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喂——方林，达洲哎！”屋外，传来关队长的吆喝声。[世纪中文]他站屋前的杖子前扯着嗓子喊，“开会的钟点儿到啦啊，都麻溜儿去马号，谁也不兴缺勤啊，缺勤可要扣全天的工分！”

“关队长啊，会儿都连着开了好几天了，屁股都磨出茧子啦！哈哈……”赵瑛踢开屋门跟关队长搭讪。她朗朗地笑着，“关队长啊，咱就歇一晚儿吧？谁没有点儿自己的事儿啊！这暴天暴天地开会儿，有啥用呀，晚上也不让人家缓缓乏儿啊？”

大喇叭的几句牢骚话惹得姑娘们咯咯的笑。关队长迎着笑声进了屋。

关队长是生产队的政治队长。四十几岁的汉子，眼珠子大得像要鼓出眼眶，瘦削的面庞，两颗门牙龇着，高兴的时候就露在嘴外边，像肥硕的苞米粒儿。他是个特精明的庄稼把式，他仿佛天生有支派人的才能，啥活计他拿眼睛一打便估摸出该派几个人做、多少功夫能做完，保叫你轻巧不着又累不到哪儿去。人们宾服他的能耐，宾服他的心计，时间长了，就正话反说叫他“关傻子”。关队长家住知青点的西头，平日里跟青年们常走动，处得挺热乎。知青们都愿跟他扯个俚戏逗个哏啥的。

“天儿这么冷，也没冻坏你这大喇叭啊？”关队长也跟赵瑛逗着趣儿。他嘴上打着哧哈，搓搓手往炕边坐了一下又呲牙咧嘴地站了起来，“啊，炕这么凉咋睡得着觉哟！睡着了还不得把脚丫子冻掉哇。唉，你们这些‘阴天乐’呵，炕不好烧是咋的？赶明个儿……”

“没关系的噢，我们经冻着哩。天寒地冻何所惧，广阔天地炼红心嘛！哈哈……”

大喇叭说着，她做了个舞台亮相的姿势，知青们嘻嘻哈哈地笑作一团。

“阴天乐”是老乡们送给知青的绰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搞的人困马乏腰酸腿软，赶上个阴天下雨的猫个工，知青们便山呼万岁，“阴天乐”由此而来。知青们嘴巴头儿上不吃亏，回敬个“屯迷糊”“土老冒”啥的词儿给那些叫他们“阴天乐”的人们。

“你们这帮儿小青年儿啊，可别腻外开会噢。知道吗，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开会儿是武装头脑哩，磨刀不误砍柴功。走嘞，咱们洒楞儿开会去！”关队长把支卷烟叼到嘴上，龇着门牙笑了，他笑嘻嘻地催促着年轻人，“走勒，都麻利点儿，咱们的会儿早开早散，鸡蛋壳儿揩屁股嘁哩喀嚓！”

初夜，积雪把马号映照得如同白昼。几挂大车并排停在院子中央。这是个方方正正的院落，坐北朝南的五间青砖青瓦房，东两间是库房西两间是队部，中间是灶间。房后有几个圆锥状的粮囤，房前东侧是排方型粮仓。西侧是马厩，顶头是两间下屋。牲口在厩里悠闲地嚼着草料，抖着鬃毛，打着响鼻儿。马粪味儿裹着豆饼的清香气四下蔓延，滋润着人们的心脾。西屋的大炕上坐满了人，炕头炕稍儿挤得满满腾腾，桌子上、地上也没了空窝儿，来得晚的偎到了外屋灶间的柴火堆上。男人们抽着卷烟，屋子里烟气缭绕，充满了“蛤蟆烟”的气味儿。惹得女人们一声连一声地咳嗽，抱怨。男人们更加起劲儿地喷云吐雾，揉着肚皮放响屁，臭烘烘的味儿掺合着呛人的烟气，撩扯起女人们的咒骂和嘻嘻哈哈的笑声。

“妥啦，咱消停一下开会吧。”关队长扫视着会场打了打嗓儿。他撕下条儿纸，倒上烟末卷好叼嘴上，一丝满意的神情挂在了他脸上。“咱人儿来得挺齐整呵，看来咱大家伙儿的觉悟是提高啦呀。往后啊，咱就这么着，开会到点儿就来，早开早散，咱开板儿就唱，鸡蛋壳揩屁股嘁哩咔嚓！……达洲啊，你接着白天的话茬儿给大伙讲理论吧。”

关队长道过了“开场白”，杨达洲讲起了“继续革命的理论”。杨达洲好学，有口才，写得手好字，自打他在报纸上发表了“永不疲倦的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文章，人们更是对他刮目相看。多少日子里，他没早到晚的备课，不厌其烦地讲演，忙忙碌碌的日子让他觉着很充实，甚至有股青春得志的兴奋。今天的演讲却让他有几分忐忑不安：要联系实际批判生产队的“资本主义”倾向了，他心里有数，拿出来批判的正是社员群众所热衷的，“割尾巴”，大家还难以接受。人们没精打采，开会打盹儿，呼噜声一片……这都是抵触情绪在作怪。扬达洲先讲了“一个相当长、四个基本存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常的历史阶段，……阶级斗争……。他又开始讲哈尔套的经验，讲社员群众怎样敲锣打鼓赶着生猪，拎着土特产，鸡蛋筐儿扎上红绫子赶社会主义大集。谈到了生产队杨达洲说。

“我们要一扑心的干社会主义，高举红旗学大寨，不能光顾低头拉车，而不顾抬头看路。割资本主义尾巴，就要对自留地、匠人单干、办皮鞋厂等资本主义现象展开批判！响应上级的号召……”

“我提个问题！”方林打断了杨达洲的话，“‘粮食过长江’、（亩产千斤）‘菜油肉蛋齐发展’，不也是上级的好召吗？这些东西凭喊口号、大批判能搞得出来呀？咱们是农民嘛，就该讲究点儿实际，年底吃上新大米，把咱们的分值翻上一番，过上好日子，这才是根本呢！我们天天喊着要穷则思变，搞好生产，我们办鞋厂、养鱼搞副业，奔好日子 ，这有啥错儿？难道只有从公鸡屁股里抠鸡蛋才是社会主义呀？我想不通！”

方林的话就像往油锅里撒了把盐，会场一下子火爆爆的了。降大雪前上边传下令来：养鸡户都要上缴鸡蛋，不论公母按鸡头算，一只鸡上缴二斤，数儿不够要从供销社买来凑上。弄得人们怨声四起，背地里骂娘。大会小会儿的开过了多少次，人们开始有了觉悟：自己家的“自留地”叫“小生产”，会每时每刻出“资产阶级”的。农村就得“以粮为纲”，旁的不兴搞，匠人单干琢磨钱儿、搞副业都是“资本主义”。庄稼院过日子受穷是“社会主义”，越受穷越革命……人们的认识嘴上说是上去啦，可心里却总是别着劲儿。

“头些日子里啊，俺跟着公社去学人家的经验。酸讲话啦，冒火喧天的，老热闹了。”贫协马代表接方林的话茬儿唠扯起来了。这是个年近花甲的老农，黝黑的脸膛，大嘴巴厚嘴唇，说起话来憨声憨气，“酸讲话啦”是他的口头语儿，他说话唠嗑总离不了这个字眼儿。马代表打小给人家放猪没念过书，“扫盲”的时候认得了几个字，他当上贫协代表后练着能在大庭广众下讲讲话啦，什么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啥的词儿也能捅咕出几句来了。每逢社员会他总得讲上几句，仿佛不唠扯唠扯贫协代表就当得不够味儿似的。马代表咳嗽了两声又说道，“酸讲话啦，生猪、鸡蛋，农副产品都卖给国家。这些东西农民家里头没有，还得打肿了脸充胖子，这我就想不通了，酸讲话啦，收社员家的鸡蛋，按鸡数儿摊派不论公母。这从公鸡屁股眼儿里抠蛋就是社会主义啦？酸讲话了，你能让老爷们儿养活出孩子来！咱们天天吵吵着学大寨，改变穷面貌。社员有点儿自留地、让匠人单干、修养鱼塘办皮鞋厂，好处那都是‘秃脑瓜虱子明摆着’的，咋就成了资本主义！酸讲话啦，割资本主义尾巴。俺看那，那得看这尾巴有没有用，对社员有没有好处。尾巴如果有用，那就是社会主义的，就不能割！若是这尾巴对社员大伙儿没有啥好处，那就应该割，拿镰刀把它剁了去！酸讲话啦，改变穷面貌。费劲巴力就攒下那么几个鸡蛋，都充了公，还不是更得受穷？蛋是母鸡屙的，硬是给公鸡背份儿……酸讲话啦，……”

“嗳，我说伙计呀，留留你那两下子吧，啊。”佟会计用烟袋锅儿磕打着桌子打断了马代表的话。佟会计不到五十岁却过早的秃了顶，他那俩眼珠子总是森人地瞪着，嘴巴把黄乎乎的牙齿包得溜严。他不管吸不吸烟总是把个大烟袋叼在嘴里，有烟儿没烟儿也吧嗒嘴。他笑起来干出声儿，不见乐摸样儿。生产队论职位会计算不上什么重量人物，佟会计说话却挺压茬，他在队里可谓“知识里手”了。佟家在堡子里是大户，家族里有头有脸儿的人不在少数。佟会计嘿嘿地笑了两声道，“呆会儿呀，大家伙儿都让你老马头给说糊涂啦，可惜了你这贫协代表哩！分析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标准可不是看社员得到得不到利益。咱得算政治账儿不能算经济账，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分析看待事物嘛。我看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话说的就是这个理儿。”

“哼，耪大地的谁还不知道苗儿比草好哩！甭臭讲究了，论理儿我掰扯不过你，酸讲话啦，‘小鸡儿跟鸭子嘬嘴儿——你嘴大俺嘴小’。”马代表不服气地嘟囔着，“说了八开，她大婶子是个娘们儿。闹了归期，干社会主义，还不就是为了奔好日子啊？”

“干社会主义是奔好日子不假，那也不能光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青年队长佟德元插话道。这是佟会计的儿子，脸膛儿黑黝黝的，眼睛小了点却不失光泽。他在三台镇的中学念完“九年”毕业还乡，人们都说他跟老子一样有心计，眼睛一眨巴一个道儿，“赖蛤蟆没毛——随根儿”。生产队有好几个队长：管政治的、管生产的、管妇女的、管青年的……社员们跟生产队管事的说话不称职务，就直接管他们叫“官儿”，管“打头的”也叫官儿。算起来佟德元是个小官儿，“聋子的耳朵——配搭儿”。可他很有权力欲，总惦着出人头地能当上有实权的大官儿。他好喜不失时机地表现自己，“阶级斗争是钢，其他的都是目！啥叫根本？把阶级斗争当日子过，这比好吃好喝的日子重要！咱不能光挂着提高人们的生活而降低了他们的觉悟……”

人们跟着七嘴八舌地呛呛起来。皮鞋匠嚷得最欢。鞋匠是沈阳来的下放户，他大半辈子了以做皮鞋当营生，直肠子炮筒子有话照直嘣，遇事儿敢说敢喊，肚子里没一点弯弯绕儿。俺是鞋匠出身，天生的不怕 “穿小鞋”，给我穿小鞋，哼，俺挣烂它！他做鞋在行，干起庄稼院的活儿却像手指不分瓣儿似的笨，好说能抵上个大半拉子。活儿做得不好工分挣得少，家里肩儿挨肩的一堆孩子全靠他养活。生产队准许皮鞋匠在镇上的火车站摆了个修鞋摊儿，赚的钱跟生产队对五分成，队上给他记标准劳动力的工分，这样，鞋匠既挣了高工分又月月见得到现钱儿。日子宽绰了鞋匠也精神了许多，最近他张罗要在生产队办起个皮鞋厂，利用他原来所在的沈阳一家皮鞋厂的关系，承揽下厂方的皮鞋抛光、上鞋底儿的工序。这样，既解决了队里劳动力多土地少的难题，又能增加队里的收入。几天来的开会学习鞋匠听出了门道儿，他的修鞋摊儿连同办皮鞋厂都是“资本主义尾巴”，都在挨“割掉”之列，往后鞋厂办不了啦，还得把他的修鞋摊儿毁了把他召回生产队。这下他 “花果山打雷击（急）猴子了”，鞋匠见方林和贫协代表都开了腔，他从炕上站了起来，拉扑拉屁股蹦到了地下，他没急于开口，先把他那软胎儿的棉帽子摘下来，弹了两下，吹去帽上的浮灰儿。

“俺这人儿有话照直嘣！俺是鞋匠出身，我在火车站摆摊儿修鞋，挣钱分给队里这有啥不好？干社会主义，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能行风行风，能行雨行雨，这又有啥不好？咋就成了资本主义呢？依俺看那，匠人单干不是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皮鞋匠吐沫星儿狂飞乱舞，“矬老婆高声”。他把帽子使劲地扣脑袋上又一通喊，“学理论也好，搞社会主义也罢，归期是要奔好日子！依俺看那，匠人单干不能取消，穷折腾瞎批判才是资本主义呢！”

皮鞋匠一炸刺儿，队里的木匠铁匠泥瓦匠们“尿盆儿泡豆芽都出了嘴儿”，会场热闹得像开了锅。平日里生产队的匠人们大多都是出“花工”，农忙的时候在队里挣工分，农闲的时候做“黑活儿”，队里的劳动力有富裕也不与他们计较。付二木匠也发牢骚说，本来的嘛，上边的话今个儿初一明个儿十五，没有个准谱儿。话从当官儿的嘴里出来就是一百个对，大年三十晚儿死毛驴子，不好也得说好……付二木匠也不是个省油灯，他跟老马家连着亲戚，娶的是马家的女人。二木匠还是个漏粉匠，人们都吃过他用地瓜、土豆子漏的粉条，都叹服他的手艺。他也撺掇队里头建个粉坊当副业，当买卖做，提高生产队的分值。丁老头一心二用，他听着人们的议论手也没时闲儿，他在摆弄“梭子”编织着一片儿鱼网。这是个逮鱼捞虾的行家里手，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没有他抓不住鱼的季节。大辽河小水沟东土塘子西大坑，有水就有鱼，没有他逮不着鱼的地方。丁老头五十来岁的年纪，大眼睛阔脸膛，乌黑明亮的眸子显示着精明。他的儿子丁大黑跟知青们一般大，大黑是生产队的组长，老丁家跟青年们走得近乎，知青们常到丁家窜门儿，丁家的人也常到点上聊天侃大山。生产队改旱田种水稻，方林要把养鱼当成产业的想法与丁老头一拍既合，丁老头教会了方林钓鱼逮虾抓泥鳅，还规划了在西大坑改建养鱼塘。这样，不光能让乡亲们吃上鱼，鱼丰盛了还能赶集市，当土特产品换钱。丁老头啥事儿有自己的主见，他凿这样的理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方水土就好比一个大饼，由这方的人们分着吃。“饼”是有数的，这方的人越少人们吃得就越饱，眼下人口增加、知青插队、城里人下乡……“分饼”吃的人越发多了起来。队里的匠人们能走出去“打食儿”是件好事儿。丁老头也是一大家子人，日子过得就比旁的人家殷实。运动开始以来，丁老头逮鱼捞虾的事挨批判了，说是“破坏农业学大寨”。这让他学乖巧了，他开会学习踩准点儿来从不迟到，也从不多说一句话，自个儿找个背旮旯“咬草根儿眯着”，闲心静气的琢磨自己的事儿，做自己的活计，谁爱说啥谁说啥。

杨达洲瞅着乱哄哄的场面无言以对了。他今个儿说话不多却觉得有些口干舌燥，往常，他能对答如流地回答人们提出的理论问题，成套的理论他能倒背如流，连标点符号都突出得准确无误。可眼下，联系到实际却说不清道不明了。

“我说呀，咱大家伙儿呀，先别抬杠拌嘴。有些事儿呀，咱一时半会儿还弄不明白，这不要紧。”关队长打着圆场，人们呛呛的事儿他心里有数，做了多年的队长，现今又是党员干部，说话的策略性和灵活劲儿是得掌握的，既要给自己留个退身步儿，又得不能让人抓了把柄。“庄稼还得年年种，理论还得天天学。来年的自留地分不分，皮鞋厂干还是不干，匠人单干的事儿咱咋调理……这些事儿咱先别着急定，过些日子工作组就会下来……”

关队长话音未落，突然“砰”地一声闷响，紧接着房子，桌子，灯泡都跟着晃动起来。地震啦，快往外跑啊！不知谁喊了一嗓子，人们从恐慌中缓过神儿来争先恐后往屋外跑。蹽到了院子里的人们拥挤在大车旁瑟瑟发抖，惊慌地嚷着，叫着。那几间上屋又在大地的倾斜中晃了两晃。

这一刻是1975年2月4日19时20分，辽宁海城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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