秘书带到后边的那个别墅去了。”
“哦?有目击者?这太重要了!”专家们兴奋起来。“那个人是内部人,还是外部人?”
郭强说道:“目击者说他没注意这一点。”
“这个目击者,就是那个杂务工,他既然注意到了陌生人穿什么鞋这样的细节,却没注意他是内部人还是外部人。这好像有点儿说不通。”一位专家质疑道。
“查一下这个杂务工。如果没有别的什么问题,让他指认一下我们内部的那些人。从你们谈的这些情况来看,我觉得凶手很有可能是你们内部的什么人。”一个专家提议道。
郭强立即答道:“好的。”
在去作案现场的路上,一个专家突然问道:“你们那个方雨林呢?他今天怎么没来?”这几个专家跟“5.25”大案的专案组曾有过接触,当时都对方雨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郭强看了马副局长一眼,说道:“他……”
马副局长说道:“他调动工作了……”
一位专家忙问:“他不在刑侦支队干了?”
马副局长答道:“是的。”
一位专家问:“出什么事了?”
马副局长代答道:“没有,没出什么事。工作需要,临时做了点调整。”
专家们笑道:“是不是跟你们领导闹了什么别扭,把你们烦了?这小伙子是搞刑侦的料,你们要不用,我们可就用了。”
马副局长笑着摆了摆手:“别价,你们那儿人才济济,随便拉出一个来都是专家一号,还是给我们基层留一两个能拉套的吧。”
这时,方雨林正在那幢旧别墅里重新勘察着现场。没人让他来,但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居然找不到作案人进入和逃离现场的踪迹。不一会儿,刑侦支队的一个在外面望风的同志跑来告诉他,马副局长来了。
方雨林忙关掉手电。
刑侦支队的那个同志急切地问:“你又看了这么一遍,发现了什么没有?”
方雨林只说了一句:“回头再细说。”便匆匆地向停放在树丛背后的一辆旧吉普车走去。这时,马副局长带着部里来的那些专家已经走近了旧别墅。这一行人都注意到了这辆正慢慢向山庄外驶去的吉普车。只是天色已晚,无法看清开车的人而已。有一位专家问:“哪儿的车?”郭强忙解释:“我们重案大队的。这会儿,外头的车根本进不来,全封锁着哩。”专家们便放心了。马副局长却狠狠地瞪了郭强一眼。他似乎已经猜到,是谁开着重案大队的车,趁这空儿“溜”进来看现场。他也料定郭强是知道此事的。但郭强却装着没看懂他的眼神,掉转头去,走到队伍的前边去带路了。好在,这时候马副局长的手机响了,使他顾不上再追问此事。
马副局长接完电话,忙告诉专家们,省纪委孙书记有个跟张秘书被杀相关的重要背景情况要通报给大家。于是一行人立即上车,风驰电掣般地赶到省纪委。孙书记早在省纪委大楼那个略显陈旧的小会议室里等着了。省纪委至今还在省委大院后边那个四层的青砖旧楼里办公。一年四季楼道里的水泥地面上总是湿漉漉的。孙书记和各位专家—一握手问好,就把马凤山叫到身旁,低声地说了句什么。马凤山立即又去跟郭强低声说了句什么。只见郭强立即收拾起自己的笔记本,走了出去。尔后,孙书记把自己的秘书也打发走了,小会议室里就剩下了马凤山和公安部来的那几位专家。
“考虑破案的需要,省反腐领导小组让我向各位通报一个情况。由于这个情况可能涉及目前在职的省市两级领导中的某些同志,所以,只控制在很小的一个范围内通报。请各位不要做记录,也不要扩散……”孙书记的开场白简洁明了,会议室里的气氛却一下紧张许多。马凤山和那几位专家立即放下各自手中的笔,并会上笔记本,提着一口气听着。
“查‘5.25’大案时,各位都接触过我省那个闻名全国的特大型国有企业——东方钢铁公司。20天前,有人写信给省反腐领导小组,揭发说该公司曾拿出30万份内部职工股向省市某些领导行贿。省委章书记非常重视此事,经省反腐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将此事交省反贪局立案侦查。专案组到达东钢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16日凌晨三点来钟,东钢的三位主要领导到招待所来找专案组组长,交代了此事的原委。他们说东钢在改制过程中遭遇了巨大困难,他们想争取得到省市有关领导某种额外的支持,于是集体决定给部分省市领导‘意思意思’。他们都是当了多年领导的人,知道这件事万一败露,对他们个人、对这些省市领导都将意味着什么,所以必须做得十分保密。于是他们自作聪明地决定,此事具体交一位副总裁操作。别人不要过问,也不得过问。如果万一出事,责任由集体承担。他们还给这位负责具体操作的副总裁签下了一纸合约。所以,这些原始股后来到底送出了多少,到底送给了哪些省市领导,这些领导人中,谁收了,谁拒收,班子中的其他人一概不知。只有这位具体负责操作的副总裁知道。这位副总裁姓熊,名复平……今年58岁。他17岁进厂当炉前工,19岁入党。他是东钢领导班子中推一从工人中一步步提拔起来的公司一级领导。专案组到达东钢的那一天,他不在东钢,因为心脏问题,在省第一人民医院住着院哩。专案组获知情况后,征得大夫的同意,立即派专车把他接回东钢,并于当天上午跟他进行了第一次接触。由于这个熊复平思想负担过重,在专案组的同志反复给他做工作时,突然心脏病发作,送医院抢救……”
“没死吧?”马凤山问道。
“差一点吧,我亲自送他去的医院。给院方下了死命令,让他们尽一切可能抢救。经过抢救,病情稍级,熊复平提出要见我。他说了这么一个情况,他在接受送股票的任务后,心里也特别害怕。他担心,如果这30万份内部股完全通过他一个人的手送到那些省市领导手中,日后万一出了事,那些拿了股票的领导翻脸不认账,他熊复平就是浑身上下都长满了嘴也说不清,到那时候,他真的是要死无葬身之地了。另一方面,他为人本分老实,平时跟省市领导走动得不是太多,对他们并不是太熟。给领导送股票,虽然不能说是一件特别复杂的事,但也不算简单。谁、什么脾气、家里经常有什么人在、夫人的脾气怎么样、这股票怎么个送法才能让领导安安心心地收下,这些都要摸得特别准才行,一点都含糊不得。所以他找了一个人跟他一起来做这件事,这个人就是张秘书。张秘书是东钢子弟,父亲是从鞍钢调来创建东钢的老工段长,一家人对东钢特别有感情……他觉得有这么个东钢子弟作旁证,万一出了事,也有个人替他作证,30万份股票并非他熊某人私吞了。后来,这几十万份内部股票实际上是通过这位张秘书的手,送到那些领导手上的。”
一位专家问:“你们找过这位张秘书吗?”
孙书记说:“原定18日晚上,也就是昨天来凤山庄聚会结束后的当晚,找张秘书谈。怕出什么问题,那两天我们已经对他进行了内控。那天在来凤山庄布置那么多警力,对于我们来说,其中一个原因也是或公开、或隐蔽的对这位张秘书进行严密监护。甚至安排了一些便衣,比如说那天唱小合唱的人里面就有我们纪检方面的人。我们以为已经做到了万无一失,没想到……还是出了事。”
“你们推测,张秘书被杀,跟这起股票案有关?是杀人灭口?”
“怎么下结论,当然得在调查研究之后。但我们觉得,张秘书曾经染指东钢股票一事,他又被人杀害在组织上要找他谈话前的一两个小时,这里边可能有什么重要的联系。”
“熊复平现在情况怎么样?”
“16日中午又昏迷了过去,一直在抢救,到昨天傍晚才苏醒过来。但心肌梗死大面积出血,情况十分不稳定,仍处在病危之中,大夫严禁任何人跟他谈话。不过,我们已经采取了最严密的保卫措施,并且准备在今晚把他转移到某集团军军部医院去治疗。”
“熊复平不能再出问题了,最后的线索都在他脑子里……”
马凤山忙问:“要我们派人护送吗?”
孙书记说:“不用。这次转移请部队帮忙,由集团军军部派车专人护送。”他看了看手表,又说道:“如果不发生意外,现在车队应该出发了。”
这时,办公室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所有的人都一怔。
孙书记似乎预感到了什么,神色为之一震,立刻落下脸,忙去抓电话。电话是专案组派守在医院里的同志打来的,说是军方的车半道上让郊区农民运菜进城的大车队给堵了一下,迟到了十来分钟。
孙书记忙问:“没出别的事吧?”
“没有。如果不发生意外,车队估计能在15分钟后离开这里。”电话那头报告道。
孙书记稍稍松了一口气,又叮嘱道:“车队出发时和到达以后,给省反腐领导小组和顾副书记分别都报告一下,他们都在电话机旁等着哩。”顾副书记是省委副书记,章书记去海南治病前,便在常委会上明确,在此期间,由顾副书记代理反腐领导小组组长一职,主持反腐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
这时,专案组的那位同志突然在电话里慌乱地惊叫了一声。原来,急救室的大夫匆匆向他报告了个情况:躺在特别隔离病房里的熊复平病情突然恶化了。
“告诉医院领导,一定要把熊复平抢救过来。并且要特别注意安全保卫,防止再出现意外事件。快去安排!”孙书记大声吩咐道。但等孙书记等人赶到,抢救已经停止了。孙书记揭开蒙在熊复平睑上的那条白床单,已经停止呼吸的熊复平还微微地睁着眼睛,脸上固定着一种惊骇中又略带些愧疚的神情,在白炽灯下看起来显得异常地僵硬。孙书记轻轻地叹了口气,替他合上眼睛。
孙书记上车前沉吟了一下,他担心熊复平有可能死于其他原因,于是让马凤山立即通知法医来尸检。但尸检的结果证明,熊复平确实死于大面积心肌梗死。
“这事责任在我,我的工作没有做细。熊复平的心脏一直不太好,去年还住了两个月的院。我应该想到,他的心脏可能经受不起这样的冲击,事先应该采取更周全的防范措施……东钢股票案的两个知情人全死了,这案子就更难整了。”在向顾副书记汇报情况时,孙书记这样做着自我检讨。
“是啊,你看这事儿闹得!”顾副书记也深深地叹了口气,“不过,有些事情的确是防不胜防的,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可以有周全的追求,但难以有周全的结果呀!”说着,他转身向秘书:“章书记那边的电话要通了没有?”顾副书记正准备亲自飞到海南去向章书记汇报这些让人感到棘手的最新情况。
“您非要亲自去海南一趟么?章书记走以前已经明确,他不在家的时候,省反腐领导小组的工作由您主抓。”孙书记小心地试探着。他知道,顾副书记平时挺反感相关部门的人越过他直接去找章书记反映情况。
“让我‘主抓’也只是个代理。这么重大的事情,当然要向他汇报。”顾副书记淡淡地说道。这时,秘书来报告,海南方面的电话已经打通,但那边医院的领导不同意章书记出来听汇报。他们说,章书记病情还没有稳定,怎么也得等这个疗程结束以后,看病情如何再定。如果基本稳定了,也许能让章书记适当地每天出来工作一两个小时。
“那我们先研究吧,等研究个结果出来,再向他汇报。”
马凤山提议遭:“还有一件事恐怕得赶紧。我估计,熊复平、张秘书这两个人也许会秘密地留下一点什么备忘录之类的东西,载明他们把那些内部职工股送到了什么人手上。是不是马上派人去搜查一下他们的家和办公室?”
孙书记立即说道:“我看可以。顾副书记,您看呢?”
顾副书记却只说了一句:“这些技术性的事,你们自己决定。”
孙书记立即对马凤山说:“就这么办,马上行动。通知反贪局派人参加。”
但连夜搜查的结果仍是一无所获。
八
从海口飞来的波音747喷气客机20点零5分准时降落在省城正西方向20公里的禅树机场的时候,一场罕见的大雪也在无声地降落着。省委副书记顾友才亲自带人带车等候在飞机的舷梯下,迎接章恒书记。没用多长时间,那漫天飞舞的雪花便把那三辆黑色大奥迪车的车顶全部覆盖了。当章书记和海南方面派来专程护送他的两名医护人员一起出现在机舱门口时,顾副书记忙不迭地跑上舷梯,搀住章书记说道:“你看你,非要亲自赶回来听汇报。一路上还行吧?没什么异常吧?”
“有什么异常!”章恒从老顾的搀扶中,抽回自己的胳膊,说道,“这雪下多长时间了?”
“一个来小时了吧。我还担心你们再晚到一点,飞机真降落不了哩。”
“好雪,好雪。”从小就在北方长大的北方汉子章恒连连赞叹道。“海南啥都好,就是见不着雪。这冬天见不着雪,可把我腻歪坏了。”说着,他长长地吐了口气。
昨天深夜他听了老顾的电话汇报,当即便把医院的领导请到病房,告诉他们,他得马上回省里去。
“回省里?这……”院长还没回过味儿来,他就十分肯定地又追加道:“我不是在跟你们商量,更不是请求。请容我是不客气地说,我是在通知你们,我必须马上回省里去召集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请你们为我回省里去做些准备。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的话,请派两个人一路上照顾一下。”
“回省里……”院长显得万分为难。“要不要跟中央打个招呼?您来治病,是中央书记处批准的。我们私自把您放走了,万一路上出什么事,这责任……”
“书记处那边,我去请假。你们就负责医疗技术方面的事。怎么样?就这么走吧。”
“章书记,好像有点不太对头吧?到底您是大夫呢,还是我们是大夫?”院长无奈地笑道。
“当然你们是大夫。但这回我说了算。对不起呀,家里出了大事了!”
章恒第一次听到有关来凤山庄枪杀案的汇报,就极其敏锐地感觉到,这起案子非同小可,有内涵,它绝非是简简单单的一起恶性刑事案。听了昨晚老顾的汇报后,得知这个姓张的秘书跟东钢股票案有牵连,他的心一下沉落下去,甚至绞痛了好大一会儿。A省的工作这些年一直在平稳地上升,尤其在中央所定的国企改革扭亏和国民经济结构性调整等重大战略性攻关项目上,A省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前不久,《人民日报》还以整版的篇幅专题报道了他们在这些方面的经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评论部派了一个摄制组来,要做这方面的系列报道,让他婉言谢绝了。快60岁的他,非常明白,现在对A省来说,最重要的是把事情做扎实、做全面、做到深处,做出真成效,而不是忙着给自己戴各种各样的“高帽子”。他指令性地要求信访部门每个星期都向他专报一次该周信访(包括上访)情况分析报告,他要知道民情民意。他不能在群众来信来访率高居不下、甚至还在继续上升的情况下,坦然自若地面对摄像机镜头,面对中央领导和全国12亿民众夸夸其谈A省的“成绩”。天道归一,民心为上。一时权重位高的他,总有一天是要回到人民中间去的。当然,到那时他仍可以由于政策的优渥,躲进独门独户的深宅大院,由持枪警卫护卫着,享受着依然不变的省部级待遇,而不必管他“春夏与秋冬”。假如真是这样,又何必自称“共产党人”而招摇了这一生?无非一介府官腐吏而已嘛!啧!他不能忘记,80年代初,他从飞机制造厂副总工程师的位置上调到省经委,离厂的前一天晚上,厂领导班子里的同志为他举行欢送会。大伙儿谈了整整一个晚上。谈身为国企领导人的苦衷,谈中国改革下一步的艰难,谈他们这一代人肩上不堪重负的担子和内心深处种种的不平衡,甚至谈到了各自家庭生活的甘苦,但就是没谈个人的“未来”。都不敢展望啊!没法谈哪!一直到天快亮时,他才走出厂部那幢白色的小楼(这楼还是当年日本人盖的)。他想悄悄回家,然后悄悄离厂。他不敢跟厂里的工人告别,不是怕别的,只怕自己见到那样的场面,会太动情,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这个厂从日本人手里接管过来时,是个完全瘫痪了的飞机零部件修配厂。一直到今天,成为制造我们自己的民用飞机的主要工厂之一,工人们和基层的技术干部们一步一步怎么奋斗过来的,他章恒是感同身受的。他热爱这一切,甚至爱到有些“盲目”的地步。他告诉各车间的领导,不要组织工人欢送,不要让他难受。快走到厂门口时,果然没见什么大场面,他的心稍稍放松了些,但又有一些失落。再往前走了几步,只见厂大门旁有几个人影幢幢。走近了一看,原来是每个车间派了一个老工人代表在这儿等着他。夏秋之交的A省是个多雨的季节。雨悄悄地下着,尤其是在黎明前,还伴随着零零星星的雷鸣。老工人都围了上来,都是工段里一些不善言谈的骨干分子。“走了?”‘“走了。”“走了好。”“有什么好的?”
“再待一会儿吧。”“雨大了。”“那就走吧。”他们默默地送他到工厂大门口那条黄色的界线前。按规定,骑自行车上下班的到此线前,就得下车。大伙儿习惯地称它为“厂界”。
“再站一会儿吧。”有一位老工人突然提议。当时一条腿已经迈出这条黄线了的章恒猛一下没听明白:再站一会儿?干吗?
站规L?他疑惑地抬起头来打量着那几位工人代表。只见他们一字排开都站在那条黄线里边,极恳切地、极眷恋地望着他。
他忽然间明白了,这些老工人是要他在这条黄线上再多站一会儿。他的心一下酸涩涩的,忙收回自己的脚,眼泪居然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一位老工人掏出一瓶酒,不好意思地走到章恒面前,说道:“不是好酒。”从来不喝酒的章恒居然接过酒瓶二话没说,咬开瓶盖,咕略咕略一口气差不多喝了有五六两。后来自己是怎么回的家,再也想不起来了……
是的,人民,对于章恒来说,绝对地百分之一百地不是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虚泛概念,更不是理论上的一个幌子,对于他,这两个字眼绝对是一江春水,日月星辰,是心跳的震颤,血肉的呼喊,是一个魂牵梦亲无法解脱的终生情结……直到现在,他到大学校园和一些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座谈,听他们慷慨激昂地谈科技、谈改革、谈自身价值、谈世界发展趋势、谈民主自由,以至于谈到祖国,却始终谈不到“人民”这两个字,他心里总有一些隐忧。他总会怀疑地问自己:难道……我真的老了……思想停滞了?过时了?
九
三辆奥迪车由机场直接去了省委大院。飞机起飞前,章恒就打回电话说:“我想见一见我们的同志,跟他们吹吹风。”
顾友才问:“您要见哪些同志,我去替您张罗。”章恒便让秘书立即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份名单传真给了顾友才。这时候,这些同志已经在省委常委会议室里等着了。顾友才原本还想请章书记先到办公室去小想一会儿,再让大夫(第三辆奥迪车里坐的就是他特地从省人民医院请来的专家)大致地为章书记做一下常规检查。如果大夫认为章书记可以去会议室了,再去也不迟。但章恒却只在办公室里稍稍地歇了会儿,喝了一口他喜欢喝的乌龙茶,又让秘书把签到的名单拿来,看一下哪些负责同志到了,哪些负责同志请了假,问清了请假的原因,并在那个负责同志的名字上做了个特别的记号,便站起来说道:“走吧,别让大伙儿等不耐烦了。”
也许,因为事先都听说了一些什么,省委常委会议室里的气氛虽然仍保持着往常那种平和从容,但只要是熟悉这种层次的政治生活的人,还是可以从这貌似的平和从容中觉出一种少有的拘谨和紧张。
章恒首先没有去找公安刑侦方面的同志,并不是对破案不重视。他已经做了安排,他要亲自去听这方面的汇报。但他认为“12.18‘枪杀案的严重性在于它直接表明,省市权力机构中”可能“有人已经卷入了东钢股票案。作为省委的一把手,他必须要先从政治上掂量这个事件的分量,先把住政治这道关。
“在座各位都是我们省市两级五大班子的主要领导。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各位大概已经有所耳闻。省反腐领导小组访承了中央,决定向各位通报刚发生的这两起案子的情况。现在事情非常清楚,市政府的那位张秘书是被人谋杀的。杀张秘书的目的,极有可能是为了掩盖东钢股票案的真相。因为只有张秘书和熊复平知道东钢30万份内部职工股流到了什么人手里。
继张秘书被杀后,熊复平突发大面积心肌梗死,抢救无效,也于昨天死去。昨天晚上,公安检察部门派人去熊张两人家中搞了一次突击搜查,搜查同样一无所获。现在可以这么说,跟东钢股票案有关的线索,全部被掐断了,我们的对手非常有经验,干得也非常漂亮。但中央领导指示,不管情况多么复杂,多么艰难,一定要把这起谋杀案,连同它们背后的东钢股票案彻底搞清楚。“说到这里,章恒稍停顿了一下。他说话语音清晰,语调平缓,用词洗练准确,绝不随意发挥,更不随意表态。他要表态,一定是经过自己深思熟虑,决定付之实行的。
轻易不会改口,更不会不认账。所以他说话,虽然不像有些领导那样幽默风趣,但听的人都十分认真,都挺把他说的话当一回事的。“现在外面风传,东钢的这部分内部职工股票送到了我们这两级班子的个别什么人手中。中央领导同志说,希望这只是个风传。但也希望我在今天这个会上吹吹风,打个招呼。
假如确有这样个别的同志,当时没能把握住自己,做了某些违背党性原则的事,拿了这些股票,现在还来得及,只要主动向组织说清楚,党的原则仍然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给这些同志两天考虑时间。两天之内,可以跟省反腐领导小组的任何一位同志谈,也可以往医院打电话跟我谈。甚至直接到医院来找我。我已经跟医院打了招呼,在这两天里,只要有省市领导同志来找找,他们不得挡驾。如果觉得不方便,还可以直接去北京找中纪委谈。为了今后工作的方便,我和老顾同志先表个态。我,章恒,用党性保证,没有拿过东钢一分内部职工股。“说着,他象征性地举起了右手。
留着络腮胡子的顾友才接着也举起了右手,大声说道:“我保证,我没拿。”
全场肃静了一两秒钟。
主持会议的省纪委孙书记刚要宣布散会,市委的秦书记举起了手,大声说道:“我没拿。”然后接着第四个、第五个……都举起手表态,不一会儿工夫,所有与会的领导同志都举起了右手,他们全都保证自己没有拿东钢的内部职工股,和张秘书被杀案没有任何关联。那么……那30万份职工股究竟哪去了?张秘书的被杀和这30万份职工股难道没有一点关系?章恒书记千里迢迢带病从海南赶回来,开这么个吹风会,完全没有必要?完全是“神经过敏”、“庸人自扰”?
……会场上一下安静下来,安静得似乎马上就要发生大爆炸似的。主持会议的省纪委孙书记看了一下章书记,他想知道他现在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章恒书记拿起自己的保温茶杯,不紧不慢地只说了两个字:“散会。”
十
傍晚时分,方雨珠带着方雨林急匆匆地走进那家中低档饭店,并推开一间雅座间的门时,那里居然已经有五六个年龄和方雨林相仿的男女青年在等着他俩了。白天,方雨珠到区劳动局职业介绍所去找活儿,居然遇见方雨林中学时的一个老同学在那个介绍所里当工作人员。那个老同学兴奋地说,他已经有好些年没见到方雨林了,他们一帮老同学也都特别想念方雨林。于是约了他俩到这个小饭店来见面。据说这个小饭店也是他们的一个老同学开的。但一走进雅座间,确让方雨珠愣了一楞:因为那五六个男女都在一本正经地看报,并且全都背对着他俩,挺不是味儿的。
“不是这儿吧?”方雨珠疑惑地打量了一眼那个穿着皱巴巴旧绸子旗袍的领座小姐,问道。历来机敏的方雨林四下里蜇摸了一下,也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劲儿,刚想撤身,从门后闪出两位壮汉,一把抓住他的两只手腕,大叫一声:“方雨林,你还想溜?”随着这声吼,那几个装着在看报的男女立刻放下报纸,转过身来冲着“被擒”的方雨林笑道:“哈哈,方雨林,你总算自投罗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